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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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更好的了解性呢？因为人们害怕性，所以很迷信。因为人们认为只有依赖宗教才能拥有性道德。因为有人正在利用性管控政策非常积极且有条不紊地破坏着世俗民主制度。正因为这三点，我们才有必要更好地了解性。今天我就要给大家提供一些公开场合谈论性问题的工具。此外还有两点原因：性问题是鸡尾酒会上的绝好题材，以及我们每个人在性问题方面都需要一点帮助。我知道今天大家很多人都想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听取我的报告，但是如果我能对你的个人生活有所帮助，那我也很乐意。更深入地了解性行为有助于推进人文主义运动，也有助于我们改善各自的生活，我一直很高兴看到性问题登上人文主义者的议程。以下就是人文主义者应当了解的十项性知识。

第一，一切性取向都是人为构建的结果，性取向并没有内在固有的意义。“性究竟是什么呢？虐恋算不算性行为呢？接吻算不算性行为呢？在克林顿的案例当中口交算不算性行为呢？”——有人认为最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谁给谁口交，不过这事在这里就不说太细了——其他问题还有“什么是性感？什么是性高潮？”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生理问题，而且也没有一以贯之的正确答案，只有适用于生活在具体环境当中且背负特定人生经历的某一位个人的答案。甚至就连“谁有资格发生性行为”这个问题都是人工构建的结果。如果你游历世界，就会发现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世界各地都不相同。就算你呆在加州或者你的故乡，在过去150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已经变化过很多次了。有些曾经被视为正统的性取向类别如今已经站不住脚了。比方说就在四十年以前慕男狂还是一种正经疾病。我一直以为慕男狂就是理想做爱次数比男性伴侣多一次的女性（笑声）。

我们全都拥有表述性取向的叙事方式。我们全都会讲述关于自己身体或者身体机能的故事。有些人说“我会早泄。”——我觉得大家都喜欢晚泄或者干脆不泄。还有些人声称自己“不举”，过去叫阳痿，现在叫勃起障碍。我很讨厌这个词，一听见这个字我的睾丸就抽搐不止（笑声）。所以不管是宗教信徒、世俗人士、老人、年轻人、夫妻还是单身，所有人都会用故事向他们自己以及别人解释他们的性取向。可是故事就是故事，故事是构建出来的，故事是主观的。如果你去询问某些宗教信徒，他们会说“这些不是故事，性原本就是这样的。性是神圣的。性只能是发生在一名男性与一名女性之间的行为。”讲故事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故事就是故事，所以我们的故事才比其他人的故事更好。

第二，性行为没有意义，至少没有内在固有的意义。人们希望它有意义，因为假如没有意义，人们就必须自行为各自的性行为构建意义。我们要遵循怎样的价值观呢？怎样的规范能够引领我们构建意义的行为呢？人们必须回答：“性高潮意味着什么呢？没有性高潮又意味着什么呢？假如结婚二十五年之后我对我的妻子没有感觉了，又意味着什么呢？”人们必须用故事来回答这些问题。有人认为性行为具有先天固有的意义，假如一名男性结婚二十五年之后对妻子失去了感觉，那就说明他是个混蛋，或者他已经不再爱他的妻子了。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我不知道。”我需要与这个人谈一谈，我需要观察他的生活状态。

假如性行为没有固有的意义，假如性行为与例外主义并没有瓜葛，那么关于性行为的选择就像其他人生选择一样。实际上关于性的选择也的确就像人生其他选择一样。如果你对人生其他方面一头雾水，你在性问题上也同样会一头雾水。如果你有坚定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你的性观念也会同样坚定。没有必要将性行为赋予特殊的意义，并且在其面前五体投地，说什么“我要是能遵循这些规范就好了”。不，不是这样的。所有的性规范都是构建出来的。宗教则坚称性与意义天然绑定，这种看法对于公共政策以及心理健康都有很显著的影响。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事项：人们经常抱怨的性问题往往与性无关。有一个聪明人曾经说过，“世间的一切都与性有关，只有性与性无关，而是与权力有关。”这是换一个角度看待性问题的良好出发点。作为一名三十三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性问题一般都与性无关，而是源自生活当中的一切其他内容。比方说不服老，比方说娶不接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方说无知与不解。比方说有些女性觉得自己身体有问题，因为她们无法通过阴茎-阴道性爱获得性高潮。我还记得我们在1981年前后发明了阴蒂（笑声）。大多数女性——无论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都不会仅仅因为抽抽插插而产生高潮。就像给马钉掌一样，性行为同样也容不得多大失误空间。直到2013年的今天，依然有很多女性哭着找上门来对我说，“医生我有问题，您治治我吧。”我说“究竟是什么性行为让你感觉不到性高潮呢？”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您知道，就是一般的性行为啊。”一般性行为、正常性行为、真正的性行为，呵呵。

有时候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误解，有时候则在于表现压力。有人问我，“你要是不愿意使用阳痿这个词，那要如何称呼这种行为呢？”我说正确的说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真正重要的是“心有余”而不是“力不足”。很多人都有对于勃起抱有不切实际的预期。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喝醉酒就能硬起来，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认为就算自己讨厌性伙伴也能硬起来，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认为既然性伙伴与自己一样都是天主教徒，那么自己肯定能硬起来，同样不是这么回事（笑声）。当我们谈论性功能的时候，当我们谈论勃起、润滑与高潮的时候，要牢记性功能并不是愉悦体验的核心，只是组成部分。很多很多人的抽插功能完全正常，但是他们一点儿也不享受抽插行为本身。因为活塞运动本身并不是性体验的关键，关键在于连接在活塞两端的当事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活塞运动只是附加条件而已。人们过度关心了许多细枝末节，“我希望我能硬起来/我希望我不至于立刻软下去/我希望我不至于高潮太早或者太迟/我希望她的手不要发酸/我希望他的嘴不要发麻/我希望我在高潮的时候不至于喊错他-她的名字……”（笑声）所有这些忧虑反而会妨碍性愉悦与性满足本身。

我询问那些来找我的人：“你们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勃起不能是个问题呢？为什么湿不起来是个问题呢？他们告诉我：“要是我湿不起来，我就觉得自己不像女人。”这不是性问题。“要是不能勃起，我担心我的妻子会离我而去。”这就更不是性问题了，你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要担心。“如果我高潮不了，我的伴侣可能会觉得遭到了排斥。”很多人向我描述他们各自的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的实际问题与他们的想法并不一致。所以不要将人生的不如意怪罪在性的头上。

第三，每一个人对于性爱与亲密关系都会做出自己的假设。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说服人们相信某一套假设比另一套更好，而是要让人们意识到假设就是假设。“爱是性欲的来源”这一点本身就是假设。另一项流行假设是“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油水不融”。每次我一听见有人说什么“同性恋色情片”就想笑。我这话说出来可能有些争议，但是“同性恋色情片”并不存在。确实有些色情片的内容是男性之间或者女性之间的性爱，但是异性恋也经常观看此类内容，那么“同性恋”三字又从何说起呢？有些异性恋名人经常向我抱怨：“我又产生同性恋性幻想了。”我说：“你是异性恋吗？”“是啊。”“那你就不会有同性恋性幻想。”我们必须明确自己具有哪些假设，必须与自己的性伙伴充分交流，需要毫不含混将这些假设表达出来。

每个人都有享受优质性爱的先决条件，不过每个人的先决条件并不相同，同一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先决条件也不相同。这里的先决条件包括自我、伴侣以及环境。当然也有极少数人根本没有先决条件，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享受优质性爱，我们将这种人称作精神变态（笑声）。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假如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就算你的性伙伴美若天仙，就算你本人一柱擎天，你也很难感到愉悦。有些人非常重视个人卫生，有些人的标准则要松弛一些。好比说一个重视卫生的人去爬山或者去海边漫步，玩了一天之后大汗淋漓地回到家里。他们的伴侣想要做爱，但是他们很清楚，假如自己不先去洗个澡，做爱的感觉肯定不会太好。不过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会口不应心地答应伴侣的邀请，来一场很不痛快的性爱，事后心里总觉得疙疙瘩瘩的。之所以他们心里不痛快，就是因为没能满足先决条件。

有些人只能与心爱的人做爱才有快感，也有些人无所谓。不爱不做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有时候假如你问这些人“你在哪里遇到了你的性伙伴？”他们会说：“我走进一家酒吧，过了二十分钟，喝了几杯酒之后，我就把最近的陌生人领走了。”这样做并无不妥，除非你喜欢对方在做爱的时候喊你的名字（笑声）。纯粹从实际角度来说，如果你喜欢在做爱时感到信任、亲密与爱，那么与陌生人发生一夜情大概不是好主意。

当然还有一些先决条件与性伙伴有关。比方说你可能希望性伙伴善于交流，也可能希望性伙伴闭嘴不说话（笑声）。有些人喜欢强势的性伙伴，也有些人希望性伙伴百依百顺。从环境角度来说，有些人特别重视隐私，就连做爱的声音都不想让别人听见。对于他们来说日全食才是做爱的最佳时机（笑声）。有些人夕阳做爱的环境尽可能浪漫，也有些人对浪漫无感。无论你的条件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你且有能力经常满足这些条件并且承认这些条件的存在就好了。最忌讳的说法就是“我确实有这些条件，但是我不该有”。像这样的内在冲突会使你的身体无法放松。因为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难以享受性爱并不是性功能问题。当人们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不够近”或者“别让孩子们听见”的时候，当人们觉得有些事情会让自己放松不下来的时候，这并不是性功能失调。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有人在附近打架，否则就会感到食之无味。这并不是进食功能失调的表现。认为自己没有先决条件的人是错的，认为自己不该有先决条件的人是不切实际的。

第五，性欲与性冲动是两回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应当充分理解这一点。有些人有性欲，有些人有性冲动，还有些人说：“我两样都没有。”性欲是心态，性冲动是生理反应。我们很多人都有性欲而没有性冲动。也有许多人对自己不爱甚至不喜欢的人产生过性冲动。性欲是受到了某个人的吸引，是想要某个人。性冲动则是身体的生理反应。我的很多病人都不理解这两者几件的区别。我会问他们一个许多诊疗师都不会问的问题：“你上一次做爱的时候兴奋吗？”很多人都这样回答我：“反正我勃起了，所以我觉得还算兴奋吧。”在做爱的时候感受自己的身体非常重要，此外我们也要询问性伙伴，什么东西能让他们感到兴奋。这种事情光靠观察是看不出来的。勃起是性冲动的体现而不是性欲的体现。好比说你吃了伟哥也能勃起，但是却未必一定就有性欲。伟哥不是催情剂，伟哥能加强性冲动但却不会催生性欲。如果你与某个你很讨厌的人做爱时服用了伟哥，你对此人的讨厌程度并不会减弱。对于女性来说，润滑剂同样也只能加强性冲动而不会催生性欲。阴部湿润却不想与某人做爱，或者至少目前不想与此人做爱，这也是很常见的情况。

有一项很普遍的误解，即性幻想体现了性欲。有些性幻想确实体现了性欲，但是很多人的性幻想与性欲并没有关系。比方说你的性幻想可能是与绿湾包装工队的球员上床，也可能是与亲戚邻居上床，你甚至可能还有被迫性爱的性幻想，这一切都未必反映真实的性欲。所谓性幻想就是做爱且免于一切后果的机会。假如你对你的丈夫说“下次做爱的时候把你的铁哥们叫过来吧”，这个决定会在真实世界里产生相应的后果。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样：“下次做爱的时候把你的铁哥们叫过来吧。”“啥？！”“没事我随便说说。”（笑声）但是这件事并不会就此消失。第二天早上你下楼吃早餐，你丈夫肯定会问你：“昨天晚上咱们两个还没说完呢！”但是假如你只在性幻想当中意淫一番的话，谁都不会受害。为什么我们的性幻想往往如此出格、如此过头，全都是些一百万年都干不出来的事情呢？因为你真能与你丈夫做爱，你用不着幻想，而是可以真刀真枪地杀过去。所以最常见的性幻想都会脱离现实，涉及不合适的性伴侣以及平日里绝对做不出来的行为。

当我们的大脑接受到性刺激之后，就会顺着脊髓向骨盆发送信号，让骨盆的血管系统活跃起来，然后男性就会勃起，女性就会湿润。不过脊髓同样还会传递关于焦虑、危险以及局促不安等等信息。你尽管可以勃起得坚硬无比，尽管可以与你特别喜欢的人在一起，但是假如你突然听见——你们知道做爱时可能听到的最糟糕的话是什么吗？“坏了，我听见我老公开门的声音了！”（笑声）这句话与你自己脑海里的“爽啊，爽啊”都要经由同一条脊髓进行传导。于是血液立刻从你的阴茎里流出来，因为你的身体需要这些血液驱动你跳窗逃跑（笑声）。因此所谓的性功能失常与大脑密切相关。假如你的生殖器表现不如人意，很可能是因为大脑向骨盆血管输出了不利的干扰信息。这条信息可以是“我听见我老公开门的声音了”，也可以是“要是我不如她的前男友那么猛可怎么办”，还可以是“坏了我忘了刷牙了”。

假如人们要加强性冲动要怎么办呢？他们会给自己加压，会幻想与性伴侣以外的其他人做爱，会使用振动棒，会与性伙伴说脏话，会设法让性伙伴兴奋起来。总之人们的策略很多样，尽管并非所有策略都有效。不过人们又要如何加强性欲呢？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加强性欲是西方性诊疗领域的圣杯，也是最棘手的问题。除了高档跑车以外，我们还没有发明任何一种能够加强性欲的药物。我们能用酒精与毒品之类的物质削弱人们的自我抑制，但是这并不等于加强性欲。由于缺乏可行的策略，人们经常会责怪自己的性伙伴：“你要是再性感一点就好了。”为了加强性冲动，人们通常会在自己身上使劲；为了加强性欲，人们则会要求性伙伴表现得更加性感。当然，全世界最令人丧气的话就是“你还不够性感”，这句话通常没什么好作用。

接下来再来谈谈政治问题。宗教右翼势力如此热衷于性问题，他们究竟想要控制什么呢？他们想要压制人们积极主张自身情欲的做法。教会不喜欢人们自主自愿地自慰，不喜欢人们自主自愿地观看色情片，不喜欢人们自主自愿地玩变装游戏或者海盗游戏。“什么时候才能合情合理地刻意宣泄自己的情欲？”这不仅是个重大的心理学问题，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既然谈到了宗教，人文主义者需要了解的第六条性常识就是宗教的性观念十分复杂，远非“不允许”三字所能概括。宗教与性取向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总是这么别扭呢？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绝大多数宗教。如果你碰巧崇拜神树神石之类的东西，那么大概没那么多忌讳。主流宗教全都很担心人们的性行为会触犯神灵。我认为很多宗教信徒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都万分真诚。他们真心认为一个坐在监控室里的老头子正在监督着全世界的床笫之事。祂为一切行为都设立了规矩。比方说十七号监控器专门关注你的手指往哪里放。假如上帝认为你的手指没有放错位置，那就万事大吉；假如上帝认为你把手指插入了错误的孔洞，就会天降火雨。有些人真心相信特定性行为会冒犯上帝。他们不理解一切性行为都是等价的。衡量性行为的唯一标准是当事人的价值观而不是具体行为本身。也有些宗教信徒认为性是神赐的礼物，一旦误用就会悖逆神灵。在他们看来，性就像阿贝克隆比&费奇时尚画册一样，如果偏离了画册内容，怎样的穿戴看上去都不对头。

还有些宗教信徒担心人们会失控，担心人们会被性行为迷得神魂颠倒，干脆连教堂都不去了。性会促使人们离经叛道，沉湎于自己的肉体。很多主流宗教都认为这一点非常污秽。在性高潮到来的时候，谁也不会觉得自己身材超重或者头发不够浓密（笑声）。意大利人说得好：“床铺就是穷人的歌剧剧场。”在完美的性体验期间，无论你是独身一人还是与性伴侣在一起，你都肯定不会想到“我还没剃胡子呢。”法国人说过：“没有胡须的亲吻就像没放盐的汤一样。”当然，主流宗教还担心性会破坏神圣的婚姻。这一点很可笑，因为他们同时还认为唯一合理的性只能存在于婚姻当中。所以他们希望婚姻能垄断性，同时又希望人们的性活动不超过维持婚姻所必须的最低限度。因此从制定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很有必要意识到宗教并不打算禁止性，而是想要管理性。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宗教信徒的心态，从而更通透地与他们谈论管理性行为可能导致哪些后果，并且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政治活动。

许多主流宗教的信徒们都会告诉你，他们认为性是神赐的礼物。这种理念具有显著的引申意义。好比说你的玛莎姨妈去印度旅游，给你捎回来一块精美的织巾。你觉得自己住在圣地亚哥，根本用不着织巾，于是就将这块织巾铺在桌子上当桌布用了。这块织巾非常美丽，映衬得你家的餐厅熠熠生辉。但是玛莎姨妈却大发脾气：“你小子胡闹！我送你织巾不是让你拿来当什么桌布的！我是让你往墙上挂的！”玛莎姨妈将礼物送给了我们，但是玛莎姨妈也要管着我们使用礼物的方式。很多人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神与性。神将性赐予了人类，但是又要求人类按照自己的要求来进行性行为。宗教规定了哪些人可以发生性行为，以及哪些性行为属于合理范畴。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怎样劝导我的宗教信徒病人。有些信徒遭受了性问题并且觉得神父牧师帮不上忙之后也会来找我（笑声）。在我的社区里也有几位专业宗教人士。他们会偷偷摸摸地来找我，对我说：“你可别跟别人说咱们谈过话啊。”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全都惊惶不安，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更喜欢口交而不是抽插性爱，或者觉得自己的性幻想内容十恶不赦。我说：“你知道性是天赐的神圣礼物是吧？你要是去看看创世记里的说法，上帝将生气吹进亚当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谓的‘生气’就是性啊。上帝给了你这项礼物，同时也给了你一颗大脑，而你回报上帝的方式就是积极用脑。从而最好地运用这项礼物，这才是上帝之道。关键在于上帝之道会向每一位个人提出各不相同的要求，只要你能明辨并遵从专属于你的要求，那就一切都好。”有人认为只有一套遵循上帝之道的性行为方式，就是圣经明文规定的异性恋婚姻内阴茎阴道抽插性爱。但是我们全都认识若干位只会进行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婚姻内阴茎阴道抽插性爱但是却根本没有喜乐感受的人，他们的性行为充满了痛苦、侮辱与操纵，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我的说法促使宗教信徒们考虑以下事实：每个人都要按照符合各自价值观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性行为。性行为的关键并不在于你把手指放在哪里，而是你把心放在哪里。性行为的本质是自我表达，并不意味着你必须爱你的性伙伴，甚至都不意味着你必须知道对方的名字，你只需要知道自己的价值观就好了。宗教右翼对待性问题的态度要严肃的多，我认为我们也需要更多地谈一下性问题，谈一下公共政策与性问题之间的关系，比方说为什么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里有些人的择偶标准会被法律摆在更高一等的地位上。这是个政治问题，其他政治问题还包括性教育，或者监狱是否应当允许自慰——在美国的有些监狱里自慰确实是违规行为。

第七：色情片，每个人最爱的话题。我先说好消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观看色情片并不会导致暴力、上瘾或者儿童色情，并不会将人们从完全健康的性关系当中拽出来扔在地上任意践踏。但是人们对于色情片依然有很多顾虑，不仅是宗教右翼势力，就连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有顾虑。这些顾虑都很合理：假如色情片当真会鼓励人们对于非常态性取向的好奇可怎么办呢？假如色情片当真会让青少年在准备好之前就发生性行为可怎么办呢？假如色情片当真将人们推向变态行为可怎么办呢？假如色情片当真导致上瘾可怎么办呢？好消息是上述所有这些担心全都不成立。色情片唯一确实会鼓励的行为就是自慰，而这一点也未必一定就是坏事，除非你现在在会场里就开始下手（笑声）。

我们先来谈谈网上色情片的内容组成：一部分内容确实令人不安，不过绝大部分内容都很一般。好比说你去球场看比赛，观众席上有四万人。其中肯定有几个特别好的好人，绝大部分都是一般人，还有若干特别坏的坏人。只要你把四万人汇聚在一起，就肯定会收罗进几个坏人。互联网上也难免有些坏人或者坏地址。但是因此就说“所有的色情片都很暴力”是近乎于扯谎的说法。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自愿观看包含暴力内容的色情片。绝大多数网上色情片的内容都是脸上带着笑容的成年人在一起做一些你在结婚之前经常做的事情（笑声）。有些时候片中人物也会假装相互强迫，但是他们都是演员，都是假的。《宋飞正传》的演员与角色不是一回事。《三个臭皮匠》里用手指戳人眼睛的场景也是假的，要不然演员就瞎了。色情片同样也是演出来的，没有人真正受伤。

关于色情片有一个需要直接应对的问题，就是自慰。一般人并不会这样想：“我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应该看完《阿拉伯的劳伦斯》上半部分呢，还是应该看《爆菊猛男3》呢？”绝大多数人只有在自慰的时候才会看色情片。“我有二十分钟的空闲时间，要不然我撸一管吧，我还可以顺便看看《爆菊猛男4》，因为《爆菊猛男3》上次看过了。”我见过很多在色情片问题上态度不一致的夫妻以及很多对于自己观看色情片的习惯感到不舒服的人。无论来访者是夫妇还是个人，我在诊疗过程初期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样看待身处长期感情关系当中的人们还要自慰的问题？”很多人的反应都是：“这可不行，只有青少年或者单身狗才自慰呢！有了伴侣的人是不能自慰的。”如果对方当真这么想，那就没必要继续谈论色情片的问题了。如果你认为自慰本身就不可接受，那么自慰期间想象或者观看的内容就无所谓了。“我不想让你婚后自慰”与“我不想让你在婚后自慰的时候宣读《权利法案》”是一回事，《权利法案》与《爆菊猛男》也没有区别。

那么为什么有人更倾向于色情片与自慰而不是与伴侣性爱呢？首先对于某些人来说自慰更有满足感。对于这些少数人来说，与伴侣性爱很无聊，很憋屈，很痛苦，或者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傻。还是自己动手比较舒爽。“要是不看色情片，他肯定就会与妻子做爱了”这句话就相当于“要是没有冰激凌，小孩子肯定乐意吃花椰菜”（笑声）。就算全世界的冰激凌全都消失了，小孩子还是不会喜欢吃花椰菜，因为那玩意儿太难吃了。

另一个原因在于伴侣之间出现了矛盾。假如你与伴侣之间正在打低烈度冷战，那么做爱就很成问题了。发生矛盾的伴侣双方未必非得有一个坏人不可。他们完全可以相互爱慕，但却无法忍受彼此的育儿理念，每三四天就要吵一回。根据我身为婚姻咨询师的经验，绝大多数夫妇都只在周末做爱。假如你们两个在周三吵了一架，这一个礼拜就算交代了。因为一般夫妻吵架都需要三四天来恢复，等到两人和好的时候就到了星期天晚上，还要帮孩子写作业。还有，自慰的时候不必担心自己表现如何。任何人在自慰的时候都不会心想“你心里还在想别人吗？”人们对于自慰体验的掌控能力更强，他们能够更自主地挑选时间与地点，不必顾虑别人的日程安排。

此外有些夫妇虽然结婚很多年，但是在性活动方面依旧没有达成共识。没有人会尝试一切。绝大多数人在大约半年时间里就会摸索出三四项双方都能接受的行为。接下来他们就只会做这几件事，无论是一周两次还是一年两次。但是有些夫妇结婚八年还没吵完。“亲爱的给我吹个箫吧。”“不行！”“亲爱的给我吹个箫吧。”“恶心！”“亲爱的给我吹个箫吧。”“死一边去！”（笑声）最终有些人会感到心灰意冷，干脆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人们的性欲降低了，因为性行为已经不值得期待了，横竖都是老一套。自慰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替代选项。最后，自慰不用担心意外受孕问题。

总之，婚内自慰可以在婚内性行为质量糟糕的前提下成为维持婚姻的手段之一。我认为维持一段性生活质量低下的关系很值得肯定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有些伴侣已经买了房，有了孩子，养了大狗，仅仅因为性生活不如人意就分手的代价实在太大。于是他们就转向了色情片与自慰。这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吗？当然不是。但是抛妻弃子的替代选项更糟糕。婚内自慰也可以避免婚外恋或者嫖娼。很多正派的好人每年只会与伴侣做爱一两次，而他们其实更想每月做爱一两次，那怎么办呢？有些人去搞婚外恋，有些人去找小姐。相比之下自慰的危害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

很多美国人都对色情片感到恐慌，认为色情片正在摧毁西方文明，所有色情片都很暴力或者贬低了女性，观看色情片意味着反社会行为、性无能以及对伴侣不关心，还会破坏婚内性生活，等等。这些说法全都只是留言而已。我曾经与别人讨论过色情片与女性的问题。对方说：“色情片贬低女性。”我说：“举个例子吧。”“有些片子里有两男一女的情节，显然这名女性仅仅为了取悦两名男性而存在。”我问道：“那么两女一男的片子又如何？”“两名女性需要争抢一位男性的关注，显然是贬低女性。”“那么两女无男的片子呢？”“这种虚假的女同内容显然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性幻想。”“那么两男无女的片子呢？”“不要转移话题。”（笑声）

如果有人想说服你们相信，成人色情片是儿童色情片的存在前提，那你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姑且假设你是专业的成人色情片制作人——如果真是这样你今天肯定不会来听我演讲，因为你正在办公室里忙着数钱呢——你的产品完全合法，收入源源不绝，然后在公司董事会议上有人提出：“我有个好主意，我们应当推出一项非法的新产品。这项新产品如此遭到公众厌恶，以至于我们进了监狱之后会遭到其他犯人的强奸。”你们觉得这种做法合理吗？我反正就是挺不合理的。在现实世界里，成人色情片与儿童色情片的制作人根本就是两帮人。前者的市场规模比后者高出了好几个数量级。还有人说，“看成人色情片看烦了之后自然就会过渡到儿童色情片。”我问道：“那么你究竟会在什么情况下心甘情愿地观看八岁儿童遭受阴茎穿刺的影像呢？”没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不喜欢这种题材的人们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对这种题材产生兴趣，观看成年人性爱同样不能转变人们的取向。

有人说色情片导致了各种社会弊病，而我则会用我最喜欢的数据来反驳他们，也就是FBI的官方数据。2000年美国首度使用了宽带，然后免费高质量的色情片就席卷了美国家庭。那么自2000年以来美国性侵案件的发案率怎样呢？根据FBI的数据，性侵案件的数量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一直呈下降趋势。此外离婚、自杀以及儿童性虐待都同比减少了。并非只有美国如此，世界各国都拿出了类似的数据。加拿大、捷克、德国、丹麦、日本、韩国，只要色情片的供应提升了，性侵案件的数量肯定会下降。当然我并不是说两者之间是因果关系，但是相关性肯定存在。换句话说，就算色情片的供应提升了，性侵案件、自杀以及儿童性虐待的数量也不会随之上升。

