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路军历史再考辩（简略版）㈠ -- 双石

向东走，向东走，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险，摸了多少黑路，从河西走廊的永昌，走到黄河东岸，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部队，真是千言万语也道不出自己悲喜交集的感情。一到石家周口，援西军的同志听说我是从西路军回来的，立刻给安置住处，叫我理发、洗操、换衣服。休息过后，便把我送到了镇原―援西军的招待处。

一进门，碰到了原来同我一个团工作过的一位同志。他抢着接过我的背包，说：“啊，老戴，你回来了！看你穿的这一身新……”我说：“这都是党的关怀啊！”两个人手拉着手，坐在一条凳子上，倾述着这半年多的艰苦经历。我告诉他，自从在永昌负伤以后，脱离了部队，一直在深山里养伤。后来伤好了，估计党中央在陕北，才一路讨着饭过了黄河，几乎有半年多没吃过一顿饱饭，睡着了做梦都在找部队、找党中央。

说到西路军失败，两个人只是感慨。他沉思了一会儿，吞吞吐吐地说：“听说，咱们西路军失败，全是张国焘的罪过，现在正在批判他的错误。唉！恐怕我们……”看到他的表情，我已经明白他要说什么，同时又想到自己这几个月，一直是单独行动，离开了组织，党还信任吗？心情开始沉重起来。但又一考虑：如果真会那样，为什么党中央还组织援西军接应我们呢？为什么现在又对我们的生活这般照顾呢？

一脑袋的问题，找不到答案。

第二天，组织上找我谈话，问我的伤情，问我失散后的经历，安慰我，鼓励我。更使我感动的是，第三天通知我去参加支部大会，并宣布恢复我的党籍。听到这个决定，我流出了眼泪，真如同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可是，由于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对张国焘的错误认识不足，因此，对于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这场严肃的斗争，我竟抱着怀疑的态度，特别当组织上发下学习文件时，我不仅不好好看，仔细深思，反而把四方面军干部和中央红军干部对立起来。领导上谈话，听不进去，总是这么想：党中央对西路军回来的干部怎样处理呢？我们真的吃不开了吗？

一天，几个曾在四军、三十一军工作的同志也来找我们谈话。从谈话中，我才发觉：同是四方面军的干部，但他对张国焘的认识，有些地方和我截然不同。他们能以许多事实说明张国焘的错误导致了四方面军的受挫，我却说不出。

谈不下去了，我说：“你们去参加斗争吧，我只管自己干革命，不管什么路线不路线！”

“这就不对了，”一个同志说，“一个共产党员，只知做工作，不关心党的路线，那还行啊！咱们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曾经发展很大，打过许多胜仗，同志们流血牺牲，结果怎么样呢？"

这话又把我问住了。是啊，这些事，过去从来没有细细想过：在鄂豫皖根据地，一至三次反围攻，都打了胜仗，特别是第三次反围攻歼灭了敌人三万多，可是第四次反围攻却失败了；在川陕根据地，也曾发展到几十个县，不到三年，又丢掉了！过草地，三番两次的走回头路，吃了苦，流了血，部队遭受损失，西路军两万多人，也曾经浴血苦战，又获得如此结局……

铁的事实，沉痛的教训，不能不令人深思。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教导下，四方面军一些同志开始觉悟了。此时此刻，我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想不透，弄不清，但对自己过去的想法开始怀疑起来，有时想得睡不着觉，苦恼之余，往往拍着脑袋对自己说：算了吧，赶快到前方去吧！

“同志啊，你们很累了，还是学习一个时期再工作吧！”负责同志了解到我的思想情绪之后，劝说道：“现在组织上希望你到延安去！”

我到了延安，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思想、生活，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招待所一住下，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就来问候，给我们谈话，讲革命形势，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我住在一块的，还有红二方面军的一位团参谋长，他也姓戴。

我们时常谈到深夜，从甘孜会师到中央北上抗日的政策，从张国焘的错误，谈到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很健谈，给了我不少帮助。

