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年政治经济展望之十：兴衰周期（一） -- 井底望天

和你的办法相似且看上去更好一点。

九

美国贝尔城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俺的深思。

美国思想家和开国之父之一的杰弗逊，曾经有一个观点，就是美国的选举制度，需要对选民负责的政客和有教育水平的选民，才可以合理的运作。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当然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借口，为啥当年的美国选民，被限制在有钱有教育的白人男人群体。但是从贝尔城发生的事情来看，当时确实是选出来的蛀虫们，推出了一个议案，就是由他们来决定工作人员的工资。

这个议案，因为利用了美国法律条文繁杂艰涩的特点，因此将法案的危险性隐藏得很好。所以在投票的时候，只有400个人参与了投票，因此非常轻易的通过了。

因此等到一个捡破烂为生的大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市政府扔出来的垃圾中间，发现了没有被摧毁的工资单，这些蛀虫的作为，才曝光了。

可是曝光虽然曝光，闹得全国风风雨雨，人家一样大大方方辞职，合法地拿自己的80万美元辞职补偿金，高高兴兴地走人。法律在俺手里，法律至上，你奈俺何？

这个也是俺认为法律至上的另外一个问题。除了法律和道德脱钩，制定、解释和施行法律的人，可以大行非道德的行为，挖空一个社会的根基（不要以为这些非道德的做法，不会动摇美国屁民对法律的信念），而且这种法律的条文化和繁复化，其实就是用来抵消这么多年来，人类社会进步发展之中，屁民们开始越来越受到教育，没有办法被传统的政府管理给忽悠了。

就是说，你本来有一个游戏，就是唯有读书高。你这帮贵族弟子才有机会读书，因此垄断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那么现在教育开始普及了，大家都可以读书了，开始明白这个游戏了。

于是俺们不这样玩了，俺们开始引进繁杂的法律游戏。反正搞出一套更复杂的东西，你又变成了游戏盲了，从文盲到法盲，到条文盲，就把你又从权力游戏给忽悠出去了。

当然杰弗逊的假定，也有一个漏洞。就是俺们这些号称要为民申命的人，会犯一个大的错误。那就是俺们经常确信，在位置上的权力集团，为了一己私利，常常违背了应该为其管制的人民或者是选他们上位的选民的承诺和责任。

正如英文的政治Politics一词，有笑话说，poli就是希腊词汇“很多”的意思，而tics就是一帮“吸血的昆虫”。

但是俺们往往忘记了不在权力位置上的屁民们，也可以为了一己私利，而做出损害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事情。

就是说俺们为民请命的时候，也要搞清楚，不是所有民的诉求，都是正确的。

这个在没有受到教育的乡村村民里，和拥有不少学位头衔的高知人群中，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在西方受教育比较高的人群中，现在有两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一个就是NIMBY，英文全称“不要在俺的后院（Not In My Backyard）”。就是说任何对大家，包括俺自己，都有好处的事情，应该去做。可是，只要不在俺的后院。

就是说，俺们城市需要一个高铁，好事，俺支持。但是不要从俺家后院过。结果全城人民都支持，但是都不要从任何俺们城里任何一家门口路过。最后结果，可能就是没有高铁从这个城市经过。

前一阵发生在香港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中学生吸毒问题比较严重，因此社会共识，就是要成立少年戒毒中心，帮助染上毒瘾的中学生戒毒。大家完全赞成，只不过，不要在俺们这个区里做。其他区，一定支持。

另一个是在美国和欧洲，都可以看到的事情。那就是任何增加社会服务，提高大家好处的事情，俺们选民们全部支持。只不过，你要俺们交税来支付，嘿嘿，修想。

有钱人说，你敢加税？俺知道你选举要靠俺的钱，看你下一次怎么混下去。

没钱人说，你敢削减俺的好处？俺知道你选举要靠俺的票，看俺下一次还选你不。

所以美国国会通过医疗法案的时候，国会议员们说，俺们搞不记名投票，免得被你们有钱人和无钱人算账。

最后的结果，就是俺们举债吧。街上见到了一个可口可乐空罐头垃圾，谁都不会捡起来，只是一脚向前踢。倒最后，总会有一天，你整个国家，会混不下去。

因此，现在谈到中国政改的方向，大概很多专家注重的，都是如何增加民众的监督，如何提高中国政府行政的透明性，如何限制政府权力，如何推行以法治国等等。

这种偏重也没有什么错。只不过，不考虑到另一个方向的优劣，尤其是制度缺陷，你就要付出从一个陷阱，走进另一个陷阱的代价。

就像以前推行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和住房产业化一样，你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现在造成的社会乱象和发展困境，不是很清楚吗？

因此俺提出的在道德体系的回归之下，建立非条文繁复化的法律体系，来治理国家的基本路线，既不是否定法制，也不是强调德治，而是倡议综合治理。

而且道德体系的重建，也不是只是针对权力拥有者，还针对将来要发挥更大作用的一般民众。只有这样的话，在平衡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私人利益，在平衡短期利益和中长期利益，俺们才可以有清晰明了的法律规则，有合理合情的道德仲裁，而避免走西方社会短期利益损害社会中长期利益的弯路。