诚然，人们会从色情片当中接收许多错误信息。但是他们也能从中接收许多正确信息。比方说色情片里的人们脸上往往带着笑。另一条信息是观看色情片时自慰没什么不好。这一条信息绝对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因为这样一来人们的性生活突然就充满了各种机会。其他正面信息还包括孕期女性同样可以享受性爱，阴蒂对性快感作用很大，老年男女的性生活同样可以很活跃，等等。我们真正应当做的是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提升鉴别色情片的能力，让他们学会正确理解色情片的画面与角色形象，理解色情片不是纪录片。

第八：男女两性之间的相似之处远比差异更重要。用身高打个比方吧。假如我们将在座的全体女性按照身高排成一队，那么身材最矮的女性大约是四英尺十一英寸，最高的女性大约是六英尺。假如我们再将在座的全体男性按照身高排成一队，那么身材最矮的男性大约还是会比四英尺十一英寸更高，比方说五英尺，而最高的男性肯定比六英尺更高，大约是在六英尺五六英寸左右。换句话说，从图表上来看，确实有些女性如此之矮，不可能是男性，也有些男性如此之高，不可能是女性。但是绝大多数男女的身高都在中间区间。如果我告诉你某人身高五英尺五英寸，你肯定不知道此人是男是女。诚然，男性的平均身高的确高于女性，但是这一点并无助于我们了解任何一位特定的个人。好比说我们把一男一女关进衣柜里，然后用统计学来分析衣柜里每个人的平均状态，那么每人平均都具有一个乳房与一颗睾丸（笑声）。这个统计结果完全正确，可是却毫无意义。

性取向的一切方面也是如此。某人喜欢每周性爱两次，此人是男是女呢？你不可能知道。我们的确知道同一年龄段里男性的性欲一般来说要比女性强一点，但是单凭这一点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们还知道同一年龄段里的男性一般来说要比女性更喜欢自慰，但是假如我告诉你某人每周自慰三次，你依然不可能知道此人是男是女。所以正确的问题并不是“男人想要什么”或者“女人想要什么”，而是“人们想要什么”。无论是男是女还是跨性别者，无论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所有人都想要性快感，他们想要感到安全，想要感到与众不同，想要感到自身的能力，不想感到紧张焦虑，想要拥有探索的机会。反过来说，人们担心的事情也都差不多，都想提升自身的吸引力，都担心自己表现欠佳，都要应对将性行为划分成三六九等的文化信息。最后，男女双方都相信“对立性别”的存在。我很讨厌这个词。我不知道男性的对立面是什么，可能是个菠萝，是辆自行车，是台打字机，但肯定不是女性。世界上最像男性的就是女性，最像女性的就是男性——反正总比海星更像。在性教育当中区分性别的做法简直是发疯，男性也很有必要了解阴蒂的重要性，尤其是自从1981年以来。有些女性病人来找我，“大夫，你得帮我理解男性。”我问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乔治喜欢什么。”我说，“除非你打算与所有男性性爱，否则乔治的问题只有乔治最清楚。你应该与乔治谈谈，而不是来找我。”

第九：“正常性爱”与“真正性爱”是很危险的理念。什么叫“正常”？做的人多就算正常吗？“正常”与“真实”都是任意的社会构建产物。曾几何时，想要进行或者接受口交的女性被视为病态，曾几何时同性恋被视为病态，曾几何时绝经后还有性欲的女性简直罪大恶极。几年前我在摩洛哥的一所医学院讲课，休息期间有学生来问我：“可能刚才翻译出了差错，不过您是不是谈到了五十五岁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呢？”我说，“是啊。”“可是已经不能生育的女性为什么还要性爱呢？”

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宗教右翼势力来说，“正常性爱”都仅仅是个文化概念而已。性爱行为确实可以体现或者不体现某种价值观，但是这一点与“正常”相去甚远。人人都向我询问“正常性爱”的问题，可是我真不想谈。每年一到情人节《今日美国》就向我约稿，题目肯定是“正常性爱”。人们想知道，性爱的时候关灯是否正常，新婚夫妇每周性爱不超过两次是否正常。我从来不在行为层面上谈这个问题。如果你非逼我发表意见，那么我要说在美国最正常的性爱行为就是成年人在感到疲劳之后往往会做爱（笑声）。如果人多就算正常，那么酒后做爱也算正常。很多美国人从未在清醒状态下性爱过。在高中里他们喝完了啤酒就做爱，在大学里他们喝完了伏特加就做爱，现在他们依然不喝酒就不上床。所以人们告诉我他们有性功能障碍的时候我总要问一句，“你在性爱时清醒吗？”

很多人在性问题上都很拘谨。比方说有一对老夫老妻，结婚九年，对于彼此的排便习惯都已经了如指掌了（笑声），但是他们依然很不愿意谈论性问题。“亲爱的，下次你给我吹箫的时候能不能别用牙？”“我右肩膀疼，你能爬到我左边来吗？”他们从来不会这么说。这样一来我们就说到了第十条，也就是绝大多数人想要从性爱当中获得什么。答案是愉悦与亲密的结合。有些人更倾向于愉悦，也有些人更倾向于亲密。但是在性爱过程当中人们却并不会关注这一点，因为人的本性太变态了。他们想的是“我看上去怎么样”、“我身上有怪味没有”、“我的屁股是不是太大了”、“我希望我能硬起来”、“我希望不要早泄”、“我希望我能说服我的性伙伴舔我那里”、“我希望我的性伙伴感觉不错”、“明天早上可要及时把报告书交上去”，等等。还有些人拒绝采用自己最喜欢的体位，因为担心不好看。例如有些女性喜欢后入式，但是又担心自己屁股太大。有些女性喜欢女上位，可是又担心自己胸部会下垂。女性的胸部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垂的，只会放松下来（笑声，掌声）。

我想说的是，性爱并非仅仅是一种活动，还是一种理念。我们应当在理念层面上更多地考虑一下性问题，以及性问题在个人与社会层面的影响。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q-am98HMw

在过去五年里，我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学习生活都花在了研究马太福音上。六周之前的2月13号，我的研究成果刚刚发表，题目是《圣经字面主义：异邦人的异端》，扉页上的小标题是《如何将马太福音当成步入新基督教的门户》。这本书试图论证以下观点：圣经字面主义或者原教旨主义理解实际上源自异教徒对犹太民族神圣传说的误解。假如我们能从犹太人的视角来看待圣经，假如能将我们的眼镜框装上犹太人的镜片，那么你肯定无法成为原教旨主义者。

新约每一章的作者都是犹太人，唯一存疑的是路加福音。路加似乎生来是异邦人，后来皈依了犹太教，再后来很可能在保罗的影响下又脱离犹太教皈依了基督教。在四福音当中只有路加福音非常详细地描写了耶稣加入犹太教的全套过程：耶稣如何在第八天接受割礼，他的父母如何在他出生后第四十天——或者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带着他去耶路撒冷圣殿献祭，如何在他十二岁那年的逾越节再次带着他去耶路撒冷守节期。这些步骤对于后天皈依的路加来说非常重要。新约文本的每一位作者都是犹太人。他们一直在试图以犹太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讲述拿撒勒的耶稣的犹太人生平。马太福音是四福音当中犹太特色最重的一部。如果你阅读马太福音却没有意识到对于犹太文学的指涉或者对于会所崇拜的指涉。那么你就根本看不懂马太究竟写了些什么。假如你不理解马太写了些什么，就会倾向于在字面上理解这些文字，将其称作上帝的言论。

令我大为着迷的是，这么多人都将圣经称作上帝的言论，就好像圣经是上帝口述的一样。你要是真认为圣经是上帝的言论，那只能说明你从来没有通读过圣经（笑声）。圣经当中有好些内容你肯定不想与上帝扯上关系。有一次我给美国安乐死协会（Hemlock?Society）做报告，一般的宗教领袖轻易都不来找他们讲话（笑声），不过会员们都很想听听宗教人士对于安乐死的看法。为了筹备这次讲座，我查询了希伯来文的旧约文本，找出了每一条会招致死刑惩罚的罪行或者过犯。要是死抠字眼的话，今天在座的各位一个都活不成（笑声）。申命记里说过，“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父母就要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觉得自己没犯过这条过错因此不至于死的人请举手（笑声）。圣经还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死”，这次我就不问有多少人不至于死了（笑声）。圣经还说信伪神的必须治死，可是究竟要由谁来决定什么是真神呢？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吗？是本笃十六世教皇吗？是伊安.帕斯利吗？无论是谁告诉你真神是什么，总会将另外一部分人陷入险境。

我在研究当中发现的最有趣的一条圣经文本来自利未记20章14节，“人若娶妻并娶其母、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换句话说与丈母娘上床也是死罪（笑声）。要是今天不说你们有多少人知道圣经里还有这样一句呢？有多少人想象过这种事呢？（笑声）你们之所以笑这么大声正是因为你们刚刚想像过这一幕了（笑声）。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逐字逐句地将圣经当成上帝的言论究竟多么困难。我本人从属的会众群体是新泽西的马斯顿。会众当中有一对非常可爱的夫妇，大约三十年前他们从亚特兰大搬来了这里，并且带来了一对非常可爱的女儿，一个半岁，一个四岁。这家人的品行操守无可指责，他们成为了我所在社区的支柱，也成为了教会的领头人物。我亲眼看着这两个小女孩一步步长大成人，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她们都表现卓越，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教会都是耀眼的明星。大女儿中学毕业以后前往纳什维尔市的范德堡大学就读教育专业，大学毕业后在华盛顿特区成为了一名老师。她很擅长运动，尤其喜欢登山。结果有一天她在华盛顿郊区登山的时候登山索断裂，她从455英尺的高空掉下来，当场就摔死了。四年以后她的妹妹也长到了她当年的年龄，也从范德堡大学毕业，并且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位来自印度的男友。男朋友带她回印度探亲，结果她与男友在印度洋游泳的时候被一条咸水鳄咬死并吃掉了。这个家庭不仅悲惨地失去了两个孩子，而且失去孩子的方式还极其怪异。

有一个周日的早上我与这对父母一起去圣彼得教堂做礼拜，我坐在他们后排。当天的布道主题是大卫与乌利亚之妻拔示巴通奸并使其受孕之后先知拿单与大卫对质的情节。拿单说，“只是你行这事，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布道结束的时候牧师说：“这就是上帝的言语。”当时我真想站起来大声疾呼：“这可不是上帝的言语！”但是一位已经退休的主教如此大肆张扬实在不成体统。于是我事后就写了一篇专栏文章（笑声）。

正是像这样利用圣经文本的方式，像这样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古代文本的方式，才导致了如此之多的痛苦与绝望。这些文本原本就不该按照字面解释。我从小在北卡罗来纳福音派圣公会环境里长大。教会从小就教育我种族隔离是上帝的意旨，并且引用圣经来论证这一点。他们教育我男性天生比女性优越，并且引用圣经来论证这一点。他们教育我应当憎恨其他宗教信徒，尤其是犹太人，并且引用圣经来论证这一点。他们教育我同性恋是精神病态与道德堕落的表现，并且引用圣经来论证这一点。在人类历史上，按照字面意义理解古代文本的做法导致了无穷的痛苦，催生了反犹主义与十字军东征，维护了奴隶制与种族隔离，压制了女性权益，煽动了针对同性恋群体的仇恨。这并不是一份我们应当引以为荣的遗产。

既然圣经具有这么强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圣经还有用吗？我认为，假如你能设法理解圣经刚刚写成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那就能找到一条强大且直指人心的信息，如今全世界人们的内心深处都渴望着这样一条信息。异邦人的无知与愚昧在圣经神圣故事流传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这遮蔽着它们，我在这本书当中则试图剥掉这层愚昧，让人们多少体会一下到当年的犹太作者为犹太读者撰写的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作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字面主义。我的书一共有350页，但是我今天的讲座时间却很有限，那么我要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可以从马太福音当中节选一个小故事作为例子。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只要你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无神论者都肯定知道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已经渗透了我们的文化。所以请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集中精力，听我讲一下耶稣神奇降生的故事。

首先普及几条历史常识：直到公元90年希伯来文本当中才出现了童贞玛丽生育耶稣的故事。在基督教传统发展过程中这个故事出现得算是比较晚了。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马太福音当中，而马太福音的写作时间应当是公元82年到85年。换句话说直到耶稣受刑死后50多年才有人最早提出了童贞生育的故事。在古代世界20年就是一代人。换句话说直到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基督徒成长起来之后，童贞生育的故事才被加入基督教传统。

这种事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很简单，因为新约当中还有很多比马太更早的作者留下的文字。首先是保罗。保罗的使徒书信就写作时间上来说是一切新约文本当中最早的，大约是在公元51年到54年之间，或者说是耶稣死后20多年。这是我们所掌握的与耶稣距离最近的文本。保罗提到过童贞受孕吗？一个字也没有。保罗有哪些言论能让我们相信他曾经听说过童贞受孕呢？一个字也没有。保罗提到过耶稣的出身吗？他的确提到过，而且还提到过两次。一次是在加拉太书当中，他说耶稣是“为女子所生”，我觉得这种事不算很奇怪啊（笑声）。这句话的全文是“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换句话说耶稣是一个生在犹太社会里的人类。此外保罗表述“女子”一词的希腊语单词是 γυν?，也就是今天“妇科”（gynaecology）一词的词源，与童贞根本扯不上关系。保罗还在罗马书一开头说过，“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在古代社会血缘传承看男不看女。古代人并不认为在繁衍过程中女性与男性是平等合作的关系，而是相信女性只能起到孵化器的作用，任务就是孕育男性种下的生命种子。换句话说只有通过男性祖先的血缘传承，耶稣才能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咱们接着说，四福音书当中第一部成书的是马可福音。现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马可福音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公元72年。换句话说他写作的时候距离耶稣受难已经过去了42年，这部福音书至少也是第二代基督徒的作品。马可提到过耶稣的神奇降生吗？根本没有。按照马可的写法，耶稣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普通成年男性，后来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直到洗礼结束之后他才“看见天裂开了，圣灵彷彿鸽子降在他身上。”此时他才成为了一个充满神性的人。他在洗礼之后才获得了神性，而不是在受孕期间。马可福音第三章尤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耶稣的亲属说“他癫狂了”，然后耶稣的母亲与耶稣的四个兄弟一起来找耶稣——耶稣也是有兄弟的，马可福音还记录了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雅各、约西、犹大与西门，直到公元二世纪“耶稣没有兄弟”的理念才被引入基督教传统。他们想把耶稣带回家去，免得他在外面丢人，耶稣却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如果一位母亲认为自己已经成年的儿子犯了神经病，那么在她怀孕的时候大概并没有天使来告诉她，她将会成为孕育上帝之子的童贞母亲。

最早向基督教传统引入童贞受孕理念的人是马太，他的福音书创作于公元95年前后。那么马太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并不是一个犹太教的故事。犹太人也有自己的奇迹生育故事，但是并不是童贞生育。犹太教传统当中有两位超自然生育故事。第一类是绝经之后的女性怀孕生子。亚伯拉罕与撒拉的故事就是典型例子。撒拉怀孕的时候已经九十岁了。用创世纪里的原文来说，“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不相信自己还能怀孕，不过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的（笑声）。犹太传统用这种方法表明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孩子，因为他的出身很不一般。另一类超自然生育故事是原本不孕的女性怀孕生子。古时候的人们从来只会指责女性不孕，却从不会指责男性不育。当时他们还不知道精子数量过低的概念。这一类故事的典型例子是哈拿生撒母耳以及玛挪亚生参孙。相比之下，童贞受孕的理念其实源自希腊人。按照传说亚历山大大帝就是童贞受孕的产儿，罗慕路斯与雷穆斯兄弟也是。

马太将这个与犹太教传统毫无瓜葛的故事安排在了耶稣生平的开头，而且还试图从希伯来文本当中为这个故事寻找根据。他在以赛亚书第七章14节找到了这样一句话。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因为只要一到圣诞节人们就会将这句话抬出来，与东方三王、牧羊人、玛利亚以及马棚里的牛马驴一起庆祝节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唯一的问题在于，马太在引用希伯来文本的时候从不直接使用希伯来语原文，只会使用希腊语译文，而在希伯来语的以赛亚书第七章第14节里根本没有“童女”一词。希伯来语当中的“处女”一词是betulah，这个词根本没有出现在这句话里面。这句话用了Almah 这个词，意思就只是女性而已。而且这句话的时态也不对。他并没有说“童女将要怀孕生子”，而是说“有位女性怀孕生子”，这两者可不是一回事。我不知道伊利诺伊州这边是什么规矩，但是在我们那边，生了孩子的女性就不能算是处女了（笑声）。

换句话说马太错误地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语句。他是故意的吗？我不知道。他的确是引用了希腊语的译文，这其中多少有一些出入。要么他根本不知道，要么他就像某些三家村传道人一样一旦看到自以为支持自己论点的经文就猛扑上去，根本不作深入研究。换句话说，童贞受孕故事的理论基础非常脆弱，只是以赛亚书上一句话的错误翻译，而以赛亚书的成书时间是公元前800多年。

那么马太为什么突然要将这么奇怪的理念引入犹太教故事当中呢？如果你读一下新约的剩余部分，答案就显而易见了。当马太开始创作福音书的时候，耶稣与基督教运动的攻讦者们很喜欢拿着耶稣的出身说事。新约当中充满了暗示这一点的情节。比方说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被母亲和兄弟拖回家之前正在拿撒勒的犹太教会堂里演讲。他的演讲内容一定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听众们纷纷提问，“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人群当中还有人喊道，“这不是那木匠么？不是马利亚的儿子么？”这里没有约瑟的事，这几个故事里面都没有他，这里所说的木匠指的就是耶稣本人。如果你是犹太人就会清楚意识到，将成年男性称做某名女性的儿子也就是在暗示着他的父系出身含糊不清，说得再难听一点就是将此人称作没有爹的野种。在马太福音当中，“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的时候，约瑟一度非常纠结要不要将玛丽亚休掉，因为玛利亚当时已经怀孕了，而他清楚这孩子不是自己的。最后一名天使出面解决了这个问题，天使告诉约瑟，“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在路加福音当中玛利亚唱了一首歌，歌词里有这样一句，“因为祂顾念祂使女的卑微”，这句话也暗示了玛利亚未婚先孕的处境，因为在犹太社会，怀孕却没有男性保护着的女性地位最为绝望。最后还有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群人在耶稣面前争辩他的出身，而且这群人的态度并不算友好。有一个人大声叫道，“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这句话已经说得很露骨了，简直就是在指着耶稣的鼻子骂街。

面对着这么多充满敌意的攻击，马太决定挺身而出为耶稣辩护，塑造耶稣的神圣形象，哪怕可以供他引用的文本只有以赛亚书第七章14节而已。你可以去看一看马太如何介绍童贞受孕。他在童贞受孕之前罗列了十七节圣经当中最无聊的文字（笑声）。谁都不会通读这段话：“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但是假如你略过了这段语句，也就忽略了马太为童贞受孕进行的铺垫。正是在这十七节经文当中暗含着理解马太思路的钥匙。在这十七段经文当中，马太包括了四位母系祖先。这可是很不寻常的做法。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女性体内有卵细胞，她们在家谱上丝毫没有传承，她们只是容器而已。但是马太却一下子就包括了四位女性。而且这四位女性的故事在旧约里都有记载，如果你是犹太人，一看到她们的名字就会想到这些故事。

第一位女性名叫他玛，她的故事记载在创世记三十八章。她是雅各之子犹大的儿媳，嫁给了犹大的长子珥。珥没有留后就死了。经文原文说得更不客气，“耶和华就叫他死了。”按照古代犹太社会的传统，某人死后她的兄弟有责任迎娶遗孀。这位兄弟就算已婚也无所谓，反正当时实行多妻制。这样做的目的是“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于是他玛就改嫁给了犹大的二儿子俄南。俄南很不满这样的安排，因为青壮男性的突然死亡在当时难免与女性巫术牵扯在一起，“所以同房的时候便遗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于是“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这样一来他玛接连当了两次寡妇。此时犹大家里只剩下了一个五岁的小儿子示拉。显然他还没兴趣接手两位哥哥的遗孀，更想吃巧克力（笑声）。于是犹大就告诉他玛，如今她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你父亲家里守寡，”满心羞辱，如同受损的货物一样，因为当时的女性必须有一位男性保护人。他玛换上守寡的衣服，羞耻地“回去住在她父亲家里。”

“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也去世了。此时犹大家中多有地产牲畜，于是他出门去查看自家牲畜长势如何。他玛听说公公要来，也知道他肯定要经过自家城门口。于是她想了一条计策。她“脱了她作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换句话说就是换了一身妓女的打扮，在妓女接客的城门口等着。犹大与同行者来到城门前，看见了他玛，“以为是妓女，因为她蒙着脸。”犹大决定花钱买春，并且与这位“妓女”达成了付款协议，“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么？”她要求犹大留下几件身份信物，“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第二天用山羊羔来赎回。达成协议之后，他玛就与犹大同寝。第二天，犹大继续上路视察牲口，把这回事抛在了脑后。

“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他玛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怒不可遏，因为他的家门蒙受了耻辱。他想把他玛烧死。可是他玛在火刑堆面前不慌不忙地说道，“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一眼就认出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于是他不得不饶过了他玛的性命，让她成为了自己的妻妾之一，尽管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段关系算是乱伦。他玛生下了一对双胞胎法勒斯与谢拉。拿撒勒的耶稣正是法勒斯的后人。这就是马太介绍童贞受孕的方式：耶稣的先祖血脉是通过乱伦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介绍方式未免也太奇怪了。

第二位女性名叫喇合。她的故事记录在约书亚记第二章与第六章。喇合是一名妓女，在耶利哥城的城墙根上开设了一家妓院。约书亚在攻城之前“暗暗打发两个人作探子”潜入耶利哥，不过这两人在办正事之前先到喇合的妓院里走了一遭（笑声）。他们被当局堵在了妓院里，喇合把他们藏了起来，“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稓中”。当局中止搜查之后，喇合与这二人达成了协议，“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也要恩待我父家，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约书亚的军队攻城的时候，喇合全家都躲进了妓院里。约书亚提前下令，“只有妓女喇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后来喇合显然嫁给了约书亚军中的将领。所以按照马太的笔法，耶稣先祖的血缘流经了乱伦的他玛与卖身的喇合。这样的介绍方式未免也太奇怪了。

第三位女性名叫路得，她的故事记载于路得记。大家尤其要仔细阅读第三章。路得记里面有些挺有趣的内容，其中有一首歌经常在婚礼上得到传唱。“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那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这首歌词的确非常浪漫，但是新婚夫妇们往往不知道，在路得记当中这首歌并不是男女之间的情歌，而是路得唱给她婆婆听的（笑声）。我怀疑新婚夫妇要是知道这首歌的本意大概就不会喜欢唱了（笑声）。在这个故事当中，路得是寡妇，她的婆婆拿俄米也是寡妇。她们没有男性保护者，在犹太传统社会当中这样两名女性无法组成可靠的家庭，于是拿俄米就带着路得回到犹大地讨生活。路得辛勤劳作，尽力养活自己与婆婆。她来到田地里拾麦穗，田地的主人是拿俄米的夫家亲戚波阿斯。等到割麦的工人干完活之后，她就到田地里将失落的麦穗捡回家，烙一个小饼给婆婆与自己充饥。波阿斯对于路德的表现印象深刻，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异邦人儿媳会对犹太婆婆如此尽心尽孝。于是波阿斯吩咐仆人在田地里多留一点麦穗，并且允许路得去自家雇工的休息点喝水，还吩咐仆人不可欺负她。

拿俄米听说这件事后想了一个主意。收割季节结束之后，人们会在打麦场举行一场聚会，所有人都会前去庆祝，酒水将会敞开供应。拿俄米让路得前去参加庆祝，“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等到波阿斯喝醉了以后就赶紧下手（笑声）。到了午夜，波阿斯喝得已经有些过量了。他在地上躺下就睡着了，路得便悄悄地“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第二天早上波阿斯醒来发现毯子下面躺着一名女性。他说你是谁？路得说娶我吧！（笑声）按照路得的说法，“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按照犹太律法你对我有责任。波阿斯赶紧赶紧推脱道，“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于是波阿斯就找到了这个人，但是此人不想趟浑水，因为娶了路得就等于认了拿俄米做丈母娘。波阿斯只得将路得娶回家里。路得勾引得手，为他生了个孩子叫俄备得。所以按照马太的笔法，耶稣先祖的血缘流经了乱伦的他玛、卖身的喇合与勾引的路得。这样的介绍方式未免也太奇怪了。

第四名女性的故事记载于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马太福音都甚至没有记载她的名字，只将他称做“乌利亚的妻子”，但是只要我们看过旧约就知道乌利亚的妻子是谁，她的名字是拔示巴。拔示巴的意思就是“示巴的女儿”，她是个外国人，日后访问所罗门的示巴女王就是她的同胞。事实上所有四位女性全都不是犹太人，他玛是亭拿人，喇合是耶利哥人，路得是摩押人。“一日太阳平西，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王宫自然是全城最高的建筑，可以在屋顶上俯瞰整个城市。这一次大卫王“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她以为自家房顶很私密，国王被他迷住了，于是派人宣她进宫与自己共进晚餐。人们一直在激烈辩论拔示巴在这件事上有没有选择权，照理说国王宣召臣民必须服从。于是她就进宫了，并且在王宫里过夜。然后大卫王就将这件事情抛在了脑后。

但是几个月之后拔示巴让人到王宫里送信说：国王先生，我怀孕了，是您的孩子。大卫王说：你不是有丈夫吗？你怎么知道这孩子是我的？拔示巴说，我的丈夫在您的军中服役，已经离家半年了，这孩子只能是您的。大卫王说，要是这样我就给乌利亚放假，让他回家与妻子团聚，这样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能用早产搪塞过去了。这还是这个借口在历史上首次得到使用（笑声）。于是乌利亚回到了后方。但是大卫王没有想到乌利亚为人非常正直，他对大卫王说，“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他没有进家门门，而是在家门口搭起了帐篷过夜，气得大卫王骂他是个伤脑筋（笑声）。

这样一来大卫王不得不采取备用计划。备用计划就是给领军大将约押写信，“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事成之后约押差人向大卫王回禀，大卫王就将拔示巴纳入了后宫。他们的头胎儿子夭折了，第二胎儿子就是日后的所罗门王。每一名犹太人都知道这些故事的背景。所以按照马太的笔法，耶稣先祖的血缘流经了乱伦的他玛、卖身的喇合、勾引的路得与通奸的拔示巴。他到底想说什么呢？

