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m0GCvsIVA

我们的祖先通过外推自己的亲身经验来理解世界的起源。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宇宙要么是从蛋里孵出来的，要么是父神与母神交媾之后生出来的，又或者是某个造物主的手工作坊制造出来的——在一系列弊病缠身的理解宇宙尝试当中，最后这项理论离我们最近。所有这些理论都认为宇宙的范围并不比我们肉眼可见的区间广大多少，宇宙的历史并不比我们的口述或者文字记录久远多少，宇宙的本质与我们熟悉的周边环境并没有多大区别。祖先们研究宇宙学的动机旨在让外在世界看上去更加亲切。尽管我们做了诸多努力，但是我们的发明能力并不很强。西方的天堂安静祥和，充满了蓬松的云朵；西方的地狱则像极了火山的内部。天堂与地狱都受到等级制度的辖制。一神论者将上帝称作万王之王。每一种文化都认为与人间政治体制类似的系统掌管着整个宇宙，却没有多少人觉得这一点有多么可疑。

然后科学就出现了，并且告诉我们人并不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世间充满了人类想象力无法企及的奇迹，宇宙并没有义务去遵从令我们感到舒适或者合理的理论。假如我们并不重要，并不位于宇宙的核心，并不是神灵眼中的宠儿，那么以神学为基础的伦理体系又将如何自处呢？对于人类在宇宙当中真实地位的探索受到了漫长悠久的抵制，以至于直到今天相关辩论的遗迹依旧俯仰可见，有时候还会将地缘中心论的动机露骨彰显出来。

那么我们究竟想从宗教与哲学当中得到什么呢？莫非我们只想接受治标不治本的安慰疗法吗？我们究竟希望用寓言故事来安抚心灵呢，还是希望真正理解我们的确切处境呢？因为宇宙不肯遵从我们的偏好而感到伤心似乎是非常孩子气的做法。我们可能会以为成年人恐怕没有脸面将这样的失望付梓印刷。时髦的做法并不是指责宇宙——因为这样做看上去实在太没意义了——而是指责我们用来了解宇宙的方式，也就是科学。科学告诉我们，人类天然具有自我欺骗的才能，因此客观性未必总能主导人的生活。科学结论源自针对自然界的调查，未必总能根据预先的设计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就算是深受尊敬的宗教领袖也像我们一样无非是所在时代的产物，因此同样有可能犯错。各种宗教相互矛盾，导致矛盾的问题小到走进祈祷场合的时候究竟应该摘下帽子还是应该戴上帽子，吃饭的时候应当回避牛肉还是猪肉，大到神灵的本质：世间究竟有没有神？有几个神？

假如你生活在两三千年之前，相信宇宙为了我们而存在并不丢人。这一论点很有说服力，与我们当时所知的一切并行不悖。当时最有学识的人们就是这样教育别人的。但是从那以来我们又学到许多新知识，在今天依旧坚持这种观点也就等于彻底无视证据以及回避自我认知。我们渴求自己的存在能有意义，尽管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自我欺骗之后我们依然没能找到任何显而易见的意义。人的一生承担着一副逐渐累加的负担，也就是自我欺骗的反复被揭穿。我们是宇宙的后来者，我们栖息在宇宙的偏远角落，我们的祖先是淤泥当中的微生物，我们的表亲是各种猿猴，我们的思想感情并不完全受到自身的控制，宇宙中很可能存在远比我们更加聪慧的物种。更重要的是，我们糟蹋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行星并且危及到了自身的生存。我们就像绞刑架上的死囚，脚下的踏板门随时都有可能开启。我们将会掉进无底深渊，身陷无边黑暗，不会有救援队来寻找我们。

限于现实如此严酷，我们很容易就会闭上眼睛，假装自己正在家里安全舒适地躲藏着，无尽的坠落只是噩梦一场。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克服对于自身渺小的恐惧，我们就会来到一条门槛的边缘，发现一个在时间、空间与潜能方面都远远更加广大的宇宙，我们祖先以人类为中心搭建的小小戏台根本不能与其相提并论。我们的视线穿越了几十亿光年的空间，看到了大爆炸之后不久的宇宙景象，我们的目光深入了物质的基本结构，我们探索了地球的核心与太阳的炙热内里，我们看懂了决定地球上万千生灵体态习性的基因语言，我们发现了自身起源的失落篇章，我们发明并改良了农业从而喂饱了地球上绝大多数人，我们创造了拯救几十亿人性命的药物与疫苗，我们以光速相互交谈，我们只需一小时半就能绕地球一周，我们向超过七十个外星世界发射了探测器，还向遥远的星辰发射了四艘飞船。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自然界充满了诸多值得恐惧的事物——闪电、风暴、地震、火山、瘟疫、干旱、漫长的冬天。宗教最早就是安抚与控制——尽管谈不上了解——自然界无序侧面的努力。假如人类当真生活在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花园当中，除人类以外其他栖息在花园里的生灵全都听凭人类发落利用，那该有多么美好啊。西方文化当中确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反映了这种心态，只不过即便在那个故事里面，花园当中的一切也并非全都为了人类而存在。花园里有一棵树，树上的果子不允许人类食用。这个故事不允许人类拥有知识理解与智慧，我们必须永远保持无知的状态。但我们就是忍不住，我们对知识有着如饥似渴的渴望，这也是日后一切人类苦难的起源。首先，我们就是因此才离开了花园，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多了。只要人类没有好奇心并且百依百顺，我们就能用自身的重要性与核心意义来安抚自己，并且告诉自己宇宙为了我们而存在。但是一旦我们开始放纵自己的好奇心，开始学习，开始理解宇宙真正的运作方式，我们就将自己从伊甸园放逐了出去。手拿烈焰之剑的天使在伊甸园门前守候了千百年，禁止我们回归乐园。原本的花园主人如今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民。偶尔我们也会哀悼这个失去的世界，但是我认为这种思绪仅仅是多愁善感而已。人类不可能永远幸福的无知下去。

宇宙当中充满了设计的迹象。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然进程——天体的碰撞，基因库的自然选择，甚至一壶热水当中的对流涡旋——足以从混沌当中提取出秩序，并且诱导我们在虚无之处推导出意义。我们生活的意义以及我们这颗脆弱星球的存在意义只能由我们自身的智慧与勇气来决定。我们是生命意义的守护者。

我们一直渴望父母的照料，希望父母能原谅我们的过失，从我们的幼稚错误当中拯救我们。但是知识永远胜过无知，难以接受的事实永远胜过安抚人心的童话。如果我们真想为自身在宇宙当中的存在寻求目的，首先就要设定一个值得实现的目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Mb5mik9H7w

我想与大家反思一下博物馆究竟是什么以及博物馆为什么会存在。我的理论是这样的：博物馆在欧洲的兴起是欧洲社会世俗化的结果。在十九世纪中期，信仰上帝及其配套机构的英国人数量显著下降。当然此前的英国就有博物馆，但是此后博物馆的数量才呈现了爆发式增长。如果用图表来表示，将参与教堂活动的人数画一条线，将参观博物馆的人数与博物馆数量画一条线，两条线大概相交于十九世纪中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人们开始认为参观博物馆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教会活动。今天有人说“大教堂是全新的博物馆。”我认为这种想法很美丽。传统上人们在宗教当中寻求的很多东西都能在艺术当中找到，例如集体归属感，指引感，道德感，对于生活艰辛的抚慰，对于人生黑暗侧面的体面描述。在这些问题上艺术的领域与经文的领域确有互通之处。在十九世纪中期，约翰.罗斯金与马修.阿诺德等人开始主张艺术在世俗社会当中的作用，认为文化应当取代经文，从前去教堂的人如今应当投身于艺术。

这是个美丽的理念，也是个有趣的理论。但是如今我们却把这套理论彻底遗忘了。如今如果我走进教堂并且下跪哭泣，为自己人生当中的诸多错误而懊悔，为自己的脆弱与愚蠢而伤心，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为我让出空间，因为这里正是此类行为的恰当地点。可是假如我要在美术馆里做出类似举动，假如我看到伦勃朗的美丽画作《先知耶利米哀悼耶路撒冷的毁灭》——此时耶利米正位于毁灭的顶点，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坏到了极致，他的人生落入了最低谷，一切希望都消失了——假如我在画作面前痛哭流涕，“耶利米啊，我理解你，请你引领我的人生吧。”那么保安肯定会立刻把我轰出去。我认为艺术界的当权派们将一套体制化的冷漠态度强加在了我们头上。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待艺术的方式被局限在了学术层面上。讲解文字都说了些什么？讲解文字告诉你一幅画的创作时间，作者是谁。伦勃朗本人会关心自己的某幅画创作于1661年还是1662年吗？肯定不会。但是守护伦勃朗的人们却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并且鼓励我们关心这些问题。正是这些人塑造了我们在博物馆里的体验。

我今天演讲的目的是向大家介绍一场展览，展览的灵感来自我的新书《作为疗法的艺术》。Rijks博物馆举办的这场展览的名字则是“艺术就是疗法”。Rijks博物馆的这一举动可谓非常大胆。我与这次展览的总设计师谈了一谈，她说：“这场展览很现代化，所以我们一定要营造现代氛围，最好有点朋克。我想用便利贴来介绍展品。”我认为还是古典风格更合适，但是我势单力孤，于是展览就采用了便利贴。必须指出的是。我是个老古董，Rijks博物馆的员工则是新人类，因为Rijks博物馆立足于一条十分现代的理念。在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文明的艺术观念都与我一致，也就是以教化为纲，以实用主义为本，将艺术当做宣传工具。各大宗教都抱有这种理念，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从奥古斯汀到阿奎那，从黑格尔到东方哲学，全都具备一套相同的理念：艺术品是用感官形式来表达思想的场所，旨在引诱受众接受某些社会或者金主认为至关重要的信念。无论是贝利尼的祭坛装饰画还是佛陀造像都是将艺术作为宣传体系组成部分的体现。这种做法令现代世界感到忧心忡忡。我实在不认为现代社会应当如此担忧——这一点我们回头再说——但是现代社会的艺术观念确实有一条非常奇怪的前提：艺术没有明确的意义，没有压倒性的目的。所以在现代社会才不可能回答“搞艺术究竟为了什么”的问题。艺术的本质是神秘且私密的，与政治无关，尽管政治家本人摆脱不了政治立场。鉴赏艺术应当是私人体验。艺术无意改造世界，艺术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艺术抛弃了许多曾经的抱负，不再作为指导人生的教化力量而存在了。

这场展览虽然把解说词写在了便利贴上，其实却回溯了这一古老传统。这座建筑里的艺术品以及创作这些艺术品的艺术家们绝对相信艺术的教化作用。宗教题材的作品自不必赘言，其他作品也不例外。例如维米尔的《小街》就是一部政治性作品，是荷兰的建国文献，向观者展现了作家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楼上的阁楼里专门有一个展区展览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的道德印刷雕版。我们可能觉得印刷雕版也要讲道德的想法很奇怪，但是印刷纸币的雕版上确实有“贪婪者不得进天堂”的铭文。我们今天可能会认为“这也算是好艺术吗？”但是道德教化的确曾经是艺术观念的核心。这次展览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用艺术来宣扬道德无可厚非，并不会滑向意识形态宣传的深渊，我们应当学会习惯这样的艺术。

如果某人认为“艺术应当具有治疗效果”，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呢？“治疗”二字本身就很吓人，好像是美国的舶来词，所以请容许我打消各位的恐惧。治疗过程的目的并不是让人整天高兴，而是让人实现情感成熟。这一点意味着接受治疗的人要理解并且熟悉悲剧，因为悲剧、损失与伤痛是生活的固有元素，熟练应对悲剧的能力也就是成熟的本质。治疗过程的终极目标是塑造一个成熟的人而不是培养一个只知道傻笑的白痴。“治疗”这个词的确会引发许多争端，我们的确可以将这次展览称作“艺术是通向成熟人性的道路”，但是那样观众人数恐怕会少很多。所以我们确实有故意引战的意图。

当代文化十分看重艺术，赋予其极高的地位，似乎一切都很美好。艺术展览的门前总会排起长队，索斯比拍卖行与克里斯蒂拍卖行的拍品价位屡屡再创新高，所以如果你说我们对待艺术的态度正在遭遇危机，恐怕并不会立刻得到认可。但是我相信我们确实面临危机，危机的本质就是颓废。我们不能明确指出我们究竟想从艺术当中得到什么。我认为这一症状反映了一个略显混乱且不能理解自身深层需求的社会。

我在身患中二病的少年时期发现了马克.罗斯科的作品，并且立刻就被他牢牢抓住了。我感到这些被巨大色块占据的画布散发着强大的力量，但是却不知道心里究竟应当怎么想。画布边上的解说词仅仅写道这些画作采用了丙烯颜料，曾经被某某收藏家持有过，曾经在某某博物馆展出过。对我来说这些言语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像很多罗斯科的仰慕者一样，我也有着强烈但却未经指引的感受，而且无法用言语表达。每当有人让我用言语表达我对罗斯科的感受时我都会气不打一处来，因为我的感受太珍贵了，一旦说出来就会消逝。多年之后我看到了一篇马克.罗斯科专访，这次访问多少有些火药味，因为《时代》杂志的采访者的脑子稍微有些不太灵活——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喜欢刨根问底。他反复发问道：“罗斯科先生，你在画布上涂满颜色究竟是为什么呢？你究竟想表达什么呢？”最后罗斯科终于生气了：“我之所以作画，为的是让我心中的悲哀与你心中的悲哀在画布上相遇，这样我们就都不会像原先那样孤独了。”我心想：“说的太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呀！我从来不知道我居然当真可以这样想。他们为什么不把这段话写在解说词上呢？”

每当我表示艺术应当具有工具性的时候，听众们都会陷入恐慌：“你是哪个政府部门的？你是不是觉得艺术的用处就是推高GDP？”艺术具有工具性的意思就是艺术可以用来实现某种目的，比方说略微缓解你心中的悲哀。并不是说艺术的目的必然在于激励底层人民推翻暴政或者实现其他宏大愿景。当贝利尼创作祭坛装饰画的时候，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宣扬福音书当中的真理并且吸引更多信众，提醒人们应当努力向基督耶稣的生活方式再靠拢一点点。这是一件说教意味很浓的作品，也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有人认为如果一部作品的意义在一张明信片上就能写下，那么作品本身一定非常浅薄。这话是完全错误的。一件艺术品可以展现难以置信的高超技艺，但是艺术品的核心思想却能用寥寥数语表达清楚。如今最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出版物就是博物馆藏品目录，读起来就好像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一样——我觉得德国的博物馆藏品目录读上去应该像是从荷兰语翻译过来的——总之就是不说人话。艺术品的意义理应能用大白话说清楚。

接下来我想谈论几个我认为艺术有潜力发挥治疗功效的方面。最显然且最值得提及的方面就是艺术能帮我们记住各种事物，因为人很喜欢忘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画家约翰.康斯太勃尔对变幻不定的流云很感兴趣，用他的话来说他希望“将云朵装进瓶子里”。假如你能够将某种东西装进瓶子，那么在需要的时候就能随时拿出来。康斯太勃尔的天才就在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时刻，将流云固定在画面上，任何人想要观看的时候随时都能看到。某种程度上所有艺术家都在这样做，将某些美丽却往往被人忽视的事物装进瓶子里。他们的技艺越是高超，他们所表现的体验就越是与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来到美国并且驱车在凤凰城郊区观光的时候往往会说：“这里的风景真有爱德华.霍普的风格！”霍普技法高超地将某种特定的氛围装进了瓶子里，于是他的名字就成了这种氛围的同义词。他的作品能让面对相同氛围的我们对于自己的感受不再那么陌生，并且能与其他人交流自己的感受。身为作家，我坚定相信用文字描述视觉体验的重要性。我坚决不同意有些艺术流派认为“写出来感觉就不对了”的主张。

艺术家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装瓶的技艺，还在于他们能选择正确的装瓶内容。霍普并没有挑选美国社会的随便哪个侧面，而是选择了对他来说最有价值的氛围。维米尔并非随便绘制了某一位女性，而是选择了特定的光影构图与场景气氛。我们说这是一幅伟大的画作，但实际上这是一套伟大的选择：究竟应当捕捉什么，纪念什么。艺术的用处就是将最有意义的人类体验装进瓶子里供人们随时取用。

顺便说一句，博物馆的问题之一在于我们前往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往往并不是我们最需要艺术的时候。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往往在度假，我们的心情往往轻松愉悦，然而艺术品传达的信息却往往涉及最为极端的情感状态。我们最需要艺术的时候往往是在浴室里发呆的时候，在厨房里劳碌的时候，在面对日常琐事的时候，在孩子们满屋乱跑的时候，在我们独自一人坐在车里不愿下车的时候。这些时刻才是我们最需要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维米尔的静谧街景绘画或者瓶装云朵的时候。然而此时艺术品却往往并不在我们眼前，而是摆放在遥远的博物馆里。因此我认为任何一家博物馆里最重要的场所就是礼品店，因为礼品店能让我们将博物馆教给我们的课程带回外部世界。我还认为大规模复制生产的明信片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明信片虽然不够正宗，但却能让我们在最急需的时候接触到艺术。

这张明信片上的画作是莫奈的《睡莲》，这也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一张明信片，每年都能卖出几十万张。很多有识之士对于这幅画的看法都很消极，因为这幅画太漂亮了。严肃的思想家们质问道：“你们忘记了叙利亚的儿童正在死亡吗？你们忘了巴基斯坦与乌克兰的环境多么恶劣吗？”这些人抱有以下的艺术观念：人生而天真，艺术的功用就是擦亮人们的双眼，让他们看清世界的残酷现实与生活的黑暗本质。问题在于，只有整天躲在洞里不出来的人才会认为世间一切都很美好。对于绝大多数当代人来说，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天真与多愁善感，而是抑郁症，因为生活太艰难了，世间的问题太多了，而且随时都有人提醒我们这一点。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艺术品不仅很美，而且美丽背后传达的情绪是希望。我们需要希望来撑过每一天。生命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生命中存在着莫奈的《睡莲》与马蒂斯的《舞蹈》。我们需要艺术来提醒我们记住美丽，因为我们太清楚这个世界充满了丑恶，以至于很容易就会遗忘美好的存在。全世界博物馆里销量最好的名画明信片上面的内容都是春天的花朵，从草地上跑过的儿童以及湛蓝的天空。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一类画作并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并不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叙利亚儿童正在受苦，而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叙利亚儿童正在受苦，所以才需要这些绘画来振奋精神。我认为二十世纪的艺术评论完全误解了这一基本事实。

这幅画的内容是一束玫瑰。这束玫瑰很美丽，所以绘画这束玫瑰的画家肯定是个以为生活中充满了玫瑰的白痴。情况并非如此。这幅画出自亨利.方丹.拉图尔之手，他的人生充满了黑暗与折磨。十九世纪的法国涌现了一大批饱受折磨的疯狂天才，而拉图尔可算是其中翘楚。他患有梅毒，与父母不睦，与情人牵扯不清，债台高筑，而且政治立场不见容于社会，总之他的人生基本就是一场噩梦。但是他在艺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描绘花朵。他并非多愁善感之辈，而是充分认识到了花朵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因为他很熟悉痛苦。小孩子从来不会怜惜花朵，因为他们还没受过苦。只有历尽苦难的人们才会第一眼就被花朵的美丽所折服。当你们像我一样抵达人生后半程的时候，春天肯定会让你们产生全然不同的感受。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想当然地认为人生将会一帆风顺，逐渐才意识到你的人生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生本身都充满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然后你就会发现空地上的蒲公英多么可爱。诚然，它们一周之后就会枯萎，但是此时此刻我只想静静地看着它们。在痛苦与纷繁复杂的大背景下，单纯的美丽尤其重要。美丽是希望的纹章，我们全都需要美，再严肃的人也不例外。

艺术还有一项功能。当你孤身受苦的时候，孤独会加重你的痛苦。传统上人们希望艺术能够以较为体面且公开的方式回应他们自己的苦难。好比说理查德.塞拉的极简主义雕塑《费尔南多.佩索阿》，雕塑题目所指的葡萄牙诗人是描写痛苦的名家。这是一座很有分量的作品，世间存在这样一尊作品是好事，因为它认可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低潮时刻，如果我们的低落情绪能在公共场合得到承认，那就再好不过了。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也画过类似的主题。当然，表现悲苦的作品未必会令人感到抑郁。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听巴赫的康塔塔或者莱昂纳德.科恩的歌，因为这些作品应和了我们的感受，从而救赎了我们并且缓解了我们的孤独感。爱德华.霍普的《女引座员》也属于这一类作品。画面左半边的内容是电影院放映厅里的观众们正在观看最新的好莱坞电影并且开怀大笑，但是画家真正想要描述的角色——也是最能抓住我们眼球的角色——却是画面右侧的这位女士。她是这幅画的女主角，光线打在她身上，因为她是悲哀的见证人。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悲哀，但是在这个充满欢笑与肤浅的场所，她似乎是私密愁苦的护卫者。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位女引座员，不得不面对一个并不承认我们的悲哀的世界。因此艺术可以作为探索个体痛苦与私密情绪的媒介。

研究艺术与美的人们经常会遇到一个显著现象，也就是人们的艺术品味差异极大，致人们无法一致认为哪些作品算是吸引人的艺术品。这一现象似乎彻底否定了艺术可以具有教化功能的理念。如果我喜欢这个而你喜欢那个，那么我们怎么能同意应当将哪些艺术品摆放在我们身边呢？我认为导致人们欣赏某一类艺术品的心理机制其实是很容易解释的，我认为我们喜欢的艺术品浓缩体现了我们深切认同的品格、道德观念与情感。这些特质深切吸引着我们，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十分少见，我们自身的性格也无法可靠地呈现此类特质。当我们看到这些特质被艺术品外化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当我们说“我被这部作品感动了”或者“这部作品打动了我”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说的是“我看到了一小片天堂，但是我却抓不住它。”美丽之所以时常与痛苦相伴，原因在于我们知道这样的美丽在生活中的地位并不够巩固。很多美丽的艺术品会同时让我们感到幸福与悲伤，幸福是因为这件艺术品确实存在，悲伤是因为类似这样的艺术品存在得还不够多。

现在屏幕上呈现的是伦敦极简主义建筑师约翰.帕森设计的室内装潢概念图。我很喜欢这种满目素净墙面空白的感觉。因为我的生活太混乱了，看到这张概念图之后我想：“这个房间才是我应当栖身的地方。”当然这里并不是我的家，但是我希望我的家能像这里一样。我们的艺术品位是由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愿望决定的。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人的恐惧决定了他的艺术品味。我害怕混乱，因此我喜欢极简主义。相比之下凡尔赛宫的艺术品味则与极简主义背道而驰。今天有人很无礼地将其称作“俄式品味”，当年则有人将其称作“阿拉伯品味”。这种艺术风格会吸引什么人呢？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呢？他们害怕贫困，害怕像农民一样土里刨食。只有哪些对于简单朴素恐惧至极的人们才会喜欢凡尔赛宫。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阿拉伯半岛，类似这样的恐惧在很长时间里都很好理解。人们的的艺术品味源于内心的缺失，欣赏艺术就是一种代偿行为。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改变，我们缺失的事物也会改变。比方说你可能会觉得画面上这座房屋是一座可爱的农舍，玛丽.安东内特王后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座房舍就坐落在凡尔赛宫外缘。对于玛丽王后来说金碧辉煌的品味已经足够了，她想要换换口味，稍微来一点单纯的美好。另一方面，英国的绝大部分民居都是这种造型，因为英国人非常非常害怕现代世界，害怕科技进步与城市化。如果真的让农民看到这座房子肯定会说“快把我弄出去！”我们必须远离此类房屋最初兴建时的社会环境才能看出它们的魅力。几天前我看到了一本厨房装修杂志。杂志上的厨房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约翰.帕森的极简主义厨房，另一类则是大量使用木材与手工装饰的天然风格厨房。极简主义厨房表明我们缺乏内心平静，天然风格厨房则表明我们缺乏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当我们徜徉在博物馆里的时候都会被各种不同的展品所吸引。只要问一下“你最喜欢哪件展品？哪件展品最吸引你？”就能踏上通向人们内心的康庄大道。

艺术还有一项我们今天往往讳莫如深的传统功能。在传统当中艺术一直具有警示作用。例如弗拉.安杰利科的《最后审判》就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盗窃钱财、虐待儿童或者玩弄政治，那么我们就会掉进地狱，在油锅里遭受烹煮，我们的四肢会被扯掉，我们的脑袋会被砍下，我们的尸体会被各种怪物嚼碎。当然这张画作是基督教哲学的宣传品。如今的人们非常害怕宣传这个词，一听到宣传就会想起希特勒。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为宣传一词正名。所谓宣传就是为了说服人们接受某一理念而做出的协同努力。比方说一尊佛陀造像也是宣传品，但宣传的理念却非常正面，例如克己持戒，坦然承受苦难，照见五蕴皆空，等等。这件作品的用意就是鼓励人们模仿佛陀，稍微向佛陀靠近一点。这件艺术品也是毫无掩饰的宣传品。就算很多并非显然源自宗教的作品也会宣传特定思想。例如安格尔的《杜瓦塞夫人》也宣传了特定的人生态度，画面上女主人公的面容就像佛陀造像一样传达了作者的宣传意图。你会觉得这位女性律人律己都很严格，但同时又充满同情心且心态开放。无论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糟糕的问题都可以向她倾诉，她肯定不会惊慌失措，因为她很见过一番世面。画家的用意就在于让我们能略微更严肃地对待画中人物彰显的品质。

当然，抽象作品也能起到宣传作用。例如这只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朝鲜瓷瓶不仅是一件美丽的中世纪器皿，同时也主张了一条人生观念：不全不粹未必不美，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不全不粹的。就算造型略显不周正的器皿同样可以十分体面，釉面的划痕同样无伤大雅，因为我们不打算珍藏一个完美无缺的瓷瓶。像这样区区一个瓷瓶就宣传了诸多佛教思想。将这个瓷瓶摆在你家角落或者商店橱窗里，它就会对外宣扬一套很有深度的政治理哲学，教化观众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我们将思想领域与视觉领域分离得太远了，以至于将视觉物体赋予任何意义都仍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哪怕艺术品的创作者希望它们具备这样的意义。

艺术还能帮我们应对名人文化。名人都是光彩照人的角色，他们占据了大篇幅的媒体报道，这个名人开了一家餐厅，那个名人举办了一场派对，还有一对名人刚刚结婚，等等。问题在于我并没有受邀走进他们的生活，你也没有。我们被排斥了充满魅力的名人圈子之外。心情好的时候我们不会太在意这一点，但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一点就很烦人了。我的生活太普通太无聊了，为什么我就不能遇到好事情呢？我也想上电视啊。我们现在正好处于全世界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博物馆里，因为Rijks博物馆收藏了很多十七世纪荷兰画家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坚定不移地站在平常生活一边。荷兰艺术家对于幸福观念的贡献在于主张日常生活也很有尊严。荷兰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关于理想生活的主张有很多，主流的理念有三种，首先是贵族生活，也就是成为坐拥万顷庄园的大贵族；其次是宗教生活，也就是成为圣徒与殉道者；第三是军旅生活，也就是统帅千军建功立业。这时荷兰艺术家们提出了另一种非常奇特、非常有趣也非常动人的理想生活，他们认为呆在家里洗衣服同样很有趣。我们在楼上展出了当年荷兰妇女用过的洗衣橱，上面雕刻着妇女洗衣服与小孩子玩耍的场景。这个衣橱也是政治哲学的体现：这个新兴国家将会是一个基于家庭价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今天的社会就像十七世纪的荷兰社会一样也是一个基于家庭生活的商业社会，但是这一点总会令我们感到尴尬，导致了可观的紧张情绪。Rijks博物馆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荷兰静物画家经常花费大量时间来描绘柠檬，例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彼得.克莱兹的作品。我们如今花费几个欧元就能买到一包柠檬，谁也不会对它们多看一眼。这些作品问世的时候，人们刚刚开始意识到工业社会意味着什么。如今我们很熟悉工业、劳工制度与商业的黑暗面，十七世纪的荷兰商业社会自然也意识到了它们的危险——画面上总会有飞蛾与啃食水果的蛀虫——但是他们依然很喜欢描绘物质财富带来的欢乐情绪并且接受了消费主义的正面因素。此外静物画正是日常生活的最高体现，所谓的静物只不过是一张桌子外加一堆摆设而已，并不是国王、王后或者圣徒等等。丹麦画家克利斯丁.考克的整个艺术生涯都在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绘制路边的灌木丛，河上的桥梁以及夜空。他的画面极其令人愉悦，他的绘画题材极为平淡无奇。艺术家的职责就是从平凡当中提取出不平凡，提取出在华丽气派的遮蔽之下被我们忽视的日常美好。媒体将一幅幅华丽的画面堵在我们面前，这对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很没有好处。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伦敦国家美术馆的布局平面图，这是你能想到的最愚蠢的美术馆布局图，尽管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都这样布置。这里的所有画作都是按照创作年份组织并排列的，这间展厅是十八世纪绘画，那间展厅是十九世纪绘画。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美术馆馆长认为关于一幅绘画最重要的信息就在于它的创作年代。假如一幅画创作于1799年12月前后，那么几天的差距就会让这幅画从一间展厅转移到另一间展厅。我们绝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安排我们自己的唱片或者藏书。年代排序确实是一种排序方式，但却也是最没用的排序方式。你在整理唱片或者藏书的时候最自然的方式就是根据主题进行排列，历史书放在一起，言情小说放在一起，等等。但是我们却将博物馆收拾成了一个巨大的文件橱。也有人采用了不一样的方法，例如威尼斯的弗拉里荣耀圣母教堂里面的艺术品就完全不按编年顺序排列，贝里尼的祭坛装饰画边上就是唐纳泰罗的施洗约翰雕塑。但是这套安排在主题上却是统一的，主题就是如何在基督耶稣的帮助下救赎你自己的灵魂。教堂里所有的艺术品都旨在推进这一过程。

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让基督耶稣救赎你的灵魂，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与之类似的目标。比方说艺术的诸多目标之一就是推动某一个文明呈现自己的最佳风貌，让这个文明的成员变得更加成熟。假如这是你的目标，你要怎样以此为依据来安排艺术作品呢？首先要按照主题来安排展厅。“这里是十八世纪展厅”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更好的说法是“这里是表达焦虑主题的展厅”，因为焦虑是我们生活中的常量。那么艺术对焦虑有什么见解吗？涉及焦虑的艺术佳作简直数不胜数。假如让我设计一座理想的美术馆，进门的第一个展厅就是焦虑展厅，展厅里的第一件展品就是雅克.路易.大卫的《贝利撒留行乞》。我们大家全都害怕失去工作，失去社会地位，沦为社会里的多余人，遭到别人的羞辱。贝里萨留曾经是查士丁尼皇帝麾下一员大将，但是在政治斗争中一落千丈，不得不向路人乞讨。就算我们没有失去工作，我们也肯定会从独立成年生活逐渐走向依赖于他人的老年生活，这幅画作精炼的总结了这一旅程的主旨。每个人都会经历由盛到衰的过程，早晚都将不得不仰赖他人的好意才能生存下去。

另一个令我们焦虑的事实在于我们全都会死。在这种时候就不妨看一下安塞尔.亚当斯的摄影作品《白杨树》。当我们感到痛苦折磨以至于生命不久长的时候，总会感觉这一切都是针对你个人的。这张照片雄辩地告诉我们死亡是自然的本质。地球要经历生死循环，树木也要经历生死循环，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像秋叶一样飘落在地。这张照片并没有传递多么强烈的教化信息，但是我们都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意。

还有一个令我们经常感到焦虑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眼界会受到周遭环境的局限。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杉本博司的《海景》，因为这套系列摄影作品能让我们从日常琐事中超脱出来。我们的心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眼前景物的影响，如果风景开阔了，我们的心胸也会开阔起来。杉本博司将我们的视野投向海天之间，因此很能令人放松下来。不过要说起疏导缓解焦虑，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还要算是哈勃望远镜拍摄的深空宇宙照片。我认为每家每户的厨房里都应当悬挂一幅深空宇宙照片，这样一张照片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场合都会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假如我要设计一家理想的美术馆，肯定还要布置一个以爱情为主题的展厅。爱情的问题在于，假如我们与爱人在一起呆得时间太久，就会忽视他们的存在。我们与爱人同床共枕的第一夜如此令人激动，我们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如此洪福齐天，以至于兴奋得彻夜难眠。这样新鲜的感受消失到哪里去了呢？尼古拉.皮萨诺的名画《达佛涅斯和克洛伊》就将这种感觉装瓶保存了起来。这幅画能提醒爱情曾经让我们觉得自己多么特殊。当然恋爱一定会出问题。良好的伴侣关系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关系，而是能够缓和问题的关系，就好像一堆怪石尽管每一块的造型各不相同却能拼在一起形成艺术品一样。理查德.朗的大地艺术作品正是体现了不规则石块如何组成了顺滑规整的造型。当然，在我的爱情展厅里我还要展出达芬奇的人类胎儿素描画。达芬奇是个好奇心旺盛的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需要知道的一切。尤其是在伴侣关系当中，所以我们的伴侣关系才会如此脆弱。达芬奇不怕麻烦，亲自探明了婴儿出生的过程。人类已经生育了千万年，但是在他之前谁也不愿花费精力研究整个过程。因此达芬奇才成为了代表好奇心的英雄。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欣赏身边人，我要展出爱德华.马奈的《一捆芦笋》。我们都承认芦笋是好东西，可是谁也没心情仔细研究他们。而马奈却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绘制芦笋，这样当我们看到这幅画时才会发自内心地说：“芦笋真是好东西啊。”这幅画体现了一条非常简单的道理：生活中充满了你视而不见的美好事物，你的配偶或许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展览为大家准备了艾德里安.库特的草莓静物绘画，立意也是一样的。假如在座各位当中有人陷入了感情危机，丧失了对于伴侣的新鲜感，我建议你们待会儿去好好欣赏一下那些草莓。

我的理想美术馆还要开设一个政治展厅。政治的问题在于如今我们往往因为爱国自豪感而感到尴尬，唯一能让我们尽情为国骄傲的领域就是体育。我认为艺术绝对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因为艺术家能够将国家特质当中最好的部分提炼出来并且摆在人们眼前，尤其是在艺术家与建筑师要为某国设计大使馆的时候。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瑞士大使馆就是个好例子。作为我的祖国，瑞士藏匿着众多非洲独裁者的不义之财以及纳粹分子四处掠夺来的赃物，而且瑞士人还普遍具有排外的毛病。但是这个国家也拥有优秀的民主社会，人民充分享有平等与尊严并且尊重自然。斯蒂文.霍尔受邀设计瑞士驻美大使馆的时候，他决定将瑞士最美好的一面都展现出来。他并没有天真地认为瑞士只有美好的一面，而是决心要让美好的一面呈现在尽可能多人们的面前。奥斯卡.尼迈耶设计巴西三权广场的时候，巴西社会的环境远没有他的作品那样漂亮。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在一片混乱当中修建如此美丽的建筑，他说一百年之后的巴西就会变成这样了。这些建筑体现了理想与前进的方向，表明了艺术家希望社会能够达到怎样的层次。

许多艺术家都在努力定义理想。我们一听见理想这个词就会心生怀疑，好像心怀理想就必然意味着忘记现实一样。奇怪的是我们却很愿意接受反方向的艺术品，例如讽刺漫画。讽刺漫画把某一事物描绘得比现实更糟，从而彰显出这些事物为什么这么糟。理想化的艺术作品遵循相同的原理，此类艺术同样是对现实的简化，但是目的确实凸显美好的事物。楼上展厅里陈列了大量理想化描绘荷兰日常生活的作品。这并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将这些作品的内容误当做现实，而是知道它们其实是路标，指向了这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最佳状态。这也是艺术的传统功能之一。今天我们对于这一点多少觉得有些不舒服，我认为这项功能同样需要我们来捍卫。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喜欢博物馆与艺术，是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假如这个世界全然完美，假如所有的城市都像版画一样美丽，假如所有人都热爱观察草莓，假如每一段恋爱关系都充满了温柔、善意与原谅，那么艺术的感染力肯定会大打折扣。我认为艺术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艺术包含了在现实世界当中供应不足的价值。那么博物馆的终极使命是什么呢？狭义来说当然是保存国宝。但是从广义上来说，馆内的艺术品理应在外部世界发挥更大作用。所以我才如此重视博物馆里的礼品店，因为恰恰正是礼品店履行了后面这项使命：让荷兰看上去更像是楼上的展品，为人们实现这一政治进程提供更多更趁手的工具。人们常说：“我很喜欢某某城市的博物馆，可惜城市的其他部分太难看了。”我认为这种观点简直是灾难。我们希望看到博物馆与市容之间的连续性。在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博物馆里根本用不着开设礼品店。艺术源自失望。正因为世界整体而言并不完美，我们才会如此关注这些稍纵即逝的完美时刻。我们的行动方向应当是改善世界。在尽可能实现自我完善与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艺术理应占据虽不显著但却依然重要的一席之地。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6xz58O4xq8

刚刚过去的2016年确实够受的。所以在12月份的节目当中，我们决定让别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讲一讲电子游戏怎样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并且为他们带来了希望。我们并不经常这么做，但我相信这些故事能让听众们大受裨益，并且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提醒我们为什么游戏依然重要。

故事一-Sara Winters：我的视界

在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儿科医生在常规检查期间突然走出了办公室。我母亲将我抱在怀里，很奇怪医生为什么要终止常规检查。几分钟之后他又回来了，比起离开的时候略微镇定了一点。“我认为你女儿是盲人。”

我父母几乎要崩溃了。他们不知道要如何抚养一个失明的女儿。他们已经有一个正常的儿子了。我的两个眼球就像变色龙一样独立转动。我认不出我父母的面容，也无法追踪移动的物体。我还不到一岁大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脸上按上了一副一英寸厚的眼镜。医生说我患上了视觉白化病。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在女性身上尤其罕见。尽管我长着一头略带棕色的金发，但我依然是个白化病人。暴露在阳光下会烧伤我的皮肤，尽管我父母都有一身橄榄色的皮肤。我的眼睛并不是棕色，我的眼底分散着一块块棕色色素，中间有着极大的空隙。我不能走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稍微移动一下就会摔倒。医生说青春期到来时我的身体多少会产生一点色素，但从那以后就再也不会继续生成色素了。换句话说我的改善余地并不大。

十岁那年，医生建议我玩一点电子游戏。当时我的身材已经超重了，而且青春期来得比其他孩子都早。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必须偷偷央求隔壁孩子的母亲替我买卫生巾，当时学校还没开性教育课呢。我的视力确实有所改善，不过大概也就只能这样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依然是个盲人，只能看见一点点东西。我能读书——我从小就是个小书虫——但是必须要把鼻子贴在书页上才能看见。只要隔着一条马路我就看不见对面的路牌。我肯定不能开车。当时我只有一个朋友，我经常跑去他家里在超任游戏机上玩《超级马里奥世界》。我父母对此很不高兴。两年前我哥哥十岁生日的时候我爷爷送给他一台Playboy。我父母将这台游戏机没收了，因为他们认为玩游戏是浪费时间，没有用处。我的眼科医生却有不同看法。

