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唱和萨苏兄的新近作品，共计十一篇 -- 春秋的老胡
步兵旅团的旅团长中将级别的极少，但独立混成旅团的旅团长中将级别的相当多。日军前期的独立混成旅团有点像个小师团，遂行独立的战斗战役任务，兵力也多于步兵旅团，其下属的独立步兵大队的大队长很多是大佐，和一般的步兵联队长军衔相同，而一般的步兵大队长的标准军衔是少佐（后期主要是大尉）。
送花。注：送花、宝推可能得宝 关闭
送花成功，可取消。有效送花赞扬。感谢：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武器，人员配备比较强。比如冯玉祥的16混成旅，在四川和护国军作战时，编制内甚至还有一个航空连，两架法制高德隆飞机。
冯玉祥就对别人谣传他曾为吴佩孚的下属一事忿忿不平：“我当时是混成旅长，他是步兵旅长，说起来我还比他高一些”。
但日本混成旅团和北洋时候的混成旅在编制上还有所不同，日本混成旅团一般不辖步兵联队，直辖独立步兵大队（后期在南洋有一些由步兵联队扩充的混成旅团，只辖一个联队）。而北洋时候的混成旅辖两个步兵团，甚至三个步兵团。
独立混成第3旅团中将旅团长佐佐木到一
这是日文史料中的履历：
昭和13年3月1日 陸軍中将 独立混成第3旅団長
昭和13年8月31日 支那駐屯憲兵隊司令官
昭和14年9月7日 第10師団長
6个月改任宪兵要职，一年半当到主力师团的师团长
阿部规秀的前任上野亀甫，当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一直只是少将，且以少将军衔退役的。
接任阿部规秀的人见与一，也是在这个旅团长的官职上晋升中将，其后也当上师团长。
人见与一的后任真野五郎，当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一直只是少将，改任65旅团长后晋升的中将，但过半年就是师团长。
中将旅团长，其实就离师团长很近啦……
第一任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常冈宽治，1938。3。1上任就是中将，一年后调任留守第９师团长。我军战史曾长时间误记此人被击毙。
综合情况应这么说：
这个旅团前后九任旅团长，有四任曾以中将军衔担任旅团长职务，有四任一直是少将军衔（最后一任是个大佐代职）
有中将军衔的常冈宽治、人见与一、真野五郎，都成为师团长。
萨苏兄《掉进日本坑里了：一份华北共产党军序列引发的困惑》的唱和之作
原帖的地址：
赞同萨苏兄的绝大部分考证，下文考证这两支被日军列入“华北共产军”的部队：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百三十七师”、“共产匪团 司令官 张诚德”——
“国民革命军第一百三十七师”是川军的部队，属于刘文辉麾下的第二十四军。第一百三十七师的主力，实际上抗战中一直都没有出川。抗战胜利时，一三七师还在师长刘元琮率领下驻守在四川省雅安县。
日军的情报又何以记载1940年华北有个“新编”的一百三十七师呢？
日军的情报其实是有准确性的：就是在这个1940年，为瓦解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一百三十七师师长刘元塘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编第十二军军长，下令他率领该师到陕西省归胡宗南节制，与中央军的部队合编成军。
新编第十二军1940年4月在四川双流县成立，刘元塘担任军长。但这个师开赴陕西省之前，遭到刘文辉的抵制，刘元塘的兄弟刘元琮接任师长。刘元塘仅得以率师部和一个团，前往西安。新编第十二军下辖的一个师是“新编第三十七师”。
这样一段曲折变故应就是日军误记载“新编一百三十七师”的由来。但是，刘元塘带出的一百三十七师部队，改成“新编第三十七师”，是胡宗南集团之一部，之后曾参与封锁陕甘宁边区，胡宗南的部队那么多个师，刘元塘部似乎没有理由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军队。
那么，日军情报的记载是怎一回事呢？笔者分析有两个可能：
抗战时，四川的将领刘文辉长期与中共有往来（参见邹趣涛的回忆文章《周恩来与刘文辉二三事》，刘文辉解放战争之中也率部起义）。有一种可能就是，日军那边已知道刘文辉是“亲共”的。于是，没有深入了解情况的日军认为刘文辉麾下的部队，某种意义上都是“亲共”的。进而，日军就认为这个出川的“新编”一百三十七师也是支援八路军的。
（实际上，留在四川省的一百三十七师最后倒确实也走上了红色的道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一百三十七师于1949年12月光荣起义，随即阻击胡宗南部与宋希濂部会师的企图。歼灭胡宗南集团，一百三十七师有不小的贡献。建国后，一百三十七师少将副师长巫朝汉曾担任四川省洪雅县副县长。）
