主题：【《外交十记》（钱其琛）】[第四章加注至10月30日] -- 神仙驴

体现在外交部门尤其明显些。上述子婿接班的例子不少。

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做到对外友协的会长，婿王光亚做到副外长现任驻联合国代表，一家外交英杰。

这篇老文驴子前些年做过笔记，基本说明了特使的性质特点和意义。其中一些部分，如田凤山等当然不能“与时俱进”。下面驴子还要讲些例子和作些补充。

我国特使(礼仪性)的几个事例介绍。

1.

如上文述，特使通常冠以“中国政府特使”名义。但也有“中国国家主席特使”，功能上无甚差别，但是多强调“主席”特性，用在与对方国家元首、前任元首相关场合，受接见时还会有“代表xx主席”个人等等，加上了一些类似私人朋友的东西，用在做感情工作上。

最近的几个例子：

2004年4月28日，副委员长司马义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特使出席南非姆贝基总统就职典礼暨新南非诞生十周年仪式。新华社报道中，司马义代表胡锦涛主席祝贺...并当面转交了胡锦涛致姆贝基的贺函。姆贝基感谢胡锦涛主席派特使...他还请司马义转达他对胡锦涛主席的问候。

更近的例子是外交部长李肇星作为国家主席特使参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不再赘述。

2.

出席重大庆典婚葬活动的中国特使的级别往往较高，通常是部级以上，以外交部长和主管外交工作的副总理居多，也有一些其他例子。

主管外交的副总理。如吴学谦出席纳米比亚独立庆典、钱其琛参加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葬礼等等；

其他副总理。邹家华分别参加过老挝国家主席凯山丰威汉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葬礼等等；

国务委员。如司马义参加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葬礼、罗干参加纳米比亚独立十周年暨努乔马总统就职仪式等等。

外交部长。例子太多，不再例举。

国务院其他部长。有不少例子，一方面礼仪性场合不太需要外交专业知识太多；另一方面给其他部长外交场合锻炼的机会。

随便举几个例子：信产部长吴基传参加遭枪杀的亚美尼亚总理萨尔基相的葬礼、铁道部长刘志军参加飞机失事遇难的马其顿总统特拉伊科夫斯基的葬礼、科技部长朱丽兰参加克罗地亚总统梅西奇的就职仪式、交通部长黄镇东参加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的葬礼、国家计委部长级常务副主任甘子玉参加遇刺身亡的以色列总理拉宾的葬礼等等等等。

仅仅拿参加哥伦比亚总统就职典礼的中国政府特使，就有文化部长朱穆之(82年)、交通部长钱永昌(86年)、地矿部长朱训(90年)、副外长刘华秋(94年)、外经贸部副部长张祥(98年)、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02年)等等。

现在温内阁中，除铁道部长刘志军外，作为教育部长时的陈至立、水利部长汪恕诚、建设部长汪光焘、民委主任李德洙、交通部长张春贤等也曾以中国政府特使身份出席外国领导人就职仪式或葬礼。

其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作为中国政府特使的例子，除了前面讲过的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副委员长也曾在2000年10月以中国政府特使名义参加了斯里兰卡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葬礼。

3.

比较有意思的是，1994年4月22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逝世。当时邹家华副总理正率团在美访问。中国政府当即委任邹副总理作为政府特使参加尼克松葬礼。于是访问团摇身一变为吊唁团，也算是趣事吧。(当然这跟当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一事并不一样，不多说。)邹副总理几次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还是与众不同的。

国家主席特别助理

美国等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权力极大地位极高；新加坡等有“资政”，不知道这名号咋来的，是否资深政治家的简称？总之是给总理当顾问的。这俩称号听着就象是给专人(总统、总理)使唤的。不扯这个了，中国也闪现过“国家主席特别助理”的名号，不过是临时性的。得到这个名号见诸报端的有过五位：曾庆红、华建敏、滕文生、由喜贵、王沪宁。江总出任国家主席后，外事活动的陪同人员除了政府的部长们，还有一些党务干部，如曾常委等，当时在政府内并无头衔，但是地位重要，出访又是国事访问，所以需要一个国务性质的头衔，方便对外交往。曾常委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华建敏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滕文生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由喜贵是中央警卫局局长，王沪宁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以这样的党务头衔着实不如一个“特别助理”方便。不过，这样作的随意性还是较大，后来这个提法也就见不着了。现在要求政府制度规范化，估计法律明确之前不会再见了，当然极特殊情况下还是可能的。

国务院顾问

这是个消失了的职务，仅仅出现过一次，在1981年3月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决定任命钱之光、刘澜波、李强、曾生为国务院顾问。考虑到当时正在进行规模极大的机构和人事改革。这个国务院顾问的职位显然是来照顾退位的老干部的。后来成立了中顾委，有了老干部的最佳去处，这个国务院顾问的职位，也就悄没声息的取消了。

岁月不饶人啊。

外链出处

很想看看老江一头白发是什么样子

十三大见到赵紫阳前总书记的白头，多少人还慨叹万分，其实只是很少有“正值壮年”的领导人任内不染发罢了。

已经看过钱其琛、李岚清二老的白头了。这一代都奔八十了。

其实江总初进政治局的时候鬓角是白的，只是不大很受注意而已。

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有人问一个女孩子为什么想当老师？

女孩回答说: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总统，后来发现当总统只能是个梦想后，我决定长大后做总统夫人。

