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竞争经济学》精义 -- 乾道学派
本来这本书叫做《<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只是副标题，但对我而言，西方经济学是伪科学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破’已经很彻底了，对我有意义的只是竞争经济学这部分‘立’的内容，所以我决定做一个专题，把我感兴趣的这部分整理出来，就当是读书笔记吧。
一.绪论
1.竞争——竞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与博弈是同义词
竞争是指个人、企业或集团、组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其竞争手段既可能是法律内的，又可能是法律外的，还可能是制订法律，左右司法；竞争对手既可能有无数，也可能只有一两个；竞争对象既可能是资源、市场，亦可能是职位、权力，还可能是学位、住房；其经济和社会后果既可能是正的，亦可能是负的。
2.竞争的普遍性：
交易也是竞争，即交易双方各自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价格是竞争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平衡点，该平衡点有利于强者，即强者可以高价卖出，低价买入。
企业内部也充满竞争，技术、经验、权力的竞争，工资、资金、利润的竞争，体力、技巧、时间的竞争。
3.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强者愈强，两极分化：
竞争中的强者可能是拥有先进技术、更多资本、更多信息、更多选择余地、更多博弈经验者，也可能是拥有更多权力、更多武力、更多社会关系者，每次竞争的结果总是资源向强者方向集中。——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4.竞争和垄断的关系
从当事人角度看，垄断和竞争互为目的和手段，垄断是为了获更强的竞争力，竞争是争取更大的垄断，两者共同服务于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没有垄断因素（如技术、品牌、市场、资本）的企业是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竞争力强的企业总是垄断程度高的企业。
5.竞争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具有两面性：
因此，竞争既可能促进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规模扩大，也可能促成欺诈、赌博、暴力和腐败；竞争既可能促成新产品，新市场的开拓，从而使小企业大量诞生，也可能使竞争者大量被淘汰，形成少数企业垄断市场。
6.竞争经济学
以竞争为核心概念解释全部经济现象，如价格、工资、利润、地租、劳动、资本、经济周期以及竞争和垄断的关系等，从而抽象出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不妨称为“竞争经济学”。
7.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
研究经济竞争的历史，从历史中总结出竞争理论。历史是社会理论的实验室，一切社会理论都应该来源于历史并得到历史的检验。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叫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经济理论事实上也是一种社会理论，也应该遵循这一法则。
8.严格经济人假设条件下推导出市场的根本缺陷
竞争经济学首先撇开价值判断，真正严格地将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推导的前提，描述了市场经济的复杂、动态的过程。在这样的前提下，市场如战场，竞争如战争，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胜利有人败。市场经济内在具有强烈的两极分化、经济危机、耗竭资源、破坏环境的冲动，并且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冷漠、缺乏信任，最严重的是，经济战争常常引发军事战争，在平时，则是促使大量资源消耗在军备竞赛上。
9.现实生活中人并非都是经济人，道德制约了市场
竞争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并非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特别是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大量地存在追求集团利益、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行为，而政治和文化生活又强烈地制约着经济生活。因此，最糟糕的结果并没有全部出现。随着放任自由市场以全球化的名义卷土重来，随着国家政治被全球经济机构所控制，随着道德资源不断流失，最糟糕的结果正在全世界各地成为现实：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失业剧增，资源耗尽，环境污染，战争迫近。
10.出路何在
虽然市场经济并不合理，但却具有现实性，因为大多数人持利己主义价值观，没有竞争就缺乏工作动力。因此，简单地取消市场经济可能使经济生活混乱，甚至出现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希望在于，人的价值观是可变的，只要认识到利己只能使社会落入“囚徒困境”，利他才能使每一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道德和信仰将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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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争经济学的方法论——矛盾论
1.在全球政治经济的复杂而动态的食物链中理解经济现象
一位正在攻读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学生概括说：在你的体系中，价格、工资、利润、地租、劳动、资本、垄断、竞争等最后都消失了，剩下的是力量对比、主导权等抽象概念，劳动成了追逐高级主导权，资本成了拥有主导权的代名词，整个世界的分工、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体系变成了弱肉强食的庞大而复杂的食物链，甚至工资与利润的区别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食物链中的力量强弱、地位高低。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价格、工资、利润等概念是经济现象的静态的、孤立地体现，这是我们研究复杂经济现象内在联系的出发点。但是，同一商品在不同地点有迥异的价格，同一劳动力在不同国家、企业、职位有悬殊的工资，同一技术和投资在不同领域、国家的利润有天壤之别，同一货币可能价值连城，也可能买不到一包火柴，这些现象只能放到全球政治经济的复杂而动态的食物链中才能理解。这样，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关系，以至五千年的人类历史都将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2.竞争经济学的方法论是矛盾论
世界是由无数矛盾的相互作用构成的，其中有物与物的矛盾，物和人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以及人内心的矛盾。经济竞争是人与人矛盾的一种，竞争双方利益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构成一对矛盾。
矛盾双方力量总是不平衡的，其中有主导者，有被主导者，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主导者可以获取“资本收益”，被主导者则只能获取“劳动收益”。因此，主导可以等同于资本，被主导可以等同于劳动。主导者在利益冲突中占优势地位，即对被主导者构成剥削。
更进一步，矛盾从高级到低级，从主要到次要到再次要可以有无穷的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构成主导与被主导关系，例如沃尔玛的亚太地区采购经理与中国玩具生产商，生产商与受聘总经理，总经理与生产经理，生产经理与车间主任，车间主任与工段长，工段长与工人，工人与设备等。每一层次的矛盾处理都有利于主导者，从而形成弱肉强食的食物链。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消灭剥削既需要减少力量不平衡，例如民主制约、信息公开等；又需要主导者不利用主导地位获取较多利益，即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道德操守或信仰。可见，“竞争经济学”等同于“矛盾经济学”。
3.动态的、整体的研究方法
与西方经济学静态的、孤立的研究方法相比，矛盾经济学对研究和学习者的要求更高。它要求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看成一个庞大的矛盾综合体，研究其中每一对矛盾的具体情形，最终搞清低级矛盾与高级矛盾的相互作用，一国经济与它国经济的相互关系，经济与政治、文化、军事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促进，从而达到或争取个人高级主导权，或改善、改变世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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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及其组合体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社会是有着不同需要、经历、文化、价值观和理想的人，为着各自的短期和长期目标相互冲突或合作、斗争或妥协的场所。（在和谐社会到来之前），冲突、斗争是绝对的、长期的、本质性的、无条件的，合作、妥协是相对的、短期的、现象性的、有条件的。社会本身没有主体性，甚至都不是一个客体，人、人的相互关系、人的思想和见解，才同时具备客体性。所谓研究社会，其实就是研究人及人的相互关系，人的需求、思想、主张、见解、爱好。人是唯一有主体性的存在，但人和自然却都具有客体性。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有主体性的人形成了各种组合：国家、民族、家庭、政党、集团、宗教团体、学术团体、工会、学校、俱乐部等等，以及更广义的组合：社会。如果说这些组合有主体性的话，那么其主体性来自源于形成组合的人，来源于人与人的冲突与合作。同一组合内部不同人的共同特点或要求，形成了该组合的主张、纲领、特性；由于形成组合的人的不断变化，同一组合会重组、裂解或消散；又达成新的妥协，形成新的组合。
