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通史》（live） -- 普罗丁

　　一看到陈胜造反，张耳就带着陈余找来了。他们献上了一条“奇策”：就是让陈胜别忙称王，等待天下大乱，然后称“帝”。这两知识分子，对王没啥兴趣，心里装的是“天下”，这往往是知识分子和实干人士的一个重大区别。陈胜不听，自封为楚王。当初陈胜刚刚起兵的时候，借的是“扶苏、项燕”的名号，这个名号是旧太子身份和楚国名流的混合，即，陈胜一度具有秦朝和楚国的双重身份。现在他彻底以“楚王”自居了，原因之一是，项燕之子项粱此时不在楚国。

　　陈胜起事之后，带动一大群人，纷纷杀“长吏”。秦朝的地方统治，就像是一层皮。底下的人把这层皮一揭，立刻就变天了。（它和我党在基层建支部，三五人中即有一党员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陈胜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之后，分兵两路，准备一举推翻秦政，重构中国。一路由周文率领，直捣咸阳；另一路，则是由张耳陈余二人率领，目的地却不是他们的故乡魏，而是更北的赵。拿下了赵，有利于进占整个中原。

　　陈胜很可能知道他们这个战略，所以他派了一个熟人，来统领这支队伍。张耳陈余只是参军。但是他自己没有去北方，这个楚人对中原兴趣有限。张陈二人征服北方的方式，跟陈胜果然大不相同，他们只是征服了一个“范阳令”，让这个范阳令坐在豪华的车马四处游荡，效果就非常好，“燕、赵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馀城。”这证明，“仁义”的行为模式容易在北方获得巨大的影响，它意味着跟所谓的秦朝官员进行妥协。

　　北方军队很快就在张陈二人的鼓动下，很陈胜分道扬镳了。陈胜即使早料到这一天，也无可奈何，他始终选择留在楚地。如果形势照此发展，有可能形成另外一种“三国”局面，因为三国局面也符合华夏的文化地理特征。但是，有两个人不同意，一个叫刘邦，一个叫项羽。

　 刘邦是安徽北部的一个秦朝官员，比陈胜的级别低。但是他也在做跟陈胜一样的事，就是押运奴隶。一边押，一边沿路就在死人，他实在押不下去了。于是他解散了队伍，自己跑去喝酒，只有十几个人留下来跟他。这是另一个优秀的秦朝官员，但事实证明，道德素质的优秀并不代表忠于统治者。

　　刘邦的叛变道路，从一开始就跟陈胜不同，因为出现了“斩白蛇”的故事。陈胜可以满足于当楚王，但刘邦斩了白蛇，政治走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红胜白是合乎当时的天道的。秦人起自西方，属“金”，南方之火，注定要灭西方的白金，这时长期流传在中国民间，并得到邹衍等学者阐发的理论。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刘邦合乎这个天道，就纷纷响应和加入他的队伍。（这证明他们的知识没有白学。我们也由此知道，中国的政治权力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以及秦始皇和毛泽东他们为什么极端仇恨知识分子。其实他们选错了仇恨的对象，他们的真正敌人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汉字）

　　刘邦原来没有多少什么实权，身边只有十几个人，经过一轮发展才上百人。但是沛县也有两个知识分子，一个叫萧何，一个叫曹参。他们先是鼓动沛县的官员放刘邦他们进城，然后干脆就追随刘邦了。刘邦杀回沛县，成为了“沛公”，手下达到2000人。

　　相比之下，吴地的秦朝官员死得更加不明不白。他在接见楚国名将之后项粱的过程中，被他的侄子一剑斩下了头。这个叫做项羽的年轻人，从小就很有性格，他厌恶中国的文化，认为中国的“文”和“武”都是胡扯，中国浩瀚的文学，在他看来不如记住对方的姓名更有用。而中国的武术顶多能够打败一个人。如果对方是几个人，也成了废品。他的叔叔项粱说：我教你兵法吧，兵法很有用。项羽一开始很有兴趣，但没过多久就放弃了，可能“战略”之类在他看来，同样是浪费时间。

　　项羽杀了吴地的太守，但是其他的秦官和秦兵并没有慌乱，他们勇敢地跟这个未来的西楚霸王搏斗。可是，项羽居然一个人杀死了对方几十人！那时他才24岁。可见，继刘邦之后，另一个“神人”在中国崛起了。两个神人，注定有一个要统治中国吗？他们的统治方法，和嬴政有什么不同吗？

　　韩非、嬴政、李斯等人辛苦构造的一个所谓“帝国”，不到30年就只剩下一个烂摊子。当时的局面，似乎有三分天下的趋势。北方的中原，罕见地由两个知识分子主导，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余。他们原先不过是两个街道办级别的官员，一个类似主任，一个类似助理。他们带领着军队来到北方之后，发现事情并不完全是他们想的那样。

　　当初，他们的志向是“天下”，他们想要通过控制赵国，进而控制北方，进而控制整个世界。（那个时候的人们，还不知道有“外国”，更不知道还有非常优秀的外国，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全世界，是全世界最神圣的地方）对张耳陈余来说，做到这一点，人生的终极价值就达到了。但是这里有一个技术问题：要想称帝，首先要称王；要想控制天下，首先要至少控制一个省。他们如何控制一个省呢？

　　陈胜的办法，看上去比较简单。他叫了一群人在夜晚呼号“大楚兴……陈胜王……”，就基本实现了控制一省的目的。当然，后边的发展说明，这样的方法有一些缺陷。那么，对于张耳跟陈余来说，“控制”天下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并非派遣军队占领全天下的意思，那也根本不可能。当时的儒生，都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政治构想的，主要就是前述的《诗经》所传达的一种自治理想。而且在他们看来，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在不久之前的历史中真实地实现过的。他们认为，要“回归”那种状态，非常容易。

正如孔子早就预见的那样，要平天下，先要称王称霸。要获得升平世，首先要有本领“据乱世”。要做圣人，先要做管仲这样的能人。谁是这样的能人呢？陈胜、赵高，都认为自己是。张耳陈余同样当仁不让，于是他们推举自己的将军当上了“赵王”。与此同时，齐国也有了齐王，燕国也有了燕王。

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些王孙贵族，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以秦政之强力，不是应该早就把他们全干掉了吗？不是早就把有权有势的阶层，都囚到咸阳统一管理了吗？难道贵族子弟是杀不光的？杀不光，当然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被严重忽视的方面。我们常常以为，秦朝是靠武力夺取的天下，但事实的真相是：武力，仅仅是外表。《资治通鉴》上清楚地记载，嬴政一边派白起等人到处打仗，到处杀人，另一边，则派出以李斯为首的和平大使，到处收买权贵！东方诸国的权贵，几乎都被他们收买了一遍，许以重金和高位。

　　所以，这些被收买的各国贵族，不但在“统一”之后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好！（这和我党一方面打击国军反动势力，另一方面则团结各种友善力量，保留如致公党、民革等“左派”人士于四大机关之中，是同一个道理）。

其实，张耳和陈余的政治理想，也就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政治理想。（详见《礼记·礼运》）。在此种理想的影响下，从陈胜一起义，各地的“王”就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比较大的，仍然是战国时期那六七个，其中有些是血统“合法”的，比如齐国的王姓田，魏国的姓魏；有些明显不合法，比如楚国的姓陈，赵国的姓武。

　　陈胜虽然姓的不太合适（有争议），但得托天命，而且根据赵高的说法，陈胜可能是李斯在外边的私生子。那么，陈胜也是颇有一些合法性的。他的“王位”，一开始还坐得比较安稳。但是很快出事了，一件让他很头大的事。

　　我们知道，陈胜是一个比较合格的秦朝官员，讲究法纪。他当上楚王以后，也基本沿用了这套思路，强调“以法治楚”。但凡有法，那么法律的顶端，一定是个很威严的人。（如同美国的法官，远比总统威严）于是陈胜也逐渐威严起来。别人给他提出各种建议，他采纳的有限。说多了，他会反感和拒绝。