等我长大了一些，意识到当总统夫人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后，我决定，以后要当总统的老师！

赫赫，这才回忆起来，我小时候的理想之一，竟然是做名外交官

【日本《朝日新闻》２月２１日刊登昭和天皇裕仁侍卫长入江日记】题：同邓小平会见，天皇首先说“也曾有过不幸的时代”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３日（星期一）晴

围绕着邓小平来日，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右翼不断进行游行示威。真是愚蠢的行动。从中午１２时１０分开始，邓小平来到皇宫竹之厅。皇后陛下也不知坐在何处为好。

在竹之厅，天星陛下说“曾经有过不幸的时代。”这是一种意外的事件。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０日（星期五）晴中曾根总理于１１时来到皇宫，到１２时２０分离去。

天皇陛下向总理表明了“如果去中国怎么样”的访华愿望。

上次邓小平来访时，天皇陛下完全出人意外地说“长期地给（中国）添了麻烦”。我无法忘却此事。

1982年是个什么年呢？中共12大是那时召开的。党和政府都在酝酿着改革。比如中央设立了顾问委员会，比如国务院将部分副总理改为新设的国务委员。提拔大量年轻人成为共识。李鹏当时已经是电力工业部的部长，并等待来年成为副总理。江总也被提拔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钱老当时54，这个年龄在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就不简单了。

注意到1月13日邓公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次能跻身省部级的“年轻人”也确实堪当大任。

该年9月，中共中央废止党中央主席一职，胡耀邦以总书记身份成为党一号。

钱主管苏东事务当然与其经历有关。从简历上看，钱老早年是团干部，在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从而结缘，54年起10年间在苏联工作，然后3年回国负责留学生工作，当然那时主要还是对苏联东欧，此后结束6年的因为文革停止工作的时期后又担任驻苏联使馆参赞，不折不扣的苏联通。

中苏美大三角关系在中美建交后达到高点，从这时候开始微妙转变。

中国与美建交、反击越南后外交空间还是很大的，国内思想的放开和经济的起色使得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必须，中国外交出现新局面。进展很多且激动人心，包括4月6日，邓公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说，香港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中国外交显示自信。

而当时苏联的外交环境是，在入侵阿富汗后面临泥潭，外交上开始退缩。1981年12月因团结工会问题波兰实行军管，苏联压力极大。苏联开始寻求打破与中国的僵局。

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时选择地点是非常讲究的。勃氏选择塔什干和后来戈尔巴乔夫选择在海参崴发表对与中国关系的讲话是有深刻含义的。

勃列日涅夫这时也是病入膏肓，这年年底老爷子下世。后面还有讲。

此时他提到了早年中苏合作时的美好?D?D“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地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将既涉及到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到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步骤。”

设立新闻发言人成为外交部等政府部门规范化的标志之一。李肇星在这个位子上也干得不错。

附带说一句，外交部发言人由新闻司司长、副司长担任。司长离任后出路都不错。90年代后的发言人中，陈健担任过驻日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吴建民担任过驻法大使、现任外交学院院长，沈国放担任过驻联合国副代表、现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朱邦造担任过驻突尼斯及巴勒斯坦国大使、现任驻瑞士大使。

另外唠叨一下驻外大使。大使的级别多数是司局级的，有相当的是副部级甚至更高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个人都有表现。以后会谈到这个话题。

现在“听其言，观其行”几乎已是专指了。

可以看出总设计师嗅觉极高，是抓大事的，但小事考虑也很周全。不是只喊话，马上就有动作，这个反应是可以的。因为当时中美即将签署《八一七公报》，这之后再寻求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不仅有立场也有后盾。

邓公在外交部请示报告上的批注：“为了不致过于突出，同时去波兰二三天”；名义是“例行巡视我国使馆工作”；“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

苏欧司是外交部现在欧亚司的前身，东欧各国事务已交原西欧司办理，后者是现在欧洲司的前身。

于洪亮，此时担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后任驻波兰(83年)、罗马尼亚(85年)大使，1987年起出任驻苏联大使直到1991年11月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刻。有意思的是，他三任大使的前任是同一个人，李则望大使，后任也是同一个人，王荩卿大使。关于于洪亮，附一段采访他的回忆录。

搞外交的干部不好当。国内的干部司局级的只要有稿子念就可以了。

《八一七公报》签署的第三天。

马叙生，时任驻苏使馆政务参赞，后调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接替于洪亮，任上从东欧五国下手改善双边关系，取得重大进展。84年10月，马调任驻东德大使，实现昂纳克访华成功，最终使得东欧对华关系正常化。88年5月调任驻南斯拉夫大使。

后面还将看到邓公的谈判艺术，大师级。

十二大报告关于苏联部分的章节：

　　中苏两国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友好的。中苏关系演变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是由于苏联执行了霸权主义政策。近二十年来，苏联一直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派驻重兵。它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进行扩张，不断对我国边境进行挑衅。它还武装侵占中国的邻邦阿富汗。这些都造成对亚洲和平与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具有悠久的友谊，无论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还处于什么状况，我们都将努力维护和发展这种友谊。