2.价格是力量较量的妥协点
真正的经济问题是不同的人和集团争夺资源和生产的支配权，讨价还价是各类经济活动的核心，价格其实是交易双方力量、智慧、耐心、勇气较量的妥协点。事实上价格机制是力量较量机制，是斗争和妥协的机制。
3.无限的欲望与需求来自于人的相互否定
物品固然是有限的，对物品的需求却不一定是无限的。对于以拥有更多的物品为荣的社会风尚来说，对于以拥有更多的物品来肯定自己、否定他人从而确认自我的人来说，需求的确是无限的。经过经济学的熏陶和市场经济的体认，千年之交的世界的确充斥了这种标准的“经济人”。然而，人的“经济人”化本身却是一个历史过程。“经济人”其实也是内心充满了焦虑的人，拥有汽车者想拥有飞机，没有汽车者想拥有汽车。这常常不是因为飞机比汽车舒服快捷，汽车比自行车舒服快捷，而是因为“没有者”在“有者”面前感到自卑，“没有者”仰视、羡慕“有者”；是因为“有者”在“没有者”面前受到尊重，“有者”可以傲视、鄙夷“没有者”。正是基于对这种文化的透视，所以一些智慧者或选择了与人为善的积极态度，或选择了与世无争的消极态度，而其共同点则都是知足常乐，心态平和。这一类人不需要通过拥有更多的物品来确认自我，也就是没有无限膨胀的欲望。正因为如此，所以“经济人”化的过程总是不彻底的，充满着反复的，而且“经济人”的行为中也常常含有非“经济人”成份。
这意味着，无限的欲望其实是文化的产物，而我们今天的文化则是欲望无限的文化。只有在这一前提下，稀缺才有可能是经济学的主题。但是，当我们懂得了无限的欲望其实来自于人的相互否定的话，那么稀缺只是现象，人与人的冲突才是经济学的真正主题。由于人与人的冲突有时候以组合的方式表现，因此在组合内又可以表现出人与人的一定合作，但合作的动力仍然来源于冲突。
4.帕累托效率只是暂态效率
如果冲突是经济学的真正主题，那么（西方经济学的）所谓效率就是个假命题。萨氏称，“更准确地说，在不会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前提条件下，一项经济活动如果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那么该经济活动就是有效率的。”（所谓帕累托效率）按照这一命题，当一项技术增进了产出，使技术人员和投资人都从中获益时，该项技术活动就是有效率的。诚然如此。然而，技术方和投资方为了争夺投资收益的份额却可能展开持续的较量，技术方可能保留关键技术以防投资方过河拆桥，也可能因为不满于所得份额而降低技术参数，或另寻投资人；相反，投资方可能设法取得关键技术，以降低技术方的地位，也可能隐满、缩小或夸大（视具体报酬支付结构及支付方式而不同）该项投资的市场价值。只要达成合作协议，这一较量在静态来看就是有效率的。但随着较量的持续，随着产品和技术市场的不断变化，将可能形成投资方控制技术方，或技术方控制投资方的局面，当然也可能合作破裂，甚至撕毁协议，对簿公堂。也就是说，帕累托效率其实只是静态或暂态效率、现象效率。由于冲突的持久性和本质性，从动态来看，经济活动的核心都是一方主导甚至主宰另一方，即一方的意志和目标将可以强加于另一方。虽然被强加的一方也有时也能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补偿，但是他却会感受到自我意志被践踏，被凌辱，体验到失败。事实上，这种社会地位或政治结构上的不平等远远比生理上的舒适程度更令人关切。这正是象美国这样的物质丰裕社会却仍然使人强烈焦虑不安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是失败的。它消耗了如此之多的自然资源，动员了如此之多的劳动资源，却并不能给生活于其中的人带来起码的安全感和满足感，甚至不能给人以起码的人格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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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机制的两面性
1.消费者眼中美妙精密的市场机制
只要我们有钱，无论是极端复杂的计算机，还是普通的大米面条，转眼间就可以成为我们所享用的物品。这些物品可能经历过无数道加工和交易的环节，可能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工人、农民、工程师、科学家、教师的智慧，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中央计划的前提下自发进行的。如此，我们怎么能不赞叹这个市场机制的美妙精巧呢？
2.当事人眼中的市场机制
然而，当我们不是作为消费品的享受者，而是作为市场机制的当事人感受市场时，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
在市场机制的当事人来看，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要有利润或报酬，而这就意味着每一项经济活动的实质都是利益的争取。斯密认为，正是每一个当事人对利益的追逐促成了一个自动和谐的社会生产体系。而在当事人看来，由于利益冲突存在于每一项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在每一次冲突中利益平衡点都偏向于强者方，结果则是利益越来越向强者集中，形成“弱者愈弱、强者愈强”的两极分化格局。由于冲突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而和谐是市场经济的现象，因此，市场经济的“和谐与精密”总是与“失业和破产”相联系，总是被周期性繁荣（通货膨胀）和萧条（通货紧缩）所打断，总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战争。
3.地下经济
不仅如此，由于市场经济将一部分人打入弱者的冷宫，使他们没有可能参与有法律保护的市场运作，弱者们慢慢开辟了法律保护以外的地下经济战场，形成了走私、毒品、赌博、色情、职业杀手等地下经济行业。一些地下行业的龙头老大又常常摇身一变，收购、控制合法经济中的公司、企业，甚至成为政府要员。我们看到，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如澳门、香港、台湾、印度尼西亚、意大利、俄罗斯、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地下、地上经济渐趋合流，黑、白两道共同操纵国家政治。实际上，这些都是市场理性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市场不完善的结果。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西方主要国家中，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形成黑白两道共同操控政权的局面，但地下经济的规模和水平都堪称世界一流，而且黑道对白道的渗透也是无处不在，在某些地方政府、某些议案、某些政府项目中，黑道甚至已经掌握了主导权。
4.市场经济的忧患
从宏观历史来看，当人们津津乐道于二个世纪以来的无数发明创造时，当人们享受着计算机、Internet（互联网）、移动电话、飞机、汽车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两个世纪也是血与火的世纪，而且我们同时也享受着被污染的空气、水、阳光（紫外线增强）。前者固然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后者也是市场经济的孪生儿。展望二十一世纪，核战争的阴云是否真的已经消散（美国人用NMD（国家导弹防御体系）、TMD（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在提醒着世人），资源枯竭的危险是否真的已经被技术克服，环境污染能否靠拍卖污染权来治理，都还是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相信市场能自发地解决一切问题，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能自动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无疑是十分危险的。遗憾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市场教条在被神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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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1.力量不平衡造成的价格不公
价格的实质是双方力量较量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总是有利于强者一方的。正如杠杆，无论两端物体的轻重多么悬殊，从理论上来说，总可以找到一个使杠杆平衡的支点，尽管这个平衡点会非常靠近重物一端。
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上册中讨论了一个故事。“弗兰克拿了一把旧式的摇椅到跳蚤市场去卖。他愿意以100美元的价格卖掉它——如果价格低于此他宁愿不卖——但是他希望卖到200美元。海伦到跳蚤市场来，计划买一把这样的椅子。她希望只付100美元，但是准备最多付到200美元。他们两人讲价、谈判后，最终以150美元成交。但是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都不高兴。弗兰克抱怨卖价太低了，海伦抱怨买价太高了。”对此，斯蒂格利茨评论道：“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这种抱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某人自愿地同意做一笔交易，这说明他认为：这笔交易即使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做这笔交易至少也比不做这笔交易要好。”
