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五十七：爹本位 -- 本嘉明
(一)
我们正在《本帮菜》讨论“父本位”（儒家的伦常）现象，就是儒家把父子关系刻意杠杆放大，搞得君父君父，高高在上批不得的丑恶现象。说曹操，曹操到，乌村的问题，确实也是“爹本位”的一个反映。“爹本位”，就是“官本位”的根源。
郑雁雄书记的讲话全文，河里已经登出了------没别的，不折不扣一个通用型号的爹，当爹已然当出毛病来了。
9月份村民上访，回村途中开始“打砸抢”，官民开始对立，这时候郑书记的心态是这样的：“一开始9月21号，发生上访，回去的路上有人打砸，我一点都不着急，我觉得这就是农民组织的上访，只要人一多事就多，人多胆子就大，来的路上循规蹈矩递上访信，回去的路上借机发泄，反正人多，我砸一砸反正也不一定知道是我，那你进去把它理顺了，把打砸行为教育教育就行了，是一个单纯的打砸案件，跟上访可能是没关系。到后来22号，警民冲突，打砸警车。我感觉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么激烈的对抗？这难道有很大的仇恨和埋怨吗？我就亲自过来处理，我一看参与的人比较多，大家的怨气也比较大，对立的情绪比较激烈，我就下令，撤！因为我们共产党人，人民警察不存在大规模跟村民冲突这种必要性，都是自己的村民，都是自己的子民。你不是父母官吗？让人家发泄一下，让人家发发脾气，过后你再教育他嘛？！不是公仆吗？公仆让主人发发脾气怎么啦？!你不是人民勤务员吗？那首长不高兴了，赶快给认错吧！哄哄首长吧！”
那么，为什么村民要把事情主动搞搞大呢？我想是这样的。
首先，这是“显爹”(ZF)和“隐爹”（乡绅）之间的争权。如果乡绅夺到话语权，推翻Zf对这404亩的“私相授受”（村民这么认为），村民就普遍能分摊到价差利益，所以这时候乡绅跟村民的利益比较一致。而回报是，将来基层的事情，乡绅做主，显爹让路。
而显爹们一贯的做事风格，是“公共汽车主义”，就是说一旦坐上公共汽车，本能地要逃票，逃过了是我狠，逃不过是你狠。郑书记现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仿佛比林黛玉还“嫩娘”，但如果没有这番打砸抢，那么接了上访信的蔡副书记，会怎么热心地为农民们主持正义，而不是拿去勾兑爹们的私人利益，那谁也不能保证。郑书记要摆平的地方很多，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你说汕尾连一个邓贵大那样的干部都木有，怎么会是广东的非洲呢？所以这种看起来很普通的车票，不假思索，能逃则逃的，省点小钱嘛。现在逃票被抓，他想起自己是公仆了，赌咒发誓本来打定主意买商务舱的，就是忘了掏钱罢了------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不幸被你抓到了，临时哄一哄你，下不为例。
村民们就是怕这一点，才不惜闹闹大。敢于斗争，谣传差价有9亿，那么每家能分几百万；不敢于不善于斗争，可能啥也木有。那么这个“善于斗争”，关键就是有得力的“代言人”。中国传之千年的“宗族家法制度”下，本族是一定推得出代言人的，唯一的问题是代言人的本事有多大。乌村的代言人，显然比较能搞事，搞到海外（无非是香港为主流的中文媒体）能那么HIGH。
但是这个事件，不全是“两爹之争”，因为今年来，世界的大环境，就是“驱显爹”，从阿拉伯到花儿街，从莫斯科到不列颠，年轻一代对于“显爹”，普遍地反感。这个大背景下，隐爹们顺势而为，打悲情，就比较有效。因为显爹已经爹习惯了，通常都爹了三五十年了，惯出毛病来了；而隐爹们（比如穆斯林兄弟会）是在野，比较接近群众，出来打倒显爹，他自己没什么损失，损失脚镣而已。
这一点，汪书记倒是看出来了，小郑书记披露说：“最近我们汪洋书记，有一段话，我可以跟大家作个概要性的传达一下，当然我记不住他的原话，这个话是经过我的嘴说的，就是现在乌坎村出现的这种情况，迟早会发生，不是在乌坎发生就是在别的地方发生，为什么呢？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一手硬一手软的后果，我们拼命搞项目拼命抓发展，对于民生问题，对于基层民主问题，对于村内的利益公平问题，对于基层党组织村两委的执政能力问题，我们所做的不够经济建设那么硬，所以，存在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日积月累，迟早有这么一天。”
