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拉美化：“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 土拨鼠yuanap

过了就别认真了，他们的热情奔放到言语上就是那句话：说话缺把门的，满嘴跑火车。

中国有啥可以出口的？女人？

中国现在的稀土、焦炭、钨矿等，要不是中国自己消耗大，如煤炭、石油、铁矿等等也会出口；

这哪一个不是以前被大量出口的啊。

正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重工业化，所以才使中国成为原材料进口大国。

因为中国是大国，所以进口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这就是对中国贸易纠纷世上最多的原因。

现在的中国出口的工业品、现在要不是西方对中国贸易保护，你看看西方能剩下什么产业来。

机械、航空，中国也可以做好，只要有条件、国家重视。

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你说中国出口什么？

扔蛋，毫不迟疑！

del

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如果像南美那样被非工业化以后，能像南美那样靠出口矿石养活自己吗？

所以中国如果走了新自由主义的路，想"拉美化"都没有资格

看看这个帖子：真正既没资源又非战略要地的小国，没人会理他链接出处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国家，要么如印度般，或拉美化，成为西方的附庸

要么成为老大，别无他途。

对了还有一途，如印第安人。

当然，从1840年以来，从来没有增长的人口可以作证。

莫过于所谓的通过没收来实现国有化吧。

如果说苏伊士运河还可以理解，毕竟是殖民时代的产物，而且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问题。既然承认资本的私有化，承认个人财产，那么随便没收限定对象的资产，和强盗有区别吗？

南美是错过了工业化的机会吗？如果想做的话，这个恐怕根本不难办到，因为不管是资本和技术，都曾经倾媚于南美，可是这个教育水平不低的新独立的大陆，结果可以做的，更多是种植园和采矿。中国没有拉丁化，恐怕除了国际机遇和政策的原因之外，人的因素也很重要吧。

不过，中国现在很靠南的地方，感觉已经开始拉美化了。至于整个中国的拉美化，估计近期内不可能。

旧文充数之十七：以经济学观点试析两岸文革差异兼小议

http://www.cchere.com/article/1970010

写这个话题，总感到棘手。这个话题是几周前和朋友一次闲聊开始的，想把相关的话题总结下，但是总因为涉及诸多问题有所顾忌。这些问题里包含着历史、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文化冲突、生活习俗以及宗教法律等等等等。总之，近现代中国历史都可以包含在这样的一个话题里去探讨去展开。我这人怕麻烦，也不喜欢党同伐异的争吵所以几次有写下自己观点的念头，最后都放弃了。时值国庆，小小放肆下小病一场，修养中。没来由的又想起这个话题，于是尝试用自己认为最不容易引起争议的方式来表述。不过，以往有人认为我写文字有为文革翻案的目的，绝交之。这里依旧有以往一些一贯想法的延续，如果有谁对此深恶之，可以就此打住，免得扰君视听，见谅。在题目前的一些个人随想结束前，不由又想起标题外的另一次真实意义上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有人说拿破仑是历史的工具，也还记得黄仁宇先生说：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

一次大大的犯罪后方得建立公正与秩序---法谚。

记得当年，荷兰人初登香料群岛的时候，在其中一个岛屿发现了足以供应整个欧洲的香料。岛上的居民性情温和，对荷兰人也恭敬有加，加之对荷兰人所求之劳役几乎没有多少回报，荷兰人很快就在那里站住了脚。但是，占住了脚后的荷兰人突然有一天屠戮尽岛上的大小居民，然后花上5倍于雇佣岛民的代价从外岛买来奴隶来从事劳役。在过了很多年后，荷兰人自己说了实话：不如此，当地人在知道香料的实际价值之后总有一天会要荷兰人反还他们的暴利，因为他们是这片土地合法的所有权人。而外来的奴隶，是不会读这里的土地有任何关于所有权的非份要求的。

荷兰人的所作所为，这里我不想用过多笔墨展开。提起这个话题来作为对应标题的开篇无非是涉及了土地及土地所有权这个基本话题，用这个事例比较方便后面的展开。记得上民法课述及物权的时候，老师的总结是：通常财富意义上的物都是土地及起附属物产生的滋息。我对此的理解是：所有财富的产生及分配的合法效力都依附于一定的土地所有形式及该种土地所有形式下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其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形式。

现在回到标题的话：两岸文革。

对岸的台独运动如今如火如荼，有人以30多年前席卷中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来喻之，谓之绿色文革。从形式上看，从斗争方式看，从唯意识形态的站队评价看，两次运动都以文革以蔽之不无不可。不过这里我想说的是不是两岸文革的同，而是试图从经济学观点或者说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上展开一些彼此的区别，因为在我看两场文革有着相同的诱因与本质的差异。

话题还需从前面提及的土地展开。

前面我说过，所有财富的产生及分配的合法效力都依附于一定的土地所有形式及该种土地所有形式下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其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形式。这句话要表达的更具体，其意思就是：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于一定土地所有权形式。