问题在于，自愿背后有着不自愿的压力。例如弗兰克父亲可能正生病，家里急需钱，迫不得己卖掉这把椅子。相对来说，海伦不会因为买不到一把古董椅而面临饥饿或疾病的威胁。如果这样，则双方可能以较低的价格成交。但有可能海伦是个赌徒，昨天晚上刚刚输得一干二净，急于在古董生意上赚一笔，而弗兰克则闲极无聊，只是拿着椅子到旧货市场上探探价，如此则双方可能以较高的价格成交。在老舍的《茶馆》中，父亲也是自愿卖掉女儿的，不卖掉的话自己也养不活，做这笔交易的确比不做这笔交易要好。但交易的不公平性却一目了然。这是因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产生的不公平。
2.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价格不公
还有一种就是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公平。斯蒂格利茨写道：“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弗兰克或海伦可能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同意的内容是什么。也许海伦知道这把椅子是稀有的古董，价值5000美元，但是她不告诉弗兰克，而以150美元的低价把它买了下来。也许弗兰克知道这把椅子坐上10分钟就会把人摔下来，但是他不告诉海伦，而把它高价卖了出去。”对此类不公平，斯蒂格利茨是承认的。然而，他居高临下地说：“经济学家并不过分考虑这类反对意见。”但是，问题并不在于经济学家是否过分考虑反对意见。按照科学规则，意见或观点的正确与否并不在于得到了谁的支持或反对，而在于是否更好地概括了实际。
接下去的评论就更有意思，斯蒂格利茨说：“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主张把尽量多的信息公开，还主张应该使卖主和消费者都恪守信用。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支持反对出售伪劣产品的法律。”这就是说，只要把尽量多的信息公开，市场就仍然是公平的。问题在于，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都在争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此他们必然隐瞒己方的真实信息，刺探对方的真实信息。只要承认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动力的，信息公开化就是不可能的；而只要信息不公开，交易就是不公平的。也就是说，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看不见的手”遇到了逻辑悖论：或者承认交易的不公平，从而否认社会利益最大化；或者承认需要信息公开，从而根本上否认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
3.道德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
由斯蒂格利茨的信息公开论，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奥秘，就是道德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如果掌握信息的一方公开信息，比如海伦承认弗兰克的摇椅是价值连城的古董，那么椅子的价格就可能会扶摇直上；反之，如果椅子本身不是什么古董，而弗兰克坦承椅子榫头多处损坏，那么价格又会飞流直下。同样，对于力量不平衡的双方来说，例如靠卖椅子换药的弗兰克和职业古董商海伦，如果海伦乘人之危，就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反之，如果海伦有同情心，就可能给弗兰克比较高的价钱。
因此，除了信息、智慧和力量的较量外，更完全的价格定义应该包括道德权衡。当然，由于现代社会道德基本丧失殆尽，也可以简化为：价格是交易双方信息、智慧和力量较量的平衡点。
4.道德对市场机制的抑制作用
如果剔除道德因素，假定交易双方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么，由于每一笔交易都不平等，都有利于力量和信息的强势方，显而易见，即使有着起点的平等，无数不平等交易的积累结果必将是社会两极分化。加入道德因素后，交易的不平等性有可能削弱，两极分化的速度也可能减缓。中国历朝历代长期主张重农抑商，强调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显然对商人形成了强大的道德压力，迫使他们讲道德，讲信誉，标榜“童叟无欺”。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的速度放慢，不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另一方面则减缓了社会矛盾的积累，使王朝得以稳定长达数百年。相反，亚当·斯密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论证成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使无道德成为道德，使恶成为善，完全放纵交易双方的个人利益，使强者可以肆无忌惮地欺（信息不对称）压（力量不对称）弱者（却以自愿平等为假象）。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但同时则加剧了社会的冲突、战争和两极分化。更何况，强者还可以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雇用士兵、警察、法官来执行法律，使不平等交易的结果向后代延伸。
在斯密时代，尽管市场经济开始已经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但是对自利行为的批判却一直存在。曼德威尔的《蜜蜂的寓言》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来源，但是“私恶即公利”论一出笼即遭到了当时思想界主流的猛烈批判。斯密比较聪明，他在用“看不见的手”为自利正名时，还写下了《道德情操论》。道德行为的本质是利他。如果自利即公利，则恶就是善，也就不需要道德存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主张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其根源即在于此。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是，在斯密时代，由于宗教的存在，普通人的道德感远远强于今天，人们的自利行为常常是受道德约束的。受道德约束的自利行为对社会的负面作用比较小，而其正面作用则比较大。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斯密理论的内在矛盾还没有得到充分显示。但是，二百多年后，随着道德感的不断崩解——“私恶即公利”论是对道德的最强烈冲击，随着自利可以无所拘束地发挥其能量，自利和公利间的矛盾就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展开，社会成了赤裸裸的生存竞争场所，而价格也就越来越变成纯粹的信息、智慧与力量较量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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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氏说：“市场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和交易数量的机制。”那么买者和卖者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呢？萨氏举例说：“如果我同意以4050美元的价格购买交易商的‘二手货’福特轿车，这就表明该汽车对于我的价值高于4050美元，而这一价格也高于交易商眼中该汽车的价值。这样，二手汽车市场就决定了二手福特车的价格，并通过自愿交易将汽车分配给那些对其具有最高价值的人。”
然而，这一例子值得仔细解析。事实上，任何有购二手货经验的人都知道，二手车的价格取决于买卖双方的诸多复杂因素。如果是二手车主（甲）直接与买主（乙）交易，甲会尽可能隐瞒车的真实状况，提高车的表面性能，使购车者在试车时感觉良好，同时夸大车的优点，而忽略车的缺点，还可能得编造卖车的理由，比如要到欧洲定居或常驻，比如失业了养不起车，总之不是因为车不好，而是因为其他理由才卖车。乙则会尽量挑剔车的毛病，听听发动机，瞧瞧车的磨损程度，开着车跑一段，仔细听甲的介绍，努力通过追问发现其自相矛盾之处，以便突破甲的动听谎言，打压其车价。也就是说，甲乙双方都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卖或买的“内定”价格，而是在相互地较量，甲方漫天要价，乙方就地还钱。虽然要价和还钱都不能太离谱（比如要价至少不能超过新车，还价不能低于一堆废铁的价格），但实际成交价的变动余地仍然是非常大的。考察车的基本情况还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会谈具体的价格。这时候就要看甲乙双方谁更有耐心、有技巧，谁更能调动对方的非理性因素。如果甲接受过多个购车者的询价，其他人表达的接受价格较高，那么甲就不容易放低价格；如果乙询问过多卖车者的车况，乙就容易压低对方的售价。如果甲收入较高，没有时间继续等待下一个买主，没有时间进一步讨价还价，甲可能就会接受一个较低的售价；反之，乙可能会接受较高的售价。如果甲比较富于同情心，而乙又善于诉诸这种同情心（其难度在于既要显穷，还要保持一定的体面，以便让对方认为值得同情），甲可能会接受较低售价；反之，乙可能会接受较高售价。如果甲虽然并不想多花费时间，却表现出有足够的时间，并不在乎买卖是否成交，那么甲可能获得较高的售价；反之，乙可能获得较低的售价。甲乙双方斗智斗勇的结果，则是在某一个价格达成交易。因此，这一价格的实质是双方力量较量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总是有利于强者一方的。正如杠杆，无论两端物体的轻重多么悬殊，从理论上来说，总可以找到一个使杠杆平衡的支点，尽管这个平衡点会非常靠近重物一端。仍以刚才讨论的二手车交易为例，最有利于甲方的情况是，售价很高，但实际上当乙方回去使用了二天后，发动机就需要大修，大修费用加购置费完全有可能超过购买新车的花销。也就是说，甲方实际上是将一堆废铁卖成了好车。很显然，乙方吃了大亏。这能怪谁呢？表面上看，交易是自愿的，讨价还价是充分的。而实际上，由于双方掌握的二手车信息不对称，双方斗智斗勇的力量不平衡，这个平衡点是极不利于乙方的。
