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作为一个后辈，转一些刚被人人网封掉的照片 -- 苏芬以北

俺住的小区门口的小巷子是条单行线，对面有个军事管理区，从里面出来的军车从来都是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也不管单行不单行。当然，一般以逆行居多，因为逆行上主路要近100多米。

我今天想再看一遍，仔细阅读那些文字，没有了。

昨天手机上看，又看不清。能否共享与我？

如果这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合理的。

阁下的讨论里面，似乎把执政作为tg所有政策和路线的出发点，我认为是进入了误区。这是把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了。

至于什么军队的枪口对准谁，讨论这个也太幼稚了。这么多年了还纠缠于这个问题，只能说明思想的僵化。

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抓住战略机遇发展壮大，这种机会2百年一次，谁没有利用好谁就是名垂青史的罪人。在这个时期，为了过去的事情自乱阵脚，那是什么行为？

孟姜女真是太幼稚了，太僵化了。长城让中国的百姓从此以后几千年安居乐业，是中华民族头等重要的事，更是不世出的伟业。始皇帝好不容易统一了中国，给修长城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切阻碍修长城的行为，都是历史的罪人。

另外，如果有一天，子弹在你的身边飞，可不要抱怨。

九十年代末期，俺某直系亲属在京总参某部工作，俺到他那里玩，住了一阵子，亲耳听他说的。亲眼观察到的，他们那单位的军人，只要是外出，一般都必换上便装。他的直属领导，九十年代初调入京城，有一次穿军装外出，结果走在一条街上，就被一老百姓在背后骂了，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所以，后来为了避免难堪，特别强调，只要外出，必穿便装，对于外地下属单位来京办事，也总是特别强调，要多带便装，如果办完事，上街或者逛北京城景点，都要换上便装，以免麻烦。

如：某大校级军官在京坐地铁被某小青年勒令让座，周围人还一片叫好。

大概从九八年军队抗洪抢险表现极为优异后，包括九九年美国炸我们南联盟大使馆后，民族情绪极度高涨，这种不友好的局面才大为好转。

那时我还小，基本上没啥记忆

唯一的记忆是每次周末要到外婆家，会穿过市中心（一北方省会城市）。事情最高峰的时候有一次没去，老爹说市中心堵了车过不去，这次不去外婆家了。

上面那段只说明俺对这个事情的记忆，下面的佐证是俺老娘聊天时拉拉杂杂说的。俺所在的北方省会城市得益于新中国建立，从基本上的纯消费城市变为工业城市。城市人口也以工人为主，大学也不少，因此大学生的数量很可观。现在城市的东郊还有规模不小的工厂，城市的西郊还是很有苏联特色的街心长廊花园、街两旁工厂的布局风貌。俺老娘当年就在一家国营纺织厂工作。当时学生围堵厂门，不让工人继续生产，可工人们按俺老娘的话说就是“觉悟很高”，想方设法的从外面的小区围墙进厂工作。说他们车间的几个男青年身手灵活，从厂围墙外面“嗖”的一下就翻进去了，留一个在墙头接应她们女工。还有厂招待所和工厂一墙之隔，发现有个洞可以当通道，学生们不知道，于是每天都有像旺财一样的工人从这个通道来来回回。结果学生们到中午饿了，厂里面的干部主动安排把食堂蒸的馒头拿出来给学生们分着吃。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厂干部眼看学生们吃了自己的东西，也不像刚来时革命口号喊得那么震天响，于是应上班困难的职工向自己反映的情况，提出学生们派出个代表来谈谈，都闹哄哄的不好。学生们于是派出代表7,8个人到厂里会议室，这边的厂长书记出面，两边会谈。（PS：作为80后酱油党，我对这种还有领导倾听你<幼稚>理想主义诉求待遇表示羡慕。可俺娘后面又说最后堵门的学生毕业分配都到好远的地方去了，于是我觉得，挥霍这种资源，好处自己没捞到，可能便宜了之后几年被收买的大学生们。至于前相教育改革后的俺们的大学和就业：俺们是人民群众，不是当时的天之骄子了，虽说大学生数量增加是国家的进步，但做为个体俺还是羡慕80、90年代的大学生。这是题外话）学生提出的口号是要革命，反对贪官污吏（不知道老娘记忆是否有偏差，口述如此）。要求有好多条，实质性的一条是停产，让厂里的纺纱工出去一车人（车要求厂里提供）散步，穿上工服：白帽子白围裙，代表纺织工人。厂长没接到上级批示，不敢擅做决定，而且估计明白自身责任是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于是对学生说首先机器不能停，你们饿了尚且知道吃饭，冷了知道穿衣服，要是没有农民种田，没有工人纺纱织布，这“革命”工作也没法进行下去。所以堵门的学生（厂里一共两个门，都堵了）应该给职工上下班让出空间；其次可以答应派车和工人的要求——这个按俺老娘的说法是缓兵之计，说估计厂长在请示上级等待指示，因为这个一直只限于口头，学生们被老谋深算的厂长暗算了。这个活动持续了三五天（具体的时间俺老娘也记不准了），按老娘口述，学生还很有组织，堵门的继续堵门，上下班时间陆续的让人进；宣传的管宣传，联络的管联络等等。几天后，从工人眼中看去，学生跟来的时候热热闹闹的那种突然不同，像海潮一样悄无声息的突然集体退去了。当然俺老娘的心思基本在养活俺和照顾家身上，政治敏感度不说为0也差不多了，所以她说突然。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工人眼中的那个事件的过程，老娘在说的过程中，还在感慨学生们也很可怜，也没吃的也没喝的，厂里人看他们可怜，给他们煮一大锅开水，蒸一锅馒头。然后又感叹，那时工人们哪能想到现在厂里的样子（现在的样子大家可以看看那个《从头再来》MV的背景里的工厂），早闹起来了。那时还是开展生产竞赛，班组竞赛争红旗，争效益（俺娘说那时没她们还没效益这个词，但具体什么词她忘了，意思就是效益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奖啊什么的。然后又说那时候俺们为啥没闹，可能是俺们（青年职工）都是从知青招进厂里，你想有的女职工把孩子都生在车间里，多珍惜这个机会，咋可能去跟学生闹；厂里车间干部（中层干部）是车间提上去的，厂长书记（厂高级干部）是50年代被耽误的大学生（原话），都珍惜这些岗位，也就没有可能跟着闹。但她们也没觉得学生不对，至于到底哪里不对，她没有说，也许是真不知道。