我们从历史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演进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毫无例外的对自己推翻的社会组织形式从土地上开始清算一个社会即得利益集团。我们熟悉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还有一条鞭法其本质都是基于土地及其附属利益重新分配上的社会改造。而资产阶级大革命，最终都是获得国家土地分配的主导权为核心目的的。第三等级要求的平等首先就是对于土地及土地所交纳之税收与其对应的相关权力的平等。而在中国近现代风起云涌的自强与唯新，革命与现代化的各种努力都毫不例外的涉及一个话题：土改。

这里多提几句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关于土地制度的本质差别，不如此相关话题会产生歧义。在封建时代，人类的生产以农业文明为主流（游牧文明与半农业半游牧文明相关影响这里不展开）。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是有限技术条件之下几乎看天吃饭的社会生产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个社会组织形式就是封建制度。在有限的生产力条件下，几乎所有的生产结果都是可以预期的，而获得更多生产结果的最有效的手段无疑就是获得更多的土地这种必要的生产力必备要素。可以说，在封建制度之下，不管东西差异有何具体不同，但是建立在严格土地所有权益之上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是共同的特征。而其他生产生活组织形式：比如商业、比如手工业、比如其他各种生产行业都在此种等级制度下成为农业的副业甚至是附属于农业的末业，此既士农工商四民等级体制的经济基础。而起始于小家庭手工业和远洋贸易的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后，从简单的再生产开始逐渐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阶段。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就是一种生产者以大规模生产经营方式极大降低单位商品经营成本，生产出远远超过商品生产者自身需求的商品并以商品交换为目的获取最大利益的生产经营模式。且不说，封建制度下严格的人身等级制度下对于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天然制约。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模式当进入到工业革命时代所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对于劳动力的来源对于生产资料的来源，对于销售市场与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的种种相关社会组织形式都会有与封建制度体制下截然不同的要求。用今天大家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就是严格限制人与物横向与纵向流动的制度与对从土地到人身乃至一切财富有极高流动性（就是所谓自由化）需求的两种制度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两种制度之争，最终都演变为对土地这种最终财富所有权形式的争夺，这样的争夺往往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与革命。

言归正传，只要还有些须中国历史教育印象的人其实都熟悉一个名词：土改。在我看来，无论是中共取得大陆政权，还是国民党民国政府在台湾获得经济腾飞，无疑都是以土改为基础，或者说是从土改作为其成功的起点的。（对照东亚的日本与韩国的战后经济腾飞，土改的基础作用同样不能小视）这里说的两岸土改，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头就说的两岸文革有着共同诱因的那个诱因。

大陆的文革，再我看来其本质是要摧毁建立在旧有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基本价值。其打破的不仅仅是依附于封建所有制之上建立的人身等级伦理体系及其价值体系，而且是为土地改革并在土地改革之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及其组织形式寻找到必要的合法性依据。这里，我多少次问过自己，我们可以用不那么残酷的方式进行光荣革命么？我们可以以温和的方式进行价值体系与文化理念的重建与再造么？实际，对比英国的光荣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差异我们不难看见。英国的光荣革命之所以能以较温和的方式获得成功，其主要前提条件是因为红白玫瑰战争，英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封建土地所有者（既大贵族）凋零怠尽，在光荣革命时英国的中小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在矛盾与利益上没有过于尖锐的矛盾，因此光荣革命得以不流血的光荣来宣告完成。而对于这个前提条件，对于大革命前夕法国资产阶级面对大小300 多个法国土地垄断贵族这样的强大势力是不具备的，所以法国大革命必须送贵族们上了断头台。

从肉体上消灭贵族，从而剥夺他们之于土地的所有权益。一次大大的犯罪后方得建立公正与秩序。所以，拿破仑的崛起最终成为了一种建立新秩序与此种秩序之下的公正的工具。《拿破仑法典》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巩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成果并使之合法化。同样，在苏联的肃反其本质也是无差别的消灭对于土地及各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人，以获得对国家土地与生产资料占有的支配的地位的法理依据。话回到文革，在新中国进行土改之后，对于一个新生的要建立在新土地所有制之下社会制度及其组织形式的法理正当性来自哪里这是一个问题。对于当时正处于追赶阶段的新中国来说，要想消化内在的矛盾建立新生政权的合法与正当性并保障新生政权的生存同时完成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无疑是一种多重目标难以在短期里调和的任务。而当时的新中国，在解决所有问题各要素中间，比任何要素任何都匮乏的要素恰恰是时间：平稳过渡，吸收消化各种问题与矛盾的时间。一万年太短，只争朝夕。

在我看，文革作为一个事件的发生本身有其必然的逻辑与规律。其发生，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一种客观规律主导的产物。而有差别的是，其发生的具体形式具体时间与具体表现内容。曾经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的一个朋友这样问我：如果按照你的推导，那么我们的明天会不会发生第二次文革。我回答他说不会。我的理由在于，在我看来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都是基于工业革命及社会会大生产要求下的生产生活组织形式。简短明了的说法就是：无论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是服务于高度社会化大生产需求的社会制度。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可以在反思自己本身缺陷的同时发展出现代高度社会保障体制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而社会主义国家（以中国与越南为代表）在超越苏联模式后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建立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分配模式的发展模式。这些都是与建立在严格限制人身、土地及一切财富分配等级的封建社会有本质差异，无法相互转化的。并且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把世界经济融合为一个整体，各个经济体之间彼此合作相互扶持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趋势，而这样的趋势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不是简单用什么理想就可以解释的。