这个故事还可以继续下去。如果二手车购买者普遍感到吃亏上当，就会使二手车市场声誉败坏，需求低迷，形成供过于求的格局。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难以排除刚才分析过的情况，但乙方占便宜的可能性却无疑是增大了。有的二手车主在屡屡求售不得的情况下，心生焦躁，遇到一个懂车的精明的买主，就可能以低价出售好车。这时候的价格平衡点就对乙方极为有利。
六.供求关系是怎样调节价格的
1.均衡价格的前提是完全竞争
萨氏的“均衡价格”实际上是指供求双方力量对等时的价格。但是，怎样才算供求力量对等或平衡呢？我们可以说，当供不应求时，供方会扩大生产，并有其他供方进入市场；当供过于求时，供方会缩减生产，并有其他供方退出市场；因此，供方既不扩大，又不缩减，既不进入，又不退出的状况叫供求平衡，这时候的价格则是均衡价格。
由此可见，所谓“均衡价格”的存在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甚至可以说“均衡价格”就是“完全竞争”的代名词。因为一旦存在行业进入壁垒，例如专利、学习曲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品牌优势、转换成本、资本需求、资源等限制，其他供方无法顺利进入市场，则即使该行业利润及薪水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仍然扩大不了生产，仍然没有其他供货商对现有供货商的竞争。相反，如果存在行业退出壁垒，则虽然该行业利润及薪水水平远远低于其他行业，仍然不会有大量厂商退出该行业，使该行业持续保持过度竞争状态。
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行业都存在进入壁垒，甚至农业也不例外。即使在某一时刻某一行业存在完全竞争，它也将逐渐向不完全竞争直至寡头和垄断市场演化。与此相联系，则是价格越来越远离“均衡价格”，呈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正反馈。
2.高行业壁垒决定高价格
大型喷气客机的首创厂波音公司，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首创厂英特尔公司就基本达到了阻止核心生产技术扩散，迫使潜在竞争对手考虑其报复性定价，从而持续垄断市场的目的。事实上，日本所倡导的所谓“雁形战略”正是如此。日本作为头雁掌握核心技术及相应的高附加价值，周围国家则吸收日本扩散出来的非核心技术。如果周围国家研究开发核心技术，则日本以低定价封杀其的市场成长空间。例如，当中国科研机构购买了日本的微波炉，研究其生产技术，并开始形成批量生产时，日本技术生产的质优价廉的微波炉即大量出现在市场上，使国内自主开发的微波炉陷入绝境。当然，仅就发达国家而言，大多数行业的情形介于彩电和喷气客机之间，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竞争后，形成了若干资本集团相互默契，联合定价，共享垄断价格的局面。例如石油开采业，石油加工业、汽车工业、橡胶加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甚至是百货业，酒店业。
在这样一个以垄断或寡头垄断为基调的市场结构下，价格往往取决于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取决于替代产业的存在，而不是取决于同行业竞争。也就是说与高价格相伴的是高行业壁垒，它有效地阻止了新竞争者的出现，也有效地阻止了价格向所谓“均衡价格”的回落。美国汽车工业长期以来就是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家平分天下，洛克菲勒的石油工业被判分割为七个石油公司后，形成著名的所谓七姐妹，仍然长期垄断市场，直到产油国力量的崛起。最近国际石油巨头又在进行新一轮合并，例如美孚公司和埃克森公司最近宣布的合并。我们注意到，紧接着国际石油工业的大规模合并浪潮的，是最近一轮石油涨价。事实上，石油的生产成本并没有相应上涨，石油需求也没有相应幅度的上涨。造成油价如此大起大落的，是石油开采、加工、存储、运输、销售过程中各大垄断力量的结构的变化，石油大亨和投机商们的操纵。
3.供求力量的消长和较量决定价格
因此，与其说价格调节供求关系，不如说是供求力量的消长和较量决定价格。供求力量对比时时在变化，价格也就时时在波动。力量对比总是不平衡的，价格也总是不平衡的。用哲学语言说就是，价格是现象，供求力量的消长是本质。是本质决定现象，而不是现象决定本质。
4.均衡概念是静态世界观的产物
萨氏承认：“均衡概念是经济学中最难以掌握的概念之一。……均衡概念具有诡辩性。正如一位权威所论断：‘不要同我谈什么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石油的供给总是等于石油的需求。你找不出二者的差异。’”取交易的瞬间来看，供求双方的确是平衡的，这正如“飞矢不动”一样。然而，飞矢毕竟在飞，供求的力量对比也毕竟在时时变动，变动的原因恰恰在于双方的力量的不平衡。如果真的平衡，供求力量对比就不再变化了，“飞矢”就变成“静矢”了。这就是均衡概念的诡辩性，然而在任何一位懂得动与静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人看来，所谓的诡辩性恰恰是辩证性。萨氏此论正好反映出其全部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静态世界观，因此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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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们比较熟悉的彩电市场为例。决定彩电价格的因素主要应该看彩电生产商的实力及竞争态势构成（包括国内外彩电生产商），关税率如何，彩电生产成本，研究与开发成本，彩电技术进展，消费者的平均收入及构成。具体到某一地区的彩电价格，则还应该考虑在该特定市场上，有几家国际性、全国性的厂商或地方性的厂商，其售后服务的网络如何，地方当局是否对当地彩电有保护性措施等。
在彩电生产初期，掌握彩电生产技术的厂商很少，技术成熟程度和生产熟练程度还比较低，批生产的能力还不够，彩电质次而价高。但是由于彩电比黑白电视有重大突破，高收入群体又有足够的购买力，因此厂商完全有可能采用所谓“撇油战略”，把价格定在远远超过研制与生产成本的水平上，获取暴利。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并不是根据生产商的成本来购买彩电的，而是根据他的支付能力和彩电所能带来的感官享受与社会荣耀来决定是否购买的。正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消费者得到了享受与荣耀，生产者得到了暴利，供求双方在高价格水平上达到了平衡。由于利润空间大，实际上这时候的供求平衡点由生产商决定。比如，设生产成本为2000美元，在10000美元的价格上，有2万人购买，生产商获利1.6亿；在8000美元的水平上，有10万人购买，获利6亿；在6000美元的水平上，有30万人购买，获利12亿；在4000美元的水平上，有100万人购买，获利20亿。但是由于初始生产能力只有2万台，生产商就可以定价10000美元，以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如此高额的利润必然吸引其他生产商的觊觎。但是，如果有专利法保护其彩电核心技术的专有，则觊觎者只能望洋兴叹，或转入地下生产。这时候，专利法对于定价就起到了重大作用，它使生产商在一定时期内享有垄断定价权。
为了讨论方便，假设没有专利法保护彩电生产技术，谁都可以生产，则彩电市场将会如何演变呢？可以设想，最早跟进的将是其他黑白电视机生产商，其次可能是其他行业的投资商。然而，没有专利法保护并不等于彩电首创厂自己不保护技术。就在其他厂商试图进入该行业时，首创厂也将采取措施增加该行业的进入壁垒。如果首创厂给核心技术人员人高额薪水，或给技术人员以技术股份，则首创厂将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保护核心技术。否则，核心技术人员或者被其他厂商吸引，或者自己带走技术，另设彩电厂，从而加速彩电核心技术的扩散。其次，由于学习曲线的存在，首创厂将有可能最早最快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使跟进厂商处于竞争劣势地位。第三，由于首创厂初期的巨额利润存在，首创厂可能已经回收了研究与开发成本，有可能以单纯的生产成本作为定价底线，从而迫使跟进厂商无利可图。也就是说，如果首创厂初期采用“撇油定价”战略，然后随着生产成本的降低，使售价总是低于跟进厂商的售价，则首创厂完全有可能使跟进厂商破产，从而在不断获利的过程中取得垄断地位。当所有跟进厂商发现无法打入该行业而放弃努力时，首创厂的生产和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后来者望尘莫及的地步，再度获得垄断定价权。熊彼特曾经认为，创新在短期内会产生超额利润，但是由于追随者蜂起，超额利润最终将被消除。然而，我们从上述分析中知道，熊彼特的观点没有考虑到创新者的市场策略，更没有考虑到从竞争向垄断的转变，因此是不符合竞争内在逻辑的。熊氏观点只有一种作用，即赞美市场竞争，赞美企业家。大概也是因此罢，熊彼特的其他观点并不为后人熟悉，而这一观点却频频出现在九十年代的国际主流媒体上。
当然，彩电首创厂商并没有采取如此高明的定价策略，而其竞争对手也并非完全在直接经济意义上与首创厂竞争，因此彩电技术才不断扩散开来。一般来说，首创厂在获取高额利润后，往往不注意自我保护。或者没能使定价低于跟进者，从而培养了竞争对手；或者不能使核心技术人员满意，造成技术流失，创新能力下降。当然，其竞争对手突破防线的意志和能力也非常重要。如果其竞争对手虽然技术上总落后一步，却拥有雄厚的资本，有能力打价格战，有能力持续亏损，则首创厂就会畏惧三分，与跟进者达成价格妥协，与跟进者分享市场分额。或者由于市场分割，其竞争对手拥有首创厂难以进入的市场，迫使首创厂以技术换市场，则首创厂也得承认竞争对手的存在。但是，如果首创厂定价策略高明，大量实力不够雄厚的跟进者是注定要退出竞争的。中国彩电市场一百多个厂商可以说都是外国彩电商的跟进者，然而经过十多年的竞争，今天已经缩减到十几家厂商。而且事情还没有结束，随着国内彩电市场保护的撤除，随着国外彩电厂商挟首创厂的全面技术优势（特别是数字电视技术）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十几家彩电生产厂中究竟有几家能迎接挑战，就成了一个问号。有的彩电厂商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破产，他们常常以“市场风云莫测，价格变化无常”来解释破产，常常安慰自己不过是“没有料到价格会跌落得这么快”。其实，真正使他们破产的并不是市场，而是那有些具备雄厚资金和技术实力、战略策略得当、管理得法的强势企业。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他们的下一次投资还有可能继续失败。如果明白这一点，那么在进入某一行业市场前，他们就会懂得去了解这一行业的竞争格局，认清对手强弱，认清进入该行业的关键壁垒，认清己方力量的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逐个击破行业壁垒，徐图成长，这才不至于“仓促进入，仓促退出”，一败涂地。