兔牌显爹们不是没有苦衷，算是工作有成绩的啦（比如说，比比印度菲律宾外爹啥的），但你点儿背，全世界的显爹们都比较狼狈的时候，比较夹尾巴的时候，你怎么有成绩都是应该的，万一有错误是不行的。那么什么叫“错误”呢？顶风作案，被搞大了的XX就是错误，没搞大的不算，带套的不算。小郑书记乱叫冤枉是毫无意义的，当了一辈子爹了，真赶上不走运就难免有这么一跌，忍吧。当爹而多嘴，岂不是发嗲？
汪书记全面服软，我看有两个因素。一，TG的原则，一向是“先礼后兵”，这次软，倒不一定下次还软，谁要是昏了头以为循例可跟上，那可能有人就“忍无可忍”。二，广东的问题，尤其是地方干部作风问题，一向比较复杂，借这个事头，发展成缩小版的“杨乃武小白菜案”，整顿一下，也是应该的。
整件事的责任，主要在显爹那里。一，以往“为爹不尊”，信用不良，积累了问题，人家要上访，上访而不闹事，往往又不会解决，子民们身为“子辈”，几乎是只好闹事。二，有人闹事就去抓，是“逃票主义”的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殷切希望子民看清马王爷有几只眼。有人犯法该不该抓？确实是该抓，不过要这么一说，市府大院里就该先抓完了。在只许显爹放火不许子民放屁的前提下，抓来的闹事人，即便真没有挨打，死在局子里，那也就是该着显爹们倒霉，没话讲------当爹有风险，入党须谨慎。
大汪书记那么说了，小郑书记就明白大祸临头了，就紧张了。大书记没说之前，人家是不紧张的，死了人更不能紧张，不然怎么冷静应对？怎么果断调动武警上火线？省里都服软了，下面希望定性为有预谋的X动，把坏事变好事已经落空了，那么低头哈腰是不得不为的。但当爹当惯了，腰腿不利落，所以小郑书记抢在自己丧失发言权之前，半威胁地着急表示：“话说回来，政府敢于负责不等于政府全错了。”
他小郑啊，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只要事情没有搞大到“省一级错误”，你这个小爹是不是全错是不重要的，现在先让你把事摆平再说。再说了，我们上面分析了，事件的主要责任，就是在郑显爹那里，到郑显爹为止，不管这个是你个人的人品问题，还是显爹体制问题------还想往上揭盖子？
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怎么说的呢？乌村村民就提两个诉求，最主要是土地问题，乌坎村13,000多人，7个自然村，78个姓，原有9,000亩土地，现在卖了6,700多亩了，剩下2,000多一点，既没把村民变成市民，又没解决城市的低保，当下村民的要求是合理的，省里处理事件时，五项承诺中第一项就是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朱明国批评说：“现在一些国家干部哪有想过农民没地吃什么，没地我（干部）照吃好粮，不种地照吃好粮，不养猪照吃好肉，甚至不用上街当着官有人送。他哪里想老百姓之艰难？” “如果早一点解决这些诉求，用得着闹这么大的事吗？”“ 现在有三种不良作风：一些是群众观念淡薄，对群众疾苦置之不理；一些是做群众工作方法简单，习惯于发号施令，居高临下；一些则是群众工作不扎实，见困难就拖，见问题就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久拖不解决，甚至放任不管，以致酿成严重后果。”
乌村的子民，是不是刁民？有没有调戏郑显爹过了头？不好说，但全国的老百姓们，会不会一边倒同情郑显爹？悲愤的公务员们，在广州搞一场百万人大游行，声援郑显爹们，要求法理上完美专业的正义，可能不可能？这，才是关键，一味推敲97年征地时法律上有没有漏洞，不足以解决现在和将来的危机。
对于祖祖辈辈的农民来说，失地等于失血。地没了，即便兜里有几个现钱，来几个“硬着陆”，币制改革，休克疗法，一夜就没了，然后怎么办？
千百年来，地还是这块地，也没有大老爷们来伺弄过关怀过，但如今经济发展了，地价自动贵了，地反而不是农民的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再贵有什么用？还不如不要它贵，省得有人惦记，倒还留在农民的脚下，留给将来千百年的后代。有人幸灾乐祸地说，ZF只要坚持不改变这404亩的土地用途，就一样给把地夺回去的村民们穿小鞋算秋后账，你也发不了财么。大家真考虑过农民们的心情吗？