　　有一天，来了一群人，是陈胜的“老乡”。所谓老乡通常包含两种人。一种是最亲的亲人，一种是最铁的朋友。跟这些人继续保持威严，有巨大的难度，但是又必须坚持。（可见“王”或者法官的位置，不是一般人能做的。稍后有个著名人物叫陈婴，在陈胜死后也想当王。但是他母亲坚决不许。）

　　逐渐地，陈胜把亲人和朋友给得罪了，其中一个是他的岳父。这些亲友的出现，大大挫折了陈胜的威风，于是陈胜杀掉了其中一个。无论这番施威有没有作用，但直接的后果是，后来章邯大军压境，他反而被自己的手下给杀害了。

　　其他的人，也在选择自己的政治方向。比如张良选择投靠和帮助韩王，奴隶和盗贼起家的英布，投靠了鄱阳令（英布的10万奴隶军，是第一个打败秦朝正规军的部队）。在称王这个问题上，项粱和项羽也同样谨慎，给项粱出主意的人叫做范增，70岁的范老先生说，陈胜之所以失败，就是不应该自立为王，而你们项家世代忠良，也不能称王。

　　于是，他们来到民间，找到了一个牧羊的孩子，叫做芈心。（他当时肯定不会公然叫这个姓）这个孩子就成了楚怀王，他们定都在今天的江苏盱眙。（盱眙地方虽然偏僻，但这里的人有种说不出的傲气）

　　东方诸王，一个接一个地立了起来，他们觉得这个秩序非常好，是正常的秩序。（当时的人不太懂或者不太相信“大一统”）最认真地维护这种秩序的，是项粱叔侄，刘邦也帮着他们维护。这个时候，刘邦常常跟项羽一起战斗。之所以需要如此，是因为北方的那些诸侯非常不善于管理：张耳陈余管理的赵国，田家管理的齐国，都不断地发生内乱，发生“贵族”的权斗。

　　后来，张耳陈余之间也发生了矛盾。张耳说：秦军打到我鼻子底下了，你陈余的几万大军，为什么不来救我？陈余似乎也有苦衷，他一把将帅印扔在张耳面前，说“你以为我想当这个主将吗？”

　　这个时候，各路联军都已经到了，但是不起什么作用。陈余向项羽发出了求救信号（项梁已死），项羽把自己的全部部队带过河去，破釜沉舟，与秦军九战。章邯败退。诸侯这才一起进攻，项羽一举奠定了“上将军”的地位。

　　下一个问题，就是迫使秦国彻底就范了。陈余给章邯写了封信，陈述厉害。章邯果然动摇了，他找到机会跟项羽会盟，痛哭流涕。但是胡亥这个“皇帝”该怎么办呢？赵高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派自己的女婿带兵逼死了皇帝，然后准备立子婴为“王”。如此，新的七国秩序，就将彻底建立起来了。但是很奇怪，没有人讨论周天子的问题，似乎他们相信天下只有诸侯，没有天子，也能形成稳定的秩序。

项羽大败秦军，准备西进。章邯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然后投诚了。这一投诚，就带来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项羽拿这20万人怎么办呢？

杰出的史学家司马光，讲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当初秦朝一统天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把军队彻底统一起来！这和我们此前讨论的受贿诸侯的问题是相关的。那些受到贿赂的贵族，仍然对东方诸国的军队有着若明若暗的领导权。这些东方军队和秦军一样，需要北上抗击匈奴，在对抗游牧民族的过程中，在表面上一体化的军事管制下，他们或许能够良好合作。但是，事实上他们之间矛盾不断。比如，每次东方军队借道秦国，都会受到秦军的藐视和讽刺。一方面因为对方是“被领导”军队，另一方面，很可能也藐视对方的战斗力。

　　这一回，东方联军居然把秦军打败了，于是20万秦军成了对方的俘虏，于是也当然遭到对方的羞辱。（男人之间，会是如何地相互羞辱？韩信那样的跨下之辱，恐怕是最轻的。当然太过分了也不行，容易激起暴动）无论程度如何，秦国这边的降卒和降将，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是被章邯给卖了。同时，他们也期待东方军队一举拿下秦国，也就是自己的祖国。（降卒的心态，我们在二战期间的日本兵那里，有所耳闻：如果联军一鼓作气，拿下日本，则他们可以归田园、做企业、跟妻儿团聚；如果战争仍然僵持，则他们非常难办，逃也不是，不逃也不是）

　　尤其可怕的一种前景是：东方军队把他们统统带回东方当奴隶，而这边秦国认为他们投降了，于是尽杀其父母妻儿。人世间最惨痛者，莫过于此。这种心态，传播到了项羽和身边人的耳中，项羽能够对这些军队进行改造（就像当初我党改造日本兵和国兵那样）吗？项羽拥有一种解放世界的理想吗？项羽的决定是：坑之。

　　项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刘邦在做什么呢？不应忘记，当时双方是盟军，而且项羽和刘邦还是长期的战友。刘邦在张良的帮助下，打败了几支秦军的边缘部队，一口气冲进了咸阳。拿下了天下第一大国的国都，他看见了很多东西，包括“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这里的帷帐，主要是些高级的、深加工的布匹、刺绣；狗，当然不是乡村的土狗，而是些名犬；马，也是宝马；所谓妇女，可见有些是已经嫁给秦始皇和二世的，有的还没嫁，具有一定的相貌和风姿。这些东西（妇女是人）是否重要呢？有的人认为非常重要，比如战国时提到过的韩君和苏秦还有齐君，他们认为非常重要，有了这些，才叫做“帝王”，别人也才把你当作帝王。

也有人认为这些不重要，比如萧何，进城就找地图。他知道秦朝进行过中国第一次的全国普查，所以地图上可能会有标明各地的险隘、人口、户数，可能还有风俗习惯。他可以从中了解各地的实力强弱。樊哙也认为不重要，他的观点是，这些东西是“亡秦”所用，不吉利。而张良的观点是：这些东西就算再好，刘邦也要装作不好。张良说，天下百姓刚刚受够了苦，这是应该“缟素”的时候。根据项羽和范增的一向认识，刘邦是个“酒色之徒”，所以刘邦坚决要想住进这宫殿去，而部下一些人坚决反对，最终刘邦妥协了，回到了壩上。（吕稚在这里边发挥了什么作用，很难知道了）

　　尽管刘邦没有把这些收归己有，但是当项羽也准备进关时，他却不舍得了。一方面，他相信自己能够比项羽更好地管理关中，另一方面，他手下也有10万大军（项羽有40万）。凭10万守一个函谷关，其实对方就算有一百万的大军，也很难攻破。很可能打两天就退却了。但是项羽不是“其他人”，项羽“大怒，飨士卒，期旦日击沛公军”。项羽一怒，居然让关中军队都普遍感到惊恐。刘邦必然很郁闷：你怒得没道理啊，楚怀王明明说了，先入为主。你项羽直接把关中分给我就完了嘛，我又没触犯你的利益。但项羽不是“讲理”的人，他不讲理，关中人士也跟着不讲理了，甚至张良也不敢说话了。刘邦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幸亏此时，跟张良有过深交的项伯站到了刘邦这一边，他有点受不了自己侄子的蛮横了。在项伯的帮助下，刘邦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鸿门宴。然后，项羽开始召开会议，瓜分天下领土。项羽这个似乎没有什么政治理想的“莽夫”，会如何瓜分中国的土地呢？

　　项羽和刘邦搞定了秦军，然后项羽召集会议，瓜分天下。这项会议没人希望错过。所以召集起来，难度不大。但是汉语环境下的开会是个大难题。经此会议，天下基本被项羽他们分清楚了，分出了10多块土地，可能更多。每块土地都有至少今天的江苏省那么大。最大的是刘邦的领地，“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比三国后期的蜀国都要大。最小的是陈余，他分到“三个县”，这是因为他一怒之下把帅印扔了。项羽本来不打算封他了，但是周围的人都求情，他毕竟是“首义大员”。不尊重元老，在任何时候都是说不过去的。

