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杀戮书.西晋八王之乱 -- 应侯范雎
“如今民间说史很火，其实只是听历史故事火而已，人们只有猎奇而来，有多少是真的喜欢历史呢？”
民间读史与专家治史目的不同啊。可以说是观其大略与知其所以的区别。历史学者和一小部分爱好者读史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当时的情况——知其所以然；而对于大部分人读史书的目的，一方面是娱乐，一方面也是吸取古人经验，帮助现实中的自己（这也是权谋类大行其道的主因吧）。对于这大部分人来说，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搞清楚很多问题，故而一则一则短平快的小故事是最适合他们的。所以诙谐幽默、风格类似三国演义的那样连载文章，一定比全面、深刻、引经据典的大部头专业文章更受欢迎。
司马衷的这一问题为什么是白痴问题。我甚至觉得是有超常政治智慧的人的问法——一个九岁小孩居然问出公与私来。现在的喉舌们鼓噪，我们不是经常要问是为公还是为私吗？
问一个青蛙：“青蛙青蛙，你为什么叫啊”——不同的语气、不同的态度，可以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
如果是以一个八九岁儿童天真烂漫的口吻，那就是童心未泯；
如果是两个高僧拈须笑谈，那就是打机锋，搞哲学思辩；
如果是个醉汉醉眼迷离，那就是说臆语疯话；
但是，如果是很严肃、很一本正经的问这个问题，那就让人怀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正史语言简略，有许多细节他们是懒得描绘的，所以司马衷问“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倒底是上述哪种情况呢？
我认为是“脑子有问题”的那种。
我们后人看史，是由书本到事实的过程；
但对写史者而言，那么个倒过来的过程，他们是在把史实转化成文字。
我们在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他们是在把具体的东西抽象化——这个转换差别是会发生许多误会的。
比如说，你发现你的室友是个SB，你得出这个结论，肯定是日积月累出到的具体印象。但是你在向别人形容“室友是SB”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困难，你会发现文字的无力。
比如你对朋友说：“这SB病得不轻，对着厕所抽水马桶喃喃自语”——其实SB犯傻的事例不计其数，但大多琐碎不具代表性，所以你挑了这么一个事例。
结果呢，你那个朋友是信禅宗的，一听可高兴了，以为你那室友是同道，以是说你少见多怪。
发现这种事，是否让你感到很无可奈何呢。
我感觉他的智商跟阿甘差不多，比常人稍逊，但远远称不上痴呆。
如果有人尽心辅佐，坐稳江山应该问题不大，可惜武帝选的顾命大臣实在是太差了。
晋惠帝的真实面目仍然是一个谜。
《晋书》成书于唐朝贞观年间，距离西晋已有三百年之遥。时间遥远本不是问题，修史在中国古代是一件神圣重大的政治行为，自从先秦时期开始，历朝历代的政府都很注重史料的收集与史书的修缮，并且专门设有太史、秘书监等专业机构来收集整理当代史料、编缮前代史书。作为古代政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半人半神崇高位置的皇帝，其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在案，会专门有一本小册子被称为“起居注”，用来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
如果原始资料能够保存下来，那么晋惠帝是否痴呆就一目了然。只可惜这些资料都亡佚了，晋惠帝死后五年，洛阳陷落，随即被匈奴人刘曜一把火烧为平地；晋惠帝死后十一年，西晋灭亡，只有少数臣子侥幸逃到江南，加入苟且偏安的东晋小朝廷。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晋的史料在它亡国之初就已经残缺不全。
西晋灭亡后的三百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乱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乱世。在这三百年里有无数人家破人亡，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罪于当年晋惠帝的无能，归罪于那些祸国殃民的晋朝王爷。肯定有无数人痛恨晋惠帝、痛恨司马家儿，可以想像，当时的坊间巷尾必定产生了大量关于晋朝皇帝、皇后、以及那此争权夺利的王爷们的离奇传说；这些传说有的被时间冲走了，也有的留下支言片语，成为后世难辨真伪的史料；
