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要旗帜鲜明地为改开三十年大唱特唱赞歌 -- 不会飞的鱼儿
至于的你说的地区?
你说有没有这些地区有没有机会?
行业?的机会是大了小了?你分析一下?
就知道下面放气?
汉人能到总理级别,满人也要能到总理级别,蒙古人也要等到总理级别,依次类推,起码要56个总理级别,不然就是对某个民族不平等.......
不是56个位置,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上的机会?难道不对?关键是有没有机会?
也就是说各行各业都有机会,各地区各种族都有机会,比只有学生才有机会好哪里去了,不会出现华山一条的局面的?
社会局面是引导出来的?机会概率引导的?懂不
改开的时候好歹还没有内战外战
政治上长期的高压状态,让所有人都不堪重负,这个不多解释,例子太多、广为人知。
在社会管理上,作为对“文革”初期无政府状态的反动,“三结合”以后的“革委会”转入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要说干部决断老百姓的生死那是夸张了,但是让老百姓蹲监狱是很轻松的事情,更别说用“五类分子”的帽子收拾普通群众了。
当年我伯父参加完抗美援越转业回家(参见Alarm:【原创】伯父的军旅生涯),因为谣传我的一个表伯在一场县城青年和某国有煤矿子弟的斗殴中被打死、凶手被公安局“包庇”起来了,他头脑一热、带着一伙年轻后生冲击公安局(PS: 这个场景很熟悉吧?搁今天就叫做“群体性事件”),导致两名参与斗殴的煤矿子弟(党委书记的双胞胎儿子)被围殴、重伤。事情闹大了,县革委会“五大班子”的领导开会讨论,已经准备把我伯父抓起来判刑——幸亏我姑父和县革委会“政法指挥部”主任的关系好,四下活动平息了此事,要不然我伯父就要被开除公职判刑了。
还有,广受大家诟病的警察刑讯逼供问题,在70年代也已经非常严重了。1973 or 74年,我父亲刚刚转职做秘书不久,有一次下乡、就亲眼目睹了区公安员(那时候区里面不设派出所,只有1~2名公安员)侦破一桩盗窃耕牛的案件的全过程。
公安员首先和治保主任简单谈了谈,摸排了一下本大队有前科的人、圈定嫌疑犯,然后就让治保主任把人传唤过来……先问认不认罪……不承认是吧?简单,麻绳一根,五花大绑,完了把绳头使劲一抽,不到五分钟,一个20多岁的精壮小伙、黄豆大的汗珠吧哒吧哒往下掉……认不认?还不认是吧……简单,操起一块砖头,噼里啪啦一通揍,打得鲜血四溅,打了没五分钟,嫌疑犯连声哀求:我认、我认……好了,签字画押,案件告破。
整个过程也就二十分钟,搞定,效率奇高——如果按照今天的办案流程,一个区几万人口、一两个公安员怎么忙得过来?
在经济上,那个时候的干部享有的特权,绝对数量虽然不大,但是在物资供应紧张、所有人生活都很拮据、高寒山区村寨还存在普遍的浮肿病的情况下(我姑父下乡调查的所见所闻),这些特权是非常扎眼的。
我爸当时是县革委会主任的秘书(参见Alarm:过去不用说官员子女,就是官员亲属都能受到很大的照顾),就连他都能沾上光,下乡的时候可以在食品站买到五分钱一斤的羊肉、一分钱一个的鸡蛋,名义上叫做“处理废品”,实际上是把准备上柜台销售的货,先让他们挑、还不限量。河里年纪比较大、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老人应该不少,这样的特权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不陌生吧?