　　项羽的地盘当然也不算小，不过他对于今天的经济发达区域，不太感兴趣。他喜欢相对传统的楚国西部，故称“西楚霸王”。这次分配，似乎有一个重大的缺陷：没有天子。一个没有天子的政治体系是可能的吗？（一个类比是：今天英联邦国家遍布全世界，假如没有女王，还能维持下去吗？）多数人认为不能，少数人认为能。而项羽的办法是“两手抓”，一方面，他带领大家奉楚怀王为“义帝”。一个楚王能否成为天子，这是有争议的，（有点像后来日本人整出满洲王，溥仪不仅是满洲王，也暗含了天子的味道），但是项羽郑重地对待这个问题，他改了年号，把次年称为“元年”，在元年的立春这一天扶义帝上位。这样，一些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算是达成了。（就像后来溥仪的上位仪式上，也能看到很多遗老痛哭流涕。那显然不是悲哀，而是激动。）

　　另一方面，项羽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这种新秩序。他认为这些参与了会议的诸侯，都是说话算数的。但是，毕竟诸侯们在会上没有多少说话的“资格”。比如陈余，就是在几乎不知情的情况下给硬塞了三个县。他后来听说张耳封了很大的地盘，非常愤怒。还有一个人叫做彭越，他手里掌握着一万多人，但是由于功劳不够显著，名气也不够大，就没有参加会议。更不必说齐国和赵国内部的无数权斗了。所有这些变数，就靠项羽这个“国际警察”来压制，而他连起码的通讯条件也不具备。

　　有一个人非常看不起项羽的这套政治纲领，他是一个韩国贵族的孙子，叫做韩信。韩信认为，项羽犯下了三个严重的错误：1）以武治国，而不是以文治国。所谓以武治国，类似今天的美国，每个人都会使用枪支，都具有有效的攻击力和防御力。武士之间比较讲诚信，所以项羽认为可以靠每个人的自由和诚信，获得天下的稳定。武士之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男人说了算，女人的发言权要弱很多。（所以美国的女人如果感觉无奈，只能上街罢工，呼喊“mama on strike”，她们没有办法也不会几个妯娌串通起来控制男人。毕竟她们的老公还是比较像个英雄的，儿子也崇拜英雄老爸。）但是韩信认为，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匹夫之勇”“不能任属贤将”。韩信的哲学是“控制”，正如他的先辈韩非也是控制论的大师。

　　项羽的第二个严重错误是选错了首都。他居然不把首都选在北方，而选在南方（彭城），这在韩信看来是莫名其妙，丧失天下人心。当时的人心都是向北的，因为北极星在北方，那是唯一不动之星，众星都围绕它旋转。他认为项羽没文化，不懂得亚欧文明的根本，所以才犯下这严重的错误。把一个天子放在彭城，很难获得重视。（当然，盱眙和彭城同样有其重要性，后边汉晋会讲到）。

　　项羽的第三个错误，是他杀人太多，而且杀人缺少合法性，动不动就屠城。韩信所批判的屠城，既可能是一种技术威慑，也可能是真正的大规模屠杀，前者的可能性大的多。

　　正是由于项羽的政治构想存在以上的严重失误，所以不少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建立新的、正确的政治秩序。韩信和萧何都是这样的人。

　　在刘邦的重用下，韩信开始席卷北方。韩信的上台经过了一个特殊的仪式，“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1）时间。有些时间点是神圣的，有些是不神圣的，他们选择了神圣的时间点。2）不吃肉，洁净。只有这样，灵魂方能与上帝先祖交流。3）坛场。就是一层一层的方坛或圆坛，象征宇宙山，或者人生的不同境界层次。4）刘邦率众施礼。刘邦可能是未来的天子，他居然向韩信行礼，那么韩信的地位可能更高，是上天派来的将星。

　　这个时候，陈余还是帮项羽的，所以韩信和陈余在北方暂时僵持。而在南方，刘邦军被项羽打得大败，眼看就要从历史上消失，此时，《资治通鉴》第一次认真地记录了一个“神迹”：

　　“围汉王三匝。会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

　　刘邦被楚军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如果不是这场从天而降的神风，“汉朝”就肯定没有了。神风似乎在传达一个信息：上天真的在冥冥中眷顾着中华，刘邦真的代表了正确的方向，能够把中国引入一条正确的轨道。但是，这是一条怎样的轨道啊。

项羽的政治构想，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所以刘邦有了当上“天子”的机会。问题是，这个天子怎么当呢？凭借韩信在北方的一通征服，把原来的贵族换掉，换上自己信得过的人，这是“武”的办法。但是刘邦手下那么多文人，他们追求的都是“文治”。文治究竟是如何治？？

　　郦食其提供了一个方案，他的方案，可以简称为“复立六国之后”，即：承认东方六国贵族的神圣身份，寻找他们的“一个”后代，立为国王。他们自己的传统地盘，让他们自己治去，刘邦在关中安全地做自己的天子就OK了。（我们隐约可以想到，2000以后的李登辉也提出一个把中国分成“七”块的方案。虽然他们的分法必定大不相同，因为现在的中国要大不少，但也可见七这个数字，除了一周七天的奇特点之外，还有其他的神秘之处，它可能和“三”一样，也是是一种均衡数）

　　这个方案，遭到了张良的愤怒驳斥。张良说，商周的新君主，之所以能够坚持这套“封其后”的自治制度，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既有权，又有钱。而你现在钱在哪呢？你连项羽都还没搞定呢。

张良这个说法显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怎么知道商汤和周武有权有钱？当初周代的分封，很可能正像郦食其所估计的，同样是一种妥协政策。当初可以妥协，为啥现在不能妥协？张良说，就是不可以。因为现在天下多了一种人，这种人叫做“游士”，也就是到处游动的知识分子。想当初张耳陈余，萧何张良韩信这些人，都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的（韩信稍惨），也就是说，秦代其实培养了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或官僚，秦始皇一个人位居中央，想要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只能靠这些知识分子。现在陈胜一把蜂火，把所有这些官僚，全部变成了游士，一切还回得去吗？

　　张良暗示：这些怀着理想、揣着饭碗的知识分子，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就是寻找自己的主，完成自己的理想。而如果重新确立六国贵族的尊贵地位，那么游士们当然就去依附各地的贵族了，回归各自的祖坟了，还有谁来帮刘邦？而且，他们会安心地呆在那些贵族那里吗？

　　刘邦听完以后，大骂郦食其。结果是，他和张良都反对把这些游士放出去，而打算收编起来，加以管理和利用。有可能吗？毕竟这些游士个个是野心通天。叔孙通提出了一套他的“泛人才管理方案”，他说，你们都搞错了一点：这些儒生，表面上很有野心，其实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的缺点，就是保守。当初野心勃勃的游士，一旦安顿下来，立刻就变得近乎变态的保守。所以，我们要把这种保守性，变成有利于国家的优点。

　　叔孙通跑到鲁国去，找了30多个孔门后人。儒生有个共同特点，敬畏孔子，所以他把这些孔门后人带到长安郊外，制定和练习一套新礼仪。练习得差不多了，就对刘邦说，你看看，能学得会不？刘邦说，能。于是这套复杂的礼仪就在朝廷上下推广开来：

　　冬，十月，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贺。先平明，谒者治礼，以次引入殿门，陈东、西乡。卫官侠陛及罗立廷中，皆执兵，张旗帜。于是皇帝传警，辇出房；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置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

　　不难看出，这里边最复杂的一项是喝酒，一定是严格按照等级次序进行喝酒。第一级在敬酒的时候，第二级只能看，什么也不能做，甚至可能看都不让看。第二级敬酒的时候，其他级也只能等着。这套复杂的酒文化，至今被鲁地人保护得很好。（某重要国企的一把手是临沂人，就是这个道理，他再次把与身俱来的礼仪文化，带向了全中国。临沂是山区，所以不像平原地区那样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反而保留了文化）

