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洛阳风物记之周南 -- 古城老农

少时看《岳飞传》连环画，年迈的老英雄周侗，指着远处的山川对少年岳飞说：“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是这么可爱，我们有责任保护她”。那并不是当时印象深刻的一页，成年后再读时却感触最深，几欲泪下。绝望于官场腐败社会黑暗的周侗，只能用山河的秀美来坚持自己的信念，启发岳飞的爱国心。据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避难所，那么河山就是爱国爱乡者最后的避难所。只是，到了这时，英雄气已似山水情，更接近于隐遁高蹈，而且，宋徽宗也好花石，宋高宗也爱山水，在看似同样的亲近中，却是决然不同的人格和志向。

山水或有美丑，却本无善恶，只是因时因人而有善恶之名。若说典型，则是洛阳的抱犊寨了。抱犊寨位于栾川县城西北50公里的抱犊山上，周围都是百丈悬崖，南门壁立千仞；西门两峰对峙，当中仅隔一米多宽的狭谷；东门右侧有“断山壕”，属“一夫当关，万人莫开”的险要所在。山上泉水四季长流、水源充足；茂林遮天蔽日，物产丰饶，自给自足，易守难攻。抱犊寨远古时是学道修仙之地，有抱犊真人的传说，也有太上老君守丹炉的童男女私自下凡的遗迹，这些都是古时在此学道的痕迹。近代以来，抱犊寨以土匪巢穴闻名，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曾三次攻打抱犊寨，于1948年集结重兵，围攻33个昼夜，伤亡五百余人，才最终歼灭盘踞土匪千余人，解放该地。

1948年的共军，兵锋甚锐，所向崩溃，为一座土匪山寨大动干戈，付出如此惨重代价，实不多见，豫西土匪之顽悍、洛阳山水之险固，于此可见一斑。后来当地政府在此树碑纪念，近年来为发展红色旅游，又修复当年土匪的工事碉堡、据点巢穴，以招徕游客。洛阳不乏名胜古迹、不缺山水风光、不少现代工程，惟独于光荣的革命传统，颇有遗憾。抱犊寨是本地土匪与解放军血战的地方，另一个八路军驻洛办事处，却以主任袁晓轩的叛变而撤销，都有些尴尬。其实，洛阳本有其特色，不必硬把自己抹上红色的。

如果选三个代表洛阳历史演化和民风变迁的地方，愚以为应该是老君山、嵩阳书院、抱犊寨。第一个代表前古的追求是学道以求做神仙，第二个代表中古学仁义以求做圣贤，第三个则代表近代学打家劫舍以求做土匪。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支流异端，比如白马寺的学念经以求成佛、少林寺的学武术以求做大侠。按：嵩阳书院、少林寺、虎牢关和函谷关这些地方现在行政上不属于洛阳，不过鉴于它们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曾隶属洛阳管辖，而且与洛阳的关系密切，写洛阳风物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它们。

土匪、流氓、无赖、地痞，这些都是文明进化的产物，而绝非原始野蛮的本色。洛阳文明最早，而匪患最烈、匪气最重、民风之刁、驰名海内，或者也是历史的必然。也许饱经沧桑，历尽忧患，知神仙之玄渺而不可求，知圣贤之艰危而不易做，乃见利则啸聚、遇害则奔散，养无赖之习气，成狡猾之性格，多疑多变，少诚少信，乃常遭国人之非议。

盛世学道，则以抱犊寨为可爱；乱世做贼，则以抱犊寨为可恶。河山无异，毁誉悬殊，地之褒贬，因其人而已矣。

中国的书法，在唐代达到巅峰。鲁迅曰：“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愚以为一切好字，已被唐人写完，如果不是能翻出如来掌心的齐天大圣，也大可不必动手。

唐代的著名书家，往往不仅是社会名流，甚至位居权力中心，诸如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都是位居卿相，当朝执政。书法在唐代，对于士人的重要远非今人可比，由于印刷术尚未发明完善，写一笔好字就成为一个文人出人头地最基本的要求，很难想像一个写字拙劣歪歪扭扭的人，能够得到朝廷的赏识和他人的认可。所以，唐人是用生命在写字，他们对于书法的认识和把握，远不是印刷术成熟之后的人们所能企及，更不要说现在只会打字的人了。唐以后也有一些试图另辟蹊径，跳出唐人的窠臼，但如宋徽宗、苏轼、赵孟頫这些大家，书法即使有了自己的特点，也就有了明显的缺点，对比唐人，高下立见，更不用说才力不及以上诸位者。所以在书法上翻出唐人手心的企图，是一条相当危险的道路。\r

学书法莫过于学唐人，学唐人莫过于临碑帖，而唐人碑帖之多莫过于洛阳，至于天下第一碑，也就是升仙太子碑了。关于此碑介绍，网上一搜便见，不打算拷贝了。仅仅略作感慨，当则天皇帝立碑之时，志得意满，富贵已极，淫欲已足，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长生成仙，所以立碑刻字，以寄心愿。然而未曾料到，立碑几年之后，变起左右，祸发肘腋，她的宰相奉她的儿子发动政变，她比为升仙太子的情人尸横宫庙、头悬都市，她自己幽废冷宫，郁郁而死，这使圣贤太子碑里的那些浮夸文字，多了一些历史的冷峻和深沉。

升仙太子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东南约35公里，今偃师市府店缑山之巅。

PS：做一个广告，如果有想买升仙太子碑拓片的，可以联系我哈，价格肯定不贵，是前年原碑拓的。附带说一句，有的古碑拓片，可以根据古拓片或照片，新刻石碑再拓，但是这对升仙太子碑是不可能的，因为升仙太子碑太大（高近7米，宽1.5米，厚0.55米），要是再弄这么大一块石头做这么大一个碑，对于那些搞拓片的人来说，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升仙太子碑的拓片，只能在原碑上拓。由于2006年此碑被国家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看管很严，以后要拓也就非常困难了。

