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少将的死刑与撤判（上） -- gaogeli

石玉湘既然是胡子的干儿子，干吗都快解放了，到土匪部队里当个副军长？能糊涂到这种程度也是奇怪。

哪有几个月的粮食？我读了很多相关文章，这种神奇的说法也仅见于长春市长尚传道的一篇文章而已。倒是说城中守军浮肿、夜盲。手脚无力的文章很多，从散兵游勇到新七军、60军都这么反映。

敌军从6月份开始，正规军每人每日定量1斤5两，高粱大豆各半，7月1日减少4/10,8月初，除新七军三十八师每周还偶尔能吃一顿大米饭，六十军一八二师用1/3高粱米掺大豆吃外，余下的四个正规师都发粮代金，由各连自己去买，买到什么吃什么，每人每天的菜金只够买一斤黄瓜熬些菜汤喝。至于地方保安部队，只能靠抢了，抢到什么吃什么。——围城指挥肖劲光

六十军从吉林撤到长春未及两月就被包围，没有存粮，受粮荒威胁严重。7月，新七军将一半存粮给六十军，实际上已是马粖作为人粮，就这样也维持不了多久。

10月10日，蒋介石派空军到长春投下手令一件，叫郑洞国率部从长春突围，他派廖耀湘兵团北上接应。郑召集各军、师长开会，研究突围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官兵体力甚弱，吃酒糟、豆饼，腿脚发肿，行军尚且困难，哪能闯过解放军的层层阻击。——长春市长尚传道

郑洞国当即召集军、师长开会，讨论突围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官

兵体力很弱，腿脚浮肿，到沈阳难以通过长达六七百里的路程，且有解放军层层堵击，即使突围出去，共结果必然是在途中全军履没。……（史说）隔着深度的近视镜望看我，以无限忧郁的语调说;“解放军在长春部署了近十个师的兵力，而我们只有六个师，士兵长期挨饿，以酒糟、豆饼、野菜充饥，多数人浮肿，患夜盲症，走不动…… 后来，郑洞国又把我叫到了他的房间。我看见他的参谋人员和副官在烧文件和收拾东西。我把当夭下午看到（新七军主力）三十八师一个团向南岭移动时队伍散乱、士兵没精打采、面黄体弱、步履艰难的情况告诉了郑洞国。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停地吸着烟。——天津《民国日报》驻东北特派记者杨治兴

我们刚来时，每天三餐还能吃上一半大米掺合一半黄豆，后来，解放军紧缩包围，攻城日紧，国民党派来的飞机空投时，被解放军炮火打得狼狈不堪，往往胡乱投下物资就仓皇飞走。因此，粮食日渐紧张，守军不得不靠吃黄豆渣来维持了。士兵们一连吃了几天黄豆渣就受不了，几乎都拉起肚子来。此后，人们的精神开始恍惚，四肢无力，呈现出一副病态。……（投诚后）每人每餐竟吃五六大碗饭，这样又出问题了，长时间以来半饥不饱，一下子突然过量的猛吃，肚子胀得走路都痛。——彭云鹏第一军团司令部特务团班长，负责郑洞国的外围警卫

我记得，粮食发给最少的时候，军人每人每天只发大米、高粱三两左右(每斤以十六两计)，余者是豆饼，根本吃不饱肚子。士兵饿得无奈，有的只好到战嚎边、草地里去捉青蛙、抢草籽，煮了充饥。没有柴烧，就扒民房，砍绿化树。由子较长时期吃不到油和蔬菜，不少人身体浮肿，很多人患夜盲症，部队士气颓丧，毫无战斗力。——保安旅第一团李壮飞

十万守军的粮食依靠微弱的空投补给，远远不能满是需要，而且空投时常停顿。部队把军马都杀吃千净，士兵饿得头晕眼花，因饿而病而死的不计其数，战力大为减弱。士兵携械向解放军投诚的日有所闻。——陇耀 60军21师师长

