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邓小平76年后的四个功绩 -- 笨笨猪
1）拨正反乱，而非拨乱反正。全力清算WG派以获得当权派官僚集群，知识分子集群的拥戴，遏制权力天然的腐败趋势的政治遗产被其全然抛弃，在此基础上的开改，立刻就被堕落和腐化染色。
2）开改所涉及的利益分配，与建国初的利益分配，是完全逆向的过程。就是说，建国初，大众翻身上来，开改后大众再翻身，就到下面去了。相当数量的样板典型，一拥而上重复建设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吹再吹，就是当年亩产万斤的翻版，还有比如小岗村这样的泥巴胎硬被金身弄成了活菩萨。邓黠公在58年的表现，又重现了。
3）拨正反乱推动开改的开始和进程中，内腐外敌的病变就开始慢慢形成，直到8平方时病发。病在肌肤，病在腠理，都不治疗，病发了，抽搐剧痛了，才下军力弹压的重药来治疗。
4）8平方病情缓解过后，既没有对内清除腐败的路线确定，也没有与外斗争的决心意志，也既不治本，也不治标，而是罔顾真实问题的所在---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是人民当家作主还是官学商当家作主，西方是敌是友---灭此朝食急火攻心地开改下去。 这形成了一个范式：“什么什么导致的问题，要深化和加快什么什么来解决”。
个人的观点，显然是政治不正确的，而主贴，显然是政治非常正确的，简直就是从官媒上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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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前不是都那么惨。很多国家都是迅速度过转型的阵痛期了。
国内在报导东欧剧变给前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灾难的时候，多是强调前苏加盟国，很少提到东欧国家的情况。其实人家脱离了邪恶的苏联帝国，生活的还是很幸福的～～～～对于捷克，波兰人来说，再差的时代也差不过被苏联人剥削的那个时代吧～～
此外我有一个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关tg什么事？你觉得tg走完资本主义道路后，会主动自宫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吗？
不归路！
相反：东欧，苏联，中国都一样，也就是纠正了超前的生产关系，走到堂堂正正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只是夹在西欧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因素使问题复杂化了。
最后一个问题，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只要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核心，将来自然会有答案。
鉴于这样的傻叉事实上存在，不管内外，为数也不算少。
可以讲基本全社会都得利了。国家也没有走向分裂，没有割让领土，没有签订什么卖国条约。从这一点上，286做得事情的后果是正面的，至少是功大于过的。
至于其留下的后遗症，我们可以另说。
要夺TG的权，这真正的TG党员能干吗？
个人的自由心证是：所谓邓黠公出山把太祖弄糟的局面，拾掇清爽，仿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是颠倒黑白之词。
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局到了崩溃的边缘，此类话，是蛊惑言语。
个人的看法是：邓黠公仿佛一个急不可耐有很有心计的司机，挤到了一个巨型客车的驾驶座位上，操起了方向盘，而他本身只有C1照的水平。
行文至此，邓小平的后半生的政治生涯的要点已经具备了，现在对此进行一个粗略的回顾。毛泽东原先指望邓小平能够团结三个方面的力量去掌握中国的政治权力：一是前党政官员群体，二是把文革产生的造反派作为政治平衡力量保持下来，三是把毛泽东已经边缘化的老军头们应付好。这样的一个政权，其运作结果肯定是不大会背弃中国革命的底层意志，不会完全丧失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干部的腐化和堕落肯定是会有的，但是速度将会非常缓慢。
邓小平希望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造反派为代价，这一过程终结之时，他又发现军头们完全无法合作，必须彻底边缘化，最后他发现新的干部队伍根本就把握不住。邓小平总是指望一个很舒服的掌权方式，但是他毕生被自己弄得手忙脚乱，他为了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总是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但是代价付出之后他又总是发现了更大困难和问题，向强势群体让步或者赎买都没有实现他的目标。最后他也象毛泽东那样，发现自己必须为自己的政治生涯作个注脚，他发现就是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南巡讲话之后，他要求宋平、姚依林退休，要求朱镕基进常委，在表面上是完成自己的定位问题，但是他似乎注定走不出非毛化和八九年事件的阴影。
朱镕基掌权之后，比苏联的叶利钦更加激进，叶利钦尚不敢对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利益下手，即便俄罗斯的财政赤字一度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8％，俄罗斯也仍然背负着免费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措施，朱镕基为了人为地制造一个中产阶级，强行进行医疗、教育的市场化过程。在朱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西方人士原期许他成为第二个“戈尔巴
乔夫”把共产党搞垮，结果共产党还是没有垮台。但是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矛盾却因此更上层楼了，出现了孙立平所称的“断裂社会”，这个现实已呈现出威胁社会政治安定的趋向，这已经成为“胡温新政”所面临的最棘手的优先问题。从邓小平开始，到朱镕基过渡，中国在权力和资源分配都是向强势群体倾斜的，但是希图以此在政治上寻找新的支撑点，则失败了，这些政策后果则成为后任掌权者的负担和严重困难。
毛泽东曾经说过：无政府主义是对官僚主义的惩罚，在苏东巨变中间，“对政府和官员的不满”成为精英阶层动员民众舆论去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主要依据。邓小平进行政治整合的基础，则充分利用并释放了毛泽东时代官僚精英群体所带来的社会怨气，邓小平及其后任为了自己当权的政治需要，竭尽全力释放了这种不满，苏东剧变的民间舆论基础是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官僚精英群体积累起来的社会怨气。在中国，这一部分政治资源已经被邓小平利用完了，相反，一九九○年代中国民间还产生了“毛泽东热”，这是对新的精英阶层施加于平民阶层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剥夺的正当反应，特别是对朱镕基实施的政策剥夺后果的回应，前不久重庆特钢工人的示威运动也是在街上悬挂“毛主席标准像”作为政治象征符号，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对民众利益和福利的那些保护措施，都完整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今天业已成为底层民众的追求目标和怀念对象。
中国确实有人希望来一个彻底的“变天”（类似于苏联解体前的“国有资产的瓜分集团”――在中国是“买办、贪官和奸商”集团），苏联的国家解体和共产党非法，曾经使得苏联的强势群体――“瓜分集团”――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下降为零（因为合格的“债权人”被他们消灭了）。中国“瓜分集团”也是新形成的强势群体，他们在瓜分行为接
近完成时期（一九九○年代后期），引导了中国主流话语热点的转换，热点问题迅速从经济学领域转移到政治学领域，这个新形成的中国强势群体的代言人们，明确表示了迫切希望通过“政治市场化”以和平地接管共产党政权的政治愿望，他们唯一的“群众基础”可能是近些年来通过大学扩招而批量生产的“小右派”（实际上是被新的强势群体
――“买办、贪官、奸商”集团――阻断“上升阶梯”的候补精英群体）。但是，这个新的强势群体不可能赢得底层民众舆论的支持和认同，失去了苏东国家同类曾经拥有的那一份政治资源。这一区别可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饶有兴味的政治研究课题，邓小平消耗殆尽的资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不满――中国新的精英集团就没有办法再使用
了，这一点是否预示着中国有着不同于苏东国家的未来呢？是否会出现让美国失望的演变方向呢？目前还看不清楚，这显然是考验新的共产党领导人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