上面就是俺老娘对这件事情的口述，后来那厂子的命运用句篮球解说词就是“教科书般的走位”，只是这书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大书。我们家最后也搬离了那个厂子的家属区，期间我回去看过几次，找过儿时的玩伴，短短的10年却像沉淀了很长时间，总让人有沧海桑田之叹，我曾想在忙总开的那个帖子讨论热烈的时候说说这些事情，但因为懒，而且当时老娘不在边上，记忆难免单薄。

现在苏联时代的街心花园也非常美丽，大气肃穆。只是沿街走下去，两边楼房的一层商铺，时不时会有粉红的霓虹闪着暧昧的光，告诉你另一种的诱惑的城市的美。这种暧昧的粉红在上世纪末忽如一夜春风千万桃花盛开，只是里面坐着的人，难免有原来在轰鸣车间尖着嗓子说话才能互相听见的、穿着白围裙带着白帽的纺织女工，因为砸锭，她们的车间再也不会轰鸣了。

当然现在这些人正如忙总所说的，把问题拖成没有问题。这些马上要被拖入人生的暮年，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靠时光把当初的愤懑辛酸稀释的角落的人们，没有当初那么震惊和惊慌失措了，至少知道离了厂子也能活下去了。但这个城市似乎进入到去工业化的道路上来了，满街全是闪烁的饭店，当初暧昧的粉红，也变成了富丽堂皇的洗浴中心。人们迁徙到东边打工，有出息的在东边上学然后定居东边。虽然每年都会说工业发展的可喜成绩，但资本是先一步就通吃，这城市未来的工业之路会很艰辛。也许出来混总要还的，辉煌太久的城市，总都会有失落的年月。罗马的辉煌整个帝国都为之骄傲，罗马的衰落，却只有生长于斯的子民觉得黯然神伤。（请允许我抒发下小小的狭隘的“劣根”的乡土情节）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冷笑一声。殖民刘狱中有知，会十分欣慰啊。

没事，你接着开嘴炮吧。不过你如果真敢拿NED的钱上窜下跳，并因此被政府收拾，我可一点都不会同情你。

土共刚成立的时候没有证明自己，问题是北洋军阀证明自己了吗？外不能抵御列强，内不能消除割据，做不好别人就有理由取而代之啊。本来那就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以为北洋军阀挂个中央政府的名头就真的是中央政府啊。89年的时候土共什么情况？PLA什么情况？国际上什么地位？建国40年来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

王朝都会灭亡丝毫不能证明89年土共就该灭亡。

河里海外华人多，果然六四遗老遗少也相应的多。

89年土共就不该灭亡，而偏偏苏联东欧要灭亡？除了成王败寇，你还能拿什么证明？公理？定理？逻辑？还是重复一万遍“就是好来就是好”？或者将所有对立的声音都看作阴谋论，敌对势力，遗老遗少？

站在廉价而自以为是的道德制高点上，唯我绝对正确，排斥异己的声音，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故事仍在一遍遍的重复着。

都有损别人牙眼的嫌疑，别人如何反应，最好自个儿掂量下。

陈的文章很清楚，区别动机，弥合和前行。你这样的解读，过了。而且是平民视角，反倒是E兄你的知识分子/精英视角多些。

不要用历史没有永恒来吓唬人，正因为历史没有永恒，有些人做了恶死了，有些人做了恶却活得很好，看个人/政党的能耐。至于民间的主流民意，沉默是大多数，沉默者的倾向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学生们决定的。平民不会想着子弹将来会在身边飞就该如何，只要不是现在飞。经济利益始终是最大的合理性所在。老毛很大程度上也是败在这个上面，更不用说民主自由党。

