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文革中学生人数统计表看“文革耽误了一代人”的谎 -- 天棒

一次使用的机床坏了，师傅们发现是一个齿轮坏了，让我数齿轮的齿数，然后师傅们让技术员计算齿轮的模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模数”这个词，这个专业术语，这是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当时就意识到，仅仅掌握磨工技术还远不够，还需要懂得更多的机械基础知识，所以就又买《机械基础》《机械制图》等书籍，又买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开始向工人技师或工人工程师努力了。说得这么详细，就是为说明工业文化。这个工业文化对荞麦花来说，也可以说成实践文化，毛主席《实践论》里提到的“知行合一”的文化，也可以说成“学以致用”的文化。他有具体的目标，有现实的目的，只为认识的实现，这时是为了驾驭自然而不是驾驭社会，很单纯。因为单纯，我当时想上的是毛主席倡导的【七二一大学】，而不是那些大家趋之若鹜的【大学】，后来被迫考上【大学】（开始是考上局里的【七二一大学】预科班，后这个要上的【七二一大学】改为【大学】，被迫参加1979年的高考，考上了正式的【大学】，是【文革】前已经存在的【大学】。）。选择的专业→机械制造，这是最爱，要为之奋斗。

看看我上大学的心态，同大多数青年人的心态是不同的，这就是文化的不同。我是工业文化，目的是为了这个机械工业，往高了说，是为了国家的机械工业事业建设。而当时的大多数青年人，是为了学习知识，也往高处说，是希望通过大学学习获得高级知识，来建设祖国。无论如何这些大多数青年人的想法是高尚的，也是积极向上的，但结果多数却是相反的。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主席在1968年7月21日发表的【七二一指示】。

1979年春天，我在局里【七二一大学】上预科班，也是全局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四个班，一班50人，共计200人。预科就是为暑假正式开始的七二一大学学习，进行文化预习。(在此之前，都是给单位派发名额，然后由单位推荐。这一次进行了改变，不再向单位派发名额，而是全局工作两年以上的青年人，通过统一考试选拔。)由于我的目的就是这个【七二一大学】，所以学会了功课，就该干啥干啥，我属于早睡晚起的。很多人好想知道内部消息，很快我发现他们是为了参加高考而复习，所以他们起早贪黑，非常玩命学习，找了大量书籍和习题进行强化学习。结果后来证实我们【七二一大学】这块地方，改为正式的大学，我们这些人三条出路：1.参加高考；2.参加公司级【七二一大学】考试；3.回原单位上班。最差的结果是回去上班，脱产在家自己学习到公司级【七二一大学】考试结束，这个考试在高考后进行，够仁义。我还是学习机械的心态，哪里学都一样，让参加高考就试试看。结果200人只有4个人考上大学，我是其中之一，那些努力的都没有考上，不努力的考上了。其实这件事，看似不合常理，其实却很有道理，就在于目的不一样。我的目的是学习机械，所以一切围绕机械来学习，我的精力集中，我将重点放在数学和物理上，化学和语文就还是原来初中那个状态，就是数学物理是高中水平，化学语文初中水平，政治还是平常工作学习的政治。我为考【七二一大学】学机械，抓两项就可以了，他们为了考【大学】，拼命抓了五项。就四个月的学习时间，他们再学习个昏天黑地，考不上就是必然了。更加有意思的是，在参加高考之前，在预科班解散回家复习的路上，我们当时的班长问我：哥们，怎么样，有信心考上大学吗？我说没有问题。他相信我的话，他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公司级的【七二一大学】，所以他的头脑反倒是清醒的。这是不是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的较量呢？就是实践文化与知识文化的较量呢？一个为实际工作而学，一个为彰显文化而学，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4.14

当时毛主席早已意识到我们的教育路线出了问题，已从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文化，变成传统的知识文化。所以老人家对此进行了改变，但反对的力量却空前的强大，所以上一文我提到，在我上中学时，先批【读书无用论】【无政府主义】，后又批【读书做官论】【学而优则仕】。当时看这两个批判是对立，现在我看这两个批判又是统一的。批判【读书无用论】【无政府主义】大家使用传统文化批，批判【读书做官论】【学而优则仕】大家还使用传统文化批。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工业文化或实践文化，还没有形成气候，还没有被人民大众广泛接纳。最典型的就是1977年秋天邓小平的恢复高考，那是多少人欢呼啊，而这种欢呼，恰恰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地反映，就是现在又有多少人意识到恢复高考，就是文化复辟呢？

我注意从年龄上来看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比如蒯大富，1945年出生，1966年21岁，在校大学生。说是造反派，而文化还是传统的知识文化，他所受的文化教育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知识文化教育。当时的造反派的主流文化，和台上的当权派的主流文化，实际是一致的。这一点是不是值得研究呢？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文化是实践文化，蒋介石们的文化是知识文化，所以毛主席胜利了，工业文化战胜了农业文化。陈独秀、王明们是知识文化，就给革命带来损失，这是鲜明的对照。

毛主席的思维是不是矢量思维+控制思维呢？再看看周总理怎么说：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真理是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这一点，青年们在研究《毛泽东选集》时就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必须使农民运动深入发展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明了这个真理，拥护农民提出的办法，并加以发挥，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不过当时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接受，大革命失败了。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倡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你们去研究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多年才逐步实现，中间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当时大家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到实际中具体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抗战中要团结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明知道他动摇、消极，但是必须推动他抗日，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既要团结他，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所谓“有团结有斗争”。