葛罗米柯，1909年生，1939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57年接替莫洛托夫任苏联外交部长，直至1985年7月2日改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明升实降，因为他已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相适应。1988年10月，他因“健康原因”辞去一切职务，由戈氏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9年7月2日因病逝世于莫斯科。倒霉的日子7月2日。还好，老爷子下世前虽然东欧一塌糊涂，毕竟他还没看到苏联的解体。

苏联建国近70年，能让人记得的也就莫氏、葛氏，可能再加上比较近的谢瓦尔德纳泽，他们几乎全部囊括了整个苏联的外交部长时期。

poker face，记得后来用在朱槠基总理身上了吗？

平均年龄80上下的病老头子们开会决定国家命运（注意这个“病”字），还有比这更糟的事情吗？中国应该庆幸邓公改变了此前最高领导人事实上的终身制。不过说起来苏联老家伙们是够倒霉的。勃氏、安氏、契氏逝世时分别是76、70、74岁，其实也不算太老。现在人类寿命普遍延长，其实就跟中国比吧（，当然现在我们是退休制实行还不错的），江总2004年卸任军委主席已经68了，身子骨看着还倍儿好；朱总开始当总理就已经70了。没什么说的，咱领导人就是健康。

下面对比一下中国对苏联三次吊唁的规格。

勃氏： 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了简短唁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

外交部长黄华赴莫斯科出席葬礼。

安氏： 国家主席李先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署名发了唁电；

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飙前往使馆吊唁；

第一副总理万里赴苏。

契氏： 国家主席李先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署名发了唁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前往使馆吊唁；

副总理李鹏赴苏，转达胡耀邦总书记对戈氏的祝贺，被认为是两党关系改善的重要信号；中国首度称戈氏为“同志”。

前面说到，82年中央的一个举措是部分副总理改任新设的国务委员，黄华亦在此列。82年5月后，国务院副总理只保留万里、姚依林两人，到次年六届人大止，国务委员包括黄华在内共设11人。就在黄华从莫斯科返京后，被免去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由半年前从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转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吴学谦接任。

此时吴学谦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保持联系。当年毛主席留下几个福建小岛给老对手，用得着的时候轰一轰，也是一种联系方式。

阿尔希波夫，1907年生，1974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就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阿氏对得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称号。1950年时阿氏以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职务担任在华苏联专家的“总顾问”。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决议，在苏联驻华使馆设立经济参赞职务，并批准由阿氏以二级特命全权公使衔担任。53年中国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84年此次访华后，86年夏天阿氏在中国治病，10月5日“因身体健康原因”被解职。

陈楚，历任苏欧司司长、驻苏使馆公使衔参赞、亚非司、新闻司司长、驻日本首任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1980年起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主管外事工作。

吉洪诺夫，1904年生，普遍认为是勃氏的忠实战友，1980年接替柯西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俄国100年来年龄最大的总理。1985年9月戈氏任命雷日科夫顶替吉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此时吉氏已是朝不保夕。

85年对于中苏双方来讲，都是个特殊的年份。改革进行下去，老干部的问题怎么解决？双方可以说都是大刀阔斧。让我们来看一下。

苏联方面，领导人几十年不换的局面迅速改变。戈氏上台后迅速解除了一批“老干部”的职务，以此扳掉推行“新思维”的绊脚石，重要职务包括任命雷日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顶替吉洪诺夫，任命谢瓦尔德纳泽为外长、迁葛罗米柯为无实权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等等。戈氏的气势确实很大，全世界人耳目一新。

中国方面，要缓和一些。其实自82年12大设立中顾委起，邓公主持下年龄大的领导人已经开始渐渐淡出。中国与苏联不一样，老干部多是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而后重新起用，虽然僧多粥少，但至85年已经没有必要恋栈了。是年9月，12届4中全会，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革命家带头退出中央委员会，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同月召开的5中全会，李鹏、乔石等6位新人进入政治局。

齐奥塞斯库，绝对值得在中国外交史上大书特书的外国领袖。对塞氏在罗国内我们不予置评，但他对中国外交作出的贡献，大概只有巴基斯坦前总统叶海亚?汗可以比肩，是中国秘密与西方国家接触的主要联系人，曾经作为尼克松访华的主要联络人。关于齐氏，这里恐怕说不下了，有空的话，可以起个专题来讲。

关于捎口信这段，当时的翻译蒋本良是这样回忆的：

1985年10月9日，应正在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请求，邓小平会见了他。会见中，齐奥塞斯库以调停中苏关系的姿态，表示希望中苏改善关系，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仅对中苏两国重要，而且对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都很重要。邓小平当即指出中苏关系的症结所在并强调说，苏联应该以实际行动消除“三大障碍”，首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这件事做起，这是最容易做的。他风趣地说：“如要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这么做。”齐奥塞斯库赶紧附和说：“我也这么做。”邓小平抓住这个契机，突然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事有凑巧，正好齐奥塞斯库即将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这个月，就是10月22日，我们要在保加利亚见面，举行华约政治协商会议。”邓小平迅速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齐奥塞斯库立即乐意地应承说：“好，当然可以。”邓小平随即口授了一项重如千钧的建议：“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见面。”邓小平又强调这个破例的意义说：“我出国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可以破一次例。”齐奥塞斯库欣然接受了这项委托：“非常欢迎邓小平同志的倡议，一定转达。”邓小平又郑重其事地交代说：“你向他转达后，我们等候答复。”

