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联产承包的记忆 -- wanghexinnian

一些耕种方式等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重新搞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包产到户确实是逆潮流的。

我出生在“破旧立新”的时代，赶上了文革末期，父亲是小学老师，母亲是农民。我记得为了挣工分，我在初中的时候还参加过生产队的劳动。家里只有爷爷和母亲能挣工分，每年生产队算账的时候，我家都会冒钱（我们这儿的话，叫工分挣的不够，要贴钱给生产队），托集体的福，我家在包产到户之前没有饿着，靠着老爸的工资，生活还比其他人显得宽松。我家兄妹5人，趁着学费和物价还没有上天的时机，有四个顺利的上了大学，有了自己的出路。

我家最困难的阶段就是包产到户以后，家里劳动力不足，需要靠亲戚邻居帮手，才能完成农业生产。但是我还是觉得，包产到户是那个时期正确的选择。

两个方面：一是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这个河里大拿分析的比我透彻，数据有说服力。二是打破了农村吃大锅饭的传统，此后，通过破产改制打破了城里工人吃大锅饭的传统，现在骂的比较凶，就不说了。可以说，吃大锅饭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国家都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是最严重。虽然现在很多人非常痛恨就业、教育、住房三座大山，但是和上个世纪6、7十年代相比，就业机会、教育机会、住房条件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现在包产到户已经不合时宜，但是在那个年代无疑是突破制度的最好方向。

和前苏联相比，中国改革之路可以说是运气好的不得了，如果有人还怀念过去，看看东北那个邻居就知道了。

在市场末端，靠卖农产品发财，就象站到桌子上咬鼻子，从民国的多收了三五斗，到现在西方普遍依赖政府补贴的农业，都证明了这一点。

靠所谓完全的市场化的农业，特别是小农，极易因轻微的市场波动而亏本，甚至破产。

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几乎是最不市场的产业，而当年中国农民革命，也和农业比价低有密切关系。

１

是民国时期的平均亩产，当时是完全的私有制，而耕作上投入的新技术也不多。

２

建国后，到建立公社前这段的平均亩产，这会实际接近承包制，而技术水平也和民国时产不多。

３

用以上两个时期平均亩产，比对公社化和包产后的平均亩产，就能大概算出，技术投入与所有制转化，对亩产所产生的影响。

好象是同步在宣传的，可这两者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普遍吃大锅饭，那也就没有坚苦的劳动，如果坚苦劳动，也就谈不上吃大锅饭了。

苏联的例子好象正相反，他们现在才真真正正是，靠吃大锅饭在混日子，经济完全靠买资源和越来越不灵的军火，眼看就奔中东式国家去了。

苏联时代，不管是生产效率还是生活质量，相应的倒是变天初，和眼下的情况的中合。

变天初大部分百姓比苏时苦，生产能力也废了一多半，这些年改吃油发点福利，日子倒是好些了，但生产能力是一天不如一天，标准的大锅饭。

大的收益率。

就算这个亩产，一点不计技术和例年逐升投入，全一次性算到包产到底上，生产率也只相当于提高了一倍多。

你包产到户，不可能只包给几户，而且地也是原来的并没新增，所以这几户的地不可能明显多于其它户。

所以你这几户人的产量，要想达到过去生产队全队水平，那么所需要的增长率，是你们全村户数，相对于五六的倍率。

如果过去是一百二十户，在地平分情况下，这五六户的产量，要超过包产前，二十到二十四倍才可以。

如果是三十户，那么五六户产量要超过包产前，五到六倍。

无论如何，一倍的增产率是不够的，更合况这个比对是六四年到八四年，逐步上去的。

老兄，你们村大约有多少户人家啊，不过只有十来户吧。

http://baike.baidu.com/view/473646.htm

明末水稻亩产约1.5石（112.5公斤）；清代中叶约1.8石（135公斤）。民国23年粮食平均亩产137公斤，民国34年为118公斤。

1952年，全县水稻单产从1949年的162公斤提高到257公斤。

1963年开始推行“麦、稻、稻”三熟制，当年粮食亩产达351公斤。1964年突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达到402公斤。