“这孩子成绩都能拿A吗？她和朋友们玩的开心吗？那就让她玩游戏吧。”

那场对话的剩余部分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医生给我开的处方：首先要去给Pearle Vision给我配一副新眼镜，其次要去马路对面的Gamestop买一款游戏。我母亲坚决不让我玩物丧志，但是医生确实发话了。于是她带我来到收银台买了一套《打砖块》用来训练手眼协调，又买了一套《口袋怪兽-红》用来训练我阅读屏幕上的小号字。为了能让我玩游戏，游戏机上必须安装放大镜。但是我哥哥的Playboy型号太老，装不上专为口袋版Gameboy配置的新款放大镜。要是没有放大镜，我根本看不清Gameboy屏幕上的蝇头小字，而我母亲又不肯再花100美元为我买一台新款Gameboy，因为她依然觉得她这是在白花钱。店长注意到了我的困窘处境，于是直接从货架上拿下了一台口袋版Gameboy样机交给我——至今我也数不清他这么做究竟违反了多少条规程。“这玩意儿耗电池没够，”他告诉十岁的我。“而且电池槽的后盖掉了，你得用胶布把电池固定住，不过它是你的了，不要钱。”直到今天我依然保留着这块电子垃圾，偶尔还会拿出来打一把俄罗斯方块。

十二岁那年我的视力翻了一倍。这种事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但是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将眼镜戴好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些事情非常非常不对。我妈忧心忡忡地带我去看眼科医生，医生说我需要配副新眼镜。我的视力从200/10——或者说正常人视力的1/10——上升到了100/10。与其说我的眼睛变好了，倒不如说我的大脑终于学会了如何解读眼睛发送过来的信息。过去两年我身上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在父母严格监督下坚持玩游戏。当然作业与家人要排在前面，但我也总会拿出整块的时间来玩游戏。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终于不是盲人了。我的视力依然很差，依然不能开车。但是以前我看书的时候只能看字体特别大、特别厚的弱视专用书。现在的我只要使劲瞪大眼睛集中精力就能看清一般书页上的小字，或者家庭作业本上的字迹，或者马路对面烘焙坊的招牌。

十八岁那年我把一台PlayStation带到了工作场所。新泽西州南部的一所夏令营雇我去给盲童以及视力障碍儿童上课。我的老板很讨厌这台PlayStation，她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认为这东西纯粹是浪费时间。但是当我将Wii交给男孩，将PS2交给女孩之后——两台机器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孩子们接受了平生最有趣的一次理疗，就像八年前的我一样。我们利用简单模式的《热舞革命》来训练肢体协调，利用Wii Sport与Wii Fit来安全地锻炼身体。班上有一个十岁的孩子也患有和我一样的视觉白化病。在那之前或者之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另外一位病友。

今年我29岁了。游戏为我带来了数不尽的机会。我成为了某知名厂商的志愿测评员，这份工作又将我引进了国务院的大门。入职第一天国务院的有关人员就告诉我他们看中了我的游戏经验。我们的工作项目包括将《我的世界》当作在非洲教育城市规划的教具。这款游戏的配置要求如此低下，哪怕用一台烤面包机也能运行，因此很适合非洲的落后条件。我还设计了一款脸书网页游戏教育玩家如何投票。电子游戏使我成为了一名建设者与旅行家。我成为了一名专业竞赛级别的Cosplayer，从Kotaku到Adafruit都选用过我的作品。我使用他们提供的元件制作了一个《瑞奇与叮当》里面Mr Zurkon的模型，而且模型还会说话。我凭着手感缝纫Cosplay演出服装，我甚至还自己焊接了很多电子器件。游戏还让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男朋友，我们是在匹配大厅里相互攀谈起来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从来没有玩过游戏，我的视力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好。二十年前医生建议我玩游戏的时候，将电子游戏作为治疗视觉障碍的疗法还远没有得到广泛接受，但是现在这项疗法已经很流行了。游戏的真意就是在安全环境里进行探险。我可能会看不清书页，打不中目标，接不住球，但我总会再次尝试。玩游戏并没有改善我的双眼，而是促使我的大脑尽其所能地理解了眼睛发送过来的信号。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游戏玩家社群的成员，我也很骄傲地宣称电子游戏救了我的命，或者至少也是极大改善了我的生活质量。在下一个十年里，电子游戏还会为我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_1vHXEG2L8

故事二--Daniel Starkey：黑魂之光

她在圣诞节的早晨走出我们的卧室，对我说：“我们两个需要谈一谈。”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两个一致同意我们其实并不合适。我从来不知道我居然能流出这么多眼泪。好几个月之前我就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是我实在舍不得放手。过去好几年我一直在幻想我们两个会有怎样的未来，现在这个未来已经烟消云散了。

我不喜欢高难度游戏。就我个人而言倒是并不认为它们多么讨厌，但是我总觉得高难度游戏太浪费时间。就算我在一次又一次GG之后终于获得了一点非同寻常的收获，当我退出游戏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非常孤独。我的大部分朋友与家人都不是游戏玩家，但是我的本质工作是游戏评论，所以当我真正遇到一款打动我内心的游戏时总会感觉自己特别孤独，不能与他们倾诉。我与我最好的哥们把酒言欢的时候却并不能向他描述《银河战士》的氛围营造多么出色，也不能与我最心爱的亲人们讨论《洞穴探险》或者《矮人要塞》的最佳策略。简直就好像我拥有另一段异彩纷呈的人生经历却不能向他们吐露。

所以我总会有意识地回避高难度游戏。我在玩游戏的时候总会选择新手模式，并且在心里想象如果我真要要向家人与朋友们介绍这款游戏应该怎么说。我与女朋友分手之后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一直在竭力逃避自己的感受。我不惜去寻求任何人的陪伴，只为让自己感到不那么孤独，但是这样做只能让孤独感越来越深。原本只是令我有些心烦的孤独感逐渐加剧成为了彻底隔离。似乎在我与好友之间出现了一道深渊，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是这样。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觉得我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反思自己的生活。

一位关系很好的同事向我推荐了《黑魂》。一开始我觉得他的建议很奇怪。此前我对《黑魂》系列的了解仅限于广告词——“做好再死一次的准备”——以及资深玩家对于新手的无休止嘲讽——“只要多死就能变强。”我不太信任他的建议，但是他向我保证，《黑魂》曾经帮助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想通了很多道理。“玩《黑魂》就像练武术一样，你玩一下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当我不知第几次被翁斯坦与斯摩合力击杀的时候，突然就理解了他的意思。这对双人组是游戏里最难对付的敌人。《黑魂》里面的大部分战斗都是一对一，因此你来得及举盾格挡或者翻滚闪避，尽力保住性命。这里的情况却远非如此。抡大锤的斯摩体型庞大，动作缓慢，可是攻击范围却大得不像话，足够覆盖半个场地。手持长矛的翁斯坦则更加精准且速度更快。最初的几轮游戏简直就是白白送死。这两人的互补性太好了，防住了一个就会被另一个打倒。然后我的头脑突然开窍了。这就是许多玩家在戏谑当中提到的时刻，你终于不再玩游戏，而是亲身代入了游戏。从那以后一切都显而易见了。我能看清攻击模式，我知道怎样的走位才能免于遭受攻击。当然我还远远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弄懂了这款游戏。一切游戏都会培养你的某种技能。《黑魂》培养得则是耐心与谨慎。在《黑魂》的世界里，巨龙会一脚把你踩成肉泥。无脑刚正面等于送死。你必须学会等待，学会自我控制，必须具备高超的观察力。我在意识到这一切之后玩的《黑魂》与之前完全不是同一个游戏。

我有一点精神问题，致使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别人都说我很容易激动，而且我总是忍不住发脾气。当初我与女友分手的时候说了很多至今回想起来都令我汗颜的过头话。当时的我既莽撞又残忍，因为我心中的某一部分唯恐自己被她遗忘，唯恐我们过去的岁月不值一提；我心里的另一部分则痛苦不已，因为一个曾经与我如此亲密的人正在慢慢离我远去，就好像她不接受我的为人一样。这样的痛苦可谓钻心剜骨，我觉得我的人生都失去了主动权。当然我无法强迫某人呆在我身边，这样做不仅有悖道德，而且根本不可能。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被强行推上了一条无意涉足的道路。而《黑魂》则迫使我放慢脚步，三思而后行。

向我推荐《黑魂》的同事知道我多年以来一直在学习柔道与剑道。这两门武术都要求人们用心思考并且适应对手的招数，都要求人们学会后发制人以静制动。但是后发制人绝不等于拱手让出主动权。想通这一点使我能更好地控制我自己。仅仅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随波逐流并不意味着我确实在随波逐流。选择权一直在我手里。反躬自省的重要性永远不亚于大干快干。

这样的台词在游戏里很少听到，在现实生活中就更少了。现代世界充满了各种迫使我们外向进取而不是内敛沉思的外在因素。自从我开窍之后，接下来又在《黑魂》当中发现了大量其他课程。例如在面对高难度挑战时向其他玩家求助并不丢人。其他玩家留存在《黑魂》世界各地的留言时刻激励着我，无论面对看似怎样无敌的敌人都有取胜之法。仅仅因为你自己感到无计可施无能为力，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失去了一切成功可能。每一段留言都是明证。反过来说，无论我的水平怎样提高，依然需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粗心大意必然送命。

《黑魂》提醒我个人成长与生活多么困难，有时也会令人感到心力交瘁，无路可走。但我绝不孤独。其他人也遭遇过我眼前的处境并且挺了过来。我可以向他们取经甚至求援，没什么大不了的。归根结底我的选择属于我本人，要想成为最好的自己就少不了持之以恒的努力与付出，不过到头来所有付出都物有所值，因为自觉自省为我赢得了最美的奖赏——我终于能平心静气地与自己相处了，无论我身在何方，无论我的身边人是谁。曾经步步杀机的罗德兰最终变得如此亲切而又熟悉，成为了我在数字世界里的第二故乡。我心中的焦虑与颓唐也终于转变成了平和与专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69XsBCxkCE

故事三--Zhenghua Yang：第二条命

昨天我花了三个小时陪伴一群多年未见的好友。今天我花了三个小时完成了一件重大人生目标，我感觉非常好。我打满了三个小时的《英雄联盟》。对你来说这点小事可能不足挂齿，可是我来说能做到这一点简直难以置信。电子游戏定义了我们的世界，也在我的人生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没有电子游戏，我根本活不到今天，

大一那一年的万圣节前夕，我的鼻子开始流血不止。由于我是个内向的宅男，所以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找人求助，而是用卫生纸把鼻子塞住，继续投入期中考试的复习。直到当天晚上我才意识到必须去看医生，因为我总是被自己的鼻血呛到，根本睡不着。在一位朋友的焦急敦促下，我来到学校医务所验血。那一天我整整流了十四个小时的鼻血，原因在于我的每升血小板数量只有两万两千，而正常范围应当是十五万到四十万。医生建议我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再来接受进一步检查。万圣节一大早我就来到医务所，验血的结果并不是好消息。我的每升血小板数量已经降到了两万个，一晚上就下降了两千。医务所的医生建议我立刻去正规医院的急诊室看一看。

我一进急诊室医生们就忙碌起来，护士一针一针从我身上抽血，医生们带着成群结队的学生在我的病床前进行讨论。我既困惑又害怕，于是叫住一名护士询问我的病情如何。她拿出我的病历，指着上面的一个数字，我的心立刻坠入了冰窟。原来学校医务室的医生看错了我的血小板数量，这天早上我的每升血小板数量并不是两万，而是两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下降。不出一个小时我就开始七窍流血，我的皮肤上出现了大块的淤青，很快就因为血压降低而失去了意识。几个小时之后，我在一间昏暗的病房里醒来，护士告诉我医院无法确定我的病因，而且我只能再活几个小时了。她交给我用来撰写遗嘱的执笔，然后就无言地离开了。

万幸的是那天晚上我并没有死。但是接下来的两年我一直在住院，从十八岁直到二十岁。这是我平生最难熬的两年，并不是因为病痛折磨或者治疗多么困难，而是因为我的人生丧失了一切指望，我再也没有未来可言了。我与所有的朋友都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以为我早就死了。我的父母也和我一起受罪，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帮助我或者怎样才能让我好过一点。我们时刻提心吊胆，唯恐我突然死去。在这两年里，孤独而绝望的我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唯一一件还能让我的人生有一点意义的事物上面：打电子游戏。

我什么游戏都玩，从《最终幻想》与《时空幻境》这样的单机游戏到《魔兽世界》与《英雄联盟》这样的在线多人游戏。在游戏当中我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意志。在《时空之轮》当中拯救世界让我的人生也有了意义。尽管我知道游戏并不真实，但却是我能找到的真实人生的最佳替代品，正因为如此我才有了求生的目标。我在多人在线游戏当中花费了一万多个小时，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都不会说英语。他们会时常询问我的病情，提醒我要按时吃药注意休息。还有一位朋友是个医学研究人员，他为我联系了全世界最好的血液学专家。他引荐的医生为我提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建议，使我能够幸存至今。可是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家伙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电子游戏为我带来了看待世界的全新视角。我的身体也开始缓慢地好转起来。2011年我终于出院并且返回了学校。但是我总忍不住问我自己，《最终幻想》与《英雄联盟》的设计本意都不是帮助我走出困境，但是它们的确极大地帮助了我，那么我们能不能设计一款一开始就以帮助玩家为目的的游戏呢？从此我开始创作价值观导向的游戏。我开创了Serenity Forge，这家游戏制作与发行公司的主旨就是创造有意义的游戏。我将我的患病经历改编成了一部纪实类视觉小说，名叫《热爱生命》（Loving Life），并且免费在线发行。从那以后我的公司又制作了十几款游戏与互动作品，旨在激励艺术灵感，提升教育水平，普及医学常识。

鬼门关前走一遭的经历以及随后对于游戏的全心热爱让我学到了宝贵的一课：游戏早就不仅只是哄孩子的玩具了，我们必须学会从实务角度来看待它们。游戏可以教授职业技能，推进科学研究，缓解身心创伤，解决人际争端。两名天各一方的玩家可以在《英雄联盟》里通力合作，而且他们完全不必说同一种语言，来自同样的文化背景，甚至不必拥有同样的信仰。美国人与中国人或者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都可以成为游戏世界的伙伴。日后诺贝尔和平奖的竞选人将不仅局限于艺术家与施政者。或许就在此刻，某个孩子就正在自家车库里编写一款足以团结整个世界的游戏。

当我躺在化疗病房里等死的时候，我眼前根本没有未来。最后是电子游戏救了我的命。或许有朝一日，游戏也会拯救你的生活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d7smXRp1yo&t=1522s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前来与我共度今天下午。能有机会与咱们这个群体暂时打成一片，我感到自己获得了一份了不起的礼物。我今年已经五十了，明年1月就要51岁了——为幸存者鼓鼓掌吧（笑声），都五十岁了还没死。反正今天的五十岁是过去的三十五岁。我一直在宣讲我过去二十年的生活，我特别喜欢学习新鲜事物，我抗拒不了闪闪发光的东西。从我的节目中大家可以看到我就像个乒乓球一样满世界乱窜，无论走到哪里都尽可能地吸收一切新知识。从自私的角度来说我想获得新知，从不那么自私的角度来说我想在身后留下一点东西。对于我所造访过的很多房舍、村庄、地区甚至国家来说，我都是第一个出现那里的肥胖秃头美国白人男性。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在我工作的第一天让我感到宾至如归，我很久以来一直想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却不知道咱们这里就有这样的环境。所以待会儿我会努力回答大家的提问的。

当初我开始制作《古怪食物》这档节目的时候向电视台推销我的想法，他们说“我们不想要这档节目，因为肯定没有人看。”我问他们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我刚刚提出了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电视创意，而且我很擅长我的本行，请相信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电视台领导面前一定要摆出信心十足的架势来——他们说你的这个节目充其量能在PBS播出一年，只有极小一部分人会对它感兴趣。他们建议我把节目内容侧重调整一下，从80%的科普教育与20%的娱乐转换成80%的娱乐与20%的科普教育。当时我觉得我可能要与魔鬼做交易了。节目播出后，《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这档节目的80%都是娱乐，奇默先生是个非常和蔼的好人，让人看见就想抱抱，但是剩余的20%内容却非常严肃认真，显然耗费了心血。”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将这段话当成座右铭，紧紧抓住这20%不放手。我经常与我妻子在电话里彻夜交谈，与她讨论我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各种创意。她始终向我保证，只要我保持耐心继续坚持下去，就肯定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像我一样想要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所在的社区以及全世界而积极影响这个世界的人们。于是今天我就遇到了你们。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见闻，然后告诉大家旅行为我带来了什么影响。在南卡罗来纳与佐治亚州的海滨社区生活着很多几百年来一直靠海为生的人们。这些人自称“湾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向南分布到了佛罗里达，向北分布到了加拿大的沿海行省。不过目前最出名的湾民还是住在南卡罗来纳与佐治亚州的沿海地区。历史上这些人一直在捕捞鱼类以及采集各种时令海产。在南卡罗来纳，采集时令海产就意味着捕虾、捞牡蛎、捡蛤蜊，一网下去有什么鱼捞什么鱼。如果寒潮来了他们就在水里布设鱼笼蟹笼。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当中定义了美国文化，而且也定义了当地社区。这套方式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然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拥有全世界最昂贵的一片地产。风景优美的滨海地段在历史上是渔民的栖身之地，如今却有了截然不同的用途。

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当地的湾民已经成了他们历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最后守护者。等到有朝一日他们也不再依靠住宅与码头附近的海域维持生计的时候，新来者们使用这片地皮的方式将会大不相同，这里将会成为高档住宅区与私人别墅的所在地。当地有很多渔民自发形成的组织，例如南卡的麦克莱伦村至今依然住满了姓麦克莱伦的人们。他们每天早上乘坐捕虾船出海撒网捕虾，假如天气不好——捕虾也要看天气的——他们就去海边捞蛤蜊收蟹笼。要是海边实在没事干，他们就去树林里打猎。我在一户麦克莱伦家的储藏室里看到六到八头鹿，三四头野猪，还有二十来只各种野鸟。他们每个月只去一次超市，购买垃圾袋、火柴、洗涤剂等等。但是说起肉食供应他们从来都自行解决。他们吃的蔬菜也是自行种植的。他们家几代人依然居住在同一间房子里。这种生活方式看似老套落伍，但实际上却能与现代生活无缝对接。他们的孩子白天去上学，父母收工之后晚上也会看深夜档电视剧。和他们待在一起让我觉得我才是那个生活方式有所欠缺的人。这也是旅行的好处之一，能让人开阔眼界，

我问麦克莱伦先生最近情况怎么样，他说不太好。麦克莱伦村原本有五百多户人家以捕鱼为生，现在只剩下两户人家了。西西里的马赛玛米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这是一个捕捞金枪鱼的小渔村，曾经有六十多家金枪鱼公司坐落在这里，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渔船与罐头工厂。现在这些公司只剩下一家了。我登上一条当地渔民的渔船出海捕鱼，连续两天一条金枪鱼也没抓着。过度捕捞致使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于过去的世界里，地中海地区的生物圈遭到了极大的威胁，生物多样性与社会形态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对马赛玛米的理解方式与我对美国大西洋沿岸村镇的理解方式并不一致。通过与麦克莱伦先生的讨论，我了解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知识。过去二十年里，捕虾捉蟹采牡蛎的成本每年都在上升。汽油钱、孩子的学费与课本费还有电费都在年复一年父变得更加昂贵。与此同时海洋当中牡蛎、虾与螃蟹的产量也越来越少。但是这几样水产品的价格却没有一路走高，而是始终持平，因为现在美国开始进口水产品了，例如从越南进口得到补贴的虾。我完全支持国际贸易，但是如果进行国际贸易的出发点不够高远，看不到我们这边的生活方式将会受到威胁，那就弊大于利了。我这样说并不是地缘中心论，只是从生态、经济与文化可持续性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嘴上说一套，手里做一套，致使麦克拉伦村这样只有捕捞这一项主业的沿海社区陷入了经济困境。

很多外因都可能影响到此类社区的处境，我们已经见过了风暴如何在美国各地肆虐破坏，但是如果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我们自身的无知与可耻行径，那就太糟了。假如我们以现在这样的速度改变世界，同时又不加思索地地看待家庭、文化、个人权利、我们对环境造成的冲击以及可供使用的资源现状，那就太糟了。所有这一切问题都值得我们采取行动。我问麦克莱伦你想怎么办，他说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虾越来越少了，螃蟹越来越少了，牡蛎也越来越少了。

第二天我又遇到了另一位渔民，名叫拉里.高尔，他住在麦克莱伦村二十英里开外。拉里的爷爷创建了一家螃蟹经销公司，如今已经有110年历史了。公司的基本业务是螃蟹批发，拉里用公道的价格从当地各家各户收购螃蟹，然后批发给餐厅与水产市场。拉里的妹妹是个大美人儿，她在长岛大学上学期间爱上了另一个渔民世家的儿子——一个姑娘爱上与她父亲一模一样的男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人有匈牙利血统，婚后两个人搬到南卡生活。每年到了感恩节——顺便说一句，拉里妹夫家的文化传统并不庆祝感恩节，他们只是逐渐接受了我们这边的传统而已——拉里的妹夫都会烹饪自家的传统大菜，也就是章鱼沙拉。一开始两口子购买的章鱼全都是来自墨西哥或者欧洲的冰冻货色，价格非常昂贵，质量很不咋地。有一天拉里的妹夫来到麦克莱伦村串门，心想兴许能在这里捞两条章鱼尝尝，或许还能为捕捞种类增添一个选项。多样性正是渔业保持生命力的关键。于是他背上氧气瓶，在距离海岸线两百码的水域潜水观察了一番，然后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章鱼喜欢躲藏，也喜欢捕猎，但它们仅仅在遍布岩石地区的活动。章鱼特别喜欢岩石，假如你将一套乐高积木拼成的房子扔到海里，章鱼也会钻进去躲藏起来。你在海里翻开石头就能找到章鱼。但是在麦克莱伦村附近，一连十几英里的海底都只有沙子没有石头。

但是拉里觉得妹夫的想法很有名堂——顺便说一句，我在三个月前才采访了拉里——他把我请到渔船上，向我展示了他用来捕捞章鱼的渔具。在一条长长的鱼线上，大约每十五英尺的间距就栓着一根三英尺长十二英寸粗的塑料管，塑料管上用钢筋穿透了好几处，管子的底部用水泥封死。基本上他就是制造了一连串章鱼公寓。他将十到十二根管子拴在鱼线上扔进海里，第二天再来回收，十二根管子当中有七根装着章鱼。他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学会怎样将章鱼从管子里取出来，诀窍就是用浓缩柠檬汁淋在章鱼身上，否则的话章鱼吸盘会牢牢贴附在塑料管的光滑内壁，根本扯不下来。现在他们每年要往海里投放上千根管子，应季的时候75%管子都能捉到章鱼，不应季的时候回报率也有60%。

这里就有了一个鸡与蛋的问题。或许是拉里这样的做法使得西班牙章鱼料理之类的陌生菜式在过去十年的美国大行其道，因此我的节目才有人看，又或许是我的节目与以及其他类似节目一直在宣传替代性蛋白质来源，使得人们越发接受了陌生菜式，从而为拉里的渔获打开了市场。许多电视节目都在向人们展示食物可以多么美味，这样当你下次出去吃饭的时候就会说“我在电视上看到很多关于章鱼沙拉的节目，这次我也想尝一尝。”

不过我今天并不想着重论说这个题目。我今天确实要舌灿莲花地宣讲的题目是创意与亲力亲为。在咱们巴布森学院每过七秒钟我就能听到有人在讨论自己正在从事的项目。大家都在切实做事而不是整天空谈，这实在太了不起了。就渔业而言，捕捞对象的多样化正是拯救传统商业捕鱼的关键。

几周之后我又在马萨诸塞州的马布海德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当地渔民在长滩上捕捉狗鱼，但是却没有办法将这些狗鱼销售给新英格兰当地的餐厅。90%的渔获都会出口到英国，成为炸鱼薯条的原料。狗鱼其实很好吃。只要这个社会能多改善一点，只要多一名厨师选择烹饪狗鱼，也就意味着多一个渔民家庭得到拯救。在马萨诸塞州的渔民家庭迅速消失之际，我们越是保持美国的文化多样性，就越不容易陷入过去五六十年里我们在其他食品领域酿成的悲剧当中。通过加速成长周期、加工、补贴、降价等等手段，我们完全摧毁了这些领域。所有研究食物历史、食物政治与食物文化的人们都知道我们对美国的食物体系都做了什么。可是令我大惑不解的是极少有人理解以下事实：为了避免再次陷入困境，过去八十年的历史能够为我们的决策提供很有意义的借鉴。为什么麦克莱伦村的渔民对于我来说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儿子将来长到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谈论饲育场牛肉、商品化猪肉与工厂化鸡肉那样来谈论水产品。这是个错误的故事，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对我们身体没有好处，对这个星球更没有好处，

我是不是从来都这么认为呢？当真不是。不过我确实相信我平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旅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通人，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说我凭什么有资格给大家讲话。许多我崇拜过的名人都曾在这里发言，许多我非常敬仰的饮食界重量级人物都在这里与听众席上的若干成员交换过意见。更有甚者，你们是一群当真想要改变世界的人，而且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夸夸其谈。与你们交流让我感到有点害怕。昨天晚上我对我妻子说，我可以面向一群电视界的同行讲述我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可是跟你们说同样的话却要把我吓坏了。她对我说“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我能为大家提供的就只有我的故事与亲身经历。但是在问答环节之前我想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为什么要做这一行，这样做怎样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希望在从长计议的将来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我们可以怎样合作，因为我真心相信集体的力量。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一起出门旅行了，我真心相信旅行可以改变人。旅途当中的人们更喜欢冒险，心态更开放，更有耐心，更懂得关心别人，更忠于自己的价值观，更容易接受教化。我觉得我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算一个比较容易教育的人，但是当我踏上旅途时，我会远比平时更加关心长途汽车邻座的乘客正在干什么。我住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优美郊区。假如你要求我要与四十二个人一起乘坐一辆只有三十六个座位的大巴车长途跋涉十六个小时，期间有六到八个人要全程站立，上车之前要带足食物与饮水，而且汽车中途不靠站，想上厕所必须跟司机打报告，那我肯定会说你发神经。再多说一句，车况与路况简直都差到家了，大部分路面都没做硬化处理。可是实际上却是我拽着摄制组的其他成员死说活说非要踏上这段旅程：“我们要乘坐大巴横穿玻利维亚，太酷了！”我们在委内瑞拉拍摄节目的时候，有几个人手拿自动武器捅进了我们的车窗，结果也是我主动站出来与这些抢匪们进行谈判。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道。在旅途当中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更乐于冒险的自己。

为了纪念《古怪食物》第一百期——每次一小时的电视节目做足一百期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对此非常骄傲（掌声）——我们做了一套往期节目精彩画面集成。我把这套集成称作“安德鲁大冒险”，因为每一个镜头当中的我都在作死。上一个场景当中我刚刚在波多黎各雨林里跳进乌黑浑浊的水潭，下一个镜头里我就从南非的平顶山上一跃而下，腰上仅仅拴着一根绳索——请勿模仿，谁模仿谁傻逼，那次我差点就挂了。但是我也做过不那么有趣但却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例如我们造访了约翰内斯堡的内城贫民区，就连索韦托与这里相比都像迪士尼乐园一样安全舒适。当局不会涉足这里，甚至就连军队都不敢轻易进入。法律在这里完全不起作用，没有人保护你。保险公司声称在这里发生的事故不属于理赔范围。我们拍摄节目的时候专门聘请了雇佣兵当保镖。但是就在这里，从小被人从故乡掳走的老一代祖鲁人正在极端恶劣无法描述的生存环境里努力向年轻人们传授祖鲁民族的舞蹈与饮食文化。我的儿子今年七岁了，在那里有一个六岁小孩走过来摸了我的脸，因为我是他亲眼见过的第一个白人。我当场就哭了，这是我从事电视行业以来经历过的最美好体验。

在家里我并不是这样的人。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心里想的都是我自己和我自己的问题：洗衣服，照顾孩子，与妻子通话，打电话，支付账单，等等。我很少停下来真正参与生活。但是当我身在旅程时，我对生活的参与程度远远超过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回到家后我又将我在旅程当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引入了日常生活。我成为了一个主动与陌生人打招呼的人。我知道这整座发看上去只是小事，但是我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这么好的人。我是个大忙人，只想着一门心思向前冲。我出身的社会文化就是这样的，我必须强迫自己把脚步放慢下来。当我坐在玻利维亚的长途汽车上时，我吃了以前肯定不会吃的东西，我与以前肯定不会搭理的人密切交谈并且分享各自的人生经历，对于我在美国本土的生活也平添了几分感恩之心。此外我也看清了当地人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文化、环境与政治的知识，更深入地理解了我们身边的世界，加深理解的方法则是观察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如何采取不同方法解决同一个问题。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请大家体会一下当我仅仅听从我自己的头脑对于世界的看法时会犯下多么可笑的错误。去年我们去纳米比亚做节目，这期节目的最终目的地是纳米比亚北部的辛巴部落。我们在纳米比亚其他地区也能见到迪士尼乐园版本的辛巴人，他们在路边摆摊售卖各种饰品，这些人与辛巴原生文化之间的联系并不比我强到哪里去。他们还要承受自己文化当中的寄生阶层的剥削，不得不在路边出卖首饰摆件来供养别人。我真正想要拜访的是依然遵循几千年来畜牧生活传统的辛巴人。在制作节目的前期调研环节，有一天晚上我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说在纳米比亚与安哥拉的边境地区正在兴建一所水力发电站。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从来都想要宣传特定主题，因为尽管一期节目包括六个不同地点，但是我需要一根主线将这六个地点串联起来，这根主线就是我前面提到的20%。我是一名生长在纽约市的左倾自由派，从小受到六十年代文化的熏陶。当我看到传统部落民族与高耸的水电站大坝相互对峙的场景时简直就气炸了，当时我下定决心要带着当地政客和我一起去实地考察。我要从纳米比亚的首都温得和克出发，途经斯瓦科普蒙德，沿途捎带上每一个与我志同道合的人。我要在当地的山顶插上反对施工的旗帜。我要把我自己捆在直插地面的桩子上——顺便说一句，这一幕肯定能够极大地促进收视率——我要用血肉之躯阻挡推土机的前进，我要进行绝食抗议，我要在身上涂满蜂蜜再让别人将一指长的红蚂蚁撒在我身上。除非辛巴人得到政府保证不必背井离乡，否则我就绝不离开。

在穿越纳米比亚的途中，我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大坝一旦落成，依靠畜牧为生的辛巴人就必须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辛巴人的社会形态是十几个家庭组成一个部落，每个部落大约四五十人。辛巴人奉行多妻制，这样做完全处于实际考量（笑声）——犹他州的各位想必心有戚戚。在终日放牛放羊的畜牧社会，夺取妻子就意味着多生子女，这样你在跟随雨水在高地与低地之间来回转场的时候，你的妻子与子女就能成为你的常备人力。妻子们对这样的安排都很满意，因为她们的丈夫每年仅仅在家呆三个月。我的妻子认为我们两个的婚姻也很类似当地人的安排。我每年也要花费九个月时间满世界做节目，然后在家里呆上三个月。兴许我心里也有一份游牧天性吧。总之我来到了辛巴部落。在我与当地人交谈之前，首先我要证明自己有资格待在这里。纳米比亚政府在当地的代表是一位保护区官员，名叫尼尔森。他生来是辛巴人，接受了现代教育，然后就担任了在现代世界与辛巴世界之间建立联系的工作。要想在部落生活当中赢得一席之地，你就必须努力工作，将肉食摆上餐桌，奉承各位女性，生火，照看孩子，起早贪黑地干活，想尽一切方法证明自己的价值。部落体系当中的私有财产很少，你要是不能干活，就是妨害整个部落的废物。

于是最初几天我一直忙着砍柴喂羊做饭照顾孩子，哪里用人就去哪里帮忙，终于赢得了与部落酋长当面座谈的机会。这将是这期节目的高潮段落。我要直视着他的眼睛，摄像师要站在他的身后，我要问他怎样看待这座大坝。酋长很担心我要怎样找到回家的路。他知道世界很大，也知道我来自世界的另一边，但他辨别方向靠的是天上的星星，而世界另一边的星星很可能与这里不一样。令我惊讶的是，他显然很不尊重我。我尽可能委婉地询问道，我在过去几天还有哪些方面做得不足，没有达到合格部落成员的要求。他说：“你看上去像是个很重要的人，但我总觉得你在作假。其他人都很尊敬你与你的同伴，显然你是你们这群人当中的领头人。但是你养了多少头牛羊呢？”

“我既没养牛也没养羊。”

“那么说你肯定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所以我才很奇怪，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才是谎言。”

我赶紧说，“在我的国家里我做其他工作谋生。”

“那我要看看你家是什么样的。”

我用手机给他看了我家住宅的照片。这一来他的疑心更重了。

“你家门前这么大一片草地，为什么不养牛羊呢？”

我说，“我养了一只猫与一条狗。”

“那就更可疑了，你为什么要养这么没用的东西呢？”

接下来他问了一个我无论如何也不想被部落酋长问到的问题：“你有几个妻子？”他是个很强大的男人，足足娶了八位妻子。

我说：“我有一位妻子。”

他当场就起身要走，显然不想继续在我这个无名小卒身上浪费时间。“你还能再没用一点吗？只有一个妻子的家伙也敢在我面前装蒜？”

我说，“在我的文化里，绝大多数男人都只有一个妻子。”

现场气氛一度非常尴尬，但他最终还是逐渐相信了我，并且当场就将他家唯一一位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了我——她当时十四岁。我的翻译在一边使劲用脚踹我：“快答应下来！快答应下来！”（笑声）因为假如我竟然胆敢解释为什么这桩婚事不合适，那就等于把他的面子扔在地上踩个稀烂。你们要是有人看过那期节目，想必还记得他当时多么兴高采烈，至于他的十四岁女儿简直要乐翻了。

第二天我决定，既然我们已经混熟了，我应当抓住时机赶紧询问他对于大坝的看法。然后一连串的事件彻底打开了我的眼界。我站在牛羊群当中，四面都是沙漠。正当我打算开始拍摄的时候，看见地平线上有几个小点。我一开始还以为是鸵鸟。赶紧让摄像师拍个特写。我设想的效果是我与酋长在近景交谈，远景里是热气蒸腾扭曲不清的沙漠地面，一行鸵鸟缓缓走过。我简直都能闻到艾美奖的味道了（笑声）。因为这样一来观众们就会意识到大坝不仅会影响当地人，还会影响动物。

摄像师透过长焦镜头看了一会儿，说道：“不对，不是鸵鸟，是小孩子。”我感到艾美奖从指缝当中溜走了。

顺便说句题外话，辛巴女性会用磨碎的赭石涂抹全身，闻起来与看上去都令人惊叹。她们的身高全都有六英尺，她们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整理仪容，简直就像最高级的贝佛利山社交名媛一样。她们身上的每一件饰品都传达了个人信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位女性生养了五个孩子，那位女性改嫁过三任丈夫，这位女性的丈夫有几只羊，那位女性的丈夫有几头牛，等等。辛巴女性上身赤裸，下身穿皮裤。辛巴男性裹着兜裆布。辛巴人用树枝搭建了晚上睡觉的棚子，这些棚子只能用来睡觉，性爱活动要在公共场合进行——与部落民族共同生活就是重塑三观的过程（笑声）。尼尔森的母亲曾经公然邀请我与她共度良宵，而她的儿子则不以为意地为我担任翻译。我强烈建议大家都去看看那期节目。

书归正传，随着天边的小点越来越近，我也拿起双筒望远镜仔细端详起来。然后我就感到我的整套世界观都崩溃了。因为我问道：“这些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心里隐约已经知道答案了。果然尼尔森答道：“从学校来啊。”我看到一个孩子拿着一台卡带式索尼随身听，我已经有十五年没见过这东西了。他的书包上有海绵宝宝贴纸，他的背心上印着说唱歌手五十分的头像。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美式自由派白左思维模式已经彻底停摆了。我一度以为我知道怎样的生活对辛巴人最有好处。可是现在我才想明白他们想要水电大坝，他们迫切想要过上通电的生活。辛巴人早就选择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所谓的辛巴传统生活方式早就被遗弃了。辛巴人与西方世界已经接触得太频繁了。孩子们每周要去远方城镇的学校上三天学，而且学校里有电脑。二十四岁的尼尔森已经彻底告别了畜牧生活。他是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辛巴儿童之一。上过学的孩子们都比他们的父辈多了一项人生选项。我相信，过上一两代人以后，全新的辛巴人将会为自己营造不同于传统的新型畜牧社会。

我正在见证辛巴人的历史转折点。我们没有权力自作主张地决定将他们关在盒子里，让他们手拿木棍放牧一辈子牛羊。辛巴人已经知道更广大世界的存在了。酋长还在担心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他的十四岁女儿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搭乘她丈夫的飞机去美国看看了。他们的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应当为辛巴人做点什么”，而是在于“我们应当怎样为辛巴人提供他们认为自己需要的东西？”而辛巴人已经明确提出了自己的需求：他们想要经济援助，他们知道电力与教育能够改善当地经济，他们想要一套既能维持文化遗产又能融入外部世界的方法。

在斯瓦科普蒙德，我曾经对很多理应用心关注的景象视而不见。荷兰与中国的渔业公司都在当地经营业务。拜大西洋洋流所赐，全世界最丰饶的海域就是纳米比亚的骷髅海岸。这里有全世界最优质的鱼类、螃蟹与牡蛎，在海滩随便转一圈就能捡回一尺长的咸水鳌虾。渔业公司不要马鲭鱼，捞上来之后就免费送给当地人。同样一条鱼在我们这里的寿司店每份都能卖出四十美元，当地人却将马鲭鱼当成鱼饵与种地的肥料，因为他们没有制冷设施。我们以为自己正在帮助纳米比亚与辛巴人，事实上纳米比亚与辛巴人也的确在无数领域亟需我们的帮助，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而不是把我们的哲学强加在他们头上。