另外，在这三百年间，以江淮为界，南北各自兴起并湮灭了数十个政权，这数十个政权间不停地爆发战争，并形成南北对峙，前一百年是东晋对峙十六国，后两百年是南朝对峙北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各个政权之间也会对敌国进行攻诤造谣，等到天下再次统一的时候，官方留下的史料，散佚民间的史料，鱼龙混杂，已经难辩真伪。
今人读史会发现两晋南北朝的昏君、暴君多得令人惊讶，其中南朝刘宋、萧齐的几个少年皇帝、北齐高家的几位皇帝，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可谓完全丧失了人性。这些人之中，有多少是被泼了污水，有多少是真正的暴君，如今也很难查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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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晋惠帝只是性格懦弱，所以处处受制于人；有可能晋惠帝只是不善于言语，并且优柔寡断，所以无法树立君威。他的真实面目经过三百年时光的冲刷、风化，已经模糊不清，又受到那些真伪难辨的史料影响，晋惠帝终于被贴上“痴呆皇帝”标签，万恶所归，渐渐变成一个脸谱。
本书与前人一样，也把晋惠帝描绘成痴呆。这并不表明作者没有任何疑虑，而是因为作者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这些疑虑，所以只能因循旧说。
但换个角度来讲，晋惠帝皇帝做得如此失败，眼见身边至亲一个个死于非命而无能为力，他不仅葬送父亲开创的太平岁月，而且还将千辛万苦才得以统一的天下重新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此无能之人与毫无自理能力的痴呆有何分别？既然如此，就不要在这个人身上花费心力了，索性铁了心认定：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痴呆。
眼看至亲一个个死去却无能为力——这种事在皇家其实不少，比如武后时期的睿宗。
四、政变伤了皇帝的心
众臣怀有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心思，便有了前面卫瓘等人的谏言。卫瓘的儿子卫恒是齐王司马攸的秘书，他们父子的立场可想而知，只是卫瓘为人谨慎，不敢明言拥立，只敢借酒装疯含蓄地进谏。
但也有莽撞的，比如河南尹向雄，官不大胆子不小，他对皇帝说：“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皇帝当时就怒形于色，这老兄也是个强项令，一看皇帝使脸色了，耍脾气摞下皇帝转身回家去了，回到家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已闯祸不小，结果给吓死了。
朝中也有人始终坚持太子为嗣，比如说贾充、荀觊、荀勖、冯紞（需手写）还有杨骏、杨珧兄弟等人，其中贾充是太子的岳父，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前面说过，他们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太子的未来与他们休戚相关。
嗣君之争是国本之争，非同小可。中国历史漫漫数千年，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嗣位之争，而每一次争嗣都必定引起朝堂分裂。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官僚阶层内部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打击异己，或者纯粹为了自保，都会自动或者被动的卷入纠纷，选择阵营勾结成党，兴起党争。党争的后果大都严重并且残酷，轻则朝堂大换血，伤筋动骨一番，重则爆发内战，导致亡国。
这次也不例外，朋党之争再次披上嗣位之争的外衣，愈演愈烈。