没有运出的大豆，豆饼就被新七军向商人买来作为马粖。但到了后来也只好把马粖掺人点高粱米作为人粮来吃.乡第六十军由吉林调来一长春，毫无粮粖储备，除了向新七军借粮外(新七军分了存储马粖的一半给他)，只得去挖一些酒坊酱园的陈年酒糟来吃。……到十月初，已是山穷水尽。军队吃豆饼酒糟，官兵个个浮肿，脚己难以走路。——史说 新七军副军长

这期间，国民党守军的生活也很困难。……一般部队日常吃的粮食，先是豆饼加米汤，以后是酒糟豆饼糊。……豆饼酒糟存量日益减少，士兵由于饥饿，脸部浮肿起来，夜盲和腿软，更是十分普遍。——龙国钧 新七军参谋长

到了8、9月份，长春已在山穷水尽的边缘了。军队因长期吃豆饼酒糟，许多官兵得了浮肿病，虚弱得难以行走。各部队指挥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几乎天天来找我，请求设法解决粮食、燃料之急需，我为此焦急得食不甘味，席不安枕。——郑洞国 第一军团司令

长春投降后蒋军“够吃几个月的粮食”何在？莫非有粮食不吃肿着玩么。

国军搜抢粮食，驱民离城固然十分无耻，但也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做。

1957年6月，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我们参观东北五大城市。在长春参观时，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向我们介绍长春解放前后情况，谈到1948年围城期间，因饿病而死的达12万人，解放军进城后共收尸8万余具。——尚传道时任长春市长

国民党军队困守长春期间，最苦最惨的是长春的市民，许多人饿死病死，其惨状是笔墨所无法形容的。据当时统计，大约有12万

人死于这场浩劫。——杨治兴天津《民国日报》驻东北特派记者

此外尚传道说：目前（48年3月）在卡哨内的人口约为40万，郊区20万，加上10万部队和军政人员。

郑洞国说：“我奉命防守长春时（3月底），该市哨卡线内外居民有五十余万人，加上军队、军官眷属、公教人员及警察近七十万人。”

48年10月中旬杨治兴对郑洞国说“长春那时将会是，一片废墟，多不幸的城市啊互现在只剩下不到10万市民了（城内？）。

龙国钧新七军参谋长说：“四平解放之前（48年3月），长春人口已降到40万，其中有近万人是新编第七军、国民党空军及特种部队和独立团营的眷属与留守人员。……从3月四平解放到5月解放军尚未对长春紧缩包围圈的一段时间里，市民看到生活日益困难，开

始大量外流，离开长春。直到五月解放军进占飞机场，对长春作近迫包围时为止，全市居民只剩下约十五万了。到十月间长春解放时，全长春仅有市民五、六万。”

最终60军投降2.6万人，新七军和第一军团军部率残军4.7万人投降，合计有7万3千人（军队绝少饿死，人数减少是由于5月底飞机场之战损失6000，6月初突围损失1000，四个月里零散投降1.8万人）。

以上面的资料看病饿而死数量为10万人上下。

KMT烂，也不能往他头上扣莫须有的屎盆子。

河里这么多军史大牛，希望能好好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

中后期8、9月守城部队亦陷入饥饿，只是尚有搜抢对象尚未饿死而已。8月间围城部队表现说起来也不光彩。这事黑不提白不提，也就过去了。

“围指”首长号召全体围城部队的指战员充分认识，不让一粒粮一根草进入长春，是我军对敌斗争的策略，也是对敌作战的手段。要求全体指战员克服片面的慈善观点，着眼于大局。应该认识到，长春攻不下来，是长春人民永远的灾难，只有解放了长春人民才能彻底摆脱灾难。首长这些话是针对我围城部队有些指战员的实际思想而发的。某些干部战士由于对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认识不足，在复杂的经济封锁斗争面前产生急躁情绪。有的认为，不让群众逃出长春是不“人道”，对外逃的百姓抱有可怜悯情绪。有的战士把自己的津贴给了要出来的群众，让他们买饼子吃。也有的战士向群众解释：“没办法，上级的命令，我们同情你们。”有的干部战士执行封锁任务敷衍了事。有些饥民逃出了敌人的哨卡，进至我军岗哨前，要求到解放区去活命。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与人民的感情休戚相关。他们在战场上打起仗来是条硬汉，却禁不住这饥饿的群众苦苦哀告。