这个是俺对中国政治改革，在底层的一个想法。这个底层，基本上就是以中国的县，或者县级市为一个主要的考虑。而俺认为现在中国的政改的争论焦点，其实没有关注在这里，而且为了短期的安定红利，现在的中央政府，反而有借重县级政府和警察力量的更密切的结合，来达到目的。

这种做法，和俺说的那种踢空罐子的脚法，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也可以说是另一种饮鸩止渴。

当然现在推行的省管县，在取消中间层次上面，是一个好的做法。另外就是尽快达到县一级官员，通过差额推选的方法，解决了上位子的程序。倒是如何发展出一种由管制区的老百姓，对任上官员进行中期评估，对不合格官员进行罢免，来解决下位子的程序，是一个需要好好探讨的方向。

宋末的冗官问题一直到宋灭亡都没有解决，明末倒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结果谁会搬走自己坐着的板凳呢？最后就是最底层的一批无权无势的公职人员倒了霉——中间有个邮递员叫李自成。

现在好些，有邓公开始，核心是有任期制的了（看看普京，你娃真是会玩啊，玩穿越，新沙皇阿！）但是中层干部却是大问题，甚至于有事犯了错误，可以免职的，也仅仅平级调动——更不要提有些有背景靠山的，风声过后又可以官复原职。

另外也同意井底的关于法律的观点。我们强调法律的作用，但不能迷信。否则最后的结果仍然是本应造福大家的系统被少数人利用。美国人自己都很讨厌这个国家的律师，可是离开了他们又不行。中国不应该步这个后尘，不能以为仅仅依靠制定法律，就可以规范社会，＂和谐＂社会。

与民主派相类似的有“法律”派，前者相信只要民主了，腐败就去除了，天堂就到达了；后者相信，只要把法律制定好，一切都有法律可以遵循判断，腐败也就消除了。在美国如果你路过外地，拿到金额比较大的交通罚单，而又不方便去出庭要求减免，有个诀窍就是搜索该地的专门打这种官司的律师，他出面就可以帮忙要求减少罚金，不要扣点——法官跟他们实在是太熟了。当然律师费也不便宜，这中间有多少会到法官手上呢？希望是零吧。

良好的基础设施，发达的高速城际交通网络，是政令畅通的前提条件，但如果出现非常情况，比如说战争状况，敌方必然首先攻击交通线路和城市中心枢纽，这些设施很脆弱，非常容易得手，一旦交通瘫痪，到时候全国上下不通，整个行政系统岂不是岂不是全乱套了？

貌似美国公务员的财产都要公开的吧，为什么之前没人关心过这帮家伙每年拿多少钱呢？

而是投票罢免官员。

中心城市过境交通线一般为环状，就现在和将来非常一段长的时间内，有能力攻击中国腹地的只有米帝，如果米帝攻击中国腹地，已经是世界大战的级别了。

战略性新兴产业锁定七大行业 下一个四万亿图谱亮相

http://business.sohu.com/20100909/n274809301.shtml

而打击地方豪强，就是说削藩，不正是合乎整个国家以及中央政府的利益吗？

十

一谈到精简机构，马上就会有读者指出，在N多年以前，一位在宁夏银川市邮政局工作的邮递员李自成同学，就是因为在送信的时候丢失了政府文件，正好被中央政府精简邮政局，而被迫下岗。

当然李同学下岗了之后，经济状况不好要借债，借了钱之后还不了，被债主到法庭告状追债，从而下了大牢。而这期间，老婆又有了外遇。不知道是为了贴补家用，还是因为看你太穷和人跑路。

结果就是李同学的好友们劫牢狱成功，先把债主艾举人（知识分子啊！）给砍了，然后把老婆也砍了，两条人命在身，只好参加革命了。

那么李同学的经历和今天的官吏们有多大相似性呢？今天俺认为应该被精简的官吏们，大概油水已经给刮了10来年了吧。因此这些人出来，恐怕做债主借钱给人的机会，要大大多于向人借钱的机会。以他们油水的富裕，老婆和人跑路的机会也不大。更大的机会，是跑到大学去包一个女大学生做小三。

当然在1990年代中期大批工人下岗的时候，失业人士中不少人被人教导转轮子转得脑袋有点晕乎乎的时候，俺是不赞成当年的当政者精简官吏体系的想法的。那个时候，倒是和李同学的时代有些类似了。

而今天在转换政府功能的时候，就是说把这些政府里的官员本来就负责的东西，转移到民间，然后政府财政上扶持一把，给人家一个平稳过渡，就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而且在人才缺乏的中西部的中小城市，你政府里面的官员还是这些地方比较优秀的人才。放在办公室里面，好一点的话，就是消磨，差一点的话，就是出来残民。还不如让人家在外面风风火火搞一场，反而会对经济发展和地方复兴出一点力气呢。