与两汉曹魏不同，晋家天下并非马上得之，而是从曹魏孤儿寡母手中窃取得来。在窃取的过程中，司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协助，因此，当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新朝堂的臣子全部是曹魏的旧臣，新朝堂的制度典章也几乎全盘照抄。
综上原因，晋王朝从来没有朝气蓬勃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得暮气沉沉，仿佛是积重难返的曹魏政权褪了层皮。后世的史学家都将魏、晋两个朝代合并在一起研究，称之为“魏晋时期”。
改朝换代空有其名，导致晋朝朝堂在建国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裂痕，新朝堂的臣子们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间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辈，这里面的恩恩怨怨不计其数，都被继承了下来。在《晋书》中，关于开国元勋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绝于书，有些甚至已到了誓不两立的程度。冲突原因则都被简单归纳为个人道德的高下引发的分歧，不过显然这种解释失之笼统，失之肤浅。
例如《晋书.贾充传》记载了贾充与任恺、庾纯的矛盾：“（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
《晋书.裴楷传》记载了裴楷对贾充的不齿：“（裴）楷对（皇帝）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
《晋书.和峤传》记载了和峤对荀勖的鄙夷：“（和峤）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和）峤鄙（荀）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和）峤始也。”
《晋书.冯紞（需手写）》记载了荀勖、冯紞（需手写）与齐王攸的矛盾：“（冯）紞（需手写）与（荀）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齐王）攸素薄（荀）勖。（荀）勖以太子愚劣，恐（齐王）攸得立，有害于己”
《晋书.任恺传》记载了任恺对贾充的仇视：“（任）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贾）充病之，不知所为”。
于是两人相互陷害，贾充先设圈套要将任恺赶出中枢，计划未遂；任恺反击，也设圈套要让贾充远离中枢，到关中去带兵打仗。贾充吓个半死，急忙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才避免了上战场。
《晋书.任恺传》总结说：“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
对于皇帝而言，他很乐意看到臣子之间有适当的分歧甚至敌意，因为那会增加臣子对他的依赖，有助于他树立君威，有利于统治。某些精于帝王术的皇帝甚至会有意挑拨臣子间的关系，好让他有机会做伟大而公正的仲裁者，令臣子忽而感恩戴功，忽而震慑于君威难测，从而心悦诚服，不敢有异心。
但是大规模的党争是所有皇帝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分裂，是灾难的萌芽，有能力掐掉这个萌芽的只有皇帝本人。可是司马炎无法做出裁决，一方面他无法容忍这大好江山旁落到弟弟家，另一方面“太子不令”又是铁铮铮无法掩盖的事实。
那么换一个儿子做太子又如何呢？
这样做的风险只会更大。
首先，皇嗣非小事，汉高祖当年动过换太子这个念头，不仅没成功，反而连累爱子刘如意被毒死；汉景帝也动过这个念头，他成功了，但是废太子刘荣不得不被杀掉以除后患；汉武帝更是不得了，逼得太子刘据发兵造反，父子俩在长安城内兵戎相见，死伤数万人，如果不是侥幸有霍光这种贤良匡危济世，大汉的江山只怕不用等王莽来篡夺，就已经终结。
其次，即使新太子顺利策立，他不是嫡长子，所以嗣位有先天的致命的缺陷，倘若他像齐王攸一样誉满天下或者立有殊功，倒也可以补上缺陷堵住悠悠之口，偏偏司马炎其余诸子都还年幼，养在深宫无人识，都不足以服众。新太子失去“嫡长子”身份的保护，在齐王攸面前更加不堪一击。