另一种可能是，日军把川军一百三十七师混淆为曾在山西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一百二十七师”（后南下参加台儿庄会战）。一百二十七师也是川军的部队，属于邓锡候麾下的四十五军。七七事变之后，该师奉命出川，弛赴山西战场。师长陈离和朱德在山西省见面后，“一见如故，共话沧桑，把晤甚欢”。“在后一段时间，陈离与八路军相互配合，共同作战，过从甚密，经常听朱总等人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使他懂得很多的抗日军事韬略。陈离还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坚持邀请朱德同志为其部属团以上官佐讲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和对日军作战的战略、策略等军事知识”（见《朱德与陈离在抗日前线》，《泸州文史资料 》第26辑）。
解放战争之中，曾担任国民党成都市长、泸州专员的陈离也走上起义的光明道路，曾担任新中国的林业部副部长。
司令为张诚德的“共产匪团”，则实际上是一支番号为“察南游击支队”的敌后武装。
1938年6月17日，“蒙疆”的日军司令官莲沼蕃（日后阿部规秀的顶头上司）向日本陆军省递交一份《抗日义勇军察南游击支队第一次干部会议记录》。日军的记载是，这会议记录是常岗兵团（即独立混成第2旅团，阿部规秀39年当旅团长的部队）在“张家口东南”缴获的。
会议记录上的出席人员显示，察南游击支队的司令，就是张诚德；另有一个察南游击支队第一总队长魏震亚，是晋察冀边区一个著名的抗日烈士（多被据谐音误写为魏振亚）。
那么，这一支部队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呢？
张诚德绰号“夜猫张”，被传说为出生时贼星落院，寒光四射，其人视力极强，夜观物如同白昼。他本是察哈尔省的有名土匪首领。1927年，这一路土匪在张家口被晋军收编，张诚德成为张家口警备司令。中原大战期间，张诚德又叛离晋军投靠东北军。1930年10月22日，他致电张学良，表示欢迎东北军进驻张家口。从此，他成为张学良的部下。西安事变时，张学良为了扩大抗日力量，派已成为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的张诚德，到察哈尔省召集东北军的旧部。但是，张诚德被察哈尔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刘汝明下令驱逐出察哈尔省境。
七七事变之后，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协助组织各种抗日游击队，“以成仿吾为首在岢岚县一带成立了一个抗日民众团体‘华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共产党领导)。我党通过这个团体帮助张砺生组建了‘察绥抗日游击总队’，张任总队司令。总队建立后，张砺生给张诚德部‘察绥抗日游击总队察南支队’的番号，并任命他为支队司令”。（曾是张诚德上级的张砺生抗战中三次到延安，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新中国一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这就是日军缴获的会议记录中“察南游击支队”的由来。而根据这份会议记录，察南支队也曾打出“抗日义勇军”的旗号，这和地方史志有魏震亚的部队自称“义勇军独立纵队”的记载一致。
1938年春节之前，到张诚德部当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陈凤桐。“抗日游击支队的委任状都由陈凤桐掌管，在陈的背包里”。“察南抗日游击支队政治部当时政治部共有十来个人，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其中有两名北京大学学生，五名中学生……”（上述记载见《怀来文史资料》第3~4辑，赵地口述、梁占鳌整理的回忆文章）。
张诚德部在敌后抗战之中，不仅他的部队番号确实是来自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队伍之中曾有共产党干部做政治工作（陈凤桐离开张诚德部之后，曾担任雁北支队政委，转业调任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农林牧植局局长。建国后，曾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而且也曾经得到八路军部队的直接支援。
