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蒋介石是合格的领袖吗？ -- 雨夫
“918事变”，是日本14年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日本对华战争中代价最小，得利最大的一次侵略行动。日本轻易占领东三省后，又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步步进逼，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半壁河山沦陷，伤亡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因此，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认真反思 “918事变”的教训。
事变经过
日本军阀为发动“918事变”做了周密的准备。事先组织了多次“参谋旅行”详细调查了东北地区的兵要地志情况；特意安排熟悉东北地区情况的本庄繁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因为他曾经做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1931年4月，从日本本土调来了适合寒冷地区作战的第2师团(又称仙台师团，二战时日本军队是按地域招募的)。驻朝鲜的第19和第20师团也秘密向中朝边境调动，以便支援关东军。为了攻击坚固的北大营，日军从旅顺要塞秘密运来2门240毫米重型榴弹炮，并安装在沈阳站附近的军营里。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1夜之间日军就占领了沈阳城。1 周之内，日军占领了吉林、辽宁两省的30座主要城市、12条铁路线。11月19日，日军占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2月5 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没有集中兵力对日军进行统一协调的反击行动，驻扎在辽宁、吉林的东北军仅少数部队进行了自卫，并很快撤离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驻扎在黑龙江的东北军进行了江桥抗战、哈尔滨保卫战等几次大规模战斗，但最终因孤军奋战而失败。这样，“918事变”爆发4个月之后，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被沦陷了。
不抵抗主义
虽然日本的军事传统一贯采取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手段，但是日本在事变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瞒住中国军队的眼睛，“918事变”之前几个月，当地驻军不断发出日军可能异动的警报。
可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不但不作任何应变部署，相反一再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同时把30万军队调往江西，准备发动对红军的第3次围剿。蒋于 1931年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提出“先安内再攘外”，不消灭“共匪”和“粤逆”就不能抗日。这是蒋首次公开发表“不抵抗主义”的国策。
“918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没有采取任何抗日军事行动。只是通过外交部向当时的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侵略。蒋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批判蒋为“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面对国内压力，蒋打出了“外交”、“反共”“亡国论”三张牌。其中 “外交”是用来为不出兵抗日遮丑的；“反共牌”用来拉拢地主、商人等上层势力；“亡国论”用来恐吓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普通士兵。
蒋多次喊出“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日是为俄国打仗。1932年1月11日蒋在浙江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时，抛出了著名的“3日亡国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见1932年1月21―23日上海《时世新报》)
破产外交
向国联呼吁干涉的外交活动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后来的李顿调查团无非是一场闹剧而已。因为在中国不做丝毫抵抗的情况下，列强都不希望得罪日本。
苏联虽然收容了大量退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但公开政策还是宣布严守中立。而美国、英国早与日本做了利益交换，一方面希望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一方面又希望日本进攻苏联。美国、英国甚至宣布支持日本的行动。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从1931年918事变到 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
1931年“918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只是损失更惨重而已。在济南惨案中，蒋介石手握重兵，却不敢抵抗几千日本干涉军，结果7000多中国军民被杀害，蒋派去对日军交涉的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挖去双眼最后残忍地杀害了。
无数悲惨的事实证明，面对外敌侵略，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外交必然破产，如同一个赤身裸体人落到狼群中。周恩来总理谈到蒋介石时说：“我们看他的过去，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知道他的将来。”
1931年中国能抵抗吗？
“918事变”爆发时，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 2.34万人。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因此兵力方面中方占绝对优势。
总体上，中国军队的火力是不如日本军队的，但是在“918事变”时，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仅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支。这些武器如果用于对日作战，在日本大举增兵之前的1～2个月内，火力上也可以完全压倒东北和朝鲜的日军。918事变前，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秘密把20万支枪分散到各县，为后来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准备了大量的武器。