再次，倘若要另立太子，换哪个儿子才好？司马炎当时儿子已经不少，后宫诸嫔妃许多来自高门大户，朝中势力错综复杂，此禁一开，人人进行政治投机要立这拥立之功，然后各自结党交通，这朝堂就一片混乱了。原本齐王一党与太子一党就已经势成水火，如果再冒出新太子一党、诸王子一党，一团混战，那岂不是国将不国？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江南未平，蜀中新归附人心不稳，而在北方与西方，匈奴人、鲜卑人还有羌人不服朝廷，屡次叛乱。如果此时因为皇嗣的问题，使得中枢洛阳也人心浮动，甚至大动干戈，那后果还真是难测。
想着想着，司马炎背上全是冷汗。
一开始司马炎打算采取驼鸟政策，毕竟自已正值壮年，太子也还年幼，不妨先搁置不提。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皇帝在皇宫里的式乾殿摆下宴席，请两党的首领贾充、任恺赴宴，趁着大家喝酒高兴，皇帝说：“朝廷宜壹，大臣当和”。
贾充、任恺立刻向皇帝俯首认错。劝和的效果非常好，宴会很和谐，两位宿敌相逢一笑，君臣尽欢大醉而归。
但是酒席上说的话都是算不得数的。贾充、任恺酒醒之后，一琢磨，以前吵吵闹闹的，心里还顾忌着被皇帝知道了影响形象，现在皇帝都知道了，竟然没有怪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皇帝的态度是无所谓啊，既然皇帝都无所谓了，那还有什么好顾忌的？继续吵！
于是继续斗得昏天黑地。
司马炎被闹得头痛死了，他意识到，指望那帮家伙幡然醒悟、和平共处，看来是没希望了。自已再装糊涂，他们就要以为是真的糊涂了。司马炎开始显露自已的态度，不久，任恺、庚纯先后被罢免。
两个重要人物被罢免了，挺齐王的那党人该老实了吧？
哪会那么容易。到了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这伙人又捅了个大娄子。
事情肇始于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咸宁元年十二月，洛阳爆发了瘟疫。
按晋朝人的观点，一切的灾难，包括地震、飓风、涝灾、旱灾、蝗灾甚至火灾，都是天子与朝廷行为有缺，所以上天降下灾祸以示警告。瘟疫也是如此。
这次瘟疫来势汹涌，波及整个京畿。从咸宁元年十二月至咸宁二年一月，两个月间，洛阳一片死寂，宛如空城。城门日夜紧闭，街道行人绝迹，百姓阖门闭户在家中等死。
司马炎在深宫中反省过失。为了避免疫情传入宫中，他废除了早朝，加强了宫城的门禁，但是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是他的过错确实太大，还是陆续有宫人染上疫病，最后，连司马炎自已也染上了。
眼看着皇帝的病情越来越重，而太子又不堪重任。挺齐王的那伙人开始蠢蠢欲动，他们私下里交流，密谋等皇帝死后拥立齐王攸。谋定而后发，他们分头行动去策反群臣。
也许是兴奋过度昏了头，时任河南尹的夏侯和竟然把策反工作做到贾充府上去了。他对贾充说：“齐王司马攸是你的女婿，太子司马衷也是你的女婿，两者扯平。你应该拥护那个有贤德的。”
夏侯和太糊涂，他只记得齐王王妃贾荃是贾充的长女，可是他忘记了，贾充有前后两任夫人，贾荃是贾充与前妻李氏的女儿，而太子妃贾南风是贾充与现任妻子郭槐的女儿。贾充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他已经好多年没去看望自已的长女了。
贾充吓了一跳，不知该怎么回答夏侯和，直接把他逐出门去。
拥立的图谋最终没有得逞，因为到了咸宁二年二月，司马炎的病竟然奇迹般痊愈了。
身体上的病虽然痊愈，心病却越来越重，皇帝得知自已生死一线的时候，竟然有人趁机想篡权夺位，他震怒了。太子党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冯紞（需手写）对着皇帝大叫侥幸，说：“倘若陛下龙体不愈，公卿百姓都归心于齐王，齐王恐怕难以恪守臣节，太子恐怕无法继位。”他劝皇帝将齐王攸逐出洛阳，赶回封国以绝后患。
出乎意料，司马炎并没有采纳冯紞（需手写）的意见。不仅如此，司马炎甚至连穷查此事的兴趣都没有，仿佛这事他毫不知情，仿佛密谋政变是一件无足深责的小过失。
司马炎只对少数几个人薄施惩戒。夏侯和被调离河南尹一职，转任光禄勋，从官秩上来看，这是一次平级调动，手中权力却相差云泥，河南君是个实权职位，掌管着京畿治安，而光禄勋只是一个管理宫掖的虚职。继任河南尹的是司马炎的舅舅王恂，王恂是众所周知的太子党人。贾充也被剥夺了兵权，还被免除了司空的职务。这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给贾充一个机会重新表态。贾充原本就不是齐王一党，赶紧表忠心，于是司马炎又封他为太尉，再次名列三公。