但是为什么我要说，现在在台湾进行的如火如荼的绿色文革与30多年前大陆的文革有本质的差异呢？台湾的今天不是世界经济利益整体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么？话还是要从台湾的土改与今天的台湾文革说起了。

台湾的今天，民进党的昨天和今天在我看可以以三个人作为关键词。他们分别是施明德、李登辉（一见这个名字就有气，这个老混蛋硬是毁了我们老校长的好名字）还有一个自然就是现在风声水起的陈水扁。从政治学角度看，三者分别可以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理念。施明德代表的是一种更接近纯粹的理想主义，并为次无怨无悔，在台湾也有很多这样的知识份子追随他的理想，只是有所谓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在专制制度下不成功在所谓他们追寻的民主制度下也做不到。我的一位法律老师上课的时候爱天马行空的侃，他说起民主的时候，他的话很直接：真正的民主就是古希腊城邦那种一人一票决定所有公共事物的制度，代议制的民主已经异化。民主制度这个话题先不展开了后面还会有涉及，接下来继续台独的三个人。如果说施明德是理想主义的，那么李登辉无疑是现实主义的，李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个人现实主义色彩之浓厚，只是有不同的是李能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去把握自己命运的走向，在保障自身的前提下在夹缝里获得利益的最大化。不管个人好恶，台湾政坛唯一可以算的上政治家就只有这个李登辉了，无他能忍辱负重、能审时度势、能顺势而为罢了。至于陈水扁则可以代表现代代议制度最大弊端的最佳缩影，无他只是因为他是纯粹的唯功利的。于是这里，就可以言归本文另一个话题的主要部分：大陆文革和台湾文革的差异了。

民进党对付国民党有几个法宝，煽动民粹是主要手段，这也是民进党被人说在搞文革的主要原因之因。但是，我们可以从民进党每逢需要煽动民粹的时候必提2.28必提清国民党党产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民进党的台独之路和马英九的隐性台独表面上可以看做一场国号之争，而其本质上争的是巨大的利益。文章的开始部分，我就提到过台湾的经济腾飞与老蒋在台湾的土改密不可分。而2.28事件的弹压，是老蒋在土改前的立威也是台湾原来的大土地所有者最后的反抗。经管，这些台湾的大土地所有者在土改的时候获得了大量的金钱补偿，他们中很多人也成为台湾企业家群体里成功的一份子。可是，我们从今天台独势力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构成来看，其基本组成其实就是台湾土改之后利益基础受到最大冲击的那些利益群体。台独势力为什么要神圣化2.28时间，为什么要清国民党的党产，甚至为什么要为台湾搞所谓台湾正名搞所谓法理台独，无他利益尔。因为只要一天中华民国合法地位不动摇，一天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法统的正当性不动摇，那么台湾土改的成果就有正当性与合法地位，那么作为台独势力中坚的那些人就无法拿回他们失去的利益。是的，说到这里我对两岸文革本质差异的看法就是：大陆文革是对土改的清算，从思想到价值体系到社会架构的清算；而台湾今天热火朝天的文革是对台湾土改的倒清算。立场不同，天壤之别。

有土斯有财。这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但是很朴素的说明了土地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有人在这句之上在这个信息与知识的时代衍生出新的一种观念：时间就是金钱，知识就是财富。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土地作为财富的源泉，土地所有制度作为国家制度与社会制度的根基的基础性地位却始终没有改变过。

在一次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问题的讨论中，我们无意中涉及了本文所说的两岸文革与土改关系的问题。一个朋友问我，如果按照这样的推导，既然可以得出大陆文革与台湾文革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在今天中国大陆经济改革走到关键时期的微妙时刻，一旦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上台尤其是那些在国有经济转型时期攫取大量暴利尤其是在土地之上获取非常利润的群体上台后会不会再来一次文革，又再延伸出一个话题，如果说是这些群体的对立势力上台中国会不会对他们进行清算导致又一次文革的出现，对此他很担忧。对于他的担忧，我的观点是大可不必。理由如下：

1. 大陆文革清算的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度为主体的旧有地主阶级以及本质上依附这些旧地主阶级之上的以49年前国民党政府为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大陆文革破坏的是，建立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度之上的价值体系、等级体系和服务于此伦理体系以及各种衍生的社会风俗。而这个本质，是为建立社会服务于大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体系用非和平的方式铺平道路。直接点说就是：一次大大的暴力后方得建立公正与秩序。如果还不能理解的话，用大实话说就是：彻底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与土地所有权攫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尤其是对于后者来说，土地所有权获取合理性与合法性不可能通过实质占有当然获得，那需要一整套服务于相关土地所有制度之下价值体系、伦理体系以及利益关联来配套方得以确立。再要多说的话，无非斩草要除根罢了，反观台湾今天的乱局，老蒋当年能在狠点，哪里有今天的台湾文革。所以，离开大陆多少年后的黄仁宇先生感慨：毛泽东不过是历史的工具。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272433