高平陵事件，在无奇不有的中国史上也堪称奇观，绝无仅有。曹魏代汉以后，国势日盛，“囚权于江，囚亮于山”，不必大动干戈，只需坐等彼此实力消长就可扫灭吴蜀，实现一统。曹丕、曹睿作为君主在中人以上，并无昏暴之失；曹芳即位不久，人心未离，然而在此国家平安政局稳定之际，司马懿竟然乘皇帝出城祭陵，率数百家丁就敢关闭城门发动政变。而这看似儿戏的冒险竟能得逞，别人拥百万之众还不敢窥测的国家神器，就这样轻松易手，实在令人瞠目，而追源祸始，其实还在曹操。

历来皇家的陵墓，有奢简之分，有爱恨之别，但其位置，从来都是清楚的。国人一向以孝为百善之首，对先人的坟墓也很重视，皇家陵墓，尤其为万众所瞩目。唯独曹魏的几个皇帝，不但曹操以72疑冢著名，其葬地一直悬疑，就是曹丕、曹睿曾经君临天下几十年的，其陵墓所在也莫衷一是。而当时后人之所以不清楚，原因就是曹家根本就不想让人知道。

曹家何以把自己的墓地当成秘密，原因恐怕正是曹操起家之初，曾经大肆发掘过别人的坟墓，因此害怕被人掘墓。关于曹操掘墓之事，陈琳在为袁绍起草的檄文中曾大书特书，后来有些史家以为不可信。愚以为古人写作檄文这类公之于众的文章，变本加厉或许有之，但凭空捏造的可能性不大，曹操或许没有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这样的职务，但其掘坟盗墓不会是冤枉的。

曹家连祭陵这种大事也尽量从简，只有曹芳、曹爽等带少数人前往，怕的也是知道的人多了可能泄密，却不料这样就给了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机会。从来皇家祭陵，都是兴师动众，声势浩大，而曹魏祭陵，却轻车简从，行踪诡秘。这样秘密是保守住了，江山社稷却开玩笑似的丢了。

以盗墓而发财，以防盗墓而亡国，曹操的功罪得失，正是如此：侥幸于一时，而贻害于千古；取眼前蝇头之利，遗身后无穷之祸。然而，自古以来，却总有以曹操为智谋过人者，噫，臭味相投之鼠目寸光者，何其多也。

高平陵就在洛阳附近，至于其具体位置，既然曹家不想让人知道，也就不必再问了。

柏谷坞现在只是洛阳偃师缑氏镇的一个村，并无独特之处，读书时，才会发现它的名字曾屡屡出现在史书古籍上，和一些名人大事联系在一起。

历史上对洛阳管理防范之严，莫过于东汉设八关都尉，在周围能够进入洛阳的关隘派兵把守，但柏谷坞并不是其中之一，可知在东汉时柏谷坞并没有被特别重视。魏晋之后，柏谷坞的地位突然重要起来，可能期间洛河曾经改道，据《水经注》记载，洛水东经偃师县南，又东经柏谷坞。于是柏谷坞左依洛水，右立高台，成了洛阳东南门户，兵家必争之地。

东晋末，一些司马氏皇族躲避刘裕的追杀，逃往北方，纷纷在洛阳附近聚众屯兵，其中司马楚之就屯于柏谷坞。义熙十二年，太尉刘裕起兵伐后秦，后秦派宁朔将军赵玄驻军柏谷坞防御，被刘裕部将毛祖德击杀，洛阳被刘裕收复。随后刘裕大军进驻，柏谷坞一度成为刘裕北伐的前进大本营，他曾派戴延之率水军沿洛河而上，看能否找到一条进军的奇兵路线（主力由王镇恶率领沿黄河、渭水而上），戴延之走到洛宁檀山坞一带，因为水浅无法行舟而返回。

刘裕伐秦时，虎牢、成皋的守军都是不战而降，柏谷坞的激战，令刘裕非常气愤，曾打算把俘虏的四千秦军都处死，被人劝止。刘裕当年灭南燕，因为愤恨广固守军的顽强抵抗，破城后杀了王公以下三千人，相比之下，对洛阳还算客气。而他派人想从洛河找出另外一条路，一面固然是刘裕用兵好用奇兵险棋，另外也说明晋人南迁已久，对洛阳的地理环境已经很陌生了，竟然试图想从洛河上游找出另外一条通往关中的道路，即使戴延之从洛宁弃舟而上，也只能走进秦岭的茫茫群山。

北魏孝文帝死后，其子宣武帝元恪继位，元恪的叔父咸阳王元禧谋反发动政变失败，仓皇而逃，在柏谷坞被追兵所擒。不过，柏谷坞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十三棍僧救唐王，少林寺有据说是李世民亲撰的《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背景是隋末唐军与王世充争夺洛阳，可见柏谷坞仍是通往洛阳的要道。

唐以后，随着洛阳衰落，洛河又再度改道，不再流经柏谷坞，柏谷坞也就成了一个普通的农庄，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只有农夫村妇耕作于黄土青苗之间矣。

洛阳千年帝都的历史，始于少康之复夏，终于李存勖之复唐。洛阳是一个怀旧的地方，不断有中兴复国、卷土重来的故事上演，而自从不再以她为都，中国就一直是一姓不再兴，再没有亡国复兴的传奇。

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云：“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笑。”以为李存勖之败亡，由于“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道理固然不错，却又不仅如此。