　　问题是，这真是孔子的文化吗？有两个孔门后人坚决不同意，他们大骂叔孙通说，你这个小人，先后侍奉过10个不同的主人。“礼乐”是什么？是积百年方可渐兴的大道，居然被你整成这么一堆垃圾。叔孙通只能苦笑：不知道与时俱进，“鄙儒”也。

　　这样的文治，肯定也有不少的问题产生，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都“文”去了，谁来“武”？内部有项羽、韩信、彭越等猛人，不靠武，对付不了他们。外部，也逐渐兴起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匈奴（最直观的译法是“凶人之奴”，落后但是凶残）。刘邦的英明决策是，让韩信先搞定项羽，再把韩信派到北方，对抗匈奴。效果如何呢？

刘邦安顿好中国大陆以后，派了一个人，去对抗北方逐渐强大的匈奴。这个人姓韩，叫做信。但是他不是那个“韩信”，而是另一个韩信。会有这样巧合的事吗？司马光和他的祖先司马迁，有没有可能搞错了？当然有可能，但是这个事实的真相不是我们的研究范围。

　　总之，这个韩信来到晋阳，对抗强大的匈奴。晋阳是当时的中国，最为神圣的地方之一。（参看此作品开头）如今，连中国的神圣基础都被匈奴人破坏了，甚至有可能短期占领了，这是不能接受的。

　　匈奴人究竟有多强大？当时的头号匈奴首领，叫做冒顿（maodun，凡音译的名字，本文使用拼音，如此有助于了解他的本来面目）。maodun单于手下有弓箭手30多万，所以他能够征服其他两大支匈奴力量，成为北方一霸。30万弓箭手的厉害程度，有一个参考：我们知道，冒顿单于害死他父亲就是用的弓箭，他制作了一种响箭，然后命令：无论这响箭射向哪里，其他弓箭手都必须一齐发射。经过多次实验，终于一击而杀死他的父亲。假设当时一起射箭的有20人（保守估计），那么30万弓箭手的力量也就是在10秒钟内杀死一万人左右，前提是这一万人摆在那里，一动不动让他们射。

史料显示，欧洲的匈奴人，较少使用弓箭这种武器；为什么亚洲的匈奴人要用弓箭呢？可能是跟汉人学的。弓箭表面上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但事实上正相反，因为弓箭使人远离血腥！如果匈奴人变得“文明”了，反感血腥了，也就不成其为蛮族了。

　　的确，这个maodun单于是一个温和的领袖，但是韩王信一进入战场，就被匈奴人包围了。“包围”概念，不太符合传统的强悍游牧民族的风格，他们通常是一色的骑兵，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包围”则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概念。韩王信部队被围在当中，还有时间去跟冒顿求和，反复努力之下，对方也没有明确答应。然后刘邦派出部队冲入重围，把韩王信救了出来。可见当时的匈奴不但战斗力有限，而且连骑兵都不多，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难怪连续败给中国的名将李牧和蒙田）

　　到后来，韩王信发现汉匈之间其实差别有限，干脆加入了对方的部队。随后的战斗双方互有胜负。在白登山，冒顿险些要了刘邦的命，但他们不想把事做绝，网开一面，放刘邦逃生。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缠绵关系，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政策：和亲。

　　大臣刘敬对刘邦说，只要我们把长公主给他，“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可见，当时汉族的女子，到了匈奴世界不但不会受尽蹂躏而死，反而会奉为上宾。这再次证明，当时的匈奴的确在双方的文化竞争中处于靠近“奴”的地位，他们跟中原的文化有非常接近的一面，只是水平偏低。所以他们见到中原城市文明培养出来的女子，还有各种工艺品和农产品，就会眼睛一亮，认为中原女子，最适合做他们的国母或族母。

　　但是吕后不同意，她说，我就这一子一女，怎么能弃到匈奴去？所以这事拖延了一段时间。到后来，他们找了个假公主冒充，冒顿也认了。

　　趁这几次机会，刘敬对匈汉之间的地域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发现两族之间的较量，其实拼的不是质量，也不是技术或训练水平，而是人数。如果对方有30万人，我方只要更多，就有胜利的把握。于是他建议刘邦，把东方和南方的五个大族移动到关中来。他们是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比如屈氏和田氏，都是名门大族，既有很强的生育力，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总共迁移了几十万人到长安附近，这样就基本解决了匈奴问题。

　　可见，把上十万的人民迁来迁去，是我国的一项传统。问题是，几大族为什么会同意呢？（1）有好处。中国的首都从来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商业中心，是一切的中心。（2）有合法性：抗击外族。（3）有比较完备的服务体系。种种迹象显示，这些迁移者并非像后来清代那样是被绑着走的。要让他们同意迁移，必须有比较清晰的规划和服务者，即每个族或每个支系走哪条路，乘坐什么车或船，迁到具体哪个山谷或丘陵，等等，这些都有人策划和具体安排、引导。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群，只能是秦代遗留下来的庞大的官僚队伍。（遗憾的是，司马迁的父兄和同行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人进行专访，否则历史会精彩的多，也悲壮得多）

　　在这个过程中，两个“韩信”几乎同时死了。（的确，奴隶是没有资格被记载的，只有贵族和英雄有资格。）他们一个死在汉将手下，另一个死在长乐宫。韩信死前说：我没有听蒯彻之计，以至死在这里，真是天意啊！（中国的贵族习惯于把自己的生死跟天意挂钩，这显然是荒谬的）韩信被灭了三族，于是内敌和外敌似乎都平静了。中国就要进入所谓“休养生息”的黄金时期了吗？西汉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刘邦吕后他们肃清了国内外两股反革命势力，中华大地似乎平静下来，开始了“休养生息”。事实真是如此吗？

没过多久，他们碰上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金融问题。更确切地说，货币问题。其实所谓休养生息，就是一个金融问题，它的理论假设是：人们如果摆脱战争状态，专心从事各个领域的工作，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息”：利息。

有一点往往不容易想明白：这个“息”是怎么冒出来的？它究竟是来自不公平的交易，还是来自创造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划分不同的“阶级属性”，如果认同前者，是社会主义分子或共产主义分子，如果认同后者，则是所谓资本主义分子。

汉高祖刘邦和他的儿子们，也遇上了这个问题，他们直接面对了货币问题。他们需要抉择：要不要由官方也就是中央来发行货币。秦代是由中央统一发行货币的，用的那种钱叫做半两钱，其中主要含有铜、锡两种相对贵重的金属，份量比较重，也就不太容易仿制。即仿制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刘邦是来自民间的，他听到了很多抱怨，说这种半两钱不好用，至少包含两层意思：(1)不便携带。稍稍交易额大一点，就钱不够了。好的商业不容易发展起来。(2)信用不足。重归重，工艺可能也比较复杂，但是民间不信任这种货币。当时商业发达的地方多数在东方六国，他们很可能仍然在自己铸币，由于种种原因，在当地能够获得比秦币更好的信用。有两个地方盛产铸币专家：一是四川，一是江苏。这一点，对汉朝未来的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之，刘邦决定发行一种新货币，比较轻巧，容易产生规模优势（就像今天的纸币）。但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还不高的时候，轻巧的货币容易受到怀疑，于是物价飞涨，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飞涨。物价飞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刘邦就算能铸出再多的币，买不来东西了。（从这里我们或许能体会到，中央与地方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以及“谁控制着中国的金融”，“金融和货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刘邦发现自己对经济失控了，他白养了一大堆文人，但是这些人变不出来钱，像萧何还大把地花钱，把未央宫造得如同天堂。于是，刘邦进行了一次重大的金融改革，其实也是一次妥协：他“除盗铸钱令”，也就是允许民间铸钱。

当时有一个年轻的书生，叫做贾谊（著名作品包括《过秦论》和《论积贮书》）。贾谊上书汉文帝说，放掉货币专铸权是非常危险的！他说，中国产铜的地方非常多，这一放开，人民可能都不去种地了，都去铸钱了。就算实在想放开，也要做一件事：就是把铜统一管理起来。（类似于今天的“有色金属研究”机构们）

