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唱和萨苏兄的新近作品，共计十一篇 -- 春秋的老胡

按岗村宁次的记载“随着遣返输送的进展，由中国政府方面及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 年5 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 名，海军40 名，商民106 名，共计1,358 名。”（岗村宁次回忆录P99）。

这基本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所俘虏的日军最终留存的数量，应该就是第一、第二战俘营的人数，除去商民约1250人。这一数据应该不包括驻印军俘虏的约600名日军。

国民党军队所俘虏的日军存在俘后伤重毙命、转运途中死亡、战俘营中病饿死、逃跑枪毙死等情况。

比如某个日军战俘的报告：

”長谷川：在這裏大約被拘禁了二十天。我想是昭知廿年6月上旬吧。在安江臨時收容所裏有日本人俘虜兩百五十人，朝鲜俘虜五十人，共計三百人左右，但大約五十人死掉了。剩下的兩百五十人分乘大約十臺美國的GMC軍用卡車，被押送到重慶去。

在嚴酷的長途卡車的車厢上，處於危篤狀態的俘虜連醫護人員都没有就被裝上了車，這不等於就是“請自由地停止呼吸吧”的狀態嗎。每到宿營地，必定有一、兩個人已經死了。到達貴陽為止的四天之間，大約有三十人死掉了。”

从时间地点上判断，这应该是湘西会战俘虏的300多名日军。

还有：

“<<木村福治氏訪談》，原題《證言5 木村福治氏訪談》，是以菊池一隆著（林琦、陳傑中譯，朱家駿主編/校譯）、西元2006年第1版之《日本人反戰士兵與日中戰爭——與重慶國民政府地區俘虜收容所相關的情況》（香港：光大出版社）

菊池：對手是國民政府軍吧。

木村：對，是的。是國民黨軍。

菊池：由於優待俘虜政策，没有捱打吧？

木村：捱打的事是没有的。……但是，没有讓坐上擔架什麽的。再痛也得自己走。大約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因為是戰鬥部隊，這裹那裹四處移動。這樣經過約一個月，完成了向長沙集結。一到長沙的街上，有很多日本人俘虜。有250名左右。那是長沙的臨時收容所，是個像學校一樣的地方。俘虜中病得相當重的人也都全部被帶到那裹去，因為有獎金可拿呀。也有三、四天後死掉的俘虜。就這樣一個接一個地死掉。三個月以後全體向貴州轉移時，剩下150名左右。

菊池：在長沙250人，到達鎮遠時是150人嗎？死亡率很高啊。

木村：是的。那時的俘虜，到最後活下來回到日本的是38人。……我想，起初的250人中，到鎮遠時活下來的大約是150人左右吧。當初人數很多啊。……在 12月，受到嚴重凍傷的人很多，一旦手上的皮膚破裂，骨頭一露出來，這種情况就算一時獲得醫治，最終還是不行的。没有徹底治療的話，就逐渐地往手、脚及全身發展下去。到了貴州省鎮遠後，從那時起，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内，終究還是一個接一個地死掉了。死了相當多人呐。因此，有一陣子曾以為“大概有55名能穩定下來吧”，結果到了回日本的時候是38名。”

这一段我个人的感觉：这250名俘虏应该是国民党军队南方战线一段时间内俘虏的日军，由分散管理改为集中管理。250人的俘虏，3个月后出发时就变成150了，死亡率40%，比巴丹行军还猛（7.8万路上死了1.5万）。考虑到这些日俘有不少身负重伤，比巴丹行军时多数身体还算完好的美菲军状况要差多了，这一比例还能理解。但到了镇远后，150人死掉了112个，回到日本的只剩38个，死亡率约75%（巴丹行军结束后两个月内美菲军死亡率41%）。这个比例就不好理解了。同时，国民党第一、二战俘营似乎没有日军俘虏大规模病饿死的记录。

估计国民党军队俘虏的日军俘后死亡率大概在50%左右，如果是这样，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俘虏的日军大约为2500人，加上驻印军的战果，总的大约3000人（这里面包括八路移交第一战俘营的俘虏，但具体数字不详）。