2. 今天的大陆，在改革之后因为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在教育、医疗与住房三大改革之后，产生了所谓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受损害者之间的对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今天对立的哪一派，本质上都是当年土改甚至是文革的直接受益者。无论他们主张的权益如何，那都是建立在土改之后新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下的权益，都是建立在对旧有土地所有权制度下各种权力与权益的剥夺之上的。尽管今天的不同利益的斗争本质上都还属于，建立在产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体系之上的不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分配模式之争。但是，这样的争端甚至是斗争都不会触及服务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土地所有制度这个基础架构。换句话表达就是，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在建立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对土地所有制做了提高土地流转性方面的制度安排，而土地的高流转性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财富不断重新组织与分配及再分配的基础，更是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基础保障。那种斗争对与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度上的一整个社会体系的斗争有本质的区别，因为那不涉及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基础。用一句话来说明的话就是，只要建立在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模式的社会基础不被动摇，30年前那种文革不会再出现中国大陆。不仅时势如此，大环境大前提都不一样了，想斗也斗不出所以然了。

其实写到这里，我还算是送了口气，起码现在还没有谁和我清算之类，稍微放下了点心。于是就斗胆放肆多说几句文革这个很敏感的话题。在网络上，在河里只要是涉及文革与老毛无疑是泾渭分明的。我这里说的仅仅表达的是个人观点，既然要说就说个明白，这次不再用习惯的表述方式来说明吧。我自己先学的经济，现在又在修法律。于是思考问题就难免多了经济学与法学方面的影响：没有多少感性。经济学本质是逐利的，法律本质是权力与义务。所以我通篇文字无非是，利益决定论，而所有权则是利益的基础。我眼中的文革，就是一种新生新生社会生产形式与与新生社会组织形式对于旧有新生社会生产形式与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整个体系的彻底摧毁与颠覆。理由不过是为了保证新生社会生产形式的利益，为的是彻底确立新生社会组织形式牢固统治基础时其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其过程无疑是暴力的，甚至是血腥的。可是顶着骂我也要说，之比中外类似的过程，对比成功的那些国家中国的这个过程是血腥程度最小的。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272433

我之所以这里写，不是象声称与我绝交的那位河友说的是为文革翻案。说实际，我学经济也学法律，无论从经济学观点还是法学观点，为文革翻案没有意义。我之所以写，不过是在整理自己的一些思路，在思考今天这个在微妙的关口之中，在风口浪尖之上的中国何去何从。是为一些问题的做一些基础的判断，关于基本价值的判断，关于基本矛盾的判断，关于利益基础的判断。在我看，如果这些判断最不好，或者出现了偏差，那么我们之后有再好的机遇，有再丰富与娴熟的技能，有再多的追随者，结果必然是违背初衷的。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去选不能不去向前每一步，甚至是再以奔跑的速度去做选择去在前进里摸索每一步，而且还不能出错，因为我们是追赶者我们不努力向前跑，我们不仅仅会落后，我们甚至会从此消失或者说被开除球籍吧。曾经与朋友就过去今天的还有未来的话题讨论争论甚至是争吵，当我激动的与愤怒的时候，他的话让我开始冷静的思考起来。他说，不管做什么我们首先要活下去。

旧文充数之六：抗战、台海、科索沃兼及满清

http://www.cchere.com/article/1969795

旧文充数之六：抗战、台海、科索沃兼及满清

http://www.cchere.com/article/1969795

最近中国身边的大小事情不断，尤其是从科索沃独立联系起了台海，因这些由头重新联系上一些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其中一个是极喜民国历史的，曾经买下了大陆这里公开的民国档案的全套资料。他对我说过句话，至今记忆犹新：历史不在书本上，在档案里。

记得当时，他给我举的例子是7.7事变前到7.7事变爆发一年中宋部和中央军的调度命令。其中引起我们当时讨论的两条命令是这样的。一条是7.7事变前不到一年，民国政府告知宋部日本有挑衅的之可能同时派中央军准备进入宋的防区。结果宋部调主力南下以拒之。另一条是7.7事变爆发当时，宋部令监视中央军的主力不可北上。这个就是我眼中真实的历史。或者说，是民国年军阀之间的关系的真实写照。

酒兄也承认，9.18之祸之余抗战全局意味着什么。其下，抗战之难全民救亡之艰巨说中华民族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不为过。从这一点进一步说，蒋介石带领着中国政府走过了这一劫数，当的起这个雄奇。只是这里我要问几个为什么？