辛巴人的文化彻头彻尾地改变了从旅程当中归来的我。这就是旅行的力量，这就是我在世界各地一次又一次反复见证的故事。在纳米比亚，历史进程至少慢得足以让你抓拍一个镜头，但是美国社会规则的变化已经快得令人应接不暇了。如果你真想改变世界，那就要亲身投入世界各地的生活，为各个社区的人们提供他们的发展当真需要的东西。我希望能在美国各地的社区实践这一点。阿拉斯加北部的因纽特人部落正在对抗酗酒与无家可归，许多因纽特人放弃了他们的传统文化，搬进安克雷奇这样的“大城市”，并且纷纷死于酗酒、吸毒与自杀。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这里一磅熏金枪鱼卖到五十美元，而全世界最优质的金枪鱼就出产在因纽特人家门口。所以我正在与其他活动家一起在当地兴建熏鱼加工厂，因为这正是当地人最擅长的生意。

旅行让我意识到了从未想过的问题并且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希望通过分享这些经历也能改变你们的人生。齐心合力，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切实的改变。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我今天来这里发言的原因。就算画一千幅画也未必有人将你称作艺术家，但是说服一个人放下成见品尝昆虫就能改变他一辈子的口味。我的职业生涯让我走到了这里，面对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们，我们全都理解一点小小的创意可以为一个社区带来全新的生意，这门生意提供的教育机会又能为社会变革提供全新的模式。我认为教育不只是读书，向人们展示某一套体系的运作机制也是教育，教育的关键在于动手操作。假如我们能向别人展示与分享我们的创意，那么我们不仅能接受对方的教育，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耐心、宽容与理解，获取不同的价值观——我在成长期间错失过很多价值观，全靠其他人的教导才找补回来——而且我们还可以回馈对方，为他们提供改变自己生活的工具。我相信这是拯救地球的唯一可行之道。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扁平，因此我们也越来越需要与世界各地以及美国各地的人们打成一片。我相信我们对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理解就像对于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的理解一样重要。只不过我们想去坎顿市要更容易一些，至少机票更便宜。

请大家提问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mKzZuBN3A

主持：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今天来之前我查了一下，从1983年以来我对你进行过整整二十次采访。今天这次采访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因为现在你身体不太好。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以下简称希）：确实不太好。

主持：你的癌症目前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希：我的食道里长了一个肿瘤，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淋巴结。我们现在怀疑癌细胞还转移到了肺部，不过还不敢完全肯定。用专业术语来说我现在患的是四期癌症，你要知道再往前并没有五期癌症。这是很值得思考的情况。我有幸能与很多杰出的肿瘤专家共事，我们正处于众多创新性医疗手段的边缘，其中相当一部分手段有可能会用在我身上。目前我们主要通过化疗来控制癌细胞扩散，所以请原谅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沙哑。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不仅要尽力活下去，也要为死亡做好准备。我在回忆录中写到过，人的一生无非就是忙活这两件事而已。生死永远只差一口气。但是目前我的处境使我更加生动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我的日常行程就是上午与医生见面，下午与律师见面。

主持：你为《名利场》供稿的时候怎么想到要让我们也体会一下你现在的经历呢？

希：我也想过我究竟想不想这么做。我并不打算招摇过市地卖惨博同情，但是《名利场》的主编格雷登.卡特逼着我把自己的思想袒露出来。我在行文的时候尽可能不张扬我自己的感受。我很不喜欢那种黄缎带风格的新闻。有人告诉我有些读者从我的文章当中得到了安慰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心有戚戚。既然生活给了你柠檬，那你不妨榨点柠檬汁。动笔写点东西总胜过两眼盯着墙壁发呆。或早或晚每个人都要经历我现在的处境，要么挺过去，要么就死掉。这是我们生来就要做的事情之一。回头读了我自己的回忆录之后，我认为我应当继续写作，因为写作是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顺便说一句，由于我参与了这么多实验性疗法，我的眼界也得到了极大的开拓。比方说我有幸接受了全套基因组的测绘。我有机会描述肿瘤领域令人兴奋的新进展。我很希望这些全新治疗手段能够尽快应用到更多人身上。

对于我目前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在眼下这个时代患上癌症尤其令人感到百爪挠心。我能看到很多有可能治愈我的疗法正在差一点就够不到的远处冲我招手。这一点一方面令我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让我感到心烦。目前我的体质很好，我的各项生理指标都非常出色，从肝功能到血压都无可挑剔。对于一名癌症患者来说这些指标简直好得不像话。只要我再多坚持一段时间，就可以尝试好几项尚未问世的新疗法。我也确实有这个打算。

主持：听说你的胆囊前几天出了问题？

希：是的。几周前我经受过一次非常严重的胆囊病变。我的医生平时总是个话留三分的人，这一次他却认为我差点就“完蛋了”。我的骨髓衰竭了，这是化疗的常见副作用。我的白细胞与红细胞都低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我的胆囊严重发炎，我的阑尾也破裂了。我的心电图差点就拉直线了。这一次我切掉了胆囊，又接受了输血，所以算是挺过了这一关。

主持：恕我冒昧，目前的疗法对于你的头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希：早期疗法当中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化疗脑”。你能感到化学药剂致使你思路不清，根本不想阅读，更不想写东西。这使我很害怕。假如我的读写能力被剥夺了，那么我也就没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继续生存下去了。而我并不想和绝望过多纠缠。万幸的是化疗脑是暂时性的现象，我现在依然经常感到疲惫，现在我就觉得很累。但是至少在我自己看来我的头脑非常清醒。假如今天我运气好并且喝下基本浓咖啡，我还可以写完一篇专栏文章，读书与交谈更不在话下。假如这些方面的情况出现了恶化，那么我大概就会觉得自己的日子到头了。

主持：你认识很多人，他们对你目前的情况有什么反应呢？

希：也有很多人认识我。在癌症确诊之前我原本在夏天安排了一场相当盛大的巡回签售，结果不得不临时取消。我不能悄无声息地躲进医院里，因为我多少也算是个公众人物，因此必须出面说明签售取消的理由。很多人都为这次签售做了大量工作，我不出来说两句实在说不过去。现在想想那一周大概没什么其他新闻，于是我的病情一下子就成了关注焦点。此外我针对超自然现象与宗教的看法也使得我的病情遭到了很多关注。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在我总该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了吧？现在我总该抛弃秉承了一生的错误原则了吧？现在我总该与教会握手言和了吧？公共舆论众说纷纭，全国祷告日还专门把我当成了祷告对象。我很乐意看到有人为我祈祷，这至少表明我们站在同一边反对癌症。这次祷告的立意是为我祈福。乞求神灵的力量对我施加反方向作用的人也不是没有。当然在我看来正反两面的人们都有些太拿自己当回事了，不过他们总归忍不住要这么做。

此外我还收到了大量来信，至今依然如此。既有送到我家门前的手写信件，也有发送到纽约办公室的电子邮件。绝大多数信件都表达了可贵的善意，并且向我保证他们认为我的人生并未虚度，尽管确实不算长寿。假如我能活到明年四月份，那我就六十二岁了。这些信件确实教会了我一些东西，一些我早就知道但是现在才真正领会的道理：永远不要犹豫该不该给重病者写信，一切信件都会得到极大的欢迎。我倒不是鼓励人们多多给我写信，但是假如他们的亲友处于我现在的境地而他们又一直抽不出空来写信，我在这里劝告他们赶紧动笔。我收到的信件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帮助。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是这些信件确实令我深受感动，并且极大地安抚了我的心绪。

主持：你的论敌有没有主动联系过你呢？如果有的话他们跟你说了什么呢？

希：你所谓的论敌应该就是与我观点相反的人。他们的态度全都很友好。大卫.布鲁克斯专门在《纽约时报》上写了关于我的专栏文章，措辞非常忠厚。提摩西.伊根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了我在伦敦生活与工作的时期。看这些文章就好像提前阅读讣告一样。不过鉴于我还没死，大家都不好意思说我的坏话，所以就专门把好话都挑了出来。看看这些文章固然挺好，可我同时也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因为这些文章令我真切感到自己的死期确实来得有点早。我不知道我的私敌究竟有多少，与我相看两厌的人究竟有几个。但是希望我在眼下以及来世永远受罪的信件数量少得令我自己都有些意外。

主持：我手里现在拿着你的回忆录《希奇22：回忆录》。我发现这本书的头七页内容写得全都是死亡。你这是有所预感吗？

希：并没有，不过你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挺奇怪。我收到过一份礼物。伦敦国家肖像画廊发行了一份杂志，提醒订户们接下来有哪些展览。当时将要举行的一场摄影展览的参展人是马丁.艾米斯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我们三个人曾经合过影。在开展之前正在制作展品名录的时候，有一位摄影对象去世了，于是他们赶紧在此人的名字前面添加了“已故”二字，结果忙中出错把这两个字添加在了我的名字前面。就这样我在杂志上看到了“已故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字样，这件事确实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死亡上面。他们赶紧给我发来一封言辞恳切的道歉信，我猜他们大概以为我想起诉他们。他们承诺要将这期杂志全部收回并且化成纸浆，我说不要这么做，你们手里还剩多少杂志都送给我好了。我的回忆录马上就要出版了，这些杂志可以充当很不错的赠品。但是当时我的确没想到我要死得这么早。

主持：不久前你在《每日秀》上接受约翰.斯图尔特的采访，当时你的表现颇为幽默且举止如常，但是当时你脑子里怎么想呢？

希：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只想着如何将节目做好，节目录制完成之后的餐会上我才感到自己的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我参加了许多活动，活动现场我的表现都不错，只是在活动间期我才会剧烈呕吐。

主持：你当时知道自己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希：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医生每年提交的体检报告在各方面都没毛病。

主持：你父亲同样死于食道癌。

希：那年他七十九岁。

主持：你想过这一点与你的关系吗？

希：我在书中写了一点这方面的内容，那还是在我意识到自己的病情之前。我曾经烟瘾很大，因此我担心癌症首先会在肺部发作。食道癌的问题在于极难侦测，你可以带病生活许久而毫无察觉。除非每个月都让食道癌专家检查一遍，否则很容易就会错过这一病症。直到癌细胞转移之后才会出现显著症状。等到我去做活检的时候情况已经显而易见了，只要用手指按压一下我脖子上的淋巴结就能感到不对劲。

主持：那么你接受了什么疗法呢？

希：首先是化疗，直接效果就是脱发。现在我换了一种化学药剂，所以头发又重新长出来几根。我的体重显著下降，体力明显衰退，这些都是我能清楚觉察到的变化。

主持：你在什么地方做的化疗？

希：在贝塞斯达的研究所里。

主持：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希：去年7月。

主持：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希：还在进行中。多亏了国家健康研究所的负责人、了不起的弗朗西斯.科林斯大夫，我现在又有了一点希望。国家健康研究所的下设机构之一就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科林斯大夫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依然提前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实在是一项伟大的科学成就。我们之所以相互认识是因为我们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相互对立。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他对我的病情很感兴趣，安排我接受了基因组测序，旨在为我所特有的癌细胞变异找到更好辨别的配型，从而配制专门针对我的药物。今天是1月14日周五，如果我的骨髓恢复得足够好，下周一我就要去尝试一下他的疗法。这套疗法要在我的肿瘤的DNA以及我的血液的DNA之间进行六十亿次配型，从而找出存在于肿瘤当中却不存在于我身上的基因变异。现在的医疗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不过我要去圣路易斯接受检测。

主持：为什么要去圣路易斯呢？

希：这是检测项目所在地。他们正在那里研究如何利用基因组的信息来治疗特定个人的疾病。这种做法很快就会推广开来了。你可能知道这个项目目前经费严重不足。我趁这个机会要为研究人员美言几句，兴许有些观众看了本期节目之后会给自己的议员写信反映这个问题。国家健康研究所最近的预算遭到了严重削减，还有人在愚不可及地试图限制胚胎细胞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应用。在患癌之前我就抱有支持科研的立场，现在我更想要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克服这些妨碍医学进展的伪科学障碍。

主持：你在国家健康研究所接受化疗吗？

希：并不。我在研究所接受了各种测试，但是日常治疗还是由我的肿瘤医生进行的。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史密斯医生。他通过网络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专家们对我进行会诊，为我制定了很多治疗原则，并且每隔几周就根据病情发展进行修订。

主持：你在去年12月的《名利场》上写到了一名女性，她在你的签售现场找上了你。你不介意在这里介绍一下具体细节吧。

希：我当时正在作宣传，题目是我们应当写一本关于对待癌症病人的恰当礼节的书。兴许我真会写这一本这样的书呢。当时我在纽约刚刚与塔里克.拉马丹就伊斯兰教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然后就来到了签售现场。签售队伍排得很长。有一位排在前面的女性走过来——她手里连书都没拿——对我说道：“你生病了我很遗憾。”我说：“您这么说太贴心了。”她说：“我有一位表亲也得了癌症。”我说：“我很遗憾。”她说：“他得的是肝癌。”我说：“那太糟糕了。”她说：“不过后来他 病情好转了。”我说：“好极了。”她说：“不过再后来他的病情又严重恶化了。”我说：“我很遗憾。”她说：“当然了他是个男同。”这句话我没搭腔。她接着说：“他的家人与朋友都抛弃了他，他死的时候孤身一人，非常痛苦，大小便失禁，痛如针扎，尊严丧尽，简直是说不出的可怕。”我觉得这番话实在没法接，于是就等着她继续说。结果她说道：“我希望你知道，我很清楚你现在正在经受怎样的处境。”然后她就径直离开了。

后来我想，假如我身体健康，她还会这样对待我吗？肯定不会。但是假如你身体不好，人们就或觉得自己就算没有责任、至少也有权利对你这么说。另一方面如果患者觉得别人强加的关心令他们感到难受，他们也不应当用自己的痛苦去烦扰别人。我订制了一枚徽章，上面写着：“你不问我不说”。有些人确实很喜欢张扬自己的病情，我也在其他语境下提到过我的病情。比方说我写过我为什么不参加全国祷告日，也写过我所见到的基因疗法最新进展，但是我不打算写肿瘤日记。我觉得写这种文章有点太自恋了。

主持：你在《希奇22：回忆录》的序言里写道，“就个人而言我希望以积极主动而非消极被动的方式来‘完成’死亡，我希望死亡来临时我能直视它的双眼并且做点什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希：死亡也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所以死亡来临时我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清醒。至少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这么想的。理想状态下，我希望自己能在演讲现场死去，在性爱期间死去，或者在陪伴朋友的时候死去。我希望效仿苏格拉底，在临死前将朋友们全都叫到身边并且一一告别。不过现在我重新考虑了这一点并且有了另外的想法。假如我的癌症病情继续恶化，我的死法肯定会非常难受。例如我很可能被自己的呕吐物呛死。另外来临死之前我还很可能要遭受各种羞辱。问题并不在于我会不会死，因为就算不得癌症我早晚也要死。但是癌症意味着死之前要额外受罪。

现在想想，我写这句话的时候确实有点虚张声势。我依然希望临死之前能保持清醒并且与人交谈，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敢说我有多么坚持这一点了。如果最后阶段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那么在药物引发的昏迷状态当中死去似乎也不算太糟糕。不过我依然觉得后一种死法算不上光明正大，或许只是我的思想太老派了吧。死亡毕竟是人生的一部分，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尽量透彻地体验一下。

主持：在这段时间里你与你妻子谈得多吗？

希：谈得很多。她是我的支柱，因为她愿意做很多我不愿做的事情，例如上网查询每一种治疗方法的效果与治愈可能性。不知疲倦地寻找新医生与新医院，等等。因此我们谈过很多关于治疗的内容。不过关于治疗失败的后果我们谈得很少，几乎没怎么说过。我决心尽量不死，至少眼下尽量不死。我并非没有可能带病坚持几年再死。另一方面我也决心尽我所能地为各种疗法充当试验品，就算这些疗法对我无效。我在书中引述过美国学者霍瑞思.曼的名言：“对人类无所贡献的人应当在死亡时感到羞愧。”这个标准挺高的，不过我现在很容易就能满足他的标准。只需要我本人支付一点很小的代价，全人类就能得到很大的裨益。无非是苟延残喘而已，我很乐意多坚持几天。

……

主持：我第一次采访你是在1983年11月7日。我记得你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一直在抽烟。

希：我都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戒的烟了。以前在电视上抽烟还不是忌讳。我记得1963年克朗凯特宣布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的时候，演播室里烟云缭绕就像切尔诺贝利一样，桌子上摆满了烟灰缸。

主持：……当时你的烟瘾与酒瘾都很大。我记得你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去采访你，你直接把我领到了酒吧里。你面前摆着笔记本电脑，手里拿着酒杯，嘴里叼着香烟。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当时你不沾烟酒的话，如今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呢？你父亲也是个烟民是吧？

希：没错，他抽烟斗，而且也经常饮酒。我也想过烟酒会不会加速了他的死亡。我哥哥与我对他的死亡所知甚少，因为他确诊之后很快就去世了。我知道他的肿瘤位于胸腔中下部，没法做手术。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多少学习新知识的心思。

主持：你的肿瘤也没法做手术吗？

希：如果在癌细胞转移之前还是可以切掉的，现在已经没用了。而且肿瘤的位置过于靠近我的心脏与肺脏，因此放疗的效果也不理想。现在最有效的疗法就是化疗与靶向基因疗法。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没错，我一直都知道烟酒不忌的生活方式伴随着怎样的风险，而且我决定承受这样的风险。我认为烟酒的确有助于我集中精力。这一点或许只是幻觉，不过我不这么认为。此外烟酒能让我不至于感到无聊，也能让别人的无聊不至于影响到我。烟酒令我晚上更有精力熬夜，与别人谈话的的时候更有兴致。你要问我从头活一遍的话会不会依然抽烟喝酒，那么我的答案大概是肯定的。当然我大概会戒得更早一些，为的是躲过癌症这一劫。

这话我说起来容易，我的子女听起来恐怕没那么好受。“没错，我要让你们重新经历一遍现在的痛苦。”这话听上去是有些不负责任。但是假如我说“要是我知道烟酒多么害人，我肯定不会再碰一下烟酒了”，那只能是口不应心。我知道抽烟喝酒的后果，所有人都知道。生命无非是一堆赌注而已，我决定把赌注压在这里。赌在其他地方的结果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了。奇怪的是我现在几乎并不感到后悔，尽管我很应该后悔。因为我无法想象不喝酒的人生，无法想象人生当中失去了香烟的陪伴。烟酒是我读书、旅行与恢复精力的必需品。

主持：你反复提到了“无聊”这个词。

希：无聊是个大毛病。与无聊密切相关的倦怠位列七大死罪之一。无聊是绝望的接待室。我太容易无聊了，最受不了开会、排队之类的破事。反过来说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我始终有书可读有文章可做。酒精的作用并不是钝化我对于无聊的感知，而是使其更加敏锐。

主持：身患癌症是很痛苦的。你怎样打发这段时间呢？

希：做胆囊手术的时候我曾经担心医生给我开的止痛药剂量太大。照理说应该是医生担心我用药量太大才对。我很担心自己会上瘾。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有些晕晕乎乎的。不过手术做完以后疼痛就没那么尖锐了，完全可以忍受。

主持：你做胆囊手术是几天前的事？

希：八到十天。

主持：你做的是腹腔镜微创手术是吧？

希：没错。一旦他们发现病灶位于胆囊，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主持：手术之后你就感觉好多了是吧？

希：并不，因为麻醉剂的效力还没有完全消退。我的体力很差，我的体重下降了很多，我吃的很少，因此麻醉剂对我的影响格外大。比方说昨天我肯定没精力接受采访。昨天我连床都下不来。

主持：三十多年前《新闻周刊》有一位专栏作家名叫斯图尔特.奥尔索普（Stewart Alsop）患上了白血病。他在患病期间一直在专栏当中记录自己的经历。你有没有反过头来看看他的文章呢？我记得他也接受过国家健康研究所的诊治以及骨髓移植。我还记得当年我一直在密切跟进着他的专栏，看着他如何带领读者们一步步经历整个过程。我们还能从你这里听到多少病情报告呢？

希：我希望你们能听到得越多越好。这么说不仅只是为了我自己着想，

主持：那你都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希：首先我要强调现有的癌症诊疗手段多么令人惊叹。这些手段的基础是我们对于人类基因的最新理解。就目前应用在我身上的疗法来说，我希望能尽可能详细地将这些疗法全都记录下来，从而提醒其他人不要错过可能有效的疗法。即便对于相当晚期的癌症病例来说，医学也并非无计可施。

主持：你说过你还想写一本书。

希：没错。这本书的内容一方面涉及如何面对死亡，另一方面则涉及如何尽力生活。就我个人而言，后者的动机之一——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动机之外——就是看看我能不能与其他人一道迫使无知的界限向后推却，扩展科学知识的疆域。

主持：你对世间的事务失去兴趣了吗？

希：一点也没有。

主持：那你目前最感兴趣的题目是什么呢？

希：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要说我最感兴趣的题目，那应该就是我们与伊斯兰圣战运动之间各种形式的对抗，尤其是最近从巴基斯坦传来的糟糕消息。我们还没来得及彻底领会圣战运动在当地造成的威胁。旁遮普省省长萨尔曼.塔西尔最近刚刚被自己的保镖冷血杀害，理由是他反对现行的《亵渎法案》——凶手的理由甚至都不是因为被害人实施了亵渎行为——因此任何自称是穆斯林的人都有权杀死他。而且巴基斯坦的伊玛目们以及其他伊斯兰教权威全都认同这次谋杀。过去巴基斯坦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过去法院可以以亵渎罪判处死刑，但是至少当时你还可以说服陪审团或者上诉，法官的判罚至少还需要《古兰经》文本的支持。现在任何人都能自封为行刑官了。任何人都能打着宗教的旗号随便杀人了。我们坚定相信温和派穆斯林的存在并且花钱雇佣这些人来对抗圣战。我个人觉得这样做挺不靠谱的，如果其他人认为我们是温和穆斯林的背后金主，那么温和穆斯林再发表意见就没人听了。

主持：身患癌症令你感到意外吗？你之前已经戒烟戒酒了，许多像你一样的人面对此类情况的时候都会将病症归咎于自己的习惯。那么你在整个过程期间感到意外吗？我所说的过程就是从发现病症到确诊为四期食道癌的时期。过去半年你有没有感到出乎意料的时候呢？你写了整整七页关于死亡的内容，显然你已经想过很多了。

希：我觉得任何上了六十岁的人写回忆录的时候都要面对死亡。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满足读者的需求。我并不觉得目前的情况有多么意外。癌症是很常见的。我并没有空耗时间质问“为什么是我？”因为宇宙没那个闲工夫回答我，甚至都不会说一句“凭什么不能是你？”对于与我年龄相仿并且此前长期保有像我一样的生活习惯的人群来说，患癌简直不出所料。唯一令我感兴趣的就是抗癌领域居然有这么多直到不久前才刚刚研发出来的新疗法。这些疗法都是才华卓著的人们费尽心力搞出来的成果。能够借此机会结交几位这样的人物是我的荣幸与幸运。

主持：我们都从亲友那里听说过有些医生很不体贴，与病人交流的时候出口无忌。我记得《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告诉过我——他已经不在了——检测之后医生给他打电话，当头就是一句：“你猜怎样？你碰上大C了！”我简直不相信真有人胆敢这么说话。

希：（笑）这么说是挺粗俗的。

主持：那么你为诊疗你的医生们打几分呢？他们有没有为你提供抗癌胜利的希望呢？

希：他们给我的希望不算太小。除非我主动发问，否则他们不会向我透露我的存活几率。一开始我下决心不问他们。不过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条信息对于安排后事很有用。我总还要为爱人与子女考虑一下。从实际角度出发我很乐意获得估测结果。他们倒是不太喜欢我这么问他们，因为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目前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假如找来一千个与我同龄、与我体质相近且性别相同的人，那么其中五百人活不到明年的今天，剩下的人当中又有一半能继续多活一整年，这些人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能多活好几年。这个估测结果是国家健康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告诉我的，他们没办法说得更精确了。

主持：你对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到你家，希望与你交谈，你知道我们对你的故事感兴趣，而你的故事也不少。你对我们的来访感到意外吗？

希：有点意外。我想你们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对于宗教的看法。很多人都问过我，癌症有没有改变我对于永生与超自然的看法。我说我实在看不出来为什么癌症就应当具有这么奇怪的效果。我从不认为我的宗教立场值得深究。我在人生当中花费了很多时间来确定救赎并不存在，来生并不存在，主管人间一切事务的大老板并不存在。如果说因为我的食道里长了个瘤子，所以我就理应重塑三观，那只能说明癌症影响到了我的智力。否则的话癌症与观念转变之间并没有逻辑联系。我很喜欢参与这方面的辩论。

甚至就连那些为我祈祷希望我康复的好人们身上也存在着某种食尸鬼一般的瘆人气质。因为他们不仅为了我的康复而祈祷，也为了我能及时与宗教实现和解而祈祷。于是我提出了一项交换条件。我认为世俗主义者也应当来到医院里，找到弥留之际的极端宗教信徒，对他们说：“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不然在最后几天里尝试一下身为自由人的生活怎么样？你肯定会感觉好很多的。现在放弃他们给你灌输的那些胡话还不算晚。体验一下自主思考的快感吧。不要在恐惧当中生活，不要用神话传说来敷衍自己。”我认为他们的反应肯定不会太热情。当然我们也不会这么做。但是他们却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对我们这么做。我本人对于这种做法倒是不算反感，因为送上门来的辩论我肯定求之不得。我想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我的地位并不算高，因此人们对我的兴趣应当主要源自我对宗教的看法。

主持：你认为在现阶段继续仇恨别人是个好主意吗？

希：仇恨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对仇恨善加利用。我之所以反感基督教，原因之一就在于基督教将爱当成了强制性的义务。，以至于很多基督徒不得不采取虚伪态度，假装去爱那些其实并不爱的人。此外基督教还要求我们一面爱上帝一面怕上帝。认为某人无法忍受是完全正常的心态，比方说亨利.基辛格就是这种人。仇恨如同酒精，既是良仆又是恶主。我对于基辛格抱有冰冷的仇恨与鄙视。我对于他的仇恨并没有浪费我多少时间，而是帮助我看穿了他笼罩在自己身上的烟雾，看穿了他用来自我保护的虚假名声。这份仇恨并没有令我心神不安，并不会令我晚上失眠，并不能让我满腹苦涩，但是我也不能假装我们两个仅仅是政见相悖而已。我相信邪恶确实存在于人世间，有时还会幻化成人形。我认为在评价基辛格的时候我没有任何义务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

主持：那么你改变了对于特蕾莎修女的看法了吗？

希：有什么可改变的？我从来都不恨她，因为她太可怜了。但是我十分厌恶她造成的影响。她之所以被捧成圣人，理由是因为她关心穷人，或者用她本人的话来说就是“穷人当中的穷人”。可是我们都知道扶贫的最有效手段是什么：女性赋权。从孟加拉到玻利维亚，这一手段屡试不爽。让女性自行控制生殖过程，让她们摆脱动物性的哺育周期，然后贫困水平自然就显著下降了。特蕾莎修女终其一生都在反对计划生育与堕胎，她将此类做法称作谋杀。她甚至在诺贝尔奖获奖仪式上声称堕胎“威胁到了世界和平”。这实在是愚不可及的屁话。这样的态度以及被别人捧起来的圣徒地位是我厌恶她的主要原因。

她嘴上说自己关心穷人当中的穷人，但是她结交的都是些富人当中的富人。例如储贷危机的始作俑者查尔斯.基汀，她接受过基汀的赃款馈赠，基汀东窗事发后她却拒绝退钱。她还接受过海地独裁者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的捐款，此人向来将穷人视作猪狗，但是特蕾莎修女却祝福了他。特蕾莎修女的一生是反动倒退的一生。在我批判她之前从没有任何人说过她的一句坏话。我在书中提出了五六条针对她的直接指控。全世界的新闻媒体——包括宗教媒体在内——全都看过我的书，至今没人能挑出毛病来。假如我的批评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依然意味着对于她的现行看法全都是错的。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主流舆论对她的赞扬。人们需要完全彻底的幻觉来安慰自己，她就是幻觉之一。

主持：那么假如基辛格现在主动联系你寻求和解，你又会怎么做呢？

希：这个假设非常有趣。不过我之所以憎恶他，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不会这么做。我在写作批判他的书时，他甚至拒绝接受我以书面形式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接受我的采访了。他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总要与电视台约好绝不提到我的作品。好几位制片人都向我证实过这一点。甚至他在全国记者协会露面的时候依然要求别人不得提到我的书。当然他没理由喜欢我，但是假如我是他，至少会假装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个无名小卒希钦斯究竟是干什么的？别总拿他来烦我。”更重要的是，想想他被人查实的行径都有哪些吧。想想他在越南与智利问题上的谎言，想想他在孟加拉导致了多少无谓的死亡，为的只是维护他本人以及他那个罪犯总统的面子。

与他同时期的人物，例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麦克乔治与威廉.邦迪兄弟以及威廉.科尔比等人在各自的回忆录当中或多或少都表达了悔悟之情。“我们制定了很糟糕的政策，当时我们就觉得有些不对。结果比我们想象得更糟。我们很抱歉。我们愿意在此分享一些你们可能不知道的内幕情况。”这样的自我批评言论基辛格就连一个字都没说过。一旦有人批评他，他就会变得怒不可遏，嘴脸丑陋。套用《万能管家》里面吉夫斯的台词，“先生，这样的可能性万中无一。”但是假如他真想见我，我绝对不会推辞的。

主持：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希：可别这么说。还是让我来做决定吧。

主持：（笑）你知道你剩下的时间是有限的，大约在六个月到一年之间。你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吗？

希：他们不会告诉你还剩多久。这是另一个他们不愿被问及的问题。你可能还记得已故的众议员斯蒂芬.塞洛斯，他和我一样也是患上了食道癌。在临终之前的几年里他身上足有四五处癌变部位，不过都控制住了。在此期间他四处旅游，并且热衷于人权政策与国际关系政策。后来医生告诉他癌症失控了，他的大限到了。然后他很快就死了。这才是几周前的事情。过去几个月我最大的损失就是丧失了出门旅行的能力。感恩节我去了多伦多，这倒是还不算太难。然后我去了加州。再然后蒙大拿的演讲活动组织者很好心地派来私人飞机把我接了过去，我也终于见到了小巨角河战场以及美丽的国家公园。现在美国只有三个州我没去过了。

主持：哪三个？

希：南北达科他州与内布拉斯加州。就连波多黎各我都去过了。

主持：你有叶落归根的打算吗？

希：这样的想法有点感情用事。不过几天前确实有人无意间对我说：“你就不担心再也见不到英国了吗？”然后我才意识到我确实担心这一点。我无法承受死在他乡的可能性。但是我现在回不去，最早也要等到这一轮化疗结束才能动身。

主持：节目时间到了。我衷心希望几年后还有机会再采访你一次。

希：我也是这么想的。

http://www.loc.gov/rr/record/pressclub/hitchcock.html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时段（笑声）。这句话兴许只是夸张而已。如果我再坦诚一点，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本人多少也是夸大其词的产物。我之所以采用这句大家都熟悉的开场白，只是因为我觉得假如大家都能想象我并不是本次活动的主要卖点，那么我们都能轻松得多。我希望大家将我仅仅当成一名微不足道的信使，我的使命就是向大家介绍那位娱乐界最伟大的明星——也就是电视广告（笑声）。……

我非常感谢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诸位能给我这次发言的机会。我喜欢现场发言，因为不用担心听众们会换台。不过假如大家觉得我的造型有些扭曲，我的面容有些可怖，那么世上也没什么旋钮能够修正你眼中的图像。我很清楚你们为什么会对一场来自好莱坞当地人的演讲感兴趣。你们在我国的首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笑声），好莱坞的日常生活在你们看来想必就像发生在另一颗星球上一样怪异。你们听到的关于好莱坞的各种传闻一定十分难以置信：大而无当的预算开支（笑声），炫人眼目的社交场合（笑声），被好事者推进泳池的宾客（笑声），低效浪费的办事作风与习以为常的裙带关系（笑声）。但是我要说，天真且未经世事的朋友们啊，这些事情全都是真实存在的（笑声）。

但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说长道短。这一点在演讲一开头就要与大家说清楚。我不会模仿肯尼迪总统（笑声），至多模仿一下皮埃尔.塞林格先生（笑声）。我今天的打算是与大家讨论一个我本人非常看重的话题，也就是杀人。本次演讲不会很长，就算是我也无法无限制地鼓弄唇舌。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一直致力于让美英两国的观众们汗毛倒竖。我最近刚刚拍完了一部电影，题目很短，只有两个字：《群鸟》。题目原本是有三个字的，但是我们删掉了一个“致”字（笑声）。自然，《群鸟》一片中的大部分演员都是鸟（笑声）。自从扇子舞不再时兴以来，还没有哪位业界人士像我一样雇佣过这么多身披羽毛的演员。此外演员阵容里也包括几位人类男性与女性。毕竟，电影讲得不仅是人鸟之事，也是男女之事。要确定《群鸟》一片所属的门类确实有点困难，但是我的大部分影片都与今天下午的演讲题目密切相关。因此我对于谋杀抱有一套坚定明确的看法，对于这项艺术目前在影视界以及现实生活当中的处境感到心焦如焚。

就像很多其他体制一样，谋杀也是二十世纪社会变迁的受害者。值得关注的危险信号有很多，但我尤其关心家庭内部谋杀的日渐衰微（笑声）。如今我们在新闻当中读到的谋杀往往不是莉兹.玻顿式的家庭联谊活动，而是发生在酒馆里的抢劫致死案件甚至少年犯的街头斗殴杀人案件。居然有人胆敢在公开场合做出此等举止，实在令我骇然——此等败类实在不知世间尚有体面二字。在我年轻的时候，有身份的正派人总在私密场合进行谋杀，谋杀行为总会发生在紧闭的门窗之后，谋杀对象也总是亲朋好友（笑声）。我认为谋杀模式的转变无非是家庭纽带日益松懈的可悲反映而已：如今的凶手们居然不惜离开家门，专门跑到各种不堪言说的外部场合实施暴力行径。在我年轻的时候，任何自持身份的绅士们都不会涉足这帮人的行凶地点。仅仅如此还嫌不够，他们甚至还经常谋杀那些尚未得到正式介绍的陌生人（笑声）。

我必须承认，即便在过去暴力行为也并非严格局限在家门之内——例如足球比赛、下院辩论以及一战等等——但是此类行为原本就不该局限在家门之内。谋杀则不然。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谋杀的本质就是家庭事务。该隐与亚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说到底，谋杀是一项很私密的活动。假如有外人旁观，那么感觉难免有些不对——假如旁观者是警察那就更糟糕了（笑声）。此外宁静的家庭环境也有助于长考。优秀的谋杀案如同醇酒，需要足够的酝酿时间。只有在被害人与你感情深厚的前提下，你才会耗费心力以兼顾原创性与品位的恰当方式完成相关工作。谋杀并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在我看来大可悲叹的现实是，我们已经偏离了先辈的道路，听任谋杀流落到家门以外的冷漠世界里，沦落进了品行背景的人们手中（笑声），有时这些人甚至干脆就是罪犯。

我认为目前的问题还能补救吗？我确实这样认为。我们的希望就在于那个同样惨遭荼毒的行业，也就是电视行业。这里我要为电视行业声辩几句。我意识到电视有些时候确实十分无聊吵闹，分散精力，俗套重复，令人作呕。但是具有这些弊病的活人我也已经认识好几个了（笑声）。电视与人的区别在于我们可以在瞬息之间就让电视闭嘴而不必因此走上法庭。在观望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在1955年秋天走进了电视行业。老实说，此前我一直在等待电视屏幕变得足够大，从而容纳我的全部身形。完成了这项工程学奇迹的设计师们如今又有了更高远的目标，就是在电视屏幕上完美呈现简.曼斯菲尔德的高耸双峰（笑声）。在涉足电视业以前，我身为演员的经历仅限于在我自己指导的电影里短暂出场。你们大概并没有注意到我，就算注意到我也会将我与该部电影的主角搞混。我知道，我与这些演员的相貌确有几分相似：加里.格兰特，吉米.斯图尔特以及塔卢拉赫.班克黑德等人确实与我撞脸（笑声）。

我向大家透露一点电视制作如何发展至今的内幕：电视与电影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屏幕尺寸。为了弥补数量上的不足，电视更需要质量。解决之道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往电视节目里插播广告。当然这样做也并非全无异议，一般来说广告赞助商总会反对我们的做法。他们声称插播广告会让观众认为他们在哗众取宠，他们担心公众会认为他们步入电视行业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还担心赤裸裸地邀请观众购买自家产品会让较为敏感的观众们震惊失色。对于这些意见我们只有一条反论，但却是一条极为强大的反论：如果没有广告，电视编辑师什么时候才能去上厕所呢（笑声）？我们的赞助商爽快地接受了这条反论并且允许我们插播广告，在我看来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对于人性的颂扬（笑声）。

我们从没想过这档节目是否应当录播的问题。鉴于剧中的很多角色在节目尾声的状态，活生生的现场直播显然不太合适。至于背景音乐我也挑选了尽量适合电视的音乐风格。精彩的音乐尤其能够衬托精彩的谋杀，一方面能活跃气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被害人及时调整心态。现代理念认为谋杀应当仅仅以纯人声伴奏，但是这一点毫无历史依据（笑声）。毕竟，尼禄弹琴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娱自乐。顺便说一句，我最近拍摄的电影并没有配乐，因为我们害怕鸟可能会被吓跑。我对音乐问题很有发言权，因为曾经有人告诉我，我长得很像录音棚里的明星，因为我的三围非常完美：33.3英寸，45英寸以及78英寸（笑声）。

今天的人们只要谈起电视，就必然要谈到暴力。电视上的暴力很像冰山，如果你认为荧幕上的暴力十分过分，那你真应该到拍摄现场去看看（笑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条铁律：一切谋杀、自杀、抢劫、枪击以及刀刺场景都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我们仅仅在故事情节完全必要或者我们的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才会采用此类场景。事实上我认为出色的谋杀特别能引发观众的对抗情绪。假如你心里没有对抗情绪，看完广告以后就有了（笑声）。至于凶手的人选，我对普通人抱有全然的信心。换句话说，黑帮成员之间野蛮且毫无意义的相互杀戮并非我的个人兴趣所在。当然我并没有歧视黑帮成员的意思。我所知道的好几起最赏心悦目的谋杀都出自职业罪犯之手。但是从我在其他电视节目当中接收到的信息来看，绝大多数黑帮成员都是神经兮兮的粗坯，丝毫意识不到原创性与个人风格对于谋杀的重要意义。更有甚者，一旦被捕之后他们总喜欢喋喋不休地陈述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到如今这般田地，实在令人不胜其烦。总体而言，我认为出自业余人士之手的谋杀要远远更加有趣。这些凶手就像你隔壁的邻居那样毫不显眼，但是却懂得以富有尊严且保持品味的方式来杀人。这才是讲究礼貌且身心健全的文明人制造混乱的方式。

