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二） -- 老拙
1980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托北京市公安局调查北京特科的来龙去脉。公安史办公室主任于行前接到任务后，带着几位老警察，走遍全国14个大城市，查阅100多卷历史档案，找到了43名北京特科成员，其中就有张友渔教授。于行前当年去采访张友渔的时候，张友渔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后，提笔写下了“北方赤色之剑”六个字。
张友渔是山西灵石人，北平政法大学毕业，1927年6月加入共产党，1928年夏打入当时阎锡山势力控制的天津市政府任科长，做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情报工作，以及掩护、营救党员的工作。1930年，张友渔利用蒋冯阎大战，阎锡山战败撤出平津的机会，劝说阎锡山的天津市市长崔文徵（又名崔廷献）：“山西派已经失败了，为什么还要把监狱里关的共产党交给蒋介石、张学良?让蒋介石、张学良把这些人杀了，对山西派有什么好处？还不如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捣蒋介石、张学良的乱，对山西派还有好处。”崔市长一听很对，下令把关在天津“临时自新院”里，以薄一波为首的二十多个闹兵变的共产党重犯都给放了。
这下惹毛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扬言要把张友渔抓起来。张友渔只好跑到日本去避难。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友渔又在日本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反日活动，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张友渔回到北平，一方面在《世界日报》做主笔；一方面在燕京大学、民国学院等院校教书。这时，北方特科的周怡找到他。从此，张友渔即由周怡单线联系，成为特科的一名秘密党员，从事情报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张友渔回忆说：“当时同我一道工作的，有杨秀峰、黄松龄、徐冰(即邢西萍)、温健公、王思华(当时叫王右铭)、阮慕韩。”
这里，我们重点说一下与后文有关的徐冰。
徐冰，河北南宫人，1924年在德国留学时加入共产党，1925年因参加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活动，与朱德等被德国当局逮捕，不久被驱逐出德国，转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秘书处任翻译。1932年秋被叛徒出卖入狱。1933年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到北平任教，与张友渔同一团队。张友渔在他的回忆中，多次提到：“当时同我一道做特科工作的徐冰…”。
1934年9月，应山西阎锡山“中国青年救国团”张隽轩约请，特科派张友渔去山西。当天下午走，晚上蒋孝先就派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调查科和北平市公安局侦缉队，宪兵、特务、警察几十个人，去张友渔家抓他，结果扑了个空。说起来，还是阎锡山救了他一命。
张友渔去山西干什么？
去讲马克思主义。
给谁讲？
给阎锡山讲。
那位说了，老拙你有没有搞错？
没有。
中国的军阀分三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是建立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都会，否则就当不了军阀了。
第二个境界是发展经济。
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天下。大军阀基本都会。但能把治下地方的经济搞上去的就不多了。阎锡山要算一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利用国民党镇压山西学生运动激起公愤的机会，重新上台，随即制定并推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几年时间，山西经济快速发展，就连蒋介石都不耻下问，山西经济的发展经验如何在全国推广。军事工业是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又是军阀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阎锡山的兵工厂计有分厂十八座，厂房6100余间，设备5000余部，职工上万。月产迫击炮100门，轻重大炮35门，炮弹15000发，机枪、步枪4000支，子弹420万发。在同时代军阀中，晋军最先装备现代化榴弹炮团，甚至据说还在研制战斗型直升机。
第三个境界是探索理论。
用什么理论指导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到了这个境界的军阀，可谓凤毛鳞角。能够探索出自己的一套政治经济理论，那真的就只剩下阎锡山一人了。
早在1920年6月，阎锡山就开始在山西省政府院内的梅山组织“进山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研究、论证他提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山会议”每星期三、六开会，每次4小时，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山西有水平、有地位的骨干分子和社会名流，最初只有12人，后来增加到134人。 阎锡山给会议提出了研究目标，即研究“人群组织怎样对”的问题。他还给会议规定了三条研究公例：一是研究的结论必须“得乎人心之所同然”，而不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二是研究的结论必须无父母，就是不掺杂成见；三是研究的结论必须不绝后有儿子，就是要有发展前途。会议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人群之真富真强真文明，土地公有私种，资由公给”，而对共产主义制度则认为是只有“人人为圣人斯可办到的制度”。
蒋冯阎大战后，阎锡山落难那两年，更是苦苦思索着这些问题，最后终于捋出了一个头绪。
重新上台后，阎锡山把他捋出的这个头绪写成一本书，叫做《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
1934年11月，蒋介石听说山西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亲自赴晋巡视，看到果不其然，于是向阎锡山探问，一是国事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是山西建设经验如何能推行全国?