一些负责同志，几乎每天都来给我们谈话，讲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讲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每一次谈话，对我都是最实际的马列主义教育。一天夜晚，我醒来时，听到隔壁还有人说话，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有时高，有时低：“……比方吃饭用的筷子吧，拿一支，一折就断了，如果拿一把，绑紧它，任你多大的力气，也是折不断的。……”

他的讲话，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我披好衣服，坐在炕上倾听，那湖南口音又传过来了：

“……四方面军的干部，是党的干部。把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说成是反四方面军的干部，这是阴谋。……正象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的决定中指出的那样：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红军有害，对敌人有利的。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责任维护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党的事业大得很啦！全党要团结得象一个人。在共产党内没有谁吃得开谁吃不开……”

下边的话，我听不清楚了。只觉得头脑发热，汗从额角上流了下来。

在招待所里住了十多天，组织上决定介绍我到抗大去学习。但由于真理的启示，内心的谴责，思想斗争正在加剧，觉得自己正需要认真考虑一些问题，哪有心思去学习啊！然而组织上却找来了抗大的教员来给我们介绍情况。那些教员原来都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劝慰再三，我来到了抗大。

这时，有更多的四方面军的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团结教育的方针下觉悟过来了，他们以自己的认识和感受引导我们去看待一些问题。不久，召开了反张国焘路线大会。中央团以上干部出席，四方面军的连以上干部都参加了。会上，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在长征途中，他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强迫四方面军向西康、青海退却，并非法地组织了另一个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致使西路军彻底失败等罪恶行为。原来一些不明真象的同志，听了都大为震惊。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同志，一且搞清了事情的真象，无比激愤，纷纷要求党中央把张国焘撤职，开除他的党籍，有的还要求枪毙他。

毛主席给大家讲话。他说：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到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听到这番话，我们深深地认识到毛主席伟大的胸怀，对同志孜孜不倦地教诲的精神。开完会回去，一个同志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真是一言难尽啊！毛主席才真正是最爱护干部、最爱护党内团结、最能以理服人的啊！”

那个同志说：“按张国焘犯的罪，真该杀，可是毛主席还要等待他改过呢！”

“是呀，要是按张国焘的办法来处理，不用说今天的他，就是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枪毙，也得一撤到底，当挑夫、罚劳役。那真是军阀主义呀！”

他听了我的话，也沉痛地说：“可惜我们过去的认识太差了，革命理论懂得太少了！”

“是啊，今后我们可要好好学习，按毛主席指示的路走！”

这一晚上，我们又谈到深夜，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尽的收获，心情愉快了，一切顾虑都烟消云散了。前些时候，只是人进了抗大，心还未进，现在迫切地想读书，想学习了。特别幸运的是，毛主席时常亲自来给我们作报告。《实践论》、《矛盾论》都是那时讲的。他用马列主义的真理，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从理论上武装了我们。这时，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全党全军空前巩固地困结起来，全国广大人民拥护我党抗口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气势，正如怒海狂涛，在这样的形势和条件下，我们的学习劲头一天比一天高。直到第二年春天，江南抗日前线要干部，我才离开了党中央，离开了毛主席。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的光辉思想，随时随刻和我们在一起，指导我们的工作，鼓舞我们前进。

谈清林[/ALIGN]

一九三六年秋，我们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肃河西走廊地带，在那里受到了“五马”（即西北地区马步芳、马鸿逵……等匪帮的统称）匪帮的几次分割包围。虽然我们也打了一些胜仗，但终因长期征战，人困马乏，经过凉州（武威）、二十里铺、山丹、大浪、永昌、高台等战斗之后，主力损失很大。十二月中旬，我们三十军的后方机关和部分部队，还有五军、九军的一部分，其中多数是妇女和伤病员，又被敌人三面围困于甘州（张掖）南，喇嘛寺对面的雪山上。情况危急，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难道真的革命到底了吗？”当时，我心里乱极了，不断地回想起长征以来所经历的一切。虽然我只有十七岁，但我已经明白，除了革命，我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就是拼，也要拼死几个敌人。这时，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指挥员，来指挥我们的战斗啊。夜晚，月色惨淡。一阵阵北风吹到我们还穿着单衣的身上，从脖子一直冷到脚跟。雪地里出现三三两两的人影，缓缓地向前移动着。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忙赶了上去。原来，同志们一个个互相靠拢在一起，商议怎样应付眼前的情况。“冲下去，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在冲击着每一个红色战士的心。眼前，就静待着指挥员的一句话了。