有的朝代，得之艰难而失之容易，有的得之容易却失之艰难。前者往往被人重视研究，以为殷鉴，后者却常被忽视，无人关心。司马懿、赵匡胤之取天下，兵不血刃，马无汗劳，简直是从大街上白捡的江山。然而晋宋社稷，固若磐石，非功高天下之刘裕不能夺晋，非横扫世界之蒙古不能灭宋，此又是何道理？

李存勖败契丹、并幽州、灭朱梁、赫赫炎炎，恐怕以为别人如果不是像他那样，父子辛苦数十年，身经百战，浴血冲锋，就不会有机会染指天下，所以掉以轻心，不知大祸无时不在身侧，以至一夫夜呼，三军瓦解，茫然四顾，措手不及，方寸一乱，束手无策，置酒野外，截发流涕，英雄之末路，可悲也，亦可惜也。

李存勖之孝足以报父仇，勇可以先士卒，然而旋即倾覆不得善终者，不仅因个人之轻忽，亦在天时之不与。天方长乱，纵刘寄奴、李存勖之雄姿，也慨然流涕而无奈；天已厌乱，虽司马炎、赵匡胤之庸才，亦从容南面而称君。

人知创业之艰难，而不知创业或未必艰难；人知败业之容易，而不知败业或未必容易。难易之间，谈何容易，欧阳修之高论，不过老生之常谈，以此立言而博美名，犹之可也，以此窥阴阳而论天人之变，岂其然乎？

后唐庄宗李存勖雍陵位于洛阳新安县西沃乡下坂峪村败仗沟，荒芜败落，无人问津已过千年矣。又听人说因为小浪底工程，现在已经被淹没在水库里，沦为鱼鳖之穴矣。

一、

洛阳是古都，而老城是洛阳市最古老的城区，于是常有外地游客到老城游览，以为怀古思幽，也有本地人士为老城呼吁，说是保护古迹。

老城当然也有一些古迹，比如青年宫广场上的石狮子，就是原来明末福王府门口的，老城的大石桥，也是明朝太监黄锦出资修造的。不过，整体来说，老城只是遗留一些明清民国时期洛阳城的痕迹，反映的也是那个时期洛阳的形象：衰败破落，经济凋敝，人民愚昧，盗匪出没，文明黯淡。老城只是见证了洛阳的没落，而不是辉煌，没落是否值得保存纪念，另当别论，但它绝代表不了洛阳的过去。

名不副实者，谓之盗名。陈霸先之称天子，犹为人所笑，老城自称洛阳城，曾陈霸先称帝之不若，盖石敬瑭、刘知远之以朕自称耳。老城不配享有人们对洛阳的仰慕追思，这里既没有两周汉唐的郁郁文采、赫赫功业，也没有魏晋北魏隋的昙花一现，夺目一时，其所散发的，不过是一些衰朽腐败的奄奄气息罢了。愚以为假如能将老城哪些破屋烂墙拆除干净，片瓦不留，于洛阳历史并无丝毫损失，倒有无量功德。免得其假窃洛阳城的名义，招摇欺人，而贻笑于大方。

好史者，所好乃历史不可磨灭之痕迹；怀古者，所怀乃古人历久弥新之风采，以为陈旧即可称古，岂不谬哉？北京人士，喜欢买一只明朝的碗，或者一个清朝的鼻烟壶，放在家中以为风雅，遇见不识者，则呵斥曰：“懂什么啊，土老冒”，若以此为好史怀古，亦可悲也夫？

二、

洛阳是一个深情的地方，她与文化有几千年的约定，文人的才华，在这里才能得到最高的褒扬，文人的悲欢，在这里才能得到最大的共鸣。所以孔子入洛问礼，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以左思一篇《三都赋》，洛阳为之纸贵；所以“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家家传诵孟郊的《杏殇诗》，为诗人丧子之痛而伤心。所以，生于长安的韦庄流落西蜀，虽然位居宰相，却说：“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洛阳，是文化和才子的故乡。

清末民国，是洛阳最灰暗的时代。那时的洛阳城，与其说是洛阳市，不如说是洛阳县，与其说是洛阳县，还不如叫做洛阳镇。其衰败破落自不待言，斯文更是扫地无余。现在老城区里哪些依然健在的老旧房屋，多是当时军政要人的故居旧宅，这些人大都出身于豫西土匪，毕业于“嵩山大学”，精通杀人绑票之术，而茫然于文明教化。即便有抗日作战的微功，也不足以赎其百年祸国为害乡里之罪，他们是文化的罪人，如果他们都应该被保护纪念，那么董卓、尔朱荣、王世充、孙儒、李罕之也都应该纪念了。

既然众多帝王将相的故宅已经灰飞烟灭，刘镇华、刘茂恩、武庭麟不过区区河南省主席十五军军长耳，有什么资格霸占土地妨碍民生？政府如有闲钱保护这些旧居，倒不如出钱把高福堂、许鼎臣那些民国洛阳文人学士的遗著整理出版。他们在洛阳文明之光最黯淡的时候毕生致力于文墨，诗书于群魔乱舞之地，弦歌于风雨如晦之际，虽然萤火之微明不如日月之当空，没有周汉唐宋名家的光照史册，却也燃薪续火，使得洛阳的文明未曾完全熄灭。

洛阳曾是才子的故乡，也曾是盗匪的巢穴，善恶荣耻，昭然可见，今保存军阀匪首之故宅完整而不动，坐视前贤先哲之遗文湮灭而不顾，犹恬然以保护文化自居，欲谁欺，欺天乎？

船山先生论孝文帝之改革也，曰：“诗书礼乐之化，所以造士而养其忠孝，为国之桢干者也。拓拔氏自以为能用此矣，乃不数十年之间，而君浮寄于无人之国，明堂辟雍，养老兴学，所为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沐猴之冠，冠敝而猴故猴矣，且并失其为猴矣，不亦可为大笑者乎！高欢、宇文泰适还其为猴，而跳梁莫制，冠者欲复入于猴群，而必为其所侮，不足哀而抑可为之哀也！ ”