马太并没有谈论生物学。而是在谈论他对耶稣神圣生平的见证。这孩子是神圣的，这孩子是神子，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如果你觉得我引用的文本太弱，那也无所谓。因为上帝甚至能从乱伦。卖身、勾引与通奸当中拔擢起一条神圣的生命。上帝能将一切人性的弱点转化成神圣的特质。还有几件事使得这一点更加显而易见。再来说说女性仅仅是容器的理念。人类直到十八世纪才发现了卵细胞的存在。我个人认为正是这一点才掀起了女性平权运动，因为直到此时才人们才意识到女性是每一条新生命的平等创造者。一旦你意识到女性的体内有卵细胞，童贞受孕的故事就不攻自破了。童贞受孕认为由于女性只是器皿，那么只要排除掉父亲的因素就能从神子身上排除一切人性弱点。因此圣灵取代了耶稣的父亲。但是如果你将卵细胞也考虑在内，那么神性与人类母亲就不可能诞生一个具有完全神性且具有完全人性的孩子，至多只能生下一个具有一半神性与一半人性的孩子。换句话说如果你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童贞受孕的故事，就等于逼着基督耶稣变成美人鱼（笑声），半截是人，半截是别的什么。这并不是马太的原本用意。正是通过耶稣的完全人性，上帝的意义才能彻底彰显出来。童真生育的故事无法让人体会到这一层含义。

我还要说一件小事。卵细胞是十八世纪早期发现的。这使人们意识到，假如耶稣的人类母亲向耶稣传递了50%的遗传物质，而耶稣的母亲又是亚当的后代，那就等于说耶稣身上也有原罪。教会花了好一阵子苦苦思索，一直等到十九世纪才提出圣母圣灵感孕理论，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教会用圣灵感孕来对抗卵细胞的存在。神学偶尔也会对现实世界作出回应（笑声）。

在马太福音之后，保罗与马可都没有提到童贞受孕，路加提到了另一个版本的童贞受孕，在约翰福音当中童贞受孕的故事干脆完全消失了。很多人都不理解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新约的五位主要作者当中只有两个人明确提到了童贞受孕，两个人似乎从没听说过童贞受孕，至于约翰则似乎很反对童贞受孕。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与第六章，约翰都非常清楚地将耶稣称作“约瑟的儿子”。所以你对童贞受孕究竟想要字面理解到什么程度呢？

马太肯定没有将童贞受孕当成生物学事件，约翰肯定不认可这种说法，保罗与马可根本没听过这种说法，可是一段时间之后童贞受孕却成了基督教理论的基础。这也太奇怪了，因为新约当中对于耶稣生平描写最详细的就是保罗与约翰。公元四世纪基督教会成立的时候，童贞受孕已经成了教会信条的核心。事实上你要是仔细听一听教会的信条，那么耶稣这辈子一共就只有出生与死亡这两件事，就好像耶稣一出娘胎就被钉上了十字架，就好像他的人生没有其他价值一样。在教会历史上，对于童贞受孕的字面解读成为了道成肉身与三位一体的主要理论依据。如果没有童贞受孕，字面主义者就无法主张基督耶稣的神性。

我认为要想主张基督耶稣的神性其实很简单。但是你要小心，不要想当然地觉得自己知道上帝是谁。谁也不能告诉你上帝是谁或者上帝是什么，不要受人愚弄。人类能做的只是定义他们对于上帝的感知，而他们很可能遭到了幻觉的误导。精神病院里有很多人都认为上帝每天都会与他们交流。我见过一位病人，每次我去拜访她的时候，她都会接到上帝打来的电话。然后她就会在我面前与上帝聊起来。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面前并没有电话（笑声）。但是她的神态如此笃定，以至于我还以为是我自己神经有问题，看不见电话的存在。万幸的是她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因此她在打电话的时候用一只手对着嘴当话筒，另一只手堵在耳朵上当听筒（笑声），这才让我觉得兴许我的神志还算健全。

所以我不能向你保证我对上帝的体验是客观真实的，我也可能遭到了幻觉的误导，但我本人并不这么认为。我在体验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是生命。崇拜上帝的最好方式就是充分生活。我的生命越是充实，上帝的荣光就越能得以彰显。上帝是爱的源头。上帝给了我爱人的能力并呼吁我去关爱别人。我越是充分地去热爱别人，上帝的荣光也越能得以彰显。我眼中的上帝就是保罗.蒂利希眼中“一切存在的基础”。这个短语有些拗口。但是假如上帝是一切存在的基础，那么尊崇上帝的唯一方式就是尽我所能成为我能成为的一切。我自身的潜能发挥得越充分，上帝的荣光就越能得以彰显。

我之所以成为一名基督徒，就是因为在我审视拿撒勒的耶稣的生平时看到了一段充分度过的人生，看到了恣意泼洒出去的爱，看到耶稣自由地成为了他想成为的人，即使临终最后时刻依然自由。换句话说，我在耶稣的人性当中看到了神性的明证。我也在每一位充分生活、恣意热爱、尽其所能的上帝子女的人性当中看到了上帝的明证。这就是我身为基督徒的使命。我并不想劝你皈依宗教，这世上信教的人已经太多了，其中有好些神经都不正常（笑声）。基督教信仰的最终使命是让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号召人们解放爱的能力并且获得为了爱而舍弃生命的自由。如果我们能让基督教教会理解自身传承的信息并且将其付诸实践，那么基督教的未来就将会非常光明。假如坚持用字面意义理解圣经，坚持用圣经文本为一切偏见辩护，那么我认为基督教将毫无未来可言。正因为如此，能否用犹太人的视角来解读圣经对于基督教信仰来说才如此生死攸关。我希望我对大家的思考有所启发，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k448JqQyj8

主持：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非同寻常的夜晚。我们大家都玩过这种比较高下的游戏。自从我上小学以来，我们家的人就喜欢这么玩，让普罗科菲耶夫大战肖斯塔科维奇，让托尔斯泰大战陀思妥耶夫斯基。今天晚上咱们玩点简单的：希腊大战罗马。对于紧跟时事新闻的观众们，我要特别指出今晚的希腊是古典希腊，罗马也是古代罗马。对我来说这一点很令我失望，因为我真的很想欣赏玛丽.比尔德为贝卢斯科尼辩护，鲍里斯.约翰逊为左翼激进联盟党张目（笑声）。我深切希望今天的听众里有不少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哪位是希腊人或者意大利人请举手？太少了。我想知道今天的辩论能否改变你的原有立场。

辩论精彩与否靠的是辩论者的智识火力。我们今天请来了两座军火库。一边是牛津出身，另一边是剑桥出身，两位辩手都出版了大量书籍，制作了大量电视节目，在各自的领域都钻研了很久。鲍里斯现在是伦敦市长，这座城市充满了无产阶级民怨，住房危机，以及背后插刀的政坛同僚，所以今晚他要为希腊辩护。今晚将会非常愉悦，我们的时间框架很紧，鲍里斯要首先发言，各位将会听到他选择的文献摘录朗读。然后玛丽要为罗马发言。然后两人将会进行直接辩论。到时候我们会宣布辩论开场时的意见统计。我们统计了各位进场时的意见，还要统计这一意见是否发生了变动。最后我们留下了充足的提问时间。提问只有三项要求：起立，等待话筒传过来再发言，尽量简短。长话短说，有请鲍里斯.约翰逊为希腊辩护（掌声）。

鲍里斯.约翰逊（以下简称约）：晚上好。毫不夸张地说，今晚论题的答案可以在史上最伟大诗歌的第一章第一句的第一个词里找到。这首诗可谓是西方文学的源泉。当然，这首诗就是荷马的《伊利亚特》。“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阿喀琉斯为什么如此火大呢？因为有人夺走了他的战礼，他的女友或者说女奴布里塞伊丝。是谁对他做出了这种事呢？一个跑得不如他快，武艺不如他高强，长得不如他帅的人，但是此人却能依靠权势夺走他的战利品。此人的权威来自所谓的神赐，因为他是一名国王。阿喀琉斯的愤怒不仅反映了一位骄傲个人遭到打击的自尊，还在这句诗里发现了精英政治在不尽人意的现实体制面前的愤懑。阿喀琉斯的反抗姿态成为了希腊文化精髓的标志。

当你阅读早期希腊诗歌与哲学论述的时候——我经常这么做——经常会遇到反叛者、讽刺家与直言不讳之辈。阿喀琉斯毫不忌讳地痛斥他的主帅阿伽门农，“你这嗜酒如命的家伙，长着恶狗的眼睛，一颗雌鹿的心！”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有人对首相这样说话是怎样的光景吧。阿喀琉斯说出了千百年来每一位厌恶被别人颐指气使的英杰的心声。

希腊的哲学家经常说出最令人震惊的渎神言论。阿那克萨戈拉声称“太阳是一块巨岩”。色诺芬尼说，“埃塞俄比亚人的神灵自然长着埃塞俄比亚人的五官，马匹的神灵自然长得与马匹一样。”赫拉克利特说，“死尸比粪土更恶劣。”所有古代文化都有华贵的葬礼仪式，希腊也不例外，而赫拉克利特则尖锐地刺伤了一般希腊民众的感情，但他的确保持了智识层面的坦诚态度。早期希腊人喜爱挑战常识，充满原创思想，还喜欢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抒发感受。例如女诗人莎孚看到自己暗恋的女性在一群英俊少年当中谈笑风生，不由得心慌气短，手足无措：

（演员一上）

他就象天神一样快乐逍遥，

他能够一双眼睛盯着你瞧，

他能够坐着听你絮语叨叨，

好比音乐。

听见你笑声，我心儿就会跳，

跳动得就象恐怖在心里滋扰；

只要看你一眼，我立刻失掉

言语的能力；

舌头变得不灵；噬人的感情

象火焰一样烧遍了我的全身，

我周围一片漆黑；耳朵里雷鸣；

头脑轰轰。

我周身淌着冷汗；一阵阵微颤

透过我的四肢；我的容颜

比冬天草儿还白；眼睛里只看见

死和发疯。

（演员一下）

这就是“第十位缪斯”莎孚的作品。希腊人是最先暴露出脆弱自我的民族。就像一切自我主义者一样，希腊人也很喜欢竞争。不仅是在战场上，而且在诗歌创作、哲学思想与体育运动方面也是如此。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时代？闪点背后的成因是什么？这恐怕与希腊的地理条件有关系。用阿喀琉斯的话来说，希腊的地理特征就是“投影森森的山脉，呼啸奔腾的大海”。希腊半岛的海岸线长度足有两万五千英里且曲折不平，海岸线长度与内陆面积的比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因此希腊半岛上并没有出现庞大无比的王国、高高在上的国王与众多地位卑下的农民，而是遍布了上百个城邦。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城邦就好比池塘边的青蛙，鼓起腮帮子互不相让地吵闹喧哗。”或许是因为来自东方的影响——例如冶金术以及战车制造技术——与希腊半岛的竞争环境相结合，才产生了这样的奇迹。

当你走过大英博物馆里那一排排令人屏息凝神的长廊时，能看到人类如何一步步抬举自己，通向希腊人的灵光闪现。我们经过一排古埃及的猫头神与狗头神，叙利亚的鹰头狮与大胡子人像——谢天谢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毫不客气地将这些雕塑从巴比伦抢了过来，要不然现在都要被极端分子炸飞了。走在杜威恩美术馆里，观赏那些美丽的大理石人像雕塑，你会注意到什么呢？你不仅会注意到史上最早的按照解剖学原则精确描绘人体的系统性尝试，还会注意到文化精神的转变。希腊的雕塑当中没有人兽杂交的神祗，没有酷刑、斩首与屠杀的画面，也没有苏美尔、巴比伦与阿卡迪亚文化当中横行竖列僵硬死板的军队与囚犯，而是充满了形态各异的人物。这个穿凉鞋，那个穿靴子，这个往这边看，那个往那边看。你能意识到你正在观看着普通的雅典市民，而且每一个人都与神灵处于同一平面上。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平民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公元前441年巴台农神殿建成的时候，索福克里斯曾说过，“这世上有很多了不起的事物，但没有一样像人类那样了不起。”衡量万物的尺度是人而不是神。

而且这些雕塑构图里还少了一样东西——不是颜料，古希腊人的雕塑的确是上色的，只是现在褪色了，偶尔还能看到一两点残存的颜料——真正缺失的东西是国王。《伊里亚特》第一章第一句体现出的反抗精神衍生出了合乎逻辑的结果。令阿喀琉斯怒不可遏的东西已经被我们去除了。我们扫除了令人心烦厌恶的统治者，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民主制度。无论这个民主制度有着怎样的弊病——比如保留奴隶制、歧视女性、压榨盟友——实打实的权力依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落到了石匠、码头装卸工、鱼贩子以及其他一万余名在广场上集会的人们手里。

并非巧合的是，人民权力的崛起，恰好也赶上了最辉煌的原创性思想大爆发：索福克里斯、奥皮雅诺、柏拉图，亚里士多塞诺斯，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希腊人为我们带来了哲学，诗歌与史学，喜剧与悲剧，人物传记，奥运会——后来被罗马人取缔了，数学，以及理性检视事物的科学研究方法。他们既研究乌贼性交也发明蒸汽机，他们给了我们现代政府的雏形，最后他们还为我们带来了罗马（笑声）。罗马就是古希腊的创造（笑声，掌声），就像现代美国是英国的创作一样，尽管美国人通常并不这么看。不过罗马人却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继承了希腊。

诚然，在有限的意义上罗马人的确击败了希腊人，因为罗马人的确能比希腊人更加有效地使用致命暴力。公元前146年罗马军团横扫柯林斯，砸碎大理石雕像，用珍贵的画作充当棋盘。然后呢？希腊人还是扭转了局势。用贺拉斯的话来说，“被征服的希腊反而征服了罗马，将艺术带到了荒蛮的意大利。”罗马雕塑如果说不是对希腊雕塑的直接模仿，至少也是致敬作品。罗马建筑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希腊的建筑法式。罗马饮食与希腊饮食相比只是多了一道气味刺鼻的鱼酱汁而已。顺便说一句，在希腊厨师可以为自己的菜式申请专利，而罗马厨师的社会地位则与苦工无异。罗马音乐就是希腊音乐，只是添了几根喇叭而已。罗马的作家无不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学习仿效希腊作家：维吉尔被称作罗马的荷马，贺拉斯效仿过阿尔齐洛科斯，塔西佗则将修昔底德视为榜样。罗马作家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是卢克莱修所谓的“拉丁语言的相对匮乏”。希腊语的词汇比拉丁语多得多，因此能玩的花样也更多。但是罗马作家最终还是设法追了上来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我绝不想贬低罗马人的天才。刚才我提到的几位罗马作家做出的贡献都已经充分偿还了他们欠希腊的债务。但是我要反对几项认为罗马高于希腊的传统论点。比方说我不认为罗马人的发明能力有多么强，尽管他们的确修建了高架引水渠，也的确构想出了盾牌覆顶的龟甲阵。看看上千年的罗马历史，你会注意到期间基本没多少科技进步，奴隶承担了绝大部分劳动，基本没出现什么新式器材，完全无法与最近从海中打捞出来的安提凯希拉天体仪相提并论。我也不认为罗马人对待女性与奴隶的态度就一定比希腊人好多少。造访雅典的旅行者们经常抱怨分不清奴隶与自由人。能够与莎孚相提并论的罗马女作家一个都没有。我还不认为罗马人的生活质量更高。许多希腊文化大家都得享高寿。德谟克利特90岁、戴奥真尼斯89岁、阿波罗尼奥斯85岁，柏拉图80岁，索福克里斯在八十几岁才创作了《俄狄浦斯王》。

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领域，罗马人在希腊人面前也黯然失色，我说的就是市场。将荷马与维吉尔做一下比较吧。我很喜爱维吉尔，他大概是世上最伟大的字匠。但是看看企鹅出版社的销量排行榜，《伊利亚特》才是每年销量几百万本的畅销书。大学哲学系研究的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不是罗马哲学家。在欧洲各地的剧院里，谁的戏剧还在排演呢？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你上次在剧院里观看塞内卡是什么时候呢？

最后再来一个压倒性的论点：笑话与喜剧又怎样呢？希腊人发明了笑话大全的理念，创作了《爱笑者》（Philogelos）。今天在英国依然有人会花钱买票去看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他才华横溢地发明了很多桥段，例如在《吕西斯特拉塔》中让女性发动以反战为目的的性罢工。如今在哥伦比亚、肯尼亚、菲律宾甚至意大利都发生过女性性罢工。谁还看普劳图斯与泰伦斯的作品呢？从传世角度来说，罗马剧作家根本无法与阿里斯托芬相提并论。我在辩论一开始就提到，希腊人很喜欢揭短讽刺，阿里斯托芬尤其喜欢拿着高阶政客开心，例如克里昂与伯利克里。谁敢想象罗马剧作家有胆量拿着皇帝寻开心呢？

那么为什么阿里斯托芬有胆量嘲讽雅典的统治者呢？因为他生活在多元主义民主制度当中。伯里克利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词就很好地表明了为什么雅典不同于其他城邦且更加优秀：

（演员二上）

我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任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具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就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

（演员二下）

每次听到这番话我都觉心中一动。说这话的人活在两千五百年前，但是这番话的理念至今依旧驱使着我们：自由精神，多数人统治，唯才是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为邻居的个人生活而感到生气。相比之下罗马人把民主怎么样了呢？他们把民主取消了！先实行了独裁制，又改成了帝国制。为什么罗马人不擅长戏剧呢？因为观众们都被另一种娱乐形式吸引走了，就是角斗。罗马人酷爱观看人与动物在堕落的仪式里遭到屠杀。角斗在罗马世界根深蒂固，在希腊则不见踪迹。在那座象征了古罗马文化与文明的斗兽场里究竟死过多少人呢？大约有二十万。希腊人喜欢在剧院里放松身心，罗马人的合家娱乐则是眼看着窃贼被砍掉一只脚，然后在断口涂上蜂蜜，让狗熊来结果他。在很多方面罗马人都是一帮混蛋（笑声）。罗马人在童年就饱受鞭笞与施暴，成年以后也以施加痛苦为乐。庞贝古城壁画上最常见的题材是什么？就是女性相互抽鞭子。

罗马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而是恐惧。奥古斯都并不是伯利克里理念的继承者，而是一位冷库且工于心计的暴君。他屠杀了佩鲁吉亚的大量居民，他曾亲手用大拇指挤出敌人的眼球，还曾经流放并且饿死了自己的女儿。奥古斯都根本不尊重其他人的私人生活，他曾颁布法令禁止妓女以外的女性通奸，以至于不少上层罗马女性为了行事方便而不得不将自己登记为妓女（笑声）。即便如此他与继任者相比也还算温和了。他之后的皇帝都是些疯子、施虐狂与变态，像他们那样的人在希腊世界从未出现过。他们的脑海里充斥着覆盖整个欧洲的君主制模型，我们这些后来者花了几百年才将其彻底摒弃，期间从拿破仑到希特勒等等一干暴君都试图重蹈覆辙。

这可不是我们今天应当秉承的政治模式！这可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伦敦应当遵循的理念！我们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大学城，全世界文化最多元的城市，就像雅典一样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我们奉行自由宽容与多元主义，尊重邻居的私生活，不仅选举政客，还以取笑政客为乐。这些都不是罗马的价值观，而是希腊的价值观。而且这些价值观绝非无足轻重，在世界范围内也绝非无人反对。我们应当与那些试图摧毁这些价值观的人们作战，也应当保护与捍卫伟大的希腊遗产，教育我们的孩子们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希腊源流。让雅典娜的猫头鹰翱翔在布鲁姆伯利的上空。

投希腊一票吧朋友们！无论古希腊人在多少方面有所欠缺，与我们今天关系最切近的古代政治理念依旧来自伯利克里。在投票时不要忘记，正是希腊人秉承着流传百世的叛逆精神发明了投票制度，也正是罗马人夺走了投票制度。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在公共生活当中，极少有人愿意一对一地与鲍里斯进行公开辩论。所以请大家热烈鼓掌，欢迎非常勇敢的玛丽.比尔德女士。（掌声）

玛丽.比尔德（以下简称比）：鲍里斯的演讲可谓珠玉在前，不过当年罗马人也是这样看待希腊人的。我必须说他们干得还算不错。甚至在商业领域他们也能与希腊人不相上下。在哈佛大学出版的洛布经典丛书当中，销路最好作品的并非出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索福克里斯或者欧里庇得斯，而是凯撒的《高卢战记》。

我在这里是要为犀利泼辣、不顾体面且经常令人忍俊不禁的古罗马世界发言。我不打算用自负的文明说教来说服大家，不打算着重宣扬拉丁文学的奥妙，也不想阐述人文主义的高尚意识形态。我实在受不了长篇大论的伯利克里演讲朗诵，一两段就够了。毕达哥拉斯的确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可也不要忘了雅典当局曾为毕达哥拉斯安上过渎神的罪名。

此外还有几件小事我不吐不快。我不知道鲍里斯在大英博物馆里究竟看到了什么。的确，巴台农浮雕里所有人都位于同一平面，但是构图当中所有的神祗都是坐着的。他们要是站起来，身高就足有其他人的一倍了。而且别忘了巴台农神殿里可是供奉着四十英尺高的雅典娜金像呢。最后鲍里斯刚才对全民皆兵的斯巴达人居然矢口不提（笑声）。别忘了希腊世界可不止雅典一家。

今晚我要谈谈机智与文化多元，猫头神崇拜，高层住宅生活，现实主义，政治辩论，这一切都发生在足有五十万人的广大世界里。我并不会主张罗马人是值得我们钦佩的道德典范。我的论点在于，罗马人将“身为我们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摆到了我们眼前。我承认，就像雅典时代有很多傲慢之人一样，罗马时代也有很多傲慢之人。去看看塞内卡与李维的文章就知道了。我想说的是，罗马人创造了许多最为流传广泛的西方文学。我国有一位高级政客最近刚刚主张，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第四章——其中描述了埃涅阿斯抛弃蒂达并致使其自杀的情节——“是最优秀的诗人的最优秀的诗篇当中最优秀的章节。”（笑声，掌声）我强烈推荐大家都看看鲍里斯写的这本书，这是一本真情流露的古罗马礼赞。我们两个对于维吉尔为罗马文学作出的贡献看法一致。

毋庸置疑，罗马强权非常野蛮。但是话又说回来，所有的古代文明全都非常野蛮。鲍里斯刚才没有提到亚历山大大帝如何大杀四方，没有提到雅典人如何屠杀米洛斯居民，自然也没有提到凯撒在高卢地区的征讨。在我看来这三起事件的恶劣程度可谓不相上下。顺便多说一句，希腊人发现了角斗游戏之后立刻全心投入，将美丽的剧院改造成了斗兽场。如果今天比赛的题目是“谁更良善”，恐怕不会有赢家。我之所以支持罗马人是出于不太一样的原因：他们如何应对公民权益与选举政治，如何为大规模城市生活提供市政服务，如何多年一贯地将此前遭到排斥的社会群体纳入社会生活当中，无论是向女性群体提供政治角色——除了斯巴达以外，罗马社会当中的女性地位在古代世界可谓闻所未闻——还是向外来移民提供公民身份。我希望今天各位听众都能牢记一个年份，就像英国人牢记1066年诺曼征服一样。这个年份就是公元前212年。在这一年，卡拉卡拉皇帝向所有生活在罗马帝国境内但尚未获得公民身份的自由人提供了公民身份。约有3000万人因这项政策成为了罗马公民。这是世界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性公民身份授予行为，也使得英伦三岛这个罗马帝国的偏僻角落正式成为了更广大世界的一部分。

但是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自由，自由是古罗马的标志性口号，包括免于压迫的自由，法制体系下的自由，个人在国家权力面前的自由。美国独立运动与法国大革命这两场现代世界伟大革命的三大关键词之一就是自由。这一理念与希腊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罗马的发明。但是对于古罗马公民来说，自由并不仅仅是伯利克里的口号。将各种高大上的辞藻抛在一边，在我看来罗马是最早讨论政治权力界限的民族。他们正面应对了与当今生活密切相关却又难以回答的政治困境：为了国家安全，个人权利与自由可以搁置到何种程度？公元前63年，参议员西塞罗声称自己揪出了一场意图颠覆政府与毁灭罗马的恐怖主义阴谋，并且未经审判就处决了一大批所谓的恐怖分子。起初他被奉为英雄，但很快就遭到了驱逐，理由是他滥用了反恐法律的条款，将其作为草率处决人犯的理由。之后罗马市民还在他的住宅门前竖起了供奉自由女神的神龛以示警戒。当我们讨论关塔那摩集中营的正当性或者使用无人机轰炸为ISIS作战的英国公民的合法性时候，我们依然沿用着罗马人率先提出的辩论框架。罗马人的政治议题就是我们的政治议题，而希腊人几乎从没讨论过这些议题。

当然，自由不等同于民主，罗马也从来没有主张过自己是民主国家，在他们看来民主无非是希腊人的奇巧发明而已。但是自由的确是民众权利的基础。这种民主权利比短命的希腊民主制度出现的更早，也持续得更长。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很快就在马其顿王国的压倒性王族权力面前化为乌有，至于那些从来没有实行过民主制的希腊城邦就更不用说了。从公元前509年开始，整整五百年时间里，罗马人民都是罗马帝国的权力主体，能够选举任何一位他们中意的候选人。我们只要听一下西塞罗的哥哥对竞选活动提出的建议，就能意识到我们怎样继承了罗马品牌的政治生活。

（演员二上）

我必须和你谈一谈你的竞选活动的另外一部分，具体来说就是怎样让选民站在你这边。你必须学会记住别人名字的窍门，而且还要做出毫不费力的样子。你必须四处抛头露面，无所不在。要花钱阔绰，要维护声誉，要对国家的未来抱有希望。首先一定要认识选民，至少也要装着认识选民。假如你身上欠缺某些优良品质，那就要假装自己有这些品质，而且要装得像一些。 奉承迎合并不是什么光彩之举，但是在竞选期间却至关重要。一定要让你的言谈举止符合你所遇到的不同人群的期待。人们喜欢听承诺。如果有人希望你承诺你做不到的事情，要么用漂亮的言辞搪塞过去，要么就先答应下来再说。前一种做法是正人君子的标志，后一种做法是竞选能手的标志。此外你还要关注自己的名誉与公共意见。要不遗余力地游说别人，要让人将你当成好人来谈论。要让选民们乐意来你家做客，并且因为分享了你的声誉而感到激动。你的竞选活动必须光彩照人，但同时也不要忽略了挖掘对手的丑事。要尽量寻找与竞选对手有关的犯罪指控、滥用公款或者性丑闻。

（演员二下）

倒不是说我们从罗马人那里继承了下三路的手段——因为希腊人搞政治的时候也肮脏得很——但是像这样实事求是地谈论选举制度工作机理的文章的确只能出自罗马人之手。事实上，公元前二世纪希腊半岛某小国君主出访罗马期间亲眼见证了竞选游说的场面。这番见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之后他也开始与街头百姓握手，可是却被臣民们安上了“神经病”的绰号。

再来说说城市本身吧。古典时代的雅典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全市人口算上奴隶大约也就4万人左右。这个人口规模与曼城大学的人数差不多。相比之下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是一个庞大的多语言多文化世界，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人就像以拉丁语为母语的人一样多，城内的居民约有100万人。直到十九世纪伦敦才从罗马手中夺走了最大城市的桂冠。罗马人致力于现代风格的城市生活，而且也很乐意抱怨城市生活的种种不堪之处。以下这段抱怨晚上睡不好的文字出自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之手：

