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酸菜里的政治经济学:谈谈对军队未来的忧思 -- 铸剑
传说中的圣人也是不食人间烟火餐风饮露的,可谁知道圣人长什么样?难道“无产阶级”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构建人间天堂的时候请不要拿最美好的图景诱骗人们走上最坏的道路,这样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方向定了,还是得老老实实在泥淖中爬行,老老实实计算每一步胜负的概率,就象太祖一样计算今年消灭几个师,明年消灭几个师,那才是成功的根本,而不要去相信什么神话!
还收编了国民党军队呢。
主席构造的一个社会主义整体防修反修体系。比如要求官僚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求军队取消军衔吃酸菜,要求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要求农工斗私批修。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主席那个社会主义的理想而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只有积累到量变达到质变的时候,附加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客观条件,才能和社会主义自身内部要产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外加的资本主义相抗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
他自己肯定知道,在这个上层建筑的结构中有些东西相对处于更重要的地位,这些东西一变化就有可能决定性的影响整个结构变化,比如你提到的军队领导人的支持。可是对于这些点的控制最终还是来至于对于整个上层建筑的改造。简单的控制这些点,是无法防止他们发生变化的。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但是即便有了人民的军队却也不能保证人民的一切。
社会主义如何能够克服自身的蜕变倾向,主席是想了很多办法。从经济层面的鞍钢宪法、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军队的人民化、政治领袖的底层化,即便如此,他还是意识到蜕变是必然的,所以有了多次的怀旧伤情,涕泪纵横。
毛尽半生之力为后人准备了未来探索的借鉴;但重新的道路探索,不能只是重复毛的努力。毛是空前的英雄,后来者永远要仰望他;但毛的思想是我们重新出发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仍需要在巨人肩上再踮起脚尖努力看得更远一点,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
ps:这是看了楼下GB兄的帖子引发的胡思乱想,贴在这了。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不会失败。
盐水加酸菜发生在49年,那时不存在反修,也不存在社会主义。
当然,我觉得你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对,“简单的控制这些点,是无法防止他们发生变化的”。
军权是最关键点。主席在位时把军权牢牢抓在手里,所以他才可以实现你所说的“上山下乡”、“斗私批修”。华主席和紫日没有军权,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理想,也没有未来。
主席对军权看得非常重,临终两次召见叶帅。引用《叶剑英传》中的一段话。
仔细看:
1. 天灾人祸,人祸是什么?
2. 并未察觉?真的没有看见吗?
3. 毛泽东忽又意识清醒,意识到了什么?
4. 凝神注视,伫立良久。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主席“嘴唇微微翕动”,叶帅“伫立”,他能听清楚主席想说什么吗?
5. 1980年11月29日。那天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哪些内容?李先念、吴德、华国锋都是怎么回忆的?
个人认为,在军权问题上,台湾处理得比较好。
革命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唤醒民众的民主意识。而文革为什么失败,根源还是在于大部分人民没有监督的热情。
不是吃了二遍苦,几个人真正拥护理解文革了?
毛叫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唤醒民众监督,就是要“造反有理“。
但是文革中间很多人并没有参与民主监督的愿望,5.20事件后,毛全面为文革降火,就是看到了“保皇派”太多。
感觉这个想法还是过于脱离实际了,或者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大概可能是,不是群众不愿意监督,而是文革这种监督形式无法满足群众的要求。这个想法不一定对,只是这么一个想法。
在《深翻》里面描述的一次文革中村里的整党会中,每个党员都会深刻的自我批评,也会说一些报纸上说的话,也会说要学大寨促生产,而且群众对于他们的批评也是满意的,也从实际劳动中去考核党员干部的自我批评。
但是群众仍然对这个整党没什么太大的积极性。
“党员带了头,群众往前走。”高法官说。
没人反驳高法官的说法,也没有人太当真了,很清楚整风运动并没有激励全体群众。在分析原因的时候,我得出结论,1948年使人人心醉神迷的说理对质的新奇感早就烟消云散了,几乎没有期望人们会以23年前的热情投身于这场运动中进行整风。
……………………
无论如何,如果经历一次运动,整个团体确实会取得进步,……。那么,为什么农民对于发展培养建立社会联系,这样缺乏责任感呢?他们经历了整风运动,但是没有真心实意的参加,整个过程缺乏“热情”。由于我期待1948年“过关”所取得的那种激动人心的进步,我灰心丧气了。我意识到比过分暴露的更严重的东西阻碍着人们的进步,但是我不能明确说明是什么东西。
在整党会上,每个党员干部对自己严厉自我批评的时候,却丝毫不提村里农业生产面对的最现实问题,那个问题每个农民都明白,我想每个党员干部也明白,但是他们就是不说,让作者觉得非常奇怪。终于有一个群众说了,也没有引起干部重视,甚至于没有引起开会群众的共鸣。
所以我感觉不是群众不想监督,没有意识监督,而是似乎某种东西抑制群众参加的积极性,或者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具体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是这种形式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形势来说已经显得过于单调,也可能是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搞让这种形式显得过于单调。
博弈论里有个“智猪博弈”的架设。意思是说,猪圈里有两只猪:一只大猪一只小猪。在离食槽很远的角落里有一个按钮,必须有一只猪离开食槽去按动按钮,才能有一份食物从管子里流进食槽。由于双方摄取食物的速度不同,按照博弈论的推断(过程省略),双方唯一的均衡方案是:大猪去按按钮,小猪躺着等食吃。
按照智猪博弈理论推断,资本主义自身是有着合理性的:资本家是大猪,穷人是小猪,虽然大猪吃的多,但是正因为大猪吃得多,所以更有动力为猪群的生存和发展作出自我牺牲。而小猪正因为吃得少,所以往往宁可饿死(想想小岗村那些极品农民吧),也不愿意为集体作出贡献,因为他们知道:反正要饿死也是大猪先死,我们小猪肯定比你能撑!
而文革在体制设计上的最大缺陷,也许就是在消灭了大猪的情况下,并没有解决小猪的激励问题。结果,绝大多数群众(至少是绝大多数农民)依然是小猪心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全然不想承担半点主人翁的责任,结果国家反而成了大猪,甚至是比一般大猪更坏的大猪。
作为一个真诚的左派,无论我们多么推崇文革所代表的精神实质,我们都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文革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最终结果确实是失败的,而且是在人民的普遍沉默中失败的。而如果我们不能从上一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并且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么,即使我们再次取得政权,我们的斗争成果也一样会被人窃取,而那时,我们所为之奋斗的人民,一样会冷漠的看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