汉文帝不听。不但不听，他还有意要培植一些强大的铸币企业家。也就是说：政府不好管，就交给国企去管。有一个叫邓通的，是他非常信任的人，他就把“蜀严道铜山”交给此人管理。他的亲戚刘濞，则在江苏管理着“豫章铜山”。刘濞不仅管理着铸币厂，还管造盐，依靠着这两家和其他的巨型国企，汉家的财政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就算农民和地主根本不交种植税，也没有问题（跟今天的情况差不多）。

但是这样做有一个似乎很不妙的后果：中国市面上流通最多的钱，既不是秦币，也不是汉币，而是吴币和邓币。吴币是地方货币（就像民国时期各军阀造的那些币，比较粗糙，但是也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能够给官方货币带来压力）；邓币则是邓氏国企币，甚至是邓家私币。全中国的百姓整天接触这些币，那么他们的眼中，究竟谁是天子？他们毕竟没有其他渠道接触到刘邦和他的儿子们，何况，每一个儿子代表的利益也是不同的。

贾谊除了谈金融问题，其实还谈到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根据他的观察，中国人没有几个愿意当农民，他发现偷偷铸币的情况非常多，“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一般的刑罚甚至严重的刑罚，也无法阻止中国人暴富的欲望。如果去抓人，一个县会出近一百个人来阻挡，争相抵罪，都说是自己的责任，保护他人，诸如此类。如此，想要进行惩诫是非常困难的。

一时间，中国各地的乡村，升起了“小高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美丽山川，就被挖得非常难看。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民不愿意做农民和种地呢？什么是真正的“农民”？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官员当然不只贾谊，后来的著名官员晁错也反复提及这个问题。于是汉文帝在无奈之下同意做一件事，他决定效仿上古神圣帝王的做法。这个做法（前边曾经讲过）记载于吕氏春秋和儒家经典之中：

·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雁北。

· 天子居青陽左個，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王布農事 …… 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

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神圣的时间（立春），做一件神圣的事：“躬耕帝籍田”。今天的一些国家元首，也会进行类似的植树活动。（但是不再有“帝”或“籍田”的概念，而且北方也不太可能在立春时耕种，所以效果会差不少）如此，天子就事实上封自己为中国头号农民，既然是农民，那么家里当然要俭朴一些，原生态一些。（就像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窦太后和汉武帝的母亲，整天都在织布）

但是，天子当农民，地方诸侯会甘愿当农民吗？邓通和刘濞还有其他皇族的基本愿望是什么？其实，中国的社会生态发展，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刘邦父子开始治理天下以后，麻烦不断。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严谨的礼仪，比如金融改革，比如分封。与其说混乱得到了治理，不如说是越治越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从前边的分析，我们隐约可以发现，这跟中国人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没有“家”，颇有些奇特的联系。中国人常说的所谓四海为家，基本就是无家。刘邦和汉文帝选择自己构建一个家，他们自己种地，让皇后织布，过起了男耕女织的榜样化生活。（长乐宫和未央宫不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其他的皇子皇孙呢？他们被分封到中国各地，远离父母亲人以后，“家”又在何方？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他们在自己治理的地方连归属感都没有，又如何能够胜任一方“父母”？甚至语言都可能不通。

有一个著名的皇孙，叫做刘安。他认为自己找到了家。他找到的第一个家在自己的心中，也就是灵魂之中，即今天所说的“精神家园”

· 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其子为光，其孙为水。皆生于无形乎！

最后这个“乎”字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感叹，一种是疑问。无论哪一种，都表明了不确定性，即这个家是否真的存在，他也是没有把握的。但毕竟找到了一个。这个“家”的特点是（1）无形（2）万物起源（3）先后生出了光和水。当然，这就是上帝。不难发现，这个上帝跟旧约中的耶和华有些不同，耶和华是经常说话的（跟亚当夏娃，跟摩西都说过话），而这个上帝“无音”，一个“无音”的上帝，只能使这家园搜索之旅更加悲凉。

当然，刘安没有那么容易放弃。他热情地论说道：

· 夫光可见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故有像之类，莫尊于水。出生入死，自无庶有，自有庶无而为衰贱矣！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用也。肃然应感，殷然反本，则沦于无形矣。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 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

他感动于万事万物的存在，所以努力坚信这个“一”，一定是存在的。如何接近这个“一”呢？他的回答是清静。这种观点，我们已经在韩非以及韩非所讲述的老子那里见过了。（但是韩非以及后来的韩信，都实在不像是清静之人）那么，皇孙刘安有没有在现实中找到一个客观存在的家园呢？

由于政治斗争等原因，刘安的奶奶和父亲都死得比较惨，所以他期待一个真正的家园的热情是强烈的。他真的找到了：

·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O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O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

他发现，有一个上古神人，用一种神秘的“息土”在无边的洪水之中建了一个山。这个山就是昆仑山。昆仑山是直通上帝和诸神的地方，山上有四条河流下来，流向四个方位。流向东北方的那一条，叫做“河”，也就是黄河。（注意，黄河在那时还不是“黄河”）往南的则有赤水和流沙河。既然中原是神圣的昆仑山之水所灌溉的土地，则当然是“神州”。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每一种动物，都有神秘的、非偶然的特征。比如人类，要10个月才能出生。而马要12个月，狗要3个月，猪要4个月，等等。他们甚至知道虎要7个月，而虫要8个月。动物的出生（也就是被创造）方式不同，则性格也完全不同：

· 万物之生而各异类，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介鳞者夏食而冬蛰，啮吞者八窍而卵生，嚼咽者九窍而胎生，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无角者膏而无前，有角者指而无后，昼生者类父，夜生者似母，至阴生牝，至阳生牡。夫熊罴蛰藏，飞鸟时移。

所以，刘安的发现是：家园就在你的脚下。

另一个皇孙被封为河间王，叫做刘德，他也在热情地寻找家园。班固《汉书》记载此人“实事求是”，可见别的事情可以做假，但是“寻家”这件事，容不得半点虚假。跟刘安一样，他认为家园很可能在古书中记载着。于是他搜罗了大量的书生和古书，其中包括《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等。中国现存的古书，恐怕一半以上是他保留下来的。所以他在死后被追封为“献王”，表示贡献巨大（不仅帮助自己寻找家园，也帮其他人找，《毛氏诗》、《左氏春秋》这两部旷世名著，也是他努力搜寻的成果。）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刘安发现自己原本就生活在神圣的土地上，他该何去何从呢？有了“家园”，当然就要去爱。有两种爱法：第一种是管理它，“摄权持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第二种是自由地、个体化地生活其间，“与天下相得，则常相有，己又焉有不得容其间者乎？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他和其他贵族究竟会选择哪一种呢？

西汉有一些著名的皇族，最著名的一个叫做刘安，还有其他一些著名人士，比如城阳景王、中山靖王。（这两位何以著名？要到三国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城阳景王简直就是一个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人）刘安是什么王？淮南王，管理淮河以南，大致是安徽，可能还包括一点两湖。毫无疑问，这是个穷地方，安徽虽然有铜矿，但是当时的国企，也有一定的垄断性，中国最大的国企就在旁边的江苏盘踞着，由刘濞长期经营，而刘安不过是个刚刚上位的青年。

刘安穷归穷，还是很有志向，他热爱这片神州的土地，但是也仅仅是他自己禁得起诱惑而已。一个叫做伍被的将军，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刘濞的富态：

“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内铸消铜以为钱，东煮海水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行珠玉金帛赂诸侯宗室大臣”