即使在火力处于劣势情况下，只要有坚强的组织、正确的作战指挥，中国军队也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就在蒋介石发表“3日亡国论”之后17天，蔡廷锴将军指挥的19路军就违抗蒋撤退的命令，在上海奋起反击日军，奋战30多天，这说明中国军队是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的。那么东北军能打仗吗？同样可以。就在918事变后不久，驻黑龙江的东北军22旅在双城车站袭击日军天野旅团，杀伤日军600～700人。但是上述个别部队的孤军奋战都因为得不到主力的支援而失败，因为现代战争需要协同作战和大量的后勤保障。同样是东北军，1937年吕正操指挥的第691团奉命掩护几十万“国军”南撤， 691团完成断后任务后决定留在华北坚持抗战，后来加入了八路军，在冀中地区坚持了8年游击战。抗战中，东北军第111师参加了山东八路军，后来成了中著名的38军的一部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38军屡建奇功，被誉为“万岁军”。无数事实证明，东北军是能打仗的，但是蒋的不抵抗主义断送了国家、断送了军队。
火力强和火力弱的军队之间的差异，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方法打的问题。以30万东北军的实力，完全可以采用主力军的运动战结合民众的游击战与日军周旋。东北人民曾经组织起大量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长期斗争，但因为得不到正面战场主力军的援助而失败。抗美援朝初期，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25万左右，1950年中、美军队之间的火力差距远远大于1931年中、日军队之间的差距。
就人力、财力、物力而言，从“918”到“7?7事变”，中国军队没有一天不在打仗，只是这些力量大多数没有用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白白消耗在内战中。东北 3000万人口中，如果以10%的保守比例计算(二战中德国征兵达到其总人口的16%)，本来能够用于对日作战的兵龄男子就达300多万，几乎相于8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总伤亡。“918”之后，日本从关内骗到关外的劳工又有300万，这些人力都被送到矿山、工厂、或修筑秘密工程，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节省了日本大量劳动力用于战场。战后在东北地区日本工、矿企业及军事基地附近发现的万人坑中就有50～60万具劳工的遗骸。
到1937 年，全面抗战开始时，蒋在1931年以后立志要消灭的共产党、广东、广西等地的地方势力他一个也没有消灭，而且后来还和这些力量一起合作抗日了。这说明中国各种主要政治力量，虽然政见不同，但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是可以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的。即使仍有不顾大局的反对势力，也会由于抗战一方维护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而陷入孤立，最终加速其失败。比如1950年中国境内有国民党残匪170万，但是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这些残匪很快都土崩瓦解了。这个事实说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其捍卫整个民族生存与安全的能力。
无论从人力、物力、军队、民心、士气等各方面看，中国在1931年，是完全有能力奋起抗战的。
1931年日本国力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931年，日本是否有能力3天灭亡中国呢？实际上，1931年的日本并没有足够的国力来侵略整个中国，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政治体制、动员程度、军事能力都不可能支持一场大规模战争，甚至无法支持一场长期的局部战争。
由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和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整个20年代日本都不得不压缩军费开支，甚至裁减军队。30年代初期的日本并没有完成工业的军事化，重工业只占其工业的38%，军费只占财政支出28%。如果日本经济按正常经济规律运行，其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全面侵华战争需要。例如 1931年日本军费为4.54亿日元，仅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甚至弥补不了一次大规模战役的消耗。
“918事变”时，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9.18’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之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销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
1932年“1?28事变”时，由于19路军积极抵抗，日军4易主帅，3次增兵。在战局僵持不下时，日本藏相高桥是清曾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3个月都维持不了”。
由于日本的财政能力和侵略扩张野心之间的矛盾，造成军方和政府的矛盾激化，不断发生倒阁、兵变和刺杀事件。1930年由于滨口内阁压缩海军军费，签署了《伦敦条约》，同意限制日本海军规模，因此日本海军杀死了滨口幸雄首相。1932年“5?15兵变”，日本陆军杀死犬养毅首相。由于不能满足日本军阀对战争经费需求，在1936年日本皇道派军人发动的“2?26兵变”中藏相高桥是清被作为“国贼”乱枪打死。1930年到1937年间，日本共有2位首相2位藏相被杀。
政治动荡的背后的实质是日本财阀改变了他们的投资方向。财阀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投资于风险小、利润大的行业。“918 事变”日本轻易夺取了东三省，使日本财阀改变了主要依靠商品和投资掠夺中国财富的老办法，转变为主要依靠战争掠夺的手段为主。因此他们在经济上投巨资于军工产业，在政治上抛弃了政党政治，转而支持法西斯政治。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不可少的政治、经济准备。
“918”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又一场赌博。占领东三省，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资源、劳动力、商品市场，帮助日本摆脱了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军事上完成了向军国主义道路转变。支持了日本以后进行的侵略战争。1937年日本军费增加到32.7亿日元，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军费增长了7倍，步枪生产增长了10.8倍，机枪增长了3.2倍，火炮增长4.3倍，飞机增长2.8倍，坦克增长38.9倍,汽车增长20倍。这时日本才初步具备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能力。
关于侵略东北三省与侵略全中国的关系，《田中奏折》里说得很清楚：“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不夺取东三省的资源，日本就没有能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假如日本从华东方向侵略中国，那么日本就无法夺取足够的铁、煤炭等战争物资。日本的扩张战略带有强烈的赌徒色彩，它必须把本钱和一次赌博赢到的钱全部压上去，进行下一次更大的赌博，只要一次输掉了，它就只有倾家荡产，退回最初的起点。
如果中国在1931年能够奋起抗战，不但不会3日亡国，还可以避免后来半壁河山惨遭战祸的结局。
什么时候开始抵抗？