齐王攸没有因为此事受到任何牵连。司马炎没有对弟弟表示出哪怕一丁点的不满，反而赏赐五百匹绢布，用来奖励弟弟在自己患病期间的慰问与照顾。司马炎还给弟弟升官为司空，这个新官职就是不久前从贾充头上摘下来的，齐王攸也成为了三公之一，当时他年仅二十八岁。
一场风波由于皇帝的宽宏大量，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终不了了之。皇帝的宽容超越常理，反而欲盖弥彰，虽然他对齐王攸的优宠一如既往，但是许多人已经明白这是一个假象。皇帝把这笔账默默记在心里，迟早有清算的那一天。
一年之后，也就是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司马炎又有了一个良机驱逐齐王攸。当时杨珧针对时弊提出一系列措施，制约各镇都督与各诸侯王的权力，其中有一条是冲着齐王攸来的。
杨珧说“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义，万世之固。”言下之意如今各王爷公侯都栈恋京都，无法发挥藩卫王室的作用，不如赶他们回藩国。
这些建议被司马炎采纳。咸宁三年八月癸亥，皇帝一道诏书，命令宗室成员凡是在京城没有职务的，全部离开洛阳回藩国。
这下可闹大了。
洛阳是天下首善之地，萃聚全国精华。宗室成员贪图在洛阳的安逸生活，都不愿意去那偏远的藩国，个个都是哭着上路的。一夜之间杨珧就成为司马家的公敌，不知有多少姓司马的在背后指着他诅咒谩骂。
皇帝的另外一个弟弟乐安王司马鉴，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洛阳回藩国的，而杨珧矛头对准的齐王攸，当时官任司空、侍中兼太子太傅，在洛阳任职，并不在诏书遣散的范围之内。
当然，齐王攸不在遣散之列的真正原因，是司马炎觉得时机还是不够成熟，齐王党人在朝中盘根错节，如果要彻查肯定会伤筋动骨，当时朝廷正在紧罗密布的筹划讨伐孙吴的战备，正是用人之际，不可以乱了大局。
司马炎这口气一直忍到太康年间，局势焕然一新。
江南，吴国的四州四十三郡已经被划入晋国版图，吴国的君主孙皓也已经成为晋朝的“归命侯”，举家搬迁到洛阳居住；
北方，曾有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在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反叛于凉州，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朝廷剿了近十年，屡战屡败。曾有一段时间，司马炎甚至在考虑是否要放弃凉州，后来幸亏有名将马隆主动请缨，并且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二月临阵斩杀秃发树机能，平定凉州。
外患既除，司马炎觉得，该是时候解决内忧了。皇孙司马遹越长越惹人怜爱，司马炎已经容不得任何人再威胁太子的地位。此外由于纵欲过度，太康年间的司马炎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这个因绪也促使司马炎开始忧心身后事。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荀勖冯紞（需手写）等人旧事重提，再一次对司马炎说：“陛下遣散诸王回藩国，近亲应该做出表率。如今至亲莫过于齐王，他却依然滞留在京师，未免太不合适了”。
这回皇帝彻底动心了，他问张华“谁可托寄后事者？”与其说是想征询张华的意见，不如说是想让张华表明立场。结果张华站错了队，他就毫不留情的将其贬到幽州去了。
半夜鸡叫？
用空格后，系统认为是一个关键词。如果是
五、亲兄弟明算账
张华被贬是皇帝放出的强烈信号，表示秋后算账的日子终于到了。
按捺已久的太子党人闻风而动，杀将出来，积极的献计献策。荀勖建议司马炎设一个阳谋，引蛇出洞，他说：“朝野上下都归心于齐王，陛下万岁之后，太子恐怕不得继位为帝。陛下可以试着下诏让齐王归国，必定满朝反对。事实将会证明我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
司马炎认同荀勖的看法，他下诏任命齐王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齐国就在青州境内，这道诏书其实就是要齐王离开洛阳，回齐国去。