（演员二上）

这里的最主要死因就是失眠，而失眠的原因是消化不良。食物油水太重，堵在肠胃里难免烧心。我倒想见识一下这里的哪座房屋能让你一夜安眠。在这座城市要想睡好觉可是要花大钱的。这一点正是纷扰之源。轰隆隆的货车穿过那些七扭八拐的小巷，拉车的老牛堵住了交通，车夫的叫骂足以吵醒睡着的海豹或者市长。富翁出门都坐轿，他可以在慢悠悠的轿子上读书写字或者闭目养神。放下帘子的轿厢实在是催眠的利器。尽管如此，他却总能比我们这些行人提前到达目的地。我们无论多么着急，都只能裹在人流里面一步步向前挤过去，我后面的人紧紧顶住了我的肋骨。有人亮出两个胳膊肘左右开弓，有人挥舞棍棒指东打西。有个搬运木梁的人砸中了我的头，还有个运送木桶的人也没放过我的脑袋。夜间还有很多其他危险不得不防。高楼楼顶的瓦片掉下来准能给你开瓢。高楼的窗户里经常会飞出几个破盆漏罐，把路面砸得坑洼不平。出门下馆子之前最好立下遗嘱，否则就是缺乏先见之明，意识不到自己可能遭受怎样的飞来横祸。到了晚上，你头顶上每一扇打开的窗户都有可能是致命的陷阱。祈祷吧，祈祷那些家庭主妇们倾泻在你头上的东西仅仅是剩饭剩菜而已。

（演员二下）

这可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这就是我们。我们对于这种事情？如此熟悉，以至于伦敦西区的喜剧演员们日复一日地对我们如此宣讲。当然上面这段文字只是故事的一面。罗马人也始终致力于组织管理大城市生活——鲍里斯肯定知道这项任务多么困难。罗马人发明了交通法规，发明了城建规章，发明了自来水与公共厕所。如果有人觉得这些发明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只要想一想在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的旱厕里出恭是什么感受就行了，相比之下你肯定会觉得罗马人的公共生活要舒适得多。此外在所有古代社会当中，只有罗马才将供应全体市民的口粮当成了国家的责任。至于说到发明创造，正是罗马人发明了混凝土，并且以此为原料搭建了万神殿的穹顶以及一系列其他宏伟穹顶。直到二十世纪年代我们才重新具备了搭建同等规模穹顶的技术。对罗马人来说，最重要的现实政治议题就是如何共同生活以及维持社区的正常运转。

罗马人将许多此前遭到排斥的群体纳入了社会生活当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女性群体。古典希腊虽然拥有炫目的民主制度，但是女性的处境却非常悲惨。她们与社会隔绝，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利。罗马的女性严格来说也不具备正式的政治权利，但是她们可以与男性同桌进餐，可以不带面纱上街走动，她们的经济自由甚至超越了十九世纪晚期之前的英国女性。不过罗马女性还有其他引人注意的方式。几乎所有出自罗马女性之手的文学作品都已经遗失了，罪魁祸首或许是拒绝誊抄这些文献的中世纪僧侣。我本人最感兴趣的是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的自传，相信这本书如果流传下来肯定有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罗马宫廷的内幕。不过确实流传下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构建许多多样化女性声音的努力——尽管主要是由男性作出的努力——这些希腊语与拉丁语作者们笔下的女性不仅局限于受难的女主，可笑的讽刺丑角，以及失恋心碎的怨妇。接下来这段文稿创作于公元三世纪，作者是一位泼辣的妓女。她抱怨自己的情郎冷落了自己，转而投向了哲学的怀抱。

（演员一上）

你现在满脑子就知道知道研究哲学，你简直一本正经得有些不像话了，你的眉毛都拧成疙瘩了。你抱着一大摞书本在大学里到处瞎转，到了我的门口却径直走过，就好像从来没进过我的门一样。小子你这是要疯啊！你就看不出来你那个哲学教授是什么东西吗？他给你们这些学生讲课的时候总是一脸死相，唯恐贬低了学问。可是你知道他来腻歪我的日子有多久吗？他自己还包养小蜜呢！如今他只要来找我，我肯定把他轰出去。我宁可与你一起睡，也不愿意从全天下的教授那里挣钱。但是现在既然他把你从我这里勾引走了，那兴许我还真得把他请到我这来，这样我才能向你揭露这个假道学的真面目。话又说回来，你觉得大学教授和我们这些做姑娘的有区别吗？我们拉拢客户的套路兴许有卖身与卖嘴的区别，但说到底我们都是来混饭吃的。我们这些做姑娘的比大学教授更加敬神讲理。我们从不主张神灵不存在，我们相信我们的情郎赌咒发誓全都发自真心，我们认为男性不应当与姐妹、母亲或者别人的妻子上床。兴许我们不太适合搞学术，因为我们不知道云彩是从哪里飘来的，或者原子究竟长什么样。但是陪我们厮混的人肯定不会满脑子想着闹革命或者颠覆国家。事实上他们直到晌午都不起床，因为昨天晚上玩的太疯了。这样看来，我们甚至比教授们更有资格教育下一代。归根结底，众神赐予我们的生命并不算长。不要躲在象牙塔空耗光阴，把生命浪费在谜语和无用的废话上面。

（演员一下）

在我看来这段文字集中体现了罗马文化的特质：温暖，有趣，就算讨论严肃的问题也不会故作高深：我们究竟怎样学习？哲学真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吗？

但是罗马的包容还不限于让女性参与了国家政治，更重要的是对新公民的包容。罗马有一套成为罗马人的机制。古典希腊的公民政策基于非常狭隘的民族立场甚至于种族主义立场。如果我们依然遵循他们的原则，鲍里斯都未必能成为英国公民，因为他生在纽约。伯利克里肯定不会允许你入籍的，那样的话我们的损失可就太大了（笑声）。公元前212年卡拉卡拉皇帝向帝国境内的全体自由人赋予公民身份的时候，这项政策只是长期趋势的最终结果而已。罗马的奠基人罗慕路斯就曾经欢迎难民与寻求庇护者来到他在台伯河畔兴建的新城落户。罗马征服了哪里，就会将公民身份普及到哪里。即便出身偏远之人也有资格成为罗马皇帝，图拉真与哈德良来自西班牙，塞维鲁则来自北非。与此同时，共有数以百万计的奴隶获得了自由，并且进一步获得了公民身份。希腊世界解放奴隶的规模从来没有这么大，而且获得自由的奴隶也肯定不可能成为希腊公民。有些希腊观察家很早就注意到了罗马人的奇怪习惯，少数聪明人甚至开始怀疑罗马的开放态度正是罗马帝国的成功关键。

这也是我的观点，我认为这就是罗马：真实、强硬、直率、开放。罗马就是我们，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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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abtGPVVihA

面向一群教师谈论教学问题多少让我有些尴尬，这话必须说在前面。我之所以开始写作与研究，正是因为我想要理解你们的工作。当初刚刚开始写作与研究的时候，我本人也是一个正在受训的学员。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希望我的业务水平能够超越胜任的档次。我想理解究竟应当如何逐渐掌握我所做的事情，甚至有朝一日达到精通的程度。因此我想理解，仅仅胜任某事的人们与精通此事的专家之间有什么区别。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跟踪调查那些现在各个领域达到精通水平的人们。我发现他们并不比别人更聪明，也并不是天才。相反，他们在我看来是一群深刻理解了自身固有缺陷、工作体系固有缺陷以及怎样克服这些缺陷的人们。我就是这样开始了写作。住院医生做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向《纽约客》投出了第一份稿件。我真没想到这篇稿件居然发表了，更没想到这种题材居然真有人感兴趣。我很幸运，因为我所关注的题材也在很多其他人心中产生了共鸣，以至于教育中心今天居然专门请我来讨论教育问题。那么我就冒昧说两句。

很多人都认为“胜任”与“精通”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很多行业都未必如此。只有当一个行业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出现这种距离。越是困难的任务越能区分胜任与精通，简单的任务则不行。假如给你三张牌，让你数清一共有几张，那么胜任与精通之间的差距并不很大。但是假如你要给七年级学生上课，或者做手术，或者维护某人的健康，或者经营政府项目，或者自己创业，那么这个差距就很大了。这正是复杂性的特色。实际上复杂任务会形成一条曲线。对于我们这些医疗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一点尤其考验人，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公众监督，我们要向其他人承诺我们将会做到什么。

胜任与精通之间的差距之所以令人不安，首先是因为这个差距的确存在，其次是因为这个差距的体现形式往往不符合人们的预期。在我们这一行里面，最优秀与最糟糕的从业者之间的水平差距的确非常大。全体医生的水平分布是一条钟形曲线，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呆在中间，这就是复杂性活动的天然模式。但是公众的期待却不一样。他们认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培训与相当程度的实践之后，这张图像看上去应当呈现出曲棍球棒的外形。大多数从业者都应当汇聚在精通的右端，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左端。如果我们想要提升教学水平或者医疗质量，只要解雇那些拖在后面的少数人就行了。可是在钟形曲线当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达到了优秀的程度，而且他们将其他人都远远抛在了身后。无论是对于一般公众还是对于从业者来说，这个图像都让人非常不放心。

我们可以在外科手术领域以及许多其他医学领域发现钟形曲线的范例。比方说肺炎护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诊治这种基本疾病，可以说驾轻就熟，可是医生的表现依然能分为极好与极差，绝大多数医生都源于两者之间。再比如说疝气手术。这是所有外科手术当中最简单的，术后第一年的复发可能性大约是5%。不过我听说多伦多有一家号称疝气工厂的Shouldice 医院，将这个简单的小手术变成了一门艺术。这家医院的疝气手术术后一年内复发率只有0.5%。至于在糟糕的另一端，我听说美国有些医院的疝气手术复发率可以达到25%。

不过我本人最感兴趣的疾病是囊肿性纤维化。这是一种基因病，患儿会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出现发病症状。这种病症无法根除，只能缓解症状。在我开始研究的时候，病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5岁。我之所以对囊肿性纤维化感兴趣，是因为这个领域的医学实践完全符合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研究基金会、病人与医生共同合作；病人的父母组织起来，在全国建立了117个护理中心；各个中心的护理团队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树立了完善的标准化行动指导，提供了最好的护理实践。他们落实了护理事项的检查清单。他们让公众监督自己的护理结果，你可以在网上查询护理你的子女的中心表现如何，该中心收治的病人的平均存活年龄是多大。你可以检查该中心患儿的平均肺功能与体重数值——患儿身体健康的两个主要标准。按理说这些机制可以让每个人都提升到精通的水平。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取得了令人侧目的进步。我们现在已经将囊肿性纤维化病人的平均存活年限从6岁提升到了35岁。但是就算这样钟型曲线依然存在。表现最好的护理中心的患者预期寿命是47岁，最差的护理中心的患者患者预期寿命则是二十五六岁左右。所以问题在于这一差距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去了一家中等水平的护理中心，我想看看他们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我去了辛辛那提大学儿童医院。从硬件条件来看，这所医院不应当处于中游，可是他们的实际表现却低于平均水平。这所医院是美国排名前十的儿童医院。医院里的囊肿性纤维化治疗项目负责人是学科领头人之一，如今通行的许多治疗规程都是他最先提出来的。这所中心就相当于教育界的政府特许学校。但是看看数据的话，这里的患儿预期寿命却没有跟上外在条件。我原本以为这家医院只是名声在外，但是从业人员的水平却不太好。但是我在这家中心却见到了一群极为尽职尽责的人们。医院里一共有250多名囊肿性纤维化患儿，每一位医生都能将每一个患儿的情况倒背如流。医生与患儿家庭联系密切，患儿家庭对医疗团队也充满信任。在我看来他们采取了一切需要采取的手段。我去的时候医院里正在为患儿集体接种流感疫苗。许多儿科医院在接种疫苗的时候往往都有疏漏，但这里采取了各种手段保证每个孩子都得到接种。

接下来我决定要去水平最高的医院看看。这些医院肯定有什么秘密药物，要不然怎么解释这些医院的表现这么好呢？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也许送到这些医院里的患儿的身体状况原本就更好，毕竟囊肿性纤维化变异的种类本来就很多。用教育来打比方，或许这个教学项目的参与儿童家境普遍较穷，那个项目的参与儿童家境普遍富裕，所以才会有结果的差别。也许这个中心里病情较轻的患儿数量更多呢。对于囊肿性纤维化来说，最严重的变异名为delta-F508。这家中心是明尼苏达大学Fairview医院中心，主管人是沃伦.沃里克。由于这家中心的名声传播广泛，许多病情最重的孩子都来到了这里，以至于这家中心具有delta-F508变异的患儿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中心。但这里的表现依然比其他中心都好。来到这里之后我让沃里克医生向我展示这里的规章，他向我展示了与其他中心完全相同的做法。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药物，他们遵循着同样的护理规程，但是他们的结果却非常不同。

我不知道沃里克医生究竟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于是我旁听了他的一次门诊，并且体会到了病人在这里的感受。病人在这里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我必须用一个事例跟你们讲清楚。这天早上的病人当中有一位名叫吉奈尔的十七岁少女。她在6岁那年被确诊患有囊肿性纤维化。她这次是来进行三个月一次的例行体检。她染了一头披肩黑发，涂着浓重的眼影，眉毛上穿了眉环，鼻子上打着鼻钉，舌头上打着舌钉，两只耳朵上穿了好几个耳环。她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七十六岁的沃伦.沃里克医生坐在另一个角落。他身材高大，略显驼背，衣着落伍，看上去就像一个出身英国的知识分子。他穿着粗花呢外套，手背上布满老年斑，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吉奈尔聊天。

“最近怎么样啊，吉奈尔？”

“还行。”

“学校怎么样啊？”

“还行。”

“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还行。”

“那么我们来看看你的肺功能图表吧。”然后他就拿出了一套图表。顺便说一句，肺功能是关键性指标，因为这种疾病会在肺部积累类似胶水一样的粘稠分泌物，病人必须依靠药物与理疗来保持肺部的正常功能。图表显示吉奈尔的近期肺功能情况有一定波动，数值在109%到90%之间摇摆。换句话说，她的肺功能在最好的时候比健康儿童的平均水平还要高出9%。我在辛辛那提大学儿童医院见过同样的表格，我很清楚这些小幅下挫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测量本身也并不完全精确。但是沃伦的工作方法却并非如此。

“为什么你的数字在这里下跌了呢？”

“我不知道。”

“这几天你感冒了吗？”

“没有。”

“发烧了吗？”

“没有。”

“咳嗽了吗？”

“没有。”

“你觉得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错过了治疗呢？”

“没有。”

“一次都没错过吗？”

“偶尔错过了几次。”

“偶尔是什么意思？”

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地从吉奈尔嘴里把实话掏了出来。原来过去三个月她一次理疗都没有做过。

“你为什么不接受治疗呢？”

他看上去并不意外，也并不生气，而是完全的好奇。就好像他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一样。他继续追问道：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妨碍了你接受治疗呢？”

“我不知道。”

“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吗？”

“我——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于是沃里克医生决定采取新策略，也就是把我抬出来。他转向我说道：

“囊肿性纤维化病人很有趣。他们都是优秀的科学家，总想做实验。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解释实验结果。这次吉奈尔做的实验就是停止接受治疗。结果怎么样呢？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来看看数学结果吧。”

说着他拿出一块很旧的黑板。

“假如你患有囊肿性纤维化却不接受治疗，那么在任何特定的一天里你因为肺病而住院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个概率大概是0.5%。假如你患有囊肿性纤维化但是接受治疗，那么在任意一天因为肺病住院的可能性大概是0.05%。如果只看一天的结果，这两个数据差距不大，基本上你的健康在任意特定的一天都有100%的保障。但是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会怎么样呢？”——他的数学功底令我非常钦佩，因为这其中涉及到大量的指数运算——“假如你坚持接受治疗，那么整整一年不进医院的可能性是83%。但是如果你从不接受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不住医院的可能性就只有16%。”

然后他说：“吉奈尔，你想怎样一辈子保持健康呢？你要怎样才能活到老年呢？我没有答案，我只有统计数据。”

这段话让我看清了他的世界观以及他为什么如此精通本行的原因。所谓卓越并不是好与坏之间的区别，而是精通与胜任之间的区别，也就是99.5%的成功率与99.95%的成功率之间的区别。很多行业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假如你为红袜队打比赛，那你就要接住对面飞来的棒球；假如你为Fedex送快递，你就要递送隔夜包裹；假如你是做芯片，你就要保证芯片的合格率。教师与医生的工作也是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点差别在我们的行业当中能够影响到他人的生活乃至生命。而沃里克医生决定为了吉奈尔将这点差距填补上。

首先他要深入了解吉奈尔的生活。他发现吉奈尔的生活很丰富，有很多事情都会牵扯她的精力，让她不能及时接受治疗。比方说放学之后她要去打工，因此晚上回家时间很晚，来不及吃药，也来不及使用雾化呼吸器或者穿着理疗背心。此外她还认识了一个二十二岁的新男朋友——沃里克医生认为她现在找男朋友实在太早了（笑声）——于是她放学之后就去打工，下班之后就去男朋友家，总之就是不回家。此外学校里也制定了新规矩，不允许患病学生不能自行服药，而是要将药物送到医务室，由医务室的护士监督服药。她一天要吃两次药，早上一次中午一次，而且她很不愿意每天去两次医务室，于是她就逐渐不去了。“太麻烦了，”她说。

于是沃里克医生与吉奈尔达成了协议。“我要你每天放学之后回家接受治疗，我可以跟你的老板商量一下，让他提前放你回家。然后我还要你提供一位闺蜜的电话，并且允许我通知这位闺蜜督促你按时吃药。”——显然这一招对付青少年很管用——“至于在学校里吃药的问题，把最重要的药物随身携带，在你方便的时候吃下去。”

一听这话吉奈尔瞪大了双眼。

“他们肯定不允许啊，”她说。

“别告诉他们不就行了？”（笑声）

这样一来沃里克医生就将自我照顾转换成了叛逆之举而不是循规蹈矩的行为。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能到医院里住几天，接受一下密集治疗，把你之前失去的阵地夺回来。”

“今天吗？”

“是的，就是今天。”

“明天行吗？”

“我们已经错过很多了，吉奈尔。我们要及时承认失败。”

话说到这里吉奈尔哭了出来。

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考虑沃里克医生对待吉奈尔的方式以及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对待其他病人的方式。在我看来，他与其他那些成功应对复杂任务的人们有几项共通之处。首先，他确信自己的任务具有道德意义。他当然有职业目标，但他同时也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具有怎样的道德内涵。对于他来说，职业目标就是让这个孩子活到老年。当然他不可能一直在她身边照顾她，所以他必须教会她照顾自己。

第二点，他意识到想做到这一步需要极其勤勉。我所谓的勤勉就是细节决定成功的意思。复杂任务的特质之一在于任何一点细节都能以非线性的方式导致极其显著的后果。少吃一剂药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一年内入院的可能性是83%而不是16%，此后更有可能可能根本活不到预期年龄。我听过传奇篮球教练约翰.伍登的故事。他为UCLA校队执教期间曾经在十一年里拿了十个NCAA冠军。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成就。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他会教导每一位第一天入队受训的大一球员如何穿袜子。他会亲自示范，脱掉鞋袜，然后再将袜子以正确的方式穿上去，也就是把袜子卷起来，顶着大拇脚趾，然后一点一点拉上去，裹在脚后跟上，并且完全贴住小腿。他让每一个学生都一点不差的将这只袜子穿上去，然后在另一只脚上再重复一遍。他这样做有两个理由。首先，假如袜子穿的不平顺，脚上就会打水泡。假如脚上磨出了水泡，不仅会终结这个赛季，还会危及下个赛季。其次，他想让学生们理解细节造就成功。

沃里克医生展现出来的第三项特质是创意。所谓的创意指得就是他能用各种方法来解决吉奈尔问题，比如让她的朋友来监督她或者劝说她偷偷吃药。但是他所从属的医疗机构每年要整治三百多个囊肿性纤维化患儿，就算他坚持这一套做法，他的同事们的表现也依然会分布在钟型曲线的两边。因此他还推出了一套同样富有创意的做法。他每周周二都会召集同事们开会，医生与社工要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在这一周将要接触的每一位病人。这种做法我在其他医院里从没有见过。他们会在会议上交换各位患儿的肺功能与体重数据，并且分析每一个可能的问题。他们的数据为什么变糟了呢？他们为什么住院了呢？为什么他们要请一周病假呢？假如沃里克医生在会上发现某个护理计划还有在他看来可以改善的余地，一定会及时提出。并非所有的医生都认同这种做法。有一位医生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很讨厌被人指手画脚。但是其他人对这套做法却非常投入。这家医院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出现青少年病患死亡病例了，这个成绩在全国的医疗中心是绝无仅有的。

我最喜欢的一篇论文出自S. Gorovitz与 A. MacIntyre之手。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失败的本质。他们在文中认为，人类失败有两大原因。首先是无知，也就是成功所必备的知识尚且还不被人类所掌握。其次是无能，也就是某一位或者某一群人不能将知识运用在实处。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如何产生影响。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一直生活在无知当中。我们不理解物理世界，不理解生理机制，不理解如何教育人。但是自从二十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知识与科学。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知道糟糕的做法是什么，有时候还知道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无知的问题依然存在，比方说我们不理解经济运行规律，不知道老年痴呆症的病因，不知道如何让初中生主动学习。但是钟形曲线顶端的人们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与经验，只不过这些知识与经验并没有有效地转化成实际行动。从业者的表现就像新科技与新发现一样重要。

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复制那些曲线右端的人们的行为，如何让更多的人们成为沃伦.沃里克，怎样改变曲线的形状。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假如没有教育，人们的能力只会随机分布在曲线的各个位置。教育的功能就是改变这条曲线的形状。我们目前的教学方法很有趣。教师与医生的培养都遵循教学模式。我们都要在学校里待很长一段时间——医学生上学的时间尤其长——然后你就毕业了。理论上来说，你已经赢得了参加实习并且积累经验的资格。从那之后你的职责就是继续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自然这是一辈子的任务。培训体系的责任不仅仅是在此时此刻教给你知识，还要教会你自学的能力。这种做法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茱丽亚德音乐学院就是用这种方法培养音乐家的。茱丽亚德的毕业生们全都积累了一万小时练习时间，此时他或者她还并不算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但是至少已经具备了实现伟大的能力。这种培训方式的核心就在于自我完善与自我提高。运动员则遵循截然相反的模式。运动员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已经尽善尽美，不过他们将如何进步的问题交给教练去操心。他们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都会雇佣教练，就算拿到了冠军他们也不会解雇教练。他们觉得他们依然需要教练的帮助。根据运动员的世界观，教学模式对于人类自我完善能力的看法非常幼稚。他们相信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达到并长期维持最佳状态。

我不确定是否应该相信这种说法。我是一名医生，我属于非运动员的阵营。所以我决定采访几位业内高手，问问他们如何达到了如今的水平。我给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去的电话，他居然真的回电了——“我是《纽约客》记者”这句话还是很管用的，现如今光说“我是哈佛毕业生”已经没什么用处了——我问他为什么器乐演奏家没有教练，而棒球投手却有教练呢？他说：“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不用教练的做法是错的。”他从来都有教练。他的教练就是他的妻子。他与妻子当年是茱莉雅的音乐学院的同学，毕业以后他的妻子放弃了职业演出生涯，一心一意辅导他。每次他表演的时候，她的妻子都会坐在观众席上评估他的表现。演出结束后他问妻子自己表现如何，她总会说“非常好”。几个钟头之后或者等到第二天她才会说：“你知道吗，你的哪个小节听上去有点生硬了……”演奏音乐的最大挑战就是听清楚自己的声音。演奏小提琴的身体动作与投入心态会妨碍你准确地辨识自己的演奏效果，因此在四十多年的表演生涯当中他的妻子一直担任他的备用耳朵，他相信这正是他的成功关键。

这是一位世界级艺术家更上一层楼的方法。至于我们这些只想尽力而为的普通人又怎么样呢？我们要怎样才能更接近一点沃伦.沃里克与伊扎克.帕尔曼呢？让我感兴趣的事，教练现在已经打入了教学领域。研究表明，决定学生学习效果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班级人数，并不是考试次数，而是老师的水平。如今的政策制定者们惯于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比方说解雇水平较差的老师，惩罚教学水平较差的学校，为教学水平较好的老师提供额外奖金，等等。其他人则认为要向老师提供教练辅导。加州的研究成果表明一般方式的专业人员培训没有效果。按照一般的做法，你参加一个工作室，学会教育数学或者英语的基本方法，然后你在模拟试讲当中采用这些方法并且接受评估，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学校并且在实践中尝试这些方法。6个月之后的调查表明，老师们采用这些教学方法的比率还不到15%。另一个研究部门进行了同样的培训，但是他们派出一位熟悉这些教学方法的老师到受训人员的课堂上回访，观察这些受训老师的表现，并且在下课后对他们进行点评。这样做的次数不用多，一个学期也就两三次而已。6个月之后老师们采用运用新方法的比率达到了85%。这就是教练的力量，目前美国有200多家学校都采用了教练培训法。

当然现有数据还不足以表明学生的学习质量是否得到了提高，于是我就造访了其中一家学校，想获得一点亲身体验。我来到了弗吉尼亚州阿伯马尔县的莱斯丽.沃尔顿中学，这座学校采用教练模式培训老师。有经验的老师可以选择接受教练指导，入职不到两年的新手老师则必须接受指导。我跟随一支教练队伍旁听了珍妮.克利策老师的授课。这位老师已经有十年教龄，教学科目是八年级数学。这节课的内容是简化根数。这并不是一件特别令人兴奋的课程，只是普通的课程，换句话说孩子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根数。这堂课上她要让学生掌握三个极为抽象的概念：根数、完全平方数与因式分解。我觉得这项任务实在是太困难了，可是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做到了这一点。这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我根本看不出来她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余地。但是教练总认为你还可以改进一点，于是在课后他们将珍妮的教学过程掰开揉碎又重新过了一遍。

教学世界就像医学世界一样也存在着钟形曲线。你会注意到表现最好的人，他们是钟形曲线里的正向偏差。然后你就要分析这些正向偏差。分析内容包括课堂掌控能力，备课，时间管理，对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指导结构。吉姆.奈特是堪萨斯大学教练中心的主管。他专门负责教育辅导老师的教练们如何观察特定细节，基本上就是提供了一张优秀教学方式的核查清单。清单上的问题包括：备课是否周密，是否尊重学生，与单个学生互动效果如何，与学生谈话水平高低，能否理解学生的实际进度。然后他们就会挑选出这名老师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领域。