船山先生身丁末运，亲尝酷毒，国亡君死，家破身危，心怀怨愤，语出尖刻，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自然可以理解。然而若以此为定论，愚期期以为不可。孝文帝父母死，妻子叛，一心向善，决意汉化，纵未十全十美，也该赞而许之，又何必以恶言伤已伤之心，绝人攀跻之路。

考以当时后世之事，亦不可以此定功罪。自刘裕之后，北强南弱，已成定局，南朝之所以能与北方抗衡者，只因衣冠正朔所在，人心天意有所偏爱，故南人守之极坚，北人攻之不力。而南朝萧齐，得国不正，治国无术，至萧鸾萧宝卷父子，则君无时无刻不思诛戮其臣，其臣争先恐后以图手刃其君，已呈分崩离析之势。而孝文帝之北魏，已为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若非冯后私通，孝文早丧，待南朝内乱，提师问罪吊民，易如反掌，何必待杨广之渡江，方知江南之不堪一击也？

孝文帝没后数十年，国中已然大乱，北魏荆州刺史王罴守城，犹仰天大呼：“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国家，令箭中王罴额；不尔，王罴必当破贼！”以此激励士气。死后三数十年，仍可以使将士大呼其名与人拼命争生死，此毛主席不能得之于解放军，蒋公不能得之于国军者。而郦道元、杨炫之之眷恋，李谐之悲叹，《魏书》《北史》之赞美，或有惋惜，未见怨言，则可知孝文帝为人所缅怀，未尝以后来之丧乱而归罪焉。

而且，高欢、宇文泰、尔朱兆、侯景之流，“还其为猴，而跳梁莫制”，去文明复野蛮，以杀掠为能事，驱人民入水火，陷百姓于涂炭，此乃仁人君子所痛心者，又有何可以大笑者哉？

孝文帝长陵，位于洛阳孟津，洛三高速公路之侧，寥落麦田之中。不过，这已经不错了，洛阳的帝陵，基本如此，极少有可以便人观瞻的，还有史上著名，现实中却不能确定其所在的。比如曹睿的高平陵，司马懿乘魏主曹芳和大将军曹爽出城祭陵，关闭洛阳城门发动政变，而高平陵的具体位置，就莫衷一是。

北宋邵雍有诗云：“人间佳节惟寒食，天下名园重洛阳”，洛阳本来一直以园林著称，不过现在提到园林，几乎不会有人想到洛阳，而是苏州，再早些则是晋商徽商的庄园。洛阳的园林荒废已久，已经让人完全忘却了她曾名重天下的风采，李德裕的平泉山庄、裴度的绿野山庄，这些曾经倾动一时垂于史册的名园，如今都完全是穷村荒野，昔日繁华荡然无存，没有丝毫的痕迹。

少时游历故乡，见风貌毫无旧时遗韵，恍然若失，以为遗憾，现在心情却改变了。目睹这些与古人文字描述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更有一种历史流变的沧桑感，这已经不仅物是人非，而且地是物非。桓温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那么地犹如此，人更何以堪呢？

若说洛阳名园之最，无疑就是石崇的金谷园。关于金谷园的情况，有石崇自己写的《金谷园诗序》：“余以元康六年（296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永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换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水，或列坐水滨，时琴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

石崇的文字，并不掩饰其得意，而这些文字里也透露了金谷园的规模，仅金田十顷、羊二百口就让人惊讶其宏大。而石崇还没有写的，是里面还有高楼美女，绿珠堕楼而能摔死，可见其楼至少当在十米以上。自古至今对金谷园的描述叹咏，只需搜索一下就可以知道，不必罗列，只用知道这只短短存在的金谷园，从此以“金谷春晴”一直被列为洛阳八大景之一，就可以想象其美了。

石崇并非只会奢侈斗富，他也很有社会经验和能力。石崇好人物，喜欢交朋友，他的金谷二十四友，网罗当时名流，其中一些名字，陆机、陆云、刘琨、潘岳、左思，放在史书上也是响当当的。嵇康之子嵇绍，后来被山涛举荐出仕晋朝，曾与石崇共事，嵇绍颇有父风，耿直严介，石崇也能礼让几分，不失交谊。可是，石崇没想到，他遍交天下名流，最后却被一个他所鄙视的街头瘪三孙秀所杀。《晋书.石崇传》里把石崇之死归因于“矜奢不极，寇害成赀”，以为是聚财奢纵所致，虽然不无道理，却仍属皮相之见。

以石崇的能力，在一般朝代里，都可以安保富贵，享其天年。不过，他生活的，是一场玉石俱焚的总危机即将开始的年代，无论是老练的张华、慷慨的刘琨、君子的嵇绍、小人的孙秀，激越的陆机、随和的陆云都将死于非命。史书上记载的那个质问石崇“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的执刑官，自己也很难在随后的大灾难中幸免。这也就是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那么是谁把当时的社会变成一个绞杀一切的覆巢？答案在两千年之后已经昭然若揭：曹操和司马懿。他们彻底颠覆了忠孝的道德，这种对汉民族精神的撕裂，远不是曹操平定北方、司马氏统一全国的业绩所能弥合的。也正因此，后来人们对诸葛公两朝尽萃、关云长千里单骑思慕歌咏，而厌恶曹孟德的挟君欺上，司马氏的篡权弑夺。