司马炎下这道诏书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考虑到此举可能会引起宗室的误会。于是又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叔父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实际就是接任齐王卸下的职务。
对于皇帝来讲，外姓臣子是仆人，无须担心他们的反对，怕的是宗室的离心离德，所以司马炎废一个立一个，示意同族，他的目的只在于逐出齐王攸，并不是想削弱室宗。
这两道诏书颁布于十二月甲申，已是太康三年的年底，司马炎迫不急待地开辟战场等敌人反攻，大概是打算解决此事再过年了。
齐王党人是不会让皇帝如愿的，他们的反攻迅猛如潮，大出司马炎意外。
首先发难的是宗室元老，皇帝的叔父扶风王司马骏拄着拐杖，跑到宫里来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随后，征东大将军王浑、中护军羊琇、光禄大夫李熹、侍中王济、甄德，纷纷上书向皇帝施加压力。
他们众口一词，将齐王攸比作周公旦，说“（齐王）攸于大晋，姬旦之亲”，“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这样的“至亲义者，不可远朝”。这个比拟是十分应景的，当年周朝建立不久，天下还未稳定周武王就病死了，弟弟周公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建立制度平定叛乱，奠定周朝八百年江山的基础；如今太子司马衷是痴呆，上天降下齐王攸这样的贤人来做周公，再度演绎历史佳话，这难道不是天意？
他们还暗示说，天下人都知道陛下想让外戚杨氏辅政，所以要排除与杨氏不和的齐王攸。但是陛下别忘了，外戚祸国由来已久，历史上有吕后擅权、王莽篡汉的教训。
他们又搬出死去已久的文帝司马昭与文明王太后（注：“文明”两字必须拆开理解，“文”是指文帝司马昭，“明”是王太后的谥号），说陛下如果派齐王攸到青州去，“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实则就是发配，“去离天朝，不预王政”。这样有负父母期望，“惧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
因此，他们提议说，最稳妥的办法是留下齐王攸，让齐王攸、汝南王亮与外戚杨氏共同辅佐新君，“三人齐位，足相持正”，可保江山巩固。
他们并没有说动司马炎，他们立场使司马炎感到愤怒与恐惧。因为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皇帝的亲信，个个都是朝廷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扶风王司马骏，他不仅是宣帝的儿子，还是朝廷的征西大将军，在关中的地区有极高的威望；征东大将军王浑是攻灭吴国的大功臣，他都督着荆州军事，手握重兵；中护军羊琇是外戚重臣，京城洛阳的禁军归他统率；光禄大夫李熹是两朝元老；侍中王济、甄德是附马。这些人如果想搞一次政变真是轻而易举，自己在世时还可以震住局面，但是将来太子登基，如何治理这群跋扈老臣？
经历了咸宁二年的拥立风波，齐王攸已经让司马炎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司马炎认为齐王攸不是周朝的周公旦，而是西汉燕王旦，有篡位的野心。
即使齐王攸能够证明自己没有篡位野心，也无法消除司马炎的疑忌。他是如此受欢迎，竟然有这么多重臣敢于为他顶撞皇帝。很明显，齐王攸具备篡位的能力，司马炎不能、也不敢将安全寄托在弟弟的忠心之上。
王浑等人的上书如泥牛入海。
这时王济、甄德出了昏招，他俩让妻子常山公主与长广公主到宫中去哭谏，请皇帝留住齐王攸。
这个主意实在不高明，眼泪这种武器只能打动女人心，如果王太后还在，向太后哭谏一番，由太后向皇帝施压，那可能还有点效果。这时王太后已经死了十五年啦，宫里有份量的女人只有一个杨皇后，而杨皇后一家恰恰就是视齐王攸为眼中钉。
于是两个公主只能去找皇帝哭，常山公主还是个瞎子，哭起来肯定不好看，皇帝被她们哭得烦死了。他感到愤怒而且委屈，他对侍中王戎说：“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邪！”——我和齐王攸是至亲兄弟，今天我让他出镇，那是我的家事。甄德和王济两个派妇人来哭我死啊！
