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是我太乐观，还是社会太悲观 -- 月色溶溶
“实在没办法，他老妈就来找我妈，我妈一听，哦，上一回，我哥正说需要人呢，就给我哥一个电话，我哥就让他去杭州一趟考察了。很快，他就开始上班，我哥说他人很聪明，毕竟是以前跑过的，就是懒，还是爱玩，跟我哥一起出差，我哥觉得第二天有事会忙，早睡了，他竟然还看电视到深夜。。。于是我哥开始派他到处出差，也委婉地提醒他，希望他改掉懒病，然后准备把深圳那一片的业务交给他。”
第二个例子，不是亲朋关系，她哥就那么容易容忍他的就是懒，还是爱玩，跟我哥一起出差，我哥觉得第二天有事会忙，早睡了，他竟然还看电视到深夜。。。，还准备把深圳那一片的业务交给他？
送花
你该对＂我用榔头砸自己的脑袋，用眼冒的金星来上网＂
你可以说，我和妹妹眉目穿情，两情相跃，心灵察出火花，你用爱情的火花上网么。比接个暴走的说法好听么。
从我的经历来说，我曾听过机器的轰鸣，也曾漫步在静谧的大院，这两个群体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他们今天的情况也是截然不同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更加不同。
前者有优秀的，正一步步积累成功，后者有堕落的，正悠游终日的游手好闲。。。但这些并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后一群体的平均水准远高于前一群体，成功或者沉沦的个案不说明任何问题。
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人群，智商的分布是大致相同的；我也相信，对于任何一个人群，努力程度的分布也是大致相同的 —— 那么，是什么造成各个群体间的天壤之别呢？
努力比不努力永远拥有更多的机会，这是毫无疑问的 —— 但是，同样的努力，所得到的机会一样是可以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一种不公平，虽然这种不公平并不至于彻底堵塞普通人成功的道路，但这趋势正在加强而非减弱 —— 毕竟，我们讨论的是社会，它的规律是不以个人努力与否为转移的。
如果一个人三年前参加工作每月能有7000元，而今年参加工作就只有5000元，如果他乐观的话，自己毕竟还有工作机会，并且还比绝大多数人生活得好——至少还不是最差结果。但是，如果他悲观的话 —— 这一定说明他不努力或者不知足而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的经济形势吗？而这个，就是今天师弟师妹们毕业的情景。
先上花，后说话
。
南朝何承天云：上邪不难正，众妄不可矫。
作为个体，其行为是复杂而可以纠正或引导的；但作为群体，其行为几乎只受逐利本能驱动（更确切地说是追逐眼前的利益
），是不会主动调整的。即便这个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感受到了危机的存在，即便主动调整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暂时付出的代价，仍然无法扭转这种局面。
明末起义军攻打洛阳，守军缺衣少粮。士绅不得已集资为饷，中间层层克扣，最后到士兵手中的微乎其微。在大厦将倾之际既得利益阶层仍然不忘贪腐，即便他们看到了这样的后果。读史至此我曾觉得这些人愚昧可笑，但后来明白，今天的人与当时的人是一样的贪婪、短视、愚蠢，把我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见得会做得更好。古人如何勇敢，今人如何勇敢；古人如何不堪，今人如何不堪。变的只是技术水平和组织形式，不变的是人性。
对于既得利益阶层，我觉得完全不能将希望——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希望寄托在它们的自我反省和主动调整上。在发展阶段，它们可能还有积极的一面；但在变革中，它们只能是阻碍力量。
那么是什么使一个群体的平均水准最后远高于另外一个群体的呢?可以是家庭、教育机会等等.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受教育不是在越来越公平吗？受教育群体的扩大，让以后的孩子们，在家庭环境上，也会差距越来越小。
以前，你一毕业就能有七千，对那些受教育不公平的人们来讲，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公平呢？甚至是一种更大的不公平。人们都说大学扩招了，大学生贬值了，找工作难了，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不也是社会受教育机会的一种更大公平吗？你的公平你要，他们的公平谁给。
至于短时期，不管国内还是国际，经济状况总会有起伏，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都会受影响，这个也跟公平无关。
我不是说现在社会上一切就都很公平了，我只是说，至少比以前，社会发展受阶段限制的时候，有更大的公平。
警告一下，这是禁书。作者也是属于被管制人士。
根据wiki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父亲因为教陶铸的著作《松树的风格》教的很好而成为批判对象；由于父亲与母亲都成为专政对象，使得廖亦武一度成为流浪儿，靠打零工过日，而这段期间廖亦武由于阅读有关高尔基著作的画册，而逐渐倾向文学。
1970年代廖亦武回到学校读书，但在1976年由于书写反动诗歌而遭到学校严厉警告，而且在同年4月5日因为散发传单《请不要相信他们》而被捕。1977年到1980年廖亦武四次投考大学都未能录取，1988年虽然进入武汉大学作家班，但是不久后仍被开除。
1982 年廖亦武开始发表诗歌，并且以《人民》《儿子们的时代》等诗篇步入文坛，1983年与周伦佑等人开始发表地下刊物与民间刊物，而成为中国公安的对象。1983年到1988年发表《死城》《黄河》等诗而成为新诗潮代表人物之一，但也成为反精神污染的批判对象。
1989 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时，廖亦武发表诗作《大屠杀》并且筹划诗歌电影《安魂》，而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1994年1月31日由于国际人权团体关注之下而提前46天出狱，出狱后除发表诗歌外也多次参与有关人权、改革的运动，也因此屡次被公安抄家，文稿也屡次被抄走。
1999年廖亦武发表《沉沦的圣殿》，书中对于西单民主墙与魏京生等多有着墨，虽然这本书得到不少学者专家的好评，但是这本书却被中宣部定为年度禁书之首，出版该书的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也被整顿；同年出版《漂泊─边缘人访谈录》，随后亦被查禁。2002年廖亦武又出版《中国底层访谈录》，为《漂泊─边缘人访谈录》之增订版，结果导致中宣部的强力查禁，出版该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被整顿，推荐该书的南方周末也发生人事大地震，主编等主管都被撤换。但是《中国底层访谈录》除有地下版本之外，也在台湾与法国有海外版本出现。
2009年廖受德国柏林世界文化之家之邀，欲前往德国参加一个属于当年法兰克福书展框架活动的朗诵会。但由于大陆阻挠，未能成行[1]。
2010年3月1日,大陆阻止了廖亦武前往德国参加科隆文学节.
现在廖亦武主要从事中国冤狱史的研究，以及自传体小说的写作。
[编辑] 主要作品
* 1999年，在国内公开出版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 同年，以笔名“老威”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
* 2001年，以老威之名公开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上下卷。2002年6月，三卷全本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获得〈倾向〉文学奖。2003年5月底，《底层》法文版面世。
* 2004年，自传体的纪实文字《证词》，二月份在香港出版。[2]
* 2008年，法国玛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古拉格情歌》，易名为《犯人的祖国》，法文的。[3]
* 同年，《最后的地主》最近在美国出版，[4]。《最后的地主——土改幸存者采访录》，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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