而在当时，一切还难以评判，有一本被反礼教人士奉若至宝的《竹书纪年》或许可以窥见当时人们的心态。这部宣扬舜夺尧、太甲杀伊尹的书，据说成书于战国初年，而发现出土于魏晋，都是两个礼崩乐坏、道德完全崩溃，人们即将进入赤裸裸互相杀戮的的年代，那些记载，与其说是史实，倒不如说是信念破灭后对往事的重新想象。

金谷园按照石崇所说，去城十里，离魏晋洛阳城十里，但其具体地点，说法很多。洛阳的火车站一带，也叫金谷园，不过却是最不像的一个地方。其实，也不必认真去追寻原址，曾经繁华美丽的金谷园已经一去不再了，它只存在于文字和人们的想象中。如果说启示，就是洛阳的山水就像一个天姿姣好的少女，稍加修饰，就能动人，要是刻意妆饰，当然也会倾城倾国，不过那时离她的堕落和灾难也就不远了。

1.游记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唐代王维的名句，也是流传很广影响极大的禅诗，其意境含蕴，让无数人痴醉着迷。而一次伏牛山--木札岭之行，让我对这句诗有了最直观的体验和理解。

　　下午4点出发时，看到洛河水依然宽阔流淌，而此行正是追寻这条母亲河的渊源来处。出城上高速不过半个多小时，下高速就进入汝阳县界，汝阳在汝河之畔，这是洛河的一条支流，明显比洛河窄小。公路都是沿水修筑，越往山里走，就越清晰的感觉到路旁的水道在变窄，水流在变小，从浩浩汤汤到涓涓细流，甚至只有窄窄的沟壑，已经看不清草木遮掩下的水流。

　　水越来越少，而山却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大清晰。豫西的山，不似西北的山，雄伟严峻，也不似江南的山，娇小秀丽。她也高大，却不至于让人感到敬畏，她也清秀，却不至于让人觉得妩媚，就像已婚的妇女，秀丽而不失端庄，温柔却充满自信坚强，这是另外一种风韵，或许没有很多外人的艳慕，却深得亲人们的依赖和尊敬。

　　车行总共两个多小时，就来到此行目的地，伏牛山的深处名寨——木札岭。公路旁边，一座山寨赫然矗立，寨墙高大威严，一面大旗在旗楼上迎风猎猎飘扬，仿佛来到了传说中好汉占山称王的领地，又或者名将镇守的严关——这就是木札岭的景区大门了。

　　从大门进去，刚走没多远，就迎面看到一条瀑布飞流而下，这是进山后看见的第一条久违的水流：天河瀑，而这也才是木札岭瀑布群的开始。上山的步道全都沿瀑布开凿修筑，式样如同栈道，凿洞架梁，蜿蜒而上，仰望有如天梯，令人眩目。幸好其间还有迂回曲折，以及树木山石的遮掩，游人只能一段段攀登，不至于觉得那么高险。

一路时而水潭，清澈见底，蝌蚪小鱼自由嬉戏，时而飞流直下，水雾飘飞，水潭或大或小，瀑布有高有低，山壁久经冲刷，洁净如玉，而山壁或高耸严立，如刀砍斧剁，或平缓延伸，如精工细磨。路旁草木亭台，各具匠心，别有风味，令人不知时间流逝，不觉海拔已高。从山底而上，一路走过八九个瀑布，到了飞天瀑后，寻水探源似乎也到了尽头。再往上已经看不到明显的水流，而这些涓涓滴滴的细流，就是那些浩荡翻滚波涛的来源。

　　从洛河寻水寻到支流小溪，从瀑布寻水寻到高山之上，这时才真切明白什么叫“行到水穷处”，而就在心情惘然若失之时，换景区旅行车继续向上，在鲁班岭停车场下车，沿千米生态橡胶路松软的土路前行，不用太久，就到了山峰之一的王山，这里有飞来石和青松峰两个观景台，都可以看到群峰之间，千里白云升腾飞移，其壮观惊艳，如梦如幻。站在山顶之上，迎面山风扑面冲怀，真所谓“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在飞来石和青松峰之间景区一个木牌上，我惊喜的看见了自己喜欢的两句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这是南朝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里的两句，全诗是：“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陶弘景隐居山中，采药学仙，但是朝廷里每逢大事，都要派使者前去咨询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梁武帝下诏问他山里有什么，他如此作诗回答：山里有白云悠悠，不过只可自己观赏，却无法拿来送给皇帝。确实，要想真的领略木札岭的飞瀑白云之美，也只能自己去亲身体味，别人是无法代劳的。

　　游木札岭感怀

　　绵绵伏牛山，郁郁木札岭。

　　草木无媚色，山水自风景。

　　神仙有遗迹，鸟兽藏踪影。

　　千古灵秀地，今朝渐苏醒。

2.传奇

传奇源自传说，当传说已经远离了真实和逻辑，已经实在无法自远其说的时候，也就变成了传奇。传奇没有史料的价值，不能用来考证真伪，但传奇却蕴涵着某种感情的宣泄和心理的寄托，通过这些虚幻的传奇，可以了解很多民间的真实想法，这甚至是严肃的史学也无法做到和替代的。

　　木札岭和伏牛山的很多地方一样，有着说不尽的传奇，如同伏牛山和世代居住在这片大山的人们一样，漫长曲折、深沉朴厚。

　　木札岭的名字，就来源于鲁班成仙的传说，据说鲁班在木札岭修了一座高大的木楼，没有使用一颗钉子。他在这里成仙后，木楼焚毁，只留下木渣，所以叫木渣岭（木札岭），木札岭上还有鲁班岭、鲁班饮牛槽等与鲁班有关的地名。