守城一方：3-5月搜购郊区粮食，是第一条罪过（但不是很大，毕竟也给了点钱，也不至于死人）

7月骗老百姓出城（此外贿赂一下也可以出城）是第二条罪过（也不算大）

7月底城中粮尽，八月一日驱逐老百姓出城这是第三条罪过（这个罪过挺大，多数市民想出去活命，但有一部分老百姓并不想出城，就被强制驱逐，更何况城外散兵游勇打劫市民，郑洞国也无法约束，促使被围城部队哨卡挡回的市民迅速死亡）

8、9月间搜抢城中老百姓粮食，尤以60军52师为甚（这点罪过极大，属于百姓口中夺食）

围城方：8月中上旬不开卡口，之后少量开放慢慢甄别，9月11日才大放卡口这中间一个半月市民在“真空地带”冻饿而死围城方也有罪过。

一、长春守敌两个军及地方游杂部队共约十万之众，凭坚固工事及建筑物实行困守。我以十二纵三个师及六个独立师，采取围困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发动对该敌作战。从五月末开始长春外围战，夺取机场后，逼近市郊，六月二十五日起，正式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

二、两月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每斤三千万元（敌东北流通券），且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敌军除新第三十八师、第一八二师等外，均以酒面〔1〕作主食，每日才四两大豆，游杂部队更坏，因营养不良，大豆难消化，患痢疾者不少（敌虽尚存一部粮食，空投还可接济，但不敢食用，以准备作战）。故市内秩序日形紊混，军心民心均感恐慌。向市外投奔者日多，加以我之瓦解争取工作，其两个保安旅及保安团等日呈瓦解状态，正规部队亦发生极大动摇。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止，两个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敌方逃兵及投诚人员已达一万零四百七十一人（战斗俘获不在内），其中正规军占百分之六十八，杂牌军占百分之三十二，军官占百分之二点三，带武器者占百分之十。敌人情绪普遍低落，由个别投诚已转向整班投诚。郑洞国〔2〕在其高级军官会上说：“鞠躬尽瘁吧！”其士兵则反映：“八路这方法真绝，还不如快打。”

三、围困情况的初步经验：

（一）敌对我之围困，采取强制疏散市民以减轻负担，并便于掠夺其余粮。其办法为疯狂提高粮价，抢购市内存粮，逼人民出市。实行粮食管制，检查发现每人存粮不足三个月者（每人每月应有四十五斤），即强制赶出。在街上捉捆乞丐饥民及开释监狱犯人将其押送出来，并对市民进行欺骗说：“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军放卡子。”或诱以发粮名义，集体赶出，或组织工人学生向我请愿，或发动大群难民，向我步哨冲来，使我无法抵制。

我之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涌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八月初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来的。经纠正后，又发生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难民，甚至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围困时间延长，部队普遍发生急性病，有怀疑我之围困系力量不足，有认为长围无用，敌有空运接济要求快打。对此主要说明久困长围意义，并以逃兵讲述敌之困难情形，逐渐提高对围城认识。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说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到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稍好。