人们正在辩论究竟让受训老师自己挑选需要加强的领域还是干脆告诉他们哪些领域需要加强。事实上老师都知道自己的优缺点。新手教师往往掌握不好教学风格，但是珍妮已经轻车熟路了。她更担心自己是否抓住了孩子们的注意力。此时已经是年末了，期末考试马上要开始了，她很担心自己现在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教学，而不是为了照顾各个学生的进度而教学。教练说她的担心很有道理——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还说教室里至少有四名学生心不在焉，对这四名学生需要试一试不一样的教学策略。当教练将这四名学生的名字点出来时，珍妮说：“我觉得你是对的。”原来这所学校采用了交谈学习法，将两名学生分成一组，让他们通过相互交流来掌握知识点。这四名学生正好是两组，而且都是一男一女，很可能是这种安排妨碍了他们的交流。珍妮与教练组并没有将他们四个重新安排成男男女女两组，而是向他们教授了几条交流技巧。这一天珍妮还要另外再上三节课，她将这些技巧交给了其他学生，并且取得了很不错的结果。后来她对我说，每次接受教练指导都会发生这种事。“我自己能想到的进步方法都用过了。”事实上她曾一度觉得有些倦怠。对于她来说教练培训是极大的的改变。她的压力变小了，还觉得自己比以前效率更高了。在我看来她是一位很好的老师，而且我也的确看到了她的提高。

今年是我成为外科医生的第十年。我也觉得我自己的本事都已经使出来了。在最初的三四年里年我能感到自己的水平飞速提高，然后我的进步就越来越慢。有时我觉得我已经很擅长我的本行了，但是我也意识到我进入了平原期。于是我去询问一位已经退休的同事，在我的培训期间他是我非常敬爱的老师。我问他愿不愿意回来观看我做手术。他的观察力很强，只看我做了二十分钟手术就挑出了好几个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错误。一个半小时的手术结束后，我们花了二十分钟时间来回顾手术过程。他说：“当手术进行到某个阶段时，你习惯将右手手肘向上抬起，这个姿势很别扭。其实你只要动一动脚步，改换一下站姿就可以了。此外你还有视野狭隘的问题。”——神经手术的时候我们要带上放大镜，这一来我的视线就被局限住了，意识不到病人的其他反应，比如血压的下降——“你必须更密切地注意病人的各项生理参数，经常看一下仪器读数。而且由于你带上了放大镜，你并没有注意到无影灯的灯光在长达三十分钟的时间内没有照在正确的地方。”他还指出我错过了好几个让团队其他成员参与进来的机会，也错过了若干教育住院医生的机会。

这套做法的效用很显著，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我经手的病人的并发症发作率降低了。我不知道这一点能否持续下去，至少在这一年里的复查结果表明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关键并不在于我本人的水平有没有提高，而是在于我的团队是否得到了整体提高。就好像沃里克医生希望提高整个中心的水平一样，我只是整个教学项目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教育孩子或者救治病人在很多方面都经历了相同的进化过程。哪怕只是与一两代人以前相比，如今的做法也已经复杂得多了。现在老师给八年级学生教授的数学概念足以让欧几里得想破脑袋。如今的医生说要诊治一万三千多种不同的病症。我认为各行各业当中最辛苦的就是教师与医生，培训水平最高的就是教师与医生，但是社会整体依然对这两个行业的水平感到不满。成本的钟形曲线与业绩的钟形曲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许多花费最高的场所的业绩表现都只位于中游，表现最好的场所的成本往往也并不是最高的。我们全都是专家，我们每个人都只擅长整体工作的一小部分，却没有多少兴趣去考虑怎样将各个部分拼接起来。我们有很多了不起的人才，却未必有了不起的医疗与教育。无论是对于成本来说，还是对于接受服务的人们来说，这都是一场灾难。

我们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实现更好的效果。换句话说，每一位个人都不应当被落下，都应当对最终结果有所贡献。对于医生与老师来说这都是一个很痛苦的转换过程。老师不愿被学生打分，医生也不愿被病人打分。身为职业人士，自主作出决定并且受到尊重是我们最重要的职业价值。唯此我们才能感到自己得到了回报。但是在复杂系统当中，一名学生的表现并不取决于某一名老师的表现，而是取决于全体老师的表现。一位病人的健康也取决于几百人的共同努力。在复杂体系当中，我们依然在培养并鼓励人们成为独行侠，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地勤人员。教练培训所彰显的价值观并不是自主自决，而是谦虚自律，团队协作。

作为医生你肯定知道这些要求多么困难。但是我相信这样做的前景很重要。指引我们前进的北极星就是看到一切顺利的进展能够带来多么美妙的结果。当你看到一个学生终于想明白了以前想不通的概念，或者一位病人的身体得到改善的时候，那将会是你最满足的时刻。我们能够影响别人的人生，这是难能可贵的特权，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感谢在座各位与我一起参与这项事业。谢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8SwPmCFd4

小时候我爷爷送对我说，一句话说多了之后，就会影响你的为人。我小时候生长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从小我就接受了爷爷的理念。长大以后我带着一台录音机走遍了美国各地。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复述别人的言语，也就能够吸纳美国的精神。沃尔特.惠特曼是我的榜样，当年他也想要吸纳美国的精神，结果美国精神却吸纳了他。

接下来我要向大家呈现的四位角色是我从这些年来采访过的几千人当中挑选出来的。大家都还记着播音员老头Stud Terkel吗？我觉得我很应该向他请教一下美国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是哪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吧：“我生在1912年，泰坦尼克号一沉底我就生出来了。从来就没有造过这么大的船，结果让冰山蹭了一下就沉底了。一下子就沉底了。大船沉了，我也生出来了。你说说二十世纪可是多带劲呢？”

以下就是他对美国历史决定性时刻的回答。

“决定性时刻？哪儿来的什么决定性时刻？根本就没有。广岛肯定不算。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决定性时刻。套用水门那帮孙子的话，如今的局面都是一步一步滑下来的，一点一滴搅和在一起才有了如今的道德滑坡。”

“咱们现在科学技术是越来越多了，人情味却越来越少了。我跟你说个事吧。亚特兰大机场特别先进，一进大门就有小火车把你送到停机坪上，好让你飞到天南海北去。这些火车可好啊，又快又安静，效率又高。车上有个报站的声音，是人在说话。过去我们让机器人学人，现在正好倒过来了，反而要让人去学机器。‘一号停机坪：奥马哈，林肯。 二号停机坪：达拉斯，沃斯堡。’火车就要离站的时候，一对小两口冲了过来，车门眼看就要关上了。这个声音毫不磕巴地接着说道：‘由于有乘客上车较晚，本车延迟30秒到达。’这时候车上的所有人都在恶狠狠地瞪着这小两口，两个年轻人上车以后连头都抬不起来了，简直就好像等着被钉上十字架的囚犯一样。”

“上车之前我刚好喝了两杯酒，为的是安神。于是我就学着报站员的调门喊了一嗓子：‘乔治.奥威尔，你该上车啦！’平时我讲这个段子总能逗笑一帮人，可是车上一个人都没笑，完全是一片沉默，一车人全都瞪着我。然后我就陪着这两口子一起抬不起头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车上有个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这位母亲是应该是从西班牙来的，因为她跟旁边的旅伴说西班牙语。我就凑过去，拿手捂着嘴——因为我当时喘一口气就有五十度——问这个婴儿：‘先生或者女士，你对人类种族有什么看法？’婴儿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就咯咯地笑了出来。我说：‘谢天谢地，咱们这里的人味儿还没丢光呢。’”

“但是如今的人味儿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一定要留个心眼儿，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正统的道理就一定讲理。你知道马克.吐温为什么这么伟大吗？咱们现在把马克.吐温捧得这么高，可是却不去认真翻翻他写的东西。《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看过吧，还记得木筏上那一幕吗？哈克就是个不识字的小孩子，没有文化，可是却有一颗天生的善心。当时的正统道理还有法律规定黑人不是人，而是财产。哈克和一个名叫吉姆的黑奴一起乘坐在木筏子上。哈克听说吉姆打算从某个妇女那里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偷偷接出来。哈克心想：‘这可怎么办呀？那个女人从来没害过我呀，他这是要偷别人的东西啊，这可是坏事情啊。’就在这个时候，两个捕奴猎人追了上来。‘筏子上有人吗？’‘……有啊！’‘是黑人还是白人？’‘……白人！’然后他们就走了。哈克心想：‘不好了！不好了！我撒谎了！我办了坏事！可我为什么感觉这么舒服呢？’”

“哈克生下来就有善心，只不过都被埋起来了。所以我说人情味儿正在消失。你问决定性时刻，我觉得美国历史根本没什么决定性时刻，都是一点一点小事儿累积起来才让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们把鸡毛蒜皮当成了新闻，对别人的痛苦却越来越不关心了。内布拉斯加有个作家名叫Wright Morris说得好，‘我们现在交流越来越多，交心却越来越少了’。行了，不多废话了，我还约了心脏病医生看病呢。”

谈到勇于冒险，我接下来要扮演一个谁都不喜欢的人。 大多数演员都希望扮演讨人喜欢的角色。当然未必总是如此，但是这种想法确实存在。尤其是到了TED大会这样的场面，我一般都喜欢走励志路线。不过既然说到勇于冒险，我要模仿一个我从来没模仿过的人，因为她太讨厌了。实际上刚才在后台还有人叫我把她的戏份去掉。我之所以模仿她是因为我认为冒险在眼下的场合是好事。不过“冒险”这个词还有其他含义，“天性”这个词也是一样。什么是“天性”呢？ Maxine Greene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Studs的岁数差不多，还是一个显赫哲学组织的领导人。我问她还有哪些事情是她不知道却依然想要弄清楚的。 她说，“就我个人看来，我总觉得在见到我的大学校长时我还要行屈膝礼，而且我仍旧感觉要为男同事端咖啡，尽管我比他们的年龄都大。从智识层面来说，我对于消极想象的理解还不够。 9.11事件显然告诉我们有一整片领域尚未得到研究。”所以接下来的表演主题是消极想象，希望能让大家思考一下天性是什么，天然是什么，风险又是什么。这段录音素材来自于马里兰女性管教所，我做的就是一字不漏地将录音演出来。我给这段话加了个标题，因为我觉得人们的言语其实就是有机的诗歌。这段话的标题是“她嘴边的镜子”， 主人公是一个叫做Paulette Jenkins的囚犯。

“所以吧，我就学会假装没事了。因为我不想让外人知道我家里能闹出来这种事。我想让外人都觉得我们家挺好。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可是我的孩子该遭罪还是要遭罪。家里就算不愁吃穿，他们还是整天担惊受怕。 我整天扯谎，因为孩子们总是鼻青脸肿的，到最后我都没话说了。然后他连我都打。不过我才是家里的噩梦。我对不起我的孩子们，因为我眼看着他们挨打这么久都没反应。”

“不过Myesha死了的那天晚上，情况简直糟糕透了。那以前的情况就越来越糟糕，直到有一天我们拿完毒品回家， 他对Myesha大发脾气，使劲揍她，把她塞进浴缸里用皮带抽。他用皮带是因为他有个特别变态的想法，总觉得Myesha当时正在操她弟弟，一边操一边摸索，反正这就是他打人的借口。我现在讲的是她死的那个晚上。”

“反正他把她扔进了浴缸里， 我当时和孩子们在卧室里。在这回事以前四个月，Myesha死以前的四个月，我以为我可以治好这个男人。于是我给他生了一个孩子——真是疯了——想着如果他有了亲生孩子，他就会放我的孩子一马。可是没用啊，全都没用。 于是我有了三个孩子，Houston，Myesha和Dominic——我进监狱的时候他才四岁呢。”

“刚才说了，我在卧室里，听见他把她拖到浴室。然后他——他——每次他一动手都会把她撂倒在地上。然后他拽着她的头往浴缸上撞，撞了一下又一下。 我能听见，但是我却一动都不敢动。我没有动。 我甚至没有去看看到底怎么样。 我只是坐在那里听着。 然后他把她拖到了走廊说，‘坐着别动’，于是她就在那里坐了大概四五个钟头。然后他说‘起来’。 于是她起来了，然后她说，‘我看不见了’。 她的脸全都青了，眼睛全都黑了，头已经肿得大了一圈。 我跟他说，‘让她去睡吧’。他就放她去睡了。”

“第二天早上她就死了。 他去叫她起床上学，然后他就慌了。 他说，‘她没气了！’ 我马上就知道她已经死了。我甚至不愿承认她已经死了，于是我拿着镜子放在她嘴边上——什么都没有，镜子上没有水汽。 他说——他说——‘我们不能让别人知道。’ 他说，‘你得帮帮我！’于是我就答应了。”

“这么说吧，我这么多年来不停地保密， 我都习惯了，只要继续保密就行。于是我们走到路上告诉警察她走丢了， 她失踪了。我们告诉保安说她失踪了，尽管她根本没有失踪。 我们告诉了保安她穿什么衣服，回家以后就把她打扮成了那个样子。我们跟保安怎么说的，就给她怎么穿的。”

“然后我们带上婴儿和我的另一个孩子，然后我们就开车出门，大概去了95号公路。我当时都已经麻木了。 然后我往后视镜里一看，发现他把她正好摆在马路牙子上。那可是我的孩子啊，我竟然让她变成这样了。”

这就是关于消极想象的调查结果。 （掌声）

当我手拿录音机开始这项“在路上：寻找美国人物”的计划时，我以为我要走遍整个美国，探索形形色色的人物——骑牛者、牛仔、养猪农，乐队领队。不过我在种族关系上我遇到了点麻烦，因为我的首次演出的题目就是种族暴乱。我亲身经历了两次种族暴动， 其中一次是在洛杉矶。下一个片段就取材于这段经历。 因为这段素材让我对种族关系有了最透彻的了解。这个片段在我的众多录音当中就像咏叹调一样突出。

大家都知道洛杉矶暴动的起因是四个警察暴打了一个叫Rodney King的黑人。录像机拍摄下了这一幕并且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所有人都认为四个警察肯定会进监狱，但是他们没有，于是就引发了暴乱。而且许多人忽略的是，当时老布什总统还授意进行了二审，审判结果是两个警察进了监狱， 另两个警察被宣无罪。我当时就在审判现场。审判结果公布之后，人们在街上欢呼雀跃。因为他们担心会有另一场暴乱。 而改判的结果使得积压的喜悦爆发了出来。

但是有一个群体却高兴不起来——韩裔美国人。他们的商店在暴乱中被烧成了白地。 接下来的这位女性，Young-Soon Han女士，极大地加深了我对种族的认识。 她也问到了Studs曾经谈到的问题：正统的道理究竟是否可信。在这段独白中，她不惜质疑了正义的定义。 我给这段独白起的名字是“吞食苦果”。

“我曾经相信美国是最好的国家。我——我在韩国看过许多好莱坞电影，里面的美国都特别繁华。在电影里我从没看到过穷人与黑人。直到1992年，我还相信美国是最好的国家——我始终相信，不能因为我是受害者就不相信这一点了——不过在1992年底，社会这么乱，财政问题这么多，人心这么不好讲，那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韩裔完完全全被这个社会抛弃了。我们什么都不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就该被抛弃呢？ 我们没有免费看病的资格，没有救济粮票，没有补助金，没有福利，什么都没有。许多从不工作的非裔美国人都能得到一丁点糊口吊命的补贴，我们却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有车有房，我们就要支付高额的税金。我去哪找公平呢？”

“好。好。很好。好得很。也许很多非裔美国人都认为这次审判是他们胜利了。在审判结束的那天早上，我坐在这里看着他们，一整天他们都在狂欢庆祝，整个南部中心区，所有的教堂，他们都在说什么‘这个社会终于实现了正义！’那么我们这些受害人的权利呢？ 他们的权利都是通过糟蹋无辜的韩国商人才赢来的。”

“他们对于金博士非常尊敬，我也一样。他是黑人社会的唯一楷模，我才不管什么杰西.杰克逊呢。金博士倡导的是非暴力，非暴力——而且他们似乎都同意这种精神。那么1992年呢？他们毁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啊！用这样的方式争取权利也算是正义吗？我反正是不服。”

“我就这么憋屈地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他们喜气洋洋的样子。不过我还是为他们高兴，真心的。至少他们赢了一回。就让我们先忘掉受害的韩裔，还有被他们糟蹋了的其他受害人吧。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为了自己的权利斗争了两个多世纪。话说回来，要不是因为他们以前的牺牲，我们其他少数群体——墨西哥人还有亚洲人——在主流社会兴许还要吃更多的苦头。所以我才理解他们，所以我对于判决结果的感觉才这么复杂。”

“可我还是希望——我希望——我希望我也可以成为欢乐人群中的一份子。我希望我可以和黑人们生活在一起。但是暴乱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大火还没灭呢，火头还在呢，随便什么时候都会再烧起来的。”

这就是Young-Soon Han女士的独白。 （掌声）

我之所以在舞台上不穿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有时候我真的要穿上独白角色的鞋子，实实在在地穿着别人的鞋走两步。 我告诉过大家，在1979年我想我应该去四处探访，寻找骑牛人和猪农民或者这一类人。最终我在两年前找到了一个骑牛人。 我一直去看他的竞技表演，我们的关系很不错。我之前做过一场关于共和党大会的专题演出，他就是那一次的主角。 他是共和党人，我不打算公布我的政治倾向。不过以下的独白来自我亲爱的Brent Williams，独白的主题是“坚强”的意义，如果有人想知道坚强是什么意思，不妨听一听接下来的独白。

“噢，我是个乐天派。我是说我基本上是个乐天派。 我老婆Jolene的娘家人总是说‘你老头根本是个废物，他这一辈子净走背字来着。’但是就算当年那头牛踩了我的肾的时候我的肾也还挺好，本来差点儿就保不住那个肾了。所以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废物， 我觉得我运气不错。”（笑声）

“而且这么好玩的事情还出过好几次。有一回我去医院做CAT扫描，看到一本《读者文摘》——好像是2002年10月份的——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通向幸运的七条道路》，上面说到‘如果你想要走运， 那么你必须要生活在积极的人中间。’简直是扯淡。我跟我老婆告诉你想要来采访我，她说；‘人家说啥你就信啥？人家就是装装好人算了。她才不来呢。’然后你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她就去网上搜了你的信息，然后她就说，‘人家是大知识分子，人家问话你答得出来吗？’ （笑声） 她还说‘你趁早别给我丢人了’，因为我从没上过大学，也不会讲太专业的什么东西。 我说，‘你看人家和我谈了四个钟头，要是我不说话，她也不会费劲跑过来。’”

“自信？噢，我认为骑牛更需要决心而不是自信。自信就是说在你知道你能骑那头牛之前就已经骑过它了。自信就好比傲慢，不过是好的那一类。 但是决心是另一回事知道吧，就是‘规矩狗逼操，抓住牛犄角’。” （笑声）

“这是Tuff Hedeman，在电影《8秒钟》的话。 知道吧，Pat O‘Mealey在我小的时候经常说，‘小子，你比别的孩子更不怕挫折。’不怕挫折和决心是一回事。决心就是说你要一直坚持骑在牛上面，就算牛在地上打滚你也不能松手。决心就是说你要一直骑下去，直到牛把你放倒为止。”

“自由？自由肯定就是骑牛。美丽？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想应该还是骑牛吧。 我是说你看我们这帮人都是一家子，互相交朋友，互相握手，相互摔跤。我们不分彼此，你给我的信用卡缴费，我给你的车加汽油。 我们一起骑牛一起吃一起睡。我都想不出来我最后骑牛那天是什么样。我是说我会没事的知道吧，我有自己的农场里面什么都不缺。但是我真不愿意想那一天。 知道吧，我想就应该像是——就好像我哥哥死了的那天一样吧。”

“坚强？噢，我们在犹他州的西约旦碰上过一头公牛隔着铁栅栏就给我脸上来了一下，把我的脸都顶开花了。于是我只能去医院，医生把我缝了起来，还弄直了我的鼻子。那天晚上我还要再骑一场，所以我不让他们给我用麻药还是什么的。于是他们把我的脸缝好，然后把鼻子弄直。他们从我的鼻孔眼里插进去两根杆子一直往上扎，就好像要从我的头顶上顶出来一样。别人都说我本来该死的，可我就是没死，我想可能是我比较能忍疼吧。（笑声）不过也有好消息，自从他们用杆子把我的鼻子弄直以后我的鼻子就通气了。自从高中骑牛摔断了鼻子以后我的鼻子一直不通气来着。”

谢谢大家。 （掌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7IHU28aR2E

理查德.道金斯（以下简称道）：咱们四个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有人指控我们严厉、傲慢、恶毒、刻薄。对此我们有什么看法呢？

丹尼尔.丹奈特（以下简称丹）：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我在我的书里不遗余力地迎合了理性宗教信徒。我让一群虔诚信教的学生替我审阅了一遍书稿。原稿的措辞确实令人很不安，所以我修改了好几遍。但是这番功夫一点作用都没有，还是有人批判我粗鲁凶狠。然后我才意识到我根本就赢不了，根本就是犯傻。宗教的谋划使得你根本无法在根本上不同意的同时不至于粗鲁。只要一有机会宗教人士就会声称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所以你就只能二选一：我是情愿粗鲁呢，还是把这段批评憋在肚子里呢？

萨姆.哈里斯（以下简称哈）：突破禁忌就是这样的。宗教被安置在了远离批评范畴的地方。甚至在世俗主义者与无神论者当中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听任其他人沦陷在各自的迷信当中，即便这些迷信使人陷入了悲惨受害的境地，我们也不愿近距离审视。

丹：我的新书标题就是这个意思。魔咒是存在的，我们需要将其打破。

克里斯托弗.希金斯（以下简称希）：如果说在公共讨论当中必须要允许有些人指控别人犯下冒犯罪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毫不自怜地声称我们同样会遭到冒犯与侮辱。当塔里克.拉马丹这样的人成为了牛津大学的发言人并且声称他认为石刑处决女性的做法应当“暂缓”一下的时候，我并非仅仅抱有不同意见而已。我认为这种言论已经不仅仅是让人心烦这么简单了。像这样的言论不仅是侮辱，而且是威胁。

哈：你似乎并不觉得你本人受到了冒犯，而是恐怕某些思考方式会造成更深远的负面影响。

希：类似拉马丹这样的人主张，假如我质疑穆圣的教诲，我就伤害了他们最深切的感情。可是宗教主张声称离开了某种超自然地外独裁者的指导我们就无法区分对错，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觉得自己最深切的健全人格受到了此类言论的冒犯。如果我们同意冒犯罪应当得到广泛施行并且由媒体担任执行者。那么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也理应受到相同的保护而不必自怜或者将自己包装成受到压迫的少数派——这种反方向的风险同样存在。但是我认为我们无法完全避免受到冒犯别人的指控，因为我们的言论的确冒犯了很多人的核心感受。比方说我否认基督耶稣的神性，这肯定会让很多人感到惊骇与受伤。

道：源自宗教问题的冒犯与源自其他问题的冒犯之间的对比向来令我非常着迷。比方说艺术品味，你对于绘画与音乐的喜好。还有政治立场。有人认为我们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仅毫不克制，而且远比讨论宗教的时候更加粗鲁。我很想验证一下这种说法，做一下量化测试。我想询问人们对于自己支持的足球队或者最喜欢的音乐剧的看法。我想看看我要问得多么过分才能让他们感到冒犯，以及我的质问与“你真丑”之类的侮辱之间有什么区别。

希：你说这话挺有意思。我经常与天主教捍卫同盟的John?Francis?Donoghue辩论。他的确有些现代艺术作品感到非常不满，因为这些作品想要借助亵渎行为来吸引注意，例如安德里斯.塞拉诺将受难十字架泡在尿液里，用大象粪便来塑造圣母玛利亚造像的头部。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在这一点上认同索福克里斯以及其他一神论出现之前的哲学家们的观点，也就是对亵渎行为的厌恶。我并不想看到教堂被夷为平地或者宗教造像遭到拆毁。我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宗教的美学成就感到钦佩。

哈：我觉得我们的论点其实布满了倒钩。我们不仅在冒犯别人，还在告诉别人受到冒犯是不对的。物理学家的观点遭到挑战或者否定的时候并没有人为他们辩护。你的头脑在探索世界真相的时候不该得到此类保护。宗教声称自己代表了真相，但是对于外界的挑战却有着狭隘、斤斤计较甚至很危险的神经反射式反应。我们所反对的就是这种反应造成的负面后果。

丹：我们无法用礼貌的方式告诉某人：“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荒废了人生呢？有没有意识到你将自己所有的努力与财物奉献给了一个包装精美的神话呢？有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呢？”想要不冒犯人地说出这番话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因为他们需要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这样审视自己的生活。

道：Dan Barker采访过一群失去了信仰却不敢承认的教士，因为神职是他们唯一了解的工作，他们只会干这个。

希：我年轻的时候与一位共产主义者辩论过。当时他们都知道苏联马上就完蛋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经历了非凡的苦难、牺牲与英勇奋斗，始终维护着自己心目中的崇高理念。他们无法放弃共产主义。但是如果有人对我说：“你怎么能在他们面前批评苏联？你不知道这些人付出过什么吗？”我只会说：“别搞笑了。”

丹：别人告诉我我很粗鲁的时候，我总会说：“如果我用同样的言论来抨击制药行业或者石油行业，你还会觉得我粗鲁吗？当然不会。”我希望我们能够用对待制药与石油行业的态度来对待宗教。我并不反对整个制药行业，我只是反对它们的某些做法。我希望宗教也能得到同等对待……

希：例如宗教组织不能免税以及不能接受政府补贴。

道：我很奇怪宗教是怎样获得其他行业都没有的地位的，而我们居然全都接受了这一点，无论我们本身是不是宗教信徒。历史过程导致了宗教对于批评的免疫。我们允许宗教对冒犯格外敏感。

丹：尤其可乐的是——我曾经感到很生气，但现在只觉得好笑——他们设法拉拢了大批非宗教人士代表他们抒发遭到冒犯的愤懑之情。针对我的书籍的最激烈抨击都来自非宗教信徒。他们非常害怕伤害宗教信徒的感情，因此批评我的时候尤其不遗余力。

道：感同身受啊，感同身受。

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观点多么屈尊俯就。他们就像感化院的员工一样，觉得有人需要他们，而他们需要保护这些人安全地呆在自己的神话里。有一个问题或许会彰显我与你们三个的不同：至今我依然会很自然地使用“灵性”、“神秘”这一类的词汇。很多无神论者对此都大为不满。我认为的确存在这样一类非常少有的精神状态，目前只有宗教才会非常自然地讨论这些状态。因此这些讨论充满了迷信，用来施行在其他条件下不可能成功的形而上学骗局。但是很多非宗教信徒都有过此类体验，无论是因为服用了迷幻剂，还是因为独自一人在洞穴里呆了很久，又或者只是因为他们的神经结构有别于常人。很多人都有过超越自我的经验，在某些日子里觉得自己天人合一。因为目前宗教是唯一一种讨论此类体验的力量，所以才有人觉得讨论宗教是禁忌。因为在他们看来，你是在对别人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时刻评头论足甚至恣意糟蹋。

道：当然我未必同意你，但是我还是要说你的想法很不错。宗教不应当成为讨论灵性的唯一力量。就好比说政治右翼阵营当中同样也应当存在无神论者，否则就会导致价值观的混乱。哥哥领域的多样性很有好处。我的确同意你的说法，但就算我不同意，我依然认为你的说法很有好处。