再多说两句吧。我推崇悬疑而非神秘。我不喜欢让观众猜测“是谁干的？”而是喜欢让他们琢磨“他要等到几时才会下手？”人们很担心电视对观众造成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每一期节目都有寓意，都会像老妈妈一样传授一条做人的道理，例如“说话和气，手拿大棒”，“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等等。另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罪犯总会受到惩罚。就算警察没能抓住他们，我们总还可以逼迫他们看广告。我们很坚持这一点。毕竟我们都很清楚，谋杀极易成为一门肮脏的行当，尤其是当你没有好律师的时候。

那么我们能够指望电视让谋杀回归家门之后吗？谋杀会因为电视而回到自己天然归属的地盘吗？肯定能。但是天边依然有一朵不容忽视的乌云。电视或许当真让谋杀回归了家庭，但是有时候手法却太过生硬了。有时候电视节目的编导与演员才是杀了人却依然逍遥法外的凶手。观众们则是另一回事。我很害怕观众们早晚会意识到，通过电视这一媒介，他们可以尽情享受谋杀带来的刺激与快感，却不用在事后收拾烂摊子。他们用不着亲手清洗血迹，用不着亲自抛尸荒野，用不着眼巴巴地等着水泥一点点变干。像这样不劳而获的习惯对于国民性的培养是极为有害的。这种心态会使人变得粗枝大叶，他们的创造力也会逐渐干涸。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谋杀很可能有朝一日沦为观赏运动（笑声）。

为了收束这段关于谋杀的讨论，我要引述托马斯.德.昆西的精彩散文《作为高雅艺术的谋杀》。在这段文字中他谈到了我们今天的另一个话题，也就是谋杀行为对于当事人性格的阴险影响。“假如某人以谋杀为乐，那么很快他就会对抢劫不以为意。再然后他又会开始酗酒且不守安息日。接下来他还会举止粗鲁且拖延误事。一旦在这条一路下行的作恶之路上走到这种地步，那可真是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了。许多人身败名裂的起因都是一桩彼时彼地不以为然的谋杀。”（笑声）

有人告诉我每分钟都会发生一起谋杀，所以我就不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笑声），我知道大家都想赶紧返回工作岗位。我很有幸借此机会与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诸位见面。我知道我们必然能相处融洽。毕竟我们的工作很有些相似之处，因为我们都要在罕有人迹的荒原上辛勤劳作，而且我们的谋生手段都是将公众吓得魂不附体（笑声）。谢谢大家。（掌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9W5DE7ZtQ

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建议我重温一下我在六十年代写的文章当中提到的问题。这个时机很恰当，因为今年是911事件十周年，也是911事件主要嫌疑人本拉登遇袭身亡的年份。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小布什在911之后重新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的阶段性结束——我特别强调“重新发动”，因为二十年前里根就发动过反恐战争。里根刚刚就任总统就宣布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打击国家主导的国际恐怖主义，“当代的瘟疫”，“通向野蛮的倒退”。这段历史被人有意抹去了，因为其导致了十分难看的结果，与我们的理想化自我认知不相容。不管怎么说，十年前小布什重新发动了反恐战争，而这场战争的某些阶段今天已经结束了。

我当年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1966年与哈佛大学学生进行谈话的记录，哈佛校报对其进行了整理发表。《论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标题及其主题都不是我的原创，而是从二十年前其他几篇令我印象深刻的论文那里借用来的。二战时期我看过一份名为《政治》的期刊，作者是多维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战争造成的后果，以及他所谓的“人民的责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他这一系列文章的侧重点，也是对这个问题的传统侧重点，是知识分子与国家暴力——或者按照有些人的看法也可以称之为国家犯罪——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一词首次得到现代意义上的应用是在德雷福斯审判期间，而德雷福斯和他的同伴们当时都严厉谴责过所谓的“国家犯罪”。

我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1966年的大环境。我这里引用一下最受尊敬的越战评论家博纳.冯恩（Bernard Fall）的言论，用他自己回忆录里的话来说，他是“唯一一个有影响力的非政府越战史学家”。1965年10月，在我进行演讲之前的几个月，他评论道：“越战性质发生改变的标志不是1965年轰炸北越的军事行动，也不是派遣地面部队的决定，而是在越南境内发动无限制空中作战、不惜将整个越南化为焦土的决策。”他这里说的是南越。当时估计约有150名南越居民遭到了“国家恐怖行为以及压倒性的美军装甲部队、汽油弹、喷气轰炸机以及毒气”的杀害。同年晚些时候，在他死在战场上之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写道：“越南作为一个文化与历史实体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南方农村地区基本已经被当地前所未见的最大规模军事机器蹂躏而死了。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重读了麦克唐纳的文章并在哈佛发表了演说。当时在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着激烈而特别、甚至可以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辩论，题目就是这场战争的性质。当时存在着所谓鹰派与鸽派的讨论框架——这并非什么现代概念，历史上早就有过。最著名的鹰派是约瑟夫.艾尔索普，他认为只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军队与炸弹就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与他作对的最主要人物则是他的朋友、史学家兼政府顾问阿瑟.施莱辛格。他在1966年写道：“我们都祈祷艾尔索普是正确的，希望能够成功镇压叛乱，假如真是如此，我们都会向美国政府的英明决策致敬，并且在身后留下一个被炸弹开膛破肚、被汽油弹焚烧殆尽、被脱叶剂毒害摧残、政治体制惨遭粉碎的悲剧国家。”他这里指的是南越。他不认为升级战争能起作用，也不同意艾尔索普的观点，他认为应当重新审视当前的战略。

这大体上就是当时的所谓的“负责任知识分子”的立场，别忘了当时的讨论是很激烈的。不过当时还有另外一种立场，比方说麦克乔治.邦迪，肯尼迪与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在《外务》期刊上发表文章谴责他所谓的“侧翼野人”（wild men in the wings） 立场，这是鹰派-鸽派体系之外的第三种立场。侧翼野人批判他所谓的“第一队”，甚至还质疑这场战争的正当性。侧翼野人对艾尔索普与施莱辛格的讨论感到极为惊骇，他们认为越战是可怖的犯罪并且竭力阻止其进行。当时反战抗议正在兴起并转变为抵抗运动，这也使得施莱辛格这样的“负责任知识分子”的鄙视与怒火。

这些“负责任知识分子”与侧翼野人之间的区别就是关于知识分子本质与国家犯罪讨论的根源。当年饱受尊敬的法国科学院院士们就是那个时代的“负责任知识分子”，而德雷福斯团体则独立于当时的讨论框架之外。有科学院院士指斥他们为“一群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当时才刚刚获得使用——“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笑的怪现状之一就是假模假式地将作家、科学家、教授与文献学家提升到超人的地位”，因为这些人竟敢“将我们的将领当成白痴，将我们的社会体制当成笑话，将我们的传统视为病态。”这些人当时的境遇很不好，团体领头人左拉为了避免牢狱之灾还不得不逃离了法国。

知识分子这个词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其所表示的概念却由来已久，而“负责任知识分子”与侧翼野人之间的差异也可以一直上溯到最早的文字记载历史当中，而且当时侧翼野人的待遇就不算太好。

几年之后，随着一战的爆发，当代知识分子发展的又一个阶段到来了。这一阶段在知识分子发展史上是十分有趣的一幕，战线两边各国的主要知识分子们无一例外地以极大热情动员起来投入到了支持战争的活动中，其中尤以美国为甚。美国知识分子极力支持威尔逊发动战争。1916年威尔逊当选之后很快就将“求和不求胜”（peace without victory）的竞选口号逆转成了“求胜不求和”（victory without peace）。当时全国战争情绪高涨，例如波士顿交响乐团当时就拒绝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但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当时的表现尤为极端——当时的自由派以共和党为主——他们不但歌颂参战的高尚努力，还自觉承担了责任，在这一点上他们超越了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用当时共和党知识分子领袖的话来说：“有效与决定性的战争努力在一个特定阶层手中得到了完成，这个阶层可以被笼统而地不着痕迹地称为知识分子阶层”——还是个新名词——“这一进步阶层的任务是确保美国在参战时会受到道德判断的影响，而于思考的社会成员在得到彻底解放后才能所作出此类判断。”

这些社会成员指的就是我们，碰巧也是世界上第一批宣传机构的受害者，例如英国信息部或者“没信”部，这一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赢得世界上其他人尤其是美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很正确地估计道，后者将有效地动员公众参战。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这场战争在事后被人如何看待了。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之一约翰.杜威说：“战争的教训是：社会当中的有智识成员”——还是我们——“可以有意识且明智地掌管社会事务以获得特定结果”——碰巧还是人们想要的结果。这也是一种十分传统的观点。

在越战结束时出现了大量很值得在今天回顾一下的文章。这些文章也分鹰派鸽派。当时《纽约时报》的安东尼.路易斯写道，越战一开始是“搞砸了的行善努力”——究其本质而言还是行善，这一句话就先立于了不败之地。奥巴马对于伊拉克战争也有类似的评论，称其为“重大战略失误”，同时又赞扬当中的“英勇行为”——1985年入侵阿富汗的苏联人以及二战期间攻打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总参谋长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至于在1969年，越战之所以成为“搞砸了的行善努力”是因为我们无法“以自己能接受的代价为他国带去民主”——提出“民主”二字还是为了立于不败之地。

从七十年代起，外务理事会一直在就公众观点进行经常性的调查并且得到了有趣的结果。十几年来民调的结果一直比较稳定：大约70%的公众认为越战在基本层面上是错误而不道德的。但是有趣的是所有的民调都没有提出一个跟进问题：你为什么认为越战在基本层面上是错误而不道德的？这个问题的缺席实际上解释了组织这些民调的教授与知识分子们的想法：因为他们知道答案，答案就是死在越战战场上的二百万美军士兵，这是唯一可能的答案。当然，由于这个问题从未提出过，我们也只能猜测。

七十年代时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当初这本书一上市我就觉得要绝版，于是我立刻为学校图书馆订购了二十本——即三边委员会撰写的《民主的危机》。三边指的是美国、日本与西欧这三个工业民主政体。这本书对卡特政府有着很大的影响。书中认为六十年代之所以问题频发，根本原因在于民主过度，为国家造成了太重的负担与压力。压力来自所谓的“特殊利益群体”，例如年轻人，老人，女性，农民，工人等等，这些人原本应当“被动而漠然”地存在。不过他们从未谈到另外一个群体，即集中资本集团，因为这个集团代表了国家利益。“特殊利益群体”向国家施加了太多压力，他们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民主诉求，让有智识的社会成员来做主。

在本书中也谈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书中的知识分子被分为两类，一类名为“价值导向知识分子”，第二类则是“技术与政治导向知识分子”。第一类知识分子其实就是侧翼野人，十分危险。“他们对于民主政府构成了挑战，这些挑战的潜在严重程度相当于旧时贵族集团、法西斯运动或者共产党所构成的挑战，他们以推翻领袖为己任，嘲弄权威，甚至胆敢质疑教育下一代的体系。”“技术与政治导向知识分子”则都是些严肃而负责任的学者，在现存体制与权力结构内从事建设性的政治工作并保证教育下一代的的体系正常运转。

非常有趣的是，当时大学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变，而且不仅只有自由派的文字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保守派那边也拿出来一份《鲍威尔备忘录》，提出商业界也应当出手确保教育下一代的体系正常运转。尽管我本人不能证明，但是如果有心人调查一下的话，应该能发现这一时期大学学费的陡然上涨与此有关。我不认为大学学费上涨是个经济问题。墨西哥是个穷国，但是那里的大学是免费的。

我们还可以做出进一步的区分。我想有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存在于各种文化当中。我称之为普适原则，即应该用同一套原则来衡量自己与他人的行为。这基本上就是道德层面的自明公理。普适原则的普适性还在另外两个重要方面有所体现，即在口头上所有人都赞成，在实践中所有人都反对，而且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丝毫感不到矛盾。如果我们的敌人做了恶事，我们就会难以自抑地愤怒。在科索沃战争当中，我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来鉴定死者遗骨并确定行凶者一边加以谴责。但是同一时期的东帝汶，美国所支持的当地势力也犯下了类似暴行，但是克林顿政府却将鉴定工作一拖再拖，直到热带雨季到来破坏掉所有证据为止。我们对于自己的罪行所知十分有限。约翰.特曼曾经说过：“我们的罪行是错误，是战略失误，是好心办坏事。我们的敌人的罪行哪怕在程度上有所逊色，也是‘难以置信的’或者‘不堪言说的’。”

普适原则还有一条同样是道德公理的推论：你不应当泛泛地分配自己的精力，而是应当关注你能有所作为的方面。比方说，谴责成吉思汗的战争罪行就没有道德价值。对于我们自己的罪行来说，这条推论很有意义，因为我们能做很多事，尤其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家里我们并不用特别担心因此而遭到惩罚。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来缓解或者终止这些罪行，这也是我们应当集中精力的方向。在实践当中情况往往截然相反。无论你看向那里，情况基本上都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举例子的作法很可能误导人们的理解，以为例子本身选择得不够妥当。无论你审视哪个领域，这条最基本的道德原则都得不到遵循。无论是入侵、反恐还是时兴说法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我们的作法都与这条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背道而驰。

我刚才还谈到过另一条区别，即如何看待本国的罪行。从道德角度来说，这些才是最重要的罪行。在这个问题上，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与侧翼野人同样受到了非常不同的对待。侧翼野人是德雷福斯派，是拒绝在一战期间摇旗呐喊的人们，以及六十年代的后来者们。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得到了颂扬与钦佩，一战期间的事例尤其有趣。当时参战各方的知识分子都被动员了起来，但是也有几个例外。例如在英国最著名的例外就是罗素，他因此而遭受了监禁；德国有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他们也遭受了监禁；美国则有尤金.德布斯，同样遭受了监禁，因为他质疑威尔逊参战理由的正当性。托斯丹.凡勃伦倒是没有进监狱，但是他还是被赶出了威尔逊政府，因为他在一篇论文中主张威尔逊应当终止对于劳工组织——尤其是最终遭到粉碎的世界工人国际——的严厉打击，借以缓和正在发生的粮食危机。杜威圈子里的主要知识分子之一兰道夫.伯恩被赶出了新闻界，因为他也对美国提出过批评。

这种情况基本上一直延续了下来，具体表现形式则取决于社会的性质。比方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东欧卫星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批评家或者说异见人士会遭到监禁。在同一时期的美国的拉美卫星国，同样的人物则会遭到枪击爆头，脑浆飞溅。当然这样说还是太笼统了。借用拉美研究专家约翰.科茨沃思最近出版的《剑桥大学冷战史》里的论述，“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1990年苏联解体为止，拉美国家的政治犯、刑讯受害者以及遭受死刑的非暴力政治异见者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对应群体的人数。”这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宗教人士。此外大规模屠杀在当时的拉美国家也屡见不鲜，而在东欧国家则没有发生过。这些行为往往总会得到华盛顿方面以及负责任知识分子的支持或者鼓动，并且遭到侧翼野人的反对与抵制。

十五年前，有一位耶稣会神父送给我的办公室一副相当骇人的绘画。画面上是死亡天使与萨尔瓦多大主教若梅若。这位素有“人民之声”与“沉默者之声”美名的教士在1980年主持弥撒的时候遇刺身亡。在此之前不久他曾向卡特总统去信，请求对方停止对于萨尔瓦多的军事援助，因为萨尔瓦多军政府正在利用美国军援镇压那些为了维护基本人权而苦苦挣扎的民众。在若梅若大主教下方的画面当中还有六位著名拉美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耶稣会教士，死于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不久。子弹打爆了他们的头部。行凶者是萨尔瓦多的精英特战部队，这些人的手上早已积累了上万条人命。这次行凶之前他们刚刚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了特种作战训练。他们直接听命于非常靠拢美国大使馆的领导层。这些教士的女佣以及她的女儿也遇害了，因为领导层不想留下目击证人。我一直将这幅画挂在我的办公室里，时刻提醒自己现实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这幅画还有另外一重功能，就是帮我分析其他人的观念。凡是进入我的办公室的人们都能看到这幅画，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观察，美国的访客们大都不知道这幅画是什么意思，拉美的访客们则一眼就能看懂画面内容，欧洲访客则大约有10%能看懂。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么美国恐怕早就把核武器亮出来了。所有美国人都肯定会得知斯大林主义余孽又犯下了怎样的兽行。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本次大会所纪念的事件，也就是911恐怖袭击。今年是911十周年，本.拉登也在不久前遭到了袭杀。这个十年的开始与结束都清楚揭示了在美国最盛行的历史观念模式。911事件固然是一场历史意义重大的骇人惨剧，用老生常谈的话来说就是“这起事件改变了全世界”。但是911事件完全有可能更糟糕。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有一架遭到劫持的飞机在乘客们的努力下坠毁在了宾夕法尼亚。假设这架飞机按照原定计划撞向白宫，杀死了总统。然后恐怖分子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夺权计划并且在美国实行了军事独裁，彻底废除了议会体系，处死了三千到六千名异见分子，对三万多人施加了酷刑折磨，在美国本土建立了恐怖主义训练中心，在全世界进行暗杀与颠覆活动，到处扶植与自身类似的独裁政权，聘请一群经济学家在极短时间内将美国经济推向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深渊。假如这一切都成为现实的话，那么肯定比起现实当中的911事件远远更加糟糕。可是这一切确实全都发生过，也确实发生在9月11日，只不过发生在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而且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事情无关紧要。事实上要为智利皮诺切特政变直接负责的亨利.基辛格在政变之后不久就向他的上司理查德.尼克松报告声称，智利的事态“毫无历史意义。”这次政变确实没有改变世界，只不过改变了现实而已。

事实上，第一次911事件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越了骇人惨剧本身。引发这一事件的过程可以追溯到1962年，约翰.F.肯尼迪在这一年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将南美军方的任务从保卫南半球改为了国内安保——当时的美国确实有这样做的能力——前者是二战的遗留问题，后者在六十年代才当真意义重大。所谓国内安保就是军方向国内民众开战的意思。曾在肯尼迪与约翰逊两任政府里主管反叛乱与本土防御谋划的查尔斯.梅切林（Charles Maechling）说得很到位：“1962年的决策改变了美国对待拉美军方的态度，过去美国只是容忍了拉美军方的残暴行径，此后美国则直接参与了他们的罪行，得到美国支持的罪行足以与希姆莱的行刑队相提并论。”巴西首先落入了军事独裁者之手，政变在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后就开始筹划，并且在他遇刺之后得到实施。这次政变在南美引发了多米诺效应，其中最严重最恶劣的后续政变发生在七十年代末的阿根廷。这次政变是里根的最爱，同时也创造了南美历史上最可怕的军政府国家。到了八十年代这股瘟疫又蔓延到了中美洲。耶稣会教士的遇害则成为了这一轮政变潮流的象征性结局。

在1962年还发生了很多事，不过我在这里就只提一件事，因为这件事能让我们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理解上述事态。在1962年，天主教会也经历了重大变革，因为约翰二十三世教皇做出了一项意义非凡的决策，他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会，要求天主教会重归根本。在基督教刚刚出现之后的几百年里，基督徒始终是遭受迫害的对象。到了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册封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官方信仰，被迫害者的教会从此变成了迫害者的教会，后来基本上一直如此。1962年，约翰二十三世教皇试图扭转这一点，让教会重新回归福音书的和平主义教导——考虑到四福音书成书时基督徒正在遭受迫害，书中的和平主义思想可以说非常极端。第二次梵蒂冈大会所传递的信息尤其在拉美地区广受欢迎。主教、神父、修女与俗人都接受了福音书当中“偏向穷人的信息”，并且试图帮助那些穷困挣扎、在美国军靴之下苦苦求生的人们。他们帮助农民组织基本社区，集体阅读福音书，设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的举动在美国引发了对抗天主教会的大规模攻势，从1962年一直持续到1989年。正因为如此，拉美当代史上才会出现这么多殉道者，若梅若大主教才会遇刺身亡，耶稣会知识分子才会遇害。解放神学在这一时期基本上被摧残殆尽。我们完全不必怀疑这一切究竟要由谁来负责，因为始作俑者根本没有隐蔽藏匿的打算，反而公开炫耀自己的行径。在美国政府培训拉美杀手的学校里——实话实说就是这样——教材当中明确写道“美军协助摧毁了解放神学”，换句话说就是摧毁了福音书当中的基督教神学。

让我们从1962年回到2011年吧。我们再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一支伊拉克特战突击队空降在小布什家的院子里，发现小布什身边没有保卫人员，只有妻子。假设伊拉克人射杀了小布什的妻子，然后射杀了小布什本人，接下来又草草地将他的尸体扔进了墨西哥湾。假如当真发生这种事，我们恐怕并不会觉得太愉快。当然这也不是思想实验，而是今年5月2日发生的真事。区别在于，被美国海豹突击队杀死的、身边没有保卫人员的人是911事件的首要嫌疑人，而小布什却不是什么嫌疑人，而是一系列规模远远超过911事件的战争罪行的直接决策者。这样的信息原本不应该引发争议，如今这些信息确实会引发争议的现实只能说明我们的道德文化水平极其低下。

我当年第一次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遭到了非常激烈的抨击。其中大部分抨击固然不值一提，但是也有些人的态度非常认真。其中最严肃的一位是左翼自由派知识分子马修.耶格力夏斯（Matthew Yglesias），他的言论清楚彰显了“负责任知识分子”与“侧翼野人”——也就是我——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头脑冷静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批判美国策划施行的侵略与暗杀之类“战术错误”，但是假如还要进一步批判，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在他看来，“体制化国际秩序的主要功能之一恰恰正是为西方国家采取致命军事武力提供正当依据。”这里的西方国家指得当然是美国而不是挪威。他并不打算批判体制化国际秩序的功能，而是认为这项功能非常有益，对此提出质疑才是非常天真的行为。我承认他言之有理，我们的区别在于我不认为这项功能是有益的，而他认为这项功能好得无以复加。这样的区别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认为我们应当赞扬耶格力夏斯揭开了伪装，如此清楚地挑明了问题或者说非问题的本质，因为这个问题在主流思想界确实不是个问题。你要么做一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认为这一切都是战术失误，要么继续前进，成为侧翼野人。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dUoDFbAz40

今天的演讲还是要从一段引言开始。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们，沉默分为许多种。首先请想象一下死人的沉默。比方说我们走进一个房间，地上躺着一个死人。我们侧耳倾听，能听见什么呢？只有沉默。这样的沉默代表着怎样的意义呢？什么意义都没有。这是单纯而简单的沉默。”

“我们再来考虑另一个案例。假如我现在从袖中抽出匕首将人犯捅死，而且法官阁下并未大声呼叫让我停手，或者大声呼叫其他人来阻止我，而是保持了沉默。这样的沉默就有了意义，即赞成我的做法。因此在特定环境当中，沉默也是可以发言的。”

这段话节选自罗伯特.鲍特编剧的电影《日月精忠》当中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台词。这段话生动地表明了沉默绝非虚无。当然我们也可以怀疑死尸横陈的房间里的沉默是否真的毫无意义，但是即便在经过浪漫加工的文艺作品当中，托马斯.克伦威尔也不是细微语义领域的最佳向导。我们可以通过不去做某事或者不去说某事来表达特定的含义。从言语当中抽身而出反而有助于某些信息的传播。但是用克伦威尔的话来说，这一点也要取决于“特定环境”。我们无法想象不受框架制约的沉默，只能想象我们什么都听不见的沉默。这样的沉默必须与我们自己的期望有关，与我们自己的过往以及幻想有关。沉默永远是存在于此时此地的词语或者意象之间的一道鸿沟。从媒介角度来说，沉默就是犹太教神殿当中两只有翼生物之间的间隔，象征着无法表现但从不缺席的上帝。

让我们再从过去几天讲座内容的角度来考虑一下沉默的本质，考虑一下我所谓的“框架制约”之下的沉默可以表达什么或者体现什么。有些当代作家认为这种说法根本就是问错了问题。许多能言善辩的后现代评论家都认为沉默会削弱陈述本身。沉默凭借自身所谓的超越时间与超越意象的特质弃绝了语言。语言的世界要么受到过去的语境与协商的定义，要么就要依靠即兴发挥。非语言的世界很容易就能揭穿语言营造的幻象。语言要么是传播意识形态与操纵他人思想的工具，要么是即兴发挥的玩具。沉默才是能够将人们从奴役当中解放出来的严肃力量。

但这种看待沉默的方式过于绝对甚至过于浪漫，因此非常危险。我认为谈论沉默也就等同于谈论我们究竟没有听见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了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而刻意不去听什么，或者我们究竟不能说什么。只有在言语与意象营造的语境当中，沉默才有意义。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否认或者贬低沉默能够向言语提出的极端挑战，而是想要警告大家小心一套难以捉摸甚至过分感性的陈述。这套陈述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即表达特定意义的沉默对于言语进行批评与修饰的方式究竟是什么。

能够引起思考的例证有很多。比方说作曲家约翰.凯奇的《4分33秒》，这首乐曲精心量取了一段时间，其中不包含任何刻意发出的声音。他刻意抑制了一般意义上的音乐的应用，坚持要求我们采取不一样的倾听方式。这里的沉默或许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沉默，就好比冥想当中的人们算不上完全沉默一样。因为许多平时听不到的声音都会在冥想过程中浮现出来，并且需要冥想者采取恰当的应对。在约翰.凯奇的例子当中，我们原本做好了听音乐的准备，结果却不得不倾听其他的声音，并且意识到了音乐的缺席。

同样，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心理分析或者心理疏导疗程期间的沉默。心理分析师接受的训练严格要求他们不进行评论且不作出反应。因此他们借助沉默从被分析者那里引出了另一种言语，这种言语越来越不必与其他人的言语进行互动，不必与其他人接触，不必为其他人留下印象，不必讨好其他人，也不必抗拒他们。

又或者，假如言语遭到了腐化或者特别浅薄，在这样的语境下沉默也可以被视为唯一可行的回复。引用一下《李尔王》当中的台词。当李尔王要求考狄利娅表达她多么爱戴自己的时候，无能为力的她绝望地向侍臣说道：“考狄利娅应该怎么好呢？默默地爱着吧。”在这种场合下开口，无异于逢迎一项根本就不该提出来的要求。当她不得不开口的时候，她找不到任何李尔王能够理解的言词为自己的沉默进行辩解。这样一来她就遭到了双重的沉默，一方面她什么都不想说，另一方面当她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不情愿的时候其他人又听不懂。在这个语境之下，沉默是意义重大的抗议举动，抗议的对象则是她被迫不得不说的言语。

倒不是说沉默本身象征着超验的意义。请想象一下话剧落幕或者乐曲结束时的沉默。大家想必很熟悉像这样短暂却又意味深长的时刻，直到这个时刻过去之后，观众们才能尽情鼓掌。沉默的时间越长，接下来的鼓掌时间或许也就越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沉默正是演员们倾力营造的时刻。用钢琴家斯坦利.考威尔的话来说，“沉默取代了观众们作为一个冲动的群体进行反应或者干预的习惯。”但正是因为演员们的铺垫，像这样的沉默才有可能存在或者说必须存在。这里的沉默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此前已经发生的言行，而不是没有发生的言行。

再来看看最具挑战性，或许也最陈腐的案例，即经常得到引用的“大屠杀之后再无诗歌”的论调。这句话告诉我们，正是这桩结结实实的历史暴行导致了此时此地的沉默。此时此地的沉默并不仅仅是某种永恒之歌或者无声之声的爆发，而且还提出了质问：这里的沉默如何源起，为什么在人们的感受与解读当中这里的沉默会带有强迫甚至命令的意味，人们如何遭到沉默的劝诱，如何赢得了沉默，又是如何肩负起了沉默。沉默引领我们回顾了沉默的产生过程，并且让我们看清了在这个语境之下任何语言也无法恰当表达的涵义。大屠杀现场的沉默并不会抵消人们已经说过的内容或者已经发出的声音，而是打散了先前行为的纹理质地，从而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并未完全理解、恐怕也不可能完全理解这里发生过的事情。

美籍俄裔哲学家兼批评家米哈伊尔.爱泼斯坦曾经为某次研讨会写过一篇挑逗性与暗示性都很强的论文，题目叫做《为寂静主义辩护》，发表于《常识》期刊。他建议我们设计一个符号，用来指明文本当中边缘空白的存在。他建议在两个双引号之间加入一个空格。他写道：“这个符号将文本所处的环境转换成为了文本自身的组成因素之一。这个新符号可以与其他文本符号一起发挥作用。有些特定词汇可以在任何条件下表达特定含义，例如‘绝对’。相比之下，这个符号表达的含义并非源自任何一种语言。双引号夹空格的符号并不等同于拉丁语、叙利亚语或者东方经典当中的空格。就像纸页边缘的空白一样，这个符号同样通过空白来担当了文本当中无条件环境的角色。”他认为这个符号的功能相当于演讲当中的停顿。一切形式的对话都需要以某种方法来体现对话发生环境的存在。但是对话却不能将环境转换成为符号。用他的话来说，任何此类存在都需要与直白的表现“隔离开来”。因此双引号夹空格的符号不仅能够揭示，也能够隐藏，还能够“将重心边缘化，将周边中心化，为缄默赋予声音，揭示并推进遭到压制的文化层次。因为这个符号无法完全可靠地转化成为其他更加传统的符号，不能用一个词汇在一切语境当中充分表达这个符号的含义，所以这个符号也就自然而然地引领我们遭遇了以下事实，即任何构建普世有效语言的抱负都必然失败。这样一来文本性本身也就遭到了破坏，通过词语表达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对于权力的绝对终极主张也会遭到质疑。于是我们的所想、所说以及我们认为自己表达的含义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会得到彻底改变。”

这番话说得确实很有说服力。倘若我们依旧心怀犹豫，不愿全盘接受这套理念，恐怕还是因为“存在”（presenting）与“表现”（representing）之间的对比。这个对比的存在又取决于理解“表现”的本质仅仅是或者说首先是模仿与再造。此外爱泼斯坦也并没有讲清楚，像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符号究竟要安插在文本的什么位置，总不能随便就放在什么地方。任何符号都不能随便插入言语表达当中，必须要等到特定的事情发生之后才会导致这个符号的使用。倘若当真如此，那么这个符号的确针对任何以及一切意识形态层面的抱负提出了挑战，但是这个挑战本身也是由历史安置的。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沉默具有明确的意义，因为沉默挑战了此时此地的这一段表达。这也是我们理解沉默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如果我们仅仅将沉默或者缺席当做超越时间的虚空，那就要承受过犹不及的风险。这种做法暗示着无论沉默发生于何时何地，都一定彰显了意蕴丰富的他者性，一定蕴含着深度与批判力量。可是这世上还有遭到压制不能出声的人们，还有自身存在都遭到否认的人们，他们的沉默又应当如何理解呢？莎拉.梅特兰曾经引用过她的一位朋友的激烈抗议。这番话并不难理解：“假如没有使人沉默的手段，沉默就不会存在。有人遭受了强行封口。沉默就是压迫，而言论与语言——无论存在于口头还是书面——则是自由。一切沉默都在等待着被人打破。”

才能卓越的大学讲师达米安.麦可洛克对于沉默在基督教当中扮演过的角色进行了全面且富有想象力的总结，行文精确，充满细节。根据他的描述，沉默曾经是各种种族、信仰与性取向少数群体的生存策略，沉默也可以表示拒绝的态度，借此向各种悲惨事实的记忆表示尊重，例如虐待儿童、奴隶制、反犹主义以及一切针对遭到沉默或者自行沉默的少数群体的暴力行径。麦可洛克认为，像这样的侵蚀性沉默形式并不是基督教的专利，“人类始终试图构建周遭世界，并且寻求控制他人以及控制自己的权力。这种做法带来了缺乏机会的困窘。于是侵蚀性的沉默也就出现了。”

但是还有一点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惯于尊崇沉默的宗教文化很可能认为此类侵蚀性沉默同样富有教益，似乎言词的撤退与缺席本身就具有疗伤赦罪的力量。滥用权力与言语的人们必须得到指认，而言词的撤退对于这些人十分有利。“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个短语已经成为了摆脱束缚得到解放的普遍描述方式。因为拒绝某人发出声音显然不仅显而易见地剥夺了交互性的人际关系，还剥夺了人们作为发言者影响世界、给予意义以及获取意义的基本能力。正是因为这个事实，自我选择的沉默在特定环境下才会成为如此激进的自我否定姿态。

在传说当中，早期的基督教修士与佛教僧侣都曾经本着苦修舍己的态度默默接受强奸或者暴力指控，直到最终冤屈得雪。在伊利莎白一世治下，约克郡天主教徒玛格丽特.克利瑟罗面对严刑峻法拒绝为自己包庇天主教教士的罪名进行辩护，并且最终因此而丧生。在《拉吉四部曲》当中，悲剧的苏格兰-印度裔主人公哈里.库马尔试图与一位白人女性发展恋爱关系，最终却遭受了强奸指控。他的女友告诫他什么都别说，于是沉默就这样害死了他。这些自我选择的沉默案例将恶名施加在了苦难的头上，因此被人们视为迫切需要的、甚至是可取的、或许还具有修复性的事例，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接受，因为这些事例为非正义的经历带来了意义。但是类似这样的沉默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当事人原本可以选择开口说话。并非所有的沉默都能因此得到正当化。在我这里提到的几个案例当中，沉默的意义源自未曾说出口的特定信息，或许是为了保护其他人免受牵连，或许是为了保护自身形象不受玷污。

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沉默来自哪里。如果要谈论沉默，就必须密切关注遭到沉默的干扰或者排斥的言语。在某些层面上，沉默预示着原本可能说出口的话或者办出来的事。就像极端言论一样，沉默也能指向这个世界不足以依靠言语形容的性质。我之前谈过几次亲身体验言论主题的困难以及语言无可回避的未完成性具有怎样的核心重要意义。要想让沉默进入言语，就需要承认最为可怕的困难。因此作为回避或者拒绝手段的沉默才会被视为畸怪丑恶之物，因为这是用来走捷径的沉默。假如我们片面地认为语言具有无法弥补的缺陷，不足以揭示真理，只有“纯粹”的沉默才是找寻真理与透彻领悟的终极所在，我们就有可能会看不清以下事实，即语言能够指向沉默，并且遭到沉默的改造。

我再谈一下本系列讲座之前提到的一点。已故的D.Z.菲利普在他早年的著作当中留下了一段富有争议的言论，对于语言本身天然具有欠缺的理念提出了抗议。他并不认为语言没有界限。他只是不认同一套措辞松散的普遍理念，即语言绝对无法表达超验的神性或者超越坟墓的生命体验，以至于我们为了寻找或者遭遇真理不得不抛弃语言。面对批评，他辩解道，正是语言本身体现了神秘。“语言并不是隐藏上帝的屏风。恰恰相反，存在于我们刚才解释过的语言当中的上帝理念正是体现了一位隐藏的上帝。”有一个菲利普很喜欢的例子：假如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谢意无以言表”，那么我恰恰正是用语言表达了对你的谢意。我并不是说我的谢意具有神秘超验的本性，只能通过一切言语的极端缺席才能体现，而是说我的谢意如此深切，以至于很难用任何具体措辞进行表达并且不至于沦为陈词滥调。‘无以言表’这种表达方式正是指明了这种困难。实际上，仅仅因为语言不能也不会为任何客体提供简单准确的复制以及可信的模仿，并不意味着语言不适合达成这一目的。

但是为了彻底理解菲利普的观点，我们需要针对“表现”这个词的意义给出更有弹性的论述，还需要——菲利普在这方面的工作并不算到位——一幅更清晰的图像，并非将语言当做复制印象的系统，而是将其当做根据各种具体环境、由各种多样化具体回应共同组成的系统。过度的环境刺激使得常规表现方式难以招架，而语言体系当中的有些回应正是针对这一点所作出的姿态。因此并没有什么不同于语言并且比语言更加优越的超级语言学言语秩序，其中存在着更适合寻找或者遭遇真理的媒介。严格说来，言语的不完全性并不是缺陷，我的谢意也并不是什么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指明显而易见的困难正是语言应对这种困难的方式。指明困难促使我们关注了难以捉摸的谢意表达背后的故事。为什么这种表达方式排斥常规的陈词滥调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要回顾戏剧或者音乐会结束时的沉默。如果这种沉默比起惯常的暂停时间长了一两秒，我们或许就会或早或晚地在此提示下回顾演出内容，想一想演出当中究竟有哪些内容排斥了如此明显且受人期待的常规反应，以至于沉默的时间略微超过了令一般人感到舒适的长度。

利物浦大学的菲利浦.戴维斯撰写过一部关于阅读行为本质的杰出论文。文中他分析了基于想象的写作如何创造了他所谓的“把持空间”（holding space）。“把持空间是表现了无名窘境的场域的焦点空间，营造了一片用来调查与思考的把持场地。”无论是字面上的沉默，精心打造的停顿，两个诗章之间的过渡空隙，我们看到的都是对于正常的意识区域扩张的挑战，从而“替我们”塑造了意识与言语。这种事的确很令人放心不下。戴维斯还提到了罗素.霍本撰写的一篇短篇幻想小说，我们在书中来到了一个可以远程传输人体的未来世界，传输原理则是人体分子结构的即时拆解与重组。这种“闪烁效应”使得有些经历者感到焦虑不安，因为他们不敢肯定分子重组之前与之后的状态是否具有真正的连续性。严格来说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于传输之前与之后的状态进行真正客观的接触，假如你身处传输过程当中，那你就没有秉承客观立场的机会。

在这个想象当中的世界里，大脑成像技术使得人们有能力呈现被传输者的状态。但是大脑成像技术在“闪烁”的那一刹那所描绘的中间状态图像展现了极其原始的恐惧，就好像被传输者看到了“黑暗而可怖的宇宙起源”。“观察者觉得组成自身的粒子稍微消散了一点，使得黑暗渗入了自身。”我们越是注视黑暗，就越感到恐惧。然而正是在黑暗当中，自我的原始状态在无法描绘的潜在当中展现了自己，并且产生了思考与表现等行为的组成要素。黑暗的间隙体现了使得思考成为可能的一切条件，也体现了思考不可能充分地追溯自身起源。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思考无法进入或者无法摆脱黑暗，也不是说黑暗当中除了缺席或者无形式以外就别无其他。因为形式就是这样发生的。言语与行动之间的静止，产生其他能量与意识的空隙，这正是言语与思想的驱动力。当我们停止思考、发言以及描绘的时候，留下的并非空虚，而是充实。承认这一点也就等于承认栖身于言语当中的沉默多么奇异：我们所说的事物其实并不能按照通常的意义用言词加以表达，这一点恰恰表现了无法表现的事物。