会见后，邓小平以浓浓的四川口音、缓缓地向在场陪见的副总理李鹏和国务委员陈慕华道出了这项行动的分量和意义：“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哦！”

心痛吧。不过注意钱老在这里叫的是“海参崴”，而不是“符拉迪沃斯托克”。

85年11月到86年7月，长达8个月。这段时间中苏双方在做些什么？蒋本良的回忆中也有描述：

苏联利用邓小平口信，急不可待地想同中国实现高级会晤。对此，邓小平提出要予以警惕。他在一项批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利用中苏关系每一改善，打中国牌，从中国得到好处，此点必须时时警惕！” 为了压苏做出实际让步，他又指出，口信中的高级会晤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消除“三大障碍”。这就迫使苏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前进，否则它渴望的高级会晤就可望不可及。他指出：“三角关系很复杂，我处在最有利的地位。”一切要从保持和利用自己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出发。

在最高级会晤一时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苏又转而力图促成两国外长互访。针对苏打出的这张牌，邓小平对吴学谦外长指出：外长互访“暂不确定，至少推迟”。邓小平在吴学谦赴联大会晤苏外长前，又交代说：“要把分寸掌握好，不要轻易把牌都打出去。”他指出几种微妙的差别说，外长在联合国见面，有问题可以在那里谈。但是，互访性质不同；外长互访又同副总理互访不同，外长代表国家。 他强调其中的奥妙说：“外长互访就意味着关系正常化，美国、西方就要考虑同中国的关系问题。”他最后警示道：“现在是真正体现三角关系，走得太远不利，现在吊着对我有利。”他本人首先在掌握分寸上作出了范例。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评价说：“只说有新东西。这已经松了一步了，表示谨慎的欢迎。”

一向注重实效的邓小平，面对苏联当时泛谈改善关系、交往中“虚多实少”的特点，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实多虚少”的方针，先从同中国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经贸、边界问题入手。他指出：“世界都在看我们，同苏联的贸易关系和人员交往发展下去，不会丢掉东西。”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苏关系在政治领域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在经贸、边界问题上，在互利基础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加强了中国的战略地位。

戈氏实行外交上的全力退缩，站在苏联角度上，现在看来显然是不成功的。

戈氏的表态直接影响到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和中越关系的恢复。

普京10月来华，刚刚和胡总签署了边界条约。关于珍宝岛和黑瞎子岛等岛屿的归属，终于有了结论。

中苏良性合作和竞争。

附：《戈尔巴乔夫在授予海参崴列宁勋章大会上的讲话》见本文回帖。

华莱士这个老狐狸大家都不算陌生了。

附：《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见本文回帖。

关于苏联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以后俄罗斯的“第一副总理”再说几句。

“第一”在中国有第一且惟一的意思，比如赵紫阳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等等。但在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第一副总理”只是一种官职。举例说来，这时候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除了前面提到的阿尔希波夫、现在说的塔雷津，还有以后成为独立的阿塞拜疆首任总统的阿利耶夫等等。而部长会议副主席则要略低一点，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1986年就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苏联的部长会议制度类似与中国国务院，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第一副主席相当于副总理，副主席相当于国务委员。

罗高寿，此时任副外长，后任苏联驻韩国特派代表、俄罗斯总统驻朝鲜特派代表和特命大使（好别扭），92年起任驻华大使至今。后面《从苏联到俄罗斯》作者还会特意提到。

1987年底中共十三大更换领导层，88年3月七届人大召开政府换届，赵紫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任国务院总理，万里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先念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任中顾委主任，乔石任中纪委书记，姚依林任常务副总理，田纪云、吴学谦任副总理。外交工作在政治局内由吴学谦负责，钱其琛正式出任外交部长。

田曾佩，生于1930年，苏东专家，历任苏欧司副司长、驻苏联使馆参赞、驻南斯拉夫使馆公使衔参赞、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苏欧司司长、驻南斯拉夫大使，1988年4月开始任两届外交部副部长，开始主持对苏谈判。苏联解体时期出访新独立的前苏各国，后面还要提到。

谢瓦尔德纳泽，传奇人物，生于1928年，1972年当选为苏联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同年当选为格共中央第一书记，1985至1990年任苏联外交部长。1990年谢氏对戈尔巴乔夫开火并坚辞外交部长，举世瞠目。1991年苏联大厦将倾之际又受戈氏之邀任苏联对外政策协会会长。苏联解体，格鲁吉亚内战。谢氏返回家乡，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议会主席。1995年11月，当选为格首任民选总统。2000年4月连任。2003年11月被逼辞职。谢氏在家乡被誉为“高加索银狐”，95、98年遭遇两次遇刺未遂，他的传奇经历考虑今后另起专题。

正式访问当然是和其他工作访问、顺访等有差别的。仅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就有黄华赴苏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