但谁是指挥员呢？半天不见动静。停了一会，才看见从黑暗里闪出一个戴飞机帽的人。当时，西路军在服装供给上，只有团以上的干部才有这种长长护耳的飞机帽。他慢慢地走上一堆凸起的雪堆，象是要说什么，但半天又没有出声。这时，我只恨时间过得太慢，急得发了疯似地看着他，想着：“快下命令吧，我们没有一个孬种。”

“同志们，亲爱的红军战士们……”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得这样沉重。“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宁死不屈……”

借着从云缝里挤出来的月光，我看见指挥员的右手在面前晃了一下，接着说，“但是，大家想想看，我们没有子弹，援兵也接应不上，凭着你们负了伤的身体，去和敌人的骑兵拼命，行吗？”

一下把我们都问住了。这时，谁也没有吱声，继续听他说下去，“再说，我们还有大部队（当时指挥员们都不敢直说党中央及毛主席的名子，而用“大部队”来代替）在东方……”“东方？”这句话大家都好象没有听懂。打秋天以来，我们一直是往西走的，但是他仍重复地说着，“是啊！在东方，在陕北。今天晚上，我带你们钻进深山，先甩掉敌人，然后，为了缩小目标，大家分散走。”说到这里，他突然把声音提高了说，“要革命，就向东走！”他讲得那样肯定，那么自信。他的话已在红军战士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心里重复着“要革命，向东走”的话。想着想着，恍然大悟。我们在西边，也实在走够了，不是被包围，就是被打散。对，应该相信他。但这个指挥员是谁呢？这个问题没来得及问明，部队往深山老林里冲去。终于，突破了重围。

马家匪帮搜山以后，又派骑兵追赶过来，漫山遍野地搜索追踪，还在山谷、要隘，设下关卡，前堵后击。不知多少同志遭到了他们的屠杀，但活着的，仍然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敌人，继续向东走。

出了包围圈以后，我和三个战友在一起，摸索着前进。陕北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但觉得朝着出太阳的方向走，就没有错。为了避开敌人，我们把白天和黑夜颠倒过来。白天认准了方向就睡觉，晚上走路，走着走着，我们又三三两两地碰到一起。走了三四天，又是二三十人的一支小队伍了。

走过了多少弯弯曲曲的道路，绕过了无数道封锁线和关卡，我们来到了青甘公路（由青海西宁至甘肃甘州）。白天，我们隐蔽在公路西边的山腰上，准备晚上绕过去。

这天夜里，黑云象一块毡子一样，不时地遮挡着昏暗的月亮。

我们一直等到半夜，确实没有一点动静了，就一个个跟手镊脚、弯腰弓背地往公路上摸去。我因伤口没好，身体虚弱，一会儿，就拉下了。我忍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赶，心里默算着：过了公路就没有事了。突然，一阵马蹄声从左右两边传过来，一片粗野的喊叫声响起来：“站住，不许动！”紧接着就是一阵扭打声和同志们的呻吟声。它们象一盆盆冰水泼在我身上。我赶忙转身往后跑，躲到了一堆碎石子后面。随着敌人的搜索，我的心璞通直跳，但始终没有被他们发现。

听着敌人走远了，我才冷静下来。这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深深地感到孤独无助。回想着每一个同志的面容，我伤心地哭起来了。哭了一会儿，看天快亮了，我想，哭有什么用呢？还不如趁着天黑爬过公路去。于是，我擦干了眼泪，向公路对面走去。

