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日本大地震中某些国人的表现看当年魏源李鸿章们的悲剧 -- 思想的行者

875年，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奕ｘīｎ＠①、丁日昌、郭嵩焘等人纷纷上奏要求进一步推广洋务运动，提出了“练兵、造船、简器、筹饷、用人”等项自强新政的主张，引发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近代化之争，进一步表明“西学”与“中学”的冲突已经进入了一个较深的层次，同时也表明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中国，洋务运动必然失败和顽固势力随时可以以任何理由抹杀一切变革的萌芽。　

其次，奏折总结了自强新政——洋务运动的进展情况。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可谓“创巨痛深”。一时各派政治势力纷纷倡言自强，“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如何才能自强？洋务派认为，唯有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才能加强国防实力，抵御侵略。顽固派则认为只有坚持传统的纲常名教，大力倡导“忠义之气”才是自强的根本，坚持反对学习洋人科技。正因为缺乏统一的认识与行动，因而喊了十几年的“自强”，“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洋务派虽然大声疾呼军事、工业近代化，并创办了一批军火工厂、民用企业，但收效甚微。原因何在？一是顽固派的多方反对，洋务派每办一事，往往“岐于意见，致多阻格”，“同心少，异议多”。办洋务事业，离不开与洋人打交道；而一与洋人有关，顽固派必然指斥为“以夷变夏”，全不顾“局中之委曲”，凭空为洋务派增添许多阻力。二是经费不足，致使洋务事业“未能扩充”，有些“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1〕显然，就以上两个原因而言， 奕ｘīｎ＠①等人认为顽固派的阻挠是洋务运动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最后，奕ｘīｎ＠①等人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做为今后图强的总方针。其中前三条不外继续坚持使用、制造洋枪洋炮，训练新式军队：“筹饷”则是出了一个题目，要求各方面表态；“用人”是原则提出要各省大臣保荐“知兵望重、熟悉洋情之大员”；“持久”实际上是要求统一思想，少说空话，面对实际，“上下一心，内外一心”〔1〕，持之以恒，把洋务运动更大规模地继续下去。　　

同年11月19日，原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时丁日昌丁母忧离职，奏折由广东巡抚张兆栋代呈。）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创立一支近代化海军，即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 每支舰队配备大军舰6艘、小军舰10艘，一律洋炮武装，并在沿海重要港湾修建海军基地。三洋各设一大制造局，每局设造船厂一，枪炮厂一，“耕织机器”厂一。看来，丁日昌不仅积极主张国防近代化，而且希望把近代化大规模推向工农业，全面推行机器生产。　

　清政府十分重视总理衙门与丁日昌的奏折，先后将两个六条寄发各省督抚大员及王公大臣，限期详细复奏。复奏很快纷纷送到北京，关于练兵、造船、简器等项，各方面意见虽也略有参差，但没有根本原则分歧。至于筹饷、用人两项，意见就大相庭径了，由此掀起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

　　山东巡抚丁宝桢坚决反对开煤铁矿、增加饷源。他认为开矿只能获一时之利，待地下的煤铁挖尽了，“无业之辈能聚而不能散，势必酿成事端，是欲筹饷以御外侮，转至内患丛生，外侮亦无从筹御”，〔9 〕万万办不得。　　

湖南巡抚王文韶点名反对丁日昌“造耕织机器”之说。他认为男耕女织是中国社会安定的根本，决不能动摇这个格局。如果推行机器生产，“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10〕　　江苏巡抚吴文炳也颇有同感地反对机器生产，他认为“民劳则善心生，耕织之务不宜导以奇巧。”〔11〕

　　两江总督李宗羲亦反对开发新利源，他说：“自古以来，能节用者，国未必不富；谋聚敛者，国未有不贫。盖利端一开，则上下交征，人主之侈心必生，贪吏之盗心愈炽，而所入转不敌所出”。〔12〕　　

