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炎黄春秋》不把肖老将军捧成小人绝不罢休 -- 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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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肖克被他说动了，王震同志就好，任弼时同志原来知道张国焘的底细，是个机会主义者。会合后就开会吧，我们大家一说，他也就同意一起北上。我也和他谈过，任是坚决拥护中央和国际的。这段历史大致明白了，他细致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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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张国焘对二、六军团使用的手段：

　　⒈分化二、六军团。派罗炳辉、刘型催六军团快走。肖克被分化出去了，说毛、周、张、博是反革命他同意。四方面军的军长（31军）叫肖克当，成立伪中央肖克不谈？应该反省反省呀，这些关键的地方，当了他的军长？

　　⒉物质收买我们。到绒坝岔，衣服、粮食、补兵，都答应给我们，当我们不同意他的路线时，什么都没有了，要饿死我们，要把我们困死。他们先走，东西都带走了，张国焘命令我把东谷喇嘛寺没收（东谷，甘孜嗽嘛寺），我们未执行。我们还有些驮子，有现洋，有金子，用现洋买粮，到了哈达铺还给了他们几驮子现洋和金子。

　　⒊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政治意见。他想以多数压迫少数，我们第一天到绒坝岔，第二天开了个小会，我们不同意提一、四方面军问题，张国焘提出来两个方面军开联席会议，我们问：报告那个做？张做还是任做？结论那个做？不能以多数压迫少数。这即是不同意张国焘的意见。

　　干部必读（张国焘的反党反中央的小册子）是郑位三【引者注：似为曾传六，这里贺老总可能记忆有误】交给任弼时的。我在绒坝岔一个庙前说：“干部必读不准发，看了要处罚人，放在政治部”。

　　到甘孜时，我和关向应同志到刘绍文（博巴政府顾问）那里去，他说：“我有全部记录在这里。”从菩萨肚子里拿出来，又单独的和我们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79页～第2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贺、任、关是老旗帜，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之一，是革命旗帜，任、关是中委。张认为我们是毛娃娃，张想把我和肖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张派罗炳辉和刘兴来和我接触。我们到稻城，他发反毛、周、张、博的小册予。肖克被说动。肖有错误的。我拒绝了这个决议，我同关向应意见是一致的。但肖第三天就转变过来了。【引者注:与后文的陈述来看,这个“第三天就转过来了”可能是王记忆有误——从甲洼到甘孜，红六军团行军近20天】任很守纪律，任知道张国焘的底细，知道这次是搞宗派活动。我去开会关和我谈起张的作风，所以我很警惕，我们在乱猜。后来贺、肖、张子意在我那里吃饭，把这个问题扯开了。【引者注：这应该是甘孜会合以后了】肖讲，张国焘搞宗派活动他不知道，搞不清楚是什么目的，总认为将二、六军团分开是中央决定的，我们执行就行了，不知道是伪中央。如果接受这个决议，二、六军团就分裂了。后来经过斗争，肖同意了我们正确的意见，后来把×顶回去了。朱老总对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刘元帅也是明确的。我们到甘孜，刘元帅就来通消息了，他说对张这家伙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后来朱老总也来了，我和朱老总谈了，朱叫我把肖叫来，当面问问他同意不同意。肖来了，听朱老总一说，转过来了。在甘孜，开了一次会，我在会上说，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不能反毛。

　　肖后来调31军去了。贺不愿意我去，那时朱、刘都说我不去好，去了张也不要我，他们说掌握原则是对的，不能冲，毛是对的，不反毛，因为我和张、陈昌浩拍桌子大骂过。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85～第2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我们虽然和四方面军同志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的容颜举止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虽去前方，但对两军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合之前恳切的同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和一方面军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认真执行了徐向前同志的这个指示。当着我们到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去接回来。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这时张国煮也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然而他在两军会师前后，却施展了两面派的政客手腕。当二。六军团进至南北盘江的时候，虽然总司令部以朱（德）、张（国焘）名义要二。六军团西进，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但他们二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朱德及刘伯承同志，是为了引二方面军来，推动张国焘北上和三大主力会合，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是妄图拉拢、控制二方面军，以继续与中央路线对抗。他在两军会师后，派人来我军宣扬他的错误路线，妄图拉拢，但遭到任粥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反对，逆谋未逞。这时（在甘孜）朱德同志建议任弼时同志随总司令部行动，张国焘却改换手腕，提出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任弼时同志马上看出张国焘企图从组织上以少数压倒多数来同意他的反党路线，表示不同意，并与贺龙，关向应同志向他提出：谁作报告？如发生不同意见，怎样做结论？他们坚持组织原则，使张国焘无可奈何。这时期由于朱德同志一年来在四方面军的艰苦工作，对于部的影响越来越大，二方面军又热烈拥护他，他的发言权也大了，就推动了二、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一致北上。

　　讲到这里，说一下我在会师之初的一个插曲。当六军团六月三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的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书此以志不忘。