（三）断敌粮源，必须发动群众，军民一致参加封锁。初合围时，敌每日尚能由市外吸收粮食约五、六十石。据传当时敌军粮征收机关每日能购二、三十吨，主要因长春市外围均系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地方工作只注意后方生产，忽视对敌斗争，且军事封锁不严，封锁线又距城太远。后来确定不按原县区界，而根据围城各师防区划界，成立军队地方统一的对敌斗争委员会，以师政委任主任，统一领导封锁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军队站岗，设立盘查站，堵截出入，防止走私，并规定以没收走私粮百分之三十（后为五十）作为奖励。经严密封锁后，入市粮食大减，但还不能根绝。因市内粮价奇高，布及工业品则较贱，运粮入市，获利十倍，故有商民专以走私为业者（出来时偷领难民，乘机勒索）。他们在沿途各村设有秘密据点，逐村转粮，数人数处分带，如一部被查获，其余亦足获利，并有武装击伤群众岗哨者。我地方机关及围城部队人员，亦有不少违犯禁令，借口打入关系而托买笔买表及日用品者，有乘机发难民财、收购贩卖者，也有乱没收难民金银白钞以至我钞者，以致封锁不严。经检查教育后始予克服。断敌粮源另一办法为统制封锁区粮食，划长春市外五十里为封锁区，禁止粮食交易，此地区早为蒋军抢劫一空，粮食缺乏，故粮价高于后方集市数倍，如不统制，自然大批流入市郊而转入市内。在封锁区成立生产救灾合作社，组织群众集体到后方买粮。政府所发种子及救济粮，亦通过合作社，计地计口贷出，粮食以每三、五天发一次，以免走私。长春西地区因救济粮较少，不能停止后方粮食交易，采取带领群众集体购粮，或限制每人购粮不得超过十斤，并保证不准走私。六、七月间瓜菜未熟执行中尚无问题，八月间即发现有以瓜菜果腹，留下救济粮以走私营利者。敌人方面则鼓动运粮进市，敌曾枪毙敲诈运粮商人之士兵，并发采购通行证予以便利。现仍继续高价抢购。除新三十八师外其他部队八月初即发粮代金，金额虽逐增，但均不足一斤高粱之价，此即鼓励部队自行夜掠人民存粮及从市外购粮。以致市民饥饿日趋严重，有冒险抢敌粮车，不顾死刑危险分抢空投粮食者。市面统治秩序已日渐混乱。

（四）在围困中，我发动部队进行对敌攻势并派出几个敌工站，在城垣附近积极发展内线工作，有很多便利条件，利于开展政治攻势，这是两个月来瓦解敌军收效较大的原因。敌士兵生活很苦，近来情形更坏，且封锁日久不见援兵，感觉前途暗淡。新七军与滇军第六十军有矛盾。东北暂编师与蒋系矛盾更大，故滇军及东北籍之军官，有不少与我接近拉关系，送情报掩护我方人员入城，故内线关系较易建立，情报亦较灵通。但发动反正仍不容易，至今除了几股土匪武装及暂第五十六师一部九十余人有组织的投诚反正外，其余均系个别人或小股逃来（八月起，整班投诚者增多）。因市内缺乏党的组织，且敌人管制甚严。自王家善师〔3〕反正后，几个东北师的师团干部多被撤换，改以蒋系军官充任。但其所属两个保安旅已呈瓦解状态，最近有两大股突围企图逃窜，转至我后方扰乱，已被我大部歼灭。我对敌宣传，是以阵地喊话（尤以用敌逃兵喊话收效大），通过群众传话，散发宣传品，送回敌伤兵及以宣传弹（制造与炮弹相仿，如同飞机散发传单一样）发射宣传品，沿伊通河水流入宣传木船，通过内线关系在市内设秘密宣传站翻印宣传品等。但以宣传弹效力大、射得远、散得宽，使敌来不及防，兵民均可拾到，敌兵对我传单尤其通行证极重视，有出高价托人来买，逃来者有带我方传单以表示接受我宣传，并作为出城之护照，居民藏我传单谓打开城可持此领粮。敌对逃兵则施行镇压，实行士兵三至五人连坐，一人逃亡全部挨打，带枪者捉回枪杀活埋，政治上进行欺骗宣传，谓台湾新兵中秋节时增来东北，九月沈北会战，长春即将解围等等。但此项仍不能挽回其日趋涣散之军心。我收容逃兵工作曾一度发生偏向。有的自行规定，不带枪不收，土匪不收，因家属不好处理，故将家属拒回。又因清查难民之假装逃兵致堵回真逃兵者，甚至有不带符号不会唱蒋党歌，不会走正步，不知其官长姓名者都不收。这使敌兵发生顾虑，发现后已予纠正。收容的逃兵现已集中解放团训练，准备经过训练清洗后，争取补入部队。投诚的几股土匪武装，因成分很坏已一律缴枪，准备大部遣送回原籍生产，少数罪大恶极的头目，送地方政府依法处理，因长春这类武装尚多，为了不影响争取，故对他们暂时仍予优待。