1980年粮食亩产646公斤、棉花59公斤、油菜籽102公斤，1984年创粮食亩产849公斤、棉花亩产98公斤的纪录，油菜籽高达144公斤。1988年三者亩产分别为704公斤、64公斤、156公斤。全年粮食总产量28.8万吨，棉花、油菜籽也分别达到318.9万公斤和1828.8万公斤。全县拥有农机总动力20.5万千瓦，农田机耕面积达99.3％，机电排灌面积达100％。本县为上海郊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

解放战争

，证据就是用了“割烟”一词。

事实上，就那几亩地完全不必要花费大量的劳动时间，但是由于集体化挣工分的做法，任何人都不敢少出一天工，少出工就要少工分，而由于基本上杜绝了从其他渠道得到合法且足够的收入机会，不出工就根本不可能。

事实上那时也有大量的公社在尝试建立一些工业或者种植蓄牧业，但由于大锅饭的原因，效果并不好。

包产到户增产的原因并不是指劳动时间的增多或者说责任性的加强，而是由于农民多余的时间能够获取一定的收入从而能购买化肥农药良种。

　　之前，农民的自留地单产普遍比集体地高，七0年前后跑过农村几个地方，没见到农民对集体劳动积极性高的。

　　我插队的地方，到我们水利队来参加集体劳动的牧民，拿的铁锹就只有食堂炒大锅菜的锅铲那么大。这要是在江南粘土地还有点道理，我们那里是沙土地。

　　另外，八十年代初开始摘包产到户时，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不多，基本上是靠土地收入，所以农民积极性只有用在土地上。那时农村机械化还相当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对产量影响就较大。

　　八0年开始有包产到户，八二年全面推开，全国总产从八一年的32502万吨到八四年的40731万吨，三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这个增长幅度是49年以来最快的，这个没法全部推到化肥和良种身上，当然也不能说全是包产到户带来的。

　　包产到户对增产的作用不是任何地方都一样的，在原先集体生产搞的较差的地方效果明显，如小岗村。集体生产搞的较好的地方效果就不明显，这样的地方不顾实际强行推行包产到户甚至有可能造成产量下降。

　　包产到户另外的好处是干部能吃到的少了，这是我姐夫的弟弟对我说话，他是苏北的农民。

　　还有个好处是农民空闲时间多了，集体化时期靠工分，一天不出工就没工分，所以不管地里有没有活都得出工，队长也得找活给社员干，不管这活是不是需要干。包产到户后地里活少时部分农民就可以外出打工挣钱。

　　但这空闲时间多了也带来后面的问题，农民打工收入超过种田收入，这就带来农业劳动积极性降低。

　　社会总是会发展的，条件变化会带来适用方法的变化。机械化的发展、农药、化肥的大量应用（前三十年也有，但不多），犹其是除草剂的大量使用，使农民人均能耕种的土地大大增加，一家只有几亩、十几亩土地的小农经济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情况，所以包产到户的方法也得相应改变。但现在需要改变不代表当年的包产到户是错误的，条件不同而已。

如果是很多人干一个人作的事，应时不应工，那应该很闲啊，实际是这样么。

至于工业，别逗了，四三完成前，化肥化纤还有用来造大量轻工品所需的塑料，从哪来？

你没化肥怎么增产粮食和绵花，既缺绵花又缺化纤怎么搞服装之类的，连塑料都不足，怎么作那些简单的轻工产品？

改开后乡镇企业以什么为主？不就是食品粗加工，服装，简单日用品加工么。

食品都不足你加工什么？布料都不足你拿什么作服装，塑料都没有，那些简单的日用品拿什么作？

说大锅饭，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在工厂时，同岗最多时有五个人，但真正干活的就我一人，其它人能不干就不干。我忙时一天干的活，比那几个人一周加起来干的都多。

后来人减到两个，工作也基本平衡，但这个效果是怎么来的哪？

１

这个工厂由于技术改造，工作量小了（当然了，要说明的是，不是这厂技术进步了工作少了，而是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了，大量工作通过新技术完成，需要这个工厂技术水平完成的工作就少了。）