戴秉国、李肇星就不用特地介绍了吧。

列宁山，苏联解体后改名为麻雀山，景色宜人。柯西金街即在此处，与著名的莫斯科大学相隔不远，传统上是政要居住的地方。

戈氏接替苏联元老葛罗米柯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仅仅2个月。

戈氏的“地中海”胎记过目不忘。

邓公曾经提到愿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同戈氏见面。估计苏联认为邓公年事已高（当时84岁），怕出麻烦，还是自己送货上门好一些。

这种滑头对邓公讲，那真是小case。

查得的钱老正式访格时间是1996年4月16日至17日。不太清楚1989年后5年即1994年，钱老可曾在格参加某国际会议？

因为涉及到89风波，及中苏领导会谈引发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这里就不多评述了。中苏最高级会晤，戈氏见识到了广场上的学生，对自己也是产生了相当震动的。89年东欧板块解体，波捷匈保罗以各种方式终结了本国执政党的命运。戈氏的新思维，虽然赢得外交上与所有大国的关系正常化，却不能赢得应有的尊重。戈氏从北京天安门看到的，可能反而使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以致于后来不能对苏联本国的政治势力因势利导，最终走向崩溃的命运。

意犹未尽啊！[可能的话再谈这个话题。]

第一章刚说完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访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时间上讲本章是最连续的。按照各章主体部分时间排序的话，本章似乎该派第二。

89年众所周知，情况极为特殊，可以说是结束文革后从无出现的局面。拉萨这时候已经戒严，胡总头戴钢盔镇压西藏的叛乱；而北京的学潮正愈演愈烈，在戈氏来京回见中国领导人后，整个局面失控，高层分裂严重。此时中国外交已经吃紧，但还完成了对巴林的建交谈判。88年钱老出任外长后，跟海湾国家关系进展顺利，卡塔尔(88年7月)、巴林(89年4月)、沙特阿拉伯(90年7月)纷纷与我建立外交关系。关于海湾国家，留在第三章【飞往巴格达】里提提。

我们还是有必要把5月份的背景交待一下。5月12日万里委员长离京，开始访问加拿大、美国。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党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号召大家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动乱，恢复秩序，赵紫阳总书记未露面。这个时候，普通百姓也清楚最高领导层已经发生变动。20日李鹏总理签署命令，北京戒严。23日万里委员长提前结束访美，乘机抵沪。31日，钱其琛外长离京出访美洲。动乱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开展对外交往迫在眉睫。单纯从外交角度看，万里委员长在中苏最高级会晤之前访美，显然是在已知底牌下，平衡大三角关系的举动。但由于不在京的缘故，很难清楚掌握北京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况，因而中断访美，改由一直在京了解情况的钱外长访美通报情况并打探反应。这个时候的外长难当啊。

突发性事件，钱外长5天前离开北京时意想不到的局面终于来临了。

周南，生于1927年，历任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参赞、副代表(大使衔)、外交部部长助理，1984年9月起任外交部副部长，1990年1月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此时负责港澳事务。

与国内联系困难是真实的。

外交部长确实应该尽可能的多作对外宣传，钱老做得对，即使在国内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

对的。Rice和Powell访华就纯粹是为访问而访问，中国政府毫不手软的给了个耳刮子。

是年，台湾在墨设立“远东贸易服务中心代表处”。墨西哥政府方面声明取消对方访问，态度是很强硬的。

高树茂，曾任外交部机关党委副书记，2001年8月驻意大利米兰总领馆总领事，2003年11月任驻蒙古国大使。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到60年代中期双方发展良好，1960年11月传奇领导人格瓦拉率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后来由于古巴追随苏联的原因，中古也在冷战。及至戈尔巴乔夫访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古双方关系的恢复是势在必行。钱外长此次访古作为稍前古巴外长的回访，标准着两国关系全面恢复和发展。此前中国只有郭沫若副委员长1960年12月访古的记录。

苏联的新思维导致卫星国和随从国思想和实际领域的一片混乱。与苏联近邻的东欧各国不同，离苏联稍远的古越朝等国有意识的保持距离，并对苏东糟糕的社会环境表示多多少少的遗憾。

卡斯特罗，时至今日为数不多的传奇领导人之一，1926年生，1956年回到古巴开展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1959年古革命胜利后出任总理。1976年后任国务委员回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至今，而对方的美国总统已换了十茬。口才极佳，《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震动一时。

卡斯特罗担任的主席通常指国务委员会主席。古巴1976年取消总统制而设立国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休会期间代表人大行使国家权力，定义上说类似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古巴宪法规定了国务委员会主席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附带说一下，这个时期在中国的外国领导人也有意远离京城。民柬主席西哈努克和夫人5月25日访问山东，在那里直到6月7日出访朝鲜。

另外，提前结束外访的还有：6月8日，欧共体和比利时突然宣布取消与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的会谈和会晤，后者不得不提前回国。代表团本来十应邀赴布鲁塞尔同欧共体进行部长级会晤和举行部长级经贸混委会会议，以及顺访比利时，团长是时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的郑拓彬。

苏联战略地位下降，压制中国在此后成为必然。此时的苏联虽然从东欧全速后退，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欧洲局势一发而不可收，89年波兰议会选举，团结工会上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修改宪法，实行多党制；捷克斯洛伐克在宪法里取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取代共产党执政；南斯拉夫、民主德国、保加利亚也先后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作用。89年的苏联，叶利钦进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波罗的海三国展开争取独立的运动。美国压制苏联的同时要防止局势由混乱走向不可控制，从而出现对西方的潜在威胁。与中国打交道一方面是利益驱使，一方面也可能是假道伐虢之计。当时西方对中国共产党能保持多久显然没有什么期望。