王公大臣们的复奏则经过反复推敲，因为有1867年关于同文馆招生的争论先例，他们不想象当年倭仁那样赤膊上阵，结果碰了个大钉子。〔13〕复奏“未指明铁甲船、开煤矿”“皆在不可行之中”，“不痛不痒”〔14〕，只说“深恐流弊易滋，诸多窒碍”。〔15〕轻轻一笔，将王公大臣们反对近代化的意见明白地表达出来。　　至于把懂洋务作为“用人”的一把标尺，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督抚大员一律认为，培养人才应当沿用固有的老办法，所谓“正以率之，严以驭之，恩以结之”，“课之以勤，感之以诚，驭之以义”等等。　

　　同日，清廷下了 一道谕旨，同意试开煤铁矿，对办洋学局、变通科举制、总理衙门对王、于二人的批评，上谕只字未提。显然，最高统治者只许洋务活动局限在绝对维护清王朝的范围内，任何有可能超越这个范围的言行都不允许存在，而顽固派肆意攻击、谩骂洋务派的言论则在保护之列。　

　　　　　三　　庙堂上的这场争论，与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相比，卷进了更多的人。不仅六部九卿、王公大臣参加辩论，而且有15名督抚发了言。这表明：　　　　一、西学与中学的冲突在更大规模与更深层次展开。

风云缘起

重温“同文馆之争”，当从同文馆的创办谈起。同文馆之开设实乃时势使然。鸦片战后，老大帝国被拖入近代世界，中外交往已不可避免，清政府急需一批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外交人才来折冲樽俎，应对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尤其在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2]此要求无疑加大了清政府开展外交活动的难度。

有识之士不久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咸丰九年正月二十四日（1859年2月26日），时为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广东巡抚、驻英公使等职）向咸丰皇帝提出开设语言文字学校的意见。

在郭上交奏疏同时，民间也出现了兴办外国语言文字学校的主张。

......

培养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已是迫在眉睫。冯遂拿出了一套方案：

“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三年之后，诸文童与诸国书应口成诵者，许补本学。诸生如有神明变化，能实见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请赏给举人。如前议中国所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7］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1861年1月13日），奕訢联合桂良、文祥诸大臣上奏了著名的《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

在呈递附件章程中，奕訢也初步谈及创办外国文字学校的打算：

“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从前俄罗斯馆文字，曾例定设立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久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咈、咪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敕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教习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俟八旗学习之人，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俄罗斯语言文字，仍敕令该馆，妥议章程，认真督课。所有学习各国文字之人，如能纯熟，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至日久废弛。”[9]

由此折可知，奕訢诸人此时的方案，尚属应急措施，断无长期培养外语人才之打算，况且仿照故例，不逾祖制，人数也十分有限，故并未引起士林之公然反对。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1年6月11日），学馆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中正式开课，后定名为“同文馆”。之后，上海、广州的同文馆也在李鸿章、瑞麟等人的主持下相继开设。

伴随洋务运动之步步深入，兴办新式企业的地方督抚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人才，是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当将同文馆的课程范围扩及西方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方面。闽浙总督左宗棠上折要求开办求是堂艺局，延揽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10]“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11]专门培养造船驾驶人才。

而甫任江苏巡抚不久的李鸿章更是不满于中央推行新政举措的过于迟缓，数次上书总理衙门，催促其早下决断。然而，李“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12]掣肘良多，致使当权者顾虑重重，畏葸不前。李鸿章不禁叹道：“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13]

其实，总理衙门并非毫无举措。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66年10月2日），朝廷谕令精于数学算术的南海邹伯奇、海宁李善兰赴京师同文馆报到，以资差委。这无疑传达了一种讯息：京师同文馆开始搜求算学人才，以筹备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用。至此，同文馆课程变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高潮迭生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奕訢上折正式请求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奕訢首先简要回顾了几年来同文馆的兴办历程，然后切入正题：

“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请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臣等公同商酌，现拟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取具同乡京官印结、或本旗图片，赴臣衙门考试，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呈明分别出具本旗图片及同乡官印结，一体与者，由臣等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澈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以后，必有成效。至现在已设立三馆，仍查旧办理。诚以取进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计异能之士出乎其中，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在此矣。”[14]