除了日常的吃、穿、用,还有一种特权:特权药品——实际上,我们家是受了大恩的……1974年、县城脑膜炎大流行,我的二舅(就是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那个舅舅,参见Alarm:79年中国是“惨胜”?)也染病倒下。要救命、需要用细胞色素,这个药现在不稀罕、当时可是稀缺的特效药,县医院根本没有、到处都搞不到。后来,县革委会主任知道此事、动了恻隐之心,从“县革委会常委特供急救药”储备特批了三支细胞色素,我二舅的命才保住了——但是,和他同一天入院的另外几个半大孩子、全都没能活着离开医院。这个事情,直到今天、我们全家都还特别感念我父亲的那位老领导(姓朱,山东人,南下干部,“抗战牌”的,他对我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很深)……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改革,不给老百姓“松绑”,这个国家有出路么?
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如果您是80后, 您需要补课;
如果您是70后或更早, 那如此有意混淆事实, 用心又何在呢?
我觉得,不是河里有机器人,就是有人故意捣乱
希望是前者
过草,观点不同,有想说的就说出来,没能力说或者不想关注,看看也就过去了,当然表达观点和投草是自由权利。
之所以用这种语气回楼主的帖,改开几十年过去了,是念念不忘许久前的那个转折,割裂前后三十年,还是该统一把前六十年经验教训当财富,立足眼下关口朝前看,调整转变、深化改革呢?思想认识越到位、越统一,调整转变所付代价就越小,妥协改良才有更大可能,改革不管怎么继续才能有更小的阻力。过去几十年有没有问题、到今天有没有积累的问题,我等小民能不能说,要不要说,就没必要讨论了吧,单靠几位“在其位,谋其政”的领导不可能实现调整转变,只有群众嘈杂或者直至动手不动口,也会非理性混乱。
08年前后国内外形势都变了,西西河能是世外桃源吗?河友有多少可以做隐士、愿意做隐士的?今天讨论问题,必然立足眼下改开总结历史朝前走,而不是简单回忆、哭诉、褒贬。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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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省自己思想觉悟低、政治不正确。
无他,亲身感受,为文革叫好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没有脑子。我家经历过文革,被下放,被抄家,比某些坐监狱的要好些,但痛苦事情至今难忘
你一月几两肉票?粮票?油票,副食品券?骆驼祥子自己花钱卖肉吃是过去时代,后来物资供应紧张,有钱都不能买多少肉,一个人一月只能买几两肉。
(实际上过去工厂里工人,尤其是轧钢铸造等重体力劳动,每月有营养补贴,防暑降温费,夏天还有冰棍管够。我记得有家里是工人的,拿着冰棍来馋我们。坐办公室的一律没有。现在反了,一线工人什么都没有,坐办公室吹空调的有防暑降温费)
那农民有什么?
我伯父1969年从越南回国,退伍,原本安排到贵阳邮电器材厂、当保卫干部(那年月,这可是好单位、好职位),我奶奶到贵阳一看、市面非常萧条,样样都得凭票购买,日子不好过,就死活要他回县城——这个事情,我爸认为是我奶奶一生之中为数不多的错误决策之一。
1976年,我的大表舅(在贵阳磊庄机场工作,工人,专业是维修飞机,在当时可是我们家的骄傲)回老家探亲,我爸随便炒了几个小菜招待他们两口子,他们啧啧称赞、直说饭菜很丰盛——不是装客气,确实是贵阳的副食品供应太紧张了。
PS: 过了没多久,我的大表舅死于一场责任事故……几个刚刚参加工作的青工害死了他和他的徒弟,这几个青工都是那种走后门塞进来的省委机关干部子弟,上班时间嬉笑打闹、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害死了他们。我的大表舅从小是在我外公家长大的,他的死让我外公、还有我妈,伤心了十几年。
以前有个说法叫“主人翁”,现在叫“员工”——其实就是“打工仔”,属于被管理者。
生活的改善都很明显,连最离谱的房子,也应该肯定是改善了的,虽然最近几年价格实在让人受不了了。
其实大家应该批评的是这十年,两个人不继续改革,对发现的问题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纠正,放任自流。导致一些事情恶化,这不应该归罪到改革头上啊。更不应该回到文革。
你们扣帽子倒是继承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