从江陵砍树造船，往下游运输各种重要物资（四川的盐或其他宝物），负责四川的铸币厂的是邓通，如果他们两个已经联合起来，那么整条长江有可能都在二人控制之下。相对来说，关中的天子的实际影响就会越来越弱。果然，刘安当上淮南王没多久，刘濞造反了。一般人会觉得很难理解：刘濞都富成这样了，为什么还要造反？南方的土地、河流、人才、美女等各种当时的重要资源，或许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看来，刘濞也很“爱国”，前边提到过，爱国有两种爱法，一种是“管理它”，一种是“享受它”，然而刘濞寻求兼而有之。他认为只有天子，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

无论如何，七国之乱出现了，又称吴楚七国之乱，显然是长江流域的诸侯挑的头，山东人也成为叛乱的主力。刘安的地盘则是被他们包围在中间的，他必须作出选择。刘濞派人来找刘安，问他是否加入。刘濞的辈份比刘安高，于是刘安同意入伙，这时刘安的一个“相”站了出来。当时诸侯王的行政配置，跟中央很相似，因为有王，所以也有相，还有很多其他的岗位。这种相似的配置本身就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从道理上说，相、中尉这些人员当然要全心全意为王服务，所以难免忽略了中央。（按照今天的方案，或许当时可以有一种更合理的配置和称谓，比如刘安可以叫淮南经理，相可以叫“助理”，中尉可以叫“专责”，等等）

刘安的这个相站出来说：大王你要跟着造反，可以，我来带兵。不料他拿到兵权以后，拒不发兵，而刘安竟然拿他没有办法。与此同时，天子的军队也来了，确切地说，是忠诚于天子的诸侯军队。最终淮南王没有叛变，但是由于他在这一过程中的“平庸”表现，也没有获得天子的加赏。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刘安一天天地感觉到，历史的重任似乎落在了自己身上。有几个因素促使他越来越想当天子。首先，他喜欢读书，有些知识界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武安侯，就鼓动他趁太子未立，争夺王位。他招募的那些知识分子，也很有野心，拿天空出现了彗星进行引申，并且还制造了一些神秘的现象。刘安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刘陵，由于刘安的女儿、儿子，还有妻子的能力都比较杰出，所以团结了一帮地方势力，土地田产也越来越多。他们的势力一强，就开始跟其他势力发生冲突，于是向中央吿黑状的就越来越多。

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已经能够看出，刘安这个人实权有限，所以每次有人吿了黑状，中央派省部大员下来查他，他都很紧张。因为他不知道是否应当立刻造反。他的儿女们在后边磨刀霍霍，不停地鼓动他，他则在前边仔细地观察中央大员的眼神。好几次，他都判断“事情还没有严重到动手的程度”。

天子（先是景帝，后是汉武帝）在跟刘安一起玩走钢丝。有一次，很多人都说该处决刘安，但天子仅仅是削了他两个县。刘安心里是暂时踏实了，嘴上却说：“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他这悲情英雄是演给谁看的？）到后来，刘安终于受不了了，决定反了算了！那个叫做伍被的将军开始还反复地劝慰刘安，说现在民心思定，造反是没有好结果的，到后来则称“我有妙计”！

他的妙计就是造谣：先是造谣说天子又要把大批人口迁到北方，然后安排人混进宫中，准备刺杀大将军（窦婴或卫青），然后又说南越的蛮人打过来了，需要进行武装对抗。但是最关键的一环，他始终没有搞定，就是他的“相”和“二千石”这两级官员，没有同意一起造反。刘安是个文人，然而最后拒绝跟他合作的恰恰是文人。正如伍被所说，在文人眼中，当时是“治世”，是自秦代暴政以来难得的治世。虽然跟儒家渴求的理想状态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僰入献，东瓯入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

总之不造反。刘安还在犹豫，他儿子干脆以自杀相逼。随后刘安也就自杀了。这里从此再没有“王”，变成了“九江郡”。刘安最终没有反，使汉武帝得以集中力量，完成他自己的事业。什么事业呢？

淮南王刘安，最终没有下决心造反。但是他所留下的问题，却是客观存在的：有没有一种制度，能够不要“逼”人造反呢？能够让人们在各行各业，发挥自己的热量呢？

所谓“官逼民反”，可是这段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往往那些率先造反的人，并不是底层的“民”，而是官，尤其是贵族，总之是一些认为自己的才能应该发挥到更大空间，更重要事项中的人们。

有一个书生叫做董仲舒，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相比于前边提到的贾谊、晁错这些人，董仲舒的种种建议更加贴近民间，贴近生活。这是因为（1）他没有在中央，而是在地方，他曾经给至少两个“王”当过“相”，有更多的机会下基层搞调查（2）董是个经学家。人们往往对“经”这个字有误解，认为经是大原则，而史、子这些才是讲细节。事实正好相反：史家和诸子为了立说，才喜欢讲大原则，而经学家必须把五经或者13经上的各种细节的内容跟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所以经学家反而是最懂“生活”的一群人，不喜欢说大话，空话。

比如，董仲舒注意到，当时的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建立一套成系统的管理方案。这个现象我们之前也发现了，诸王跟天子之间在管理格局上几乎没什么区别。王的手下也是相，相的职责是什么？王、相跟军队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复杂的财务问题。董仲舒认为：最为严重地缺失的是两个东西，一是“名”，也就是一套合理的称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二是考核方法，即如何评估官员的工作。（换作今天的说法，前者是定岗定编，后者是绩效考核。）

在他看来，如果用一套统一、清晰的名称定位每个岗位，这个世界就会流畅地运转起来。比如“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三横，分别代表天、地、人，中间一颗心加以贯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天子。可见，按照董的方案，诸侯也就是诸王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而事实上，西汉的“王”似乎也的确在减少。其他比如大夫、士、民，他也有明确的定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士和民都是比较低贱的。士是“服侍”，民是“昏瞑”！

无论我们今天怎么看待这套所谓“大一统”方略，但是，在西汉的历史上，这套方案的确在相当范围内被讨论过，在相当程度上被实施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儒生们普遍注意到了各种社会的“乱相”。农民不肯种地，而去造钱，诸王总想造反，这些我们讨论过了。贾谊还注意到一些令他无法忍受的现象，比如儿媳妇居然跟公公并排坐在一起，还在解开衣服给孩子喂奶，这是有乱伦风险的。什么叫乱伦？乱伦是对家族内外情感关系的最彻底破坏。（当然，在一些保留着原始风情的西方人看来，喂个奶算啥？媳妇跟公公出现在同一个公共浴场中，也没有大不了。）

又比如奴婢居然穿着王后才穿的高级镶边服饰，甚至妓女，为了提高营销的效果，也这么穿，把妓院也打扮得跟宫殿一样。有没有办法对付这样的“欲望涌动”呢？董仲舒坚持认为：有。董仲舒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这个办法影响了中国的千秋万代。我们可以把这个办法称为“相配”原则。

董发现，天地的万事万物之间，都有奇妙的相互对应、相互匹配的关系。任何两种事物，它们能够同时存在、相互影响，并且相互“接近”，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在其中。他不懂什么叫“偶然”。如果能够发现这些关系，明确这些关系，就能够体会到一种“阴”和“阳”的对应存在。

这里的关键在于，阴和阳不是纯客观的，像天和地，日和月，白天和黑夜那样明显。而是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的，不断变化的。按照这个方法，前边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比如儿媳妇和公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面对老公，媳妇是阴，老公是阳。面对老爸，儿子是阴，老爸是阳。阴是配合阳而存在的。所以儿媳妇面对公公，就是“阴中之阴”，还怎么敢跟公公坐同一条登子？还怎么敢旁若无人地自己奶孩子，事实上把孩子看得比公公更重要 ？

在这一套关系的组合中，有个人是极其关键的，就是这个儿子。他必须不断地变换角色，变换阴阳。他做到了，其他人才能各安其位。（这种在今天被称为“二皮脸”的生存态度，一度是中国男人的必修课。）面对父母，你必须充分配合，竭尽讨好之能事。面对领导和君上，当然更是如此。面对太太，则要有足够的阳刚和威严（当然太太也喜欢你的阳刚，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面对下属，也要威严。这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会议经常无法顺利地召开，因为上级和下级同时在场，使你陷入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