有读者说，在中国动一张凳子也是要流血的。这个让俺想起了范仲淹的话，让一家哭要好过一路哭。以现在的官吏体系这种腐败方法，你不治理，怕让几个人流血，最后的结果，就是让全国一起流血。

前面说到中国的基层县一级改革没有受到太大重视，反而发现各种舆论的指向，倒是直接指向中央。

俺一直强调，中国的任何政治改革，都不能以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为代价。看来别人的所谓政治改革，其实就是要针对这个关键点。

看现在中国的最高层核心权力机构，其实就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然后中央委员会产生的政治局，然后政治局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这样一个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面，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性还是比较普遍的。大概可以说每个省区、各民族、军队等等代表，都有自己的份额。而在权力分配上，你要上升到政治局，当然和上面的推荐有关系，但是也和下面的各地代表的支持分不开。

这种权力分配体系，颇有点像罗马天主教会的结构。

也许有人会小看罗马天主教会，但是不知道人家这个教会的教众，在全世界可能达到12亿人口，也就是中国和印度在总人口上才可以与之相比。

罗马天主教会的基层单位，就是教区，大概有2795个（中国的县大概是2862个）。在这些教区，都是由主教领导。当然在教区之中，还会有细分的小教区，就是由牧师们带领了。

那么在上层机构上，就是由枢机主教组成的枢机团。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枢机主教团，大概是194人（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是204人）。在主教团里面，又分成不同的三个层级，处于权力最高层的，是主教级枢机，现在是9位成员（相对于政治局常委）。

而罗马天主教会的财政运转，主要是靠教众的十一税，就是10%的税收（比较接近中国的井田制的税率）。当然天主教的教营企业（类似于中国的国营企业），经过N多年的经营，涉及金融、地产、旅游、高科技等等，都为教会提供了更强大的财政支持。

罗马教皇，就是大家的领袖，在历史上本来是由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选出来的，后来就被限制到了枢机主教团选举，而且只有枢机主教，才有资格当选。超过80岁的枢机主教，自然就是去罗马顾问委员会了，不能参加选举了。

其实看一下罗马教会的制度，可以看到其长期稳定的特点。一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选举是小圈子，但是这个小圈子，却含有普遍教民的民意在内。

首先就是领导人资格认证。在有资格出任教皇的人马之中，你必须是枢机主教。这个和中国的领导人必须当过地方大员比较类似，就是你要有足够的领导经验。在看一下美国的总统选举，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格认证，但是很大一个比例，是你当过州长，有行政管理经验。

或者是像艾森豪威尔和老布什那样，虽然没有干过州长，但是有不少军队和政府部门的管理经验，也可以管理国家。

但是以嘴巴为主要经验的参议员，也有出任总统的。管理国家能力如何，就要看造化了。

其实俺看选举的诀窍，就是你如何把握候选人资格的界定。如果你把候选人资格界定清晰了，把标准提高了，你可以出来竞选的人，大概也就是那么几个了。这个时候，你真的靠194人，还是204人，还是香港的800人，还是几亿人投票，差别并非太大。当然你这几百人，还是要看可不可代表大多数的民意，是不是可以客观的投票。

而中国在高层的选举中，从上到下的影响有了，可是从下到上的影响，显然还不够。如何增加全国代表大会对上层选举的影响力，促进党内的民主程序，是高层改革的一个方向。

当然现在看来中国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就必然会带来国内各阶层经济利益的不同分配，而这个不同分配，必然会要求相应的政治改革出现。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非常明显的是，中国必须一方面扬弃极右派全盘西化，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全民选举的路数，另一方面必须防备极左派的文革复辟，把中国拉回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经济模式。

不过，俺倒是强烈支持，在中国进行不同方向的政治改革试点。像中偏右的，比如说深圳模式那样，以香港模式作为终极目标，可以好好探索一下，在行政主导的基础上，如何将人民代表大会引进香港立法会那样的选举和监督机制（当然香港政改方向希望由立法主导，取代行政主导的方法，也不妨实验一下）。

另外像中偏左的，比如说重庆模式那样，也可以好好探索一下，在唱红打黑的引导下，如何找回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责任，解决城市化这个大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实现贫困山区人民可以搭上共同富裕的发展快车。

对深圳来说，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和保障穷人的政治经济权利（香港在这方面，应该是属于担楼梯的表现），而不是将民主监督停留在富人和精英的手里，在立法上保护穷人，而不是富人和贪官，是一个挑战。

对重庆来说，如何解决政府执政官员可以真正地遵从民意，将目前实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制度化和程序化，而不是依赖于主要官员的个人努力。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也是一个难题。

也许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方向，就会在这些中间的、中偏左的、和中偏右的几种不同模式中，互相补充和学习，为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一条崭新的道路。

（完）

注：最后一章节，需要更多的思考和修订。

这篇最深的我意，呵呵

而西方精英通过言论自由，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自由，当然也会对某些国家充满偏见。但和国朝比起来，总是自由些吧？西方通过这种自由，有利于在充分地讨论中生成各种新认识，新思想，并通过政治的轮流作庄来试验这些思想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