在之前的讲座当中，我一直假设人类的交流存在于交流性的、有意义的环境当中。这样的环境并不能得到穷举式的描绘或表述，但是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得到表现，但并非通过全部可表现客体的简单叠加。而沉默——例如以爱泼斯坦的空白引言符号形式而存在的沉默——将已经说出口的言语指向了一片蕴含着更丰富意义的偏远地区。我们所说的言语当中总是含有我们无法全部掌握的意义。至少与我们能够放心许可的意义相比，我们所说的言语肯定包含着更多的意义。这个讲座系列对于语言的奇特性质的尝试性探索就是想要将这片偏远地区的边界略微多探明一点点。与此同时，我们完全清楚我们并未因此而走向完全、无限制、客观权衡且中立的对于我们所占据的意义的叙述。这里的关键词是“占据”。我们占据了一片有意义的空间。早在任何个体或集体层面的测绘意义具体尝试之前，这片空间就已经向人类开放了。说得更简单一点，我们与交流行为本身建立了关系，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建立了这段关系并且实现了交流行为。言语背后以及言语内在的意义使得言语成为了可能。纸页的空白边缘塑造了有意义行为的特定表达，也受到了此类表达的塑造。

因此语言并不是什么堕落或者扭曲的媒介与行为。语言的确是有限的，的确受到历史的制约，但并未受到深入本性的腐化。语言能够表现并非语言本身的事物、或者有别于某种去物质化头脑的思考内容的事物，因此能够用来言说真理。语言通过非指向性、承认困难与限制、检视自身运作机制与知识积累的方式来言说真理。我刚才一直在描绘的沉默正是此前演讲所谈论的各种语言特质的最终交汇点。语言的非决定性使得沉默永远有可能存在。假如刺激并未要求特定的反应，言说与表现的可能性也总是多种多样，包括犹豫、表面的间隙、悖论以及随时间而发展的表述——最后这一条的反面是单一的决定性命名行为。语言的未完成性意味着我们总是清楚未曾说出口的言外之意的存在，尽管我们并不能领会到这些言外之意将会是什么。我们的言语当中再次敞开了一道间隙，一边是此时此地与一时一地的表达，另一边则是表达见证的事实或者意欲与之对齐的事实。对于这道间隙的承认以及对于尚未言说之物的等待都能在沉默当中彰显出来，又或者仅仅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号，讽刺性地承认边缘空白的习惯。语言作为具体化的行为暗示着不仅只有姿态与声音才能沟通，纯粹的实体存在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沟通作用。在特定环境下，某个客体的沉默存在也能具有意义。换句话说，沉默存在与并非仅仅是个体自我的事物建立了可理解的联系。

这一点或许值得多说几句。图像与物理空间都能起到这种作用，尽管我们需要耗费大量的反文化能量来为这一点进行辩护，因为我们十分关注言辞确定性的意义。但是面对着最难以清晰表述的环境氛围，物体象征的无言运用或许才是最有力——或者最不乏力——的见证方式。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的访问者们经常说，建筑本身的布局也是参观体验的固有组成部分。不规则的走廊，复杂的镜面结构映照着一点烛火，使其成为了无尽反复的能指。空房间里的一束鲜花，或者老式天主教教堂将教众视线引向保存圣体的圣幕的建筑风格，这些都体现了非语言象征的强大本能。人们采用这些物体象征的时候默认了以下的假设：当正常的言语载体遭到刻意去除之后，被我称作“可理解联系”（intelligible connection）的关系就会出现。大卫.加斯帕（David Jasper）在引人入胜的《圣体》（The Sacred Body）一书当中注意到，宗教偶像往往会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沉默。用他的话来说，沉默是这些人的门户，而不是对于他们自身的描述。他进一步在《身体的形成——充满意义的存在》（Making the body itself--the meaning charged presence）这篇论文当中讨论了基督教早期的某些苦修主义形式。“早期的基督教修道士试图让神性最充分地参与到人性的最深处，直到远远超出人性能够承受的限度为止。为此他们会走进全无人迹的沙漠，在孤独无所不在的环境里以无我的状态迎接上帝。在这个全然不敬神的时刻，精神与肉体无法分割开来，相反，纯粹物质性的肉体此时却充满了精神。”彻底取消言辞与图像，而不仅仅是将其重新安置或者极端放开，确实会带来些许不适——大卫.加斯帕的论述再次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忍受这点不适确实很有好处。尽管肉体被剥夺了许多向周遭环境施加可理解性的常规方式，但是却充满象征意义，因此肉体本身才能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发言。

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语言的奇异性质。这场讨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清晰的问题：如果完全不借助任何神圣性质的参照，我们对于语言的思考能否达到充分且充满想象的境界。假如我们的语言是一套不确定、不完全、象征性的体系，通过悖论、比喻以及正式结构得以发展，并且与蕴含着未来言说可能性的沉默交织在一起，那么这种语言的现实就会时时刻刻地暗示着陌生荒野的存在，就好像这种语言始终在追随，始终在反应，存在于可理解关系的身后或者阴影里，而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种可理解关系的规模。把话说得明白一点，语言的这些方面似乎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可理解交流无处不在的环境里，早在我们理解意义之前，意义就已经存在于这个环境当中了。

当然我们无法不容辩驳地确定这种想法并非一厢情愿。有些人否认我们的语言要对自身产生的意义以及我们决定发出的意义负责。但是找寻恰当言辞的人们经常体验到许多困难这一点——我已经反复提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一直顽固地挑战着这些人的观念。稍微换一种说法，我们会发现这种想法与某些有神论论点不无暗合之处。后者认为，任何特定的表达，任何有意义的表现，都必然是片面的，即便这些表达与表现的内容确实是普遍真理。尽管这些表达与表现的内容确实是真实的，但是依然具有加以补充或者改换表达方式的余地，此外也并不存在可以将一切替代性表达形式全都简化掉的表达层次。我之前反复提到了威廉.道恩斯（William Downes）的《语言与宗教：人类心智之旅》（Language and Religion: A Journey into the Human Mind）当中的内容，而这种理念似乎支持了他在这本书里提出的“不确定哲学”：“人类种族的心智无法提前确定哪些事物可以归化，哪些事物不能归化，甚至都不知道某个被神秘所笼罩的概念领域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探索之后究竟能在哲学层面甚至诗意层面上得到何等程度的清晰化。因此我们必须抵制各种盖棺定论的诱惑，不能在神秘面前崇敬地放弃质疑，不能认为显然的神秘只是语言学或者概念失灵的结果，只要稍加讨论就能依靠更好的思考工具加以解决，更不能缺乏好奇心地将神秘当成既成事实。”

有些人坚持认为，无论你的思考出发点是什么，意义都肯定存在于出发点以外。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看法至少暗示着世间确实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可理解性，渗透了偶然感知与言语的可靠心智模式，以及普遍存在于可理解且有智力的生命当中的模式或者结构。黑格尔曾经在自己的哲学当中仔细研究过最后一项。在这样的思考框架当中，对于真理的思考永远等同于剥离与替代的模式，此类苦修行为放弃了最终完全掌握思考对象的野心，从而让精神以外的事物充分地塑造我们的感知与反应。在对于真理含义的此类认识之外，还可以从传统信徒的角度提出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按照阿奎那的说法，这是否类似于“我们对于‘上帝’的理解”呢？假如在这场争论当中“被指向”我们的智能/可理解生命的活动独立于一切特定的知悉与表现关系，假如这种生命是可理解交流理念的基础，那么显然这种生命的现实在本体论层面上必定很贴近无条件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对于上帝的定义。这样的表达应和了阿奎那关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理念。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这种表达方式的措辞，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之间的关系也会更清楚一点。如果语言的折射会引向特定的方向，那么我们依然需要一位中间人将我们的提问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假如这场对话坚持要求某种智能/可理解生命模式的存在，假如启示宗教的信仰要求人们分享有限概念与客体体系之外的可理解框架，那么这两点是否会发生可辨识的交汇呢？这正是本次系列讲座的基本问题之一。

假如我们获准在活跃但是毫无意象的深渊之前言说人类的言语——如果说产生可能性是智识的特质，那么这深渊就可以理解；但是这深渊又不能还原成为头脑当中的单一理念，因此又不可理解——那么启示宗教的信仰者们或许会合理地注意到，此类公式很贴切地形容了据称惯于通过启示表达意旨的上帝：活跃且似乎具有意志，但是无法作为众多原动力的一种得到表现。至于阿奎那提出的论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得出滴水不漏的论辩。这一论点的本质根本不是一劳永逸地论证某种实体必然存在——康德已经彻底批驳了这种论点——而更倾向于提出了以下问题：假如这就是我们辨识言谈的显著模式的方法，无论是关于各种原动力相互作用的言谈还是关于言谈本身的言谈，那么这种做法与宗教信徒对上帝的主张是否能够相互印证呢？

相信这一点并不必然引向宗教信仰，更不用说带来诸如崇敬、谦卑、喜乐、悔过之类的宗教态度了。但是这一点确实将我们引向了我在第一场演讲当中树立的、很可能带来丰硕成果的砖墙。我们将某些类型的言谈推向极致，并且面对以下质问：我们是否要应对一个完全无法确定的问题，还是应当转变言论的层次。研究言谈或许有助于我们意识到，语言无法描述或者包含自身可能性的存在前提。这正是语言的能量、运动、自我纠偏能力、革新与想象力的源泉。语言似乎总会亦步亦趋地跟随在意义的身后，而不会占有并控制意义。我们可以将这一点当成语言存在本身无法摆脱的生硬事实，或者也可以认为这一点暗示了我们所谓的“意义的荒野”的存在，有限的言说者与思想者在这片荒野里只能艰难跋涉而不能如履平地。但是如果想要充分论证后一种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必须万分小心地对待一切关于“语言的目的”的主张。重复一遍：我们并不能将“语言的目的”表现成为一件存在于语言表述能力的整体范畴之内的事物。如果我们真想表现语言的目的，就必须采取另外一些古怪的策略。目前为止的论点是将表现与描述、形容、模仿等等手段切割开来，并且强调以下事实：一切表现手段——不仅仅是对于无条件事物的表现——都很可能突破常规，并且被严格遵守描述原则的言说方式当成古怪的语言行为。假如我们想要严肃地指明语言究竟在追求什么——也就是一个能被我们辨识为可理解但却无法掌控的可理解环境——那么我们就需要一整套术语。而这套术语又会削弱我们将语言当成纯粹的描述手段来研究的可能性。

讽刺的是，关于涉及这个问题的负面或者无感神学的论述已经很多了。伊安.拉姆西（Ian Ramsey）在《论宗教语言》（On Religious Language）一书中——我认为这部作品在近年来的神学讨论当中遭到了不公正的忽视——建立了他所谓的“模式”（models）与“资格”（qualifiers）之间的张力。模式指的是词语在现实世界当中的频繁流通与发挥作用，资格指的是限制这些词语并使其无法成为“上帝的通货”的表达方式。但是有些东方基督教作家则指出，这种负面神学本身听上去很像是概念游戏，游戏结果则是拘泥于定义的咬文嚼字，就好像我们面对着关于无穷无尽的动因的各种论断却只能表示：“其实吧，还不太对。”当代东方基督教思想认为，负面神学的本质要比看上去更加激进，其主旨在于同时让张力两端的模式与资格都陷入沉默，让头脑陷入完全的接受状态，彻底放弃一切定义性地体验上帝的抱负，无论是通过上帝的积极存在，还是对于积极存在的缺失的感受。我们在认识世界时会遇到各种客体，但是在认识上帝的时候却并不存在客体，。上帝的缺失也不等同于世界上的特定组成元素的缺失。归根结底，关键在于我们的思想与感受脱离了受我们控制的原材料。所以负面神学的要旨并不在于表明了这样那样的词汇不能成为无限动因的通货。当然指明这一点也是很有益的纠偏之举，但是这样做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在第一场讲座当中我谈到了特定佛教流派当中的公案。公案的要旨并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彻底颠覆了人们关于对话的预期，一方面阻断了某些听取讲话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开启了新的方式。如果我们要寻求具有这种效果的语言，假如我们想要接触到这种语境当中的真理，那就要听或者说一种能让我们的头脑专注于接收的语言。假如我们想要表现无条件的行为，那么避免扭曲失真的唯一方式就是同时也表现一下我们自身的包容与描述行为有多么无能为力。理查德.胡克在《教会组织法》开篇就写道：“人类的孱弱头脑在至高者的事迹当中跋涉得太远是非常危险的。尽管我们知道至高者就是生命本身，而且祂也会因为我们称颂他的名讳而喜悦，但是我们最健全的知识也也只不过表明我们并不理解祂的本质，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祂，在讨论祂时最稳妥的言辞就是沉默。祂高高在上，我们则栖息在人间，所以我们理应出言谨慎，少说为佳。”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言语本身、或者意象与行动的展现方式本身的缺陷固然能够体现（represent）这种无能为力，但是此前讲座当中谈到的言语的过分表达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承受着重复、悖论、过度比喻以及言过其实等等多重压力的语言展示同样也表现了语言的无能为力，而不仅表明了语言的能力。最神秘且最擅长撩拨人的神秘主义作家爱克哈特大师之所以同时将上帝称作omninominabile（可以任意命名的）以及innominabile（完全无法命名的）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假如想要考验命名上帝的的行为，那就要看看这种行为是否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物我分离，是否加深了感受宁静的能力。麦琪.罗斯（Maggie Rose）在思考悼念活动的沉默时写道：“所有真正神圣的迹象都会将自身抹去。”彰显神圣或者无条件的迹象拒绝吸收我们的注视与关注，而是会自我削弱、自我质疑、自我泛化，并不会将自身当成智识谜语或者吸引三心二意的好奇心的请柬，而是引领我们达到另一层意识境界的通路。

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刚才谈到过的言语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正如大卫.加斯帕所说，我们可以通过沉默的身体来表现无条件的存在——要注意得是，沉默的身体不等同于遭到沉默的身体，后者体现了其他人对于这具身体的掌控并且强行规定了沉默的意义。这里所谓沉默的身体必须有意识地主动进入沉默状态，其用意在于使得某些超越了言语心智的“正常”内容的事物得以浮现出来。同理，进行宗教仪式与采取宗教姿态的身体也体现了物我分离的心智，这样的心智将用来实现某人的个体目标与意义的通常运动模式抛在了一边。音乐的功能与仪式类似，也能以特定的凝神与沟通形式来与身体互动，同样也能置换掉个体的打算与轻易形成的意义。字面意义上的沉默与静止，宗教姿态以及音乐表演，在所有这些事例当中身体都会成为象征与表现方式，象征与表现的对象则是永远无法作为一般客体加以思考的事物。助长了沉默并且伴随着仪式与音乐的宗教语言就这样绑定了遭到置换或者物我分离的身体。这样的语言同样参与了特点鲜明且难以捉摸的沉默与静止的体现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有可能理解为什么依赖启示的宗教传统未必一定要诉诸于神意开口的简单模型了。我们可以从多种宗教实践的角度来讨论这一点，但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入手才最清楚。在基督教传统中，上帝的启示恰恰正是源自一具身体：首先是一具四方游走讲经布道的身体，然后是一具饱受酷刑无人救助的身体，再然后是一具死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最后是一具突然消失却又无处不在的身体。在最后这个阶段这具身体的存在方式非常多样化，可以是教会本身，可以是教会活动期间集体分享的食物，也可以是号称由最初那具血肉之躯流传下来的训导。换句话说，基督耶稣的生平故事就是通向人间的沉默与静止的过程，而正是这个过程体现了不可体现的上帝。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神性在凡人身上的胜利显现，而是死亡以及复杂的后果，因为耶稣的复活也并不只是公众的胜利。耶稣的故事在一开始树立了神性彰显的预期，然后又用耶稣的权柄与自由如何被放空的情节丰富了故事的内涵。

无论圣保罗在阐述耶稣生平的时候有多少个人发挥，他始终都竭力维持并且强化了这个维度的内容。在哥林多前书与哥林多后书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他追溯了同样的运动轨迹：耶稣之死体现了无法解释且屈辱异常的失败，以及对于自身的控制如何遭到了打断。这样一来保罗就树立了信徒们——尤其是牧师和教师们——必须生死依凭的关键标准。保罗对于上帝的体现就像耶稣本人对于上帝的体现一样，都是要在沉默或者磕磕绊绊的语言当中寻求意义，而不是沉湎于天花乱坠的说辞与理念。圣保罗相貌平庸，口齿也不算伶俐，但是他却很因此而感到自矜。因为这样一来信众们就不会混淆他自己的表现与上帝的能力了。几百年后到了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十字架的约翰这样描写了灵修生涯当中最显著的一段物我分离体验。他认为遭受十字架之刑的耶稣“在临死前除了灵魂已经一无所有，无人慰藉，无人解救。在这样的状态下，他施行了平生最伟大的事工，此前他在人间施行的一切神迹都不能与之相比。这就是通过自身的恩典让人类与上帝实现和解与统一。”一切受造的意志、目的、感觉、希望等等事物遭到放空的过程致使更高层次的事物得以彰显并且发挥效力，而且这项事物并不是受造的因果链条的一部分。信徒们在祈祷当中经常会遇到无法应对的沮丧处境，也就是丝毫体验不到上帝的存在。可是在十字架的约翰看来，这样的体验恰恰能够让我们摆脱对于我们自身以及上帝的惯常期待、设想以及描绘，因此至关重要。“精神黑夜的入口”也是全新自由的开端，只要拥有了这份自由，我们就能按照耶稣通过物我分离（dispossession）才得以实现的决定性方式来体现上帝。

按照胡克的说法，“最稳妥的雄辩就是闭口不言。”但是闭口之所以胜于雄辩并非因为形式，而是因为尚未表达的内容。这样的沉默实际上遵循了用言语阐述最困难的问题所需要的同一套方式与框架。在佛家公案当中，问话一方在得到回答之后往往很有必要继续以同样晦涩的语言来反映或者阐述自己的进一步想法，问答双方需要互斗机锋，直到无话可说。在公案当中，过早且过于轻易地撤退进入沉默的庇护所并不可取。我本人曾经参加过佛教静修，打机锋也是静修的手段之一。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在无话可说的时候继续说下去是非常困难的。本次系列讲座的主旨并不是检视语言会在怎样的情况下陷入崩溃，而是查看一下语言的哪些方面会将我们引入希腊人所谓的Aporia（困境），也就是无法以开始讨论时采用的框架来解决的问题或者视角。这并不意味着除去语言之外我们还能拥有更加直截了当或者层次更高的替代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只不过我们一开始采用的讨论框架总是不可避免地倾向于表述其自身的局限性，无论这个框架的初始承诺看上去多么诱人。假如你想要寻找对于有序行为模式乃至因果顺序的叙述，那么对于你来说人类使用、享受、继承或者体验语言的方式就必然充满自相矛盾的因素以及令人感到受挫的潜质。

本次系列讲座的论点如下：一方面，按照宗教信徒的理念，我们的一切本质与一切言语都被包含在一套无条件行为当中；另一方面，我们的言语具有很多无法下定论的侧面；最后，对于这些侧面的认真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指代这些无条件行为。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想认真讨论这些侧面，就必须仔细关注我们的言语内容以及言语的局限性如何暴露出来。对于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怪异特性的性质的彻底研究使得我们确证了一点：这种表述语言的方式至少在一个侧面上不仅与一般的宗教神圣理念相互交汇，而且还尤其与基督教模式之下由一具身体——耶稣的身体——体现出来的神圣理念相互交汇，而这种理念之所以神圣，与这具身体的沉默或者边缘性密不可分。至于这种方式与其他宗教传统之间有哪些交汇点，我还没有深入研究过，不过无疑肯定有人研究过。我的目标并不是证明仅凭基督教叙事就能彻底解决人类言语的古怪之处，而是要证明基督教教条主张本身的古怪之处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关于人类言语的特定阐述方式，而且这些特定阐述方式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基督教教条的古怪之处。

我曾多次提到，自然神学永远都是探寻困难的练习过程，而不是要探寻尚未解决的问题。从定义上来说，尚未解决的问题从属于正在进行的特定谈话序列。这里所谓的困难指的是在我们参与其中的层面上围绕着对话的不安定感受。这样的困难或许会催生新的对话与问题序列，又或者会将我们推向一段无法通过一般方式来展开——除非坟墓里的人们也能说话——只能通过连比带画来勉强靠近的对话。而神学家们所感兴趣的困难则是那些会促使我们逼近“连比带画”的困难，也就是那些促使我们逼近位于模仿与复制范畴之外的体现方式的困难。神学家特别关注那些设置了不可解悖论的对话，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领域。这些对话的基调是讽刺，谈话的内容则是说出口的事物与确实为真但是——在各种意义上——却说不出口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怎样不可消解的分离。此类对话与神学的结合并不意味着神学有能力化解悖论与讽刺或者为不可命名之物命名，而是说神学认为此类对话应当位于语言使用的核心而非边缘，并且能够提供一套框架，使得存在但却不可言说的事物能够被人们理解成为无所不在且具有生成性的事物。基督教教义指出了一项关键性的讽刺之处：无条件的现实不仅通过有条件的形式来表达自己，还会通过死亡/一具尸体、物质/圣餐以及文字报告/经文的终极有条件性来表达自己。根据我们的通常理解，言语的力量在于回答问题或者继续对话，但是基督教的无条件现实所采用的言语形式从本质上就不具备这样的力量。

假如我们的讨论引向了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可以说自然神学不仅可以用来指示关于上帝的语言何时“进入”了对话，还可以用来显示关于发言者自身的语言何时进入了对话。值得牢记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不仅只有上帝存在与否受到了质疑，而且某种特定人性是否存在以及是否能够延续下去也很成问题。在本次系列讲座当中，我们一直假设特定的语言用法与风格显然属于人类——尽管我们无法确定是否仅仅专属于人类——其中充满了交换、探索、不确定、信任、错误、过度等等现象。许多特定版本的人性观念与人类语言观念都会有意或无意地施行牵涉其中的困难，这些观念与另一种人性观念从根本上相互敌对，后者认为人性从根本上需要为自身负责，人性与成长、风险与爱密不可分，人性的塑造受到外界输入条件的影响。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过程，尤其是我所谓的体现过程，其目的不仅在于构造神学，也在于构造人类学，在于为人类绘制肖像。正如我们在讨论早期阶段意识到的那样，特定版本的人类自我描述会致使我们完全无法理解自己正在使用的语言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这样一来我们就算还有可能发言，我们居然能够发言这一现象本身也会变得不可理解。这样的地位是很难稳定保持的。我认为这一点意味着，我们所能做出的最全面且最充实的对于人性特质的叙述必定充满了对于神性的暗示与关注：尚未言说的事物，无法言说的事物，发生在理解能力之前并且支持或者挑战了理解能力的某些方面的事物。像这样对于人类以及人类言语的陈述并不能提供上帝存在的证据，而是绘制了一幅关于言语的地图，从而让我们看到特定宗教仪式以及思想所采用的语言——不妨称之为启示语言——肯定了某些事物的存在，而这些事物又顺应了一切自称的对于言语人性最全面陈述的核心关键与显著特质。

在人性与神性的神秘面前，仅仅依靠感情用事与印象主义的理解方式是行不通的。语言会使人轻信，会包含极端的错误，会显现出自我加压的奇怪现象，而我们必须捋顺语言实现这一切的途径，这样才能理解尚未得见或者尚未言说的事物。归根结底，各种启示语言所主张或者表达的观点如下：完全有意识、出于自主、不受约束、搁置了发言者的性别的沉默最能彰显真理，因此也是最有力且最恰当的体现方式。在这里得到体现的事物是我们从原则上就无法控制或者遏制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神性就出现在这里——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出现”这个词，显然我们的理解都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在基督教的启示当中，这个悖论尤其清晰地通过终极启示的传播者遭到噤声并且失去活动能力的核心意象表达了出来。在人类历史上，两条不同的物我分离路线交汇在了这一点，一条是人性路线，另一条则是神性路线。与其他学科相比，神学的功用就是阐述、叙述或者描绘这两条路线。

根据本次系列演讲浅尝辄止的论述，神学的专有行为或许并不能强迫任何人接受神学的推论。这些行为的用意在于暂时性地“把持住”对于语言的某种看法，从而让我们能够看清那些既为语言带来活力又会将其扰乱的诸多限制究竟来自哪里；为人类智识来自未知并且指向未知这一理念丰富内容；最后还会让我们意识到，分享并且采用这种看法有助于我们理解下面这一点，既认为神性既自由又积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自己的智识行为有些相似的信念——也就是通过对于启示的信仰而暗示的信念——属于我们所能表达的人类自我认同的最显著特质。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b0KYB3Z8Ws&t=2s

有人问过伟大的比利.怀尔德，一部电影令人难忘的关键是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一点点魔法。”今天在此汇聚一堂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之所以热爱电影，正是因为银幕会释放一点点魔法，触碰我们的人生。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发生时的景象：幽暗的电影院，香甜的爆米花，靠在你身边的人。

对我来说这样的时刻首次发生在1968年。当时我们家住在加拿大的渥太华，那部电影是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这部电影彻底改写了我年幼的三观：生命是什么，宇宙是什么，存在又是什么——当时我六岁（笑声）。我在那家电影院里突然意识到我找到了毕生奋斗的目标：成为一名宇航员（笑声）。

小时候我父母经常搬家。我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看了《大白鲨》，在新泽西州上中学的时候看了《现代启示录》，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福吉谷看了《愤怒的公牛》。我的人生目标从此变成了当演员（笑声）。在人生的高低起伏当中，一直都是电影拯救了我。

去年9月发生了一起改变我们所有人的事件。事后朋友们都问我：“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咱们这一行还有意义吗？今晚这样的聚会还有意义吗？出了这种事之后继续庆祝电影带来的欢乐与魔法还有意义吗？”在此我斗胆说一句：这一切的意义要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重大。（掌声）

短暂的场景，细微的动作，目光的交汇，这一切都能穿越界限，打破屏障，融化偏见，令我们会心一笑，令我们携手同心，这就是电影的一点点魔法。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今晚我们也要听一听你的经历。纪录片导演埃罗尔.莫里斯走遍美国各地寻访影迷与创作人员，“电影对你意味着什么？”我将这个问题留在这座美好的舞台上，也留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或许今晚有几位将要登台发言的人们还会分享一下自己的回答。

所以在沙发上坐得舒服一点吧，今晚就只有我们发言而已。欢迎来到奥斯卡之夜。

萨姆.哈里斯（以下简称哈）：我现在联线上了尼尔.德格拉斯.泰森。你好，欢迎加入我们的播客

尼尔.德格拉斯.泰森（以下简称泰）：萨姆！能来是挺好，不过你这人不太够意思，你也不打电话也不写信……（笑）

哈：我偶尔也写两封信。

泰：写给别人的不算啊！（笑）

哈：这对你来说可能不怎么显然，对我来说还是很显然的，对于所有要求我邀请你上播客的听众们来说就更显然了。我原本打算邀请你参加播客的，但是你突然冷不丁地给我发来邮件，谈论我最不成功的一次播客，还给我提了好多意见，这样一来想不请你来也不行了。所以欢迎你的参加，希望能够多谈一下我们两个都非常关心的内容。

泰：我在那篇邮件里注意到好多人都喜欢抓住你的某些错误死劲攻击，恨不能把你说的话掰开揉碎的分析，但是只分析一些语句却不分析另一些语句，整体信息的平衡性也被改变了。有时我觉得这样的交流方式根本就是鸡同鸭讲。我想在这方面提一点个人建议。

哈：在我们说到这一点之前——我相信你的建议一定既有趣又实用——我想我几乎没必要介绍你了，因为绝大部分我的听众肯定都很了解你。但是为了剩下的极少数人起见，你要如何描述你的日常作为呢？

泰：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条理清晰地说出来。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决定了我的思维方式，塑造了我的大脑。我一直怀抱着某种幻觉：有朝一日等我把我想写的书全都写完，把我想做的电视节目全都做完之后，我总还能逃回到实验室里重新写论文。不过就目前来说，我花费了大段的职业生涯将宇宙带到地面上来。我发现科普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与流行文化相结合。假如我将科学缠绕在流行文化的骨架上，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不必另行搭建骨架，骨架早就存在，往上覆盖装饰材料就行了。一旦你在流行文化体系当中发现可以安插科学知识的空间，那么这些科学知识就会立刻被受众们吸收，因为人们很关心他们的流行文化偶像与偶像的所思所想。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方说超级碗比赛的时候——这可以说是流行文化的巅峰了——我总会会花一点时间来发推特，将我在观看比赛时注意到的相关物理现象指出来，比方说后卫球员的动能，四分卫投球时旋转球体所起到的稳定作用，等等。有一次总决赛的加时阶段，有一位球员踢出了决定胜负的一球，这一球径直打中了左门柱，差一点就没进去。我快速查阅资料并计算了一下，然后就颇有底气地发了一条推特：这个球之所以能进，是因为球在飞行过程中向右偏移了三分之一英寸，而这一现象又是由于地球旋转产生的科里奥利力导致的。人们都疯狂了：“哎？！我可不知道还有这种事儿！”正是这样的反应提醒我，人们其实都会以你想象不到的程度关心科学，你只需要恰当或者有趣地将科学知识与他们早就关心的流行文化结合在一起。

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些科学影响公共利益的实例，而且这些实例显然比进球更重要。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播客。我没说错的话今年秋天你还要将播客里的内容搬上电视是吗？

泰：我做了一档广播节目叫做《明星谈话》。这档节目发起于五六年前，一开始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我们当初想做个实验：能否做一档广播节目，让科学走向公众，让那些不知道自己喜欢科学或者知道自己不喜欢科学的人喜欢上科学呢？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进了流行文化的领域。我们扭转了常规的“科学星期五”科普模式，不再让记者采访科学家。在这档节目当中，我这个科学家成了采访人，而我的客人基本上从来不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是著名男女演员，发明家，探索一下，歌唱家或者其他领域的艺人。我想通过对话发现科学怎样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他们身上有没有科学宅男的痒点可以让我挠一挠。比方说他们喜不喜欢科幻小说，喜不喜欢超级英雄漫画，或者喜不喜欢任何会在动漫展上冒出来的东西。因为我的客人们在流行文化领域很有影响力，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粉丝群，而这些粉丝群原本并没有接近科学的理由。通过我们的对话，他们非常关心的偶像就将科学知识灌输给了他们。这档节目很快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等到科学基金会的资金耗尽时，我们已经可以自负盈亏了，这也是我们原本的打算。现在我们已经上了国家地理频道，今年秋天就要出第二季了。

哈：我很喜欢你这个模式。

泰：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个模式还要再微妙一些。一般来说我的采访对象都喜欢谈科学，但是缺乏科学专业知识。他们或许支持环保或者反对其他某个议题，于是我们在演播室里谈论一番之后会切换到另一处场景，引入相关的学术专家。比方说有一次我采访吉米.卡特前总统，他正在努力让撒哈拉南部沙漠地区摆脱某种疾病，保证这种疾病不会死灰复燃。但他本人并不是疾病专家，所以我们找来了一名传染病专家来补充他的实务经历。上一季的时候我们甚至差点斩获了艾美奖最佳信息类节目奖。除此之外我们也在讨论要不要为《宇宙：时空之旅》出一套续集。我之前主持的二十一世纪版《宇宙：时空之旅》在福克斯台的收视率很高，还借助国家地理频道传遍了全世界。所以我觉得科学至少在某些人口群体当中还是很时髦的。

哈：《宇宙：时空之旅》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你的知名度呢？你已经很出名了，但是这部片子改变了你与公众的日常互动方式吗？

泰：有很多种评估这一点的数量化方式。首次我们可以看看一天当中有多少个彻底的陌生人走过来对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主持了那什么节目的那谁？”这可以用数字来反映。另一个数字则是你的推特粉丝数量。对于任何人来说，推特粉丝的增加情况都可以用一个单调函数来反映。在《宇宙：时空之旅》播出期间，我的粉丝数量增加了大约10%左右，而不是50%或者100%。我想绝大部分观看《宇宙：时空之旅》的人们早就认识我了，也早就成了我的推特粉丝，所以我认为这10%的增长要比骤然猛增更能说明问题，因为这意味着这部分新增粉丝是我通过做节目挣来的。我觉得到头来像这样的缓慢增长数字才是更扎实的增长数字。相比之下，查理.辛宣布他要开通推特之后二十四小时就有了一百万推特粉丝。这并不是因为他发布了什么特别精彩的推文，而是因为这一百万人要么原本就是他的粉丝，要么想看他在推特上出洋相。我的粉丝数量增长很慢，但是全都是实打实的增长。我很喜欢这样，因为这说明我的粉丝都是被我的推文内容吸引来的。

哈：我很高兴看到你在任何平台上的影响力的增长，无论按照什么衡量方式，因为你实在太擅长做科普了。有些人对于科学家做科普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不是科学家该做的事情。肯定有些科学家攻击你，认为你是在将科学庸俗化。当年的卡尔.萨根、今天的斯蒂芬.平克都受到过他们这些人的批评。你多么在乎这样的噪音呢？，

泰：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卡尔.萨根率先投身科普这一点对我来说很有利。他筚路蓝缕地开出一条路，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他在路上留下的血迹。此前从未有人这么做过。所以我才能踏上一条相对还算通畅的道路，我如今的所作所为已经不至于令人感到吃惊了。第二点，也是我本人非常重视的一点，也就是怎样维持同行们的尊重，假设他们依然尊重我的话——他们要是不尊重我应该也不会主动告诉我的（笑）。

我住在纽约市，这里是全国的新闻采编首都，就连CNN在这里都开设了办事处，尽管他们总部在亚特兰大。每当出现与科学相关的最新新闻，比方说几个月前探测到引力波、发现了希格斯粒子等等，我的电话总会被打爆。我对新闻界——尤其是电视界——的说法永远是这样：“你们有没有先去采访一下研究这个题目的科学家呢？”“还没有，我们只是想听你说一说这次究竟发现了什么，有什么意义。”我说：“不行。先去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些人研究了几十年，现在终于有了结果，也该轮到他们出风头了。先跟他们谈一谈，然后再回来找我，我很乐意为你们做个收尾总结。”我与驻扎在纽约的全国各家媒体都培养了这种打交道的方式，他们现在也正是这么做的。每当出现涉及我的专家知识与个人兴趣的重要科学新闻，我总会在报道周期的结尾站出来讲解一下这些新闻的重要性。这样一来可谓涨潮托起千条船，所有的科学家都能得到扶助。没有人能因为这样而批评我，因为我的参与为他们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如今我经常能收到前往各种著名机构渡过学术休假的邀请。如果大家都觉得我只会满嘴胡吣的话应该不会主动联系我。

哈：人们可能并不太清楚卡尔.萨根当年受到了多么激烈的抨击，比方说我对这方面的细节就不太了解。不过我大概知道他的同事因为他自愿从事科普而将他批评得不轻。

泰：确实是这样，而且在很多层面上都是这样。一定程度上这一点取决于学术界的社会意识有多么成熟。萨根在制作初版《宇宙》时最密切的合作者是斯蒂夫.索特，他也是我主持的《宇宙：时空之旅》的写手之一。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卡尔.萨根受邀登上《今夜秀》，接受约翰尼.卡森的采访，索特对此却非常生气，认为萨根犯了大错：这可不是新闻，这是娱乐节目，对方是个喜剧演员，你毁掉了科学。事实证明卡森是个科学粉丝，也是个怀疑主义者。于是一夜之间国会成员们就听到了各自选民们的督促：“我们兴许应该更关注科学，因为昨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科学了。”然后科研资金突然源源涌入。

在我所属的天文物理学领域，我们是最早跳出科普局限之外的一批人。尽管路上还有血迹，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意识到了科普对于科学研究的好处。公众通过税金来支付科研费用，正是税金支撑起了全国科学基金与NASA——如果是生物学的话对应机构则是国立卫生研究院。既然公众付钱让你搞科研，那么或早或晚他们肯定想要知道你究竟在干什么。如果你擅长沟通，所有人都能受益。所以如今的科研界已经足够成熟，超越了当年鄙视科普的阶段。用我的话来说，很多同行都会拨出一部分时间“将宇宙拉到地面上来”。

哈：我认为反对科普是目光短浅且思维混乱的表现。这种反对体现在两个层面上，要么是反对科普本身，要么是认为科学家花费大量甚至大部分时间搞科普很丢人。我们都希望公众具备足够高的科学意识，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公众的科学无知会造成怎样的代价。在气候变化领域以及其他很多导致社会与政治分裂的科学领域都是这样。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富有原创性且有益的科学思想贡献要由语境来决定。比方说写一本三百页的畅销书意味着迎合公众，写一篇总共只有三百人看过的期刊论文才算正经搞科学。我认为如果是研究数学的话，这样的区分还有一丁点道理，因为数学公理的证明本来就没有多少人能看懂，没人会将证明过程广泛出版，更不会上电视做节目。但是对于其他大部分科学学科来说并非如此。史蒂芬.平克的书籍经常包含着引人思考的科学观点。我认为科普与向公众展现科学思考的过程之间并没有明确界限。

泰：我觉得也不应该有。在我们的领域里有一项事实，我不知道这样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每当天文领域爆出大发现的时候总会吸引大量公众注意，例如新的黑洞，新的地外行星，新的有机分子，宇宙的边缘，多元宇宙存在的证据，等等。我们的研究题材似乎比其他学科更容易得到公众接受，除了医学之外，因为医学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其他领域都不是这样，另外我们的研究内容很容易拍成电影，尤其是科幻电影。另外还要注意我们这个学科的术语都很直白，这一点的意义决不能低估。宇宙开端的专业称谓就是大爆炸，连光线的无法挣脱的天体就叫黑洞。我们的正式用语包括这么多单音节单词，而公众也觉得很有趣。每当我们传播新的天文发现的时候，并不存在拗口难词组成的烟幕将观众挡在外面。我们将一切都摆在桌面上，我们的思想一经提出就坦诚在公众眼前，因为我们的术语并不会碍事。

哈：你刚才提出许多天文研究客体都没有遭到政治化，比方说大爆炸就没有得到政治化，除非你坚持认为大爆炸发生在六千年以前。但是你也针对很多高度政治化的科学议题搞过科普。你如何处理气候变化的题目呢？

泰：多谢你提到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假装自己是一名气候变化专家。气候变化专家很多。每当有人问我“你怎么看待加勒比海上的风暴？”我总会说“去找一名气候专家吧。”我能发表关于气候的意见，但是我不会这么做。我想做的是扩充新闻界的科学家联系名册。如果你主动后撤一步，“请告诉我们一般公民对于地球的责任是什么？”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放心发言了，因为我可以趁机引入更广大的宇宙视角。我是一个很显眼的靶子，人们很容易就能联系上我，因此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们经常主动向我发起挑战。但是我总是采取高姿态，因为我讨厌堑壕战。我最近发了一条推特，按照转发数量来看还算挺受欢迎。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怀疑主义者尽管怀疑主张但是认同证据，否认主义者不仅怀疑主张而且怀疑证据。”当然我具体推文的措辞应该更准确一些。在战壕里打烂仗是不对的，我认为作为教育者，我应该训练别人的心智，教会他们如何处理信息并且得出结论，这才是科学的工作方式，这样受众才能获得力量，并且作出具有任何政治倾向的决定，但是这个过程必须要以科学为准绳。所以你看不到我与别人辩论，我既没时间也没耐心。我更喜欢教育别人，因为只要教育产生效果，就不必要再费力辩论了。