希：如果每个人有且只有一次改变世界的机会，那么我希望能够区分超然与超自然。染色体研究的先驱弗朗西斯.柯林斯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有一次他爬山的时候被周围的景色慑服，然后跪在地上信奉了基督教。完全不合逻辑的做法。因为从未有人暗示过基督耶稣创造了这片地形。

哈：冰封的瀑布分为上中下三节，明显代表了三位一体。

希：要是这么说的话万事万物在人类眼中都能分成三个部分。显然人脑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先天结构。人类从没设想过四个脑袋的神灵。我认为想明白这一点能够清楚人们的混乱认识：我们的情绪事实上是个性的剩余价值，也是对于进化没多少用处的那一部分——至少目前我们还无法证明情绪对进化有什么用处。但是我们依然全都拥有情绪，情绪并不属于超自然范畴，也并不能任由神职人员征用。

丹：悲哀的是，人们不敢信任自己对于各种生活经历的评估。似乎除非得到上帝或者某种宗教的认可，否则自己做出的评估就没有价值。并不是这样的。这的确是你平生当中最好的时候，因为在这一刻你忘了你自己，成为了比你的预想更好的人，谦卑地看到了自然界的一切奇丽之处，这难道不是很美好吗？但这绝不意味着如此了不起的体验一定是由更了不起的存在赐予你的。

道：我们的头脑被劫持了。

希：我认为这是人类性格的固有畸形或者缺陷。宗教一直在主张自身多么谦卑温顺，兼听则明，简直有些克己舍己的意思。但是宗教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向来极其傲慢：我突然意识到宇宙是为了我而存在的——实在太好笑了——而我却因此感到万分谦卑。快别扯淡了！我相信我们应该也必须借助嘲讽手段让人们摆脱这种想法。

丹：“如果丹奈特教授能够再谦虚一点的话……”这种说法我都听腻了。说这种话的人全都傲慢得令人气短。

希：“我无足轻重，我只是上帝的仆役。”呵呵。

哈：说到这里我们不妨谈谈“科学的傲慢”。没有任何一类对话像科学那样如此严格地强迫人们保持谦虚，因为科学家必须承认“我不知道”。一个科学家只要开始讨论本专业以外的领域，立刻就会小心说话。“在坐的各位当中肯定有人知道的比我更多”，“我们目前的数据还不完备”，等等。科学谈话模式尤其要求我们坦诚自己的无知。

希：其实有好些学术从业者都喜欢假装谦虚，不过我理解你的意思。

道：谦虚是学术人士的职业要求。宗教人士的问题在于他们每周都会重复同一批信条：三位一体，童贞玛利亚，耶稣死后三天复活等等，而且每次复述的时候都丁点不差。可是他们居然厚着脸皮说我们过度自信。

丹：我认为很多宗教人士都从来没有想过科学家时刻扪心自问的问题：万一我错了怎么办？他们根本不会这么想，这不是他们思路的组成部分。

希：我有不同意见。宗教人士之所以如此难以驳倒，恰恰正是因为他们一直处在信仰危机当中。实际上祷文当中就有这么一句：“主啊，我相信，请您扶助我的不信吧。”格雷厄姆.格林说过，身为天主教徒的最重要特质就是要时刻挑战自己的不信。许多宗教信徒都按照两套书的要求过两种生活。根据我的观察，许多自称信徒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精神分裂，这样说的确太粗鲁了。但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言论在哪些方面站不住脚。当他们去找医生看病或者出门旅游的时候并不会遵循宗教信条。他们很尊敬质疑理念，只要有机会就会将其纳入自己的信仰体系。

道：那倒是挺有趣的。当他们坚定地诵读自己的信条的时候。简直就像是在竭力克服自己的怀疑一样。“我的确相信，我的确相信。”因为其实我并不信。

希：当然，就像世俗人士一样，宗教信徒也因为其他人信仰宗教而感到欣慰。他们不希望其他人拒绝肯定他们的信仰。

哈：在我最近的《论信仰》一文中提到了一套由浅入深的话术。首先，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依然是非常高贵的行为，反面教员就是怀疑的多马。从这一点出发又进一步提出，人们可以不依赖证据就相信这一现象本身就是非常微妙的证据。我们的头脑天然就是这样的构造。我们具有信仰上帝的本能，这一点正是上帝存在的证据。就像点火一样，一旦你承认没有证据也能相信，那接下来没有证据也能相信这一点本身就能成为证据。要求更多证据的想法也沦为了败坏智力的举动，导致堕落的诱惑，或者其他需要严防死守的有害因素。于是你就拥有了一台自我蒙蔽的永动机。

希：但是他们很喜欢宗教真理不能展示的理念，否则就没什么值得信仰的东西了。

哈：这不就是信仰的核心吗？

希：假如全世界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耶稣的复活，也都明确知道耶稣拯救了我们，那么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无法更改的信仰系统中。这样的世界将会陷入警察统治当中。我们这些不相信的人们显然会因为上述场景并未成真而感到快乐，因为这样的世界太可怕了。不过信徒们同样不希望信条得到毫无疑问的证实，否则人们将不再经受良心挣扎与灵魂暗夜的考验。

哈：咱们几个写的书当中有一本正是遭到了这样的书评，我忘了是谁的书了。“无神论者竟然要求完全的证据来证明上帝存在，这种做法多么粗鄙啊。如果所有人在证据不够多的情况下都拒绝相信”——想起来了，这话是弗朗西斯.柯林斯说的。

希：我的一位朋友，牛津的Fenton教士曾经说过，假如教会认可了都灵裹尸布的真实性，那么他肯定会退出教会，因为他不愿与采取这种做法的教会有任何牵扯。我开始我的第一次签售之旅的时候没想到自己会有多么幸运。杰里.福尔韦尔上路第一周就去世了。我没想到特蕾莎修女也是个无神论者。但是看一看她留下的信件吧。她向自己的告解神父与上级承认，“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我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哪怕是在弥撒与圣礼期间。”他们在回信中写道：“这很好，这好极了。你正在受苦，你承担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你成了救世军团的成员。”这套话术体系不可能从内部驳倒。你越是不信，就越是彰显了信仰本身。

哈：你的动摇反而证明的真理的可信。

希：灵魂的暗夜本身就是证据。我们必须意识到科学与宗教的思维领域互不重合。我们不能指望与宗教心态进行争辩还能得到任何结果。

丹：我们可以采取你现在的做法：“看看这一口袋的手段多么有趣啊。”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些都是自我维持的循环论证，可以用来阐述任何论点。你不应该与他们争论，而是应当指出此类思维方式无法可靠地思考任何题材，你能用同一套方法来维护显然虚假的东西。许多宗教思维方式与诈骗犯的手法颇有相似之处。宗教人士与诈骗犯都会采用似是而非的论点与非逻辑论述，将你的信任包装成了优点。一旦你开始怀疑诈骗犯，他们就会装出一副受伤的样子来，赶紧提醒你保持信仰多么美好。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新手段，所有这些手段都已经进化了好几千年了。

希：如今还多了虚假特效，这是另一个令我坚信宗教等于诈骗、相信奇迹等于犯傻的要点。同样还是这帮人说什么爱因斯坦感到了宇宙精神力量。可是爱因斯坦的原话是，“不存在奇迹，自然秩序不容更改。这正是最大的奇迹。”这些人可以十分自然地将同一句话当成讥讽爱因斯坦的把柄。

哈：其实每一位宗教信徒在面对其他人的宗教信仰时都会采取我们这些无神论者的立场，坚决排斥其他信徒的虚假奇迹与信念，也能看穿其他信仰的各种手法。每一位基督徒都知道古兰经不可能是造物主的口述记录，任何相信这一主张的人只要将古兰经仔细读一遍就够了。问题在于他们并不会采用如此严密的对话模式来进行自我批判。指明这一现象很有助于巩固我们的立场。此外我们还应当指出，无论人们在教堂与祈祷当中感受到了什么，既然佛教徒、印度教徒、基督徒与穆斯林全都体验过相同的感受，这就证明了此类感受的源泉不可能是耶稣的神性或者是古兰经的独特神圣特质。

希：我跑个题说点小事。今天早上我接受ABC新闻采访的时候主持人问我是否承认宗教在世界范围内做了一些善事。的确，我听说过哈马斯在加沙地区提供了社工服务，伊斯兰国领袖路易斯.法拉肯的追随者帮助监狱里的年轻黑人男性戒毒。我不知道这两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也无所谓，并不能改变以下事实：哈马斯是抱有极端反犹思想的武装激进恐怖组织，法拉肯的教团是一个以种族主义为根本的邪教组织。我还听说科学教也安排信徒戒毒呢。我的观点一直是不能只捡好的说，而是要好的坏的一起说，要不然的话就变成涂脂抹粉了。

哈：我们可以自行发明一套显然虚假的意识形态，而且这套意识形态如果能得到千百万人的接受，将对人类进步起到很大作用。我们可以将其称作我的新宗教，这门宗教的教义是所有人都要从小接受科学教育、数学教育、经济学教育以及一切其他学科的教育。要是他们学习不刻苦，死了以后就会被十七个魔鬼上刑折磨。我这门宗教对人类的用处要比伊斯兰教大得多，但是十七个魔鬼难道因此就存在吗？肯定不存在啊。

道：有些宗教人士其实挺滑头的，他们面对思想复杂的神学家是一套说辞，面对会众尤其是儿童又是另一套说辞。我认为我们都受过这样的指控，说我们吃柿子专拣软的捏，只会与杰里.福尔韦尔作对，却躲开了思维缜密的神学教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是根据我的经验，神学教授彼此交谈以及与其他知识分子交谈时说的是一套说辞，面向会众时又是另一套说辞，谈论奇迹什么的。

丹：可是神学家向布道人讲理论的时候，布道人根本听不进去。高级神学就像集邮一样，是一门非常特化的手艺。他们数量很少……

道：影响也很小是吧？

丹：……他们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别人看来无足轻重的细节都会令他们大为着迷，同一门宗教的信徒并不太在意他们说了些什么。当然他们的研讨内容也有一小部分会渗透到大众圈子里，但总会得到扩充修饰以便公众吸收。根据我的经验，他们在著作当中说的话全都非常复杂繁琐，与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希：这里我可得为 Allister McGrath教授说句公道话。有一次他攻击理查德的时候说过，基督徒并不像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信奉特图里安的“credo quia absurdum”信条——“正因为不合情理，我才相信。”我专门查证了一下，特图里安的原话是“信仰的不可能之处正是其最为可信的特质。”这两句话确实很值得区别一下。某件事物源自编造的可能性被这件事物本身的不可置信特质抹杀了，因为谁会编造如此不可信的东西呢？我认为这个论点还是很值得一驳的。我的反驳是这样的：你把你的电子邮件发到错误的信箱里了。所有人都说我们不能凭借原教旨主义者与极端分子来评价宗教，好吧，那咱们就用英国国教会来举例子。一位高级教士最新表态约克郡北部的洪水是同性恋导致的，当然不是约克郡北部的同性恋活动，而是伦敦的同性恋活动。

丹：上帝的准头差了点。

希：说这话的人是卡莱尔主教，下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候选人之一。国教会应该是温和、缜密、思虑深沉的，但是却做出了如此狂热的主张。我倒想听听Allister McGrath会给卡莱尔主教说什么。“亲爱的主教大人，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让你本人以及我们的教会都丢人到家了？”McGrath写过这封信吗？如果他仅仅私下里把这封信寄出去，我依然觉得很不以为然。他应当公开提出批评。

道：卡莱尔主教后来把这话收回了。

希：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按照主教的公开言论来评价教会，我理应这么做。

道：学术神学家暂且不论，神父牧师的问题他们总喜欢攻击其他人按照字面意义理解经文。“我们当然不会从字面上理解创世记了，呵呵。”但他们另一方面又在宣讲亚当夏娃当年的行为，就好像这两个人当真存在一样。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有资格谈论自己明知道是虚假、其他人也明知道是虚假的东西。他们对会众说话的时候就好像亚当夏娃确实存在一样，而会众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亚当夏娃确实存在。

丹：你能想象一位布道人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这么说吗？“我所说的都是神学假设，本身并不真实，但的确是非常精妙的比喻。”

道：他们的确暗示了他们希望你会这么想。

哈：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公开宣布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才不再以字面意义理解经文的。这么多温和派都在批判我们惯用粗陋的文本主义来攻击宗教，因此就像原教旨主义者一样糟糕。但是他们却不敢承认自己怎样成为了温和派。成为温和派就意味着失去了对于全部或者至少一大半经文字面主张的信心，因为这些主张遭到了科学与世俗政治的致命打击

丹：也就是被粗陋的文本主义批评方法打残了。

哈：对于成千上万个问题而言，宗教都已经失去了说一不二的裁定特权。温和派认为这是信仰的胜利，宗教信仰对自身进行了启蒙改造。但这种启蒙其实是外来力量强加在宗教头上的。

希：说道这一点，我对于我们这个原教旨主义小圈子也有话要说。索思沃克有个教士，我记得他应该是第一个这样攻击我们的人。他说我们就像炸毁伦敦地铁的人犯一样都是原教旨主义者。你们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道：他的名字我忘了

希：我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他在圣公会当中的地位很高。我和他一起参加了BBC的访谈节目。节目中间插广告的时候我问他，你怎么能将你的会众称作羊群呢？这不是暴露了你的宗教的本质了吗？信徒都是羊，怎么牵着怎么走？他说：“我曾经在几内亚做过牧师。当地人不养羊，这一来福音书就很难讲了。当地最重要的牲畜是猪，所以我们就用猪群来指代会众了。”这个人说话全都是有意为之的，他的适应力非常强。他说我们这些质疑宗教的人就像那些炸死其他同胞的人一样糟糕，这话说的太不走良心了。所以我并不太在意别人指控我存心嘲讽或者鄙视这一类人，因为我实在忍不住。我也是个很幽默的人，我不会为了礼貌起见就存心压制我本人的幽默感。

丹：有人认为应当区分专业神学家与业余人员之间，你觉得呢？我像你一样也对教会官方人物很不耐烦。研究宗教就是他们的职业生活，在我看来他们理应更加明智。教众并没有更明智，因为教会不让他们变得更加明智。我确实很不认同讽刺会众信仰的做法，因为他们将权威交付给了自己的领袖，假设领袖会做正确的事情。谁还能挺身而出负起责任呢？在我看来，应当是布道人、牧师与主教。我们应当对这帮人穷追猛打。以创造论为例吧，如果某个原教旨主义教会的教众认为创造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牧师就是这么说的，那么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所尊重的人们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么牧师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不管是从哪里来的，他或者她本人肯定要负责，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求就是搞清楚自己说的话。

道：你这么说话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给人留下居高临下的印象，就像布道人那样。

希：你发表的关于人类以及自然科学的言论我总会相信，并不是我缺乏核实的动力，而是因为我知道你是那种说话之前总会自行核实的人。如果你对我说“某某主教这样对我说了，所以肯定是真的”，那我相信你根本就是在犯傻。这就好比对一个种族主义者说“你的观点令我恶心。”这些观点或许都是别人灌输给他的，但这并不能使他免于我的谴责。而且他也不应当免于谴责。拒绝在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基础上与其他人对质才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做法。公众意见经常是错的，乌合之众的意见永远都是错的，宗教意见从定义上就是错的。这一点咱们回避不过去。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下H.L.门肯，如今地位颇高的美国作家。其实他并不太符合我的口味，因为他太倾向尼采的理念，而且还一度是一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可是为什么他在这个国家的二三十年代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尊重呢？因为他声称相信卫理会教义或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言论的人们都是傻瓜，他们并没有受到愚弄，而是本身就是傻瓜。

丹：“你们居然相信我，实在太丢人了。”

希：没错！他们让自己陷入了颜面扫地无知愚昧的境地。门肯丝毫没有闪烁其词，他的论述混合了机智、证据与理性。效果非常好，算得上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反宗教论辩。

哈：我觉得我们刚刚谈到了一个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也就是权威的问题。宗教信徒们经常辩称科学只是一叠没有兑现的支票，谁也不知道会不会遭到拒付。你怎么能知道宇宙常数就一定是科学家所宣称的数值呢？我觉得你们两个很适合分析一下这种说法。在科学与理性领域我们毫无顾虑地相信权威，同时我们又批判其他人相信传教士或者神学家的做法。怎样区别这两种相信呢？

道：我们这些不是物理学家的人们在信任物理学家的时候究竟做了什么呢？我们信任物理学家是因为我们有证据表明物理学家深入研究了某个问题，他们做了实验，他们的论文受到了同行审阅，他们的结论在研讨会与讲座当中受到了大规模批判，而且他们的结论挺过了所有这一切考验。

丹：不仅是同行审议，而且还是竞争性的同行审议。比方说安德鲁.怀尔斯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他的证明过程我反正是看不懂，但是我之所以相信他的证明过程是对的，是因为每一位能力足够的其他数学家都希望他是错的。如果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证明是对的，那么这个证明肯定是对的。宗教界根本没有类似这样的机制。

哈：宗教的做法根本是反着来的。

希：从来没有哪一位宗教人士胆敢像爱因斯坦一样说话：“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下一次日食将会在若干年月之后发生在非洲西海岸的某某地点，误差是多少多少。”还从来没有哪一位先知的预言得到过如此精确的证实，也没有谁胆敢赌上自己的名声来预测未来事件。

道：有一次公共集会时有人问我：“你难道不认为量子物理的神秘特性就像三位一体的神秘特性一样吗？”我可以用理查德.费曼的两句引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其一：“如果你认为你理解了量子理论，那么你肯定还不理解量子理论。”他承认量子理论非常神秘。但是费曼还说过，“量子理论的试验预测结果如此精确，就像将北美大陆的宽度预测到了一根头发的误差之内。”量子理论受到了极其精确的预测结果的大量支持，就算你不理解哥本哈根诠释或者其他理论也是一样。但是三位一体理论根本就不打算做预言，更不用说精确预言了。

丹：我很不喜欢神秘这个词。人们针对这个词提出了很多哲学讨论，还出现了所谓的神秘主义者。乔姆斯基就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问题，一种是谜题，一种是神秘，谜题可解而神秘不可解。首先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其次我认为科学一点也不神秘。科学当中充满了深浅不一的谜题，有些谜题我们还没有解决，有些谜题永远也解不开，但是这些问题就整体而言并未超越人类的理解范畴。认为这些问题从本质上不可理解的理念在科学领域当中并没有容身之地。

希：所以我才觉得我们应当在如今的对话当中重新启用例如蒙昧主义或者反开化之类的术语。这些理念会让聪明人也犯傻。比方说John Cornwell，他最近刚刚又写了一本批判理查德的书。他也是我的老朋友，头脑很聪明，撰写了关于天主教教会与法西斯之间关系的卓越著作。但是在一篇书评中他说，“道金斯教授应该看看市面上有多少关于三位一体的书籍，在他声称三位一体不可解之前应该看看图书馆里有多少书籍都在研究三位一体问题。”但是所有这些书籍确实全都没能解决三位一体问题啊。三位一体的根本关键就在于不可解，其存在目的就是让人们觉得糊里糊涂、低人一等。

道：但是我还是想讨论一下物理学当中的神秘问题。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在我所谓的“中段世界”里进化出来的，不需要应对极端巨大或者极端渺小的事物，所以我们永远无法出于本能地理解量子力学。当然，我们依然可以验证量子力学的预言，依然可以进行数学运算，任何人都能阅读仪表的指数。

丹：我们能够看到，过去几百年来科学家一直在构建大量的思考工具与数学工具，让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然进化而来的石器时代大脑的固有限制。克服限制并不是直来直去的过程，有时你要放弃一些东西。你无法本能地理解量子物理。但是你确实可以理解量子物理。这是一个劳心费力的过程，但你确实可以取得进展。你必须将一定的权威让渡给这个思考过程，但也可以测试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能将你从a点带到b点。假如你高位截瘫，且某种人造装置可以将你送一点带到b点，这并不意味着你能从a点走到b点，但你的确能到达。

道：胆量再大一点的物理学家甚至会说：“你管本能干什么，看看数学结果不就行了。”

丹：没错，他们很满意依靠假肢进行思考。

哈：最好的例子就是高维空间。人类无法实际想象第四维与第五维空间，但是如果用数学来表现就不是什么大事了。

丹：如今本科毕业生就能学到如何理解高维空间以及N维空间当中的向量。当然他们想象N维空间的方式与你想象三维空间的方式还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确可以依靠数学来补全本能的缺陷。

道：心理学家在研究个性的时候会说人的个性有十五层维度。你也完全可以将其想象成十五层空间维度。你可以想象在任意一层维度当中运动而不必实际想象出整个十五维空间的样子。

丹：一旦你放弃对于本能的需求，一旦你意识到可以不依赖本能思考，那就轻松多了。反正我也不能用肉眼看到细菌，但我能意识到细菌的存在。

希：头两天我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还有人用这个问题挑衅过我。他说我对于原子的信仰也并不基于证据，因为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原子。以前George Galloway对我说过，他从没见过整整一桶的石油。（笑声）你要知道，说出这种话的人都已经走投无路赤膊上阵了。我并不是想让我们几个的日子更好过，而是想让辩论本身更明晰一些。我们很乐意承认自己有不知道的东西。杰克.霍尔丹说过，宇宙不仅仅比我们所理解的更奇怪，甚至还比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更奇怪。我们知道科学还会得出更新的伟大发现，我们知道我们还能看到新发现的问世，但是我们也知道科学伴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科学与宗教的区别就在这里。信徒们不仅要主张上帝的存在，不仅要主张某个心智正在主宰宇宙的运行——这个论点我们无法反证——而且他们还能理解这个心智的思考方式，能解释这个心智的行为意图，甚至与这个心智私交不错，偶尔还能听到这个心智的点拨讲解。

哈：他们还有一本典籍，逐字记录了这个心智的意见。

希：任何正当的智识讨论都必须在一开始就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声称他们比自己的认知极限知道得更多。我们必须说：“这种说法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我们能够继续了吗？”这样一来有神论在第一回合就被排除出去了。如果是电视真人秀的话，有神论就是第一轮遭到淘汰的选手。

哈：对于丹尼尔刚才的说法我再补充两句。就算神秘与未知是我们必须吞咽下去的苦药，我们也能在认知层次上逐渐接近真理而不必向有神论让步。

丹：绝对不行，有神论者并不比我们更清楚有神论的真理。

哈：而且我们还主张任何启示都应当完全透明可解。

希：而且我们必须时刻提醒他们，当年他们有权有势的时候都说过什么：我们的信条绝对是正确的，所有的细节都是正确的，你要是不相信，我们就杀了你。当然未必今天就杀了你，但是早晚要杀了你。要是当年他们没有随便杀人的权柄，如今他们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丹：克里斯托佛，你刚才所说的话会让很多宗教信徒感到恐惧与焦虑，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种辩论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是游戏规则所不允许的。从小到大他们受到的教导都是辩论就应当这样进行，我们却突然告诉他们：“不好意思，游戏规则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你这么做了就会被取消游戏资格。”

哈：如果你做出了这种举动，就会失去别人的尊重

希：能大略给我们说一下所谓的“此类举动”究竟是什么吗？或者只跟我说说你认为此类举动都是什么。

丹：比方说打信仰牌。他们会说“我是一名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必须相信这一点。”此时我觉得最礼貌的说话方式就是“好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就不能继续参加讨论了，因为你刚刚宣布你不能本着开放的心态进行讨论。”这是我希望听到的说法。如果你不能捍卫你自己的观点，那我们就不能允许你打信仰牌。如果你想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捍卫你的圣典，那很好。但如果你说“圣典上是这么说的，所以一定是真的”，那可不行。如果你认为这样说没问题，那你就太傲慢了，根本就是在欺负人，我们可不能接受。

哈：而且在涉及其他信仰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接受其他信徒采取同样的做法。

丹：一点不错。

希：话说到这里我想问问你们三个一件事，因为你们在这方面都比我更明智。Victor Stenger认为我们无法科学地否定神的存在，你们对这一论点有什么看法呢？

丹：哪个神？

希：任何类型的神。可以是创世神，或者监督神，或者干预神——我觉得这三种类型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的观点是，我们永远都要与不确定性共存，那么在认真讨论开始之前那些完全确定的人们就应当离席。Victor Stenger似乎认为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会本着理智的自信来否定神，认为神的存在尚未得到证实，或者还有更好的解释。我觉得他的主张很有意思，因为我很在意我们的观点能否与不确定性相一致。换句话说，我们惯于怀疑。

哈：我是他的书迷，还在护封上写过推荐词。但是我认为这一主张的最脆弱环节在于针对文本的根本主张。他认为信徒都知道圣经是全能神的完美言辞，是他们的认识论标准的精髓。换句话说假如圣经没有魔力，基督教就会烟消云散；如果古兰经没有魔力，伊斯兰教就会烟消云散。你可以看看这些经书，然后扪心自问一下，有没有一丁点证据表明只有依靠全能的神灵才能创作出这样一本书呢？书中有没有哪个句子是某一位将手推车当成尖端科技的古代人说不出来的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假如圣经当中提到了DNA与电力，那么我们肯定会下巴掉一地。到时候我们也会合情合理地讨论一下这些知识从何而来。

希：Dinesh D’Souza在新书当中提到了这一点。顺便说一句，在我们的所有论敌当中他的水平格外高，很有文化，而且博览群书。不久后我就要与他辩论了。他说在创世记当中，上帝先说要有光，然后过了几节文字之后才出现了日月星辰。以前人们经常嘲笑这一点，认为是疏漏。要是没有日月星辰光从哪里来的？可是如果按照大爆炸理论，光的确出现在恒星之前。

哈：我在《信仰的终结》的结尾用一大段文字分析了这种思维方式。信徒能够在任何文本当中找到神奇的内涵。所以我当真走进一家书店，找到烹饪部分，随便打开一本菜谱，找到了一道番茄汁铁锅煎虾，然后就为这段菜谱找出了神秘的解释。你们也可以试试，可以刻意曲解任何一段疯狂的文本，并且在其中找到智慧。

希：Michael Shermer在《圣经密码》一书当中就这么玩过。

哈：那本书我还没看过呢，不过道理是一样的。

希：那本书的副标题是“圣经当中的隐藏信息”。书写的非常好。他能从圣经里找出昨天的报纸大标题。

哈：我想问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有没有任何主张信仰的论点，任何针对无神论的挑战，曾经让你们犹豫过，曾经让你们感到自己没有现成的回答？

丹：我反正什么都想不出来。

道：我能想到的最接近你的要求的论点就是宇宙基本常数看上去太恰巧了。这一点看上去确实需要解释一下。Victor Stenger并不认为宇宙常数多么特殊，但是很多物理学家的确这么认为。当然这一点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表明存在着创造宇宙的智能体，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还要回答这个智能体本身由谁创造的问题。一个具有足够的创造力与智力，足以精妙地调整宇宙常数并导致我们出现的创世智能体肯定要比宇宙本身更加精妙。