以《华北治安战》（P176页）的资料看：

“我方官兵因负伤而被俘时，彼等不仅不加以危害，不没收金钱物品等，也不作任何污辱、谩骂和处刑;相反，却给以优待，。。。。。。。。还指导俘虏写感想文章，以此作为宣传材料，寄送其战友，劝告投降，或对其家属及所属部队等发出“生命安全，目前正受到共军的优待，过着幸福生活”之类的通信。另外，对愿意回国的俘虏，以发展同志、进行反战运动、与日本共产党协作、宣传优待俘虏情况等为条件，发给旅费，并派兵护送，予以释放。不愿回国者则编成特殊部队，从事对我军的反战工作。

1937年7月至12月间，经驻中国的宪兵队办理归来的俘虏为27名，他们归来后，或到原部队或到宪兵队自首，或被逮捕，因而释放时承担的条件，均未能实现。”

注意：1937年7月至12月间，经驻中国的宪兵队办理归来的俘虏为27名。与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9月-1938年6月: 俘虏124人”的资料对比。剔除时间、地域上的差异和八路军新四军逐步展开的事实，说明至少1937年9月-1938年6月这一阶段的俘虏数基本符合事实。

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从1941年5月15日正式开学到抗战胜利结束共存在5年左右，最初仅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学员增至300多人，包括各地的分校在内，累计培训的学员上千人，其中有36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

这些只是1941年之后的情况，早期的俘虏估计移交了一部分给国民党，后期的俘虏也不是全部都能进这所学校的。这个学校居然有入学考试。那些思想特别顽固的日俘，八路也不会费那个劲都送延安或进分校搞培训。

如此，这上千人加移交国民党的、没入校的、俘后重伤死的、逃跑的、放掉的，八路新四所报截至1945年5月，俘虏日军4000余人，并不出奇。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允许八路新四接受日军投降，估计八路新四也没那个闲心移交战俘给冈村宁次。八路军仅太行军区在抗战结束时尚有日军战俘100余人，其中80余人选择回国，直接就给放了，另有10余人选择留下，后陆续回国。

但结合史料可得知，岗村宁次前后文明显刻意略掉CCP的俘虏

1358名之中应有不少一部分是CCP移交的

（美）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 ：

他怎样认识共产主义的呢?他流利地回答，共产主义是穷人的救星。他从哪儿知道这点的?据说他在宪兵队里受到怎样加强与共产主义原则作战的基本教育，可是他的良心告诉他共产主义原则是对的，所以他决定出走。

因为他在宪兵队里待过，我就向他询问那些被八路军俘虏后释放回去的日本士兵的遭遇，他的回答有一点迟疑——还不十分明白我的话的意思。

他否认曾经见过这类事情。经催促，他才说，放回去的俘虏首先由宪兵队盘问一番，然后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没有受伤而被放回去的判死刑，执行死刑不公开宣布，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说，有时候同僚会在暗地里把放回去的俘虏弄死，免得全队都蒙受不光彩的名誉。

1358名之中肯定有TG移交的战俘，比如第一战俘营从延安移交的战俘中挖掘出一个文艺人才，是个台湾人。

至于有多少，实在找不到相关资料。岗村宁次所说的1、2个肯定是扯淡，否则这文艺人才的出产率也太高了。如果细细究起来，国民党军队那3000日俘的估计还得打折。

按照TG45年5月前4000多的俘虏数，以国民党军多数时候兵力为TG的5—10倍来对比，国民党军至少要交出2万的俘虏才达标，3000这个数已经很难堪了。还是别打折了。

另外，我记得驻印军的俘虏是600左右，不包括云南方面的远征军。

沈鸿烈的省政府，不仅外围防卫是由吴化文的的部队担任，连贴身警卫都是吴化文的部队。

“张允澄回忆录”阁下应该听说过吧？

俺就节选一点：

“我于抗战初始之际，被中共济南市委派入吴化文部做地下工作，“太河惨案”发生时，吴化文的新四师与惨案制造者王尚志部防区相邻。此间，我曾任吴化文部警卫副官，吴化文新四师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第一营长，率部担任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机关的近卫、勤务之责，”