（五）发动生产，救济封锁区群众，是发动群众围城热情的重要工作。因市郊粮食去冬即为蒋军抢光，屋上的草又被扒去喂马，今春市东一个区饿死四十人，围城开始时土地大部荒芜，有种后又荒芜者。为了避免荒芜，长春东南地区由吉林贷粮一千吨，钱五万万元，一千吨养麦种，由部队抽人力牲口，并发动后方一些人马助耕抢种抢锄，业已大部种上。现外围五万垧地将开始秋收，收成甚好（八、九成），每垧约可收四石，现正布置抢收。对哨卡外难民之救济，分别由吉辽两省在长春市东西地区组织处理委员会，下设办事处、事务所、检查站。派人将饥饿严重者介绍出来，尽量资助回原籍或投亲友，无家可归者送附近各县安置，发动社会救济组织生产，并在难民中吸收一部工人、学生入伍。

（六）围城部队在长期间内，已逐渐形成规律化之阵地生活。初围时做工事很多，因有交通壕地堡掩体等需要构筑和加固，岗哨亦多，每日每人五、六小时日夜不休，非常疲劳，加以天雨运不到粮食，有的吃三天稀饭，又发生传染病（痢疾），某些新组成的独立师在初围城时怕敌炮火、飞机，发生逃亡、自伤或乱打枪者，数次发生误会，造成恐慌情绪，后经动员并研究改善生活，利用阵地守备发动养猪种菜（每师已种百亩以上）、割草（解决烧柴喂马），现生活已获得改善，并节约了大批粮食救济灾民，目前情绪很高，不愿换防，但亦不愿守阵地，要求快打，同时也发生麻痹现象，在阵地上主要进行军事练兵，政治教育不够，违犯政策纪律现象时有发生，其事实已如上述。

（七）围城斗争极为复杂，绝非仅为军事斗争，必须党政军民一致动员，故要强调一元化领导。长春敌亦宣传所谓“总体战”，我之围城中曾发生配合不好，政策贯彻以及组织不一致。如长西地区未按军队防区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在长南地区长农县曾一度发生疆界争执，对收逃兵、放难民、处理走私、处理难民财货、禁止贸易、停止后方粮市等政策发生不一致现象，使工作受到损失，这是围城斗争中必须注意的一条经验。

注 释：

本文是罗荣桓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的报告。

〔1〕酒面，用粮食做酒剩下的渣子制作的面。这种渣子叫糟粕，通常作为牲口的饲料。

〔2〕郑洞国，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

〔3〕王家善师，指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营口起义的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八师。《罗荣桓军事文选》

张宏佳兄：

感谢您及令堂大人评价本文“写得挺好，符合实际”之评价。遵嘱，将令尊杨河清的名字加上，不过，由于本文无处可加，只能加在另一篇文章里了，敬请见谅！请见《历史的曲折应该历史地反思——《心路沧桑》创作感言》外链出处

加在该文的这样一段话中：

另外，对张宏佳兄提出的问题，我在博客外链出处上曾回复以下内容：

真亏这位是主席的湖南老乡。还退休教师呢，这一辈子活到哪里去啦？建议应该说点这些话去回复。

不错，只不过不止他们勤俭，是佃户和高利贷放贷对象们帮着他们一起勤俭。他们少吃几顿肉少做几件衣服，人家可是倾家荡产快活不下去了。

汉文帝时期想奢侈，人家也得有啊。就那时那个生产力水平，他的吃穿只怕还及不上现在的中产之家呢。引了这么多史料，土地人口的治乱循环都不知道吗？开元之后怎么乱的,全怪安禄山？啊？