当我们在市场上买方便面时，就可能会琢磨，125克的油炸方便面卖1.60元，有多大利润？面粉0.8元/500克，则面粉成本是0.2元，植物油及其他辅料的钱能有多少呢？就算也是0.2元吧。工人的工资有多少？恐怕超不过0.1元。乖乖，每包方便面要赚我1.1元，真黑！
这番话如果被方便面厂的老板听见了，他立刻就会大叫起来：冤枉啊！我不但没赚钱，还赔钱呢。你算的只有原材料和工资费用，没有算固定成本。我花了1000万元投资建设了5000平方米的厂房和10条生产线，每年生产1000万包方便面。如果只生产一年的话，每包方便面的固定成本就要1元钱；如果按5年折旧计算，每包方便面的固定成本便是0.2元。这1000万元钱我是从银行借来的，每年光利息就得100万，每包方便面平摊的利息就是0.1元。你别看商店的零售价是1.6元，其实我给批发商的价格只有1元。你算算，每包方便面我赚你多少钱？才0.2元。还没完呢，要是我在电视上不打广告，这方便面能卖到1.6元的零售价吗？不能。好，我一年的广告费是100万，折合每包0.1元。这样，我就只剩下了0.1元。还要17%的增值税，按批发价减去固定成本和原材料价格及广告费用算，0.3乘以17%是0.051，我还剩0.049元利润。还没完，这剩下的利润还得交所得税30%，我就剩0.035元了。市场有风险你知不知道？今年我能卖出去1000万包，能赚35万元，要是明年我只卖出去800万包，我立刻就要倾家荡产。因为销售收入减少20%，而固定成本、利息和广告费却一分不少。实际上，我是在给银行打工，给批发商打工，给地主打工。
批发商一听也叫苦不迭：你给我打工，我给谁打工？不错，我从你这里是1元钱进货，但我送给零售商只有1.2元。你以为批发生意好做啊？我一年批出去方便面100万包，每包赚2角就是20万。但现在一个摊位费就是10万，各种税费少说也得有5万，我还得有一辆送货车啊。光这辆车的油钱就是2万，还不说司机费。好在是我老婆开车，要是别人开车，一年还不得2万、3万？你算算，我还剩多少钱？其实真正赚钱的是零售商。
零售商一听就火了：我赚钱？那你来干！每包方便面我是赚0.4元钱，不瞒你说，所有商品我的批零差价大概都在25%左右。但是销售量上不去啊！你看现在商店多如牛毛，都以为开店就能赚钱，把商业区或商业门面的房价抬得高高的。结果呢，消费量就那么大，商店一多，每家商店的营业额就上不去。去年我的营业额有5000万，批零差价有1250万。但我一年光房租就是500万，员工工资200万，日常消耗品象电力、车辆等50万，打折促销费250万。我贷款不多，才500万，利息50万。这就去掉了1050万。毛利200万，除去17%的增值税77万，还剩133万，再去30%的所得税，就剩下93万元了。现在我们周围商店都在进行自杀性打折销售，或者标低价，你说我们跟不跟？跟上去，是亏损；不跟上去，更得完蛋！商店关门了，员工无非再换一个地方。我呢，就得背上一辈子还不完的债，实在逼急了，我只好跳楼。要早知道是这个结局，我开什么商店啊，真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员工也急了：你关门，我们干什么去？当初把我们招进来说得天花乱坠的是你，现在一挥手把我们赶走的又是你。这些年我们经常加班加点地干活，加班费那么低，我们也没说过什么。我们加班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经营这么一个社区商店，你却飞到欧洲飞美国，飞到日本飞新加坡，你在郊区买的别墅、养的小妾都打入了成本，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经营好的时候，我们想着你也不容易，这些事情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现在经营不好，你就想那我们员工开刀？这些年你赚了多少钱，用公关费用的名义编了一个多大的关系网，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商店关门，你一是解雇，二是赖银行的贷款，三是带着你的存款和妻妾逍遥法外。这就是你那张关系网的真正作用。
银行一听说有人要赖账，也来凑热闹了：是啊，有人总是说给我们银行打工，可有谁知道银行给谁打工呢？银行首先是给储户打工。储户把钱放到了银行里，年息是5%。这笔钱如果不贷出去，我们无法支付存款利息。但是贷给谁呢？贷给哪个项目呢？银行不是企业家，很难搞清楚某个项目究竟有多大市场风险，甚至企业家本身也不清楚风险程度，因此每一笔贷款实际上都是一项风险投资。我们银行的年储蓄量为10000亿人民币，贷款利息是10%，如果这些储蓄100%贷出，所有贷款100%连本带息回收，那么银行的确可以赚很多钱。但是，首先这储蓄不能100%放出去，因为储户经常要提钱，其次要上缴中央银行一部分作为存款准备金。这样就只有一半左右的钱可以用来放贷。赚来的钱总得要支付员工工资，购买新的设备，新增营业网点，这大概需要1%的利息。近年来经济不景气，银行呆坏帐率急剧增加，现在已经高达20%，这20%的贷款基本是连本带息都难以回收。在10%的利率下，10%的坏帐率就意味着收支基本相抵，没有盈利，20%的坏帐率就意味着银行要净损失10%的存款额。这样，就连支付存款利息的钱都无从着落。银行实际上是被市场风险套住了，是在给储户和那些破产倒闭的企业打工。
在所有的相关者中，也许只有二种人在偷偷地乐，那就是商业或工业用地的地产所有者，以及资金拥有者。托祖上的福荫或个人的取巧（例如嫁给了一位垂死又无子女的富翁），某人拥有了一大笔资金，或一大块土地，靠着这些资产，他（她）就可以坐享利息或地租，而不必承担相应的风险。因为什么都是可以过剩的，劳动力、建筑商、方便面厂主、批发商、零售商、银行，唯独资金和土地总是相对短缺的。
七.分工、贸易、技术进步和主导权的争夺
1.现代社会财富的爆炸性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
亚当·斯密的真正贡献其实在于论证了分工合作会带来财富的增长。然而，现代社会财富的爆炸性增长并不简单是分工的产物。如果仅仅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大头针生产的分工，或者福特的汽车生产流水线上的分工，财富增长速度还是有限的。在秦始皇时代，制作兵马俑的工匠们就有细密的分工；唐宋以来，景德镇官窑烧制瓷器也有细致的分工；但是，这些分工都没能使兵马俑或瓷器有戏剧性增长。
真正使标志着现代社会开始的事件是蒸汽机的出现，而这意味着人类开始大规模利用自然力。如果用手工方法磨制金属平面，无论分工多么细密，都不能与一台磨床的效率相提并论。磨床的动力来自电力，电力则来自煤或石油或水能，手工磨制的动力则来自人的生物能，两者无论在力量还是速度上都不能相提并论。现代社会只所以有如此丰富的物品，其物理来源其实是大自然的能量和物质。当一幢幢高楼似乎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时，我们应该知道，是一台台挖土机、卡车、搅拌机、震动机、吊车在工作，是水泥厂、钢筋厂、预制构件厂在工作，是从根本上说，是电力、汽油、柴油、煤在工作，人只是操纵这些机械而己。
2.分工必然促进贸易，但并不必然促进财富增长
诚然，分工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但两者并不能划等号。分工和贸易间的关系远远比分工与科技间的关系密切。有分工必然有贸易，但不必然有现代科技。
早在几千年以前，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有贸易。中国从秦汉直至明清的贸易甚至非常发达，以至国家必须“重农抑商”。历史研究表明，在历代王朝的前期，农户的土地充足，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国家的粮库也充足；但到王朝的后期，一方面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大地主庄园里分工细密，另一方面是贸易高度发达，出现大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跨地区交换，中心城市百业兴旺，人口买卖也随之繁荣。但是，这一切不过是实现了财富的转移，而没有出现实质意义上的财富的增长。相反，随着小农的财富向地主集中，乡村的财富向城市集中，农业的财富向商业集中，各行各业的财富向官吏系统集中，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社会财富总量还可能下降。随贸易繁荣而来的常常是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因此，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学者们总是建议要“重农抑商”，以延缓社会矛盾的过早爆发。
中国如此，西欧其实也一样。在工业革命以前，尽管英、法等国已经有了市场经济，已经有了重商主义，但由于没有能开发出利用自然力的途径，财富的增长仍然很缓慢，而贸易却使社会矛盾加速尖锐化（十六世纪由于美洲金银的流入，欧洲的物价持续上涨，使农民加速贫困化），并演化为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演化为一次次革命浪潮。
3.分工和贸易在加速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在加速两极分化