这个社会要讲效率，就要有人牵头，是爹还是妈，无所谓------美国还有1%的爹爹们呢；是隐爹还是显爹话事，也可以商量。关键是这个当爹妈的，要像样子。父父子子，先要正父，你自己爹得不好，还要求儿子们逆来顺受，饿死是应该，那不是愚孝了吗？造反有理，人家当年又不是没有被科普过！
汪大爹发了话，朱二爹发了狠，为什么？一半是因为，在大爹二爹的眼里，郑小爹不就是一个祠堂里排名比较靠前的崽吗？不也是儿子吗？你有没有委屈，有没有无辜，有没有倒霉，是不关大爹二爹的事的。你平时倒是不妨吃香喝辣作威作福，百里侯嘛，但到这个节骨眼上，没有尽一个好崽的职责和孝心，惊吓着大爹们了，大爹一生气，后果很严重。为麻？大爹上头还有巨爹嘛。
“爹本位”，就像是英文大字典一样，它就是个中性的工具，用好了是菜刀，用坏了是凶器。但问题在于，这个菜刀在孔孟之道的中国，那么容易变成凶器，那么宿命必然会变成凶器，那么准几百年就肯定凶器一次，这是令人比较愤怒的。
（二）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事件的深层原因了。农民不愿意失地，害怕失地，一失再失，已经失得忍无可忍了；而显爹们麻木不仁，甚至为了私利乐于推波助澜，双方不同心，谈不拢，子民只好寻求较激烈的手段。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去揭村民们头上的癞疮疤，说什么阿贵们本是走私的刁民云云。他们何必要走私，也是你显爹没搞好嘛，日本渔民为什么不从中国走私三大件？而且因为走私，胆子大了，敢骂爹骂娘，敢打砸抢。好嘛，要感谢村民们嘛，他几个青皮现在砸，好过事情糜烂不可收拾了，全民上来一起砸，好过他去当黄巢。
但是，大爹二爹郑小爹们，就没有一点委屈？也不对。经济发展了，工业化要用地，从英国的“羊吃人”开始，一贯如此。广东要发展，人尽其才，地尽其利，也没有大错。那么错在哪里？一，1997年的补偿方案，令今天的农民不满，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二，任何一个地域经济体，都是工农业并举的，美国三大选帝侯强藩，纽约州，加州，德州，都是农业高度发达，工农商并重，持续均衡发展的州（或者说是邦联下的三个小国）。乌村13000人口，几年间搞到只剩2000亩地，爹们还在那里打主意折腾，不弄完看样子不肯歇手，这里面没有私利？没有勾兑？你们太贪了！还有没有科学发展观？！当爹当得，已经忘乎所以了，根本不考虑给人家一万多口人留退路了！三，广东的农业不受重视，农田抛荒严重，是多年积弊，这说到底，上上下下都有责任。轻视之下，才给了基层贪爹们漏洞可钻。你如果不重视农业，怎么可能重视农民的利益？广东经济发展得那么好了，自己动手不麻烦中央，反哺一点农村，反哺一点水利，拿不出钱还是拿不出心思？
这个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处理得完美的。而今天广东省委对于乌村的处理，表面看以民为本，其实也有后遗症的，给其他地区一个鼓舞，觉得会哭才有奶吃，而且一下塞给你一大桶奶。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在争扰的很多，老百姓还没有想到反悔的就更多，这一打开盒子，那是没有底的。
那么怎么处理？小本的一个建议，是给沿海各省的地级市权力，可以自行决定“居民退税”。具体做法是：由各地级市自行判断，自筹资金，上报“退税”方案给中央的特定部委，抄报省一级。中央批准后，一年两次，对本地区的常住户口居民进行“所得税退税”，直接发到人头。如果情况特殊，也可以对本地区流动人口（外来劳务工）有一定的退税，但额度比本地户口居民要小。
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盛产石油（砂油），富得流油，省府年底一看有盈余，全省居民退税，皆大欢喜，和谐得不行；香港也这样搞过，按人头“派糖”，每人几千大洋，有居住加拿大而持香港身份证的，飞回去领。广东经济发展得这么好，广东人民的自豪感在哪里？就可以在：我们广东银有退税，你们甘肃没有嘛！
具体看乌村这种情况，你即便把地退还给村民了，如果不允许改变土地用途，村民其实没有拿到好处，只是捍卫了原有的农地利益没有继续损失，以前征去的那7000亩也追不回收益了，恨意没有完全消失。所以不管地退不退，此时汕尾就表示，总要以民为本，可持续改善民生，那么我们打算每个有身份证的汕尾居民每年退税2000元（如果有一万名乌村村民有资格领，就是2000万一年），暂定5年，但资金还缺一半。这时候省里就同意支持那一半资金，方案报中央批准后，就执行。村民虽然没有一下子分到传说中的那9个亿，但年年每家能拿几千一万的，等于分期还款，就不会那么抵触，就是说给你一大桶奶我做不到，每天一瓶怎么样？好过没有嘛。