　　中国的神仙是一套复杂而自相矛盾的庞大体系，无数人严格按照成仙的理论去实践：导引、服气、炼丹，最终却依然如常人一样死去，而有的人似乎对成仙完全不感兴趣，却奇怪的被认为成了神仙，比如鲁班师傅，还有岳飞元帅。鲁班终生只是一个工匠，他的生活方法和目标与成仙毫无瓜葛，百姓们固执地认为他成仙到底说明了什么？对他技艺的最高认可，还是对他工作的最终否定？木札岭下，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汉光武帝刘秀是在伏牛山里留下传说最多的人物，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他的痕迹，木札岭当然也不会例外。这里有刘秀的饮马槽，有刘秀感伤的“绸子”（愁死），比较有特色的是传说刘秀被王莽追击，在这里向石人问路，石人不答，刘秀大怒鞭打石人，在石人身上留下深深的伤痕。之所以显得特殊，因为传说中的刘秀，向来温和，鞭打石人可能是来源于秦始皇鞭打石头的故事，但秦始皇本来就是鞭笞天下的暴君，为什么套在刘秀身上？莫非百姓觉得在其他传说里的刘秀太过柔弱，要通过这个故事增加他的力量和强悍呢？

　　刘秀本来出身豪强，并无衣食之忧，而在传说里他却家境贫寒，为了吃饺子天天巴望着过年；刘秀创业虽然不是一帆风顺，却也从容不迫，而在传说里他却狼狈躲藏，疲于奔命；刘秀晚年功成名就，妻贤子孝，而在传说里他却倍受不肖之子的折磨。在百姓眼里，少年的刘秀就象亲戚里贫苦而聪明上进的孩子，成年的刘秀就象是周围处境困难而迎难奋斗的兄弟，老年的刘秀就象是邻居中为子女操心头疼的老人。他们一直没有把刘秀看作外人，而用身边最熟悉的形象去描述他，这其实也说明，他们一直把他当作自己人——甚至刘秀的坟墓，百姓们也一直叫“刘秀坟”，要知道皇帝的墓应该叫陵，王侯的叫冢，只有普通百姓的才叫坟，而这看似不敬的称呼里是无论多少权威和金钱都无法换来的亲切。

　　百姓们真以为刘秀只是一个常人吗？要知道他在32岁就称帝建国，对于一个自己打下江山的开国君主而言，这是一个太过年轻的年龄。而他的手下将相，大都是年轻人，邓禹24岁官拜大司徒（丞相）更是一个后来者无法追赶的梦想。那是怎样一群优秀的年轻人啊，他们那么快就收拾了残破的山河，恢复了崩溃的社会，重建了稳固的汉帝国，对比此后的治乱更迭的艰难和漫长，就更加惊讶于他们的成功。所以，百姓们说刘秀的部下是天上28颗星宿下凡，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他们其实一点也没有低估刘秀的意思，只是不想拉开和这位君王的感情距离。

　　最近的传奇，则是李自成火烧红椿寺，据说李自成因妹妹被红椿寺僧人奸杀，就造反率军攻打红椿寺，最后终于把寺庙一把火烧光。木札岭上的传说是，李自成在山上大便，拿草擦试，被一种有毒的草蛰得疼痛红肿，大怒烧杀，不但人畜鸡犬，连草木也不留，所以这里有个地方叫杀岭（沙岭），光秃秃寸草不生。

　　李自成也是和豫西地区关系密切的人，他自崇祯十四年十八骑出商洛进豫西，旬月之间，聚众百万，可以说李自成晚期的绝大多数手下，都是河南豫西人。这些人跟着李闯王去闯天下，结局却很悲惨：大多战死，最后一部分在李来亨率领下，最终覆没于夔东，另一部在李自成义子张鼐、部将田见秀率领下降清，被多尔衮下令集体屠杀。

　　豫西人对李自成的感觉大约是一种上当，跟着闯王去闯，结果却是如此，所以在传说里把李自成描述成一个笨拙暴躁的可笑角色，在李自成屁股疼痛中得到一丝安慰。看起来，百姓们从来不缺乏幽默细胞，无需林语堂教授的教诲，他们早就知道什么是化沉痛为悠闲，化悲惨为笑料，在莞尔一笑中消解了历史的血雨腥风。

在很多人看来，龙门是洛阳的骄傲，石窟是龙门的珍宝，而实际上龙门和石窟也是当地人贫穷和苦难的根源，而这却是很少有人明白的，虽然道理非常简单。

游客到龙门，见佛像残破，%要道之旁、众目睽睽之下，历经千年风雨，仍然还能保存好一些雕像，本身已是奇迹了。仅近代以来，众多恶名远扬的军队，诸如曾火烧少林寺的石友三、以及奉行三光的日本皇军都曾在石窟旁路过，而那尊卢舍那大佛及其身边的菩萨、天王、力士还能基本完好，已是万幸了。

保护龙门最力的，当然是附近的居民，在清末民国，中央地方政府权威扫地、社会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时，都是村民自发组织，昼夜巡逻看护，也才防止了偷盗者更无忌惮和大规模的破坏。不过，他们的艰辛并未给自己或者后人带来什么回报。

龙门及其附近的地方，在洛阳周边，属于经济很不发达的地方，人民普遍相对贫穷。因为龙门石窟特殊的地位，国家在其附近进行开发建设一向极为慎重，很少有国家投资的大工程项目。原来还有当地村镇和居民自己投资建的一些水泥厂、石灰窑，因为龙门山附近的石质，很适合造水泥和烧石灰，但后来因为开山破坏山体以及污染影响佛像保护，都被严令关停了。而且，因为据说火车汽车行使造成的震动也会影响佛像，把铁路公路也都搬迁，本来进出洛阳最容易的龙门通道基本变成了游客的人行道。这样，不许建厂开矿，也不许汽车火车交通，当地居民除了依赖几亩瘠田，要么就只能在景区附近摆摊，欲不贫穷，可乎？