这个问题对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既然中国有过汪精卫、蒋介石，所以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
投降派有个著名的三段论：(1)因为弱小，所以需要发展(2)因为需要发展，所以需要
和平(3)因为需要和平，所以必须投降。
投降派这个三段论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这里有两个致命的错误：
(1)他们假定敌人也是静止的。但是敌人的胃口不会因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满足，既然轻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会不断打上门来。历史上无数先例证明投降派总是麻烦不断，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挨打。
(2)他们假定投降的代价小于发展的成果，但实际上投降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投降后发展的成果。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国际信誉、政权的道义基础、军民士气等等软实力的损失。
正确的结论是――必须从受到侵略的那一秒钟就开始抵抗。当一个国家面临侵略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处于不利境地，在这时已经不能追求什么最好选择，只能使事情不要变得更糟。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坚持这个原则，既是唯一正确的自卫方法也是对潜在威胁的威慑。例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北纬17度线问题，有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越过38线后招致中国出兵的先例在，美国军队始终没敢越过北纬17度线。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信用也是她的实力之一。
抵抗失败也比不抵抗而失败要好。芬兰就是个抵抗战败的例子，强大的苏联红军攻占了柏林，但是没有占领赫尔辛基。因为芬兰军队在1939年苏芬战争中进行顽强的抵抗，使苏联认为占领芬兰得不尝失。假如芬兰也采取不抵抗主义，那么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芬兰了。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很多败仗，但由于坚持持久战，终于把日本经济拖垮。1937年的日本经济在高度动员情况下只能维持2年，后来尽管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但到了1941年，日本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成年人每天只有330克粮食。因此日本只有冒险与掠夺东南亚，与美英开战，走上了加速灭亡的道路。
弱小的一方也可以越战越强。内因反面，国家可以更紧密的团结，调整投资和建设方向，从实战经验中检验平时建设的得失。军队也可以从战争中得到锻炼。外因方面，弱国对抗强敌，争取国际援助是很重要的。但是打胜仗主要还得靠自己的力量。人不自救，天莫能助。往往是先靠自己的力量打几个胜仗才有外来援助。如抗日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得到美国大批援助，火力大大增强。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胜利之后，苏联才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1941年12月苏德战争莫斯科大反攻胜利之后，美英援助才源源不断运到苏联。毕竟谁也不愿意投资给失败者。
战争中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国力的强弱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胜负却不一定。双方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一个国家必须从受到侵略的哪一秒钟就必须开始抵抗。
谁的利益如此神圣？
1931年8月22日蒋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蒋说的“我们”是谁呢？荣臻说的“国”是谁的国呢？
显然不是农民，从清末以来，每一次割地赔款的负担最终都落到农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条约”的道理。不是工人，因为工人一向在列强和买办的血汗工厂里被敲骨吸髓。也不是知识分子，9?18之后不知有多少青年学生在请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是军人，保家为国是军人的本分，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都是坚决要求抗日的。甚至有不少地主，因为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霸占了，在东三省，日本也计划霸占1/3的耕地分给日本的“开拓民”。
总是有人要求别人牺牲，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一代人，牺牲国土，牺牲盟国……试问一个国家里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队都牺牲了还剩下谁？谁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个民族为之牺牲？
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蒋发表的讲话正是官僚买办集团利益宣言。蒋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买办利益的要求。
买办诞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列强必须通过买办在中国谋取利益。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武力掠夺三种手段，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侵略手段也不同：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主要是靠商品输出(鸦片贸易就是典型的例子)；北洋军阀时代重要依靠资本输出(主要依靠借款给军阀们打内战，作为交换攫取中国的铁路、矿山、关税等利益)；1927年以后主要转为武力掠夺，因为日本已经不满足于从半殖民地的中国获得的利益了，因此发动“9?18事变”夺取东北三省做殖民地。
在这三个阶段里，买办始终为帝国主义服务，同时分得一份利益，因此买办的势力也逐步增强。
最初买办除了有几个钱之外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到了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封建势力需要加强和列强的联系，于是出现了所谓“红顶商人”。如1900年，上海40个大买办中有15个花钱捐了“候补道台”。但这仍是一个尴尬的形象，因为社会主流还是科举制产生的封建士大夫，因此很多买办还积极参加反清活动。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出现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这时的买办通过资助各派军阀，积极参与政治。在广东，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甚至组织商团武装和孙中山的革命军作战。在上海，江浙财团导演了著名的“4?12事变”。