第一是，为什么有军阀混战之乱？

第二是，9.18之局是蒋介石和张学良自身能左右的么？

第三，为什么，有黄金十年美誉的民国时代到全面抗战之时抵御日寇所赖制造子弹之铜需仰赖进口，而当时在关内地区日本人可以垄断中国钢铁生产份额达80%之巨大。（这个数字有不同出入，但是到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在关内钢铁业投资占民国同期钢铁业[不计算关内]总投资80%确是事实。）再联系抗战八年敌后钢铁产量总量不过八万吨规模，尚不及民国初年武汉铁厂产量的1/3。扪心自问，除了煌煌20个德械师的装备，民国究竟为必来的战争做了什么准备，而对比日本的战争准备，我们在1931年和日本的军事实力的差距是加大了还是减下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原因在哪里？

第四，民国年尤其是南京政府执掌政权之年，集结中国精英之众即使是现在人才济济的共和国政府都是远不能相提并论的。甚至是数遍世界古今历史，在一个政府里有那么多世界第一流大学出来的博士群体组成官僚阵营都是不多见甚至是没有旁例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政府，这样一个官僚集团在抗战胜利之后在不到4年的光阴就丢失了政权，为什么？

第五，数遍世界古今历史，夺取政权的执政集团有今天中国执政党团体流过那么多血走过那么的坎坷甚至几次陷入毁灭边缘最后能获得夺取政权的先例即使有也是屈指可数。是什么力量与什么让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毛泽东和他的所在的政治团体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为什么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最终成功夺取政权的力量，一个可以集结世界政治精粹的团队一个对于他的对手获得压倒性优势的政权却没争取到？

这里我要说的是我的基本思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要摆脱被奴役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究竟要走什么样的路才是出路。而这里基本之路的区别,对于当年滚滚红尘中的一代英豪们又意味着什么样的选择.这才是我评价那个时代的开始,是我判断那个时代人物的基本标准.

多少次打开历史长卷，多少次我问自己，在民国之初为什么各路军阀不能携手共和？在抗战结束之初，国共为什么不能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坐下来以和为贵？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中国的复兴之路走的如此坎坷波折。看着史卷，看着当年生死搏杀的敌对阵营不禁曾想，如果他们能共事一个中国，今天的中华又如何，每到此总是要掩卷长思，不能自已。

说到抗战局势之危，我说段密闻。文字是载自顾维均先生的回忆录，先生一生不认同中共不认同共和国，但是这不代表先生之操守。在那段记载中，顾先生曾说，在抗战初期苏联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基本政策：既首先全力支持中国抵御日本，如果中国不能抵抗日本那么苏联就应坚决出兵新疆与内蒙一线以长城为界与日本分割中国。尽管历史没有假设，当回想中国正面战场种种不堪，尤其是我们看到抗战后期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在他们所谓大陆交通线之战国军之种种，终究是导致了雅尔塔分裂外蒙之祸。有热血者能不拍案狂呼：还我唐乌努梁海，还我江东六十四屯。又长想，假使苏联的预案当做了真，今日你我何以相处或在两说。所幸历史没有假设，所以苏联的预案于今只能是一种假设。

说这段古，不是说谁是谁非，是说我眼睛里的游戏规则，这个世界舞台的游戏规则。也许你鄙视，你唾弃，你憎恨，但是我眼中的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丛林法则。丛林法则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很多人熟悉的弱肉强食，另一部分却是很多人忽视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我眼睛里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比如，非洲大陆动物世界的王者无可争议的是狮子。但是如果仅仅只有弱肉强食的规则，那么非洲大陆的动物世界的今天就应该是先吃完草食动物，在吃完中小型肉食动物最后只剩下最强的那只狮子活生生被饿死，这个就是只存在弱肉强食法则下最符合逻辑的结局。但是，不需要任何逻辑，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逻辑的结果是荒诞的。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平衡法则，哪个平衡弱肉强食法则的逻辑就是适者生存。简单的讲，我打不过可以跑可以上树可以下水。至于，那个强的跑的不够快，上不了树又下不了水，那么适者生存的法则就要规范他了。（后面打住，喜欢这个话题的去看看动物与自然或者探索频道，比我专业）

我在讨论经济与政治的时候很喜欢思考拿破仑的一句话：狮子可以范狐狸的错误，而狐狸绝不能范狮子的错误。我对这个话的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你对比你的对手或者在博弈中一方自己对对手的判断是出于狐狸的角度还是狮子的立场。有时候对这样角色定位的基本判断，决定一个人的成败，决定一个企业的存废，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