“其外围警卫一直由吴化文部担任，内卫、勤务初由海军第三舰队陆战队（沈氏嫡系）担当。1938年秋，沈鸿烈率省机关在鲁北活动时，将海军陆战队主力近千人留给了何思源，作为鲁北保安司令部的基本部队，另将原青岛市武装警察四百余众改编为省政府警卫大队，肖鸿顺为大队长（后为赵学让），韩新周任大队副。省机关的内卫、勤务即由警卫大队的教导一团（1938年春，沈鸿烈收拢散兵游勇编成，其族弟沈尹任团长。1940年，又在鲁西招募新兵编成教导二团，湖南人刘冠雄任团长）担当，由沈尹统一指挥。但这两支部队实有兵力不足千人，且系乌合之众??身份武装的夜袭。教导一团和警卫大队官兵惊慌失措，有的逃跑，有的伏在床下不敢动，令沈鸿烈大失所望，乃要求吴化文派部队进驻东里店，任其近卫之责。我连即是在此等背景之下移驻东里店有。我当连长后不几日，沈鸿烈又给我加上了他本人的上尉侍卫副官的头衔，并许愿说：“好好干，不久就给你晋升少校。”

而且吴化文这个“封建军事集团”恰恰就是沈鸿烈一手创建的。

下面这几段是来自沈鸿烈私人秘书谢云祥写的在“沈鸿烈身边十一年”。

“沈鸿烈由开封返回临沂，即组织人员，准备前往曹县山东省政府所在地履新。原青岛市的大批干部，都已作鸟兽散。由青岛退出的警察和海军陆战队，不到3000人，”

“蒋知沈没有军队，又电沈云：如不要战斗部队，省府尚需岗哨，以维安全，究应如何，盼提出意见。沈乃请蒋将原韩部吴化文旅，扩编为新四师，交其指挥。这样吴亦高兴，蒋也放心。1938年夏，沈率省府人员及吴化文部，北渡黄河，”

还有一位叫李继曾的也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沈鸿烈”

“沈鸿烈不能再回东里店，就住在临朐县八区的东藜子村。召集收容失散的山东省政府工作人员，还派出人员四处寻找。后来人员聚集多了，东藜子容纳不下，于1939年１１月，迁往蒙阴八区唐家沙沟办公。这时省政府的护卫部队是吴化文部，海军陆战在敌人“扫荡”后，驻安丘泥沟一带，保护从胶东到省府的一条交通线。”

“沈鸿烈和山东军阀不是一路”？

您连沈鸿烈和吴化文这段历史渊源都不知道还能大发议论？实在是佩服之至。

吴化文就是恰恰就是沈鸿烈部队的主力，至于他自己那些嫡系，连警卫工作都做不好。这种连沈鸿烈自己都认为靠不住的乌合之众。居然会让国民党中央重视？

韩德勤的履历中任职很多，被陈诚赶走之后还当过第二师的副师长，这是不是嫡系啊？还追随顾祝同当过江苏省保安处处长，当过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厅长，请问这单位够不够“中央”？

有这等履历的人自认“中央嫡系”还不够格？

常公真是要“蓄意加以淘汰”还会让他当省主席占地盘？

“皓电”应该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各个事件的。“此外”无非就是个承上启下的连接词。居然能得出个某某事件更重视的结论。

那就在贴一次白崇禧对潘友新的说过的:“我们

应当从唯物主义观点即现存事实的观点来研究

事变,而不能反驳这些事实。您不能否认苏北

新四军在行为上的错误和不正当,因此您不能

把他们的行动说成是友好的、非敌对的。”

请问白崇禧所说的苏北“新四军在行为上的错误和不正当”是不是发生在山东啊？

“吴化文这个‘封建军事集团’恰恰就是沈鸿烈一手创建的”？这个论断又是脱离史料无视历史事实呀，就这样却敢于说别人“选择性失明”。

1930年，吴化文就是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

高清辰《我所知道的吴化文》：

“手枪旅是吴化文于一九三O年前后，亲手扩建成立的，该旅各级军官，基本上是吴化文一手提拔培植的，亲信众多，能够行动一致，相依为命，可以说是一个‘家庭化’的队伍。”