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走着。走的路对不对，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反正向东走就行。这样走了十几天。有一天，天刚黎明，我遇到一个年龄比我小的小鬼。他一见我，就流露出一种惊奇的目光。我也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一样，向他看了几眼。后来终于想起来了，原来他是新剧团的小演员。这个原来爱唱爱跳的小鬼，现在瘦得只剩皮包着骨头了，两眼凹得很深，几。寸长的头发蓬松着，拄着根小棍呆站在那里。望着望着，我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还是我先开口说：“小兄弟，你上哪儿去？”他一听我的四川话，猛地一头栽到我怀里，大哭起来。好一阵，他才止住了哭声，仰着脸，问我：“向东走，真能找到大部队吗？”

我心里正在难受，能不能找到大部队，我心里也没有数。

但我到底要比他大，我决心带他一块走。我说：“小兄弟，跟我一起走吧。上级不会骗咱的！”两人中式蹒蹒姗姗地朝着出太阳的方向走去。

向东走。走着走着，已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间。不幸，我和“小演员”在甘泉子附近，被关卡上的敌人盘问住了。匪兵一听我们是四川口音，不容分说，把我们绑了起来，押到凉州，关进了监狱。从那时起，我跟“小演员”分开了。

监狱里关着一千多个难友，绝大多数是红军战士。我们几十个、几百个的被关在一个个阴暗的房子里，每天都有不少同志被敌人拖出去审问、拷打，也不知有多少同志被敌人杀害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被押出去修路。我因年纪小，编在小鬼班里。修路时，我们周围都有匪军监视，一不顺眼，就要挨打。我因为抬不动大石头，常常被打得浑身一道道血痕。有好多同志被这样折磨死了。

有一天，听说逃跑了几个人。是真的吗？要能逃出去该多好啊！但怎样逃呢？我真想和谁商量商量，但试了几次，都没有敢张嘴。要是“小演员”跟我在一起该多好啊！

转眼到了九月，国民党突然给我们发军衣，每人还给了两块钱，想引诱我们给它当兵，还说：现在为了抗战，共产党已经投降了国民党，红军也改编为八路军了。我们听了，不敢相信。但却使我们知道，共产党还在，红军也没有被消灭。因此，想逃跑的人就更多了

有一次，我抬不动沙石，被监工拿洋镐把子打了一顿，身上、腿上、手上都冒出了鲜血，幸亏一个三十来岁的难友，把我扶到帐篷里去。我又疼又伤心，就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哭着哭着，那个难友突然说：“你想跑吗？”

我一下愣住了，看着他半天没敢说话。他又说：“你要想跑，明天，我们带你出去。”

听着他的声音那样的亲切，我一把抓住他说：“愿意，往哪儿跑啊？”

他说：“明天晚上，等人睡定了，你就悄悄地溜到西边……”说着，他轻轻地把帐篷揭开一道小缝，指着离山不远的一个帐篷说，“那边看得松些。先跑出去，再折向东……”“向东……”

我重复了一句。

他又严肃地对我说：“你要是不愿意，可千万别告诉人。懂吗？”我点了点头，还想再间些什么，但他说：“时候不早了。”就上工去了。

他出去以后，我一直在想他那络腮胡子，河南口音，细高个子。他大概是一个老同志吧！一定要跟他跑出去。

当国民党兵多可耻。想着想着，就好象我真的出去了一样，身上也不觉得疼痛了。

好容易等到第二天晚上，大家都睡定了，我按指定的地方找到了他。我们一共聚集了六个人，向西逃去。果然，匪兵没有发觉。饱了几里，又向南走了一阵，才折向东走。为了避免目标过大，我们不得不分散走路。分散前，他又问我：“两块钱还在吗？”

“在！”“

好好留着路上用。”又说，“一个人也不用害怕。一直向东走，一定会找到主力。”说完，我们就分手了。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

又走了五六天，我来到兰州城外。望见了滚滚的黄河，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黄河的铁桥被白匪卡死了，没有证件，根本别想过去。我只得在河西边的一座破庙里住了下来。白天饿了，就到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买两碗稀饭吃。不能过桥，也不敢远走。这时正是九月底，兰州郊区的工人、农民、学生，到处在宣传抗日。我急得直打转，却想不出一个主意。

饭店老板是一个很善良的小老头。他看我天天上他家吃稀饭，就怀疑起来。有一天，他故意跟我说：“现在的年青人，都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你怎么还在这里闲逛？”