最近看科索沃独立，有些感慨。这个感慨就是经典的大国政治时代又回来了。一个属于俾斯麦的时代，一个更适合塔列朗和梅特涅们活跃的时代回来了。无论联合国中大国们信誓担保的约文，还是不惜出卖自己国家元首的求全，科索沃终究还是独立了，并且基于科索沃阿族独立的堂皇理由之于科索沃塞族对于大国而言就是荒谬的与不符合逻辑的。总而言之，我没有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你的造化，你个该干啥老老实实听老大招呼。不然就和在伊拉克自治的谁，用完了我就会放狗咬你。如此鲜活，鲜活的诠释着抗战那个时代活生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今天的时代，台海那边口呼着他们站在世界潮流的潮头，站在在世界文明的大势上，你不从我我何必与你瓜葛。诚然他们有他们的逻辑，而大陆这里的逻辑就是，搞定美日，到时候你谈不谈由不得你。直接点说，在台湾看来的是中美台和中日台三角，在大陆看就是中美日三角甚至仅仅是中美国双打。如此逻辑思维下，海峡双方的谈无非是争自己所谓的时间表，符合自己利益最大的时间表而已。这里提到台海，说的是在现在政治舞台上相互为对手之间的各自定位与逻辑，和前面说的中国的路有点关系，和前面掩卷所思考的也有点关系，暂且按下容后道来。

这一段，说了古又道了今，这里才挑开了心里想说的话题：中国在昨天、在今天在明天基本定位应如何进而选什么样的基本国策并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酒兄曾经说到蒋之余民国时代的种种手段。这里我到想起一朋友上周彻夜长谈的一句妙谈：某年某苏联领导人：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视同对苏联使用核武器。又某年，某美国领导人：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视同对美国使用核武器。啥叫翻手为云，啥叫覆手为雨。看中国近代历史，看中国现代历史，看中国当代历史。国政离不开欺诈，真诚的欺诈，为的无非是利益。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利益，什么符合中国的利益？什么走什么样的路才能做到符合中国的利益？一万个人有一万个答复，我有我的。

前面开篇说了点抗战的旧事，也问了几个问题。这里我边展开自己的观点，边结合上面的话说下去。

在7.7事变当日，大敌当前之下。宋部防中央军甚于防日，这里既可以说明蒋之手腕，也可以说明，作为军阀在生死厉害关头的利益选择。我们的教科书尽管烂，但是一句封建军阀却是说的很形象。一个军阀就是一个家天下，蒋和他的嫡系尽管是他们中的最强者，但是也不过是他们中最强的那个家天下，而且着家天下还要加上一个封建的。无论蒋也好，张也好，在9.18事变的当日，他们依旧摆脱不了他们家天下的本位思想，无论他们个人才智、品行和操守如何，跳不出这个范畴，封建的家天下。况且，蒋的这个家天下的前面还需要加一个买办的。

买办在今天算是一个中性词，买办的利益在于在强者与强者之间周旋，利用他们之间的利益和矛盾获取他们的最大利益，一方或依附其中一方，两者相持多吃定两家。买办的基本利益诉求模式不外呼：造不如租，租不如买。无他，资本周转最快尔。的确是一种可行的生存之道。只是之余中国又如何呢？

曾经和朋友们一次又一次说各国的崛起，尤其是最近热议的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比较。我做这样一个结论，象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过十亿的大国，一切生活所需首先要依靠自给甚至只能依靠自给。不为了什么其他，我们是大国，是人口大国，我们日常所需，对之外援只能求助一时，不可能求之一世。引用当年欧盟主席在讨论俄罗斯加入欧盟申请时候的的比喻老说就是：池子里就那么点水，来了只大象你说怎么分。中国不能自给，所谓自立就无从说起。

那么中国要自给要自立，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变法，到民国五族共和，到五四运动，无不寻求中国的变革道路，求新求变。要中国这样的大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要做到自给自立，仅仅靠买卖倒腾而不事基本物质生产在我看来是不可能满足多数人需要。要搞工业化，就要从基础做起，办一个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需要道路铁路公路，自来水和煤气以及通邮和通电，这个还是基础。接下来是原料来源，原料加工，还有机器来源，机器另部件日常维护来源，人力资源来源，人力资源培训师资来源等等等等。且慢，最要紧的还没有说，这个就是资本的投入。以上所说的投入，一般在今天称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且这样的投入不但金额巨大而且投资回报周期长，远比不上买办一买一卖来得回报大周转快。更不要说，如果控制住一国之金融，就更是日进万金的巨利，轻松且不费时不费力。如果仅仅从经济学观点，尤其是现代经济学通行观点上看蒋政府之黄金十年的确可圈可点。并且，民国年的法币改革第一次在中国货币历史上统一了币值，堪称上乘手笔。这里插一段小故事，说蒋对于金融的重视程度：当年游历，遇到一老克勒。时上海股市和黄金市场刚开放不久，老克勒对土共嗤之以鼻，说当年老蒋让戴笠的军统渗透各大外国银行截取经济情报来获取在股票债券市里的暴利的。说了，那么多。无非是说，买办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考虑，是不会做出多少认真投资实业的考虑的。买办如此，买办阶级如此，买办的军阀亦如此。所以，到了全面抗战的那天爆发，国民政府除了买还有接受的军备援助，其军备的自给能力不仅仅是一句：每日子弹所需之铜亦仰赖进口可以蔽之的。不夸张的说，1937那一年中国的军备自给能力尚弱于请末民初。无他，统治集团基本利益取舍所致。