根据杨成武回忆录的记载，1937年冬，张诚德“带着一个保镖从察北赶到阳圈，要亲自到蔚县看看，看是否真有一支红军改编的部队，看这支部队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打得过日本人”。八路军准备了一些酒和菜，请“张夜猫”吃了一顿饭。杨成武和“张夜猫”谈了一次话，他跟杨成武表示，“对八路军的军纪、战绩、抗日热情和军民关系深为敬佩”。1938年冬天，张诚德只身骑个小毛驴又来到涞源杨成武部的营地，告诉杨成武说他本人在察北一带的马队，被日军打散了，现正在重新组织，经费困难。八路军“便资助了他二百块银元，又根据他的要求，委了他个‘察北游击司令’的官衔，请他喝了两杯酒。傍晚，他骑上小毛驴，兴冲冲地走了”。
张诚德还曾派出人员向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求援。五支队赵侗司令员、高鹏副司令员、纪亭榭参谋长等领导痛快地答应了张诚德的请求，由军分区司令部通知地方政府筹运粮食，并赠给5万发弹药。得到援助之后，张诚德等人表示：“有八路军这样的靠山援助，我们抗日后顾无忧”。
可见，正是这些“亲共”的表现，张诚德部被日军的情报称为“共产匪团”。
“1937年9月，王震旅长奉命率三五九旅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晋西北抗日前线，连克宁武等7座县城，为开创晋绥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尔后向晋察冀边区挺进”（见1995年《文史月刊》的文章《王震旅长在灵丘》）。雁门关以北随后渐渐成为巩固的抗日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军统人员回忆，当时雁北十三县的乡村都是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只有“晋察交界的灵丘一带的张诚德所部，不属于共产党”。
在敌后根据地建立时，这个“察南支队”之中的魏振亚部首先配合八路军三五九旅一起战斗，且得到新的番号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成为一支抗日劲旅。地方史志之中有这样的记载：“（1938年）三月初阳高中部丘陵出现一支自称‘义勇军独立纵队’的抗日武装。纵队司令魏振亚，原阎锡山某部一名排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秘密串联下级军官和士兵400多人起义，建立抗日武装，深入敌占区，神出鬼没打击侵略者。因此，群众称他们为‘飞龙魏队’。五月三十日魏队驻杨塔村”（见山西省《阳高县志》）。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二O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在团长陈宗尧、政委刘子奇的率领下进入我大同县东南乡七一八团与所收编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前身是由魏振亚绰号‘魏飞龙’所率领的一支游杂部队）攻打聚乐、罗文皂车站，以切割日寇平绥线交通。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寇调集军队向大同县东南乡扫荡；我七一八团将阳原出动的一股敌人包围在小石庄给予致命打击后转移到灵邱保卫晋察冀边区。魏振亚率领晋察冀边区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健儿，坚决抵御日寇于大王山上。经英勇顽强的战斗，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壮烈牺牲”（见《大同文史资料》第10辑的记载）。
另有这样的记载，1938年6月间，这一支抗日武装袭击张家口日军飞机场。正是魏振亚的部队首先攻击机场仓库，“油料着火，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日”。魏振亚的部队为袭击机场成功立下汗马功劳。
抗战最坚决的魏振亚殉国之后，张诚德部被打散，重新组织的武装抗日渐趋消极，张诚德他土匪的本性也渐渐暴露，部下军纪败坏，“敲榨勒索人民，到处抢掠财物，危害乡里，破坏扰乱根据地建设”（见 《大同市志 （下册）》的记载），实际上已成为土匪。
为阻止又变成土匪的张诚德危害抗战，1939年7月14日，八路军三五九旅包围了张诚德部驻地，其部众主力被强制整编。张诚德在关押之中企图逃跑，被镇压。这一次强制整编无疑是及时的，张诚德的残部胡锡侯逃出，没有被八路军整编，继续充当土匪。后来他率部叛变投降了日军。于是，这一路没被整编的张诚德残部发展的武装，就成为了日本侵略军的帮凶。而张诚德之子张甲清也是率部投敌而成为日寇的爪牙。张甲清是骑三师九团团长，没有随“察南支队”留在察哈尔敌后，而是随骑兵第二军由晋西北调驻豫皖边，1939年“驻豫皖边时，骑3师9团团长张甲清率部叛变”（见《辽阳文史资料》第9辑）。