而中央的批准，是以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按GDP的百分比衡量，按该省的支持力度来判断的。如果不切实际地互相攀比，毫无理由要多分下去，也要否掉。这个批准权力不放在省一级，省里反而容易发表第三方意见，不得罪人。那么，重庆有个好领导，外资纷纷进驻，经济快速发展，本地居民因为退税而普遍无差别地受益，就很合理。如果当届政府征地多，就多退点；或者如乌村那样，以前遗留问题恶化，而广东全省的经济持续向好，那么省里调剂，这一届汕尾地级市多退点，算是兄弟地市支持你一把，还掉过去的欠账，也是可操作的。如果全地区一刀切负担太重，那么乌村早退先退，其他村晚退或打点折扣，也是可以商量的。广东有21个地级市，强市支援一下弱市，互相战略支撑，合情合理。
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居民食髓知味，得陇望蜀，将来只肯加多不肯减少。处理这个难处的方式，仍然是“税”，就是如果汕尾政府想减少“退税”，村民又上街不许，那么就“退税”不减，另本地区加征新税补足资金缺口，就是闭环消化。
按人头“退税”，是不尽合理的，是一种变相福利制度。但好在能够维稳，因为上街喊口号，是一人一条嗓子，跟你是金领还是楼盘工，没有关系。而另加新税（费）则有针对性，如果是营业税，那就是本地的工商业多交，再转移为退税支付，是劫富济贫，这一套在中国还是管用的。这时候，整个汕尾就如同一个大企业，居民是工人，商户是资方，退税制度就是工会。如果资方压过工会，就少退；如果工会压倒资方，就多分钱，杀鸡取卵，直到经济凋敝，这个汕尾号企业倒闭，大家没得吃。
这样一种制度化化解方法，不再是一村一案具体处理，那么乡绅隐爹们也就没有多少题材可抓。
打个比方，这就等于在清朝，给县官设粥厂赈灾的权利。按本县实际情况，需要设粥厂了，禀明朝廷，获准可以赈灾，但粥厂的粮米，由县官和抚台衙门（省委）自筹，不得动用中央的官仓。那么有时候，其实没有灾荒，但县里对百姓有点愧疚，手头也有点盈余，就找个理由申请放赈，腐败腐败大家，补偿补偿大家，朝廷也心知肚明，眼开眼闭，反正用你地方的钱粮。如果不这样办，每次设粥厂惠百姓的都是乡绅，遇到大饥荒官府又反应迟缓，那都不是好事。
体制里的童鞋们说，我们收上来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都有正经用途的，比如铁公基啊，航母啊。但今日形势不同了，这个钱，先要分下去一点，去购买时间，购买民心。有些个三公消费，政绩工程，就先缓一缓吧。不是信不过你们的工作能力，前三十年大干快上，要聚沙成塔，收上钱来搞建设，是应该的。但今天放眼寰球，气氛变了，哪怕你们爹几位再有鸿图大志，力拔山兮，暂且歇歇，把子民供起那么几年，撒下去钱，随他们花，没脾气，那人民一定更加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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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得到么？
何况人家正对养老改革有情绪的当口，眼看着已经要挖一块出去了。
中国不是从TG开始穷的，而且在中国重回世界之巅之前，一直还会比较穷。於是乎，就可以合理的走私还要怨“显爹没搞好”？
是史实，以前中国底子薄。但董事会不是史学会，现在等的不是一个历史考据，而是解决乌村事件的好消息。在省委和汕尾市委闭门紧急讨论的时候，你这个观点必然摆上过台面，也没有人可以正面反驳，但完全于事无补。
这个意外事件，由于有大量的境外记者潜伏在村子里盼着某大事发生，由于目前的世界大气候，一旦处理不好，会干扰中国整体的战略实施和前进节奏。这个大道理面前，省委一套班子的大多数同志如果拘泥于小道理，认为伟光正不能输给穷山恶水出的刁民，那你就完了，赵姨就等这个呢。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大量广东人偷渡香港，我们总不能说：“这个是香港的错”吧，改开后这些爱国港商回来了，没有Tg官员说：“当年也不是我们的错，你怎么还有脸回来？”乱棒打回去。