或曰：龙门票价昂贵，每张80元，游客众多，百姓焉得不富？岂不知这国家级景区的门票收入，恐怕连洛阳市的财政都无从过问，何况周边小小百姓。再说游客都是匆匆来去，在附近吃顿饭都不多有，又能给当地人带来什么呢？

不过，龙门人也许并不细想这样，提起石窟大佛，依旧满脸骄傲，于是相信，伟大的荣耀总是和伟大的坚忍密不可分。比如最近世人惊叹的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当面对一个遭受百年难遇的冰雪灾害、一次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袭击的特大地震、一场短期连续暴跌近70%的股市崩盘，仍然可以面带微笑有条不紊组织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的民族，任何一个抱有敌意的人都可能不得不改变态度。不是因为被感动，而是怀疑自己的能力，也许认为自己没有力量把这个民族打倒是比较明智的。

陆浑位于洛阳嵩县伊河之上，现在以水库闻名，水面数十公里，汪洋浩瀚，如同观海，是洛阳人消夏玩水的地方，时常有钓出特大鱼鳖的新闻。和洛阳很多地方一样，那里也是一片历经沧桑的地方，只不过很多故事都已经淹没在水下了。

陆浑的得名，来自陆浑之戎。陆浑之戎初居瓜州(今甘肃敦煌)陆浑,后受秦晋诱迫,东迁至伊川(今河南伊水流域),隶属于晋。公元前525年,晋以其叛离为名,派兵攻灭之。陆浑国君和一些遗民流亡于楚国，以陆为姓，后来竟成为江东的名门大族。

在整个周王朝时期，戎狄夷蛮这些小族小国生存非常艰难，他们在文化上被歧视，也无力与有组织有联系的姬姓诸侯国争斗。如果发生冲突，不论胜负，总是他们不对，而那些强大诸侯，攻打他们不需要什么理由，也被视为尊王攘夷的正义之举。楚庄王就曾伐陆浑之戎，并借机问周王室九鼎轻重。也许这些惨痛的经历，使得后来陆氏子孙，性格上多少都有些畏慎，有功不敢自傲，有名不敢自大，有才华不敢自恃，有成就不敢自满，却铸就了中华史上或许最具光彩的一个家族的辉煌历史。

从陆氏的一些习惯来看，也可以发现他们与伊洛之间的联系。比如陆家喜欢养鹤，陆机临刑感叹“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而在离陆浑不远，就有一个鸣皋山，就是传说中“鹤鸣九皋，声闻于野”的地方。按：愚以为古人养鹤，本意并非为了风雅，听鹤鸣观鹤舞，而是为了防蛇，鹤为蛇类天敌，且可以高鸣报警，所以古时山中隐士，多好养鹤。

陆氏后人，虽然长居江东，伊洛却常常萦回于他们的心头笔下，唐朝陆贽把父母安葬于洛阳，而南宋陆游更是“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老去已忘天下事，梦中犹看洛阳花”，或许，对伊洛陆浑，他们还有一种血脉深处的思乡之情。

陆氏虽然姓陆，却好象总是与水有缘，他们在江南的聚居地如吴县（今苏州）、华亭（今上海），会稽（今绍兴）都是有名的水乡。而他们千里之外的故土陆浑，现在更是一片泽国，成为鱼虾居住的地方。不过，现在上海苏州都已是繁华之地，寸土寸金，而陆浑所在的嵩县却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普通百姓全年收入少则数百、多则一两千，或许陆氏先人之灵有知，也会感慨不已吧。

司马光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而愚以为若问洛阳兴废事，则请君只看洛阳桥。洛阳临水筑城，常人无达摩大师一苇渡江的神通法力，而舟楫又不足以满足大量人群往来的需求，于是桥梁的建造就不可避免了。

三代之事尚矣，难以确考，而至少自秦汉洛阳就有了桥梁。当时是木制的浮桥，大约是在连锁的船上铺上木板，而它们不仅易为洪水冲垮，也常常成为战乱的牺牲品，西晋八王之乱时赵王司马伦篡位，任命刘琨为冠军将军率领禁卫军迎战前来讨伐的诸王联军，刘琨大败而还，“焚河桥以自固”——这招烧桥的本领被刘琨的表弟和参谋长温峤学会，在出战王敦时候，温峤也放火把建康（南京）秦淮河上的朱雀桥给烧了。

唐兴，天皇高宗和天后武则天长居洛阳，乃大举兴建天津桥——天津者，通向天庭（天子所居）之渡口也，因为后来天庭移到北京，所以天津的地名也跟着跑到了渤海。天津桥是一座石拱桥，而且跨越当时堪称大河的洛水，是当时全国的标志性建筑，也被众多文人雅士所钟爱，唐诗里直接涉及“洛阳桥”“天津桥”“洛桥”字样的诗数以百计，骆宾王、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皮日休等等文化史上的知名人物都曾在桥上流连吟咏。可以说，天津桥是大唐风雅的重要象征和载体之一，不过现在只盛一个桥墩，聊以凭吊怀古了。

北宋之后，洛阳日渐荒弃，桥梁也跟着破败，甚至毁坏不修。民国期间，北洋大帅吴佩孚挟直皖、直奉两战大胜段祺瑞、张作霖之声威，虎距洛阳，于1921年重修天津桥，落成之际，名流如张謇纷纷作文赋诗，盛赞“吴将军”之恩威。夏季暴雨，一日吴佩孚驱车视察，山洪忽下，将桥两端淹没，把吴大帅困在桥中央（因为桥为拱型，中间高而两端低）。随从大惊，以重赏驱诱士兵援救，结果下水八人，被洪水冲走六个，又持枪威逼梢公驾船才将吴大帅救出，前后折腾了七八个小时。如今此桥仅余残桥一段，洛阳人称“老吴桥”。