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奕訢再次上书，进一步充分陈述添设天文算学馆的理由，并煞费苦心地预计了社会上可能出现的三种反对意见，逐一加以辩驳。第一，或许有人认为“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奕訢指出，中国宜谋求自强，至今日已是十分亟迫。近年来，像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疆臣，深明“制洋器”之理，坚持“采西学”之道，在各自辖区挑选颖悟子弟，延聘洋人教习，传授外语、天文、算法、画法，初见成效。由此可见，追求西学乃是众人之共识，“固非臣等数之人私见。”[15]何况购西人之火器、轮船，与学西人制器之原理相比，一为权宜之策，一为久远之谋，“孰得孰失，不待辩而明矣。”[16]第二，肯定有人“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奕訢笑其孤陋寡闻，自作臆说。考镜源流，奕訢举例道：“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西方国家称之为“东来法”。只是因为洋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故能推陈出新，驾于中国之上。但无论如何，“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17]天文、算学如此，其余学科亦莫不如此。“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如今添设天文算学馆正是欲使中土之学术重新焕发活力而已。第三，更有甚者，认为“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耻”。奕訢认为此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环顾西洋各国，数十年来，孜孜不倦于制作技艺之讲求，而近邻日本也遣人赴英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不出几年亦必有成。他国皆在走向富强，难道中国仍要“狃于固循积习，不思振作”吗？[18]知耻不应自闭，而当后勇。况且，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目的在于使儒者明制器之理，并非从事低贱技艺之活，不必生疑。

有鉴于此，奕訢等人建议将投考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限制在三十岁以内，因为“该员等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19]该疏附有《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六条：①专取正途人员，以资肄业；②请饬各员常川住馆，以资讲习；③请按月考试，以稽勤惰；④请限年考试，以观成效；⑤请厚给薪水，以期专致；⑥请优加奖叙，以资奖励。[20]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奕訢又奏请以“老成持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的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牧田，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广西浔州知府，两广盐运使、福建布政使等职，著有《瀛寰志略》，介绍外国历史地理情形）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专稽查而资表率”，以期打消报考者“专以洋人为师，俾修弟子之礼”的顾虑。[21]以上三折皆顺利得到谕旨批准，添设天文算学馆之议似乎一帆风顺，未遇太多阻滞。

综览总理衙门三月内呈递的三折，体现出以奕訢为首的洋务派对西学认识的深化，已从早期的技术层面，上升至学理层面。选拔正途出身官员学习天文算学，可见其对西学之重视；对可能出现的反对声音的一一批驳，可见其对未来困难前景认识之清醒；推荐徐继畲为总管大臣，可见其防止物议沸腾之苦心。奕訢等人可谓是酝酿已久，颇费脑筋，实非短期行为，匆忙上阵。其勇于开拓西学之气魄，令人钦佩。

是年正月二十九日（3月5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上书抵制，揭开了“同文馆之争”的序幕。张盛藻极力反对选拔正途人士学习天文算学。他认为科甲正途者，实是国家栋梁，岂能徒习机巧末业？“若今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22]张主张撤销前议，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至于轮船、洋器之技艺，则宜由工部遴选能工巧匠或军营武弁之有心计者演习即可。

张盛藻之论仅揪住“专取正途人士”一点，见识有限，且人微言轻，很快便被朝廷断然否决，“著毋庸议”。[23]

一个小小御史的奏议可以不费吹灰、轻易驳回，但天下士林之物议却甚嚣尘上、无法平息。三月之京师，已是谣传遍地，好事者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24]官员们也是人心浮动，反应激烈。“湖南京官会议：由入馆从洋人肄业者不准入会院，其各部司员皆不得分印结。山西人亦从而和之。”[25]流言如云，京城已被遮蔽得阴霾密布，暴风雨不日将至。

二月十五日（3月20日），保守势力主将大学士倭仁披挂上阵，上折表示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倭仁（1804--1871），字艮峰，号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开封驻防，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号文端。倭仁久享理学正宗盛名，老成端谨，学问优长，颇受两宫太后器重，被命为帝师。他“辅导冲主，兢兢于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26]可知其在当时地位之隆，影响之大。他登场亮相，不啻是保守势力对弈訢等洋务官僚发起的总攻，论争也自此进入高潮。

倭仁开篇直奔主题，摆出了自己的立论基调：“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27]可谓陈义甚高，持论甚正。然后他又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倭仁认为诸如天文、算学不必师事夷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苦为求一艺之末，奉夷人为师？即使得其精巧，也不过成就几个术数之士而已，无补于国家大计，却破坏了“夷夏大防”，岂不是得不偿失？其次，夷人是我国宿敌，断不能忘此深仇大恨。庚申之役，“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种血海深仇，我朝二百年来之未有。近日却要择中国之聪明俊秀，变而从夷，这不正坠入夷人圈套之中了吗?长此以往，“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28]

......