虽然大自然和科学技术是丰裕的来源，但是分工和贸易的确也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在没有工业革命的前提下，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反而导致社会贫困和动荡的话，那么有了工业革命，分工和贸易就起着加速科技和工业革命的作用，从而使社会的总产出量呈现爆炸性的增长，但与此同时，财富也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为什么分工和贸易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为什么财富的增长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个道理其实和分工带来财富增长一样简单，这就是分工和贸易的主导权日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不妨先以自给自足的小农与在大庄园里的雇农为例，大庄园里的雇农可以有分工，有的专门种疏菜，有的专门种水果，有的专门种小麦，有的专门种水稻，而小农则什么都得种一点。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大庄园里的种植技术更容易积累提高，其单位面积的产量有可能更高。但是为什么小农不愿意成为雇农呢？这是因为小农是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主人，而雇农则是大庄园的奴隶。小农可以掌握自己的收入，而雇农则只能听凭庄园主的主宰。也就是说，仅仅讲分工和贸易会带来财富的增长是不够的，还要考虑谁主导分工和贸易，增长的财富落到谁手中。
4.技术进步进程加剧了主导权的争夺
亚当·斯密假定分工合作的动机是个人利益，很显然每个人都将争夺增长的财富，每个人都想主导分工合作。事实上，谁拥有资源、技术或组织才能，谁有可以主导分工，谁就能获得分工带来的最大利益，而被主导者则完全有可能连起码的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还不如退出分工，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例如，由于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细密的分工使操作简单化，童工、女工都可以成为工人，生产过程的主导权完全落入到工厂主手中，而熟练手工工人则失去了对生产过程的部分主导权，被迫与童工、女工竞争，生活处境反而恶化了，因此他们怀念没有机械、没有细致分工的手工业时代，他们要捣毁机器，捣毁工厂。并不是工人不知道分工会带来财富的增长，问题是增长的财富落入了谁的腰包。事情就是这样，由于机器生产的极大优越性，手工纺织已经无法在经济上生存，工人们再也无法退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反而使工人面临着两难选择，或者放弃主导权，接受低技术、低收益的工作，或者退出工厂，无以为生。在某些学者看来，捣毁机器是一种反现代化的愚昧行为。但是，这实际上是工人争夺生产过程主导权及收益权的斗争。正是因为有捣毁机器的运动，掌握着分工和技术主导权的工厂主才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适当增加工人所获份额。工人的收益虽然暂时有了改善，但由于他们生产过程的部分主导权已经永久性地失去，因此工人只能不断靠集体性或个体性的斗争（如怠工等）来争取工厂主的让步或者开恩。可见，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分工、贸易甚至工业革命并不能“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5.自由贸易与主导权争夺
同样，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也不能使所有国家都富裕起来。按照自由贸易理论（绝对优势论），英国生产棉布，法国生产葡萄，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就可使棉布和葡萄的总量最大化，使双方都受益。然而，如果一匹棉布可以换1000斤葡萄，而生产一匹棉布只需要一个工人，生产1000斤葡萄需要10个农民的话，这就意味着1个英国工人的劳动量可以换10个法国农民的劳动量。更进一步，由于棉布生产效率提高得快，而葡萄生产效率提高得慢，若干年以后，生产一匹棉布只需要1/10个工人，而生产1000斤葡萄则需要5个农民，那么1个英国工人的劳动量就可以换50个法国农民的劳动量。再进一步，由于棉布只有英国可以生产，棉布的价格可以由英国来决定，而葡萄却是全世界各国都可以生产，英国就能进口世界上最低价格的葡萄。如此下去，贸易和生产的主导权就越来越掌握在英国手中，而世界各国却只能葡伏在英国脚下。正是由于自由贸易理论内在的根本缺陷，所以十九世纪初期落后于英国的法、美、日、德等国家才纷纷采用贸易保护理论，发展本国的工业和技术，逐渐成长为世界工业强国。而听信了自由贸易理论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十七世纪的欧洲强国却沦落为欧洲的农业国。西、葡两国本是航海强国，拥有从美洲抢来的大量金银财宝，最有资本发展本国工业，但是这两个国家没有这样做，而是发挥自身优势，专业从事掠夺美洲黄金，然后用黄金购买英国的工业品。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自由贸易中都存在着主导权的争夺问题。夺得了主导权的国家可以富裕起来，而丧失了主导权的国家却只能日益贫穷下去。今天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半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根本谈不上体验现代丰裕社会，其原因正是发展中国家丧失了贸易的主导权，资源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比价越来越低，陷入了越开发资源越贫困，越贫困越开发资源的自由贸易陷阱。
自由贸易理论表面上是动人的，各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全世界的财富总量就可以最大化，所有参与国都可以从中受益。然而，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却是贸易各方不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贸易各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才可以实现全世界财富的最大化。但这不是成了共产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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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力量格局、利益格局与货币格局
1.力量格局主导利益格局
由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市场繁荣或萧条，企业兴旺或倒闭，个人就业或失业，继承遗产或被盗，买卖股票、期货输赢，精细到个人的利益格局随时都在变化。与此相比，个人的出身、地位、能力、学识、专业素质、社会关系网的变化就缓慢得多，由个人间互动所形成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就更加缓慢。这些，我们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为力量格局。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但力量格局更为根本。在微软公司被分解一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盖茨实际上是暴发户。虽然他原来也出身富贵家庭，但盖茨家族及其原有交往圈子的社会影响力远远不足以支撑盖茨成为世界首富。其次，在通用、波音、美钢联、花旗、柯达、美孚、惠普、IBM等老牌公司帝国面前，微软的成长速度完全可以用暴发来称呼。微软还来不及用其庞大的货币资源在华盛顿和学术界构筑为其利益服务的政治保护体系。因此，微软才成为反垄断法的实施对象。暴发户的典型特征就是在利益格局中迅速上升，而在力量格局中则没有相应的上升。如果暴发户不将部分利益分给力量格局中的有力者，则其利益很容易受到侵害。印尼华人在印尼的经济地位比较高，但政治上却受歧视，当社会出现动荡时，华人就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替罪羊和牺牲品，其财富受洗劫不说，连身家性命都难保。普通老百姓其实很懂得这一点，在娶媳妇或者嫁女儿的时候，人们常常更看重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而不是现金。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已经反复体验到，光有钱没有权是不行的。最初那些靠养鸡、养鸭或卖羊肉串、茶叶蛋致富的小民们，常常发现周围各色人等都在打他们的主意，如果不进贡，不但他们的生意可能被毁，甚至可能会发生各种意外。实际上，“破财免灾”一语典型地表达了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之间的关系。
相反，如果某人在力量格局中地位上升，他的利益地位常常能得到相应的稳定上升，表现为货币收入的稳定增长。人们所习熟的“升官发财”，其实就表达了这一逻辑。从社会学意义上，如果某一集团在力量格局中的力量上升，则该集团的利益也会得到相应上升。比如，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强大的工人运动迫使罗斯福当局同意工人的组织权和罢工权合法化。此后，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明显增强，整个集团的生存状况和货币收入得到改善。当然，工人地位的进一步改善遇到了资方的强烈抵制。在五、六十年代，一方面是工人名义工资的上涨，另一方面则是资方提高物价，形成所谓因工资刚性而导致的螺旋式通货膨胀。在螺旋式通货膨胀中，表面上全社会每个人的货币收入都增加了，实际上比价归复，工人和资方的利益格局保持不变。其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工人和资方的力量斗争处于胶着、相持的相对平衡态。打破这一相对平衡的是允许资方自由投资境外。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日本、欧洲各国也同样）各大公司纷纷关闭本国工厂，将制造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利用第三世界工人的低工资来提高利润。对于底特律的工人来说，这意味着长期被国境线拦在工厂外的第三世界的工人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罢工、谈判的结果将是老板搬走工厂，带走工作岗位。因此，从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每况愈下，社会福利不断被削减。
2.恶性通胀是力量格局快速调整利益格局的机制