1932年1.28事变，淞沪激战，国民政府临时迁到洛阳，后来为纪念此事，于1937年修桥一座，以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命名为林森桥，1944年日军侵近洛阳，林森桥被守军炸毁，现在有个亭子，上有残碑一块。

解放后，五十年代修了两座桥，洛阳桥和洛河桥，风格简朴，至今仍在使用。80年代新修一座洛阳桥，1992年邓公南巡，全国开发，洛阳也跟风上马一座牡丹桥，不久治理整顿，遏制经济过热，洛阳市财政困窘，无力支付建造费用，牡丹桥成了烂尾桥，半座桥挂在洛河上好几年。前几年洛阳再次开始大规模建设，不但很快修完了牡丹桥，还另修了王城桥。

同是一个洛阳市政府，前些年连一个桥也修不起，后来则造桥修路，出手阔绰，何以前后差异如此呢？原来是外出考察，学来了先进经验，就是把土地卖给开发商，赚了很多转让金，开发商则盖了很多房子，再卖给老百姓。或曰：百姓买不起怎么办？答曰：没关系，一则青年结婚是刚需，不得不当房奴的大有人在，另外则是对外推销，跑到附近城市里宣传洛阳是中西部最佳宜居城市。

据说当年黄巢失败出家，仍念念不忘洛阳，又潜回洛阳，徘徊天津桥上，赋诗曰“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虽已是大唐日落黄昏时的景色，依然诱人如此,更不必说其盛时风流了。不过，如今科技发达，吞江跨海的大桥也不鲜见，洛阳的桥梁再无可能重现天津桥的风光，凝聚世人的瞩目了，这诗句也该改为：无人再看天津桥，独有残碑伴落晖了。

安乐是洛阳地名，虽然行政上是一个村，但因为离市区太近，已经没有丝毫农村的模样了。前几年不知谁的主意，把从市区到龙门去的主干道两侧房屋一律重建，盖成仿古样式，都贴上类似古砖的青灰瓷砖，看起来不伦不典。安乐有好多倒腾旧书的，上世纪80年代时可以遇到不少不错的书，特别是一些厂矿图书馆里处理的旧书，我买过的至今记得的书还有《拿破仑时代》、《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等。这些年很少有好的旧书了，所以不怎么去看了。

安乐的得名，一般的说法是源于北宋邵雍，现在那里邵姓人家也多，还有邵氏祠堂、邵雍大酒店、老邵饺子馆等等，想来是有根据的罢。

不过，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蜀汉后主刘禅降魏后，被封为安乐公，就住在这里，所以这么叫云云。这个佐证不多，而且刘禅的墓远在孟津邙山，魏晋洛阳城也在现在偃师境内龙虎滩一带，刘禅怎么住在现在的安乐呢？不过也说不定，把他这样的亡国之君安排在都城几十里外的郊区，也有可能。

说起后主刘禅，似乎是个人人可以嘲弄的人物，其实不然。蜀汉之亡，天命大于人力，后世论者不敢损诸葛之贤明，不忍伤姜维之忠勇，就让后主一个人背起亡国的责任，于是他就成了扶不起的阿斗，任人笑骂。流传颇广的乐不思蜀故事，愚以为也值得品味，郤正劝后主对答之辞，愚以为不太可信。郤正单身送后主入洛，一路照应安排，就象老板破产了还坚持给他免费打工，处理善后事宜一样，所以很得当时后世的赞许。但是给刘禅出主意想回四川，意图再起，则绝无可能，死灰难以复燃，亡国不可复兴，当时人心厌汉已久，后主也非大有为的英雄，这样一条绝路郤正不会让后主走。后主自己对司马昭说不思蜀是可信的，司马昭精于权术，敢于弑君，跟他玩这种小聪明后果不问可知。南唐后主李煜倒是日夜思乡，天天垂泪，形于诗词，只召杀身之祸，于事何补？

后主不乏英明之举，诸葛公殁后，有人乘机上书毁谤其专权，后主大怒，将其人下狱。后主一向素称暗弱——其实也可以说是宽厚，汉语里有不少意思相同，褒贬却迥异的词汇，全在人的运用和理解——很少对下施威，而这里他却动怒了。关羽千里归先主、先主举国托孤、诸葛公鞠躬尽瘁、诸葛氏三代忠烈......这都是中国史上人们交往的最具光彩的例子，无论此前还是以后都很难再找到了。让人感慨世上并不是只有势利之交，而人性也并不总是那么复杂，有时也可以纯净的象块冰玉一样，令人感动想往。

论史者言风俗之美，道德之善，往往首推东汉，其次则曰南宋。然而东汉有外戚之横、党锢之祸，南宋有称臣之辱、岳飞之冤，以愚观之，君臣上下交尽其美而少遗憾者，其蜀汉乎？

安乐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对学者而言是安贫乐道，对于权贵而言则是奢华骄纵了。中国史上举办的几次最著名的比富活动，赛场都设在洛阳：一是西晋，参赛选手有石崇、王恺、羊琇等人；二是北魏，参赛选手有元雍、元琛几位；第三次是隋炀帝的个人表演赛。不过，洛阳城看了几天热闹之后，却跟着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且这些比富活动都葬送了一个当时看起来蒸蒸日上的帝国，所以，洛阳人并不以此为荣，也很少愿意多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