而京师的保守势力似乎也受到了倭仁上书的鼓舞，其活动更为放肆无忌。“京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30]

上有朝廷重臣之危言耸听，下有市井绅民之冷潮热讽，以弈訢为首的洋务派已是坐如针毡，不得不出面辩解。三月初二日（4月6日），弈訢上奏了长长一折，重申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缘由与苦衷。针对倭仁的汹汹攻势，弈訢诸人避实就虚，绕开其奏折中关于“师事夷人”的追问，而是大倒苦水，申明自己公忠体国之心。弈訢指出：添设天文算学馆实乃不得已之举。庚申之变正是由于士大夫们空言误国所致，如今若想自强，必须“制洋器”、“采西学”。况且同文馆课程革新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臣等复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焘、姜益灃等往返函商，佥谓制造巧法，必由算法入手，其议论皆精有据。”[31]并决定将相关函牍抄写一份呈给中央，“令倭仁详细阅看，备晓底蕴，以局外之议论，决局中之事机。”[32]此外，弈訢还指明了倭仁奏疏言论的危害所在：“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33]还望圣上明鉴。弈訢深悉自身不足，不在“夷夏之辩”上徒费口舌，而是四两拨千斤，避其锋芒，转移话题，体现其高明之处。相对于倭仁的高谈阔论，漫言无际，弈訢在辩术上无疑胜人一筹。双方的第一回合交锋遂告一段落。

未等总理衙门奏折的墨迹变干，倭仁就于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急匆匆再上一折，双方的第二回合之较量由此开端。篇首，倭仁继续抓住弈訢等人不愿回答也无法回答的“夷夏大防”问题做文章。朝廷“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这是不辩自明之事。而如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送羊入虎口，“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心报国乎？”[34]加之夷人心机最重，狡诈多端，他们正可借此时机实行“以夷变夏”之阴谋，怎能不让天下士人们痛心疾首呢？

继之，倭仁又对弈訢折中指责自己的言论会阻碍同文馆招生一事进行辩解。倭认为弈訢此言实在过激。“夫利之所在，众所必趋，既有薪水，又得优保，人亦何乐而不从？”[35]自己仅是一夫之见，怎会震耸天下，万人景从？乍听起来，倭之辩驳似乎在理，然若用心考量时势，揆度政情，不难明白倭仁此话实是自谦之辞，甚或有欲盖弥彰之意。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略加剖析：

第一，倭仁身为翰林院掌院学士，领袖群伦，对翰林和进士有着直接影响。单就进士而言，同文馆招生将正途人员年龄限制在三十岁以内，而这些进士大致是在1862年—1867年间登科入仕的。恰恰此间的三次会试，倭仁均有参与：1862年会试倭仁为正考官，1863年恩科会试倭仁为殿试读卷官和朝考阅卷大臣，1865年会试倭仁为朝考阅卷大臣。可见，至1867年时，30岁之下的那些进士大都在倭仁的门生之列。恩师出面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学生们又岂敢冒着背叛师门的危险赴馆投考？

第二，倭仁作为理学正宗，士林表率，其言行举动也会对一般举人和贡生产生间接影响。广大举人、贡生们的人生理想不外乎是中进士、任翰林。倭仁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同治帝师和文渊阁大学士三重显赫要职，显然是天下士子之楷模，更是一种无形的是非判断标准。他出面阻挠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人员，广大举人、贡生从自身前途考虑而不会轻举妄动，自是情理之中。[36]