中国要解套。内政上人民群众普遍对执政党不抱信心，甚至可能曾向苏东看齐；外交上要突破西方的封锁制裁，决不可孤立于世界外。邓公的稳字当头很重要。坚持，关键是坚持。1年，只是1年以后，曾经失望的中国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看到了长期陷于动荡的苏东各国的现状，从而使人心而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可能。

斯考克罗夫特，1925年生，1947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6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1972至73年任总统军事助理，73至75年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1975至77年任助理(福特)，1989年1月至93年1月再度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什)。对现在伊拉克战争不以为然。

伊格尔伯格，担任过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此时是副国务卿。伊氏与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关系密切。1992年时任国务卿的贝克被老布什抽调进自己的竞选班子，伊氏得以短时间内出任国务卿。伊氏手拄拐杖行走的样子给人印象深刻之极。

美国总统喜欢使用特使，而且往往借助于特使的私人关系和政治影响力。前总统卡特、克林顿都当过此任，前国务卿就更多。

贝克自己也当了特使。2003年12月还到北京，受胡温接见，当时他负责伊拉克债务问题。这个贝克是本书中反复出现过的人物。生于1930年，1980年11月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85年1月任财政部长，1989年1月至1992年8月任国务卿。

李洁明，1928年生于青岛，中情局官员，后历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驻韩大使，1989年至1991年任驻华大使。

演义。基辛格访华也曾有类似的演义。

6月24日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顶替赵紫阳出任总书记。此时对外关系已是大事，邓公主导，总理李鹏、国家主席杨尚昆出面协应，具体事务当然还是外长办理。邓公危难之时出马是必须的。江总此时在对外上还欠经验，专心于内部事务。

老布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中国渊源最深的美国最高领导人。邓公所指年代是指1974年至1975年，布什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此前在担任驻联合国代表时亲历了联合国大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驱逐中华民国代表的事件，1975年11月后任中情局局长，大家都很熟悉了。公子小布什，虽然跟老爹来过中国，还是了解得少了。

不过说句实话，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尤其对于西方来说)具有指标意义。领导人病重乃至病逝会被认为下面将会有高层激烈争斗甚至可能导致政策变化；而凡是以官方“健康”原因下台的领导人多是不体面的被废黜。中国自胡耀邦后没出现“健康”问题。而且由于领导人的及时退休，即使是8年后邓公辞世也并未造成大的震荡。这点上，苏东朝乃至古巴应该向中国学习。

88年出任总理后，李鹏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外交一线工作，万里委员长不常对外，江总则是逐渐进入角色会见重要外宾。

中美政治体制不同。美国行政部门受到立法部门的监察和限制，中国应该更早认识到做美国议会工作的重要性。

干涉中国内政是美国必选之项。站在美国角度为自己牟利无可厚非。老布什还算明智，邓公健康的情况下，他在中国是玩不转的。

1989年12月马耳他苏美历史性的会晤，通常作为冷战终结的标志。以后有可能再讲。

基辛格“大夫”就不用多说了吧。

方励之，生于1936年，1955年起当了31年党员最后被开除党籍，学部委员，天体物理学家。因86年学潮由中科大副校长调中科院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因89年风波受政府通缉而躲在美国驻华使馆。后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

方的问题端出来是中方有意给美国就坡下驴。方在国内，政府其实不好办。后来方在承认犯法的基础上，得以以健康原因离境。以民运成员作交换条件，对政府来说，实在是只赚不赔。

11月邓公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身份上已经是普通老百姓了。此后邓公渐渐淡出人们视野，直到92年惊鸿一现。

江总出面了。

邓公在此次会见前后，陆续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等重要思想，是指导我国外交工作得方针。

齐氏是下场最惨的，但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啊。暂放一放。

不只美国，英国对华对港政策大变也是缘于此。不提。

穆巴拉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带有传奇色彩的中东地区领导人。1928年出生，1981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后，穆出任总统至今。

《民族筐》里简单提到过，海湾局势其实让困境中的中国外交局面获得极大改善。著名的弃权形象从此建立。中国实实在在的拿国际事务的决定票权为自己牟得了相应的大国权利。西方各国认识到这一票的分量。后来马其顿驻军等问题上中国的用意就太明确了。

中国也在学会怎么做买卖，尤其是和美国人。

89年到91年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刚刚说过，坚持到了90年中国外交好过多了，当年夏天如期召开的亚运会使全国人民有所振奋。91年借助海湾危机带来的意外效果，中国重建大国自信，此后一发而不可收。下面91年后期不再详注。

朱启祯，1927年生，历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部长助理，1984年8月任副外长，1989年10月至1993年3月任驻美大使。

注意，大选年时国家政策服务于国内政治气候，要紧先解决选举问题，上台之后，一切都还有再改的可能。

吴建民，生于1939年，先后在联合国、比利时工作，1991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新闻发言人，1994年任驻荷兰大使，1996年任驻日内瓦大使，1998年任驻法大使，2003年7月任外交学院院长，2003年12月起任国际展览局局长。