我一听，也不好说什么，随便回了一句：“抗日行啊，可我到哪儿去抗日呢？”

“现在到处都是国军。我把你送到国军里去吧！”

我摇摇头说：“我不当兵。”

“为什么呢了”我觉得他的眼睛注视着我。我不能告诉他我是红军，就胡诌着说：“我要呵家看看，又过不去桥，父母都老了……”

他见我不吐真言，就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不愿意当国军，我有一个朋友，能把你带到抗日的地方去。行吗？”

这句话问得我莫名其妙，就说：“到哪儿去？”

他笑笑说：“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我更是奇怪，但又想，不管怎样，只要能过桥就好了，就答应了他。第二天，果然来了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把我带过铁桥，又一直把我领到兰州东门汽车站，给我找了个地方住下，说是等车去西安，并说到那里才能找到工作。说完，给我留了些钱就走了。兰州东来西往的汽车多得很，要等什么车呢？我又不敢乱问，只好将信将疑地等了四五天。

第五天，突然来了一部大卡车，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出来了，对我说：“这趟车是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坐上吧！”

“八路军？”我一听，马上想起监狱中白匪的话来。八路军不就是红军吗？我正想问他，他却又不见了。这时，车上已有好几个人。我也不敢问谁，一路上总想着他和那个小老头。他们都是什么人呢？

汽车一直开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口。刚下车，就过来一个穿着军衣，戴着国民党帽徽的人接我们。我吃了一惊，难道真如白匪说的那样，红军投降国民党了吗？我被骗了吗？跑吧，又怕跑不掉，只好硬着头皮跟进去。他把我带到一间小房子里，和气地招呼我说：“可别出门乱跑，免得惹事。”

接着，他出去给我拿了一床棉被和一套灰色的新棉军衣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仔细地想着，觉得他这些举动，都不象国民党当官的样子，心里才比较安定了些，但仍然不相信这就是红军的地方。他给我的帽子，我也不敢戴。五天过去了，一位干部找我谈话。他好象看透我的心思一样，一开口就说：“八路军就是过去的红军，是为了团结抗日才改编的，它还是共产党的队伍，总部在陕北延安……”

“陕北！我听说过……”没等他说完，我就一下跳起来了，并把自己的遭遇全都向他倒了出来。几天来的闷葫芦打开了，心里亮堂了，连房子也好象一下亮了许多。他也替我高兴，并告诉我说：“过几天有汽车去延安，可以把你带去。”又说，“你到了这里，就算到了家了。”是的，这时我真的象到了家了，兴奋得不知怎么才好。

到了延安以后，我被编在总部通讯连当通信兵。有一天，我到北门外的一个窑洞里去送信，遇到一位瘦瘦的首长。他听我是四川口音，又看我个子不大，就问我过去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是西路军回来的。他一听我是西路军突围出来的，亲热极了，忙搬了凳子给我坐下，又倒了杯茶递给我。我看看这位首长，和我穿的一样衣服，一点架子都没有，也就毫无拘束地坐下来。他笑着说：“真巧，我也是西路军回来的。”

象是见了老朋友一样，一路上的千辛万苦，一下子都在脑子里集拢起来。我恨不得一F子都讲给他听，但又不知从哪儿说起。经他一问，我就谈起来。

等我说完的时候，他问我：“你可知道西路军的总指挥是谁？”

“徐向前！”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了。

“你认识吗？”

“见过面，记不清了。”

这时，他象逗孩子似地笑了笑说：“你看我象不象？”

“啊！”我猛地站了起来，一下就看清了：“真是您！”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

谁能想到呢？在我面前的就是我们过去的总指挥。我真后悔不该把自己的苦谈得那么多，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才好。这时，徐向前同志也站起来，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说：“向东走，这条路算走对了。”

直到回到住处，我还一直在想着，总指挥他那坚定而又亲切的音容笑貌，似乎在哪里见过、听过。我后悔起来，为什么没问他一声，“您是不是在月亮底下教我们向东走的那个指挥员？”如果不是您，那又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