希：为什么在创造太阳系的时候要让所有其他行星上全都没有生命呢？

道：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希：我们姑且认为这位造物主的手艺很高明吧。蒙蒂菲奥里主教以前是我的朋友，他就很擅长这个论点。按照他的说法，你不得不为了生命在刀刃上起舞的姿态而感到惊讶。我说是啊，生命的确是在刀刃上跳舞。就说我们这颗星球吧，许多地方要么太热，要么太冷，要么布满了寄生虫。至于其他行星更是要么太热要么太冷，根本无法支持生命。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太阳系而已，也是唯一一个我们所知存在生命的恒星系。如果说创造生命就是设计者的最高目的，那么这位设计者的水平未免太不堪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此类论点，我也没这个指望。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明白了，他们什么新内容都没说出来。为什么要费力设想新内容呢？毕竟这些论点本身就非常古老。这些论调都是在人类对于自然秩序的了解行非常非常有限的时候提出来的。唯一一个我觉得对我还有些吸引力的论点——这个论点不仅能支持宗教信仰，也能支持有神论——就是我所谓的辟邪功能（apotropaic）。当人们说“一切赞美归于神”的时候其实是在表达谦虚的态度。这种说法很迷信，但的确避免了骄傲。当然一神教出现之前的宗教同样具有这一功能，不过宗教的确能够帮助人们避免骄傲，无论是在道德层面还是在智识层面。

道：但这并不能表明宗教是真实的。

希：老天啊那可不行！既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论点。

哈：那我先把问题问得宽一些……

丹：你先慢点！别急着下结论。我能想到好几项足以将我的无神论信仰打翻在地的科学发现……

希：比方说前寒武纪的兔子化石？（笑声）

哈：我说的不止是对于宗教信仰可信度的辩护，而是说有没有论点能够证明我们批评信仰的做法是不好的。

道：哦，那就好找多了。是说我们从根本上就不该批评宗教是吧。

希：这方面的论点我可知道不少。

丹：好理由也更好找吗？

道：如果有人能够主张，所有人都相信某个虚假论断的世界会更美好，那么这个理由就不错。

哈：当你们应对批评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在某些情况下感到对方的论点让你们感到犹豫呢？

丹：那是一定有过的。创作《打破魔咒》的时候还好一些，但是忘我撰写关于自由意志的书的死后，经常遇到阻挠我的批评家。他们基本上表达了非常类似宗教的观点：自由意志如此重要，如果我们放弃自由意志的理念，人们就会失去责任感，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因此我们不应当过于紧密地检视自由意志，只要转过眼去就可以了，不要过于仔细地研究分析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我认为这种顾虑就相当于人们担心工程建设会影响环境一样。我特别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能否想象我的无法抑制的好奇心会让我表达某种观点——无论这一观点是真是假——并且对整个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以至于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闭嘴或者换个话题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都应该问一下自己。我花了很多时间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不仅对社会环境无害，而且还是必须得到表达的观点，唯此我才能心安理得地出版这两本书。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问，于是我就问了。

道：这个问题要在出书之前问，而不能在认定自己的论点是真是假之前问。我们决不能效仿某些具有政治动机的批评家的做法：这种观点在政治层面上太恶心了，因此肯定不是真的。这两种顾虑不是一回事。

丹：完全不是一回事。

希：后者就好比你认为智商钟型曲线的正确画法是区分开黑人与白人，各自画一张。

道：如果结果不好看就不让发表。

希：然后你看着自己的研究结果，心想“这回我该怎么办？”万幸的是此类问题并不会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

哈：我说一下我在什么时候遇到过此类问题。好像是在《洛杉矶时报》上有人说过，美国的穆斯林人口之所以并不像西欧那样极端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的日常对话十分看重宗教信仰，因此美国的穆斯林社区并不像西欧那样遭到社会隔离并且满腹怨气。我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真的，但如果确实是真的，那么我在批评宗教的时候的确会犹豫一下。

希：前任世界银行行长，现在的加沙地区调停人詹姆斯.沃尔芬森说过，他坚定相信他能对哈马斯以及穆兄会起到极大的正面影响，因为他本人是一名正统派犹太人，与对方有共同语言。我认为这种说法太令人作呕了，这份工作从一开始就不该交给他。因为我们都知道一项铁打的事实，那就是加沙冲突遭到了宗教问题的极大恶化。如果加沙问题仅仅是国家与领土问题，那么现在早就解决了。他这种得意洋洋的言论就算是真的，也只会让我更加反对他。

哈：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我们想要达成什么目标？我们合情合理地认为我们能够达成什么目标？其次，我认为在认同我们的观点的人群当中很不幸地存在着一种关于信仰的错误认识，也就是我们无法通过辩论改变任何其他人的信仰。他们认为这样做完全是犯傻。真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们实际上确实可以赢得一场理念战争呢？通过我每天收到的电子邮件，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辩论改变别人的信仰。经常有人在邮件中告诉我他们失去了信仰，实际上他们是被说服了。压断骆驼脊背的稻草可能是咱们几个写的书，也可能是其他推理过程，还可能是因为他们自行发现的真理与他们的信仰要求不相容。我认为我们需要着重强调以下事实：我们完全有可能让某人意识到自身信仰的内在矛盾或者该信仰与外在宇宙事实的矛盾。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或者几年，但是当他们面对他们现在已经知道确实属实的事物时，必须放弃自己的迷信。

道：我曾经与一位非常明智的生物学家辩论过。他是进化论的优秀阐述者，但同时也依然相信上帝。我问他“你怎么还能相信上帝呢？为什么呢？”他说：“我接受你的一切理性论点，但是信仰就是信仰。”然后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信仰被人称为信仰是有原因的。”他这话说得斩钉截铁，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对他来说这就是板上钉钉的结论。你不能与他辩论，因为这是信仰。他非常骄傲甚至有些叛逆地主张了自己的信仰，而没有为其辩护的意思。

希：你在北美整天都能遇到这种人。他们说你一定要读一读威廉.詹姆斯的书，然后才能评价其他人的主观体验——这种做法从定义上就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体验对于他们来说是真的，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尊重他们呢？”我说“仅仅因为某人的感受对他们非常重要就不加质疑，在任何其他辩论领域这种做法都不能接受。”有一次我在奥兰治郡与一位高阶长老会教士辩论过。当时我们正在讨论圣经文本主义的问题，他也不认同文本主义。我说，按照马太的说法，耶稣受十字钉刑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坟墓都打开了。到耶稣复活以后、死者就从坟墓里出来，在耶路撒冷城里向许多人显现。我想问的是，如果所有的死人都能复活，那么耶稣的复活是不是有些廉价呢？但是他误解了我的动机，想知道我是否相信发生过这一幕。他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倾向于怀疑这一幕，但是作为一名长老会教士他认为这一幕是真的。我就等着他说这句话，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不说什么了，我再也不想跟你多说话了，我能说的话都已经让你说出来了。

哈：还有一件事我想拿出来说说。弗朗西斯.柯林斯或者你刚才提到的那位生物学家都体现了这种现象：某些人显然掌握了足够的事实，具有足够的科学教育背景，理应知道上帝不存在，但是却依然相信上帝或者声称相信上帝。我认为这是个文化问题。有一次我在演讲结束后，有一位物理学教授找上我说他带来了一个学生，此人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我的演讲让他心乱如麻。我得知这是他的信仰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到如此明确的挑战。因此某人可以接受全套科学教育，成为一名科学家，同时他的信仰却不会遭到明确挑战，因为这样做是禁忌。穆斯林世界的工程师能造出原子弹，同时依然认为死后能进入天堂并得到七十二名处女的服侍。还有弗朗西斯.柯林斯这样的人，他认为在周末你可以跪在露水打湿的草地上将自己奉献给基督耶稣，因为你面前有一道冰冻的瀑布。到了周一你又可以从事物理学家或者基因学家的工作。

希：根据我们的朋友、巴基斯坦著名物理学家佩尔韦兹.侯德胡伊的说法，他认识有些人相信灯神的存在，相信可以驾驭魔鬼的力量和驱动和反应堆。

哈：我都忍不住要向这个项目投钱了，

希：说到这里我还是绕不开可敬的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塔里克.拉马丹。我听说他在著作中声称他也相信灯神。我这不是故意编排他，他那本《先知的脚步》我也没看过，听别人说书里有这段内容。因此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完全可以相信原始迷信。

丹：我认为要想动摇一个人的信仰要比想象的更容易。这种做法曾经中止过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正处在新一轮动摇他人信仰运动的开端。在我看来主要的障碍并不在于我们缺乏事实或者论据，而是因为很多人出于策略原因拒绝承认事实。拒绝向自己承认，拒绝公开承认，因为家里人会认为你背叛了他们，你自己也会感到尴尬，感觉自己被人骗了这么久。宣布放弃信仰非常需要勇气，人们需要别人为他们来提供勇气与榜样，让他们看到放弃信仰的人同样能活得很好。他们或许会失去父母的感情，或许会伤害到某几位家庭成员，可是我依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鼓励的好事。我们不应当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到。

道：我认为暗示我们不能或者说不该这样做的说法实在太自以为是了。另外我们都认识有些人能够分裂自己的大脑。就像萨姆说的那样，周日相信一套，工作日又相信另一套。我觉得这种做法并不是神经搭错线的表现，谁也没有规定大脑不能分裂。

丹：但是这一类大脑不太稳定。我相信你是对的，人们很擅长这么做，他们通过分散注意力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应当主张集中注意力。

道：但是你怎么能够与这种冲突共存呢？

丹：通过忘记你正在这么做，通过分散注意力。我需要发明一句可以牢记的口头语，一旦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这么做，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句话。他们会想起来这就是丹奈特、道金斯、哈里斯与希金斯谈过的立场转变。因此他们将会觉得这样做多少有些站不住脚，多少意识到他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多么奇怪。

希：我恐怕认知失调是日常生存的必备能力，每个人都有一点。

丹：你是说容忍认知失调吗

希：不是容忍，而是认知失调地生活。比方说moveon.org的成员认为美国政府是一个凶残的军国主义兼帝国主义政权，对内残忍压迫穷人，对外入侵其他人民的国家。但他们依然在这个国家里照章纳税，不纳税的情况极其少见。他们送孩子去上学，他们完成日常工作，他们并非时时刻刻都会表现出反美情绪，他们按照信仰行事的时间充其量不超过10%。又比方说五十年代的时候约翰.伯奇协会的成员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好吧，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可以相信白宫是克里姆林宫的傀儡，但是你依然要上街买菜，依然要出门工作，你依然要适应这一切。

哈：知行合一太累人了。

希：尽管如此，你依然不允许自己的信念受到挑战，因为这些信念对你非常重要。但同样你也不会在实际生活当中采取任何措施来主张或者实施你的信念。还有人知道自己不应当偏袒某一位子女，但他们还是会有所偏袒，只是不会时时刻刻都显露出偏袒行为。又或者拉里.克雷格参议员声称他自己不是同性恋。在他自己的头脑中他斩钉截铁地相信自己不是同性恋，但是如果他公开主张自己是或者不是同性恋，接下来的生活肯定无法应付。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希望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我认为我不得不说我不想看到这个世界。我既不指望也不希望看到这个世界。我之所以认为信仰不可能消除，是因为信仰的复制速度太快了。每当某种信仰遭到打倒、取代或者揭穿的时候，总会极其迅速地复制自身。我认为这其中有些弗洛伊德式的原因，主要来说就是人们对于灭绝或者消灭的恐惧。

哈：所以你说的是超自然范式之下的信仰？

希：换句话说就是一厢情愿。

道：你为什么不希望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呢？

希：另外一个问题在于我是否真的希望这场辩论画上终点呢？我是否真的希望所有人都承认我们是对的呢？

哈：你这是想要退休改行啊。

希：“希金斯胜利了，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上帝了。”当然我无法想象这一幕的出现，但同时我也并不敢完全肯定这就是我想看到的结果。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在我看来只是更高层次的认识论、哲学、生物学以及其他领域讨论的基础。你永远都要有一个论敌，必须要有另外一种解释，唯此辩论才能进行下去。

道：你这话说的实在太难理解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说这一幕永远不会成真，但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不想看到这一幕成真。

希：这就有点像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或者达罗与布莱恩之间的辩论一样，我希望辩论能继续下去。

道：因为很有趣？

希：我希望我们这边的论点更加精炼，也希望对面的论点得到更彻底的暴露，但是归根结底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哈：你这种态度应该不适用于圣战分子吧。

希：我对圣战分子确实另有看法。

哈：你认为他们从事的活动不正当吗？

希：不，并不是。这种事情没什么可争论的。这只是生存问题，我希望他们全部被铲除。

哈：然后接下来再去对付妨碍干细胞研究的人们？

希：这只是我的原始人反应。我意识到必须摧毁敌人来确保我自己的生存，我对这些敌人的想法没有兴趣。我只想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摧毁他们，

丹：换句话说你放弃了相互理解是吧。

希：顺便说一句，这项任务基本得不到来自世俗力量的支持，绝大多数无神论者都不想打这一仗，最重要的一仗也是他们最想当逃兵的一仗。

丹：因为我认为灭绝这些人的想法太可怕了，而且我还认为我们的做法只能火上浇油。

希：我说的不是灭绝，而是铲除，也就是彻底毁灭圣战组织的力量。灭绝适用于物种。

道：克里斯托弗，听你说话好像你希望能拥有一片用来进行智识辩论的战场。假如我们大获全胜，那这战场就不存在了。

希：倒不如说我更喜欢辩证法。换句话说我们能通过与他人的辩论学到新知识。今天咱们几个的同桌对谈肯定提升了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

道：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值得理性思考的事物。打赢了针对宗教的战斗之后，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科学或者其他工作，我们可以在那些领域应用我们的理性，还会有很多依然值得进行的争论。

希：但是总会有人将自己的存在归因于生物学定律，另外一些人则会将自己的存在归因于对他们抱有某种目的的神圣计划。我认为通过查看一个人持有哪种观点可以很深入的了解这个人，而且这两种观点中只有一种是合理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呢？因为我们要将我们认为合理的观点与相反的观点进行对比，而后者是不会消失的。

哈：我来打个比方吧。你可以用同样的理论来表述巫术。你可以说每一种文化都相信女巫的存在，都相信魔咒的效力，巫术如此普及，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继续尝试实在太傻了。又或者我们可以尝试辩证地看待巫术，但是巫术肯定会永远伴随我们。不过现在巫术已经几乎彻底消失了。

希：哪有啊？谁说的？巫术是根本根除不了的，就像野草一样到处蔓延，经常会潜藏在基督教信仰当中。

哈：不不，巫术在西方世界肯定没有了。我说的是直来直去的武术，例如邪眼崇拜与符咒治疗……

希：你觉得我们把巫术摆脱了吗？

哈：我觉得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摆脱了巫术，

道：话说回来，你想摆脱巫术吗？

希：巫术活得好好的呢。最近还有人争取要让威卡教徒安葬在阿灵顿公墓里。

哈：我说的巫术指的是杀死邻居的意愿，因为你相信邻居可以通过某种因果机制将邪恶的企图化为现实，例如破坏你的庄稼或者对你加以诅咒。我指的是对医学科学完全无知，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生病，以至于怀疑病因是邻居的恶意作祟。巫术填补的就是这块空白。

希：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不会说我不希望巫术消失，或者说如果巫术消失了我们将会失去一位有趣的论敌。

哈：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对付入侵医学领域的女巫了——这里咱们先不讨论替代医学与针灸什么的——我说的是真正的巫术，中世纪风格的巫术。

希：《华盛顿邮报》每天都会刊发星座运势图。占星术也是不可能被根除的，就算我已经不再阅读星座运势了。

道：但是你没说清楚，巫术究竟有没有可能遭到根除？还是说你不希望巫术遭到根除？听上去你不希望巫术遭到根除，因为你希望有人和你辩论，从而打磨你的智力。

希：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丹：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考虑根除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像进化流行病学家那样思考。我们希望鼓励无毒菌株的生长，我们要摆脱有害的菌株。我并不太在乎占星术，我认为这种思想的害处还不够大。当然了，我听说里根要依靠星运走势来决定军国大事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但是除了这个案例之外，我觉得占星术迷信相对而言没什么危害。如果我们能将其他各种迷信都排斥到占星术目前的地位，我会非常高兴的。

希：你不喜欢我的答案或者不接受我的答案都无所谓，但是应该也肯定会有人问我们下面这个问题——其实今天早上在电视上就有人这样问我——你是否希望今天早上在美国再也没有人去教堂呢？

丹：你怎么回答的？

希：我的答案刚才已经说了，但是理查德不同意。今天早上我的回答是：“我认为放弃虚伪的慰藉对人们很有好处，我不希望他们将自己的信仰强加在我身上，假如他们能放弃这么做，那么对于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可能在这层意义上我有些说嘴打嘴了。我的确希望他们能够停止强行传教，可是到时候就没有人和我辩论了（笑声）。

哈：你就没别的题目好说了吗？

希：我肯定不是说如果他们只听我的话就肯定不会再去教堂了。这是两回事。总之，“你是否希望看到一个所有人都不再相信超自然力量的世界”，这就是我的浅尝辄止的回答。

道：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无论问得是是占星术还是宗教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我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这里的人们会抱着怀疑主义自行思考并且寻找证据。并不是因为占星术有害——我觉得占星术没什么坏处——而是因为如果我们生在世间却认为没有证据就相信是恰当做法，那么我们就会错过太多太多。生在这个世界并且理解自己为什么生在世间以及世间万物的运作机制，这种感受实在太美妙了。我们应当理解真正的群星，真正的天文学，而不是一心只想着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占星术，要不然实在是白活了。我认为同样的言论也可以用来形容宗教。宇宙宏大美丽，相信精灵与超自然创造者以及干预者的存在同样是小肚鸡肠的廉价表现。即便仅仅从审美角度来说，我们也应当摆脱超自然信仰，

希：我十二万分地同意你的观点，

丹：但是我们还是先来谈一谈紧要性的问题吧。假如我们真的能够摆脱一部分性质最恶劣、伤害最大的极端思想，那么最值得下手的对象应该是哪一个呢？哪一个目标最能让你感到激动呢？让我们来看看伊斯兰教吧，让我们尽可能现实地审视一下伊斯兰教，我们究竟有没有哪怕一丁点机会看到一个理性改良的伊斯兰教呢？

希：目前的野蛮化伊斯兰教其实出场的时间并不长啊。瓦哈比派得势也就是几十年的事。

哈：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四个人无论智识能力多么高都不算最能说服人的批评家，我们需要阿亚安.希尔西.阿里或者伊本.瓦拉克这样的穆斯林学者来进行正本清源的批评，唯此才能取信于人，尤其是那些并不太信任我们的立场的世俗自由派。在我看来，伊斯兰历史上有过好几个特征显著的历史时刻，在些时刻伊斯兰教确实建立了我们所谓的哈里发国，出现了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里不受外界打扰，可以尽情实施集权统治。在这些国家里不存在内在冲突，也看不到伊斯兰教义造成的固有负担。萨缪尔.亨廷顿说过，伊斯兰教具有一条血流成河的边界。我们正是在这条伊斯兰教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边界上注意到了所有的问题。但是在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时期，穆斯林不再到处发动圣战，因为圣战已经胜利了。

丹：但是这个世界里女性待遇怎么样？

道：的确，边界内部的女性都承受了什么呢？

丹：就算是最好的时候也不怎么样。

希：这其中显然有某种同步机制，对此我们已经了解得不少了。María?Rosa?Menocal关于安达卢西亚的书描述了伊斯兰文明与邻居们相对和平的时期，在此期间完成了很多圣战之外的工作。我本人在战争之后的南斯拉夫见过当地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他们的言行举止要比天主教或者东正教基督徒好得多。他们才是宗教屠杀的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他们也是最相信文化多元主义的人。所以改良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你甚至还可能会遇到自称无神论穆斯林或者世俗派穆斯林的人，尽管严格来说不会有这种人。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相信——我本人的确坚定相信——一切宗教的本质都是极权主义，因为宗教要的是绝对不受挑战的永恒权威。肯定是这样的。所有宗教都相信创世神，我们的看法对创世神无关紧要，纯色创世神的意志是绝对的，不可能遭到挑战，无论在我们生前死后都要得到落实。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根源。我认为伊斯兰国家最可怕的一点在于他们主张自己是第三个一神论信仰，并且声称再也不需要进一步的信仰了。“在我们之前也曾经有过上帝的言语，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并不主张只有我们才通晓上帝的言语，但我们的确是最后一批通晓上帝言语的人，在我们之后一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在我们的世界里，一个人能说的最糟糕的一句话就是“再也不用继续研究了。你所有需要知道的知识都已经知道了，从今以后只需要评论注释就可以了。”这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事情，正是这一点将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信仰区别了开来，因为其他宗教都没有把话说得这么绝。基督教或者犹太教当中都没有驳斥伊斯兰教的内容，但伊斯兰教当中却包含着对于前面两者的驳斥。“我们愿意接受犹太教当中的一切不良内容。我们热爱亚伯拉罕献祭亲生儿子的行为或者意愿。我们完全尊重童贞生子这一基督教当中最无厘头的内容。这一切都很好。欢迎你们加入进来。但是最终裁决权在我们。”这太要命了，我认为我们这些人的存在与这种教条无法兼容。

丹：我这里要给魔鬼辩护一下，这样的话我们至少能够清楚我们的立场。

希：我经常免费给魔鬼辩护呢。

丹：我们全都能为魔鬼辩护，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现在正在这么做呢！我个人认为某件事物是真的并不能成为我们对其加以扩散或者试图将其揭露出来的充分理由。我相信确实存在我们不应当试图发现的东西。我很看重这个理念。我还认为我们至少应当认真检视以下论点：知道的太多有可能对我们有害。假如你接受这一点，那么就出现了一项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可能。哪怕我们并不接受这一点，我们也要先认真考虑之后再加以驳斥。穆斯林认为西方世界走得太远了，积累了太多对我们有害的知识。许多穆斯林的确希望时间能够倒转。当然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对他们确实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啊，一切都太迟了！祸害已经放出来了！多么悲剧啊！你们这些西方人已经遭到了所谓真相的毒害，现在又要将这些真相强加在我们头上。人类种族还是不知道这些真相比较好。”

希：你这个说法太令我着迷了。我很希望你能举一个理论或者实践范例：有这么一项知识，你认为我们可以知道，但是也可以禁止我们自己知道。我觉得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反而更难想象。

哈：你刚刚提到了钟形曲线，假如不同的种族或者性别之间的确存在可靠的智力差异的话……

希：但是我并不觉得你们几个相信这项知识不该被人知道。一定存在某一种东西，你肯定想到过这么一种东西，你认为可以相信是真的，但还是希望自己从来都不知道。

丹：我觉得很容易就能想出这种东西来，假如它们是真的，那么人类种族还是不知道的好。

希：那么你能说的稍微具体点吗？

道：假设是一回事，但是克里斯托弗想让你回答你有没有刻意压制过某些此类知识？，

丹：不，目前还没有。

希：那么你能想象自己会做出这种事来吗？

道：我能想象我自己会做这种事，我只是希望永远不必这么做而已。

哈：合成生化武器应该是个好例子。《自然》杂志应当公开发布天花病毒的基因编码吗？这样一来随便哪个实验室人员都能……

希：你说的并不是应当保持无知的知识，而是应当遭到限制的能力。

哈：这么说的话，我们还可以设想某种环境，其中某人正在追求知识，而且这项知识唯一可能的应用就是出于有悖伦理的目的，或者这种知识的扩散将会让权力落入错误的手中。但是你的确提到了某些我认为非常关键的要点。在我们的对手看来，我们最主要的过错还不是向伊斯兰世界或者世界上的其他人散布煽动性的真相，而是我们不肯承认无法轻易量化、无法轻易通过科学语言谈论的真相。我们全都听过这句经典驳斥：“向我证明你爱你的妻子吧。”就好像这句话能给无神论带来致命一击似的。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稍微分析一下，其实我们可以证明。我们只要知道你对爱的定义，再来看看我的行为表现是否符合这套定义就行了。但是神圣的领域很难被科学概括，科学对话也将这一领域拱手让给了宗教对话。

丹：还有艺术对话。艺术不见得就是宗教性质的。

哈：但是我要说这一领域甚至用艺术也很难捕捉，就好像爱与同情并没有得到艺术的恰当捕捉一样。你可以在艺术中体现爱，但是无法还原爱。我们无法在博物馆里看到单纯形态的慈悲。我觉得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对于宗教信徒的虚假主张不屑一顾的态度反而让宗教信徒相信我们缺失了一点东西，我认为对此我们需要更敏感一些。

希：绝对是这样，所以宗教总会说：“世俗主义什么时候修建过杜勒姆教堂这样的建筑？或者描绘过宗教绘画？或者创作过……”

丹：巴赫的音乐。

希：我觉得必须是巴赫。

哈：但我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答案了。你就提供过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假如当时存在世俗资助者，自然就会出现同样优美的世俗艺术。我们不可能知道米开朗基罗究竟是不是宗教信徒，因为在当时承认自己不信上帝的代价是死亡。另外如果有一个世俗组织雇佣你开朗基罗工作，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就全都是世俗艺术作品了。

希：我不认为这个推论站得住脚。

哈：哪个推论？

希：我相信就宗教绘画、雕塑以及建筑而言，资助人的思想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我并不相信世俗画家的宗教题材画作也能像信徒画家一样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想弄清楚为什么，总之这句话我很难说出口。

道：哪句话？米开朗基罗在科学博物馆的穹顶上也会创作出同样了不起的作品？

希：从某些方面来说，我的确觉得这句话不好说出口

道：是吗？我觉得这一点简直就是显而易见的呀。

希：这可能是咱们两个之间的观点区别了。我对宗教诗歌研究的多一些，对于绘画建筑和音乐则没什么了解。某些宗教建筑，比方说圣彼得大教堂……

哈：离开了宗教肯定盖不起来是吧。

希：反正我也不喜欢那座建筑，更何况当初的建造经费可是来自赎罪券促销呢。但是宗教诗歌又是另一回事了。例如约翰.邓恩或者乔治.赫伯特的诗歌，我很难想象创作这些诗歌的作者伪装了自己的信仰或者仅仅是在应付资助人而已。人们创作这样的诗歌去取悦别人的可能性很小。

哈：一个人能够本着理性精神创作出这些诗歌吗？

希：我觉得也只有这种解释了。

道：但是你打算得出什么结论呢？约翰.邓恩的诗歌确实能打动人心，那又怎么样呢？这丝毫不能表明这些诗歌体现了任何程度上的真理。

希：那肯定是不行。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是菲利普.拉金的《去教堂》。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优美的一首诗歌。我不肯信任任何与拉金的信仰不一致的人，无论他们的信仰更强还是更弱。当拉金经过英格兰乡间路旁的一座哥特式教堂的时候，他能感受到——刚才我不该说信仰，而是该说感受，因为拉金也是一位无神论者——这座教堂本身固有的严肃性。我不肯信任任何与拉金的感受不一致的人，无论他们的感受更强还是更弱。他意识到这座教堂就像四周的风景一样触动了人心最深处的先天特质。