可见阴阳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二人关系，私人关系。一切问题在私下状态、暗箱操作的时候，容易得到解决。一旦公开就不好解决，甚至根本无法解决，必须回到私人状态下。董仲舒，很可能还有其他很多儒生，对这套关系比较适应。一方面，在他们看来，这种关系具有神圣性：“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另一方面，他们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治理当时的乱局。但是，有人不同意。

* * *

董仲舒献上了他的所谓“大一统”战略。目前为止，我们见识了这套战略的两种精华：其一，是全国上下的重新“定名”和绩效考核；其二，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阴阳理论。他认为，这套办法可以使中国由乱到治。人们，尤其是上层的人们，能否接受这套理论呢？

显然不能。在很多人看来，“儒术”是危险的。就算儒学是中性的，儒“术”也是非常危险的。比如窦太后就认为那些搞儒术的书生和贵族，没一个好东西。她杀死和逼死了一群“阴谋”搞儒术的官员。汉武帝本人呢？他对于儒术，仿佛也是兴趣有限，最多是三分钟的热忱。窦太后一反对，他的“明堂”也就不搞了。（何谓明堂，我们后边会有介绍，在东汉部分）

那刘彻搞什么呢？搞他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 回归自然，回归人性。他先是骑着马，在长安周围到处跑，但很快发现不对劲。他发现，原来这世界没有多少土地是他的！他随便跑几步，都有农民出来骂他，都有官吏出来抓他，甚至一个平头百姓都敢杀他。

他发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世界上多数人的人生追求，似乎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谁才是正确的？人类究竟应该过田猎的生活，还是应该过规范化的农耕生活？应该把野兽和小动物养起来，还是允许它们自由活动？人应该生活在温室中，还是生活在真正的自然中？

汉武帝刘彻制定了一个计划：他划定了一大片区域，要把这区域全部改造成原始森林，以为天下示范。也就是说，不但他要这么干，各地的官员和贵族，都要进行退耕还林还草的工作。

有两个著名的年轻人跑出来劝他。一个叫东方朔。东方朔平时说话不太正经。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比较严肃。他说皇帝你这么干，会跟原有的农耕文化，发生最根本的冲突。首先，这一带富饶的区域，本来可以养活很多人。现在你一圈地，成为主要为你个人，还有少数人服务了。生命的质量固然重要，数量也很重要！尤其是人，人的数量，非常重要！

第二，你在这广阔的区域中骑马、养野兽，必然破坏人类的房屋和墓地。墓地比房屋还重要，因为那是人类文明传承之根本。你见过动物有墓地吗？只有人，才懂得思考生死问题，为死者送行。东方朔说，我说了这些话，冲突了皇帝的信仰，我准备一死。当然皇帝没杀他，还给他封官赏金。然而上林苑，仍然做起来了。

刘彻同学很执着。他身边的人同样执着。另一个跑来规劝他的，叫做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有生活基础，他知道刘彻心里在想什么。他优秀的妻子卓文君，已经教育过他：改造世界，不必用那么极端的方法。何况，你想退耕还林，恢复男人的风采，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钱。如果皇帝跟地方贵族官员都没钱，只能用抢的办法，那不是天下永无宁日？皇帝又坐得稳吗？所以，要像卓文君那样，用一些曲折的手段把贵族的钱变成民间的钱。由民间的优秀人士（比如司马相如），来经营真正的企业，做大做强。这才是真正有持续性的发展之道。

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艰难，相当的艰难。那么司马相如，有可能说服性急的汉武帝吗？

他当着刘彻的面，写下了一大篇文字，传播千古的《上林赋》。上林赋很长，但主要是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告诉刘彻，我从内心深处理解你的理想。回归自然，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神圣的。

于是乎乘舆弥节裴回，O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率之变态。然后浸潭促节，儵敻远去，流离轻禽，蹴履狡兽，O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弯繁弱，满白羽，射游枭，栎蜚虡，择肉后发，先中命处，弦矢分，艺殪仆。

然后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O，乘虚无，与神俱，辚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鵔鸃，拂O鸟，捎凤皇，捷鸳雏，掩焦明。

狩猎的最高境界，就是“乘虚无，与神俱”。因为华夏的真正祖先，其实是一群猎人。

第二部分是说，天子猛然醒悟，发现这样一味地打猎，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

最后一个部分是说真正有效的办法，是按照一种神圣的仪式，进行有节制的田猎。

『于是历吉日以齐戒，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睅，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O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羡于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如此，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逐渐藏富于民，诸侯也能跟民间和谐相处。那么理想的局面，最终有实现的一天。

从这里可以大致看出，司马相如他们的风格中既有儒，也有道。而且似乎是儒逐渐向道中渗透过去。这种渗透会遇到什么严峻的阻力吗？

别人的幻想或者说过高的自我认知实在不能说是件厚道事儿。

话说回来，自视甚高不算错，人都得有自信的支撑嘛。

不过自视甚高然后出来现原形就不对了。

普大师又出深度力作，可以到他的家园博客拜读。

你讲的不好，非常之不好。

你的根本观点，首先官方历史就不是信史，这一点从你把左丘明认定做民间文人就可以看出来了。其次没有书面记载的历史就不是历史，这一点从你否认夏朝的存在就可以看出来。

从这两点出发，你只不过是在读史而已，你还不具备著史的水平，所以不要给自己的这点儿东西冠名中国通史。

他是很委婉的提醒你，你非得让人家直说你不行。

何等的无知无畏啊。

还有，鉴于你对中文一向持否定的态度，我还得以我的中学语文水平提醒你，所谓资治通鉴，资治二字是什么意思呢？是写给谁看的呢？

　　西汉的高层，一度都不太答理董仲舒的改革计划，无论窦太后还是汉武帝刘彻本质上都是“逍遥派”，刘彻的所谓罢百家、独尊儒术即使曾经发生过，也只是废掉一些野心家写的书，比如申家和韩家的。

　　高层如此，中层又如何呢？他们能够抵挡“儒术”的强大攻势吗？

　　中层的代表人物之一，叫做汲黯，这个人的逍遥派功夫是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有一天，一个东南边的少数民族向汉族发起了进攻。战争！国之大事！（像菲律宾的事还隔着十万八千里，我府都已经闹得不行了。）可这个汲黯，居然在调查的路上，走了一半就回来了。他只走到了江苏，然后就回来汇报说，没啥大事。“土人喜欢打架，是正常现象。我作为天子之使，真要太靠近了，反而丢人”

　　然后又有一个省（可能是河南）发生了大火，一千多家人的房屋或茅庐失火。汲黯又被派去调查，结果他又只走了一半。汉武帝问他：你啥意思？他说：失火事小（人可以跑出来），但是路途上的居民常年受水旱之灾，那才是大事。我先斩后奏，把河南的粮仓给开了。

　　汲黯这个人官做得非常潇洒，当地方官的时候经常在家里养病、睡觉（可能是传染病）。他对于前边叔孙通搞的那套礼仪非常之反感。有一次汉武帝又把些儒生招来，说“我打算如何如何”。汲黯大怒，直斥天子：你咋就那么多打算呢？

　　后来，汉武帝经过多方打听，确认汲黯的确还是个不错的官，地方治理得也不错，这才表示了认可，称之为“社稷之臣”！

　　文官如此，武官又如何呢？当时有两个镇守北方的名将（官），一个叫李广，一个叫程不识。两人为将的风格迥然不同：李广是逍遥派，程不识是“务实”派（或许你也可以说，李广是道派，程不识是儒派）。李广极少练兵，程不识天天练兵。

　　那么，效果如何呢？非常古怪：效果差不多！匈奴都不敢来犯。

　　问题是，假如匈奴来犯，哪个效果会好一些？

　　还真有人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个人叫王恢，他和程不识都在雁门为官。他献上了一条“奇策”，就是利用匈奴人对于和亲的信任，伏兵攻击之。（也就是说，他想把匈奴人变得“聪明”一点。）结果计策未成，还导致了一个汉将的叛变，因为匈奴人已经比他想象的还要聪明了。