皇帝的委屈其实也可以理解。在皇帝看来，虽然齐王攸曾经给他带来那么多不愉快，但是作为兄长，他一点都没有亏待这个弟弟。这十多年来齐王攸享尽恩宠，普天之下，大概只有已去世的皇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所享的礼遇可以与齐王攸相媲比。
司马炎认为自己对弟弟仁至义尽。皇帝所能给臣子的，他已经给了全套，如果还不满意，那就居心可疑了。
其实这只是皇帝自欺欺人的说法，在明眼人看来，皇帝与齐王攸的兄弟之情则有另一种方式解读。所谓无可复加的恩宠只是假象，皇帝始终不曾信任齐王攸，始终对其心存戒备。
齐王攸虽然位极人臣，但是他担任的职务都是虚职，不掌握实权。此前担任这些职务的人，要么是安享晚年的朝廷耋老，要么是吴蜀的降臣。
比如骠骑将军，这个职务是汉武帝时专为大将霍去病所设立的，位同三公，与“大将军”并肩，掌握全国兵权。可是到了晋朝，所谓骠骑将军听上去很威风，实际已是无兵可带、无仗可打的悠闲将军，此前担任骠骑将军的，是吴国的降将孙秀；
再比如镇军大将军，听上去兵权很大，实际只有在出征时、凭虎符才可以调动兵马。齐王攸呆在洛阳未曾出征，皇帝也没有授予虎符，所以他依然是一个无兵可带的悠闲将军。
晋朝人才奇缺，司马炎对异姓又很不放心，因此许多宗室成员，不管长幼贤愚，都被任命为各地都督，掌管一方军事。当叔父司马伷、司马亮等人以年过五旬的老迈之身，亲冒矢石冲锋陷阵的时候，做为后起之秀，正当年轻有为的司马攸却在战场千里之外的地方，在闲而无聊的洛阳东宫里，陪他那个傻侄子、太子司马衷读书。
如今，皇帝想把齐王攸赶走，他的诏令里说让齐王攸“都督青州诸军事”，看似是要让齐王攸掌一方大权了，但是熟悉王朝兵力分布的人都知道：青州以北的幽州驻有重兵,那是防备鲜卑人的；青州以南的豫州驻有重兵，那是防备江南吴人的；偏偏青州,没兵驻守。
所以，让齐王攸都督青州诸军事只是一句空话，皇帝真正想说的是，你回齐国养老去吧。
就当皇帝与群臣僵持不下的时候，齐王党人又捅了娄子。
因为有咸宁三年的前科，中护军羊琇认为这次驱逐齐王的诏书肯定又是杨珧在背后煸风点火，他和北军中候成粲谋划着要为国除害，打算设埋伏手刃杨珧。
杨珧闻讯，吓得躲在家里不出门，连早朝都不敢列席，派人向皇帝告状求救。
羊琇这回闯大祸了。
洛阳的禁军分中护军与中领军，后来中领军改名为北军中候，统率左、右卫将军与骁骑、游击、左、右、前、后六军，还有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假使中护军与北军中候联手兵变，整个洛阳的王侯公卿，甚至皇帝都将是刀下鱼俎。
事情快要恶化成流血冲突，司马炎龙颜大怒。
他立刻夺了羊琇的兵权，徙封为太仆，这是掌管皇帝车库、马厩的官职；皇帝又夺了王浑的兵权，以年老为由让李熹致仕，废掉王济、甄德的侍中职务，出为闲职。
不久，李熹、羊琇就生病暴卒，扶风王司马骏也从此废置在家，三年之后忧郁而死。
齐王党全线崩溃，不过皇帝在过年之前驱逐齐王攸的计划也没有得逞。
纷纷扰扰间，太康三年接近尾声，双方中场休息，准备过年。
皇帝也好公卿也好寻常百姓也好，都在除旧迎新，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钉桃符、彻夜守岁，平常百姓祭祀祖宗，皇家设坛拜社稷、摆上三牲去太庙问候先帝。
到了元日，百姓纷纷走出家门，个个冠带整齐鲜艳，逢人道喜道贺，相互敬着泡以桃汤柏叶的椒酒；
在皇家照例有朝会，热闹非凡。皇家朝会仪式繁缛，一搞就是一天，朝会结束还要用膳，用膳完毕，往往已是夜晚，君臣一起欣赏歌舞。如果有雅兴，还要吟诗唱和一番。晋初傅玄曾写《元日朝会赋》，描述如下，“前三朝之夜中，夜燎晃以舒光，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 六钟隐其骇奋，鼓吹作乎云中。”
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元日的朝会照常举行，皇帝神情欢娱；正月初七的人日、正月十五日皆有朝宴，君臣共乐，尽兴而归；正月晦日，皇帝领着众臣到洛水泛舟，绿波徐徐春枝袅袅，新鸟欢歌，令人心旷神怡，只是众臣中不见齐王攸，听说是病了。
就在大家认为齐王这事不了了之的时候，司马炎突然招来太常郑默，问，齐王回藩国，依礼赐予他什么才好？
郑默这才知道，原来皇帝还惦记着这事呢，他是两朝老臣、政治老油条，当即说自已拿不准主意，要回去和手下那帮太常博士们商议商议。
这一商议炸了锅，自古言官都是不要命的。博士庚旉、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一听皇帝竟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即决定联名上书，劝皇帝留下齐王攸。领头的庚旉洋洋洒洒，文不加点起了草表，写完了给他父亲庚纯过目，庚纯是老齐王党，点点头，表示默许。