三冢博，2004年4月25日去世，享年76岁，生前曾担任藏相、外相、通产相等，91年继承安倍派组建了三冢派后于98年让与森喜朗。

在欧美日三方，由于地缘和经济关系，日本确实是最薄弱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由于成绩突出且兼顾新老交替，钱外长于1991年4月升为国务委员，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同时，国务委员邹家华、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槠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尤其是朱总此时获提拔，打破常规，我们以后单独讲这个特殊的任命。

桥本龙太郎，1937年生，历任自民党干事长、厚生相、运输相、通产相、大藏相、自民党总裁、首相大臣。

海部俊树，1931年生，1976年12月任文部大臣，1989年9月出任首相。

突破性。

江总在出任国家主席前除出访苏联外最重要的一次访问。

关于老天皇裕仁死亡及葬礼，葬礼外交中将会着重注解。

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对华问题，暂时搁至日后讲述。

纳米比亚独立当天，吴学谦副总理率团出席独立庆典并签署建交公报。

中国总能团结大多数，站到正确的立场上。到1992年1月24日与以色列建交为止，中国与所有海湾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

拉美与中国天高皇帝远，没有利害冲突。江总就任国家主席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拉美的巴西。

89年下半年到91年上半年，我国分别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89年9月11日)、纳米比亚(900322)、沙特阿拉伯(90年7月21日)、印度尼西亚(90年8月8日)、新加坡(90年10月3日)建(复)交。

不多评论了，记住这三大耻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驴子中学时，班主任还问过今后的志向。

当大使，驴子脱口而出。当时受了不少爱国主义教育，心想最能体现爱国工作有成效待遇好又能开眼界的，就是出去当大使了。呵呵，可是理想总归是理想，驴子是出了国，但是不是作外交官。现在与外交部门又多少有点接触，看到钱老的书，忍不住想下笔，具体的人事方面太敏感些，就做些面上的事，“国际大事”，其实也不过就如驴子所说的，给这十几年的中国外交，做个注解罢了。干巴巴的事件后，其实总藏着些许关联，钱老是把每件大事择出来做个主题，驴子则把主题们揉烂了，按时间再排一遍。

呵呵，罗嗦了，不妥处还请朋友见谅。

另：

刚刚看到报道说外交部否认钱老曾在《中国日报》发表那篇指责布什的文章，这手做得极漂亮，很有敲山震虎的味道。先不多评论了，看看今日美国大选再说。

凤凰卫视11月7日消息 据海外媒体报道，美国乔治亚州政府和民间团体最近兴起一股“中国热”，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贸联系。乔治亚州议会和工商团体争取在亚特兰大设立新的中国驻美国领事馆，促进与中国的交往。

美国南部的乔治亚州工商业发达，大企业云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如何扩大与正在兴起的东方经济大国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成为乔治亚州朝野各界人士的热门话题。正在为进一步加强乔治亚州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而积极奔走的州参议员山姆?扎马利帕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蒸蒸日上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市场容量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乔治亚在与中国经贸合作方面不能落后。

扎马利帕说：“如今乔治亚已经是中国各地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贸易夥伴。我们这个州在中国非常出名，因为这里是UPS、可口可乐、家得宝，以及通用动力系统集团的大本营。这些全球闻名的大企业都在中国建立了重要的出口基地。同样，中国对乔治亚州的经济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州第四或第五大贸易夥伴。我们已经与中国的工商界和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现在我们需要让这种关系更上一层楼。”

*州政府被批评行动迟缓*

主张加强与中国经贸合作的人士批评州政府行动迟缓，在扩大中国的市场以及吸引中国投资方面甚至落到经济不太发达的南卡罗莱纳州的后面。批评人士指出，乔治亚州州长帕蒂欧一直热衷于让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总部在乔治亚落户，他对西半球经贸合作的热情使他忽视了中国这块东方市场的巨大潜力。

乔治亚州参议员扎马利帕敦促州政府加大力度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为本地区的工商业寻求商机。他为此联合乔治亚州的工商企业团体成立了一个促进乔治亚州与中国商业、文化和学术联系的团体，取名为“乔治亚州--中国未来委员会”。应邀担任该委员会顾问的乔治亚大学商学院院长詹姆斯?赖德拜特尔向美国之音介绍了这个委员会的性质和作用。

赖德拜特尔说：“乔治亚州--中国未来委员会由州议会议员和本州的主要工商界领袖组成。它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如何发展与中国更紧密的关系，并寻找教育和经济合作的机会。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作用日益重要。我们必须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争取中国在亚特兰大设领馆*

乔治亚州--中国未来委员会的近期目标是争取让中国在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设立一个领事馆。目前中国在美国共有5个领事馆，休斯敦总领事馆负责中国在美国整个南部的事务。乔治亚州参议员扎马利帕说，如果能够争取让中国领事馆在亚特兰大落户，乔治亚州和中国的经贸和文化联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扎马利帕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我们相信，如果中国在亚特兰大设立一个领事馆，对于整个美国东南部的经济发展都会有好处。”

目前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正在为开设新的中国领事馆而与亚特兰大激烈竞争。扎马利帕表示，亚特兰大志在必得，他正在起草文件送交乔治亚州众议院议员，并且争取让帕蒂欧州长亲自出马，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