这里我要说说汪书记。我个人对汪书记有一个认识过程，现在我认为他是很强的，当然技术细节上还可以改善。他是督抚一级里少有的，有全局眼光的人。他等于是美军的尖刀班，第一批登上诺曼底的，面对全新战斗环境，困难更大。但当年作为新兵蛋子在胡德堡一起受训时，也没有专门开过小灶，水平离许三多还差一截，现在临时受命，打头阵，完全靠悟性，捉襟见肘，战术动作走形，是可以理解的。乌村事件，先让下面的同志处理，尊重基层干部的职能和工作努力，然后看到世界舆论界朴实组织们的险恶用心后，断然接过来，一退到底，姿态非常高，一下就把等着血淋淋照片的《纽约时报》们闪个马趴。
这件事件上，乌村的阿贵们有没有错？郑书记有没有委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同样，现在不是说TG对于1978年前的经济发展毫无错误的时候。省委也好，市委也好，把心态摆正了，屁股多坐在阿贵们一边，折己就人，有这个态度了，就好善后了。
你这个想法带到汕尾市委去突出强调，赵姨会发你一个一吨重的奖章。
以我对中国官场的了解，研究怎样解决乌村事件的会议上，压根不会有人提“走私”，因为那对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官场里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的人属于“白乌鸦”，比熊猫还稀少。
“这个地应该就是政府的，因为你已经出让了，当年征地的所有赔偿已经履行了，现在收回来，不是村里面去收回来，是政府去收回来，归为国有。
不好的是什么呢？误导群众，谣言满天飞，村内秩序大乱，人民生活生产秩序大受影响，甚至搞到一些人过激行为、违法犯罪行为要政府出手去抓人，这就不利于事情解决了，这把事情复杂化了。再后来境外的媒体拼命炒作，有的说有，没有的也说有。还利用到、上升到攻击我们国家攻击我们政党的一种借口、把柄、炮弹。
但是，在敌对势力的媒体里头，在别有用心的人里头，借你这句话（反对独裁）来骂我们国家、骂我们党，我们就变成人家抹黑我们国家、抹黑我们党的工具、炮弹。这就变了，这就事与愿违了。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觉得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群体事件和打砸案件来看。
这个事情（上访回程和次日打砸）发生了怎么办？政府，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都必须抓人，伸张正义、以正纲纪。不管我心里面多么不愿意，哎呀，这是一个群体事件！开始他们的愿望是好的！这是有人造谣、煽动！但是我还必须得抓人。我要是再不抓人，第二场的打砸行为就会来，第三场也会来，第四场就会来，就会有更多的人犯罪违法，最后不得不抓更多的人。
一个群体事件的处置，往往抓人不是目的。抓人是要：第一，警示你犯法的事情不能干；第二，过去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有后果的，不能再做，我指的是犯法的事情；第三是做给后人看的，你看，犯法就会被抓，以后大家有事好好说，做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你必须这么干。
过去政府有责任，这段时间政府够负责了，你为什么还要打砸？为什么还要去准备凶器？为什么还要用各种手段去造谣甚至去裹胁群众？这又是你的不对！这一点，不管是省领导也好我也好，我认为抓人也无可厚非，该抓就抓，这个事情就必须这样看。”
这是郑书记的原话，当然我摘取出来重新编排，你可以说我断章取义。单说这几句话，这么串起来，有点某重要社论的味道，也是有思路有道理的，如果班子都通过了，那武警就进村平叛好了，反正催泪弹已经打了那么多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真要这样，郑的位置肯定是保住了。
这些跟以前的破事也串得起来，都是些有前科的不法分子嘛，该打。
这次几百家境外媒体之所以齐集乌坎，就是那些刁官给了他们足够的期望值。如果这件事不是广东省委当机立断，只怕就要栽在“官逼民反”的刁官们手里了。这个时候还指望高压维稳镇压百姓，怕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