有时候，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会出现重大背离。例如，在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之初，俄罗斯政治精英获得了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的绝对主导权，但社会的利益格局还承袭着比较扁平的社会主义遗产。休克疗法实施后，通货膨胀高达几十倍，普通俄罗斯人立刻一贫如洗，而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则将庞大的国家资产据为己有，形成七大财团，重新实现了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的一致。又如，在1948-1949年的中国，蒋介石集团仍然掌握着国统区的绝对统治权，但收税、国债等已常规筹资渠道已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即该集团在利益格局上已经陷入塔底。但是不要紧，可以靠滥发货币来聚敛点点滴滴的民间财富资源，使力量格局与利益格局一致起来。对于力量格局决定利益格局的奥秘，蒋介石和上海的投机商们早就心照不宣。蒋介石每年发行高额利息的国债，靠欠新债还旧债来支撑财政，政府债务越来越沉重。照常理说，债台高筑者不太可能继续借到新债的。但是，不然，由于蒋氏集团据力量格局的核心地位，实在不行甚至可以没收大批民间资产，或者搞恶性通货膨胀，故不用担心它还不了债。在恶性通货膨胀情况下，利益格局几乎完全按照力量格局来调整。比如，任职于军队、警察、法院、媒体等社会政治的力量核心的人可以优先得到与通货膨胀速度相近的薪水增长，而其他人则依据其在社会力量结构中的地位强弱，分别得到相应的货币收入。当然，物极必反。当现有力量结构中的强者过分剥夺弱者时，力量结构就可能重新组织，以实现强弱间的相对平衡。这就是各种形式的政变、造反、革命。所谓社会动荡，其实就是力量结构的根本动荡。每一次力量结构大动荡的结束，往往是货币的彻底更换，或者币值的重新确定。新的稳定的币值事实上意味着新的力量结构的确立。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货币及其币值的变动，体现着政权的更替及强弱变化。
3.信用欺诈权与中央银行
这一特点其实也适应于私有银行或钱庄可以各自发行货币的时代。当一家私有银行实力雄厚，经营良好时，其货币币值就比较稳定，发行范围就比较广，就有很多人会以此货币作储藏。这样，该银行就可能吸纳大量社会资金，广泛地放贷，收取存贷差。但是，随之而来的往往是银行的官僚化，经营成本上升，银行各级职员利用职权谋取自己的利益，造成贷款质量下降，坏账率上升，银行渐渐资不抵债。也就是说，银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将出现广泛冲突，这一冲突将使银行内部形成金字塔式的力量结构，这一结构有可能吸干存贷差。面临这种情况时，银行主不太可能调整内部力量结构，唯一可能采取的对策是将矛盾转嫁到客户身上，以更高的利率吸收存款，然后宣布银行破产，所发行的货币大幅度贬值。
正是为了避免私人银行进行信用欺诈，造成社会局部范围的动荡，这才有各国中央银行的成立。然而，这实际上只是把信用欺诈权从私人银行转移到中央银行而已。今天美国发行的货币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和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这意味着，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世界中央银行，拥有了对全世界的信用欺诈权。正是凭借这一优势，美国可以实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赤字财政，可以用赤字来扩张军备，可以高息吸引各国所储备的美元外汇回流到美国国债市场。虽然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美元狂跌，但世界各国的资源却在这一时期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
美元狂跌必将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力量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巨大动荡，货币的本质由此也将更加为人们所认识。只有从这个角度看，美元暴跌才有其积极意义。
4.货币的币值是怎样确定的？
毫无疑问，货币极大地方便了交换。然而，货币之所以有这种功能，是“由于每个人都认可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并不是人们天然就认可某一种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普通人往往是在反复交换中认可一种货币的价值的，对于他们来说，货币的币值是很神秘的，币值的变动就像天气的变化一样，是上天的意志。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币值的变动取决于货币发行总量和商品总量的比例，也取决于用作储藏和用作直接流通的比例。对于货币发行当局来说，货币币值的稳定关系到货币当局的信用，即关系到人们对货币的认可程度，但是当失信的效用大于守信的效用时，货币当局就可能用滥发货币的方式将社会财富都聚敛到货币当局来。对于希望打开国外市场、守住国内市场的企业来说，货币适度贬值可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对于货币投机商（外汇炒作者）来说，无论一国货币是贬是升，都有可能是赚钱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赔钱的陷阱，关键在于怎样联手抬高一国的币值，然后悄悄出手（或者相反）。实际上，一种货币的币值体现了上述各种力量的互动，特别是体现了货币当局（在现代社会各国，货币当局实际上是政府）的权威、力量和信用。在现代社会，政府的权威、力量和信用取决于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合作与斗争，因此，货币的币值也就更广泛地体现了全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又由于国际间贸易和投资的广泛存在，一国货币币值的变化又进一步综合地体现着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的运动。例如，当我们研究美元币值变动的原因时，两百多年来的世界史和当代的全部矛盾就会一层层地被展开（全部经济和货币史都说明了这一点，经历过币值变动的人更会有切身体验。
5.在现实社会中，货币格局是力量格局的数字表现
从本质上说，货币实际上是人与人在相互合作与冲突形成的思想、力量与利益格局的数字化表达。如果人人都是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则思想格局、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将基本一致，都呈现为金字塔式，其基本逻辑是弱肉强食。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在加速这三者的合一。如果并非人人都自私，则思想格局和力量格局可能仍然呈金字塔结构，而利益格局却会扁平化，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如此。如果人人都不自私，则利益格局可能最大限度地扁平化，力量格局次之，而思想格局却仍然可能保持相当程度的金字塔式结构，理想社会可能如此。
我们先暂时把后两者撇在一边，单讨论第一种情形中的货币本质，因为这最接近现实社会。在这种情形中，货币首先是利益格局的数字化表达。每个人拥有货币的多少，这直接是一个利益格局。房子、土地或古董字画一类的东西，过去称作不动产，变现难度较大，现在由于市场高度发达，也可以直接变现（或抵押）为货币。这样，货币格局就大体上等同于利益格局。
鉴于利益格局被力量格局所主导，货币格局实际上是力量格局的数字表现。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7/16/186020.html
要败也是败在面板上，由于国内厂商在面板投资上的缺失，所以导致大量利润被国外厂家拿走，但是即使是这样，整机组装厂仍然还活着，这是电视机行业；而国内零部件配套完善的白电行业（空调、冰箱、洗衣机）却是攻城拔寨，国外品牌基本被打得找不到东南西北。
所以，我认为定价策略只是竞争的一个方面，不能用来解释全部的后果，呵呵。
原文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彩电市场一百多个厂商可以说都是外国彩电商的跟进者，然而经过十多年的竞争，今天已经缩减到十几家厂商。而且事情还没有结束，随着国内彩电市场保护的撤除，随着国外彩电厂商挟首创厂的全面技术优势（特别是数字电视技术）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十几家彩电生产厂中究竟有几家能迎接挑战，就成了一个问号。”
原文未对白色家电行业做任何描述。
“定价策略只是竞争的一个方面，不能用来解释全部的后果”
原文也没有说定价策略可以用来解释全部的后果。
“真正使他们破产的并不是市场，而是那有些具备雄厚资金和技术实力、战略策略得当、管理得法的强势企业。”
但国外白电厂商在技术、资金、战略和管理在以前都比国内企业强，怎么没有出现电视机行业的现状呢？
所以，我头脑里可能只有国内外家电企业对比了；如果单就行业来讲，每个行业都会出现大鱼吃小鱼的竞争兼并情况，那可能比较适合“真正使他们破产的并不是市场，而是那有些具备雄厚资金和技术实力、战略策略得当、管理得法的强势企业”结论，呵呵。
九.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中，有助于争夺主导权的筹码都是资本
1.广义的资本
西方经济学把资本和土地、劳动并列为三大生产要素，事实上，土地也可以被称为资本，甚至劳动都可以称为资本。所谓土地入股，其实就是将土地当作资本来处理。所谓职工持股，按股分红，其实就是将劳动当作资本来处理。当然还有技术入股、权力入股。在一切都被经济化的时代，我们懂得，父母让孩子接受教育是长期投资，孩子刻苦学习则是自我投资，学成以后则是拥有了知识或文凭资本；对于女子来说，面容姣好是天生的资本，美容则是追加投资，因此美容店也可以被看作是使资本增值的加工工厂。某位公务员妥善地处理了一件令上司头疼的案子，得到普遍的赞扬，人们说此人增加了政治资本。和重权在握的领导人一起吃过饭，这就是资本，足以受到周围人的追捧，或高薪就聘于大公司；歌星成名之前，不计报酬地赶场唱，混个脸熟声熟，占据观众视听空间；等观众接受了，成名了，就可以一首歌要10万元出场费，即开始回收投资，享受红利。迈克尔·乔丹练就了一身投篮绝技，这绝技就成了乔丹的资本，他可以一年获得上亿美元的收入。还有广告明星，有的是凭一张大众情人式的脸蛋，有的是凭多年在电影电视上积累的公众形象，都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