哈：那么你认为你的工作的政治性有多么强呢？按我的理解，你之所以不愿意谈论某些话题，并不是因为你在这些话题上不抱任何立场或者你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讨论这些话题。以气候变化为例，如果我逼得足够紧的话，你也会发表一些你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发表的意见，同时又承认你并未在气候变化领域做出过原创性的成果。

泰：的确是这样，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也很乐意这么说。气候变化并不是我的舞台，实际上我也并不占据任何特定舞台。这让有些人感到很难受，因为他们想按照舞台对舞台的方式来攻击我。比方说吧，在《宇宙：时空之旅》播出之后几个月，我登上了《国家评论》的封面漫画。顺便说一句，我觉着那副漫画把我画的太胖了（笑）。

哈：都说一上漫画胖二十磅呢。

泰：我在这幅漫画当中成为了在抗议活动中用来烧毁的自由派人像。在我的马夹上——就是我那件标志性的印着星星月亮的马甲——每一个扣子都代表一个自由派议题，从LGBT到女权再到反转基因等等。我心说我对这些题目基本上都没有发表过意见啊。事实上我确实说过一点关于转基因的看法：我告诉大家要冷静，因为你所食用的每一种有机物、你在菜场买来的每一件农产品在很久以前都处于野生状态，只有在接受了基因改良之后才成为今天的样子，从奶牛到大个草莓到橘子都不例外。现在的人们无非是在“天然食品”与“人工食品”之间画了一条自以为合情合理但却全然不讲道理的界限。我认为我的立场既不是支持转基因，也不是反对反转基因，我只是在教育人们：人类文化在千万年来一直在进行基因改造。你还想反对转基因吗？很好。但是一定要理解你的立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然后我就收工回家了，因为我不想和你辩论。

哈：你是否认为我们应当在某些问题上保持政治中立立场呢？我并不这么觉得，理查德.道金斯也并不这么觉得。比方说你是总统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在政治激情与民调结果涉及到宗教、文化战争与进化论之类的敏感问题时，你认为你有必要保持中立吗？不管怎么说你确实希望双方都信任你。

泰：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我需要把这个问题涉及的几个变量分解开来讨论。我要是跑题了还麻烦提醒我一下。一开始我以为我很有必要保持平衡，不要冒犯任何人，我只想进行启蒙，我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不过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样做并不是保持平衡。恰恰相反，这种做法本身就基于非常强硬的立场：这世界上存在着客观事实，而且人们应该了解客观事实。作为一名教育者，我需要提醒人们记住这些客观事实。我不敢说这是我的责任，但至少是我的义务。至于如何在政治层面上运用这些客观事实，那是你的自由。我在很多方面都有意见，但是我并不关心你对这些意见有什么意见，所以说这才是我的意见。这才是我与很多其他科学意识敏锐的公共人物或者科学家之间的区别。他们占据了某个平台，试图让人们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甚至在政治层面上也是这样。我丝毫没兴趣这么做。

哈：我要稍微考验一下你的最后这项主张。在我看来，如果维持某人对于某项事实的无知会牵动足够显著的利害关系并且导致足够严重的后果，那么一味保持中立是不行的。比方说假如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的后果就像阿尔.戈尔所声称的一样严重……

泰：这叫做戈尔指数（笑）。

哈：假设气候变化的后果确实像最喜欢吓唬我们的人们所描述的一样吓人——我们很有理由相信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目前以否认气候变化为主流的政治环境当中你要如何自处呢？对于气候变化的看法确实与某人的政治立场息息相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最近的能源政策演讲。我想他是在一条推文中发表了以下意见，但是他的演讲立场和推文是一致的，他认为气候变化是中国人造出来的骗局，旨在摧毁美国的制造业，美国应当脱离《巴黎协定》，提升煤炭产量，带回煤炭产业相关工作。显然他至少否认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我们姑且假设在这个问题上陪审团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姑且假设那些有资格讨论这一话题的人们已经百分百搞清了全部事实，那么你刚才说的“我不关心你有什么意见，你打算执行什么政策”立场是否会与这一点相冲突呢？你是否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特朗普的立场很危险呢？

泰：你这里把两种力量弄混了。首先我从未说过任何反对特定政客的言论。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位政客背后都有支持他们的选民。在民主制度下，选民有权利选择支持任何政策。我作为教育者固然可以抨击某一位政客，但这样以来我就要与他的选民作对了。所以我的目标并不是政客，而是相信虚假言论的民众。我想学会人们如何处理信息，仅此而已。他们接受训练之后想选谁就可以选谁。有人说：“赶紧把小布什从白宫赶出去！他是个白痴！”等到小布什终于离开白宫，莎拉.佩林又崛起了。“佩林也是个白痴！”有多少次我们声称某位领导人是白痴，却不考虑在这个国家有多少人选择了他们？我是个教育者，我的任务就是教育人们，让他们有能力判断真伪。

哈：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最容易的辩论方式就是批驳最扯淡的谬论。假如特朗普在即将当选总统的紧要关头发表否认气候变化的言论，那么为了对抗涉及气候变化的公众无知所造成的后果，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职直接抨击他的这场演讲。

泰：不行，那你就是在抨击他本人而不是在抨击他的理念了。你不是在抨击人们不理解事实，而是在抨击第三方。

哈：你在抨击一个很有可能成为总统的人，而且这个人不理解事实，这一点将会影响千百万他的支持者。

泰：对我来说，长期解决方案就是教育选民。话说回来，我也发过很多相当尖锐的推文，至少按照我本人的标准来说相当尖锐。比方说我的耶稣推文，“耶稣会选谁？”发这条推文的时候还很多共和党候选人。“凡是支持战争与酷刑的候选人肯定不会得到耶稣的选票，所以他最有可能选择一位来自弗蒙特州的犹太裔纽约居民。”我认为从神学角度来说我这句话是很客观也很站得住脚的，结果桑德斯阵营立刻给我打电话：“我们这才知道你支持桑德斯，你能发表公开意见吗？”我说：“当然不行，我可没说我支持桑德斯，我说的是耶稣支持桑德斯。”人们听到我的言论之后作何反应是他们的事，我的目标是教育他们。

哈：我想得到的答案与你的说法在侧重点上略有不同。我想问你，教育者的角色具有怎样的政治必要性。你之所以想要在政治光谱两端的人们眼中都保持中立，恐怕不仅因为你在日常工作当中确实经常需要与政府人员打交道，更是因为你希望在全体国人眼中尽可能保持自己作为中立教育者的可信度。

泰：倒不是说我存心想要保持自己的可信度，至少我并不是这么想的，或者说我的想法没这么深。一般我只想到“我是个教育者”这一层。一旦教育者在政治上选边——在一个自由的多元化社会里人们当然有权利这么做——那么一切与你不在一边的人们就不会再听你说话了，而是会将你视作混蛋。这样一来你就失去了一半受众。

哈：换句话说你之所以保持中立，并不是为了维护你在受众眼中的名誉，而是为了维护自己身为科普人员的说服能力。

泰：是的。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到位。姑且拿宗教举个例子吧。下面这段意见我从未正式付诸笔端，但是用不同方式说过很多次。很多人都希望我能支持无神论运动，让这个世界摆脱宗教的纠缠。你在这条战线上可谓是领军人物，写过很多也说过很多。我的观点与你略有不同。你喜欢扑在辩论第一线上抨击恐怖主义，比较各种宗教之间的优劣。对我来说这样做太过分了。我不关心你信仰什么宗教，总之要记住你的宗教是一套并不依赖客观事实而存在的信仰体系——否则就该改名叫科学了。假如你有一个信仰体系，而且你的信仰体系还受到宪法保护，那么我对此没有意见。但是你一旦担任公职，你的任何决定都会影响到复数的选民，因此你通过都任何法律都必须基于客观事实，否则的话就等于将你的个人事实强加到那些不相信你的个人事实的人们头上。这样做必然造成灾难甚至引发革命。所以我一直在说，在一个维护宗教自由的国家，决策、法律与政策必须是世俗化的。

哈：昨天我在推特上问粉丝，我们两个见面之后我应该问你什么？你或许并不会对结果感到意外，总之他们最希望我问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愿意支持“无神论者”这个标签。几年前我在一场无神论大会上做过一场演讲，题目是“论无神论的问题”。这是我做过的唯一一场——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场——以鼓掌开始、以起哄与提前离场结束的演讲。我在那场演讲中极力抵制往身上张贴无神论标签的做法。我说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围绕着无神论这个政治变量在三流酒店的会议室里集会并且自称无神论者。比方说我们并不会将自己称作非占星学者。假如占星术在我国得势，假如人们开始根据天体的位置来进行决策，那我们也只会通过讨论理性、证据与科学来消解这些可笑的主张，而不会将反占星术当成我们的立场。宗教也是一样。

凑巧的是，我的第一本书，也就是将我引入新无神论小圈子的那本书，名叫《信仰的终结》。在这本书里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无神论”或者“无神论者”这两个词，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需要用这两个词。我只想谈论宗教本身的问题，谈论在我眼中信仰与理性的对立，以及科学与不可证伪的主张之间的对立。说到作为政治变量的无神论，我觉得在历史上或许有一个时期的确有必要将无神论当成旗号打出来，当时全社会最最聪明并且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往往会被开除教籍并且遭到与边缘化。但是我确实认为无神论一词具有天然的弱点。我不会主动回避这个词，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个无神论者，我大概会回答这个词的意义多么空洞，多么缺乏哲学内涵，根本无法体现让我感兴趣的精神体验。我不会回避这个词，因为在大多数宗教人士看来我就是个无神论者。我认为宗教典籍无非出自人手，仅凭这一条理念就足以让基督徒、穆斯林或者犹太教徒将我视为无神论者。根据我在推特上得到的反馈，你似乎更经常将自己称作不可知论者而不是无神论者。我只是想听你说一句明白话：你怎样看待这些术语呢？

泰：我之所以将自己称作不可知论者而不是无神论者，是因为假如你迫使我给自己贴个标签的话，那么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标签就是不可知论者而不是无神论者。但是我宁肯人家不要给我贴标签，这一点你想必感同身受，但是我的理由兴许和你不一样。我唯一能够接受的标签就是科学家。除此之外贴标签意味着你在智识层面非常懒惰，在还没有充分了解某个人之前就做出了针对他的主张，这样就省去了与对方进行谈话的麻烦。“你是个无神论者，好吧。”接下来就是一大套关于你该怎样说话怎样办事怎样做人的模板。顺便说一句，姑且不考虑“无神论者”这个词的字典定义，因为字典定义对我无关紧要。字典并不能定义单词，只能描述单词在使用当中的含义。至少英语是这样的，据说在法语当中字典的效力更强一些，因为我听说法国有个语言管理局什么的。我见过很多公开身份的无神论者的行为表现，他们的很多行为表现在我身上都找不到。假如争论双方对于无神论者的定义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个共识是由那些最高调的无神论者来决定的，那么我必须说你必须另外找个词来形容我，因为这个词并不合适我。

举个例子吧，一段时间以前有一艘航天飞机进入太空维修哈勃望远镜，出这趟任务的好几位宇航员都是我的朋友。于是我在脸书上写道：“上帝保佑宇航员”。结果评论里面很多人都在说：“上帝保佑？我还以为你是个无神论者呢！”我的言行经常会招致人们这样的反应。这一事实表明我的行为并不符合他们对于无神论者行为的预期。先别管字典上对“无神论者”如何定义了，我们谈论的是“无神论者”在当前社会的用法，我当然要用上帝保佑这个词，因为使用上帝保佑是美国航天事业的传统。约翰.格林环绕地球一周之后报纸大头条写的就是《上帝保佑约翰.格林》。上帝保佑（God Speed）和一路顺风（Good Bye）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为出门在外很危险，你需要上帝的保佑。有一次我参加一场无神论大会，我在会上问在座的各位谁会说good bye，所有人都举起了手。我说你们知道这个词的原意就是“上帝与你同在”吗？全场一片惊呼。宇航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在高速环境当中工作，所以才会配得上“上帝保佑”这个词。过去我很乐意用这个词，将来我还要继续使用。不仅如此，我在谈论纪年的时候还会使用AD与BC呢。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格里高利历与儒略历都是高超的纪年工具。梵蒂冈天文台就是格里高利教皇为了制定格里高利历而修建的。来点掌声吧！这可是实打实的历史贡献。除非有一个词能让别人不至于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是个无神论者”，否则我很乐意在身上什么标签都不贴，我的想法并没有你的想法那样深厚的哲学基础，我的想法是很实际的。

哈：我也像你一样认为“无神论者”这个标签伴随着很大的负面效应，但是我的入手角度是从反面来的。假如你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那么在大多数宗教信徒面前，你说话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这个词在宗教教条主义者的回音室里最为响亮，一旦他们知道你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就会想当然的认为他们对你非常了解。借用我在演讲当中的比喻，简直就好像勘察凶杀现场的警方在人行道上勾勒出了被害人的倒地轮廓，然后你就躺着去扮演死尸，完美契合了对方的想象，也就是你对他们的价值观以及丰富体验多么无知。这一论点并非对所有无神论者都正确。比方说我就花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自己意识的变化。许多宗教信徒都以为只有宗教信徒才理解这些变化，不过他们对于意识依然抱有古典式的、神秘化的理解。事实上迷幻药剂与长时间隐修冥想都能够影响人的心智，只不过从历史上来说我们仅仅使用过宗教语言来形容这种体验。假如你自称是无神论者，那么宗教人士而不是无神论人士就会将你的一切体验视作做单纯的幻觉、大脑病变甚至骗局，总之就是不值得深究。这是沟通失败的体现。不过你要支付而我不必支付的代价在于你在无神论群体眼中有些鬼鬼祟祟，并不完全可信，围绕着具体用语闪烁其词，说什么我是不可知论者而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你在谈论波塞冬的时候肯定并不像谈论亚伯拉罕的上帝那样不可知。

泰：所以我就连“不可知论者”这个词都不愿意用。我说的是如果你非得挑选一个词往我头上套不可的话就挑选这个词好了。另外我还有一些行为大概不太符合无神论者的模板，比方说我最喜欢的音乐剧是《万世巨星》，我最喜欢的音乐是巴赫的《B小调弥撒》，紧随其后的则是韩德尔的《弥赛亚》。我喜欢参观教堂与清真寺，观摩建筑结构、装饰艺术以及设计细节。你知道所有的清真寺都面向麦加吗？你要知道很多无神论者都在自身与宗教之间画出了界限，我可不想受到这条界限的约束。他们与上帝、圣灵降生、光环、天使以及基路伯都保持着距离。我做不到这一点，这不是我的天性。

哈：讽刺的是，最著名的几位所谓“新无神论者”也全都不会这么做。道金斯、丹奈特和我都曾经与自家圣诞树拍过合影，照片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面。有很多在我们看来并不具备宗教含义的文化现象都是宗教刻奇或者宗教底蕴的产物。我很喜欢参观教堂，不过最近这段时间我很少去清真寺了，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有人想查探一下我说这话的资格，可以看看我的博客。我写了一篇名为《伊斯兰教与摇头丸的误用》的文章，在文章中列举了我在伊斯兰教传统当中找到的各种美丽且强大得难以置信的内容。我对于宣礼咏唱、鲁米诗歌或者其他许多伊斯兰文化传统的美好之处并非听而不闻，只不过我很担心某些人毫无根据地咬住一套世界观不肯松口，而且他们的确定立场与其他对应群体之间的确定立场只能是零和的关系，这一点必然会让我们的政治与文明体系承受惨重的代价。我们必须建成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仅仅关心如何清楚地谈论促进人类繁荣的共同任务。

泰：我可以打赌，不管是你、道金斯还是丹奈特，都从来没有人对你们说过“我以为你是个无神论者”。

哈：除非我身边有人打喷嚏，我说一句“上帝保佑”。

泰：（笑）这种话每个月大约会有人对我说两三次，考虑到我在社交网络上的粉丝数量这么少，这个数字已经很可观了。甚至就连我发表耶稣推文、人们以为我支持桑德斯的时候都有人说：“你管耶稣说过什么干什么？你不是无神论者吗？”用你的话来说，人们已经先入为主地在人行道上给我勾勒了轮廓，我就连做我自己都不行了，我不能将四肢伸到轮廓线以外。4900

哈：那么种族问题又怎么样呢？你会在公开言论当中讨论种族问题吗？

泰：这是个好问题，我从1991年就不再这么做了。当时PBS做了一档名叫《突破》的纪录片，副标题是《美国科学界正在变化的面貌》。节目连我在内一共采访了五六个人，拍摄时间是1991年初，播出时间大概是在1993年。那是我最后一次同意做一件将我的肤色作为参与资质的事情。那以后我还在两处场合谈过种族问题，这两段视频都上传到Youtube上了。一次是在马里兰州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我向一群参加暑假培训项目的本科生致辞，他们邀请我谈一下我在读本科的经历，要谈这段经历就不可能不谈到种族问题。这段讲话的视频上到了YouTube上面，很多人都看到了。第二次我忘了自己参加了什么活动，总之在提问环节有人问道女性在科学界的地位如何，为什么女性科学家的数量这么少。那天的受邀嘉宾中碰巧只有我一个人是科学家，于是我说：“尽管我并不是女性，但是我自从生下来就一直是黑人，以下是我在学术生涯当中遇到的各种阻力。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我花费了额外的精力来克服那些对我的低估或者针对我的障碍。如果女性和我的经历在任何程度上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想说女性在某些领域会受到基因或者激素的负面影响吗？除非你能证明男性与女性受到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是一致的，否则这样的对话就没有意义，而我认为人们直到目前为止还证明不了这一点。”我总共就说了这么多。

你猜后来怎么样？这段视频在七年前被人上传到了Youtube上面，一年前有人转发了一下，结果突然就火了，上千万人都点击了这段视频，因为他们终于看见我谈论种族问题了。除了这段视频以外他们根本找不到我谈论种族问题的其他资料。然后FOX新闻就点我的名。有一个主持人一开口就骂我：“我恨死那个泰森了，他一开口就只说种族问题，说他自己怎么奋斗到了今天。”我心想他大概就看过那一段视频吧，然后就想当然的认为我产出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种族有关。事实当然并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现在我总是对种族问题有多远躲多远。我是个科学家，就是这样。

哈：我倒是想把你拉得近一点。

泰：（笑）萨姆.哈里斯当然有权这么做。只有你才有资格做鞋里的沙子，指尖上的木刺。请讲吧。

哈：我确实非常想听一听你对种族问题作何感想。因为你是极少数著名黑人科学家之一，对待这个问题有着独到的视角。你上次发表关于种族的观点还是在七年以前，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你现在已经憋了一肚子话。在目前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公共对话当中政治正确的氛围如此高涨，以至于大学校园里种族问题以及其他争议问题都极其烫手。很多时候你甚至无法展开对话，因为人们会喊叫着将不受欢迎的观点压制下去。

泰：种族问题和女权问题最近都是这个待遇。

哈：我很想听听你这个教育家对这些问题是怎么看的。

泰：在我看来，我关于种族问题所能做出的最响亮的声明就是不做任何声明。这并不是故意避战，但是只要我拿这个话题来说事，其他人就会拿我的言论来说事；如果我根本不发表意见，那么别人也就没有了用来装填大炮的火药。有一段时间有人把我称作平权运动的吉祥物，认为假如我不是黑人，根本不会有人听说过我。我觉得这样的观点还是挺有趣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回应过他们，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至于和这种人打堑壕战。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更没有兴趣来对付这种人。我所知道的是，就在十年以前，假如我在曼哈顿叫出租车向北走，还有出租车会拒载，因为司机不想去哈莱姆区。如今我依然会遇到出租车拒载，但是数量上已经少很多了。当年每五辆出租车中就有两辆会拒载，如今每十辆当中只有一辆。

哈：很可能这并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是因为你拍摄了《宇宙时空之旅》之后出了名。

泰：我也想过这一点，所以我专门做过测试，戴上帽子围着围巾打出租车。可惜我不能戴假胡子，因为我已经有真胡子了。在《宇宙时空之旅》播出前后，拒载司机的数量变化幅度相当平缓，所以我可以肯定节目本身并没有对这个现象造成影响。过去经常有人对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黑人”，“或者你应该成为黑人儿童的榜样。”就在十到十五年之前还有人这么对我说。现在人们对我说“我希望你能成为我家孩子的榜样”的时候，他家孩子很可能是个金发碧眼的小姑娘。所以说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在经历真切且可衡量的改变。我本人拒绝将种族作为话题，正在成长起来的向我学习科学知识的一代新人也拒绝将种族当做话题。

事实上确实有一件事令我非常失望。有一次我和理查德.道金斯进行谈话，题目是《科学的诗意之美》，邀请我们谈话的是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的无神论团体。这里是历史上的黑人院校旗舰之一，主办方为我们安排的谈话主题之一是为什么黑人群体当中的无神论者数量这么少。我说我既不想谈论黑人也不想谈论无神论，咱们还是谈科学吧，让科学成为吸引人的力量。我们现在是在霍华德大学的校园里，这座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黑人。咱们这个礼堂能坐两千人，可是台下观众当中只有5%左右是黑人，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挺有趣的。

哈：学生当中究竟有多少黑人

泰：根据我的调查，大概是90%，还有可能更高。

哈：我知道你不想谈论和种族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个现象确实很值得讨论，就连我都觉得这种事很值得警惕。

泰：接下来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不知道应当如何解释。我可以假设一个原因，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原因：不管黑人群体当中的无神论者占多大比例，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黑人教会从历史上就从未针对科学采取过任何抵制立场。黑人教会从历史上就是服务社区的机构，人们在教堂进行社交活动，售卖糕点，等等。从来没有哪一家黑人教会将修改科学课本当成自己的目标。黑人教会从来不想删除现行科学课本当中的某些内容，将另外的内容添加进去。我觉得历史上黑人教会光是为黑人争取投票权就已经忙不过来了，根本没有闲工夫讨论学校里都在教什么。所以从历史上黑人宗教信徒就没有反科学的传统。因此我才并不太关心黑人无神论者的数量有多少，这个问题并不能令我操心。

哈：我完全尊重你希望我们彻底无视肤色的愿望。显然你希望我们生活在无视肤色的社会里或者在你自身周围维持一层无视肤色的泡泡，从而使你的科普工作更有效果。但是我恐怕你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同样会被有心之人拿来利用。他们可以宣称你认为我们在种族平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足够的成就，以至于假装种族问题并不存在是唯一的前进道路或者说是唯一正常的前进道路。又或许你确实想这么说。说到在这个问题上发声的著名黑人作家与评论家，在一个极端有拉里.埃德尔（Larry Elder），他认为平权运动有害无益，我们应当按照种族并不存在的前提来运作社会。我们都选出黑人总统来了，所以赶紧消停一点吧。我刚才这段总结可能有失公道，但是大体意思是不会错的。在另一个极端则有塔纳赫希.寇茨（Ta-Nehisi Coates），他认为我们应当为了奴隶制提供赔偿，我们的社会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进步，黑人当选总统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这里的总结同样也肯定很粗陋，不能反映出他的观点的细微之处。总之这两个人各占一个极端。当你说“我不想讨论种族，我只想讨论科学；我不想当黑人科学家，我只想当科学家”的时候，你的默认位置似乎就已经与前者站在了一起。你的拒绝发言依然意味着某种发言。

泰：有人问我肯定说，我只是不会主动说而已。我从来不会告诉演讲主办方：“我要到你的城市来讨论种族、性别与社会不公义。”并不是说我害怕讨论种族问题，只不过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宁愿不谈论种族问题，因为我想谈的其他问题实在太多了，我想带领人们前往探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我有一幅《纽约客》上刊登的漫画的原稿，画面上是四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其中三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四个人头顶上各有一个反应内心想法的泡泡。四个人站成一排，黑人科学家站在最左边。四个人手里都拿着试管、烧杯、记事板什么的，显然都在忙着搞科学。但是从右向左的第一个思维泡泡里却写着：“我想知道他对辛普森杀妻案有什么看法？”——今天这个泡泡里的内容恐怕要改成“我想知道他对比尔.考茨比性侵案有什么看法？”第二个泡泡里写着：“我想知道他怎样看待平权运动？”第三个泡泡里写着：“我想知道他觉得伊斯兰民族组织领导人路易斯.法拉汉这人怎么样？”最后黑人科学家的泡泡里全都是公式（笑）。这幅漫画就挂在我的办公室墙上。每次有人问我对于平权运动怎么看，我就把这幅漫画指给他们。

或许有朝一日我当真会写一本以我本人的种族经历为题材的书，讲一讲我克服过哪些障碍，哪些势力曾经与我作对。但是现在显然不是时候。我现在最想写的题材是教育学。当然这本书在近几年里也写不出来，因为我手头的事情太多了。这本书将会讨论如何改进教育体系，如何应对基础薄弱或者接受过超纲教育的学生，如何应对所谓的神童与后进生，融合班的利弊究竟有哪些，等等。对于上述所有问题我都在慢慢形成自己的看法，早晚要结集出版，不过你可能还得等上四年。四年以后再邀请我一次，到时候咱们再细谈。

哈：那可好极了。我相信那将会是一场非常有益的对话。显然你并不介意讨论种族问题，但是我还是有些介意的。我曾经想过邀请塔纳赫希.寇茨上节目，但是最近几次播客的失败对我打击很大，吓得我都不敢接触棘手话题了。

泰：（大笑）咱们这次不算失败吧？

哈：假如我贸然与寇茨谈起种族问题，我们之间的对话很可能会导致非常难看的结果。尽管这样的结果并不会完全源自我的失误，但是我显然不是一位足够明智且熟练的谈话者，无法及时止损。理想情况下我还是希望由你为我领路。对我来说，奋斗的最终目标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无视肤色的社会。种族决不能成为一个值得考虑的道德或智识变量。倒不是说种族并非一个确实的生物学概念，例如镰状细胞贫血就是一种与肤色息息相关的显性性状。但是我们在对待彼此的时候必须首先将对方当成特质各异的人类。挑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点。作为像我这样的白人来说，想要在这方面挑起话头是很困难的。我可以描述我的理想，但是鉴于我们的社会仍然未能根除种族主义，这样的理想肯定与黑人的日常生活体验相差甚远。你作为教育家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多说几句，那就再好不过了。

泰：我现在还没准备好，不过我早晚会准备好的。我不喜欢向公众表达尚未完全成型的想法。考虑到我目前的追随者的数量，这样做是很不负责任的。……

1，《弗兰肯斯坦——当代普罗米修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SmGFmP8qU

《弗兰肯斯坦》是科幻小说的开山鼻祖。后世无数科幻小说的创意、套路乃至深层哲学都来自这一部伟大的作品，所以作为本系列的开篇节目，就让我们来谈一谈《弗兰肯斯坦》吧。

《弗兰肯斯坦》序言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在达尔文博士和德国的某些生理学家看来，这本小说所根据的情节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出现。倒是不能因此就说我对于这样的想象具有非常大的信心——我一点信心也没有。不过我假定它可以作为幻想作品的基础，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纯粹编造一些超自然的恐怖情节。”这句主张是一切科幻小说的存在基础。玛丽.雪莱等于是在说，这部小说的情节可能是真的——并非这些情节确实是真的或者很有可能是真的，而是说在我们所知的宇宙中并非完全不可能是真的。后世的科幻小说早晚将会摆脱这一限制的束缚，但正是这个理念——科幻小说存在于理性世界的边界之内，存在于科学所允许的可能性范畴之内——使得科幻小说与奇幻小说以及神话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这一点在科幻小说创始之初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正是这一点使得科幻小说成为了独树一帜的文学门类，具备了恐怖、民间传说、神话等等业已存在的奇幻文学门类所不具备的规则与规范。这也是最早吸引我们投入科幻小说世界的理由：科幻小说将可能性当成了我们观察世界的透镜，这种可能性或许非常遥远，或许非常渺茫，但是要说到观察人性的最佳方式，肯定是将人性置于有朝一日有可能遭遇的最极端的环境当中并且观察结果。这一点对于玛丽.雪莱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她必须要在全书一开头就向读者坦诚。没有了幻想可能性的理念，恐怕也就不会存在科幻小说。

但这绝不是《弗兰肯斯坦》为科幻小说树立的唯一一条标准。我们要检查一下《弗兰肯斯坦》如何创造了我们今天几乎习以为常的科幻小说套路、风格与写作技巧。进一步深入之前我要说一下，如果你只看过电影版的《弗兰肯斯坦》，那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内涵。电影与小说完全不是一回事。尽管确实很值得考虑一下为什么这部小说在二十世纪会得到反复演绎，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切内容都基于玛丽.雪莱的原著。

所以让我们从一名年轻人开始吧。这名年轻人痴迷于炼金术，同时又垂涎于科学的力量，这名年轻人决心征服死亡从而出人头地；这名年轻人完全没有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让我们先来谈一谈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吧。维克多是后世的“受挫折的疯狂科学家”这一套路的模板，你在所有漫画、电影以及科幻小说当中见到的不得志科学家形象都受到了维克多的影响——假如世界承认他们的天才，他们原本可以为世界做出伟大的贡献。所有这些形象都是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翻版而已。实际上维克多的形象已经如此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流行文化当中，以至于许多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根本想不到自己继承了怎样的遗产。维克多同时也是“科学傲慢”这一套路的原型，他相信自己能够通过拼凑尸块来创造生命，从而战胜死亡。他全心相信自己的智力高于他人，以至于从来没有停下来思考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深远意义，直到覆水难收为止。他是所有因为违背自然法则而遭到惩罚的角色的原型。这些科学家如此痴迷于追逐自己的理想，他们甚至没有考虑过这些理想对于全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他同时也是个懦夫，第一眼看到自己的创造物之后他就吓跑了，因为这个造物身体畸形，丑陋得令人不忍直视，尽管这就是他亲手创造出来的样子。

说完了维克多，我们再来说说怪物本身。怪物是一个纯真的存在，他的内心充满了温柔、善良以及对于世界的热爱。但是只要真身一出现，他就会受到所有人的排斥，以至于他最终变得冷漠麻木起来。我们在小说中见过多少种内心善良的怪物呢？这一套路的起源就在这里。雪莱对于这个套路的探索深度也远远超过了许多后来者。外形丑陋的怪物屡屡遭到内心丑陋的人类的排斥。怪物刚刚问世就遭到维克多的排斥，他造访的第一个村庄集体攻击了他，受他照顾的村民反而将他赶走，于是怪物最终决定与人类为敌。“献上一番好意与价值却依旧遭到拒绝”的主题已经成为了科幻小说以及围绕科幻小说发展起来的宅男文化当中的常见主题。

我们之所以认为怪物有一颗高尚的心灵，是因为它教育了自己，阅读了大量古典名著。玛丽.雪莱认为自己的作品也是西方文学传承的一部分，从《失乐园》到《神曲》再到《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些作品在《弗兰肯斯坦》当中全都得到了直接提及。这些书籍为我们理解怪物的性格提供了关键的线索。作者希望读者们至少对这些书籍有一些最基本的认识。对于古典文学的借鉴也将会成为科幻小说的一部分，例如《海伯利安》系列就坚定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坎特伯雷故事集》与《十日谈》的创作思路，就连书的标题都是从济慈诗歌当中摘抄来的。甚至《代尔格林》（Dhalgren）这样的冷僻小说同样也依赖于西方神话与文学传统。科幻作家都认为科幻小说的读者理应博览群书，不过科幻本身究竟是经典文学的组成部分还是某种新的文学体裁呢？随着伟大的科幻小说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并且带来新的传统，这个问题也变得越发复杂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这个故事的讲述方式：这个故事采用了书信体，信中讲述了一位叫做罗伯特的年轻人的故事。此人在北极的冰面上发现了一位狂乱的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实际上是一个故事套故事的故事。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罗伯特的故事与维克多的故事摆在一起，读者就不得不考虑雄心勃勃的年轻冒险家罗伯特的抱负是否合理。更重要的是，读者不得不考虑他的动机是否正当。我们不得不将罗伯特与维克多相提并论。正是因为采用了这样的框架技巧，玛丽.雪莱强迫我们去考虑一些她希望我们考虑的理念。尽管这一类框架技巧以后很少见，但是科幻小说确实非常喜欢采用框架技巧迫使我们怀疑核心叙述者的言论究竟有多么可信。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下这本书的标题或者说副标题：《当代普罗米修斯》。从表面上来看这里的隐喻显而易见：维克多为一堆没有生命的死肉带来了生机，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人类带来了新的知识。这样看来他当然有资格自称为当代普罗米修斯。但是小说明确指出他从来没有与任何人分享过自己的知识，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怎样复活了死尸，因此普罗米修斯的标签并不能非常妥帖地贴在他身上。但如果不是维克多，那又是谁呢？当然是科学方法。这种应对世界的方式为人类带来了如此之多的福祉，但同时也伴随着如此高昂的代价。我们究竟要为这些科学奇迹付出些什么？这是科幻小说当中历久弥新的问题。从《火星编年史》到《六号抽水泵》，从《终结者》到《黑客帝国》，这个主题在我们眼前反复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副标题并不是《当代伊卡洛斯》，换句话说这本书讲的并不是“离太阳太近会招致毁灭”的警示故事。普罗米修斯虽然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苦，但他的牺牲却为我们所有人带来了好处。他的牺牲造就了极大的福祉。这些检视科学的极限会将我们带向何方的艺术作品完全可以一方面提醒我们小心科学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又庆祝科学的伟大成就；一方面鼓励我们尽可能快尽可能远地推进科学，另一方面又提醒我们要比书中的主角更加明智一些。

2，《弗兰肯斯坦》与新浪漫主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d9Baab9Xsc

“倘若有朝一日，今日以科学之名为人所熟知的事物准备好披上血肉的皮囊，那么诗人将会十分乐意地借出自身的神圣精神来辅助这一转变，并且欢迎转变之后的生灵来到世间，将其视为人类大家庭当中可爱可亲的一员。”

这是威廉.华兹华斯的名句，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弗兰肯斯坦》以及科幻小说都至关重要。为了理解《弗兰肯斯坦》以及科幻小说的根源，我们首先要理解最初催生科幻小说的时代。我们必须理解浪漫主义运动。

待一会儿我们还要继续引用华兹华斯的言论，不过现在让我们先将布景搭好。此时是十九世纪初期，启蒙运动与理性时代掀起了快速工业化与现代科学大发展的浪潮，世界的前进步伐正在加快。每天都能看到揭示人类存在本质的新发明与新发现。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感到自己当真能够主动探明真理，而不是通过神意的启示来被动继承真理，或者在哲学领域盲目摸索隐秘的真理。人类面对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但是这样的进步伴随着代价。雾霾终年笼罩着伦敦，恶臭的污水充斥着泰晤士河，工业时代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污染。城市里塞满了上百万人口。工厂与作坊的工人往往寿命不长，生活痛苦，一事无成。冰冷的理性与算计取代了同情与同理心，成为了新时代的主要道德。浪漫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发展起来的。

在欧洲各地的许多艺术家们看来，大规模制造、生硬逻辑以及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生命的当前时代摧毁了人性，而浪漫主义则是他们对于这个时代的回答。他们想要针对这一点发动反叛，重新树立情感的价值，重新点燃人们内心的激情，拆毁束缚艺术的规则与秩序，重新发现大自然的壮美。《弗兰肯斯坦》就是在西方文明的这个节点上问世的。我们在书中一次次见到了令人窒息的自然景观以及奇丽而又令人兴奋的场景，从阿尔卑斯山巅到北极极圈深处。

“当我爬到山顶时，快接近中午了。我坐在岩石上休息了片刻，俯瞰山下冰的世界。弥漫的雾气在冰川和周围的群山之间缭绕。这时，一阵微风吹开云雾，我往下爬到冰川上。冰川的表面并不平整，它像波涛起伏的海面般向上隆起，然后又渐渐下倾，当中还被很多深不见底的裂缝阻断。”正是在这样的场景当中我们才发现了“升华”二字的真意，对于浪漫主义与科幻小说来说这一理念都至关重要。正是在这样的场景里我们才会被自然震撼得哑口无言。伴随着震撼，我们意识到了自身，意识到了我们在宇宙当中的位置。科幻小说将会继续利用飞旋的星系、陌生的星球与灼灼放光的脉冲星来激发这种感受。升华改造了我们，让我们在哪怕片刻之间暂时意识到无论我们的科技多么进步，宇宙永远都会比我们的能力极限更加无限广大且复杂。无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理解了多少，科幻小说都会提醒我们还有更多的未知需要探索。

《弗兰肯斯坦》还颠覆了所有写作规范。这本书采用了相当大胆的框架手法，利用科学来讲述恐怖故事，这种事以前从未有过。甚至就连作者是女性并且以本名出版这一点都彻底打破了当时的文坛常规。但是这本书也拥抱了人类激情。例如维克多这样的科学家角色就是个好例子。典型的科学家经常被描绘成谨守逻辑缺乏感情的形象，可是维克多的心里却洋溢着各种感情。从母亲去世到攀登阿尔卑斯山，我们看到维克多经常毫不犹豫地公然表达悲哀、悔恨、愤怒与恐惧。

事实上维克多与怪物的性格还体现了浪漫主义理念的另一个方面：英雄的个体。这里的“英雄”二字与我们当前的理解并不一致，而是指的是有能力撼天动地的个人，假如他们付出全部意志、生命与激情的话。一意孤行的维克多完成了意见凡人本应无法做到的功绩：他否定了死亡。今天我们会认为只有阴影当中的政府项目或者雇佣上百名科学家的秘密实验室才能做到这一步，但是维克多仅凭一己之力就否定了死亡，他的依仗无非是意志力与极其强大的事业心。这就是英雄个体的理念：一位特殊的个人仅凭内心的动力与热情就能改变整个星系的命运。这一理念在科幻小说门类当中扎根极深，甚至在今天出版的作品当中都常有体现。

维克多的科学傲慢同样也是浪漫主义传统的产物。这一理念认为，相信自然界的根本法则可以被人力颠覆是愚不可及的妄想，紧跟一条狭窄的逻辑链条而不考虑一切其他可能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理念都体现了浪漫主义如何反叛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的黑暗面——认为获取财富比这样做的成本更加重要。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谈一下华兹华斯，因为今天我们很容易就会将浪漫主义对于启蒙或者工业化的排斥视为反科学或者反技术，但是这样说太简略了，远远够不上全部事实。浪漫主义者同样将科学视为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迹，科学探索无异于将魔法变成现实。科学充满了力量、喜悦与憧憬，我们所有人都应当投身其中。科学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抽象论文或者慢吞吞的计算，而应该是点燃激情的火种。