而被强制整编的“察南支队”部队，成为八路军三五九旅一部分，随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根据地，得以参加屯垦南泥湾和八路军南下支队，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日军统计1940年的“华北共产军”的时候，“察南支队”确已成建制融进了八路军的队伍。
这方面的史料之多已超出预计
于是体会到，前面进行这一类的跑题歪楼争论更显得多余
刘伯承《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
把夺获敌人的山炮，加强其运动力，附与步兵兵团行动，以便于在战斗中独门的机动使用
对于必要夺取的碉堡，即以山炮实行突然的抵近射击，以打破碉堡而夺取其资材……
原帖的地址：
萨苏兄《日本兵说八路是怎么打仗的》的唱和之作——
首先大家看一看，和斋藤这一幅漫画情景很接近的战斗是什么样的：
1940年5月29日，著名的八路军回民支队，由河北衡水县大队配合，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先猛烈围攻衡水县安家村据点（日寇设在衡水境内的四大据点之一，位于连结冀中冀南的咽喉地带），诱使驻衡水县城的日伪军出城增援，我军则在衡(水)安(家村)公路的康庄至杨家庄一段设下埋伏圈，伏击日伪军的增援部队。
根据衡水的文史资料记载：战前，衡水县城附近公路那边的麦田之中，我军“从县大队抽出一部分战士，化装成收割麦子的老百姓，一则麻痹敌人，二则便于瞭望，以便及时观察敌人动向”。
此时正是麦收的季节，日军还能不让老百姓收割麦子的吗？中国的老百姓不收下庄稼的话，皇军可怎么进村抢粮呢，难不成皇军为吃上一口饭，也下地做一做割麦子的农活嘛。
而且，县大队的地方武装战士们，在日军眼皮底下摆弄农活也是再妥帖不过了。日军根本看不出破绽，也根本不会有什么破绽——拿起枪杆之前，这一群战士他们本身就是当地拿锄头的农民。
沿途有这么多“敌军的侦察员”，气势汹汹的皇军援兵们从衡水县城一出动就被紧紧地盯上。
根据中方的记载，“敌人在未进入、远离伏击圈时，不断有人来报告敌情：‘到了后马庄村后了’，‘到了康庄村南了’……”而有这样源源不断的情报，这一次伏击战斗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次伏击战前，无疑也曾有“某个李向阳正在做战斗动员：‘一个增援的日本兵也不放他过去！’”的场景，而且，进行战斗动员的是赫赫有名的真实英雄——八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
有较真的读者也许会问，前面的战例只有化装成田野里的农民，斋藤画出的捡粪的农民（“敌军的特工”）、田野里锄地的农民（“敌军的侦察员”），在八路军的伏击圈附近都凑齐，这种情景又是怎么样的呢？各位就看这一次战例吧：
山西省浮山县文史资料的记载，1943年4月13日晨，浮山县梁村沟伏击战，我军“南岸崖头上的嘹望哨，由分区侦察员化装成拣粪的老乡，发现响水河敌人出来，即按规定信号报告沟底联络哨”，而沟底联络哨的造型则是挖菜的老乡：身上穿的蓝棉袍，头上包的白毛巾，只是身旁的篮子里悄悄放的是用于防身的德国造驳壳枪。
拣粪的农民，锄地的农民都有，这下和斋藤的描述一模一样：八路军的“特工”、”侦察员”就在日军的身边。
日军从响水河炮楼出动后，崖头上拣粪的老乡猛地摘下包头巾，在空中画圆圈，沟底下挖菜的老乡立即也摘下包头巾，照样在空中画圆圈。“信号似无形的电流，一下子就通到了每个同志的心上”，战士们都知道日军的位置了。
而被我军牢牢掌握着行军动向的日军，焉有不吃亏之理？梁村沟这一仗，歼敌近二十个，俘虏日军的小队长，缴轻机枪一挺和“三八”式十几支。
实际上，敌后战场上会让日伪军更觉得防不胜防的局面是，化装成锄地农民的“敌军的侦察员”、化装成捡粪农民的“敌军的特工”，不只是瞭望哨而且也会直接发动伏击的，例如——1943年6月，河北省新乐县的一区区委书记王世荣带领二十名地方武装人员，化装成拾粪的、割草的老百姓，分散在正莫、辛岸两村交界的玉米地之中，在日伪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成功伏击日军设立的伪新乐城情报所。这一次伏击成功之后，县抗日游击大队又用化装伏击同样方法，连续消灭十来个叛徒汉奸。这样，极大地震慑了新乐城里城外的敌伪人员。