　　翻过雪山，于4 月30 日到达藏民区中甸。接着，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6 军团在瓮水、那坡又翻了两座大雪山后，进至稻城。向理化前进。6 月3日，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总司令部派来接我们的红32 军会合。该军由军长罗炳辉，政委李干辉率领，总政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还派刘型同志和文工团来迎接。

　　我们虽然同四方面军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容颜举止和交往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去前方，对两军的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师之前恳切地对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会师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的同志很体会徐帅的指示，

　　当我们到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接他们回来。又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

　　在理化南之甲洼，6军团与远道而来迎接我们的32军会合，我和军团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等一起同何长工、罗炳辉、刘型等同志见了面。他们原来都是中央苏区的，有的还一起打过仗。老战友见面，话题很多，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大家心情沉重，从井冈山斗争到转战赣南、闽西，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经过了多少艰难苦战，才开创出中央苏区的大好局面，现在不但根据地丢了，中央红军也只剩下万把人。大家对造成损失的领导者有怨愤情绪。我联想到在湘赣苏区时，17师奉命北上，苦战数月，结果劳而无功；第五次反“围剿”，那些领导者要我们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把湘赣苏区拼完了，我们不得不作战略转移；6军团西征，又指示我们“搬家”；沿途我们不断向中央报告多带行李辎重的不利及损失情况，但中央红军出来，搬家更为厉害，损失也更大。大家都认为这些领导人博古、李德等太主观，对革命不负责任。

　　在闲谈中，他们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总司令、总政委就走了，关系没搞好都有责任；还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但不久前又自己撤销的情况。我对这些问题过去没有听说过，没有插话。几天后［引者注：实际上是20多天后］，在蒲玉隆见到了许多年不见的朱德总司令，我们谈起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谈到中央撤换左倾错误领导博古、李德，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的事情，都很高兴；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感到愤慨。朱总司令还说，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是大错误，这个人有野心，但是，今后还要对他注意争取、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抗日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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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院长调研的第一站是武汉。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火车专为他挂了一节专用车厢。这种车厢一半是卧铺一半是会议室。中午我在卧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我就起来到会议室去看报纸。不一会儿，萧院长也不睡来到了会议室。他一进来看到我坐在里面就问：“你怎么不睡呀？”我说：“睡不着，来看看报纸。”他也坐了下来。这时，我就想起了一个话题，等他坐下了我就问：“萧院长，我过去在批林整风大会上听你说过，你说你一生三次‘站错队’，这最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没站错队，这我理解，你前两次站错队是怎么回事啊？”萧老一听我提这个问题，一下来了精神，“你愿意听这些吗？”我说：“我很想听。早就想问你，但没有机会。”萧院长说：“那好，我就简单讲给你听听吧。”于是他老人家就讲了起来：

　　“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那时刚建党不久，党内民主空气很浓，选举时愿意投谁票就投谁票。陈毅同志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当时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周听了陈的汇报后，指示陈毅同志回去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陈根据周的指示，又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返回了苏区。陈回来后，请回了毛泽东同志，并于1929年的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曾于9月开过红四军八大），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做了决议——即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又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你想，我在红四军七大的这次投票，不是站错队了吗！”

　　我当时听了后，心想：难怪我以前听老同志说过，毛主席曾经讲到过以前什么重要会议上投的“一票”问题，可能他老人家在心里还一直耿耿于怀，还记着谁投他票了，谁没投他票。难怪他以后那么欣赏和信任林彪呢！【引者注：毛的记忆真好哈，他能一一给选票对号入座哈——咦，不是说那时候很民主么？不知作者或表述者从哪里得知已经落选了的毛，在会后一一对照了选票？嘿嘿嘿，与能作出这种推测者或刻意引导人作出这种推测者相比较，各位说说，谁更象在“耿耿于怀”涅？】

　　萧院长接着说：“第二次站错队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快到现在的四川甘孜时。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二、六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一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如何错误，他们四方面军南下如何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六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

　　我说：“你没表态算什么站错队呀！”

　　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表态的表态吗？”（意思是说，你没有表态反对，就等于默认和支持。）

　　我说：“你们不是个别单独谈话吗？别人也不可能知道啊！”

　　萧又说：“现在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吗，叫做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我心想：原来如此！ 【引者注：要按该文作者的这个描述，肖老将军活脱脱地就是一搬弄是非活人欺负死人的怨妇哈？】

　　萧院长又接着说：“我们到达甘孜后朱德总司令也在这里。朱老总立即召集我们二、六军团领导开会，向我们讲了张国焘不遵守中央指示北上而坚持南下、搞分裂等等错误。朱老总的话我们都是完全相信的。因为我从参加南昌起义，就在朱老总的领导下，以后南下广东，转战湖南，发动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我都是在朱老总的领导下。在甘孜时，朱老总又把我们和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领导召集一起开会，在会上我们都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也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指示由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萧克同志任副总指挥。

　　我听了萧克院长的这段谈话后，感慨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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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年过百岁华诞了。好人长寿！

　　（作者退休前为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正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