重新再来看看开头那段引言吧：“倘若有朝一日，今日以科学之名为人所熟知的事物准备好披上血肉的皮囊，那么诗人将会十分乐意地借出自身的神圣精神来辅助这一转变，并且欢迎转变之后的生灵来到世间，将其视为人类大家庭当中可爱可亲的一员。”华兹华斯等于是在说，如果科学想要摆脱学究气息与拒人千里的外衣，成为人人关心、人人动心的事物，那就少不了诗人或者作家的帮助。这正是科幻小说的意义。科幻小说的目的在于剥除技术细节，向我们呈现科学的核心。就算是你能找到的最硬的硬科幻也会利用科学与工程学的死硬性质来鼓励我们做梦，来诱使我们思考书中的领域会带领我们走向何方。

正是因为这个伟大的目标，浪漫主义才会至今依旧受到科幻作家们的追捧。所以布莱克、雪莱、柯勒律治、拜伦、华兹华斯与济慈才会成为西方科幻经典当中最经常得到引用的作家。也正是浪漫主义的项目推动了《弗兰肯斯坦》的情节。今天的科幻作家们依然在推进同一个项目，他们的作品还将会激励明天的科学与科学家们。

3，《弗兰肯斯坦》与《少年维特之烦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5QjR-9RVSE

“在路上，我看到有一只旅行皮箱，里面有些衣服和几本书。我像捡到宝贝一样，赶忙把它带回了住处。那些书里有《失乐园》、一卷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还有《少年维特之烦恼》。能拥有这些宝贝，我真是欣喜若狂。……我很难向你描述那几本书对我的影响究竟有多么深。它们令我的头脑孕育出无数新的形象和感觉，有时它们让我如痴如醉，但更多时候，却是让我陷入了极度的颓唐之中，无法自拔。……我认为维特比我所见过的、或者想象中的任何人都更加非凡，他的品格没有一丝做作，但是他却自沉而亡。书中有关死亡和自杀的论述，却令我非常困惑。我不想妄加评论维特之死的是非，但是我却非常认同书中主人公的观点。我也曾经为他的死而黯然落泪，虽然我并不完全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自杀。”

在怪物阅读的三本书籍当中，《少年维特之烦恼》恐怕最能令他心有戚戚，在怪物看来这本书最能映射他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暂且先来看看这本书如何影响了玛丽.雪莱，以及这本书能怎样加深我们对于怪物性格的理解。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主题是无法成真且一厢情愿的爱情。故事开篇，一位年轻艺术家维特搬进了一座小镇并且爱上了一位已经订婚的女性，她的未婚夫比年轻艺术家更年长，社会地位更高，但是却不像艺术家本人那样值得托付——至少这是维特的看法。舍不得撒手的维特试图与这两人交好，但是这样做只能让他越发难受。因此他决定离开。但是离开她就像陪伴她一样令维特难以忍受，于是他再次返回小镇，却发现这名女性已经结婚了。不堪忍受痛苦的维特选择了自杀。这本书是当年全欧洲最畅销的书籍，甚至就连书中描写的服饰都引领了一阵时尚风潮。人们想要与他们如此认同的角色穿着同样款式的服装，以至于催生了一个维特cosplay产业。但是这股时尚也有更黑暗的一面。人们指责这本书造成了所谓的“维特效应”，也就是导致了一大批年轻男性的自杀，这些追求爱情而不得的年轻人纷纷效仿维特走上了绝路。好几个国家都禁止了这本书的出版，整个欧洲都陷入了道德恐慌。但是这一切却让这本书在浪漫主义者当中更加流行起来。甚至有人声称这本书为浪漫主义运动铺平了道路，因为书中情节毫无制约地拥抱了炽烈的激情，并且将人类情感推向了高于生命的地位。

所有浪漫主义者都肯定读过这本书，玛丽.雪莱自然不例外。这个故事肯定也让玛丽感同身受。她总觉得自己在恋爱当中的地位与恋人并不平等。尽管从哲学层面上她相信自由且不受约束的爱情，但是她却仅仅爱上了一个人，也就是日后的丈夫珀西.雪莱。但是雪莱当时是已婚人士而且妻子还怀有身孕。在玛丽与雪莱旅行期间，雪莱还很可能与玛丽的异母姐妹克莱尔有染——顺带一提，日后克莱尔还会怀上拜伦的孩子。因此当玛丽动手撰写自己的小说时，她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维特》。《弗兰肯斯坦》的书信体格式就是直接从《维特》那边借用过来的。此外在小说主题方面她也借鉴了不少，例如两部小说都包含了思考人生的大篇幅文字。而且维克多也考虑过自杀，因为他出于胆怯而不敢出庭作证，导致一位朋友遭受了死刑。甚至就连怪物在全书结尾也主动求死以求解脱。

但是最显眼的类似之处恐怕还是玛丽.雪莱对于爱的处理方式，因为她的整本书都在讨论得不到回报的爱。这样的爱看上去切近得唾手可得，却总会在最后一刻被硬生生夺走。维克多的新娘在新婚之夜惨遭杀害。怪物起初真心喜爱人类，读者也一度以为他的真心会得到回报，然后才发现怪物只要一露脸就会遭到人类的驱逐。但是玛丽.雪莱并没有照单全收地移植《维特》对爱的看法，而是采取了独特的角度。她的故事的最醒目转折点就在于怪物要求维克多为他制造一名配偶。接下来的情节重复了求爱不得与希望破灭的主题：维克多起初勉强同意了怪物的要求，但是在项目即将结束之前他改变了主意，当着怪物的面将尚未成型的二号怪物大卸八块。这个决定最终几乎导致了书中每一个角色的毁灭。

不过玛丽.雪莱最想讨论的还是怪物的请求本身。怪物希望能为他制造一名与自己相仿的伴侣，这名伴侣具有你的一切缺陷与不足，但是却依然能提升你。这正是针对启蒙思想的批判，这种批判日后将会在科幻小说当中反复出现。玛丽.雪莱告诉我们，你无法通过工程学解决人生当中的一切问题；有时候人生当中的问题并不能依靠机制与逻辑来应对；凭空造人是一个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的理念，因为人类绝不仅仅是一大堆机制的聚合体；就算你能够制造有意识的生命，这个生命也会在存在期间时时刻刻进行自我创造，最终打破你的制造目的的限制。此外这段情节也可以视为女权主义对于社会的批判——玛丽的母亲就是一位最著名的早期女权主义者。在这里两名男性正在讨论制造一名女性，从而满足其中一名男性的愿望，却完全没有讨论这位女性本身想要什么或者需要什么。事实上，直到怪物二号的制造过程即将完成之际，怪物都没想过她有可能拒绝自己。

最重要的是，这段情节批判了“爱克服一切”的理念。身为浪漫主义者的玛丽.雪莱肯定认为爱是最强大最高贵的人类情感，她也肯定同意爱能抚慰受伤的灵魂，帮助我们渡过最艰难的时光。书中费利克斯与莎菲的支线故事就体现了这一点。但是玛丽.雪莱的论点还要更精妙一些：爱的抚慰作用与支持作用必须自然而然地发生，你不能强行要求爱达成此类效果，你不能说“只要我找到真爱就能一切OK”，因为这种想法违背了爱的本质。爱的本质是交互的，是平等的，也是互惠的。假如有人希望借助爱来修复自身，爱就会分崩离析。对于玛丽.雪莱来说，爱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成其他目的手段。因此归根结底，《弗兰肯斯坦》不仅是对《维特》的致敬，也是对《维特》的批判。维特的无限激情以及对于爱情的炽烈描述与弗兰肯斯坦的悲剧密不可分，但是“不可指望爱拯救我们”的批评也同样存在。爱的存在不是为了治愈我们或者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不是爱所理应承受的负担，因为爱就其本身而言是完整自足的。

4，《弗兰肯斯坦》与《名人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zdchSJI8I

“我捡到的那卷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记载了古代共和国第一批缔造者们的史料。这本书对我的影响与《少年维特之烦恼》截然不同。我在维特的幻想中得到的是沉沦和哀伤，但普鲁塔克教给我的却是意义深远的思想。他把我从顾影自怜的悲观思想中解脱出来，指引我去崇敬和仰慕古代的那些英雄。”

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让怪物意识到，生命的内容远不仅仅局限于他眼下的悲惨境遇。这本书让他意识到了人类——以及他自身——具有实现伟大功绩的潜能。但是普鲁塔克不仅启迪了怪物，也在很多方面启迪了怪物的创造者玛丽.雪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后世一般都将普鲁塔克奉为传记体裁之父，他的《名人传》技法高超地地描述与比较了一系列著名古希腊与古罗马人物。但是普鲁塔克的抱负不仅在于为先人立传，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仅对历史本身感兴趣，还很希望通过研究传主的生平来获取实务与道德层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帮助读者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他将两位类似的传主并列在一起相互对比。他将神话当中雅典城的创始人忒修斯与传说当中罗马城的创始人罗慕路斯并列，将雄心勃勃的平民派凯撒与恪守道德的精英派加图并列。像这样的角色并列在《弗兰肯斯坦》当中也得到了反复体现，这样的写作机制迫使读者深入思考，不仅思考作品本身，还要思考角色的道德定位以及玛丽.雪莱试图探索的理念。实际上《弗兰肯斯坦》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进行角色对比。第一对角色是创造了怪物的维克多与年轻的探险家、维克多故事的记录者罗伯特.沃尔登。在全书一开头，罗伯特就这样畅想自己的北极探险之旅：

“在一片永远光明的土地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在那里，我可能会发现吸引钢针的神奇力量。也可能只需这一次旅行，就可以把上千项天体研究中遇到的扑朔迷离、永远无法揭开的谜团理出个头绪来。待我亲眼俯瞰这片我以前从未到访过的土地，亲自踏上这块也许人类还从未涉足的土地之后，我那强烈的好奇心一定会得到大大的满足。这一切都令我兴奋不已，让我足以克服对危险和死亡的恐惧，并诱使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这趟艰苦的航行。这种喜悦就像一个小孩子与假日的伙伴一起登上一艘小船，准备沿着自家门前的小河去历险时所拥有的心情。况且，就算这一切幻想都不切实际，你也不可否认，如果我发现了一条可以途经极地，到达其他一些国家的航道，那这对人类世世代代，都有不可估量的好处。而现在，要到达那些国家至少需要好几个月的航行。也许我还能因此揭开磁力的奥秘，因为要实现这点，必须进行像我这样的探险。”

这段话可谓是科幻小说的精髓所在。你尽管可以将“永远光明的土地”替换成“未经探索的星球”、“互联网的最阴暗角落”或者“外星文明的遗迹”，然后就能为一大帮科幻小说主角找到行为动机。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段话为读者们提供了阅读科幻小说的最根本动机，无论是《沙丘》当中神秘的香料，《时区之谜》（Zones）当中难以捉摸的时区，还是《与拉玛相会》当中拉玛空间站的运作原理，科幻小说的成功机制之一就在于读者具有探索与揭示的欲望，想要解开无数个陌生世界与无数种陌生理念所蕴含的奇妙谜题。

除了为科幻小说打下基础之外，玛丽.雪莱还利用这段描写让我们做好了将罗伯特与维克多相比较的心理准备——再过几页篇幅，罗伯特就会将维克多从北极冰面上救起来。两个人都是年轻且雄心勃勃的科学家，都试图通过离经叛道的科学手段来寻求永世不朽的声名。但是在维克多身上，我们却看到科学的一切光明希望都被砸了个粉碎，之前那段文字所描述的一切美好都遭到了扭曲，被维克多缺乏自省、胆怯懦弱以及自私自利的性格缺陷化作飞灰。此外这两个角色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的成长环境。罗伯特这样回忆自己的少年时光：“虽然我其他方面的教育被忽略了，但是我却酷爱阅读。”维克多的少年时光也正是这样，只不过日后维克多刻毒地诅咒了这段经历，因为谁也没有告诉他阿格里帕的理论已经被完全推翻。玛丽.雪莱在这里希望我们敬佩自学成才的力量，因为罗伯特与维克多毕竟都希望实现许多接受传统教育的人们从未想过的功业。但是同时她也希望读者们看清自学成才带来的傲慢心态。假如罗伯特没有听到维克多的故事，他的探险之旅也很可能被他的自以为是引向毁灭。罗伯特非常相信自己通过自学得来的探险知识，但是只有心怀谦虚才能向他人求知。得不到谦虚制约的骄傲差点就将罗伯特引向了死路。对于罗伯特这样的人来说，维克多的生平是一则警示故事，这个故事恳请读者们积极自省并且培养道德勇气。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玛丽.雪莱将维克多与一位像极了不久之前的他的年轻人摆在了一起。

但这并不是本书当中唯一的角色并列。另一对不得不提的并列是维克多与怪物。维克多与怪物曾经在蒙坦弗特峰的洞窟当中有过一番长谈，怪物向维克多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里作者显然打算让我们比较两位角色的异同之处。这段描写彰显了两位角色各自的优劣之处，并且强迫读者们意识到，我们一开始以为的主人公或许并不是什么好人。怪物的讲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心有爱的形象，从根本上受到善良与美德的吸引。维克多却因为怪物外形丑陋而先入为主地排斥了他。而且维克多更关心保护自己的秘密以及逃避公共羞辱，为此不惜牺牲亲友的安全。怪物原本具备有条不紊且充满耐心的品格，但是却被一系列打击折磨到了三观崩溃的地步。维克多从一开始就痴迷于个人执念，从来没有进行过自我反省。怪物试图寻求和解与原谅。维克多则执意要与怪物不死不休。但是《弗兰肯斯坦》当中的一切情节都没那么单纯。抛去一切掩饰之后，这两个角色在根本上仍有一项共通之处：两者都寻求复仇。维克多拒绝为怪物制造伴侣，怪物的回答则是：“复仇之心永远都不会死——我会把报仇雪恨看得比阳光和食物更重要！”维克多之所以要将自己的经历告诉别人，则是因为“我已暗暗下了决心，誓死也要追踪到我的仇敌，这个目标渐渐平息了我心中极度的痛楚，使我暂时有了活下去的动力。”维克多与怪物都认为自己的性格与对方截然相反，但是两人却陷入了同一个陷阱。这就是玛丽.雪莱的论点：无论我们是谁，假如我们听任复仇的欲望将自己吞没，那么我们就全都是同一路货色。

这本书当中还有很多对角色并列，用来帮助我们理解角色并且反省自身。这里姑且简单说几句：维克多与少年伙伴克莱瓦尔，维克多的两位老师瓦德曼教授与克兰帕教授，维克多与含冤而死的贾斯汀，怪物与他的第一位受害者威廉，最后还有怪物与村民。欢迎大家对这些并列进行研读并且分享你的想法。

5，《弗兰肯斯坦》与《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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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失乐园》则激发了我完全不同并且更加深邃的情感。我读这本书是和读前两本书一样，把它当作真实的事情来读的。它拨动着我的每根心弦，让我惊叹、震撼于全能的上帝同造物主们之间的残酷战争。我经常诧异地发现书里面的一些场景与我的境况非常相似。和亚当一样，我显然与其他生存的一切生命都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的情况在其他各方面就和我大不相同了。他是出自上帝之手，是个完美的产物。他快乐幸运，被造物主精心呵护，还被允许同神灵交谈，从他们那里获得知识。而我却是孑然一身，孤单无助。所以很多次，我都认为魔鬼撒旦才更能代表我眼下的处境，因为当我看到我的保护人们快乐生活的样子时，我就会像撒旦那样，忌妒就如苦胆汁般在我心头泛起。”

要想充分理解玛丽.雪莱将《弗兰肯斯坦》里的怪物与《失乐园》里的撒旦联系在一起的用意，首先你要了解一下弥尔顿的这部著作。许多人都辩称撒旦才是《失乐园》的主人公，尽管弥尔顿肯定不会明确承认这一点。威廉.布莱克是这一理论的最坚定倡导者，其他浪漫主义者也都抱有类似的观点，玛丽.雪莱也几乎肯定这样想过。读者很容易就会将撒旦当成伟大的自由斗士，是寻求解放的叛逆象征。《失乐园》当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诗句说得好：“与其在天堂为奴，不如在地狱为王！”假如更换几个名字，这句话完全可以出自许多其他科幻小说主人公之口。

为了摆脱一切桎梏，撒旦情愿付出任何代价。《失乐园》当中的撒旦充满了追求事业的热情与勇气，忠诚于一切忠诚于他的部下，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肯向天堂的意志屈服，绝不愿意毫不质疑地执行自己收到的命令。通过将怪物与撒旦联系起来，玛丽.雪莱其实是在暗示我们，就像《失乐园》一样，她的书中的主人公也未必就是读者们一开始以为的那个角色，并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类，而是肢体扭曲不成人形的怪物。

我以为玛丽.雪莱正是从撒旦身上取得灵感，这才塑造了怪物的若干最显著特质。首先，怪物就像撒旦一样辩才无碍。怪物的口才超过了《弗兰肯斯坦》当中任何其他角色。怪物与撒旦的丑恶外形都掩饰了他们的缜密内心与阐述深刻思想的能力。怪物是由尸块拼凑起来的畸形生物，撒旦形象丑陋则是因为从天堂摔进了地狱。两者执意发动的战争早在一开始就失败了，两者从一开始就都没有胜算，因为他们的对手分别是全能的上帝与根深蒂固的人性。但是读者们却总会忍不住觉得两位主人公的事业兴许还有一丝转机，或许总还有尚未显露的求胜之道。

但是我们知道，作品的本质决定了两位主人公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通过注定失败的征途与雄辩的口才，作者诱使读者们忽视了主人公天性当中的邪恶因素。两位主人公都具有同一项缺陷，也就是强烈的复仇欲望。当撒旦意识到自己输掉了与天堂的战争时，他说道：“战场失利算什么？/还没有全丧失；不可征服的意志，/报仇的心计，永不熄灭的憎恨，/还有那决不投降屈服的勇气。/此外还有什么不可征服的呢？”玛丽.雪莱巧妙运用了怪物对于《失乐园》的了解，让怪物自己意识到了他与撒旦的相似之处。怪物在解释自己的杀戮狂热时说道：“我把邪恶认为是善良，我已经无法自拔了。”这句话几乎直接摘抄了撒旦的语句：“对我来说一切的善都丧失了，/恶呀，你来做我的善。”玛丽.雪莱这是在提醒我们，这两位主人公并不是值得效仿的英雄，而是值得同情的英雄。《弗兰肯斯坦》不是冒险小说，甚至都不是恐怖小说，而是一出关于人性弱点的悲剧，高尚的道德希望在庸常脏污地地面上摔了个粉碎。

就像普鲁塔克的并列写法一样，撒旦与怪物的并列也迫使我们考虑另一项并列：如果说怪物是弥尔顿的撒旦的镜像，那么维克多是不是弥尔顿的上帝的镜像呢？肯定不是。这样的比较让我们意识到维克多这个所谓的造物主多么软弱无能。他远非无所不能，一阵惊吓就能让他大病一场，好几个月下不来床。一旦情绪过于激动，他就会陷入谵妄与热病当中。他根本没想过身为父亲或者造物主意味着怎样的责任。刚刚看到自己创造的生命多么丑陋，他立刻就将其弃之不顾了。这一点进一步让我们看清了维克多与弥尔顿的上帝相差多么大。弥尔顿的上帝仿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生命，急于求成的维克多所创造的生命却是对于自身形象的嘲讽。

但是这两个角色也有一点共通之处：维克多与上帝都缺乏自我批判的意识，他们都伤害了自己原本应当为之负责的造物。《弗兰肯斯坦》与《失乐园》都让读者感到，假如两位造物者的性格稍微改变一点，随后的悲剧很容易就能得到避免。两位受造之物则延续了悲剧。所以《弗兰肯斯坦》的悲剧才会如此有力。身为局外人的读者一眼就能看清如何避免悲剧，同时又能看清这些悲剧如何不可避免。这本书要求我们通过这片透镜来检视自己的生活：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天性酿成了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呢？假如我们可以暂且后退一步，超越自身性格的束缚，那该有多好啊。

怪物与撒旦的联系还蕴含着最后一项悲剧因素：怪物很清楚自己更贴近《失乐园》当中的哪个角色。他知道自己是谁，但是却渴望成为更圆满的存在。他希望成为亚当，得到造物者的爱护以及专属于自己的伊甸园，在人生当中受到造物者的引领。读者们不得不认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成为亚当的欲望促使怪物模仿亚当，要求维克多为他创造一名配偶，正是这个决定导致了所有剩余角色的毁灭。怪物不是亚当，维克多也不是上帝。所以怪物身为窥探人类社会的局外人所学到的一切关于人性的知识导致他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我的知识越得到丰富，就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个被人抛弃的倒霉蛋。”这才是《弗兰肯斯坦》当中真正的悲剧。怪物拥有成为一名伟大个人的一切原材料，但是他的存在形态却决定了外部世界不可能允许他成为这样一个人。

6，《弗兰肯斯坦》与极端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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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躺在那里的是我最后一个牺牲品。”

《弗兰肯斯坦》的开端与结局都发生在自封的探险家罗伯特.沃尔登的探险船上。但是现在维克多.弗兰肯斯坦马上就要死了，罗伯特一方面为了维克多的命运而哀悼，另一方面也不情不愿地放弃了自己的希望，向理性与节制做出了让步。当初维克多恰恰拒绝向这两者让步半分，最终导致了他本人的毁灭。罗伯特在写给姐姐的信中承认：

“木已成舟。我已经同意，如果我们能够侥幸脱险，就立即返航。我的希望就这样断送在怯懦和优柔寡断的手里了。我将最终一事无成，抱憾终生地回来。我现在根本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个不公正的事实。”

罗伯特决定在走的太远无法回头之前及时停步。但是还没来得及返航维克多就死了。罗伯特十分难过。不过此时发生了最后一件奇事：怪物最后一次现身了。在停放维克多遗体的房间里，罗伯特看到一个扭曲的身影俯身在床前，正是怪物本尊。怪物向罗伯特声称自己遭受了冤屈并且恳求宽恕，他的情绪在狂怒与悲泣之间摇摆，并且说出了全书当中含义最深远的一段台词：

“我并不想求得别人的了解，我也从来没获得过别人的同情。当初我曾经追求过这些，因为我热爱美德，对幸福和感情充满了向往，我渴望别人能够对我产生这种美好的情感。但是现在，这种美德对我来说已成了泡影，幸福和感情已经化为痛苦和可憎的绝望。我又凭什么来获得别人的同情呢？当痛苦来临时，我很满足于一个人默默承受。我死的时候，我也会很高兴我的记忆中装满了仇恨和轻蔑。我曾经幻想过美德、名誉和欢乐，这种憧憬曾一度给我带来慰藉；我也曾错误地希望会遇到一些不介意我外表的人，他们会因为我良好的品性而爱我。”

这里怪物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贫困人口、罪犯以及社会下层的化身，这些人全都是主流社会避之不及的对象。这番话等于是在警告读者，针对这些人的排斥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犯罪。怪物接着说道：

“我的心中还一度充满过崇高的荣誉感和奉献精神。但是现在，我作恶多端，我已经沦为连最低贱的畜生还不如的东西。我所犯下之滔天罪行、我心肠之狠毒，我所遭受的苦难，在这世上都无人能比。我所犯下之滔天罪行、我心肠之狠毒，我所遭受的苦难，在这世上都无人能比。当我回顾那一连串骇人听闻的罪孽时，我简直没法相信，我和那个曾经对美德有过崇高追求，对善良有过美好的向往的人竟是同一个人。但事实就是这样，堕落的天使成了邪恶的魔鬼。然而，就连上帝和人类的敌人，也有朋友在他孤苦悲凉时相伴左右。而我却始终孑然一身。”

怪物再次引用了弥尔顿的作品来表达他对于自身与造物者以及人类之间关系的看法。接下来怪物说道：“所有的人都对我恶行相向，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被认为是罪犯？”这句话将怪物身上一直相互冲突的两个侧面展现在了一起，书中所有的文学指涉都为了彰显这两个侧面而存在：世界看待怪物的方式，以及怪物看待自身的方式。怪物的这段话总结了小说当中出现过的所有主题：自我主义，不完美的造物者，复仇的自戕效果，父母责任，个人责任，以及接受他人。

说完这一切之后，怪物就跳出舷窗，消失在了冰海当中，留下罗伯特.沃尔顿孑然一人，迫使读者们进行最后一次并列，这次的并列双方是罗伯特与我们自己。我们就是罗伯特.沃尔顿，我们找到了《弗兰肯斯坦》，我们的旅程也即将告终。我们现在必须放下书本，离开酷寒的北极圈，回到社会当中。罗伯特认为自己无功而返，那么我们又如何呢？我们从这趟奇异的旅程当中学到了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依然还记得这本书，依然还在阅读这本书呢？对于生活在当代世界的我们来说，这本书的吸引力在哪里呢？你对这个问题可能有自己的见解。不过在我看来，《弗兰肯斯坦》的最重要主题就是异化，而且还是极端异化。这是一个无所不在且历久弥新的主题，在当代社会尤其显著。

仔细想想，《弗兰肯斯坦》的问世时间正好是拿破仑时代的尾声，现代社会的雏形刚刚显现出来。这本书出现在科学刚刚开始重新定义世界的时代，因此用科学来推动情节发展也是合情合理之举。不过最合理的是，《弗兰肯斯坦》成为了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无数科幻小说描写得都是科技进步的广大世界如何异化。这里的异化可以是我们自行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庞大而又复杂，我们很容易迷失其间。异化也可以是社会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因为我们的思想与社会主流理念不一致，而且社会主流还强迫我们循规蹈矩。怪物与维克多都是遭到异化的角色。怪物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他自己都表示他所造成的的一切恐怖与毁灭都源自他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事实。维克多的异化在更大程度上则是自行施加的。维克多有很多关爱他的家人，但是他的偏执致使他抛弃了所有人。在他专心创造最终将会毁灭他的怪物的时候，维克多割断了自己与他人的联系，忽视了他们与他进行沟通的尝试，越发借助工作来孤立自己。工作完成之后，他又遭到了羞耻感的孤立，致使他不敢向他人求助。这样的孤立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

我们在后世科幻小说当中反复见到了这些主题：偏执的自我隔离，将其他人拒之千里，远离不能理解自己或者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社会。我们看到由羞耻感造成的孤立，尽管这里的羞耻感未必有什么依据。我们也经常能见到怪物风格的孤立：某种形式的毁容与残障，或者仅仅是在特定社会里不被允许的举止，致使这个社会排斥了一位好人。从《隐形人》到菲利普.K.迪克再到《安德的游戏》，甚至在我们这些游戏动漫迷的群体当中都能发现异化主题——科幻小说正是游戏动漫文化的支柱之一。《弗兰肯斯坦》讲得是异化与寻求归属的故事。这本书为科幻小说这一门类注入了一切促使我们不断起锚远航的理念。我们的航线远离彼此，远离世界，远离主流社会。科幻小说将会成为专属于局外人的艺术形式；将会吸引一代代不见容于主流的作者与读者们；将会吸引那些寻求缝隙的人，那些能够看清身边的异化与孤立的人；将会吸引那些遭到异化与排斥的人，那些寻找归属之地的人。但是《弗兰肯斯坦》就先说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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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位几年前我在急诊室里遇到的病人。这位老太太时年八十六岁，就诊的原因是腹部剧痛，痛感已经穿透了背部。她用手给我指出了痛处，大约位于肋骨下面躯干中心。我用手按压了一下，能感到下面有一团正在抽搐脉动的肿块。一周前她刚刚确诊患上了腹动脉瘤。所谓动脉瘤指的是动脉血管膨胀，就像鼓胀的气球一样随时可能爆裂。现在她的动脉瘤按压手感柔软并且有痛感，因此我立刻紧张了起来。我意识到她的动脉瘤马上就要破了，这可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马上送她去接受造像，图像显示动脉瘤周边已经开始渗出血液了。我叫来一名血管外科医生进行会诊，对方也认为这位病人需要立刻接受手术。

于是我向老太太解释了目前的情况：这个问题可以依靠手术来解决，但是手术并不轻松。要想解决腹动脉瘤就必须打开腹腔，切除掉动脉的膨胀部分，并且接上一段人工动脉。首先，病人死于失血或者并发症的可能性是25%。其次，长有动脉瘤的那一段动脉恰好负责为她的肾脏供血，因此在手术期间我们要切断她的肾脏的血液供应，时间大约在三十到四十五分钟左右，换句话说她还有大约25%的可能性在手术后将要一直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算一切顺利，她依然要在重症监护室度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然后还要在专业护理机构接受一到两个月的康复治疗。

这个老太太当时独自住在剑桥，平时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她非常看重独立自理的生活方式。我告诉她，接受手术之后继续维持自理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但是如果不接受手术，动脉瘤破裂的死亡率则是百分之百。她说她需要考虑一下。我给了她十五分钟时间，将她和陪她一起前来的儿子留在一起商议。等我回到房间之后，她告诉我她不想做手术。她已经活了很久了，如今已经开始用咖啡匙来计算自己的剩余寿命了。她甚至连遗嘱都已经写好了。于是我做了一项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我给一位面对致命状况的病人开了一剂处方止痛药，然后就看着她在儿子的搀扶下离开了急诊室。

我留下了她儿子的电话号码用来回访。两三周之后，我拨打了电话，想看看她现在怎么样，结果老太太本人接听了电话。当时我都结巴了：“您没事儿吧？”“我挺好的，谢谢大夫。您最近怎么样啊？”随后我又跟踪观察了她一年左右，她的身体并没出现什么问题，依然一个人住在那座剑桥小公寓里面。

当病人面临危及生命的状况，想要彻底理解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制于自己的无知与预测能力的欠缺。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看待病人的方式以及我们在医疗体系内部分配资金的方式。正因为这一点，医务人员才总会想要控制我们往往控制不了的事物。随着我在医疗行业当中受训程度的不断深入，我反复多次遇到了这个现象。我在七年前加入了目前的医院，此前接受过八年的外科培训。在此期间我非常有幸一直在为《纽约客》杂志供稿，与读者们分享我的受训经历。写作促使我从更高层面上开始思考：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我们有能力做到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究竟没有能力做到什么？自始至终我都在面对同一个主题：医务工作者也好，病人也罢，在生命终了之时应当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的无知呢？

刚才讲到的那个腹动脉瘤病人的故事的记录在了我为《纽约客》撰写的最早的一批稿件当中。回头看来我从一开始就在困惑，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这类问题。在我的第二本书当中我写了一点我们家的事情，主人公是我妻子的一位表亲的女儿。为了女儿的病情，这位表亲给我打过一通咨询电话。我之所以要写下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想尽力想清楚，面对着非常常见但又非常严峻的情况，我们究竟应当给出怎样的回答。

这个故事当中，一名十二岁小姑娘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卡丽一开始出现了呼吸急促的状况，儿科医生为她拍了胸透，发现他的胸腔左侧有一块巨大的肿块，最终确诊结果是非霍奇金淋巴瘤。淋巴瘤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一种癌症，治愈率也相当高，85%的患儿都能彻底治愈。卡丽接受了标准的化疗与放疗疗程。疗程非常不好受，她整整要恶心六个月，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有些药物还让她产生了不良反应。但是她终于挺了过来，肿瘤彻底消失了。如今的医学进步着实令人惊叹，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像她这样的姑娘还只能等死。

但是我刚才说过，淋巴瘤的治愈率是85%，卡丽恰好属于剩下的15%。大约过了七个月之后，她的肿瘤复发了，就像上次一样大。于是医生调整了化疗的配方。这一次的化疗根本没能遏制肿瘤生长，但却依然让她非常恶心，还让她的白血球数量降到了极低的危险值，以至于她出现了致命的真菌感染症状，不得不在医院里呆了好几周。医生又换了第三套化疗配方，但是除了削弱她本身的免疫能力之外依然没有取得其他效果。此时她在医院里已经呆了好几个月，体质虚弱，气息恹恹。于是我妻子的表亲打电话来咨询我，想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医生建议做骨髓移植。他不知道是否应该让自己的女儿经受这一切，只是为了争取一点渺茫的生存希望。到了这个阶段，医学课本已经不再介绍淋巴瘤病人的生还数据了，只是表示“预后结果很不理想”。

此时肿块在卡丽的胸腔里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致使她胸腔积水，必须依靠胸腔插管才能呼吸，必须服用压制恶心的药物。她的头发已经全部脱落了。她上一次与朋友们一起玩耍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她在每一个小时当中都要承受这样那样的痛苦。但是还有最后一个选项，你想不想进行骨髓移植呢？我惊讶地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根本不知道应当怎样指导电话对面的人。通话结束之后我感到自己特别没用。

一周之后，卡丽的母亲给全家人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我们必须要在灵魂当中根除一切对于未来遭遇的恐惧。”这一天他们决定要带卡丽回家。他们决定不接受骨髓移植。十天之后的周一清晨，他们家又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东海岸时间周一凌晨一点，卡丽平静地在家中去世了。我们都很好，我们家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祥和氛围。”

医疗领域应对此类问题的能力如此低下，简直令我莫名惊诧。至今我们依然没有学会如何应对我们每个人的必然结局。应对死亡的不当方式首先是个财政问题：美国医保资金的25%都花在了5%的老年患者身上，这些患者只有一年时间可活。这批资金当中的绝大部分又花在了患者临终前的两三个月，此时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投入在病人身上的医疗资源还能带来任何好处。但是应对死亡远比金钱问题更加深刻。归根结底，要想正确应对死亡就必须回答一个棘手的谜题：我们究竟想要什么？当生命终了之际，我们究竟想要以怎样的方式离开？

最近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写到了一位患者。我接诊过很多命不久长的病人，她只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她的病例比较极端而已。莎拉.莫诺普莱时年三十四岁，孕期三十九周，我在她的左胸腔发现了一个肿块，化验表明这是已经转移的肺癌肿瘤。毋庸置疑，她肯定会死于这个肿瘤。这是我在上个月为《纽约客》撰写的稿件，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要选择一位如此年轻的患者，为什么不选择一位年龄更大也更典型的患者。毕竟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年轻时死去。我之所以选择莎拉，是因为在病人年轻时回答这个问题要困难得多。你想要尽你所能地治好她，让她享受漫长的人生，一直活到老年，成为5%当中的一员。但是我知道我们治不好莎拉。她在7月确诊，随后开始接受标准化疗。她的不良反应非常强烈，但还是坚持进行了两轮。夏天过去了，她的病情毫无改善的迹象。最令我困惑的谜题在于，我知道她的人生终点正在迅速逼近，但是我们全都没有做好接受这一点的准备。

当我在重症监护室里为病人进行手术咨询的时候，我反复发现如此之多的绝症患者都在考虑人生结尾的恰当步骤。有一次我与一位同事——也是我的医学院同学——一起来到重症监护室查房，她觉得自己正在掌管一座装满了等死之人的仓库。当时她正在负责十位病人，其中八人患有绝症。其中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太太，病症是充血性心力衰竭，过去三周两次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此时她连接在呼吸机上，处于药物引起的昏迷状态，鼻孔与嘴里都插着管子。我的同事无论做什么都无法逆转病人的根本局面。另一位病人是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免疫系统彻底衰竭，以至于患上了真菌性肺炎。她从一开始就不想进入重症监护室。她的丈夫当初同样身患绝症并且挣扎了很久，她实在不想遭罪。但是肿瘤医生还是说服了她：兴许她的肺炎可以被治好呢，兴许她还应该最后搏一把。

所有这些人都知道自己患的是绝症。莎拉.莫诺普莱知道自己患的是绝症。但是我们总是说：“可以采取某某疗法。”我们总还可以争取时间来改善你的生活。结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患有绝症，但却总是没有为了大限时分做好思想准备。最近的研究显示，在重症监护室里连上呼吸机或者接受心肺复苏的病人在生命最后几天乃至最后几周的生活质量与没有接受急救的病人相比往往比较低。同样十分惊人的是，病人家属的状态也有很大不同。假如重症病人在临终之前接受了强行延续生命的手段，那么在病人去世后六个月内家属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我们之所以去医院是因为有病，因为病症带来了问题。由于我们不知道死期何时会来临，每一次走进医院的时候我们都在想：“我希望这次就诊能让我恢复常规生活，我的生活质量或许会永久性地下降一点点，但是我至少可以争取到更多时间。”可是在你明白过来之前，你早已经奄奄一息意识不清了，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大限已至。只有从陪床家属的脸上，我们这些医生才能真切地看出痛苦的流露，此时他们已经丧失了与病人沟通的可能，因为病人已经在镇静剂的作用下进入了休眠状态或者干脆已经神志不清了。病人在最后一次神智清醒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一回将会再也醒不过来。

与如今主导公共讨论的话题相比——例如所谓的“死亡委员会（death panel）”是否正当——当事人往往有着更关切的议题。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包括尽可能延长生命的渴望，但是此外人们也想要维持自主权，想要维持清醒的意识，不想成为家庭的负担，想要为人生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想要将身后事务打理停当，想要尽量不遭罪。真正让我们困惑的并不是临终之际维持生命的成本多么高昂，而是我们的医疗体系多么不适合帮助人们面对毕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

我认为造成困难的根源恰恰正是医疗科学的进步。自古以来我们一直都知道应当如何面对死亡。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候，死亡都是一个相当短暂的过程。当然古时候也有例如肺结核这样的慢性病，但是按照我的一位同事的说法，大多数情况下古人们都将致死病症当成“坏天气”来应对，要么挺得过去，要么挺不过去。乔治.华盛顿患上了咽喉感染，一天半之后就去世了。于是我们构建了一整套适应这样一个世界的习俗，例如在濒死者的床前守夜。中世纪的人们将死亡当成了一门艺术。当时甚至还有题为《Ars moriendi》的指导书籍，指导人们如何帮助将死之人达成若干目标。这其中许多都是宗教目标，例如忏悔罪孽，接受救主，拥抱上帝，等等。古人还特别重视临终遗言。

在当代世界，迅速的死亡已经相当罕见了，凭空降临的死亡已经不再是社会常规了。尽管我们的寿命比古时候长了很多，但讽刺的是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真正用心考虑遗言应该说什么了，因为现在绝大多数人的死亡方式都是身患绝症并且缓慢等死。癌症是常见的致死病症，更常见的是器官衰竭，例如心衰、肾衰、肝衰乃至脑衰。整个过程往往还伴随着渐进性的老年痴呆，致使你的行为能力越来越弱。等死的时间如此之长，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应该进行临终守夜。面对死亡，就连我们的语言都失效了。我有过一位病人，她当时五十岁出头，患有直肠癌且已经转移。她是否正在死亡呢？如果说是的话，她的死亡过程大约在两到五年之间，在此期间我们的语言几乎完全丧失了描述她的存在状态的能力。我们的社会仪式完全无能为力。我们现在不得不重新发明一套仪式来应对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个时代，死亡依然确凿无疑，但死期却飘忽不定。这样的境遇让我们疲于挣扎，不知所措。