２

人事斗争，我就是那会儿学会怎么整人的。你现在去问我那些早年的工友，不会有什么好评，而其实我只是把工作，控制在了，正常情况下，同岗两个人，均分工作，仅此而以。

这不是两个人的事，直接涉及从班组人事，到涉及的其它岗位人员，事非常小，但关系非常复杂。

为什么我们的思路完全不一样，没有无源无故的爱与恨，大事上我看物质基础，具体事上从复杂的细化人事问题入手。

叫我象你们那样，大事情绪化，然后以简单化来判定情绪，不可能的。

不是谁聪明谁傻的问题，经历不一样。

而且这也不仅是个人经历问题，有大量的周边其它人的经验参与证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种社会的经验交错。

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先要过客观大方向的关，然后是非常复杂的人事关系。

所以不讲客观只讲主观，还把主观简单化的那套，这种人不是傻瓜就奸贼。

农业产量要提高，水、肥、种缺一不可。

主贴老念叨集体时期农民没有其他收入所以就买不起化肥了，还有没有收音机什么的。如果一直是集体、公有制，难道中国工业就不发展了。当时收音机自行车的普及是很快的。还有化肥多少，从局部看，好像是当地农民有没有收入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国家工农产品比价的问题。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随着工业生产率提高工业品逐步降价、缩小工农剪刀差的政策。中国60年代石油自给，天然气产量也逐步上升，这就为70年代以后农药化肥的大幅增产奠定了基础。

但是所有这些，离开了灌溉，全没用。灌溉农田的产量平均为雨养农田的三倍。统计上灌溉化与单位产量之间的关系非常显著。如果没有集体时代留下来的水利，你再怎么有劳动积极性，就是个小农经济的水平。而中国农业是世界上灌溉化程度最高的之一，这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功劳。中国现有水库几乎全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

中国农民勤劳朴实，但是小私有者的近视鼠目寸光也是不容置疑的。

短期看起来，个人对自己那份地是增加了积极性。但是，公共事业、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就没有了。水利也不修了，医疗教育也都向钱看，治安公共秩序逐渐颓废。是啊，这些是新问题，但是不改变私有制，中国农村这些问题能有救吗？不就是一步步滥下去。

而毛主席的办法，是从农民的长远根本利益出发，短期宁可苦一些，也存在有人积极性高，有人积极性低的问题。但是，只要生产逐步发展，水利、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再因地制宜地搞些小工业，那些问题都不怕。

毛主席的几十年，总得来讲集体生产是发展的，人民生活是越来越好的，而且有保障，有安定感，又有前途。经过一代人两代人，集体生产成为习惯，人民的觉悟自然也会普遍提高。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下来，中国的农村不仅不会萧条，而且水利完善，很可能早就实现了普遍的免费医疗和教育，环境也会得到保护，农村社区也会安定，人与人之间互助和谐，农民根本不需要外出打工落入黑砖窑或被迫开胸验肺，也不会吃各种有毒食品，变成癌症村。这比现在不好吗？

　　六十年代初，光我知道的就建成了上海的吴泾、浙江的衢州两个大型化肥厂，前者主要生产硫酸氨和硝酸氨，后者主要生产氨水。

　　六十年代后期各地还搞了不少小化肥厂，用煤做原料。

不加以说明的话不易看清。

　　我插队在牧区，不过那时为搞粮食自给，每个大队都会搞一个农业小队专种粮食，叫水利队。

　　我们那个水利队常年有十人左右劳动，农忙时还会从牧业小队抽人来，平均每天有十来个人吧。

　　那时基本不用化肥，畜粪很多，有井水浇地，好象也没用什么良种，耕地用牛，多少地也摘不清，反正每年打的粮够全大队三到四个月的供应粮，可能有埋伏，算起来大约年产三四万斤吧。

　　08年回去，原水利队已经没有了，那块地方被一位汉族牧民承包放羊，两口水井也归了他，柴油机抽水改成电抽水。因为有现成的井和渠，土地原来也平整过，我们原来种的土地多数他还种着，比原来面积小一些。按他的说法，他现在一个人每年打的粮比当年整个水利队都多，玉米为主。

　　当然这不能排除化肥和良种的作用，但当年俺们是把他归入到懒汉中的。他的老婆也是汉人，上过三年小学，数数不能超过二十，否则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