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的一点补遗说明——关于所谓的“40%” -- 黑岛人

47年边区早已不是特产种植区，成品的隐藏运输并不为难。

至于“48年”是结合以下两人履历以及“西北全部解放”这句话推断的时间，可能比48年还要晚些。以文意反推之前还是有特货销路，没有完全查禁的，当然到这个时候特产也谈不到对边区起多大作用了，只是这段历史的终结罢了。

《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关于对查收毒品提出几个意见的函》

石、罗局长:

西北全部解放特货已无销路自应查禁，但对缉私查获之毒品应规定一定价格，以利工作进行，特提出以下几个意见，希即将缉私条例护以修正:

白如冰（本人注：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

刘墉如（本人注：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

11月12日

《对外贸易的经营与管理——山东全省工商会议决议之二》

华东财经办事处工商部1948年9月20日印发

“以1942年粮食每担（石）约1666元边币计算，农业税实际约为2.75亿元边币，即1942年的特货收入1.4亿元(不到一点)占收入实际比例即直降到22.4%。”

基本一致。

然后呢，承认了研究边区实际财政来源比例，实物税不能无视后，又只看一个救国公粮，其它一律继续无视？！

还是拿我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草料来说，1942年救国公粮是16万石，公草是2500万斤，当年草料的时价现在是不太好查了，不过也不是没有线索，在当年运盐的相关资料中，有草价的信息，“按照安定一般市价，以自带草料计，草每斤零点三元，黑豆每升三元，米每斗四十元”。从以上可知，草料时价大约是黑豆的十分之一，而据《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征收公粮以谷子为标准，谷子和其它粮食的折价换算是：麦子四升、包谷一斗五升、黑豆黄豆一斗二升……”换算可知，黑豆又大约相当于边区作为基准粮的谷子价值的约83%，计算下来，42年公草即折粮约2.1万石.另外，还有附加粮，包括县(市)地方教育粮、救济粮和建设乡议会等需用的粮食，1942年是1.2万石。

接下来比较大头的实物还有棉、土布、军鞋，这些详细数据我手上现在确实没有，但你肯定也知道，由于边区被封锁，与棉布相关的物资价格尤其昂贵，1944年延安市场上10斤棉花尚可换1.3石小米,这还是在边区自产棉比两年前增加数倍的情况这下的。而1942年被服标准(按每人每年计)是：“机关、学校:单衣1套,衬衣1套,帽子1顶,棉鞋1双,单鞋1双(以上发布由分区、县自做),毛巾2条(或发布2尺)。此外,补充棉衣50%(干部棉衣、被毯不发),杂务人员发被毯40%,大衣按全部人数发5%。军队:单衣2套(4、6月各发1套),帽子1顶,棉鞋1双,单鞋2双(以上发布自做),毛巾布2尺。”当然这些不可能全部是边区群众交纳，但即使其中只有一部分，也就相当可观了。

另外一个被忽视的大头是代运盐的劳务。我们都知道公盐代金是盐入中最大的一块，但公盐代金起因和本质是啥？就是不愿亲自去运盐的人交纳的代役捐啊。那它本身反而干脆不予考虑？

而从1943年起，大生产运动开始收到大规模成效，自产自给的比例大幅提高后，到1945年，这一年，机关、部队生产用到财政开支的已经达到了61.42%（陕西省志.财政志第三篇 陕甘宁边区财政 第二章 财政支出 第一节 行政经费）。然而在你计算下，43、45年边区对货币性岁入的依赖甚至大于42年，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事实上仔细按年分析更奇怪——43年边区脱产人口比例从42年的7。2%降到了6。3%，财政依赖却从22%上升到了24%，44年脱产人口比例大幅升到了8。9%，财政依赖却大幅下降到17%，而45年脱产人口比例再次下降，降到7。1%，财政依赖却又剧烈反弹到27%，完全都是正好违背正常规律的。从可能因素分析，要么就是原始数据有误（比如岁入折粮的价格设定偏低，高估了岁入的实际价值），要么就是对边区自产估计太低造成的。

又，你提供的自产粮数据似乎确实偏低，比如一般认为44年军政人员自产自食的粮食就是达10万石，你的数字却是8.6万石，还有岁入是如何折粮的经过。如果可能，请你把《摘编》上传到网盘上吧。另外，自产部分你也没有考虑除粮食以外的物资价值。综上所述，你这种计算方式当然会大大低估实物和自产部分的比例，从而高估货币性收入及特产收入所占比例。

又又：请尽量对一楼的回复集中在一个贴里，你上下分开贴，我在哪下面回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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