抗战中，我军绝大部分的部队，长期没有电台，战斗中难以进行沟通。而日军为事先快速调兵和封锁分割根据地，修筑有密集的公路网。我军为达到成功伏击或阻击行军中的日伪军的作战计划，就必须对日伪军的行军路线和已到达位置有紧缺的掌握。于是，究竟能否可以及时获取这方面情报，是关乎八路军是否可以取得伏击战胜利的关键。前面提到的战例，就是通过化装侦察为胜利服务的。
而使一个区域的军民都得以及时掌握日伪军的动向，则同样事关战斗的胜利，且也是避免敌后军民们损失的关键。
在敌后缺乏电台和电话等通讯手段的情况下，递步哨、鸡毛信、消息树、报警钟、信号炮、烟火台，这些已通过各种抗战红色经典而为国人熟知的手段，就成为土办法打胜仗的法宝。
刘伯承元帅当时非常重视“供给情报”的工作，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他在《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把民间送鸡毛信的办法，依照递步哨的原则整理之，以使一切情报，一切文件，能适时送达相关机关”……“当作战时，对于野战军供给情报，非常重要，各地民兵游击小组，在发现敌情时，除飞送情报外，并应以手榴弹、土炮、土枪声音或步枪声追随敌人，以惊醒附近军队。各区村的要点应设置号炮、烟火和腕木(在高地设高竿，高竿顶上有一活动木棍旋转，根据旋转角度之不同规定信号)等通信，敌人从何而来，有多少，我们应如何动作，都规定成符号，先使大家知道，一得到警报时，就好照着做”。
太行军区各区村的要点应设置的“腕木”，其实可以说就是一种更先进的消息树。大概也是斋藤画出的“物见”的一种了。
日军行军走的道路两边的山上，是民兵控制着“物见”，给“野战军供给情报”。
曾是太行三军分区三营营长的钟明锋，在回忆文章《战斗在包围圈里》中记载这样的战例：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深夜，我率领三营到达蟠武公路沿线，任务是伏击敌人的运输队和抢粮队。我三营在当地民兵配合下，隐蔽—在李峪到长乐村之间的一段公路附近。二十一日傍晚，敌三百余人从胡峦岭刚一出发，我军已从民兵设置的消息树(看到几棵树连续倒下)获知敌人出动的消息。三营从枣烟村赶到长乐村东侧埋伏好，这时驻扎浊漳河南岸庙岭村待机的七六九团一营也在营长李德生同志率领下，经麻池沟到达长乐村以南，晚十时。当敌走至李峪与长乐之间的小迪湾时，正好进入我两支部队的伏击圈……”
只有发动人民战争，才可以在通讯的物质条件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动员人民群众，为夺取战斗胜利而织成这样一张联络网。
青壮年都奔赴一线的战场，这样的土办法通讯，有很多就交给儿童团员的。日军眼中那一些八路军通风报信的“物见”，有很多正是投身保卫家园的少年儿童负责的。
红色经典电影《鸡毛信》的主人公海娃，大家都记住他勇敢送鸡毛信的英雄举动。在原著的小说中，其实也有海娃控制“消息树”的生动描写：
“海娃到了龙门山上，便把羊鞭插到腰里，蹲在一棵小树底下。这棵树，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光有枝丫。那时候，麦子早收割了，谷子也出穗了。可是这棵小树，连一点嫩芽也没有。这棵树，遮不住太阳，挡不了雨。可是海娃整天守住这棵树。
他蹲在树下，用手遮住额角上的太阳，朝东面眯缝起眼睛，了望着大山底下的平川地。平川上有条小河，银蛇那样，闪着光。河边是条铁路。海娃眯缝起眼睛，就看见：铁路边有好些灰麻麻的小点子，看起来，就象灰疙瘩似的。爸爸说，那些灰疙瘩，就是炮楼，日本鬼子的炮楼。爸爸说，那些炮楼可大哩，能住下好几十个鬼子。
……灰疙瘩里爬出来一溜黑点子。那是啥？海娃揉了揉眼睛：黑点子更加清楚了，蚂蚁似的爬着，老长一溜，朝龙门山这边爬过来。喝，炮楼里的鬼子出动啦！
这边一长溜，那边还有一长溜……海娃赶忙抓住小树，使劲一扳，——不费事儿便扳倒了。原来这是一棵假树，是用石头支起的，龙门村的人都叫它“消息树”。消息树站在山顶上，村里的人看得见，西山上的人看得见；只要消息树一倒，大家马上知道平川里的鬼子进山了。果然，龙门村的钟声‘当当当’地响了起来。人们赶着牲口，扛着粮食，挑着箩筐，背着包袱，捎着家具，都从村里跑到后山，跑进大山沟里。民兵们也拿着武器进山了，还抬着一门榆木炮。转眼间，钟声停了，村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山看不到了。都到山里藏起来了。”
这样的描写，可以让大家直观了解，日军的一举一动是怎么被人民群众严密监视的。
八年抗战之中，敌后的战场上，就是有这么多生动的细节。翻开尘封的史料，熟悉这样的细节，才会知道敌后的军民究竟是怎么打仗的，也才会明白为什么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一块块敌后根据地可以在沦陷区坚持下去且不断扩展。
前面错了，应该是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