棒透了，对犹太人下跪，对劳工道歉，全出来了。犹太人挨刀的不可能多半都是大富人家，肯定还是讨生活老百姓居多；中国劳工就更别提了，绝对的社会底层。这叫什么逻辑能把这个往一起拽？

还在那说宗族呢。再说宗族规矩的话，什么发展民主自由啊，共产主义啊，全做梦吧，还扯呢，扯个头。

要是哪家有族谱的话，直接把现在这些还执行这个家规的人删除为好。编家规者数百年前人，不能说错，当时情况如此。现在如果当家仍行此规，守旧不知变通之枯骨也，这人能顶什么用处？

高戈里老兄实乃儒雅厚道之人，要是我回复，直接拿这些话砸他，本人在河里水平虽不高，砸他几砖还是可以的。

送花成功。有效送花赞扬。恭喜：你意外获得 8 铢钱。1通宝=16铢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7。本帖花:1

普通的小诋毁者，装作看不见就行了，那种靠挑战牛人博出位的、或者本身就是讼棍的，自然恶人还需恶人磨啊。当然这只是“术”，作用是有利于写手集中精力。毕竟思想迸发，有心与人分享或探讨的时间窗口，对每个人来说都不见得很长，能集中精神写出来就是好事啊。

截止2007年3月，我采访过近200人，其中国民党起义、被俘官兵116名，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

我的采访，不但兼顾旧军队各个阶层，还兼顾在新中国“得势”与“失势”的不同阶层，这其中，有解放后被判死缓的当事人（现在还在世，我的文章中提过他），有被长期管制的“历史反革命”，还有被判死刑者的家属。

多样性的采访经历，促使我在写文章落笔时，必须面对以下事实：

第一，我所有的采访对象，无一人否定当年的反蒋义举。有一位解放后一直被管制的“历史反革命”，采访中，甚至向我唱起了控诉运动中的诉苦歌。一个月后，带着“落实政策”未能到位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这诉苦歌，可能是他一生唱的最后一首歌曲。

第二，解放后，这部分被判刑或被管制的起义人员，他们的家属受到了株连，很惨。有一位“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在一封要求落实有关政策的申述信中，有这样一句让我非常伤感的发问——“他们凭什么剥夺我父亲参加抗美援朝的权利？”

要知道，50军入朝参加第一、二、三、四次战役，伤亡人数总共高达全军实力3.3万人的三分之一！

第三，他们对中共，对革命，对毛泽东的认识，与当下多数中国人一样，受到了上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一类思潮的影响，很重。

张宏佳的父亲，是暂编52师上校政工主任，起义后，先被送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之后转到集中改造国民党俘虏军官的“解放军官教导团”，抗美援朝打响后，好像是被判有期徒刑并死在狱中。

张宏佳的两篇主张为地主阶级翻案的文章，他早就写出来了，一年多前就传给我了。但我一直没反驳他，就是想等《少将的死刑与撤判》出来后，再说。因为文章中的主人公李嵩是暂编52师少将师长，张宏佳的父亲杨河清是暂编52师上校政工主任（姓氏问题就不说了）。

《少将的死刑与撤判》贴出来后，张宏佳把他早就写好了的两篇文章作为跟帖，贴了出来。我随即予以反驳。前几天，我与他通了电话，出乎预料，他和他的母亲对《少将的死刑与撤判》评价很高，说“写得挺好，符合实际”。自然，我借机把为什么不能否定土地改革，简单陈述了几句（要害是地租率）。他同意了。

张宏佳希望我能把他父亲的名字加在《少将的死刑与撤判》这篇文章里，是对当年反蒋起义的认同。

所以，对张宏佳这样的兄长，我必须耐心“摆事实，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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