　　过了两年，李广终于有一次机会，可以在“儒将”面前证明自己的水平。这一次在上谷，几支部队共同迎击匈奴。李广被俘虏了，但他依靠个人的特种兵技巧逃脱。两个儒将败得也很惨，其中一个损失了7000骑兵。唯一取胜的是卫青，他抓住了对方700人，这和他本人擅长骑马有很大的关系。

　　“儒道”之争，还反映在水利建设方面。这一年，河南濮阳这个地方，黄河决口了。黄河在南岸登陆，一直向东南奔流，流进了泗水和淮河。汉武帝刘彻的态度是：堵！谈何容易。汲黯和郑当时动员了10万人上去，刚堵上，又冲开。

　　另一派人主张不堵，“让它流”。这一派人的代表是丞相田蚡和一些知识分子。此事的结果是，汉武帝倒向了“道派”：不堵。过了很多年，也没人再去堵黄河了。“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这是田蚡的理由。

　　以上，我们观察了儒道冲突的三个方面，分别是政治、军事和水利。我们再来看一个方面：生活。前边提到，刘彻建了一个上林苑，但是他日常的生活，毕竟主要在宫廷中，不可能天天跑去打猎。于是他在宫中进行“准田猎”活动。提供这种服务的，是一个贵族妇女和一个富商（珠宝商）。他们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斗鸡、踢球、赛狗、赛马。当然，还有大量的饮酒。（是否还有其他活动，不得而知）但就算是这样，东方朔已经看不下去了，他当众斥责刘彻“败男女之化”“不学《六经》”“极耳目之欲”。

　　刘彻思考了整整5分钟，这五分钟，东方朔人头随时可能落地。刘彻好不容易说出一句“算了，我都安排好了。以后改就是了”。东方朔不依不饶，要求处死这个商人（董偃）。后来，刘彻再想搞这些活动，只能躲着东方朔。

　　从以上四方面的观察，可以基本得出结论：（1）当时的逍遥派和“务实派”，无处不在斗争之中；（2）总体来看，双方势均力敌；（3）局面有向务实派倾斜的趋势，因为后者的力量越来越壮大。文官多走务实派路线，因为“务实”，是别人看得见的。程不识天天练兵，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汲黯的智慧，除非汉武帝这样认真观察，还真不容易体会出来。

　　当时的中国已经是文官管制的国家。王，已经快没有多少了；贵族，也在日益边缘化。所以“儒术”是大势所趋！关键是：什么儒术？难道儒术 = 庸俗吗？董仲舒显然是不同意的。不同意的人还有很多，而且这种“不同意”精神之中，是否包含了一种真正的变革呢？

“儒生”，正在一步步统治中国。这帮儒生，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在儒生的知识系统中，有一个重要的传说叫做“西狩获麟”，按照现代的说法，应当译之为“神迹”（英文为miracle）。在汉武帝的中期，这样的神迹又出现了。那是在耶稣诞生前的122年的10月。（注意：我们讲了这么久，仍然是在讲耶稣诞生之前的故事。诞生之后又有什么不一样吗？暂时我也不知道。）

　　这年的10月，皇帝按照一种惯例，来到“雍”这个地方，向一种神灵进行崇拜仪式。什么神灵呢？并不清楚。尽管神灵的名称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叫做五畤，那么我们能够想到，那很可能是崇拜五帝的地方。因为前边提到，汉朝的建立，“五帝”是有大功的：红胜白。虽然表面上看只应该崇拜南方赤帝才对（这个赤帝有个名字，叫做赤熛怒），但是他们也有可能全都崇拜，毕竟“五帝”是一个系统。何况居中的“土”，似乎比其他四帝地位更高，不崇拜他是危险的。

（另外，我们最初曾经提到了“三皇五帝”，那个五帝和这里的五帝有没有可能是一回事？假如五帝是指方位神，那么三皇有没有可能是时间神？即past, present, future。存疑。毕竟我们最关注的人其实只是黄帝。黄帝究竟是谁呢？）

　总之，刘彻这一次来崇拜五帝或五帝之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获兽，一角而足有五蹄”。这个野兽是一个角，似乎最可能是犀牛（陕西会出现犀牛吗？）。目前世界上存在的犀牛基本上都是每脚两到三个分岔，而这个野兽居然有五个趾头，跟人类一样。一位地位比较高的儒生，几乎毫不犹豫地就把这事跟上帝联系起来。“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他说，这是麒麟，只有在上帝表示对人间君主的认可的时候，才会呈现出来。

　　我们注意到，刘彻到雍这个地方来，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多次。甚至可能每年10月都要来。而得到这个麒麟仅有这一次。所以不能排除这是有人在演戏。但是，仍然值得特别关注的一点是：怎么那时候的人，认为麒麟只有一个角？麒麟究竟是一个角还是两个角？如果麒麟的确只有一个角，他（她）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的《西游记终极揭秘》第三部分，战斗法则一节。）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儒生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的分析有些奇怪，他说，既然上帝已经显灵，那么像“元”这种概念，我们就不能再随便用了。因为“元”，本来指的就是上帝。以后但凡要说“一元”，我们就得换个词，换成“建”。建这个词，熟悉中国历法星相的朋友会非常常见。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翻译成“创造”最合适，即上帝创建世界。二元，则改称“光”。而今天发生的获得神兽的事件，也要有个专用名词，叫“狩”。

　　这就很奇怪了，因为狩字，早在孔子停写春秋的那一年就已经用过。那一年，也发生了西狩获麟的事件。这个儒生究竟在干嘛呢？我认为答案非常清楚。儒生通过这个事件，一瞬间确立了两个“王”：一个是活着的王，汉武帝刘彻。一个是已经升天的王，孔子。两个王都是上帝认可的。这是什么意思？政教分离。

　　政与教，为什么一定要分离？分离得开吗？至少这些儒生认为，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可以在形式上忠诚于帝王和帝王的下属，但我们的心只忠于孔子。

　　当时的皇帝在西安，他认为西安是中国的中心，甚至是宇宙的中心。从这个中心往西去，出现了神迹（雍）。往东去又如何呢？更大的神迹！这种神迹叫做炼金术。炼金术不是人类自己发明的，是神灵赐给人类的。这个神灵叫做“灶”，也就是今天无知人士所说的灶王爷。一个叫做李少君的人，传达了神灵的信息：“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寿可益，蓬莱仙者可见”。他说，如果虔诚地崇拜灶神，就能够获得一种特殊的“物”。看来这种物，很可能从灶中的火炭木灰里边滚落出来。它的作用是使丹沙变成黄金，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人得见神仙，长生不死！它把 mortal 的人类，变成了不死的 immortal。（当然，这就是哈利波特的哲学家之石）

　　这个李少君自己，有没有获得这种神秘石头呢？他病死了。所以多数人相信他没有获得魔法石。但是汉武帝坚信他已经得到了，他根本没有死，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相比之下，向南和向北的收获，似乎不那么明显。因为北边是匈奴，还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荒漠。虽然卫青和私生子霍去病连打胜仗，但是对于皇帝，这些战果只有世俗的意义。向南呢？刘安早就汇报过了，那些南蛮看上去不起眼，但是你要敢过去，他一个杀你十个。其他儒生也上奏，说就连秦始皇也在南边吃了大亏。根本的问题是，那些都是“化外”之地，是神州之外的非神圣地区，甚至是野蛮和邪恶的地区。就连好不容易打通的“西南夷”，里边也不过生活着一群夜郎自大之徒。

　　同样是昆仑山神圣之水浇灌的地方，怎么差距那么大呢？看来，还是只有大河平原，才是真正的圣地，顶多再算上长江北岸。如果你不满意，就从黄河口出海，去寻找仙人吧。否则，你除了静静地享受人生还能做什么呢？

不过，人生漫长（当时活过70岁的，已经不在少数），究竟怎么个活法？上帝他老人家有指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