我知道，除了重症监护室之外还有另外的死亡方式。我知道临终关怀医院的存在，也认识好几个自愿入住临终关怀医院的病人。起初我以为临终关怀就相当于打吗啡。后来我在一位护士的陪同下参观了一家临终关怀医院。这位护士名叫莎拉.科里德，我在文章当中没有提到她的年龄。她只有二十九岁，但是言谈举止却如此睿智，简直令人无法置信。她的职责远不仅仅局限于报丧。她带我见到了一位病人，七十二岁的李.考克斯，患有五级充血性心力衰竭——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以及无法治愈的肺纤维化。我们依旧不知道肺纤维化的病因，只知道患者将会越来越难以呼吸。此前一年她住院好几次，每次的病情都比上一次更严重。最后医生表示你还有几周时间，你可以选择住院，我们也可以送你回家或者为你联系临终关怀医院。她选择了临终关怀医院。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自行过来给我们开门，身后拖着二十英尺长的氧气管。她与莎拉非常熟络，聊了聊过去几天的情况。李承认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上趟厕所都会感到胸痛，不得不在半路上休息五分钟，否则就喘不上气来。她觉得大限随时都会降临。

莎拉做了什么呢？她为李进行了胸部听诊，测量了李的血压，发现李的脉搏次数偏高。她检查了李的用药情况，发现她的心脏病药物吃完了，过去几天一直没有补充。她检查了氧气罐的工作情况，发现用来进行吸入式治疗的雾化器失灵了。于是她当场解决了这些问题。她向药店订购了处方心脏病药物，通知李的侄子将药品送来。她还叫来了维修人员过来维修雾化器。从始至终我在一边看得十分困惑。我说：“我还以为临终关怀就是听其自然呢。”莎拉答道：“绝对不是。”一般医疗的理念是牺牲现在的时间来换取以后的时间，临终关怀的理念则是争取最好的现在。如果这样做意味着维修雾化器，那你就应该这么做。这样做是否能让你活得更久完全无关紧要。

真正惊人的是，我在一年之后再次见到了李。一年前医院还诊断她只能再活几周。临终关怀人员在努力付出的时候并不考虑自己的做法会缩短还是延长李的生命，只考虑如何让李一天一天的活下去。如何尽其所能地在自然与身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减轻李的痛苦，让她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次我见到李之前一周的周末，护理人员想出了搬运氧气罐的方法，并且带着李进行了一趟购物之旅，还让她去美发店做了头发。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她觉得自己活得还像个人。过去一年里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根据我之前的想法，身患绝症的人们有两重选择，要么与病魔抗争从而争取时间，要么放弃。临终关怀与缓和疗法的用意在于在生命无法忍受的时候加速死亡的到来。但是李.考克斯改变了我的想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临终关怀并不会缩短病人的寿命。有一项研究选取了四千五百名患有晚期癌症或者心脏病的医保病患，有些人选择了临终关怀，其他人选择了常规治疗。前一类病人的平均寿命并不比后一类更短。事实上选择临终关怀的胰腺癌病人的平均存活时长比常规治疗病人长三周，肺癌病人长六周，充血性心力衰竭病人长三个月。

这些研究结果一直饱受批评，因为我们不能确定选择临终关怀的病人与选择常规治疗的病人是不是同一类人。或许前者接受了足够的教育才会选择临终关怀，而受教育程度与健康程度又呈正相关。上个月的《新英格兰》期刊刊登了一篇来自大众综合医院的研究，这项研究选取了一批肺癌晚期患者，让他们接受常规肿瘤医生的指导与化疗等手段，但同时又随机选取一半人接受缓和疗法。缓和疗法关注病人眼下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所需要的事物，并且与病人讨论大限将至之际还需要什么。结果非常令人震惊：接受缓和疗法与临终讨论的病人普遍选择了减少化疗次数，住院次数也减少了。他们选择不进入重症监护室，他们在家里花的时间更长，生活质量也更高。与此同时，他们的平均存活时长比对照组长了25%。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在我们目前构建的医疗体系当中存在着一股不可阻挡的势头，也就是一定要有所作为。我们的斗争旨在阻止这股势头，因为倘若放任不管，这股势头对病人造成的损害迟早会超过收益。莎拉.莫诺普莱在6月份确诊肺癌，她很快就把孩子生了下来，然后在夏天开始接受第一与第二轮化疗。到了秋天，癌症转移到了肝脏与脊柱。到了感恩节她已经喘不上气来了，剧烈疼痛致使她必须全天接受麻醉剂注射。她总共接受了三轮化疗。肿瘤医生与她本人、她丈夫以及她父母谈到了她眼下的选项。莎拉并没有否认现实，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死了。她已经留下了文字指示，注明了小女儿薇薇安的养育方式。她也明确表示自己不想死在医院里。但是她与她丈夫也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她随时可能死亡的现实：诚然她现在得的是绝症，但是难道他们真的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吗？她的丈夫后来告诉我，他们从没有讨论过中止治疗这回事。他们只会认真讨论第四轮化疗的方式，是否要采用实验性药物，这种新药看上去似乎能够帮助她，不过现在还在第一期临床试验阶段。在实验室里这种新药并没能杀死从她身上提取的癌细胞，而且第一期临床试验主要是为了测试新药的安全用药剂量与毒性而不是验证疗效。但是凡事无绝对，总还有一线可能创造奇迹。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这年夏天她遭受了并发症，肺部产生了结块，按照规矩她至少要在结块消退六个月后才能参加临床测试。为了接受测试，他们决定先做四个疗程的常规化疗。于是她又逐渐回到了化疗室，终日感到恶心不适，精神低落，希望到了明年二月她能试试这种新药，争取奇迹落到自己头上。

你可能以为我们这些当医生的很擅长与病人讨论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毕竟整天都会遇到这种事。但是身为医生其实有两项因素使我们十分不擅长讨论此类话情况，至少也是严重限制了我们的讨论能力。首先，我们非常不擅长估计某人的剩余寿命。Nicholas Christakis主持的一项研究要求医生们估计绝症患者的死期。后续跟进观察表明医生估计结果的误差率达到了500%，而且几乎所有医生都过于乐观。其二，就算是过于乐观的估计我们也很不乐意告诉病人。我问过负责莎拉的肿瘤学家保罗.马克，他愿意为莎拉提供怎样一条希望的长尾，他说他的希望长尾就是为她再争取一两年。与莎拉情况相似的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长也就是一年左右。但是病人却希望或者相信自己还能争取到十五至二十年。事实证明，马克的“争取一两年”估计确实太乐观了。他也知道莎拉与她的丈夫都觉得她还能活很多年。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没法开口讨论病情了，至少也会顾左右而言他。

我之所以对于这些情况如此熟悉，是因为当时我接诊莎拉的时候也回避过这个话题。莎拉不仅患有晚期肺癌，进一步检查还表明她患有甲状腺癌，已经扩散到了颈部淋巴结。这个毛病其实可以治愈，但是需要做个大手术，首先要切除甲状腺，其次还要摘除淋巴结并且将周边的颈部组织剜掉一大块。这位年轻女性已经长期经受了化疗的煎熬，她的转移肺癌肯定会在甲状腺癌达到晚期之前就早早结束她的生命。我实在想不出应当如何与莎拉夫妇挑明这一点。我相信眼下的最佳选择就是告诉她不要做这个甲状腺手术，因为早在甲状腺癌造成实际损害之前肺癌肯定会造成最糟糕的结果。但是看着她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做出这个决定。所以我就作弊了。我告诉她：“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治愈肺癌，然后再腾出手来对付甲状腺癌也来得及，因为甲状腺癌的发展要比肺癌慢得多。要不然你以后每六周来看我一次，确保甲状腺癌没有恶化，如果有适合的机会我们就做手术。”我这样说纯粹是为了避免冷场。在六周一次的会面期间，我总会告诉她：“或许再过六周我们就能安排手术了。”我眼看着她的身体逐渐衰弱下去，到了12月她只能让人用轮椅推进我的办公室，因为就算从停车场走过来都会让她喘不上气。我必须十分难堪地承认，即便到了此时我依然不愿有话直说。我告诉她，既然第三轮化疗没有效果，或许试验性药物能够同时治愈两种癌症呢。这样说话依然比起劝她放弃治疗更容易，我实在无法开口向她承认我从来都不打算治疗她的甲状腺癌。

我们创造了一个价值几千亿美元的体系来向病人分发彩票。彩票中奖率是几百万分之一，奖品则是为病人治愈绝症。奖品是确实存在的。长有动脉瘤的病人确实有可能若无其事地多活一年多。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同时还说服自己相信，分发彩票的代价就是对于远远更有可能的不中奖情况不做任何准备。像这样不情愿准备的心态说明我们依然不擅长彻底讨论彩票没能中奖之后应该怎么办。这一点正是致使现行医疗体系难以照顾临终群体的关键。

我没能与莎拉夫妇讲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该发生的依然还是发生了。2月的一个周五早晨，莎拉醒来之后无法呼吸。越发喘不上气来是肺癌的典型症状。我们都知道，只是从来没有谈过。她丈夫在这时候能做什么呢？她的胸部已经插上了排液管，于是他打开管子的开关，希望排掉积液能帮助她呼吸。这时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调大了氧气管的流量，依然没有效果，于是他拨打了911急救电话，因为他确实只剩下这一个选择了。他眼看着五六个消防员冲进家门，抬着妻子赶赴医院。日后他回忆起了那个难以置信的超现实时刻。他在内心深处知道最后时刻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在之前历次危机期间他们都从来不想说服自己相信最后时刻即将到来，他没有坐在后车厢陪伴妻子，而是坐到了前排座位上。如今一想到当时的做法他就心痛不已。当时他甚至还在与救护车司机闲聊橄榄球与篮球之类的话题，可他心里想的却是“我想去陪我妻子”。她被送进急诊室，诊断结果是肺炎，其他并发症也有恶化趋势。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注射抗生素。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肺炎并没有缓解的迹象，呼吸无力的问题则越发严重了。家里人都来了，她姐姐对她说：“眼下这个局面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玩笑。”莎拉答道：“我也不知道啊。”当天晚些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是她的遗言。她开始时断时续地失去意识，如今她的家人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是否送她进入重症监护室，是否把她连在呼吸机上。

我们不知道最后时刻何时才会到来，抗争到底是我们的本能冲动，我们总想克服病魔扔给我们的下一道难题。我们想要的是明确这样一个时刻，到时候医生会告诉你：“我们已经没什么能做的事情了。”但事实上我们总还能做点什么：我们可以将病人连在呼吸机上，我们可以给病人插胃食管，我们可以给病人进行气管切开术，我们可以用电击恢复病人的心跳，我们可以用抗生素来对抗不断侵袭的感染，从而替代病人不断衰弱下去的免疫系统。事实上，“做点什么”的努力反而缩短了病人的剩余生命，不过人们似乎一直不愿承认这一点，更不愿考虑这一点。

应当怎样改变这样的局面呢？当前的主流论点是这样的：我们应当赋予病人选择权。我们应当告诉病人，你再也不能连上呼吸机了，你再也不能接受第四轮化疗了。但是问题在于这样做很难得到病人与家属的接受。当我们开始讨论如何改善临终病人的处境时，经常能够听到这套论述。不过有一项很吸引人的实验，实验发起者是Aetna保险公司。他们向临终病人提供了临终关怀与缓和疗法的选项，但是进行疗法的规则与现行保险规则不同。目前假如病人想要接受临终关怀，想让莎拉.科里德来到病房里照顾你，帮你购买止痛药，安排急救包，好让你的家人自行为你注射吗啡从而使你的呼吸更加顺畅，为你预先安排后事，通知你的亲友在最终时刻到来时陪在你身边，让你能够在自己家中离开人世而不是死在救护车上或者医院里，那么你就必须自愿放弃化疗放疗或者一切以治疗为目的的疗法。换句话说你必须明确表示：“我已经准备好要放手了。”但是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好准备。统计表明只有少数人才会选择临终关怀，而且只会在临终前几天才做出选择，此时临终关怀能为他们带来的好处已经很有限了。Aetna保险公司认为不应该让病人做选择，他们将这种做法称作并行关怀。一旦你被确诊患上绝症之后，一方面可以在家里接受临终关怀，另一方面还可以继续在医院里接受化疗、手术以及重症急救。之前选择临终关怀的重症患者只有30%，之后则达到了超过70%。为什么不呢？反正不用多花多少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往往会自行决定不再去医院，自行决定不再去重症监护室。他们的医疗费用下降了，生活质量却提升了。

美国七十家癌症中心联合进行过一项关于病人对待癌症方式的研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这项针对晚期癌症患者的研究当中，病人的平均剩余寿命只有四个月，但是只有三分之一的病人与医生讨论过他们在人生终点还有什么目标与需求，从而在大限之前少吃些苦头。这部分人最终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的可能性更小，死在医院里的可能性更小，在生命最后几周的生活更舒适。病人家属在病人去世后半年内遭受抑郁症状与创伤刺激的可能性也更低。当然，这样的对话十分艰难。我本人搞砸过许多次，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麻省总医院对于在他们这里接触过临终关怀医师的病人们进行过研究，我意识到这家医院里有六名医生非常擅长讨论临终事宜。于是我找到这些医生，告诉他们“我在这方面水平很差。你们需要给我开张单子，好让我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一位医生是戴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临终关怀医师苏珊.布洛克，她为我总结了一套特别经典的说辞。她的头脑当中总是记录着四项要点：首先，病人知不知道自己的预后结果；其次，病人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再次，他们还有什么心事未了；最后，他们愿意承受多少痛苦来换取延续生命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张单子非常有趣，因为单子并没有询问病人想不想被接上呼吸机，想不想接受人工起搏。询问过上述四个问题后，苏珊可以告诉病人：“假如这是你的目标，那么我不建议你继续接受这样或者那样的疗法。”我们往往误以为这段对话的要点在于艰难的选择，事实上我们应该问的是病人在时日无多之际还有什么盼头，以及他们最害怕什么。第二项常见误解在于认为临终病人都会大彻大悟，明确表态是否接受临终关怀。但是临终关怀并不讲究大彻大悟，而是要循序渐进。临终关怀是一系列对话与波折起伏，对话内容则是患病期间以及临终之际发生在你身上的各种难事。

苏珊向我讲述了她父亲临终时的情形。老人家的脊髓上长了个肿瘤。如果做手术，将有20%的可能性高位截瘫，因为肿瘤位于颈部。假如他无法自主做决定，苏珊就是他在医疗方面的代理人。她飞到旧金山与父亲见面，手术前一夜她坐在父亲的病床边上，父女两人都不愿谈论明天的手术，而是谈朋友，谈家人。离开病房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尽管她是一名临终关怀专家，可是在父亲面前依然张不开嘴。于是她折返回病房里说道：“爸，咱们必须谈一个很难讨论的问题。”然后就将这张清单顺了一遍。她尤其问道，假如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假如他当真高位截瘫了，那么他愿意为了多活几天而受多少罪。老爷子的回答也很有趣：“我这人很坚强，疼痛我不怕。就算生活质量下降了，只要活得长一些就行。只要我还能吃巧克力冰激凌，还能看橄榄球赛电视转播，我就知足了。”这个回答令苏珊大感意外，因为她父亲是伯克利大学的名誉心理学教授，从来都没看过橄榄球赛。

第二天手术结束后他一开始表现不错，然后就开始出血，逐渐出现了高位截瘫的症状。医生让苏珊拿主意，是否将她父亲送回手术室止血。事实上，无论医生做什么，她父亲此时肯定都会高位截瘫了。她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都有答案，于是她问医生，手术后她父亲还能吃巧克力冰激凌吗？还能看橄榄球赛电视转播吗？答案是肯定的。于是她在手术意见书上签了字。假如头一天晚上她没有与父亲谈到这一点，那么无论她怎样选择都会纠结一辈子。假如她拒绝手术，他父亲去世了，她将永远无法肯定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假如她同意手术，日后看着父亲瘫痪在床的景象——她父亲在康复机构待了整整一年，起初只能坐轮椅，后来才慢慢能走两步，双手也恢复了一点写字的能力——她也一定会觉得是自己害父亲受罪。

接下来的两年里苏珊的父亲康复得还算不错，又写了十篇心理学论文以及一本新书。就这样过了七八年，她父亲的体质越发虚弱，以至于丧失了吞咽能力。现在需要决定是否给父亲插胃管。这一次老先生本人做出了否定的决定，于是他们把他从医院接回了家里。五天之后，不进食水的老先生安然去世了。所有人都觉得这样才是正确的安排。

瑞典医学界存在着所谓的“断裂点讨论”，讨论内容就是临终安排的相关问题。这种讨论不会在危机到来时才进行——等到病人进入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再开始讨论就太晚了——也不会在确诊绝症的当天就进行，而是在第一轮化疗无效或者充血性心力衰竭致使你在家里也不得不戴氧气面罩的时候进行。这时候临终关怀人员才会与你讨论你的恐惧与目标，以及你愿意做出的痛苦-时间权衡。莎拉.莫诺普莱有一位主要看护医师，一直在跟踪她的病例。此人将决策权交给了莎拉的肿瘤医生。但是看着身患肺炎被送进监护室的莎拉，他决定出面干预。他告诉莎拉的家人，莎拉的肺炎确实有可能治好，但是治疗肺炎丝毫无助于她的癌症。我们很可能已经走到终点了。他建议莎拉的全体家人都来和她告别。假如他是错的，那自然可喜可贺。但就是这样一句话点醒了莎拉的家人。在她开始丧失意识四十八小时之后，他们终于意识到她现在只是在平白受罪而已。看护医师说服莎拉的家人给她增加吗啡用量。此前她每呼吸一口气都要耗尽全身体力挣扎很久，现在她的呼吸一下子平缓下来，她终于可以舒适入睡了。就在这一刻，莎拉的家人全都转变了心态。他们再也不想让她受罪了。她的母亲告诉护士长，再也不要给莎拉抽血了，再也不要半夜给莎拉测量血压了。一天之后，莎拉去世了。

在我就这个问题写文章的时候，有一点背景情况我并没有提到：我父亲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况。事实上他的脊髓上也长了个肿瘤。肿瘤位于他的脑干底部，完全无法治疗。我父亲也是一位外科医生，肿瘤致使他的左臂逐渐瘫痪，一年半之后他的右臂也逐渐瘫痪了。在此期间他还坚持只用右手做了六个月手术，以为护士们不会注意到（笑声），但其实他们都注意到了。万幸的是他在最终放下手术刀之前并没有造成医疗事故。在他做手术之前我在我家客厅里陪他谈过一次，将清单上的四个问题逐一摆在了他面前。这段对话很艰难，但却彻底改造了我们的心态。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如何谈论不可治愈的肿瘤，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手术与化疗上面。但我还是问他对于未来最害怕什么，随着病情恶化他有什么目标，他愿意承受多少痛苦。他对这些话题十分感兴趣，并且明确表示吃巧克力看电视球赛对他来说远远不够。他热爱社交，身为外科医生使他习惯了掌控全局，他不想在临终之前渡过漫长的一段毫无控制权的时光。他的肿瘤位置太高，假如手术导致高位截瘫，那他就连自主呼吸都做不到，只能插喉管。他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因此我知道了，假如手术出了问题，那么他并不想醒过来。万幸的是手术非常成功。他在俄亥俄州接受了手术，术后三天就能坐起来吃玉米麦片了。八天之后他就出院回家了。现在他正在接受放疗。放疗非常痛苦，严重削弱了他的体力，让他经常觉得不如就到此为止，但是最近一轮放疗只剩下十天了。之后他就不用再受罪了。通过谈话，我明确知道了他想要什么，更好地理解了如何避免让他遭受他不想要的结局。这并不意味着治疗本身会变得更轻松，也并不意味着他的医生会更好相处，更不意味着我们两个的想法必然保持一致。但是我们毕竟设法保持了一致。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未来几年里，当我们着手改革医疗体制的时候，我认为这将会是我们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撰写这些话题，我从根本上想做的是创建讨论空间，从而终止对于临终关怀的妖魔化。仔细讨论临终之前的安排并不意味着一把扯掉老奶奶的维生机器插头。事实上这场讨论的内涵要远远更加深刻：在我们全都知道自己必然要死的前提下究竟应当如何生活。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FpLTa8bKU&t=2512s

非常高兴能来到一家独立书店参加活动。此外我也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都认为渡过周四晚上的最佳方式就是讨论宇宙与时间的源头，不过这一点已经不能再使我感到意外了。我必须解释一下问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曾经向一名学生提到过我正在考虑为什么时间向前流逝而非向后流逝，他回答道：“您是不是还想讨论一下字母表为什么要像现在这样排序啊？”（笑声）时间不向前流逝还能向哪里流逝呢？

爱因斯坦曾经告诉我们，时间与空间是一体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为时间与空间不相关，爱因斯坦却指出时间与空间共同组成了四维时空结构。空间是三维的，有三个独立方向可供我们移动——前后、左右、上下。在空间中确定一点需要三个数字。但是假如你要与某人约会喝咖啡或者参加读书会，那么不仅要挑出一个空间点，还要确定一个时间点。所以在这样琐细的层面上，四维宇宙确实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

但是实际情况还要更深刻一些。爱因斯坦不仅指出我们生活在四维时空当中，而且还指出将四维时空区分成为三维空间与一维时间的划分其实是完全任意的。在相隔许多光年的两端的两个人不可能生活在同一时刻当中。我今天不想讨论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尽管爱因斯坦取得了如此之大的进展，尽管我们现在公认时间与空间是同一个基本现实的两个侧面，但是我们谁都不会混淆时间与空间。开车迷路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本该向右拐的地方向左拐，但是想要前往明天的人却从不会一不小心前往昨天。所以显然时间并不能单纯地等同于空间。

那么为什么我们从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搞混时间与空间呢？取决于你想研究得多么深入，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回答。最常见的回答是时间是有指向性的。假如你漂浮在宇宙当中，远离地球或者一切物体，那么你就无法区分前后左右上下。但是即便你漂浮在宇宙当中，昨天与明天依然很有区别。宇宙没有指向性，时间却有。我们将这个方向称作“时间箭”，箭头从过去指向未来。时间箭有很多体现方式。例如我们记得昨天却不记得明天，我们生而年轻并且越来越老——无论《本杰明.巴顿奇事》怎么演这一点都不会变。在现实世界里所有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变老。科学家想要理解这种同一性的根源，为什么先有原因后有结果，为什么人会从小长到老，为什么我们会积累记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渡过了过去来到现在。

一切的关键在于熵。熵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一百五十年前的十九世纪后期，提出这一理论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国家竞争。科学家们之所以提出熵理论，是因为法国人很眼红英国人的蒸汽机更强大。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拥有瓦特发明的当时最优秀的蒸汽机，许多法国科学家对此都觉得有点不爽。有一位萨迪.卡诺想知道如何建造全世界最完美的蒸汽机。他并没有思考宇宙起源之类的宏大问题，而是想要建造一台最好的蒸汽机，能够发挥出定量燃料的最大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会越思考越抽象，卡诺意识到不存在彻底完美的蒸汽机，因为你不可能将燃料当中的全部能量都提取出来做有用功，因为宇宙本身具有不断松弛下去的倾向。宇宙就像一个发条玩具，越前进发条越松，最终停下来。卡诺的发现最终总结成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内容是能量守恒，宇宙总体能量保持不变。第二定律则是宇宙的熵会不断增加。这就是时间箭的根源所在。未来与过去的根本区别在于未来的熵值更高。

那么熵究竟是什么呢？卡诺发明了熵这个概念，但却并不清楚熵究竟是什么。很多年之后我们才搞清楚这一点。熵的本质就是无序。办公桌上有一叠方方正正的纸张，这就是有组织的低熵状态。假如你不去主动收拾，在人来人往的办公室里总会有人过来乱动，这叠纸张早晚会变得散乱无序，这样熵就增加了。熵体现了物体有多么混乱，物体的组织性有多么差。假如不加干预，熵必然增加。整齐的一叠纸张洒满一桌并不会令人惊讶，洒满一桌的纸张被来来往往的人们你碰一下我碰一下地碰成整齐的一叠纸张则会非常令人惊讶。这就是时间箭的体现。从整齐走向混乱很容易，从混乱走向整齐则很困难。

问题在于我们能够量化这个趋势吗？能够科学地描述这个趋势吗？做到这一点的人名叫路德维希.玻尔兹曼，时间是1870年。与同时期的其他物理学家相比，玻尔兹曼的优势在于他率先接受了原子理论。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还有很多物理学家不相信原子的存在。他们认为物理学不该讨论无法观测的事物。玻尔兹曼则认为，假如你相信原子组成万物，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纸张原则推广到整个宇宙。所谓熵与混乱就是有多少种不同方式重新安排特定物体的全部原子的位置。比方说有一杯水，水里有个冰块。那么时间箭的体现方式之一就是冰块会融化。在温水当中放一个冰块，冰块会融化并且降低水温，十分钟之后你就有了一杯凉水。但是假如你倒一杯凉水再等十分钟，水里并不会自动出现一个冰块。时间箭从冰块指向凉水，却不会逆行。所以假如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那么熵值就会随着冰块的融化而增大。玻尔兹曼认为，冰块是原子组成的，水也是原子组成的。但是冰块原子比水原子更冷，因此冰与水的组织性具有程度差异。冰块融化之后，水杯当中原子的地位要比之前更加平等。换句话说我能用更多的方式来安排水杯当中原子的位置且使你察觉不出差异。在给定温度下我无法衡量水杯中每一个原子的位置，因此我只能转而衡量水杯本身的温度。

像这样衡量熵的方式可以推广作用于一切事物，从而体现过去与未来的差异。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事实，不过并没有什么争议。假如你思考一下过去与未来的一切差异，那么这些差异全都可以归结于过去的组织性比未来更高，随着时间进行而变得越发无序。那么这一点能解释记忆吗？我记得昨天而不是明天，这一点与组织、原子以及熵又有什么关系呢？假设你在街上走，看见马路上砸了一个鸡蛋。那么你对这个鸡蛋的未来有什么看法呢？接下里二十四小时这个鸡蛋会怎样呢？鸡蛋上可能会长出霉菌，可能会被雨水冲走，可能会被狗舔掉。在未来可能的情况非常多。然后你又问自己，二十四小时之前这个蛋的情况如何呢？假如这个蛋足够新鲜的话，二十四小时之前应该有一个囫囵鸡蛋。这是唯一的可能。狗不会将新鲜鸡蛋吐在街上。在过去可能的情况很有限。鸡蛋从有组织的低熵状态——蛋黄、蛋白、蛋壳层次分明——变成了打碎在街头的中熵状态，未来熵值还会继续增加。知道熵值会增加，我们才能考察事物在过去的状态。在鸡蛋的未来很多事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事物变得越发混乱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在过去鸡蛋肯定有过没打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某个时刻这个蛋的熵值很低。

接下来的这条推论就连很多物理学家都还没有完全领悟，但是这条推论绝对是不容辩驳的，只是需要非常认真的思考才能接受：根据玻尔兹曼对于熵的定义——熵就是重新安排某一体系且不被人发现的不同方式的数量——很容易就能解释为什么宇宙在明天的熵值会比在今天更高，因为高熵值的存在方式要比低熵值的存在方式更多。假设将宇宙比作一个蛋，那么打碎蛋很容易，让鸡蛋恢复有组织状态很难。无论宇宙今天是怎样的状态，明天肯定会更加混乱。玻尔兹曼还拿出了公式用来预测宇宙熵增与时间之间的函数关系。但是，自牛顿以来的基本物理学，无论是经典力学、量子力学还是弦理论全都与时间箭头无关。假如我们姑且不考虑冰水、鸡蛋与记忆这样乱糟糟的东西，只考虑两个基本粒子或者两颗弹球，两个弹球相互撞击并且反向运动的全过程都是可逆的。换个说法，假设不考虑声音与摩擦力之类的细节，我可以拍摄一部两个弹球相撞并分开的影片，而你根本看不出这部影片是在正放还是在倒放。假如我拍摄一部月球绕地球转或者地球绕太阳转的影片并且倒放，看上去也没什么奇怪的。可是如果我将打碎一个蛋的影片倒放，你立刻就能看出来。

存在于宏观世界的时间箭却不存在于微观世界。如果只有一个原子或者两三个原子，就无法显现出时间箭。只有千万亿个原子聚集在一起才能显现出时间箭。物理学家很想通过基本物理定律将熵增现象推导出来。好比说这间房间里的空气都是由原子组成的，我可以通过分析原子的特性推导出空气具有压强与温度。假如水杯里有冰块，我可以推导一段时间之后冰块会化掉，因为冰化成水比水结成冰的方式更多。我推导不出来的是，假如我有一杯冷水，那么一段时间之前水里有没有冰块。仅仅根据原子的特性——这些特性在时间上都是可逆的——我无法推导出宇宙在昨天的熵值比今天更低。我们能推导出宇宙的熵值到了明天会更高，但我们并不认为今天的熵值就是最低的原点，而是认为昨天的熵值更低。这一理念依靠基本物理学是推导不出来的。玻尔兹曼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试图否认这一点。他写了很多论文试图证明熵值在未来一定增加。朋友们却说：“未来是什么意思？基本物理在正反两个方向不是都能生效吗？你这是作弊啊，你在向基本物理当中添加并不存在的原料。”

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其实我们都知道。以今天为原点，明天的熵值会更高，这很好理解。问题在于为什么昨天的熵值更低。答案很简单：因为前天的熵值比昨天更低——我希望你们都能对这个答案感到满意（笑声）。有人要是问：“为什么前天的熵值比昨天更低？”因为大前天的熵值比前天更低。首先，这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其次，这根推理链条可以一直延伸下去，直到可观测宇宙的开始时刻。生活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玻尔兹曼并不知道大爆炸理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生活的星系拥有千亿颗恒星，而可观测宇宙当中又有千亿个星系，可观测宇宙诞生于大爆炸，距今约有140亿年。140亿年前，组成所有星系与恒星的物质全都聚集于一个点上。这个点温度极高，密度极高，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极大地扭曲了时空结构。这就是故事的开始或者结束，取决于你的视角。玻尔兹曼可以解释熵增的前提是宇宙的熵值一开始非常非常低。一切不同于过去的未来之所以能够存在，都是因为熵增。熵是衡量宇宙无序程度的标准，因此宇宙必然曾经极其有序。

这是关于宇宙的惊人事实之一：大爆炸并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极其有序的。宇宙肇始于某种非常不可能存在的状态，各种基本粒子曾经以非常不可能的排列方式聚合在一起。对于像我这样的宇宙学家来说，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宇宙会以如此特别的有序状态开始。宇宙开始之后我们就什么都能解释了。比方说在地球上大家可能会遇到神创论者质问你们：“既然地球的初始状态非常混乱，那么生物圈、人体、能够处理信息的复杂生物体之类的结构是怎样出现的呢？这难道不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吗？宇宙的秩序难道不是增加了吗？”这是个很有道理的问题，不过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在为整个宇宙增加熵值，唯此才能降低地球上的熵值。我们接收阳光并且辐射回宇宙当中，太阳提供给我们多少能量，我们就会向宇宙释放多少能量——当然由于温室效应我们多少克扣了一点。我们每从太阳接受一个光子，就会向宇宙释放二十个光子，每个光子携带的能量是太阳光子的二十分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极大地增加了阳光的熵值，整整翻了二十番。与整个宇宙的熵值增加相比，我们人类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点点熵值降低实在不值一提。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你们没有不同意的权力（笑声）。但是接下来我就不知道自己是否正确了，因为我们将要讨论尚且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为什么140亿年前的宇宙熵值这么低呢？既然熵值代表着以不同方式重新安排某一体系且不被人发现，低熵值就意味着当时的宇宙处于某种极其有序、微妙且特殊的组态。你当然可以说宇宙本来就是这样的。很多物理学家也认为大爆炸是宇宙的开端，大爆炸之前不存在时间，询问大爆炸之前如何就好比询问北极的北边在哪里一样无谓。这些说法确实有可能是真的，但我无法根据现有知识向你们保证这些说法确实是真的。所谓大爆炸实际上是人类知识边界的界碑，未必一定是宇宙的开始，但却的确是知识的终结。很可能大爆炸确实是宇宙的开始，但大爆炸同样也很可能只是宇宙的一个阶段，就像青春期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一样。在我看来，为了解释时间箭与早期宇宙的低熵特质，最方便的手段就是设想大爆炸并不是宇宙的开端。

不管怎么说，宇宙当中总还存在着鸡蛋。鸡蛋有碎裂混乱的倾向，但是你总还能在冰箱里发现囫囵鸡蛋。为什么？因为鸡蛋并不是孤立封闭的体系，而是鸡生出来的。推而广之，为什么宇宙的初始熵值这么低呢？或许是因为宇宙也是由一只宇宙鸡生出来的。这只宇宙鸡的学名就是多重宇宙。设想一下，假如在我们的宇宙存在之前就存在着时间与空间，但是这里的时空却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不过最近的宇宙学研究表明就算空间本身也并不平静，因为研究表明宇宙不仅在膨胀，而且还在加速膨胀。就在不久前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发现星系正在远离我们，产生了红移现象。当时我才刚刚开始学习宇宙学，当时的理论认为星系虽然在相互远离，但是彼此之间依然有吸引力。所有一千亿个星系之间都在依靠万有引力相互拉扯，因此他们彼此远离的速度应该越来越慢。有两支团队试图测量宇宙膨胀的减速度，其中一支队伍干脆自称“测量宇宙减速高红移超新星团队”。尴尬的是，他们的测量结果却表明宇宙膨胀正在加速。这是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宇宙学实验。我们依然不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们有一个最喜欢的假说：空间本身也具有能量，而且空间能量是空间本质属性的一部分，不会消散。面对不包含任何物质与辐射的一立方厘米空间，你依然可以问自己：“这个空间包含多少能量？”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这个问题的答案未必是零。假如答案当真不是零，那就意味着空间包含着正能量，正是这份能量驱动了宇宙的永续膨胀。宇宙膨胀之所以加速，是因为随着星系相互远离，星系之间的空间越来越大，空间提供的推力也越来越大。这个理论确实能解释很多我们观测到的宇宙现象，但是同样也有助于解释宇宙的起源以及时间箭的存在基础。

这项理论目前还是彻头彻尾的推测，你们没必要百分百相信。但是为了解释宇宙，这就是我们的前进方向。如果没有大爆炸，只有预先存在的时空，而且空间当中还存在着能量，那么按照史蒂芬.霍金的理论，弓箭也应该具有有温度。假如将温度计放在空间里，那么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这个温度计应该能接收到一点点辐射。这个温度大约是现今宇宙温度的10的30次方分之一。现今宇宙的温度已经很低了，大约只是室温的百分之一而已。假如你等待着宇宙彻底冷却下来，宇宙的温度还会远远更低，但是依然达不到绝对零度。宇宙永远不可能彻底寂静下来。记住这一点，再来想想量子力学。根据量子力学，假如有一个亚原子粒子，例如电子，那么正确的问题并不是“这个电子在哪里？”而是“假如我想寻找这个电子，那么在这里找到的概率与在那里找到的概率分别是多少？”电子的位置不可能有准确的答案，只有一系列在不同地点发现这个电子的概率。你不可能确定一个基本粒子在宇宙当中的精确位置。推而广之，你也不可能确定一个宇宙的绝对时空组态，因为时空会波动。只要等待得足够久——在一个没有任何事件发生的时空结构当中你可以等待得无限久——时空波动就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宇宙。这个新生宇宙的形状宛如泪滴，一头尖一头圆，然后就会脱离原本的宇宙，形成所谓的子宇宙。子宇宙越小就越容易形成，因为所需要的波动要比横跨几千亿光年的大型宇宙更小。这些小小的时空泡会膨胀，而让它们膨胀的最佳方式就是让时空泡当中充满不会消散的能量，这就是暗能量。假如你等得最后久，那么暗能量也会在宇宙膨胀的过程中衰变成为物质与辐射，就像冰块融化成水一样。因为暗能量非常充足，因此宇宙各处的物质与辐射的性质都是一致的。

这套假设所描述的宇宙与我们的宇宙已经很相似了，这套假设的宇宙起源与大爆炸也已经很相似了。我们有空间，空间中有我们绝对无法摆脱的波动，这些波动偶尔会产生新的宇宙。这个宇宙刚刚产生的时候温度极高、密度极大而且十分平滑，然后就开始膨胀冷却，以至于本身也成为了空间并且永远持续下去。但是这样的过程并非仅仅发生一次，而是会反复发生。换句话说，根据量子力学理论，空间不会无所事事地永远待在那里，不可能让宇宙永远循规蹈矩。空间会产生新的宇宙，而新生宇宙就像大爆炸时的宇宙那样火热致密。这样说来，我们的宇宙也是某个空旷安静的母宇宙生出来的。这是让母宇宙沿着时间箭前进的情况，那么逆着时间箭来观察母宇宙又会如何呢？由于物理学基本定律在时间层面上是完全对称的，同样的故事也会指向过去发生，在无限遥远的过去母宇宙同样会产生无数子宇宙，只不过这些子宇宙的时间箭指向与我们相反。整个体系是完全对称的，并不存在人为设置的时间箭，时间箭是从自然法则当中自动浮现出来的。

这些想法确实很有趣，可是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呢？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种事呢？我也不知道像这样的理念应当如何测试。我们怎么知道在我们的宇宙之前还有一个母宇宙并且孕育了很多兄弟宇宙呢？目前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甚至都无法告诉你们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来解答这个问题。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两件事。首先，就算不去直接观测其他宇宙，我们也可以整合一套足够严密的物理法则来宣称其他宇宙必然存在。如果我们充分理解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实验所提供的物理法则，而这些法则又预测了其他宇宙的存在，那么我们肯定应当认真对待这些预测。我们目前还没走到这一步，但是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其次，我们或许可以依据类似的场景来预测我们的宇宙的走向。有朝一日我们观测宇宙的技术或许会达到足够高的程度，从而观察到大爆炸之前的时代在我们这个宇宙留下的残余痕迹。实际上这样的痕迹确实存在。我不想故意炒作，但是当我们观察真正的宇宙时，我们看到的景象与我们以为自己应该看到的景象并不完全一致。或许这一点暗示了在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的宇宙纪元之前真的还有另一个纪元。但是我们目前还没走到这一步。科学并不知道一切答案，否则就会停滞不前了。

让我惊讶的是，当我们将整个故事整合起来之后，就会发现我们一开始只想理解水杯里的冰块为什么会自动融化而不是凝结，为什么鸡蛋打碎了以后囫囵不起来。理解这些现象的努力最终却让我们接触到了多元宇宙的存在。假如我们能想出比多元宇宙更好的解释，我会很高兴的，但是眼下还不行。眼下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解释。对我来说这一切的寓意非常重大：我们人类并非与物理法则以及宇宙法则相隔绝。我们所享受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特质全都基于140亿年前发生的事情。假如在给我们两三年，等我们把这一切都想明白之后，我们将会更加完整地整合这个故事，做出更多预言，并且更加深入地理解自然法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