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握了军政大权。1927年的蒋政权是个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汪伪政权已经完全成为彻底的买办政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的30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力掠夺的最好服务就是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掌权。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国民党逃台之后曾美化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为结局的。
然而买办们在这十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至今还有人怀念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怀念黄浦江里的外国兵舰，怀念租界里手持棍棒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就是买办和租界文人，那是他们淘金的十年。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唐朝时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易之，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个纸条上写：“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易之竟狂妄的回贴：“为欢一日已以足”。后来张易之果然被愤怒的羽林军斩杀了。然而买办的本事比张易之要大得多。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闻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200万军队按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30万、50万、100万兵力， 3000万军费。围剿抗日的19路军和抗日同盟军都出动了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说明，买办的利益依附于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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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
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
是缘木求鱼。 ────────────白修德
白修德(Theordore White)是着名的美国记者，以分析报道美国总统大选而闻名，著有四本
<<总统的诞生>>，并获普利策奖。然而白修德的记者生涯却是从中国的山城重庆开始的。抗
日战争期间白修德作为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在重庆生活了若干年。他曾深入过山
西游击区，报道过河南大饥荒，跟蒋介石谈过话，和周恩来喝过酒。抗战结束后他返回美国，
出版了<<中国惊雷>>，在书中揭露了蒋介石政府内部的腐败。许多年后目睹了美国在越南的
失败后，再回忆四十年代初的重庆，他深感“美国方式”给亚洲带来了悲剧。在<<搜寻历史>>
一书中他写下了下面的话：
“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象重庆的国民政府那样彻底地被“美
化分子”所渗透。也没有哪一个政府(也许后来的南越政府除外)如此彻底地被美国的理念、
援助和指导所毁灭。就整体而言，并不能说这个政府中的男男女女们是被美国人所招募的，
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美国理念和方式的追随者。半个世纪之前，传教士们开始动摇古老的
中国传统观念，教会学校和学院使美国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发愤图强之心和对现代化、西方
化的渴求促使人们追求美国人的知识，技术和文化，仿佛美国人知道世界上所有生活的真谛。
这种渗透是从政府的最高层，从总统开始的。魏斯理学院毕业的蒋夫人说服蒋介石信了天主
教(？)。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有奥柏林和耶鲁的双重学位，外交部长是耶鲁1904年毕业
生，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具有哥伦比亚和加利弗尼亚两所大学的
学位。新闻部长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中国银行行长，后来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是哈佛1915
年毕业生。这份长长的美国毕业的中国政府高官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数下去，从国家卫生官员
到盐务官员，到外贸官员。外交部的驻外使节更是清一色的长春藤名校毕业生。驻华盛顿的
是康奈尔和哥伦比亚的毕业生，驻伦敦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驻巴黎的顾维钧不仅在哥伦
比亚大学拿了叁个学位，而且还编辑过那里的校报，如今他又增加了一份新的骄傲， 他的
儿子进入了哈佛大学的克里门生体育俱乐部。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
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 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
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一场悲剧。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明白，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
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
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
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 在白修德看来，
蒋介石政府中这些有着耀眼学历的高官们就象是一台现代电子仪器的面板。每当你按动一个
按钮，面板上都会有一盏彩灯发出美丽的光芒。然而那彩灯背后的线路究竟是怎么连接的，
天晓得。只有当你反复地按过许多次按钮，发现除了彩灯闪耀之外再不会有别的反应后，你
才明白过来，原来那面板后面的操作系统根本就不工作。在重庆时白修德曾多次采访过孔祥
熙，印象最深的一次话题是关于几年间上涨了一百多倍的物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什
么通货膨胀”！孔博士这次没有打哈哈，他咆哮着说。“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
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
胀！他们发神经，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
一个王朝的丧钟那时候就已经敲响了。
你的转帖总让我看好! 顶!