第三，倭仁上折言事并非个人行为，他只是发出了众多保守人士的心声。作为保守势力的执牛耳者，倭仁一人冲锋于激烈冲突之前台，但其背后却有许多志同道合者作为后盾，提供对策。在同文馆之争开始不久，另一位理学大儒吴廷栋曾致函倭仁，称：“在今日大廷，惟先生与兰孙先生（李鸿藻）负天下之望，”[37]以表遥为声援之意。在枢府之内，倭仁更是得到李鸿藻（1820—1897,字寄云,号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进士。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户部左侍郎、军机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江苏常熟人。咸丰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座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处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帝师傅）、徐桐（1819—1900,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进士。理学家。历任翰林院检讨、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人的全力支持。从《翁同龢日记》里的记载可见一斑：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日（4月24日），荫轩（徐桐）三日未入值，与艮峰相国（倭仁）至报房，并至其家商略文字。昨日有旨，倭某既称中国之人必有讲求天文算学者，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某督饬办理，与同文馆互相砥砺等词，总理衙门所请也。······访兰生（李鸿藻），点定数语”。

“二十一日（4月25日），甫出东华门，倭相邀余同至荫轩（徐桐）处，知今日递折，有旨一道，令随时采访精于算法之人，又有旨，倭仁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与商辞折。出城，与兰生（李鸿藻）长谈。”

“二十二日（4月26日），还坐兵部朝房，与倭相议论，辞折未允也。”

“二十三日（4月27日），出偕倭、徐（徐桐）坐报房商前事。”

“二十四日（4月28日），遇艮翁（倭仁）于途，因邀至家，谈许久，······有顷兰荪（李鸿藻）来邀，艮翁在座，商酌无善策。噫！去则去矣，何疑焉。”

“二十六日（4月30日），艮老（倭仁）云占之得讼之初六，履之初九，去志决矣，相对默然。”[38]

《日记》中更耐人寻味的一则记载是值庙堂论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翁同龢正在家中仔细研读清初杨光先的著作《不得已》。杨光先以指控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图谋不轨、反对天主教及西历而名噪士林，被后人奉为“反洋英雄”，《不得已》是其奏稿与函牍的辑本。翁在此特殊时期翻阅该书，并对杨“争西洋算法，痛诋汤若望，著书反天主教之妖妄”[39]的举动流露出赞许之情，其中意味不言而喻。

可见，当时保守势力方面的情形是一人在阵前搏杀，众人于营中擂鼓。倭仁经常同李鸿藻、翁同龢、徐桐等人一起交流意见，共商对策，渐有形成统一战线之态势。

言归正传。在篇末，倭仁抛出其最后通牒：

“总之，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纡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如或不然，则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为愈耳。”[40]

倭仁掷给奕訢等人的是两难选择，应也不是，否也不能，其欲将同文馆之议置于死地的意图显露无遗。

面对倭仁的又一波攻势，奕訢等人的确感到些许措手不及。好在他们阵脚未乱，主持地方洋务的督抚们也纷纷致函总理衙门，加以声援，希望“朝廷坚持定见，不为浮言，则事可有成”。[41]经过一番商讨，奕訢等人于三月十九日（4月23日）呈上一折一片，以示回应。针对倭仁关于添设天文算学馆有无完全成功之把握的质问，奕訢等人承认：“臣等只就事所当办，力所能办者，尽心以办，至成败利钝，汉臣如诸葛亮尚难逆睹，何况臣等？是此举之把握，本难预期，”[42]明显底气不足。然而，奕訢等人并未就此罢休，他们话锋陡然一转，抓住了倭仁原奏中“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一句之破绽，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奕訢讲道，既然倭相折中认为天下定有精通天文算学之才，那么想必他心中也已有了中意人选。所以还恳请朝廷命令倭仁“酌保数员，各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若能如此办理，更属两得之道，裨益非浅，彼时臣衙门原请奏办之件，即行次第裁撤。”[43]此建议立即得到谕旨允准。双方的争论达至最高潮。于是，奕訢成功地置死地而后生，转守为攻，将压力一并推倒倭仁身上，之前的窘迫与尴尬大为减轻，其辩术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此时的倭仁已呈骑虎难下之势。三月二十一日（4月25日），倭仁无奈地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44]这也预示着经过两回合的鏖战，倭仁已无计可施，败下阵来。此刻，两宫太后（当然以西太后慈禧为主）的立场也渐趋明朗，站在了奕訢等人一边。在倭仁上折当天，朝廷仍命他“随时留心，一俟谘访得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45]并且，更让倭仁难堪的是，清廷还谕令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在保守势力看来，“以宰相帝师之尊，兼藩署奔走之役”，是“因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46]简直是奇耻大辱。倭仁自然无法接受，一再请辞，但都不得允准。两宫如此为难倭相，显然有其深刻用意。经过同治四年的罢斥恭亲王事件，奕訢的“议政王”权位被削夺，仅留军机大臣一职。遭此重创，奕訢锐气顿减，唯两宫懿旨是从。作为朝廷首脑，奕訢推行的每项举措都是经过国家元首两宫授意的，二者之间的目标应是基本一致的。同文馆事业自然不会例外。而此时三十几岁的慈禧太后正值掌权初期，尚有进取之心，她也希冀通过举办新政在内实现中兴大业，对外以示振作气象。照此看来，两宫与奕訢诸人代表了当时一股相对趋新的力量。而倭仁们则无疑是传统社会惰性势力的象征。二者相遇，从更大程度上讲，是趋新与守旧两种社会力量之争。为了保证添设天文算学馆计划的顺利进行，朝廷不惜牺牲重臣倭仁，予以人格羞辱和政治打击，以倭仁的下场来警告保守势力，认清形势，不要再公开同朝廷唱反调。当然，其中也不乏两宫借打压倭仁来平衡趋新与保守两派在朝廷力量对比的政治目的。