阎锡山捧出一本《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送给蒋介石，并解释说：“废金银制改行物产证券制，废劳资合分制，改行按劳分配制。也就是说，开辟造产途径，解救失业恐慌。在积极方面，以物本位的物产证券，改革金代值的货币，以消弭因物产滞销引起的失业恐慌弊端。以‘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取消私产剥削。消极方面，指出马克思对现社会病之认识及医治的错误，在思想上彻底粉碎共产主义。”
如果要详细探论阎锡山的这套理论到底是什么、是对是错，何对何错，那恐怕又会盖一个很高很歪的楼，我看咱们就算了，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吧。
总之，阎锡山自己心里明白，就凭他一介武夫，虽然搞出了这套理论，一是难免存在许多说不清楚的伤病之处，二是恐难令天下信服。正在这时，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给他推荐来一位留德归来的学者杜任之。这位在马克思老家研究哲学的杜先生听说阎锡山提出了“永久性按劳分配”的学说，不禁大感兴趣，而阎锡山为使其学说完善化，也极愿请人与他辩论。杜任之对阎的“学说”颇多疑问，阎便欣然请杜到他的老家河边村一起研究。
两人在河边村进行了三次学术大讨论，杜任之反复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阎锡山学说中的漏洞提出质疑，搞得问题越辩越多。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于1934年秋，派张隽轩秘密赴北平，约请侯外庐、张友渔来晋，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1934年9月，张友渔去到山西之后，北方特科派遣打入张学良“剿总”的潘东周身份暴露。11月7日，北方特科成员李光伟、杨青林、刘子奇、袁国振、陈红、鲁克明、冀丕扬、贺善培、宋兰坡、陈东阜、阮慕韩、沈一平、佟子实、李雪飞、姚文秀、冀文广、龙殿林、贺林、郝任夫、李澄之、隋灵壁、王慎明(王恩华)等20余人突然全部被逮捕。张友渔回忆说：“徐冰、温健公在北平呆不住，也去太原讲学。”
张友渔说，阎锡山“并不敢用共产党人，只想利用两种人来达到他的目的：一种，曾是共产党员，现在脱离关系的，特别是叛徒；一种，讲马列主义理论，但不是共产党员的学者”。
恐怕后面一种也不竟然。因为阎锡山很可能知道他们是共产党。
1935年2月，阎锡山正式请张友渔、侯外庐、温健公、邢西萍等几位教授学者到河边村讲课讨论。阎锡山兴高采烈地对杜任之等人说：“我请来一批共产党的理论家，就在河边村讨论我的学说。他们今天就要到了，我要和他们展开辩论。他们驳不倒我的学说，就得听从我的主张。道理是越辩越明，真理终究要战胜。让他们也敞开讲一讲马克思主义，我也愿意听听马克思谈的究竟是个什么道理!”
阎锡山那里知道，这个杜任之先生也是中共特科派来的秘密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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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张友渔利用蒋冯阎大战，阎锡山战败撤出平津的机会，劝说阎锡山的天津市市长崔文徵（又名崔廷献）：“山西派已经失败了，为什么还要把监狱里关的共产党交给蒋介石、张学良?让蒋介石、张学良把这些人杀了，对山西派有什么好处？还不如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捣蒋介石、张学良的乱，对山西派还有好处。”崔市长一听很对，下令把关在天津“临时自新院”里，以薄一波为首的二十多个闹兵变的共产党重犯都给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