英文名都是Georgia。翻译过来就不一样了。

作为美国一个州的Georgia，实力在美东南地区不可小视，前总统卡特就是这里种花生的老农民。大陆一般译为佐治亚，其他多译作乔治亚。而作为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前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位居南高加索，地理位置重要，现在却是主权国家。有时要区分开来，单从名字上是没法鉴识的，必须联系上下文。

一次中文网站报道世界小姐选举，这位是佐治亚小姐xxx，说得一愣一愣的，就是不明白她怎么还说自己家乡刚独立，还很穷？

再有就是前些日子格鲁吉亚的总统老纳下台，举世瞩目，驴子的一哥们就很诧异，哟？Georgia这位president没听说过啊，Russian还到我们地盘上撒野，吃了豹子胆啊？

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曾经领袖(现在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一盘散沙)和主要大国，责无旁贷的承担了安排阿翁葬礼任务。

这次回良玉是以“国家主席特使”身份参加葬礼的。回而不是主管外事的国务委员唐家璇出席葬礼应有如下考虑：回的回族身份，应该容易与伊斯兰国家增强了解；阿翁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老领导人，副总理为特使代表还是合适的。

这次出席葬礼的各国代表也有的一说。阿拉伯世界里倒是有级别较低的，这是与阿翁当初偏袒萨达姆有关；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大国，如印尼、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甚至波黑都派出了总统、总理出席葬礼，高规格的背后可以看出伊斯兰国家为团结作出的努力。

以色列不派代表是情理之中，美英法德等国派出助理国务卿、外交部长出席葬礼不能算很低的规格了。利用这个场合，谁说不会有新的葬礼外交的出现呢？

附：名单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综合美联社与路透社最新报道的名单，出席阿拉法特葬礼的各国政要和国际组织代表约有80人。名单如下：

　　阿富汗：副总统阿尔萨拉

　　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

　　阿盟：秘书长穆萨

　　澳大利亚：驻埃及大使罗伯特?牛顿

　　奥地利：副总理赫伯特?戈尔巴奇

　　巴林：副首相穆罕默德?本?穆巴拉克?哈利法

　　孟加拉国：总统亚杰丁?艾哈迈德

　　保加利亚：外长帕西

　　比利时：外交大臣卡洛?德古赫特，发展及对外协助部长德克尔

　　波黑：总理特尔济奇

　　巴西：总统办公厅秘书长迪尔塞乌

　　保加利亚：副总统马林

　　加拿大：外长皮埃尔?佩蒂格鲁

　　中国：副总理回良玉

　　克罗地亚：外长茹茹尔

　　塞浦路斯：外长亚科武，总统特使利萨里德斯

　　捷克：外长斯沃博达

　　丹麦：外交大臣默勒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欧洲委员会：负责发展与人道主义事务的助理特派专员路易斯?米歇尔

　　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芬兰：外长图奥米奥亚

　　法国：外长巴尼耶

　　德国：外长菲舍尔

　　希腊：外长莫利维亚蒂斯

　　匈牙利：外长索莫吉

　　印度：外长辛格

　　印尼：总统苏西洛

　　伊朗：外长哈拉齐

　　伊拉克：副总统沙维斯

　　爱尔兰：外长德莫特?埃亨

　　意大利：参院议长马尔切洛?佩拉，农业部长，副外长曼蒂卡

　　日本：首相高级顾问川口顺子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科威特：能源部长法赫德

　　拉脱维亚：副外长泰克马尼斯

　　黎巴嫩：总统拉胡德，总理卡拉米，外长哈穆德

　　利比亚：埃及-利比亚关系协调官艾哈迈德?Q?达姆

　　卢森堡：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塞尔博恩

　　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外长阿尔巴尔

　　摩洛哥：拉希德王子

　　荷兰：外交大臣博特

　　新西兰：驻土耳其大使亨德森

　　挪威：外交大臣扬?彼得森

　　阿曼：外交大臣尤素福?本?阿拉维?本?阿卜杜拉

　　巴基斯坦：总理阿齐兹

　　波兰：参院议长帕斯图夏克，副外长

　　葡萄牙：外长蒙蒂罗

　　罗马尼亚：总统顾问米库列斯库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副外长

　　卡塔尔：外交大臣哈马德?本?贾西姆?本?贾布尔?阿勒萨尼

　　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

　　斯洛伐克：外长库坎

　　斯洛文尼亚：外长瓦尔格伊

　　索马里：总统尤素福

　　南非：总统姆贝基

　　西班牙：外交大臣米格尔?安赫尔?莫拉蒂诺斯?库亚乌百

　　韩国：前外长尹永宽

　　苏丹：总统巴希尔

　　瑞典：总理佩尔松

　　瑞士：外长卡尔米伊

　　坦桑尼亚：副总统阿里?穆罕默德?谢因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外长居尔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

　　乌干达：外交国务部长恩谢梅(Nshimye)

　　阿联酋：联邦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赛义德?金迪，及数位大臣

　　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

　　联合国：中东特使拉尔森

　　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伯恩斯

　　也门：总统萨利赫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

　　毛利塔尼亚：总理库纳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此外，世界教会理事会还计划派专人参加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