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四） -- 老拙
扯远了，咱们还是回到1934年的山西来。
1934年9月到11月，阎锡山派人把张友渔、侯外庐、温健公、邢西萍等共产党的教授学者请到了山西，结果11月蒋介石来访，12月阎锡山老爸去世治丧,理论研讨的事情就拖了下来。
乘着这个空档，杜任之向阎锡山提了个建议，把这些共产党理论家拢起来，成立一个学会，专门研究这个“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理论。阎锡山一听很好，起个遮人耳目的名字叫“中外语文学会”。阎亲任名誉会长，杜任秘书主任与编辑主任，潘泽卿、周北峰为副主任。杜任之又把法学院他的学生阎又文找来做实际工作。
阎又文就是这样逐步走了上中共秘密工作的道路。1938年，经过长期观察后阎又文被秘密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11月在延安七里铺中央社会部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被安排到马鸿逵的部队。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荣河同乡，逐步取得傅的信任后，在傅作义处担任文书，秘书。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1945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为“剿总”新闻处长、政工处副处长。司令部的新闻发言人。此时，我党急需获取傅作义部队军事情报。于是，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派王玉设法寻找阎又文，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这时，傅作义要阎又文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阎又文请示组织，周恩来指示说：公开信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于是，便有了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好，我们再回来说杜任之。这个“中外语文学会”，名义上说是研究阎锡山的“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理论，实际上是在宣传马列主义。学会办了一份《中外论坛》，主要任务是翻译和介绍国内外的进步书刊，甚至翻译《共产国际通讯》，介绍各国共产党情况，翻译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宣传马列主义。杜任之回忆说：“刊物的翻译人员大多数是革命者（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有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徐冰)和温健公、李毓珍，还有潘泽清、高叔康、王辑五、焦敏之，以及徐冰介绍来的孔祥祯（他就是后来往草岚子监狱里送信的人）、我介绍的山大教授史景苏等人”。
当时从北平大学毕业回到山西的青年学生余振后来回忆说，杜任之听说他学的是俄语，就请他给《中外论坛》翻译文章。余振翻译了一篇《苏联货币》。“后来, 杜先生提名让我参加编委会。编委会的编委都是一些有名的学者, 如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徐冰)、温健公、周北峰等, 都是北平、太原各大学的教授。后来, 我参加过一次编委会, 会议决定大家分头翻译列宁全集》。记得学会里的全集是俄文第二版, 全部30多卷”。可见当时他们搞得规模有多大。
不但如此，这帮共产党的教授学者们还给阎锡山的青年团骨干讲“科学社会主义”，以“中外语文补习班”的名义在社会上办班讲课，把《中外论坛》发到全国各地。
到了1935年2月，阎锡山的理论研讨班终于在他老家五台河边村开课了。研讨会的消息传开后，山西各派政治力量均派人参加，阎的高级参事宁超武及邱仰溶的部属潘泽清、申受天、刘宗备等也相继到会。阎锡山见来人渐增，便分成三组讨论其学说的三个部分。哲学组由李江负责，物产证券组由邱仰漕负责，按劳分配组由宁超武负责，杜任之联系。
期间，阎锡山专门安排三天时间，由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先由温健公讲唯物辩证法，邢西萍作补充；继由温健公讲《资本论》的"商品"和"资本积累"等几章，侯外庐作补充。讲述三天中，阎锡山仔细地耐心地听着，认真做着笔记，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请求解答。听完课后，阎锡山说了一段话。
他说：“马克思真了不起，他分析观察事物，就像一只显微镜一样，竟然能看到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不过，“阶级斗争要不得！要革命，马克思就要挑起阶级斗争，让人们互相残杀，这是不人道的。”“阶级斗争为什么不对？因为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这不能怪人！”
这段话很能代表当时阎锡山对共产党的心态。
这时候的阎锡山面对着三大强敌——老蒋、日本、共党。如何在“在三个鸡蛋上跳舞”？阎锡山的办法是“拒蒋又要拥蒋，抗日又要联日，反共又要容共”。很多评论把这话看成阎锡山的处世狡猾，其实并不尽然。他也有他的一套理论依据。
比如对共产党，搞阶级斗争、暴动造反夺取政权，他就反，因为他认为这样不对（当然也是出于他的集团利益）。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暴动造反，他就容。
所以，当时的阎锡山对陕北红军采取剿灭政策，对共产党在山西的基层组织采取抓捕政策，而对这些共产党的理论家采取容留甚至是保护的政策。
要知道，1934年秋到1935年底这段时间，正是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最严厉捕杀中共地下党的时期，这些共产党理论家正是因为在上海、平津等地待不下去，才跑到山西来的。结果在山西热热闹闹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问题在于，阎锡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吗？应该知道。就算不知道，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也会让他知道。
张友渔回忆说，国民党抓他的原因，是由于叛徒出卖，说他是中共北平市委主要领导，企图派人在平绥线上埋炸药，炸死去绥远视察的蒋介石。他到太原后，“国民党知道我在太原，就打电报给阎锡山派的山西省主席徐永昌，要他把我押送南京”。“阎锡山让徐永昌给南京回电说：‘此人不在太原’。但因山西省党部是蒋介石派，我在太原他们是知道的，阎不好再留我，就把我送走了。”张友渔由此去了日本。《何梅协定》后，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留在太原同我一道做特科工作的徐冰、温健公通知我，形势变化，可以回来。我于八月间回国，仍在太原工作”。
看看，如此明确的重要共党分子，阎锡山都能瞒着蒋介石容留保护。也就是说，如果中共当时就采取后来停止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有可能与阎锡山达成合作的。而杜任之的重要情报任务之一，就是把阎锡山的思想动态报告出去。
可惜的是，当时最后的特科以及白区各地的地下党与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系。
1935年12月，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在确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2月20日，红1军团和红15军团突破黄河，攻入山西。此时，王世英在劝说成功杨虎城后，正在赶往中央汇报的路途中。
红军的大规模东征，使得阎锡山的思想动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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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英雄豪杰都到了党内
很多事情看得远一些，留些后手。
这也是在台湾没有被老蒋整死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