如果易时空间处之全球经济自由化一体化的今天，蒋和他那群执政精英之经济治国哩念或有用武之地。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当时的中国，首要任务就是救亡图存。无论国共双方的精英都不会把当时的中国看作一个强者，一个食物链条上的猎食者，而是把中国看做一个或者只能定位在一个世界舞台竞争中的弱者。看不清楚当年中国的这个弱，没有资格讨论中国近代历史。可是作为一个弱者，我们应该的怎么在适应中求存，这是个问题。也是最后决定国共在中国命运的大问题。

在前面文德几个问题里我最后两个问题问的是：为什么精英云集的国军最终失去了中国大陆，而土的掉渣的土共赢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为什么，和家天下的军阀们一样的一门心思抢钱、抢粮、抢地盘的“家天下”的土共赢了。我的着眼在土地上，土共看家起家的手段叫土改。我这里说的土改，不仅仅是说给农民分配土地。而是说，土共的土改不仅争取了当时中国人口最广大人群农民的支持，更为土共建国后大建设服务于规模工业化生产的社会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土共的手段暴力直接，但是有效。为什么自蒋介石以降大小家天下的军阀们做不到，无他：封建的。

封建的家天下的军阀们的统治依托的是主要来自地主阶级子弟的军官团体组成的军队。尽管他们中不乏能超越自身阶级利益局限的先行者，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阶级，要他们自我切割搞土改是不可能的。从历史上看，各个能最后被称为列强的那些国家都或长或短的经过土改的阵痛。即使那个历史上最年轻的列强在明治维新的起步也有赖于地税反正等有利于开展资本主义工商活动的基本政策的成功实施后，才谈的上我们今天谈论明治维新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这三大基本政策的推行。简单的说，建立在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之上的经济体系在本质上与建立在封建农业社会经济体系上是天然对立彼此矛盾的，两者非此既彼。我曾经，问过自己。既然历史上有过尽量减少社会转型阵痛，减少社会各个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同时实现国家富强和崛起的例子（比如保留相当封建特征的明治维新和施泰因改革）。那么，在民国时代的中国能不能做到。到现在，我的回答是：做不到。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的就是救亡图存，摆脱国家与社会的生存困境。谁能给中国人解决这个问题，谁就能获得多数中国人的支持，不管谁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方式多数中国人都将支持。土共们能做的，封建的家天下的军阀们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即使他们能历史没有给他们磨合的时间，或者说中国没有等的时间。所以，堪称精英群落的执政集团终究还是败了。带着你们比我们更会杀人的不屑，带着无尽的怨恨去了台湾。他们的确是带着反思去了台湾，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土地赎买，有了2.28一路走到今天的台海。

满清之败，在于其本质不可能为其封建皇权为历史为国家民族做丝毫让步。所以武昌首义，未几全国已成燎原之势，推倒满清的是袁世凯、是孙中山是黄兴们，是历史选择的他们。同样，中国自强之路，无论在昨天今天还是明天都必须依托于并且只能依托于独立自主的自强之路。中国的独立自主的自强之路维系在进入工业文明社会掌握现代科学不断掌握现代科技并独立自主经营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工业化社会上。对于一个长期落后于世界，蒙昧于现代并缺乏现代化工业各项基础的国家来说，既急需要一个可以建立工业化大生产所必须土地所有制度，又需要一个能长期给予服务于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稳定投资的高积累体制。而对于建立工业化社会生产所必须的土地所有制度，特别是在短期里做到，封建的军阀们做不到。而要建设一个能服务于独立自主的长期稳定对工业基础设施投资的高积累体制显然又是不符合买办们的利益的。