因此，什么是资本呢？广义地说，资本是在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中，个人或企业拥有的货币、物品、技能、信息、特征、权力等力量，凭借这些力量可以占据相互关系中的支配或主导地位，拥有大部分财富。
2.资本依附于社会关系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因为离开社会关系，钱、土地、技能等等就都不是资本。对于鲁宾逊来说，无论是他的知识还是劳动技能，还是他盖的土房，种的水果疏菜，都不是资本。直到一无所有的“星期五”出现以后，所有这一切才成了资本，即成了鲁宾逊可以支配“星期五”的依据。“星期五”要吃饭，鲁宾逊说，可以，但是你得给我耕地施肥。“星期五”要挡风避雨，鲁宾逊说，可以，但是你得给我砍柴挑水。
土地成为资本，其资本量的大小，都取决于技术、经济和社会关系。众所周知，一块荒芜贫瘠的土地，本来一钱不值。但由于新规划的高速公路要经过，立刻身价百倍。因为土地主人获得了可以与公路建筑商讨价还价的权力。如果土地主人拥有绝对所有权，则原则上他可以要到公路改线费用一半的收入。但正如萨氏所说：“尽管我们的社会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但产权还是有限的。……即使你的家也不是你的堡垒：你必须遵守城市规划方面的法律，如果需要的话，你必须为建筑道路而拆迁你的房屋。”（第27页）也就是说，由于社会关系（法律就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的限制，土地主人没有不出卖土地的权力，从而丧失了谈判中的最大法码，不得不接受所谓“青苗费”一类极低的地价。相似的例子是地下资源的所有权问题。在地主拥有土地绝对所有权时，当地下发现石油，土地价格就会暴涨。但在许多国家都规定，地下资源不属于土地主人，而属于国家，这样政府就可以极低的代价获得资源开采权。石油资源具有流动性，在两国边境附近就经常发生石油争端。例如，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石油战争。由于战争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边境石油区的地价就会大起大落。
货币或机器厂房成为资本，其资本收益的大小，同样取决于技术、经济和社会关系。钱可以购物，以可以用来雇人，更可以组织起企业、公司。当钱用来购物时，例如家庭主妇买菜，这钱不是资本。但如果用来雇用保姆，则这钱就是资本。买菜的过程中，家庭主妇非常精明，主导了买卖，以低价买到了好货，这时家庭主妇所掌握的信息、讨价还价的技巧是资本，钱不是资本。但在雇用保姆时，讨价还价的技巧等仍然是资本，用以压低保姆的报酬。但主要的资本则是钱，这是雇主得以支配保姆的依据。
在一对多或多对多的关系中，例如企业中，情况无疑更复杂些，但也可以分为这两类。就投资人兼经营人的企业主而言，企业主往往强调利润是经营劳动所得，而工人往往强调利润是货币资本所得。其实是两类兼有。银行存款（或股票等）是货币作为单纯的资本，体现出存款人对银行的主导权。因为存款人可以存，也可以不存，可以存这家银行，也可以存那家银行。为了吸引存款人，银行常常各使绝招吸引客户，而最基本的招数则是提供较高的利率，或在利率相同的情况下提高服务质量（这同样压缩了银行的利润空间）。除此以外，投资者总是或多或少地监控（董事）或直接经营着企业。在企业内部，企业主无疑据有主导地位。但在企业与同行企业、供应商、销售渠道、税务机关、消费者、广告商打交道时，该企业主完全有可能缺乏足够的能力，在各个环节上被对手牵着走，即在各种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也就是说，企业主有可能具有货币资本，却缺乏有效的信息、技能和理解力，从而被对手淘汰，赔光本钱。
“形象使者”的脸蛋之所以成为资本，其实是由于这张脸在电视广告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广告信息的传播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电视网和公众的收看电视习惯，离不开采编录播发送接收一整套技术设施，离不开一定的收视率，当然就离不开提高收视率的电视剧、电影、体育、新闻等节目。但是在这一切条件都具备时，一个广告的成功往往就取决于成功的策划和“形象使者”的选择。广告商选择“形象使者”时常常有一定的挑选余地，这就使脸蛋的价格不可能太高；但一旦选定了某一张脸作为“形象使者”，这张脸就会作为与所销售商品相联系的特征在一段时期内每天进入上千万上亿的观众视线，这样，“形象使者”就具有了对该商品的形象垄断权。凭着这个形象垄断权，“形象使者”就可以要求广告商或生产商提供高额回报。其额度取决于该广告所带来的销售额的增长，撤销该广告、更换“形象使者”所付出的代价，“形象使者”与媒体联系的程度——这是威胁广告商或生产商的实力，以及“形象使者”是否准备一次性消耗自己的形象。在特定的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的网络中，“形象使者”有一定的自由度，而这自由度又足以造成利益相关者的重大损益，这样“形象使者”就对利益相关者具备了主导权，正是这个主导权使“脸蛋”成为资本。广告商为了防止被“形象使者”所控制，在事先往往要订立协议限制“形象使者”的自由度，为此当然要支付远远超出拍广告所消耗的体力和表情的费用。对于广告商来说，这笔费用是值得的。因为一旦不支付这笔费用，不买断“形象使者”的自由度，则一旦“形象使者”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挟广告商，损失就大了。
3.资本即主导地位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资本其实是各种经济、技术、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占有了主导性地位，有可以获得对方的劳动或财富。失去主导性地位，自己的劳动或财富就会落入他人之手。主导性地位越强，即资本越额大，可获得的“利润”就越多。民选总统的主导性往往不如独裁总统的主导性地位强，因此民选总统可获得的额外收入就少一些。苏哈托夫人被人印尼实业界戏称为“10%”夫人，即每一笔生意都要抽取“10%”的“税收”，靠的就是苏哈托军事政变起家独裁印尼长达三十多年的强力地位。根据独裁者是否利用其强主导地位谋取私人利益及其程度，我们也许可以将独裁分为私利独裁、公利独裁。苏哈托是私利独裁，而斯大林则是公利独裁。在强力私利独裁的政权中，政府官员按职位高低权力大小都可以获得程度不同的额外收入，政府往往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大吸噬者，公利独裁中往往包含着各层官员的善意，他们在主导性地位转化为额外收入时受到意识形态、道德和制度的三重制约。但公利独裁包含着私利独裁的因子，如果各层官员放肆追逐个人利益，则公利独裁有可能向私利独裁转变。这是主导性地位强弱等价于资本额大小的典型例子。
反过来说，则是资本额大小等价于主导性地位的强弱。一个只拥有10万元的杂货铺主也许只能对一个伙计拥有主导性地位，对外则主要是受主导，所谓受气、受盘剥就是受主导的同义语；而拥有1亿资产的大企业主就能对几千人拥有主导性地位，对外可以主导很多关系，比如说让警察为自己服务，让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等。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那些拥有数百亿甚至上千亿资产的跨国公司事实上可以主导一国政府的重大经济政策。不仅如此，资本自由流动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政策，正是跨国公司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跨国公司拥有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而各国政府的政策空间却被缩小了。
以技术、知识等的主导性地位来谋取额外利益的典型情境是知识产权。由于知识和技术在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靠这一类型的主导权谋取额外利益的可能性极大地增长了。比尔·盖茨之所以能够成为身价百亿美元的暴发户，靠的就是视窗软件的专利，即在微机操作系统上的技术和法律的主导地位。和一切法律一样，专利法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法律化，它所规定的是专利发明者、拥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著作权、商标权的性质和社会意义与此完全类似。
4.资本与良心的对立
萨氏认为：“个人占有资本并能从中获取利润，是资本主义的实质所在。”但只有当我们将资本作广义理解时，萨氏此论才更加表达出资本主义的实质，也更符合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感受。这样，个人占有资本并从中获取利润，就等价于个人利用自身的一切有利条件谋取自己的利益，而这又进一步等价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反过来说，如果某人不利用可以有利条件谋取个人利益，比如有权不用，有身段不卖，不以学术为权贵阶层论证，在讨价还价中不欺骗对方，对年迈无能的父母不一脚踢开，不向有权有钱者讨好献媚，坦率真诚，一句话，还有良心，此人的某项特定行为就不符合资本主义实质，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从历史来看，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变得比较文明，恰恰是由于广泛地存在反对从而制约“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老的放任自由主义新装上市，随着市场重新被神圣化，“看不见的手”重新巩固并强化了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也就重新变得野蛮化。事实上，萨氏承认：“伴随对市场的重新强调而来的，是更多的无家可归者、更多的贫困儿童以及许多中心城市的贫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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