两宫此时方才表露其立场，也有甚为不妥之处。首先，以倭仁为首的保守官员同以奕訢为首的洋务官员的论辩，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还隐含着既得利益者同改革者之间政治权势的博弈，毕竟倭仁们不希望看到维持两百余年的科举选拔制度被奕訢们硬生生地在上面划开一道缺口。因此从一开始，双方之间的矛盾就十分激烈。而两宫却坐山观虎斗，等二者的争论已成不可开交之时，方才出面干预，为时晚矣！此刻双方已如一锅开水，温度已到沸点，即使两宫扬汤止沸，暂时压住局势，但双方已暗自在心中结下“梁子”，彼此视作对头。作为最高统治者，其驭臣之术的精髓就在于容许不同声音，但避免意气之争，使大臣们能够理性地、客观地议论国事。所以，两宫本该在双方尚未剑拔弩张之时就加以调和。其次，对于倭仁，两宫采用打压的方式，其用意无非表明自己坚定的改革立场。然而，她们并未仔细斟酌这种简单粗暴作法的后果是什么。指斥、贬损重臣倭仁，看似矫枉过正，实际上是激化了矛盾，使保守势力更加忿忿不平，只会招致愈演愈烈的反弹。两宫仅仅在表面上树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威形象，却没有考虑到藏在论争背后的利益分配问题，未能及时帮助双方求同存异，平息纠纷。得不到统治者安抚的保守一方又岂能善罢甘休？这样你死我活的争执、内耗，非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只会是改革的道路愈加崎岖。是故，两宫对待保守势力的方式颇不足取，为以后屡屡上演的朝堂闹剧开了先例。

既然两宫的态度已经明确，倭仁的厄运也随之降临。先是朝廷一再对其为难，奕訢等人也有些得意忘形，继而落井下石。根据《翁同龢日记》，三月二十四日（4月28日），倭仁上朝请辞，与奕訢口生龌龊，“几至拂衣而起。”[47]次日（4月29日），“倭相请面对，即日召见，恭邸（奕訢）带起，以语挤之，倭相无辞，遂受命而出。倭相授书时有感于中，潸焉出涕，而上不知也，骇愕不怡良久。”[48]同朝为官，奕訢如此意气用事，步步紧逼，实在有失皇室风度。倭仁又羞又恼，已渐渐支撑不住，二十九日（5月3日），倭仁站班后上马晕眩，坠马受伤（据有些清人笔记记载，倭仁“坠马事件”有诈伤嫌疑，类似于金蝉脱壳之计）。于是他以生疾为由坚持不去总理衙门上班，朝廷也无可奈何，遂于五月十二日（6月13日），赏假一月，令其安心调理。六月十二日（7月13日），朝廷又“准其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49]倭仁终于得以从论争漩涡中彻底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