博士们的谏表由太常转呈皇帝，郑默请助手博士祭酒曹志一起品读这份奏章，没想到引起了曹志的自伤自怜。曹志这个名字后人也许会感到陌生，但曹志的父亲可谓家喻户晓，他就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才高八斗却命运多舛的曹植曹子建。
曹志怆然叹息，说：“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这句话与其是说在同情齐王，不如说是替自己父亲鸣不平。曹志觉得有必要劝皇帝迷途知返，于是他也写一份谏章凑热闹。
两份谏章一齐送到皇帝眼前，皇帝看完，怒了。司马炎与曹志相交数十年，一直引以为知己，结果发现这位老朋友也倒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司马炎大怒，说：“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
皇帝大发雷霆，触龙鳞臣子就倒霉了。太常郑默，领导无方，罢免；博士祭酒曹志，妄言朝政，罢免；上书的七个博士，不仅罢免，而且全部送廷尉治罪。
这时有人推波助澜，廷尉刘颂奏报庚旉等大不敬，应当拉到菜市砍头。幸亏有尚书夏侯骏、右仆射魏舒和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一起帮着求情，免了死罪，全部除名。大家一看皇帝动真格了，都不敢再劝。
太康四年二月，皇帝再次增加济南郡为齐王封地，立齐王攸的儿子司马寔为北海王，给齐王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另外赐予黄钺朝车等物。
这可以看作是皇帝的最后一点耐心。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这些都是受命出征的诸侯才能享用的，这些东西显然是提醒齐王尽快上路。皇帝恩威并施，看来是铁了心了。
这时齐王攸上书说自已病了，请求解除官职去崇阳陵给父母守陵。
但是皇帝不许。
在皇帝眼里，所谓的生病不过是个借口，所谓的守陵不过是拿父母来进行要挟。齐王攸又是借口又是要挟，就是不肯离开洛阳这个权力中枢，更显得居心可疑。
皇帝派出太医去给齐王攸治病，名为治病，实际是查验齐王攸是真病还是假病。不出意料，太医回复说齐王根本就没有病，换一拨太医再去，依然回复没有病。
皇帝因此措词更加严厉地催齐王上路。齐王临走，亲自入宫向兄长辞行，皇帝越看越觉得弟弟不像是个病人，心中不住冷笑。
但是仅过了两天，齐王攸就吐血数升，病发身亡。
凶信传到宫中，就好像抽了处于偏执状态的司马炎一记耳光。皇帝猛然醒悟，原来弟弟不是在使诡计耍小聪明，他是真的病了！
司马炎大哭了起来。那一刻皇帝想到的全是弟弟的好，想到弟弟幼年时的乖巧可爱，想到弟弟成年后的恭谨谦让，想到父母临终前的叮咛嘱咐，想到弟弟这十几年来对儿子司马衷的精心教导。
皇帝就这么真诚地哭泣着。直到侍中冯紞（需手写）冷冷地抛来一句话，“齐王名过其实，天下归心，如今他自己病死了，这是社稷之福，陛下何必如此哀伤！”
皇帝猛然止住了泪，脸上浮现起冷冷的讪笑。
冯紞（需手写）无德无能，但他为什么能一直得到皇帝的宠爱呢。因为他太了解皇帝了，甚至比皇帝自已本身还要了解。
在皇帝心底一直妒忌着齐王攸，妒忌他从小就得到祖父与父亲的优宠，妒忌他得到那么高的赞誉，妒忌他令自己自惭形秽。早在文帝死的时候，皇帝做为嫡长子，也不过服丧三日，而齐王攸却哀毁骨立，让人一看就知道谁孝谁不孝；后来王太后患病，稍有痊愈，兄弟俩摆宴给母亲庆贺，席间齐王攸想到母亲死里逃生，不禁喜极而泣，司马炎想陪着一起哭，却偏偏连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
皇帝的杀心早就升起来了，他一直对齐王曾经威胁过他的皇位而耿耿于怀，现在齐王又威胁到了他的儿子，这更让他无法容忍。
皇帝一直没动手，不是宅心仁厚，而是因为懦弱，害怕承担杀弟不义的罪名。现在老天都帮他，为何不顺水推舟？在宫中谁不知道太医院里的那群人一向趋炎附势？将死之人脸上特有惨淡苍白的神色，皇帝又怎么可能视而不见？
表面上是冯紞（需手写）等人在离间骨肉，承担着恶名。实情却是，皇帝的心中有魔鬼，这个魔鬼就是皇帝本人。
冯紞（需手写）只有一点可恨。
皇帝正沉浸在自已虚假的悲痛之中，扮演着一个无辜的、被蒙蔽者的角色，扮演着一个痛失爱弟的悲情兄长角色，他就不能让皇帝多装一会儿清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