抗日战争
1937年7月～1945年9月，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中国单独对日作战计有四年半时间。到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对美、英开战，中日之间的战争，始演变为太平洋战争。中国乃与美、英并肩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抗战前的中日状况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后，日本又在淞沪和长城进行武装侵略。复在华北制造“特殊化”，终于在1937年发动 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时，中日两国国力对比悬殊。日本是帝国主义的五大强国之一，轻重工业相当发达，陆海军在质量与装备上占绝对优势。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工业落后，生产力薄弱，军事装备差。中国依靠的是军队及民众的高昂士气，以血肉之躯，与侵华日军拼斗。
国共合作抗日御侮
1937年7月7～8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于北平(今北京)西南卢沟桥附近发动卢沟桥事变。事变爆发之日，正值国共两党商谈团结抗日之时。中共中央即于8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军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军的新进攻。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 电令第二十九军就地抵抗。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抗战到底。”8月13日，日军突然向上海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 淞沪会战 遂告爆发。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将全国临战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并将大批主力部队调往上海方面。25日，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12日，南方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改编后，立即开赴华北、华中敌后作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 中国共产党 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结成了以 国共合作 为基础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此前后，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机构也作了某些调整，任命 朱德 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聘任 周恩来 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等等。同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必须发动全民参加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1938年5月， 毛泽东 作了 《论持久战》 讲演，论证了抗战必然持久，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抗战初期，国民党可使用于第一线的兵力约100万，全部投入正面战场，确保了重要阵地与地区，消耗疲惫日军有限之兵力，粉碎其“速战速决”战略，从而迫日军于平津、津浦、平绥、平汉、太原等地会战，并且迫使日军增兵上海，日军被迫从由北向南的作战改为自东向西，乃有4个月的京沪会战，3个月又25天的徐州会战，4个月又23天的武汉会战。在一系列会战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等壮烈殉国。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八路军 、 新四军 积极开展敌后抗战。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晋北平型关首战告捷，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胜利。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队对日军之攻势，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在作有限度的抵抗消耗疲惫日军之后转移后撤。在16个月的时间内，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主要城市，蹂躏了东半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中国的抗战打破了日军挟其优势军备进行连续不断之攻击、迅速歼灭中国野战军、夺取战略要地、迫中国屈服的企图，宣告了日本“速战速决”政策的破产，粉碎了它“三 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国的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人兵力，消耗敌人战斗力，从而达到阻止敌人前进及建设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
战略相持阶段的开始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以后，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由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预备兵源枯竭，以及国内财政经济困难，被迫改变侵华的方针和策略。在政治上，日本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企图引诱国民政府降日反共，从而达到其“以华制华”的目的。在经济上，加紧掠夺占领区资财，建立所谓“长期自给体制”，以克服财经困难，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军事上，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对侵华兵力部署进行调整，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为了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继续向正面战场发动了南昌、随枣、长沙(两次)、桂南、豫南、上高、晋南等次战役，但除了占领海南岛、南昌、晋南外，其他地区并无进展。自1939年起，日本陆海航空队不断向中国战略的重要目标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衡阳等地实施战略轰炸，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与此同时，日军为保住占领区，集中兵力企图首先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尔后分散兵力占领要地建立据点，逐步削弱并最后消灭八路军。他们在大量伪军配合下，实行三光政策，肆意杀害无辜群众，但八路军在广大群众支援下，艰苦奋战，牵制了日军主力部队，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抗击，使日军的进攻没有收到歼灭性的效果，而中国抗战所面临的许多艰险局面也逐一度过。