早在1930年已形成的封建军事集团，到你的口里为“讨论”而篡改史实，竟成为沈鸿烈一手“创建”的。

这又是历史问题，还是语言常识的问题呢？

吴化文的“家庭化”的队伍，开始于手枪旅成立，瓦解于九十六军起义后。怎么不说是蒋介石一手创建的（九十六军）？

实际上，吴化文他也就只是名义上投到沈鸿烈的名下。

“韩复榘死后，第三路军由孙桐萱代理总指挥。孙桐萱与第三路军二十九师师长曹福林秘密商议，准备取消手枪旅番号，将吴化文所部拆散，分别编入该路军各师……曹福林在单县有次对手枪旅第二团官兵讲话时，透露出要改编手枪旅的意图时，第二团官兵立即大哗，迅速呈现出抗命哗变之势(当时吴化文不在场)．孙桐萱得悉后，便即请吴化文去单县安抚…”

在这样的情况下，已随孙桐萱部到河南的吴化文，被逼无奈提出脱离孙桐萱返回山东…蒋介石批准后…“吴部即开始由河南北上，先后活动在山东定陶，郓城、平阴，禹城，惠民、滨县一带。一九三八年底，吴部由鲁北滨县向南过胶济铁路，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进驻沂水县武家洼一带，扩编为新四师”。

冀镇国的回忆：

“韩复榘被枪毙后，吴化文名义上归了沈鸿烈，实际上因在三路军的旧关系，吴和李树椿勾结在一起，企图造成以李树椿为中心的军事力量。”

高清辰《我所知道的吴化文》也明确有记载：1939年5月底之后，“吴化文与沈鸿烈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明文记载我军利用沈鸿烈与吴化文的矛盾，分化瓦解他们：

“东纵”还利用沈鸿烈与吴化文的矛盾，积极做好吴的工作。吴虽是沈的部下，但他看不起沈鸿烈，两人之间有矛盾。

就这样已可以被我军利用矛盾而分化的背景，沈鸿烈把吴化文当自己的部队？会放心吴化文贴身警卫？

同时有多个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成为证据：吴化文不是守鲁村的。

下结论也可看国民党的官方史料。

国民党出的《民国山东通志》：

“省政府直属部队是沈尹的教导团，驻蒙阴、益都、沂水等县边区，一部分警卫省政府，随省政府行动，为沈主席入鲁後所成立者。省政府各厅处驻在这些部队的中间，随敌人之行动，在沂水、蒙阴一带移动，以蒙阴县的吕匣店子及鲁村为中心，二十八年以後各厅处分驻在吕匣店子附近村庄”。

这明确阐述了沈鸿烈的警卫问题。也就不需争论的。

另，这个《张允澄回忆录》，你其实又只是百度到的。但现在网上连这个名也有有冲突的。他之前的文本史料上叫“张杭澄”，不可以百度什么就用什么呀。

我手上有他的回忆录书籍史料。

这一个回忆录中的“吴化文投敌始末”，指出吴化文投敌是戴笠直接指示，你又是否采信？

十月下旬，军统头子戴笠电召吴化文赴渝，吴乃在我（此时，我又被调任新四师师部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三科科长）和军统特务、师部内务处长王××陪同下，再赴重庆。戴氏在曾家岩五十号其公馆中设宴招待，以示亲近。……后来，戴笠就给吴讲起了所谓“形势和任务”，他胡说什麽，“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救国有两条线，一条是正面作战，一条是‘曲线救国’，打着汪兆铭（即汪精卫，其字兆铭）的旗号去干，既剿灭了共党，又无妨于团结抗战的形象”；“搞‘曲线救国’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先锋，是光荣的秘密任务”；“无须有何顾虑，委座对郝鹏举、孙良诚（郝、孙二人分别于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投敌）等人都未加追究，待光复之后，戴某定亲自向国人说明真相”。