用这样的策略来进行抗战，使人民自己的力量壮大，这就需要说服很多人同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有一些人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党内也有人有这样的意见。所以要使这个原则真正实施，就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解放战争比较顺利，但也还有小的挫折和错误，譬如土地改革中，也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一直等到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出来了才得到全面的纠正。这都说明，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不如此就无法使革命达到胜利。所以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学习毛泽东】——周恩来

坚持方向，就是矢量；实现方向，就是控制。而这种矢量思维+控制思维，是实践文化的产物，是实践中形成的认识，是实践中磨练出来的世界观。

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指明的方向。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就是奔向共产主义的实践。

1968年，那时我还很小。我是1965年上的小学，对于这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虽认真学习过，甚至可能会背诵，但具体意思，一个10岁的儿童不会搞得很明白。1975年我初中毕业，分配在机械工厂（专门加工曲轴）学徒，工种是：磨工。从那时起对上海机床厂却有了一定的了解，因为我使用的外圆磨床和曲轴磨床都是上海机床厂生产的，而且也知道这两种机床是上海机床厂的“看家产品”。

车、钳、铣、刨、磨，可以算作手艺人的代表，那个时代是很令人艳羡的。我是一个技术很好的磨工，同时我的钳工技术也很不错。我的师傅是由7级车工转的磨工（磨工在当时还是比较新的工种），他特别崇拜“马恒昌”，我那时特别崇拜“倪志福”（倪志福同志因“倪志福钻头”而成名，他是钳工出身）。从师傅哪里知道了“机械工艺师”（技师），七级工在升级有两条可以选择：一条是升八级工，但八级工就永远到顶了；另一条就是转最低级的技师，这样就可以继续按技师来升级，当时技师同工程师几乎是同级。所以我将自己的努力目标是：做一个技师，因此业余时间自学“数、理”没有“化”，希望报考“业大”来提高自己的机械知识。1977年下半年已经开始恢复高考，但我不为所动，继续我的梦想（当时考虑自己初中毕业，如果去补习高中的数、理、化，参加高考，那样太浪费时间，业大也是学机械，没有必要图虚名）。技术在提高，文化也在提高，计划1979年暑假报考“业大”。

1979年1月，一张通知改变了我的计划。局里的七二一大学，改变原来单位推荐招生模式，局里参加工作满两年的青年工人，通过文化考试可以先参加“七二一大学的预科班”，经过预科班的学习、考核，再选拔上“七二一大学”。由于是脱产学习，我也改变计划，如愿考上了“预科班”。

一切又都顺风顺水的前进。1979年5月，学校又进行了改变：按照市里的计划，我们的“七二一大学”这个地方，改为天津大学分校（扩招），而我们这些预科班的工人，可以脱产到高考结束，我们统一参加高考，单位不得阻拦，考不上大学，还可以考公司级的七二一大学，再考不上就回厂。

虽然我不主动追求，但1979年我还是考上了大学。班里一共50个学生，只有一个不想考大学的“我”考上了大学，其余大多数人都是抱着考大学的想法来参加“预科班”的，他们很努力，但很不如愿。由于局里的“七二一大学”已经解散，在上大学还是“公司级七二一大学”的选择中，我还是选择了“大学”，这也让我离开了“一机局”。

我一个初中生，还相对来说“很不努力”，却考上了大学，而且是1979年的高考（较之77、78年高考难了很多）。而我的预科班同学里有很多“技校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他们从77年高考就参加和努力，他们很晚才睡觉，四处找寻习题解答，也不乏很多都是“书香门第”家庭。我的父母很传奇：父亲是孤儿（三岁没有爹，母亲又改嫁，被迫跟着叔叔婶婶），从小给地主家放牛，16岁红军到了他的家乡，他跟着部队一起走了，那一年是1934年。到延安后，党培养他“打算盘”，从此他“保管员、出纳、会计”为党掌管财物，工作能力一般，但非常认真、仔细。母亲的家乡是“左权县”（原来的山西省辽县，抗日战争左权将军牺牲在辽县麻田，故改名左权县），她是“被服厂”的女工（那里是八路军、解放军的根据地，就在太行山里），自己说高小毕业，也就是能看报。我如果75年不工作而上高中，正好是77年高考的应届毕业生，可惜我的初中上高中的同学（有将近2/5的同学上了高中），也没有一个考上大学，我的中学很有名，就是现在的“天津耀华中学”（那时叫天津市第十六中学）。

接着上面的问题“我为什么可以考上大学？，而且我还认为高考时没有发挥好？”。语文是初中的语文底子，预科班不复习语文；外语考试放弃，只算成绩的10%；政治就是平常学习的政治，只是考试的前一天突击背背定义；化学几乎也是初中时的底子，预科班化学不是侧重点；就靠数学和物理来挣分数，这两门是预科班的重点。考上大学不是运气，考之前我很有底气。说这些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傲气”，而是说学习不得法，努力也是白搭。学习要讲方法，而且学习的关键是“学习方法”，我的方法是什么呢？

从79年1月的预科班考试通知，到开始考试，只有15天时间。在当时我的物理只学习了“力学部分”，“电及电磁场部分”一点也没有学习。为了补习“电及电磁场部分”，我找我初中上高中的同学，让他们帮我在2周内学会这些知识，但我碰到了钉子，他们都说“2周学会电及电磁场”根本不可能。我怎么办？我要是想上“七二一大学”，我必须学会这一部分。我找我的师姐借了一本高中物理下册（她是高中毕业，参加77年高考，回来说很难，从此放弃了高考），自己买了一本过去中专的物理课本下册。就是这两本书，我从头到尾轮流着看，这样看了一个星期，我的师兄弟们给我找来78年的高考物理试卷，我就在单位解答，结果电和电磁场的试题，很简单的就全部正确的解答出来。从此我就知道，原来知识可以这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