随着日本侵华方针的转变，国民党内以 汪精卫 为首的亲日派分子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要当权派，虽然继续抗战，但已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转向防共抗日。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然继续部署对日抗战，但同时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通过“整理党务”的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长期进行包围封锁，不断制造反共摩擦。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的 皖南事变 ，对抗战事业造成重大损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关头，不断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贯彻独立自主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进一步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日军多次围攻和“扫荡”。特别是1940年8～12月进行的 百团大战 ，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同时，领导根据地军民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等已发展到50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达1亿多，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中坚力量。
中国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场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日本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8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宣战；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声明对德、意两国处于战争状态。 太平洋战争 爆发。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对轴心国共同行动的宣言，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次日，蒋介石接受同盟国的推举，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本战区的盟军共同对敌作战。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中国作为主要战场，钳制了日军的60兵力。中国军队为了配合美、英军的对日作战，进行了第三次 长沙会战 ，使日军遭受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次大失败。同年3月，日军进攻缅甸，英国守军告急，中国以陆军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组成 中国远征军 入缅作战，以 重大的伤亡及几年的艰苦作战，终于配合盟军将日军赶出缅甸。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军为了把中国占领区变成其稳定的战略后方和兵站基地，进行惨无人道的毁灭战和连续的“扫荡”，并构筑大量的封锁沟、封锁墙和公路网。由于日军的连续“扫荡”和摧残，加上华北地区连年灾荒，致使抗日根据地军民遇到极端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和实行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等一系列正确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出于牵制日军的战略需要，积极援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向国民政府提供了财政与物资援助，并废除了在华治外法权。1943年11月，美、英两国首脑还邀请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共同协商对德、日作战的计划，并发表了《开罗宣言》。由于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军，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并且是联合国发起国之一。
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
1943年，在太平洋战场美军转入战略反攻。日本为了挽救其军事上的不利态势，于1944年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 豫湘桂战役 。结果国民党军大溃败，丢失了大片国土。西南大后方人心惶惶，为抗战以来未有的险恶局面。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官僚资本垄断操纵，致使大后方经济凋敝，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美国政府派遣P?J?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两党关系，致使中国的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从1943年夏秋开始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中，逐步恢复和扩大根据地；从1944年起乘日军抽调力量于太平洋战场和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之际，向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同年5月5～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路线，仍然是一条坚持独裁、抵制联合政府、抢夺胜利果实、准备内战的路线。两个大会表明了国共两党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两种不同立场和态度，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和革命的发展。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3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向中国东北日军占领区进军。中国军队积极配合盟军的攻势，进行了全面大反攻，日本终于在8月15日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署了投降书。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中国军民在8年抗战中，承受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30万人以上。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被残害致死的，不下200万人。此外，还有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化学战。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8年中，中国的持久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共歼灭日军150余万人，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3万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是中国各族人民近百年来反抗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壮烈光辉的篇章。1995年9月3日北京举行纪念大会，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他究竟是民族的罪人还是民族的功臣？
是与外界完全隔绝的
什么东西也进不去 什么东西也出不来
打了一辈子仗 却没看出多少进步 （什么也没学会 什么也没忘记）
搞了一辈子政治 最后还是老办法
脑筋之顽固也可算是一绝
这个命题已经不重要了。
国民党遗民一日少一日。
我们现在口口声声冀希望于台湾人民以求统一的，也就是冀希望于所谓泛蓝民众,而泛蓝的中坚部分深蓝，却以“党国”遗民为最，这部分人的大中国情结最浓，反台独最坚决。我就见过这样的遗民，一提起李登辉义愤填膺，恨得牙根直痒。的确，这样的遗民一日少一日了，台独的声浪也一日高过一日了。幸耶祸耶？
一直到不久前政府对台湾的民情了解一直有偏差。情况不明，政策就难准确有力。
冀希望于谁也不如冀希望于自己。
泛蓝多为七老八十的老兵及后代，即使侥幸能夺回一届政权也不要指望他们能成什么气候，能在统一上有上乘表演，他们还要与中央争“正统”呢。
国民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也许是件好事，以后台湾的事情就可以像港澳那样完全重起炉灶。
鲜花一朵敬上
浙江的地都弄好了，可怜的蒋委员长还是不能回乡！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