我很同意河友物格修齐的观点，这就是看那个时代看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看的是时势，看的那些人和他们代表的组织集团或者利益是不是能让中国摆脱救亡图存的窘迫，走向独立自主、走向富强。中国强盛之路怎么走其实粗学历史或者偶涉政经的人都能明白，那是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等国家各个方面的合力。对于一个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国家，在选择立国之本上的不同，对于一国在国家基本国策上对于国家各个方面的侧重取舍不同那么相关的资源分配的先后次序和谁获利的轻重自然不一样。这里多了，那里自然就少了。所以，蒋介石在选择抗战准备的时候很自然的就选了符合他最大利益的买军火，而不是造军工。所以，在9.18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就选择了仰赖国际调停，之后日本越是步步进逼越是求助于大国调停，大国、列强才是蒋和他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根本。所以，才有了宋子文让人回味的话：美国的盘尼西林多的买不完，中国为什么还要造。而作为从一无所有起，基本也是靠国产国际援助，一度把苏联视为依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团队在血泊里明白一个道理：只有靠自己双手血汗抓住的才是自己的。所以，在长征中中共终于选择了毛泽东。于是土共即使跑到了陕北一隅，一样搞出了南泥湾。是的，南泥湾的土，就是土共的土，那种对依赖自己双手的顽固和一定要把把自己的脚跟扎在属于自己大地之上的那种毫不退让。无他，不过土共在那时和大多数在中国这片土地的大多数人一样，除了这片属于中国人的土地，土共别无去处，多数中国人别无去处。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由封建地主阶级组成的军官团体和买办集团代表为主要成员官僚集团，即使他们的个人甚至他们中一群能充分的认识到中国之路的方向在哪里和中国需要走向这个方向的迫切性，他们也是不能和自身代表的那整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取舍相抗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同曾经和人反复讨论过的那样：在现代社会个人的能力与其服务的社会组织相比哪个更重要，我更强调一点的是:无论一个人品行操守如何，只要其服务的团体或者利益不符合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其能力越大,其多这个国家民族的破坏力就越大,而这个国家走向繁荣的时间就越晚。中国要自强自立，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不是由某个中国人的意志甚至某个中国利益集团的意志决定的，中国太大大到我们即使愿意投靠谁谁也养不起的那种大，是中国自身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地位和综合国力决定了中国人要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大小问题都只能依靠自己的那种大。更直接点说，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大大小小家天下们只要存在一天，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自强自立于这个这个列强林立的世界之中。而要做一个大国，首先你必须是一个强国，而不是一个列强随便拉上几杆子枪到中国边境摆上几门炮几架飞机甚至是几艘军舰就割地赔款屈膝投降的强国，而不是一个不放一枪就可以放弃本国1/10领土的强国,一个真真正正国民不必担心列强随时可以闯进来任意打之\抢之\烧之\杀之然后扬长大笑而去的强国,一个中国人可以从容的长治久安\喜居乐业的强国。河友物格齐休修说的实在：不是中国选择了GCD，是GCD选择了中国。至于台海，换之彼时一心仰赖国联调停的民国政府及其大大小小的精英们当时的滋味，如今我能从塞族总理面对科索沃的种种宣誓里可以感受一、二：坚决不承认，承诺不使用武力，而大国们依旧是反复磋商了，然后杯盏交错敬礼有之，似曾相识。

还记得当年法国资本家们推出拿破仑做皇帝的时候说过点心里话：喂饱一个显然比喂饱一群划算的多。都是家天下，都是建立在封建的不能随时代自我更新的家天下，如果军阀们当的起这个千古雄奇，那我们去反满清做什么。

(完毕)

• 这个，倒不是政治不正确

如果重新分配土地，那么这是要改变资产控制不平衡的现状，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大家都理解。可是所谓的国有化，恐怕就不一样了吧，名义上属于国民的共同资产，可结果呢，使用权只在一部分人手中，一般人是很难获利的。拉美的石油大国委内瑞拉，不是搞国有化了吗？结果呢，成功了吗？包括国民政府的四大家族，如果不靠国家的权利，大搞公有私物化，会富有的连美国人都嫉妒呢？依靠土改，共产党掌握了解放区的人心，而今天的国进民退，能够大声叫好的老百姓有几人呢？中国老百姓的确是不明真相的，因为他们不关心真相，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

不同的社会制度背后是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

1.农耕文明对应的是封建社会制度

2.而工业文明对应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

3.不同社会制度下土地所有制不同背后实质是不同经济制度背后对土地所有权的不同需求

4.封建社会背景的农耕文明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背后的工业化社会组织方式有不可调和矛盾。

5.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是社会转型的前提。

我说的很简单，拉美的土改失败就是他们社会转型失败的缩影或者说工业化转型失败的缩影。而中国的问题始终是中国自身的，而不是拉美化的。如果说土改之外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因素，我想独立自主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这个就是在同样土改失败的印度，为什么有后工业化腾飞的崛起而拉美尤其是巴西一样没有做到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在清王朝，蒙古和满洲，恐怕都不是汉人集中的地方吧。对于汉人来说，蒙古与满洲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鞑子们的地盘。后来，清末落了，列强进来了，这个满洲变成了未开发的处女地，许多抱着赌一把的没落人就在那里扎下了根。还亏得张作霖，不是他的话，估计这满洲估计属谁还不定呢。后来九一八丢了东北，这个责任姑且不说，刚刚结束军阀混战的中国，有能力挑战日本吗？蒋介石不还是通过所谓的追击红军，削弱了大量军阀的实力。他这个总统，也是要靠实力的。蒋介石最为薄弱的，个人感觉是在外交上，跟俄美都保持距离，跟日本也搞得很僵。日本当时主战派和主和派斗争的很厉害，而我们的蒋委员长自我感觉良好，还真和日本人干起来了。对于收复东北的舆论，国民政府压制的很差，相比较蒙古，北京政府不仅让俄国很信任，不仅引进了大量的技术，而且，也为国民生产恢复赢得了宝贵的十年。民国的精英治国，不过让许多眼高手低的精英露了马脚而已。

生产力水准的确会影响社会关系，低下的生产力往往产生野蛮的制度，不过，低下到一定程度，社会关系又缓和了。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也会给人以过大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同样会对社会关系产生极大压力，必须建立严格的法律，协调和监督制度，否则将是纷争不断。

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土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工业生产和交换。所以抱着封建家天下思想的人总是在争取尽可能多的土地，今天仍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思维，例如对房地产和土地的眷恋。我就常跟大家说多一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思维，少一点封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