韩德勤的嫡系问题又推迟到“被陈诚赶走之后”？这是第三次推迟啦。

韩德勤到第二师当副师长，这个记载是：“后经顾祝同等人的帮助，韩改调为汤恩伯的第二师副师长。（1931年）12月，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他又随顾到了江苏。”

但实际情况是，韩德勤根本就没办法到职过汤恩伯的副师长的。

汤恩伯本身就是这个12月底，才当到第二师师长。

“1931年12月26日，（第二师）师长楼景越调任警卫军第1师师长，调第4师副师长汤恩伯升任师长。”

而1932年1月，汤恩伯上任后没几天，第二师遭红军著名的商潢战役打击，而商潢战役哪有韩德勤参战的记录？

百度出的这些，常常靠不住，得看具体史料

比如一些记录都说，韩德勤被陈诚赶走后，随顾祝同到江苏当“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苏省保安处处长”。

手中有民国公文的影印件《函知韩德勤兼任江苏省保安处处长(江苏省政府致各厅处) 》，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28日的。

可见，韩德勤随顾祝同到江苏，一年多后才谋到保安处处长。之前看来也就是个“江苏省政府委员”而已。

在那个部队任过职，与个人是不是嫡系也没有关联。

卫立煌、区寿年这样的，当过多少有关职务？可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郑洞国也回忆：“某次第2师第4、第5旅在蚌埠附近举行对抗演习，不慎发生实弹射击事件。蒋介石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一怒之下将两个旅长全部撤职，另外换上黄埔军校毕业生楼景越、黄杰分任第4、第5旅旅长。事后有人悄悄议论，说原来的两位旅长均非黄埔系出身，不是蒋氏的嫡系，蒋这样做不过是寻机借题发挥，以便排除异己罢了。”

至于给顾祝同当办公室主任，也是嫡系的证据？

1935年11月1日，重庆行营在原旧镇守使署(今重庆日报社旧址)成立，其组成人员为：

主任顾祝同、参谋长贺国光、秘书长杨永泰，第一厅(主管军事)厅长贺国光兼，副厅长刘倚仁，第二厅(主管政法)厅长杨永泰兼(后改为陈振光)，副厅长文群，办公厅厅长韩德勤，副厅长卢旭

军事、政法的实权分有第一厅、第二厅管着的（贺国光、杨永泰又是什么来头）？

韩德勤也就是给他“把兄弟”顾祝同当一下办公室主任。顾祝同这一级别的办公室主任，也敢于说是蒋介石中央的嫡系？

那遍地都是嫡系啦。

建国前，毛泽东告诉陈明仁：

“后天二十一日，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人物都有，唯独还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都全了。”

政治协商会议上多少担任过国军要职的，“蒋介石的嫡系将领”的称呼这样严格。

于是各种史料得慢慢比照，不能为“很难堪”而停止讨论吧

驻印军的俘虏，兄台见于哪一本史料？可否查询一下

叫萨苏为老萨，叫观望者为老关，叫黄河故人为故人

这是ID绿霸滑稽护航在这个楼第一个发言帖：

链接出处

兄台，误会绿霸成什么？

“绿霸滑稽护航”不是为史实而“讨论”的，举事例：

“绿霸滑稽护航”：

楼主拿出史料：

可是驳斥有什么用？“绿霸滑稽护航”就转移下一个话题，甚至，都没有就“胡说也要有道”这样的无端人身攻击，而进行一下表示和道歉。有这样“讨论”历史的吗？

“绿霸滑稽护航”使用损人的言论伪造历史：

楼主拿出史料：

楼主不用继续“讨论”的。“绿霸滑稽护航”的每一次篡改给揭露后，无疑都会继续一边用似是而非的“史料”仓皇转移话题，一边使用各种无端的人身攻击和不尊重讨论另一方的损人言语，以混淆视听和遮掩篡改。讨论历史只应和有这个心意的网友一起。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中译本1981年版，第56页：

“9月某日，为做好接受准备，中国总司令部派某中将到津浦路南部各地视察，该中将对所在地日军将士作了如下谈话，使我将士大为感动：

‘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当时，如此言论到处可以听到。可见蒋委员长的对日方针，向部下贯彻得相当的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