当然一直通胀下去，那是什么都不好说--所以说这是直接原因。就这点来说，我也不是象陈经他们那么乐观。

体制中的官员难道不是“精英中的精英”么？

我确实不知道是体制外的精英反省重要，还是“精英中的精英”反省更重要。

我可没有胆子吓唬谁，历史自由其规律，什么时候民众的反抗是正当的，什么时候民众的反抗是不正当的，不是我这样的小人物说了算的。成王败寇，陈胜吴广与刘邦当然有区别，或者说，“天命所归”并不属于陈胜吴广。

但我不会相信，没有了陈胜吴广的中国历史，中国会变得更好。

同时，宽容与尊重是不应当有前提的，所有的人不管动机如何，都有权力获得宽容与尊重---就是对刘小波也是如此。

预设了动机与前提，还怎么能称作宽容与尊重？这样的“宽容”，这样的“尊重”，简直是闻所未闻，匪夷所思。

• 你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落入为辩论而辩论了

我明确反对西西河删除楼主的帖子。这些照片至少是一面镜子，至少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心态。而一个社会的民意是包括所有人的，需要在千千万万个不同的镜子中找出共同的地方。

但我还想再重复几句与楼主不同的看法。

在现在中国的语境下，大众对精英这个词似乎理解上出现了偏差，似乎左派是平民而右派是精英。而现实情况是，在没有所谓“大民主”，没有所谓“绝对民主”的情况下，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的身份都是精英。左右的区别只在于面对民众，左派的精英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态，而右派的精英是一种适者生存的心态。民众在一定意义上，或者被精英中的孔庆东们代表，或者被精英中的刘小波们代表。

而其实相对于体制外的孔庆东或者刘小波而言，政府中的官员，才真正是“精英中的精英”。不是么？从古至今，相比起来，体制外政府外的人物能被人记忆下来的能有多少？李大校长说，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与哲学，就会发现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官员们创造的，此言其实不虚，仅以唐宋风流人物为例子，又有几人不曾为官？

所以当探讨6。4中精英的责任的时候，将焦点关注于体制外的寥寥几人，是以偏概全了。

2008年的时候，一位河友在《一切牺牲都是不朽的》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我从中读得一丝苦涩的味道。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那一个更合适中国，对我而言一直是摇摆不定的。民众用上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精英们特别是体制内的“精英中的精英”们告诉大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这两种思维孰对孰错？是相信民众的直觉，还是相信精英的理性？从感情因素来说，依靠民众的直觉似乎更有一种让人迷恋的“叛逆”精神在其中；然而面对现实，有时候也许不得不承认，精英的理性，对长远的思考可能更妥当一些。

不管怎么样，历史是向前走的，精英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罢，也许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前行。另一位河友在讨论春夏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想，一切付出了努力与牺牲的人，只要我们对他们表达了真诚的尊重与宽容之后，他们应当能理解这句话。也能理解现在的形势。

然而一切的一切，却是建立在对所有牺牲的人的真诚的尊重与宽容之上的。

就像孔庆东所说，群众运动、学生运动的不干净不能否定其本身的性质，不能否定群众的上街是民众自发的意见诉求。在当下中国只有官僚式的精英政治的现实下，如果连民众的自发的意见诉求都堵死的话，民众的声音还有谁可以听到？民主政治从何体现？

没有哪个政权是“天赋神权”的，但民众却应当有推翻一个政权的权利。古代的皇帝都是无所畏惧的，但即使是李世民，也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无他，有陈胜吴广的例子在前罢了。

历史上不干净的事情是很多的。三一八当中领袖的目的可不仅仅是“反对八国最后通牒”那么简单，而是要“首都革命”。三一八当中领袖也是鼓动大家要带着“棍子棒子”的。三一八以后，领袖们也是进入“苏联使馆”（想一想美国大使馆）避难。但是否因此就否定三一八？就否定牺牲的生命的价值？至少于我而言，三一八总是反映了民众的声音。

6。4这件事，所有人都要反思。正是反思了那些运动中的拆零们的作为之后，绝大多数曾经支持运动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最后的结局。

但理解却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妥协。如果因此而放弃了“精英中的精英”（体制中的官员们）的反思，或者因此而使得政府理直气壮的将过错推到其他人身上，将是荒谬绝伦的一件事。

苏联八十年代的政经运行，跟中国八十年代的情况天差地别，就这你也敢说拿“成王败寇”四个字来概括？戈尔巴乔夫经济没搞上去就政治自由化，再加上叶利钦这种把握最大加盟共和国权力的野心家（以及多个加盟共和国离心离德），还有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巨大损失，苏联的覆亡脉络非常清楚，难道你还要认为是历史偶然吗？实在可笑。

你这点历史识见，当然永远跳不出悲情窠臼，连民进党都不如。“站在廉价而自以为是的道德制高点上”，明明是悲情人物的惯习，居然倒打一耙说我如是——嗯，这其实也还是悲情人物的惯习。请继续悲情，你有沉醉在阴暗情绪中的自由。

有些人总做着这种离间别人然后渔翁之利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