丹：我觉得这就是个个案。毋庸置疑这个案例丝毫不能表明宗教的真实性。类似的例子是某人坐船在海上漂流了两年，获救之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只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人才能写下这些文字，不可能凭空虚构。

哈：还有戒烟，这也是不经历就没法想象的事情。

丹：这可以是美妙的艺术，也可以是真的。我们接收这些文字的真实性。只有最极端的环境才能产生这些文字。我们或许也应当为了产生这些文字的环境而心存感激。

哈：就约翰.邓恩而言？

丹：是的。

哈：但是你并不会建议所有人都到大海上漂流两年吧？

丹：那肯定不会。

希：我也不会向所有人去推荐《死亡，不要骄傲》。尽管这首诗写得很美，但是如果你只看字面的话，这首诗就是彻头彻尾的废话，当然是写得很漂亮的废话。但是这首诗当中还潜藏着另外的因素。我认为这一因素不仅会持续存在，而且也需要我们的正面应对。

哈：刚才你提到了我们是否希望看到教堂在周日空无一人。你说你不太确定自己想看到这一幕，我同意你的看法。我想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教会，我想看到一套不一样的仪式，我想看到人们受到不同理念的驱动，我认为我们的生活中应当为神圣理念留下一席之地，尽管这些理念不能以不知所谓的胡说八道为前提。不过花费注意力去寻求深奥的道理确实是有用的，我们作为无神论者对于这一领域的忽视有时候使得我们最疯狂的论敌看上去都比我们更加明智。比方说赛义德.库特布，本拉登最欣赏的哲学家，可以说没有比他更疯狂的极端分子了。1950年他来到美国旅居了一年，注意到所有款待他的美国主人都将自己的全部时间花了无谓的琐事上，例如谈论电影明星的八卦，修剪树篱，嫉妒彼此的汽车。他相信美国或者西方世界痴迷于无关紧要的物质享受，因此必须被摧毁。当然我绝不想在任何意义上认同他的世界观，但他的观点确实有一定道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每日沉迷对象确实琐碎得可怕。理智地应用注意力与成天心不在焉之间是有区别的。传统上只有宗教试图阐明这一区别，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退步。

道：你这个论点我们都能接受。回头再说刚才的话题，我确实希望看到教堂里空无一人，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人们对圣经一无所知。出于历史原因，假如你不理解圣经，你也就无法理解西方文学、西方艺术以及西方音乐。这些历史原因无法抹杀，将会永远存在下去。因此就算你自己不去教堂祈祷，你也要明白为什么其他人会去教堂祈祷以及祈祷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圣经的言语又意味着什么。

哈：不过就仅此而已吗？难道研究圣经就仅仅是为了回顾我们祖先的无知吗？

道：不仅仅只是研究而已，你也完全可以沉浸其中，就好像你可以沉浸在一部小说当中而不必相信小说人物当真存在一样。

丹：但是你这么肯定你就希望看到教堂空无一人吗？你完全可以想象另一种不同的教堂，一种彻底更改了本质的教堂。这里同样也有仪式，也有敬拜，也有共同的目标，甚至还有音乐。他们也唱歌，也进行各种仪式，但是非理性的特质却在很久以前就被扫除一空了。

道：所以这些地点就是举行红白喜事的地方，提供优美的诗歌与音乐。

丹：这里还可以举行地方自治会议，用来发动某些除非群策群力就很难启动的公益项目。

希：我觉得还有一件小事。很久以来我都没兴趣进教堂，其中有一个很微小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现在普遍使用了现代英语版本的圣经。

道：没错，简直就是味如嚼蜡。

希：现在的教堂都不用钦定版圣经了。我就没见过听完整整一场现代版圣经布道还能挺住不打瞌睡的人。他们把钦定版的文采都扔掉了。

丹：全无诗意。

希：更可气的是信徒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损失了什么。假如我日后不慎失足皈依了天主教，那我肯定要在我的葬礼上举行拉丁语弥撒。

丹：绝对的。

道：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当圣经更容易懂的时候，其中的不通之处也就更透明了。假如圣经始终用拉丁文书写，那么这些谬误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就像身披保护色的昆虫一样。一旦将圣经翻译成现代英语，你就很容易看穿经文的本质了。

丹：那么你愿意看到教会对对圣经文本进行现代化处理吗？

道：从审美角度来说的确不愿意。

希：简直就是扬短避长的做法。我们应当心存感激，因为这种事不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没有炸毁什叶派清真寺，我们没有炸毁巴米扬大佛，我们从不毁坏圣物。出于刚才我给出的原因，我们理应全都对亵渎行为抱有先天的反感，至少我本人是这样。我们听任信徒自己去摧毁教堂，焚烧会所，炸毁彼此的清真寺。我认为我们应当花更大力气好好想清楚这条道理。确实有人担心我们希望构建一个没有音乐、没有诗歌、没有敬畏的世界，担心我们希望迎来一个美丽新世界式的反乌托邦。我觉得咱们几个全都不会这么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多花一点时间来阐述，狂风呼啸的虚空荒野更有可能是宗教圣战、宗教冲突或者神权统治的产物，而不是恰当的世俗主义的后果。恰当的世俗主义不仅会允许、听任、恩准或者屈尊接纳，还会在一定意义上欢迎某种类似信仰的事物的存在。我觉得我现在的说法比一开始清楚很多了，但是也没那么聪明了。

哈：你说“某种类似信仰的事物”是什么意思？

希：比方说“肯定存在我们的求知能力无法触及的事物。”

哈：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穷尽一切知识。

希：这就是我一开始的论点。假如我们能设法推进神圣与迷信之间的区别，我们就将会取得相当了不起的文化成就。最近理查德和我与罗杰.斯克鲁顿以及一支很怪异的人马辩论了一番。斯克鲁顿一直在说，无神论者打算怎么处理哥特教堂的尖顶呢？我说我写过一本关于巴台农神殿的书，我对这座建筑很感兴趣，我认为大家都应当去参观一下，但是大家也都应该摒弃对于雅典娜的崇拜。所有人都应当意识到神殿丽迪优美雕塑刚刚落成的时候很可能接受过人牲献祭。即便在伯利克里的时代，希腊帝国主义也不那么好看。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事业将会是保存宗教艺术与美学成果，同时还要抛弃超自然因素。

丹：同时我们还要指出迷信本身固有的邪恶特质。我们不能原谅阿兹特克人的人牲祭祀，我们依然可以赞叹并且保护他们的建筑与其他许多文化特色，但是他们的信仰实践必须加以根除。

道：我有一次参加过一个英国广播电台节目，名叫“荒岛唱片”，节目要求你挑选六张带到荒岛上去的唱片，并且说明理由。我挑选了一张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主持节目的姑娘很不理解我的选择。

哈：道金斯居然选择了宗教音乐。

道：这段音乐很美，而且理解其中的含义有助于进一步欣赏这种美，但是你依然用不着为此而相信宗教。就像阅读小说一样，你可以被小说情节感动得潸然泪下，但是谁也不会要求你必须相信这些情节是真的，相信小说角色是真人，相信你感到的悲伤反映了确实发生过的事情。

希：当年都柏林主教批判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时候说过，他看过全套的《格列佛游记》，而且一个字都不信。（笑声）所以这种说法也算由来已久了。显然我们并没有破坏文化的兴趣。但是我们或许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怀疑我们有这个打算。如果我要接受这些人提出的一项批评，或者我怀疑他们心中抱有的一项疑虑，或者他们可能会感到的恐惧，那恐怕就是我们打算用铬与钢取代……

丹：圣诞颂歌与七枝烛台。

道：任何做出此等批评的人显然没有读过我们的书。

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批评我们的人不仅不读我们的书，而且根本就不读书。他们看过书评之后就抱定了观点。

希：我们很快就要面临新一轮的圣诞节战争了。现在已经是九月底了，你能感到战火正在逼近。每次我在电视节目上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指出，最早砍倒圣诞树并禁止圣诞节的人是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他的教派正是美国原教旨主义的先辈。克伦威尔声称圣诞节是亵渎。基督徒们究竟要不要尊重自己的传统呢？我可是始终认为克伦威尔在很多方面都堪称一代伟人。至于圣诞节本来就是从异教崇拜那里征用过来的。

哈：去年咱们几个家里都布置了圣诞树是吧？

道：我对圣诞树一点意见都没有。

丹：我还印制了一批带有我们四个头像的圣诞贺卡呢。

希：托古代挪威人的福，我们每年都能理直气壮地放量喝醉一天，为什么不乐呵乐呵呢？我就像其他人一样喜欢夏至与冬至。

丹：我们家们年都会举行圣诞颂歌派对而不是只搞世俗活动。这一部分基督教故事写得很漂亮。就算你不信教也可以一字一句地享受这个故事。

道：有一次我与咱们上次在伦敦辩论的论敌之一纽伯格拉比一起吃饭。她问我在新学院的时候说不说餐前祷文。我答道我当然会说了，这是个礼貌问题。这个回答把她气坏了。

丹：是吗？

道：她说我太虚伪了。我说，餐前祷文或许对你有意义，但是对我没意义。这是一段历史沿袭下来的拉丁语句，而我尊重这段历史。哲学家 Freddy Ayer也说餐前祷文。他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拒绝说假话，但是不反对说空话。（笑声）

希：我们刚才的讨论算是回答了你刚才关于伊斯兰教的问题吗？

哈：不好说。我问一个相关问题吧。你是否觉得我们作为宗教批评家有责任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呢？又或者说宗教理念与行为是一道光谱，伊斯兰教在这一头，Amish and the Jains在另一头，而我们需要严肃对待其中的差异呢？

丹：差异当然要认真对待，但是我们不必像电视台那样故意玩平衡。宗教的积极方面与良性方面已经有很多人在说了，我们完全可以专门关注负面问题。如果你要写一本揭露制药产业内幕的书，你会拿出一半篇幅讨论药物疗效多么显著吗？道理是一样的。

哈：如果Merck与其他公司相比特别坏，那么我们就应该集中火力批判这家公司。如果我们关注制药行业，那就应该承认并非所有公司都犯下了相同的过错。

丹：那么你究竟想问什么呢？

道：我觉得你们把话说岔了。我想萨姆问得是我们是否应当对一切宗教一视同仁，你说的是我们是否应当对好坏善恶一视同仁。

希：能不能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糟糕？

道：或者说伊斯兰教是不是比基督教更糟糕？

哈：在我看来，我们在宗教问题上的平衡态度使得我们没能拉拢尽可能多的盟友。或者说我们采取了错误的媒体战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神论几乎作出了一项本体论主张，认为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一样的。媒体声称，“穆斯林有他们的极端分子，我们有我们的极端分子。中东有圣战者，美国有杀死堕胎医生的凶手。”可是这两者根本无法划等号。考虑到伊斯兰信仰庇护下的乱局，每十年才杀死一两个堕胎医生的凶犯实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这是我对无神论的意见之一。我认为这套话术反而妨碍了我们，因为我们将批评的火力向各个方向平均分散开了。我相信，在每一个具体话题上，我们都能找到大量认同我们的宗教信徒。比方说，美国绝大多数人显然都同意，伊斯兰教的殉教信条非常可怕，导致了大量死亡，应当加以批判。同理，即便在美国也有70%的美国人并不相信灵魂可以寄存在试管当中，因此并不反对干细胞研究。在我看来，只要采取一事一议的态度，我们就能经常获得人数优势。如果我们躲在无神论的壁垒后面声称所有宗教都同样虚假，那么我们就会失去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道：我相信你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倒并不是宗教本身的邪恶，而是宗教是否真实。我非常关切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宇宙当中是否存在一个超自然的创造者。我也的确很关心宗教的邪恶，但我还是愿意用一视同仁的态度来对待所有宗教，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做出了这项主张。

希：我永远也不会放弃所有宗教都同样虚假的主张。正是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强迫人们将信仰摆在理性之前，所以它们至少都具有相同的潜在危险性。

道：同样虚假，但肯定不是同样危险……

希：不，我认为它们具有同等的潜在危险性，因为所有宗教都要求信徒放弃心智。宗教坚决地抛弃了唯一让我们成为高等灵长类的特质，也就是理智思考的能力，这种做法永远都是致命的。阿米什人不能伤害我，但是他们肯定能伤害所在社区里的其他人，他们的聚集区就是一个小小的高压集权体系。达赖喇嘛声称自己是万世一系的神王，具有天神的血统，这是我所听过的最令人作呕的理念。他在达兰萨拉维持着一个破败的独裁统治集团，还曾经公然为印度核试验唱赞歌。要不是因为他本人影响力有限，肯定还会做出更糟糕的事情来。

哈：但是伊斯兰教的圣战显然更值得关心，因为这里的威胁是摆在眼前的。

希：每次我与伊斯兰教信徒辩论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你刚刚冒犯了十亿穆斯林”，就好像他们有资格为全体穆斯林代言一样。这句话怎么听着都像是威胁。如果他们说“你刚刚冒犯了身为穆斯林的我”，这句话听上去就不太一样了。如果他们是唯一相信穆圣的人，他们的态度肯定不会这么强硬。“我们穆斯林有十亿人呢！”他们的言外之意是“以后你最好小心点”。我才不管穆斯林人数多少呢。就算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相信先知穆罕默德从大天使吉布列那里听写了上帝旨意，我也还是会这么说的。

哈：但是那样的话晚上你就不会担心得睡不着觉了。

希：不对，就算只有一个人相信，这种理念依然同样危险，因为理念能够扩散。一个人的理念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理念。

哈：就伊斯兰教来说确实已经扩散了并且正在扩散，因此伊斯兰教的危险不是潜在的，而是实际的。

希：但是从时间与空间上来说，即便是很少的人数也能够扩散开来。我当初并没想到，我想你们也肯定没有想到，在六十年代犹太原教旨主义会造成这么大的威胁。他们的人数相对不多，但却占据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地区，试图迎接弥赛亚方法降临，方法则是窃取其他人的土地并且试图召唤世界末日。从人数上来说他们的确不多，但后果就是灾难性的。我们从前不认为犹太教也会产生这样的威胁，直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吞并了弥赛亚主义者或者与其融合为止，因为弥赛亚主义者并不等同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如今看似无害的宗教信仰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患。我承认我不太可能在超市里被贵格会教徒割开喉咙，但贵格会教徒的确大力宣扬在暴力邪恶面前采取不抵抗态度，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扭曲的立场。看到邪恶与残忍却不要奋起抗争，还能有什么更恶心的说法呢？

丹：那帮人就会搭便车。

希：富兰克林曾经写到过宾夕法尼亚州的贵格会教徒怎样在独立战争的关键时刻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并且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别人的鄙视。我认为贵格会对当时的美国来说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威胁。所以时间与空间确实很重要，但是一切宗教全都同样的朽烂，谬误，虚假，腐败，死板且非常危险。

哈：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我认为有必要再进一步阐述的论点：你永远都无法预期非理性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危险。假如你与其他人以及整个宇宙的互动方式就是主张你并没有资格主张的真理，那么这种做法造成的后果将会是不可估量的。灵魂会在卵子与精子结合的时候进入卵子听上去像是无害的想法，直到你开始研究干细胞为止，然后这一理念就阻碍了能够救活无数人的科学研究。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教条主义将会夺走多少生命，因为教条主义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总会毫无预兆地突然爆发。

希：所以说我认为人类历史走下坡路的转折点之一就是希腊化犹太人被弥赛亚派犹太人打败的那一刻。如今的光明节就是为了庆祝这一事件。人类历史在这里拐了最糟糕的一个弯。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却重新建立了动物献祭、切包皮与耶和华崇拜，压倒了当地的希腊文化与哲学。日后的基督教只是对于他们当年行径的抄袭而已。要是没有这件事，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不会出现。当然肯定还会出现其他同样疯狂的教派，但是至少古希腊文明兴许还能保存下来。所以不能因为他们人少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不危险。关键在于模因与模因的感染。模因的传播速度是很快的。当然我可以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天主教教会也是一个非常要命的组织，因为当时的天主教会是法西斯主义的盟友，所以也就成了一家肮脏露骨的最危险教会。但现在我并不会主张教皇是最危险的宗教权威，因为显而易见伊斯兰教才是目前最危险的宗教，原因在于伊斯兰教没有教皇，无法通过发布教皇敕令来阻止教徒的行为。但是我依然要说犹太教才是一切问题的祸根，

哈：但是之所以说犹太教是一切问题的祸根，是否只是因为穆斯林对某一片土地特别执着而已呢？假如穆斯林根本不关心巴勒斯坦，我们尽管可以听任犹太定居者在这片土地上召唤弥赛亚，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在于双方在争夺同一片地产，双方都有错。但之所以二十万名定居者有可能引发一场全球冲突，是因为至少有十亿人非常关心这些定居者能否拆毁阿克萨清真寺。

希：这是他们的梦想，因为他们相信地球上的某一块区域比另一块更神圣。着是全世界最疯狂、最不理性、最下流的信念，只要有少数几个人持有这种信念并且具有将其变成现实的力量，就足以引发一场文明级别的冲突。我很担心文明本身能否幸存下来。如果我们能挺过这场冲突而不至于遭受核武器对轰，那就算很走运了。

哈：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题目：我们最大的希望与恐惧是什么？你认为我们的子女这一代人能够合理地实现怎样的目标？你认为我们的赌注有多大？除了单纯的批评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能否采取哪些切实的措施？假如现在给你十亿美元，你能用这笔钱引发怎样的显著思想变革呢？

希：我觉得在政治层面我们站在输家一边，在智力层面则站在赢家一边。在目前的时代精神之下，如果我们声称或者不介意别人声称我们开启、推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一场遭到忽视太久的争论，恐怕并不算太过自负。至少在目前的美国和英国确实是这样。但是从全球角度来说，我们依然是岌岌可危的绝对少数，即将被神权统治的力量压倒。

哈：这么说你不看好我们的未来了？

希：不，我认为神权统治不仅要压倒无神论，还要摧毁人类文明。很久以来我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也是我与道金斯教授最大的分歧所在。我认为美国82空降师与101空降师才是保护世俗主义的真正斗士，他们正在对抗我们的主要敌人。在世俗主义者当中这一理念听上去非常古怪，简直就像哄小孩的童话一样。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只是因为美利坚合众国具有对抗神权统治的意愿，世俗主义才有一线生机。我们之间的讨论在这层意义上根本无关紧要，

哈：如果真是为了捍卫世俗主义，那么我们恐怕还要死更多人，尽管未必是在伊拉克。我们可能需要82空降师出于同样的公开目的在另一个地点打另一场战争。

希：对此你有所保留也很正常，我很乐意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原则上承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道：不幸的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希：我们的录像带也用完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iUHlVazKk

我最近写了一部小说，但是今天晚上我不想谈论这部小说，如果大家有兴趣，敬请踊跃购买。今晚我真正想做的是讨论这部小说背后的立意。有人问我，你干嘛写小说呢？你不是向来只会创作非虚构文学吗吗？我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爱情观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小说阅读——当然也来自歌曲电影等等其他艺术形式，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正是我们所读到的爱情叙事塑造了我们的爱情观。这话听上去有些残忍，我们往往认为我们的爱情是自发的，并没有受到阅读内容或者亲身见闻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的爱情的确发生在复杂的社会与历史背景当中。按照福柯的说法，有些人假如从来没有听说过爱情的存在，那么一辈子也不会主动恋爱。当然这种说法有些极端了，不过当我们恋爱的时候的确会从外部世界吸取大量的暗示。我们尊崇一些感受，因为别人告诉我们这些感情值得尊崇；我们压抑另一些感受，因为别人告诉我们这些感情无关紧要，不必格外关注。

从爱情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时期。我们现在生活在浪漫主义时期。浪漫主义发源于十八世纪末期，最早起源于欧洲诗人、小说家与作家的书房与沙龙当中。如今就算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位欧洲浪漫主义诗人或者小说家的名字，你也依然无法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因为浪漫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就算你对浪漫主义一无所知，浪漫主义也依然环绕着你。

那么浪漫主义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呢？浪漫主义提出了一整套特色鲜明的观念，定义了爱情是什么，我们对爱情应当抱有怎样的期待，以及如何维系恋爱关系。现在请允许我简要介绍几条浪漫主义爱情观的基本假设。首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世间都绝对存在着一位灵魂伴侣。我们可能还没有遇到这个人，我们可能正在心急火燎地上下求索却一无所获，但这个人确实存在。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寻找就总能找到这个人。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个人，我们两个人的心灵就会合二为一，曾经困惑孤寂的心灵角落就会得到救赎，在人生奥秘面前我们将不再觉得哑口无言闷闷不乐。因为我们找到了真正的伴侣，孤独寂寞都将会遭到永远的放逐。灵魂伴侣就是这样一个正在等待着我们到来的人。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找到灵魂伴侣呢？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浪漫主义给出的最主要答案就是依靠本能。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夫妻配对的选择都是由社区中的长辈、夫妻双方的父母或者夫妻以外的其他人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包办婚姻。包办婚姻有一套基于理性的标准，比方说你有一头山羊，他有一头绵羊，又比方说你们两家的土地相互毗邻，都可以成为结成婚姻的条件。王室之间的通婚历来基于这套做法。几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是这样婚配的。但浪漫主义却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结婚前提，要求人们凭借本能寻找结婚对象。早晚有一天，你将会对某个人产生非常特殊的感觉。你不可能知道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将会降临，你可能正在酒吧喝酒，在游泳池游泳，或者正在等着排队，然后你突然看见了一个人，尽管你对这个人毫不了解——实际上浪漫主义者认为你根本不该对这个人有任何了解——但是一看到这个人的面容你就自然而然地意识到了此人是你的灵魂伴侣。这种特殊感觉不应该遭到质疑。你告诉你的父母“我遇到了一个人”，他们说，“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吧”，你说“我对他有特殊感觉”，然后所有人就都会闭口不言，大海将会在你们面前分开，你们两个将会手拉手在海底走过。反过来说，如果你始终都没有这种特殊的感觉，那就有些尴尬了，或许是你有什么问题，于是你只得假装自己有了特殊感觉。因此浪漫主义非常强调一见钟情，也就是突然间十分肯定地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正确的人的感觉。

浪漫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十九世纪欧洲铁路系统的建设。在浪漫主义小说当中，男女主人公的第一次见面往往发生在火车上。哪怕仅仅局限于俄文，包含男女主人公在火车上初次相见情节的小说也可以装满一整座图书馆。在这些小说当中，初次相见的双方都对彼此没有什么印象，或许只看到了对方的脚踝、手肘或者侧脸，然后你就发现了灵魂伴侣。

浪漫主义非常热衷于“从此永远幸福”的理念。爱情并不是一个稍纵即逝的阶段，而是永恒存在的感受，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著名浪漫主义作家死得都很早。在小说当中，男主女主一见倾心之后女主就会非常不幸的感染上风寒或者肺结核，两人的恋情只能进行几个月就会被死亡截断，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爱情依然是永恒的。此外浪漫主义者也非常热衷于自杀，用戏剧性的方式主动结束自己的人生。在浪漫主义世界观当中死亡与爱情之间存在着非常奇妙的联系。

浪漫主义者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不工作。几乎很少有哪位浪漫主义者拥有稳定的工作，因此可以花费大量的时间用来相互拥抱。此外浪漫主义者非常喜欢在自然环境中散步，瀑布非常浪漫，海岸线非常浪漫，拍击着峭壁的浪涛非常浪漫。从一天的时间上来说，黄昏非常浪漫。天边挂满了红霞，反射着落日的余晖，天空染上了一层粉紫色。这就是通过自然来强化爱情的方式。

浪漫主义对于性爱的看法也很独特。人类进行性交已经有千万年的历史了，但是浪漫主义者的特质在于相信性与爱的紧密结合。他们将性交奉为爱情的顶峰，视其为爱情的极致体现；远远不是单纯的活塞运动，而是你对另外一位个人的真挚感情的最充分表达。这确实是个很美丽的理念，不过有一点不太方便的地方，那就是这一理念使得通奸变成了一场灾难性的悲剧。假如你像浪漫主义者那样相信性爱是爱情的顶点，那么夫妻之外的任何性活动都是灾难性的。正因为如此十九世纪欧洲所有著名爱情小说都有通奸的情节，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不一而足。通奸的历史就像婚姻一样古老，但是浪漫主义为通奸活动添加了全新的分量。通奸触犯了浪漫主义者对于爱情的一切信念。

我必须承认，很多浪漫主义理念都非常美丽，我们全都经历过这些理念的洗礼，一味对其嗤之以鼻是很愚蠢的。这些理念无所不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应对爱情的核心。但是我依然认为浪漫主义对我们维持长期恋爱关系的能力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假如我们想要获得成功的爱情，就必须背离使我们开始恋爱的许多浪漫主义理念，因为浪漫主义威胁到了我们在长期恋爱当中自得其乐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允许我简要分析一下在我看来浪漫主义为我们找麻烦的感情领域。

浪漫主义取代了一种早期的人性观念，这种观念源自基督教，着重强调我们全都脆弱、残缺并且背负罪孽。浪漫主义认为这种看法是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坚持认为每一个人类都拥有纯洁完美的本性。浪漫主义非常看重儿童，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儿童永远是甜美的，这一看法的代表人物就是十八世纪中期的卢梭。从此以来的浪漫主义者都认为儿童是人性至善的体现，而社会则是败坏儿童的祸根。简而言之就是人性本善。相比之下传统的基督教观点——例如圣奥古斯丁的看法——则着重强调人性的罪孽本质。圣奥古斯丁认为人性生来背负罪孽，儿童也不例外。我们所有人都带有亚当的原罪，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或者潜在的罪人，需要其他人与上帝的怜悯与宽恕，唯此才能忍受各自的人生。浪漫主义抛弃了这种看法，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天使一样的纯洁本性。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义的兴起伴随着有组织宗教的衰落。从很多方面来说浪漫主义都是针对有组织宗教的世俗替代品。当我们开始恋爱的时候，我们不再用天使一词形容那些背生双翅的神性生灵，而是用来形容我们的爱人。这一现象在浪漫主义时期越发显著。从浪漫主义的视角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暂且收拢双翼的天使，从未受到罪孽的玷污。我认为这种观点对恋爱关系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因为这种观点导致了一切恋爱当中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自以为是。如果你相信自己很完美，你的伴侣也很完美，那么肯定会有麻烦。只要你身处于长期恋爱关系，那么你就肯定会在对方身上发现一些不那么完美的特质。如果你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主张世间所有人都是美好的，而且你的伴侣尤其美好，那你要怎样应对这种感觉呢？这种意识形态为恋爱当中的麻烦布设了非常棘手的背景。我认为远远更有利的看法是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的最深处——我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全都是疯子（笑声）。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全然神志正常地度过童年、青春期以及随后的人生各阶段。我们的性格一定会遭到有别于其他人的扭曲变形。我们可能要花费五十多年时间才能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怎样的扭曲变形，但扭曲变形是不可避免的。在开始恋爱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必须在头上顶起一块硕大的警告牌。

为什么我们往往不认为自己遭到了损害，因此很容易自以为是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认知程度都非常有限。自我认知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我们身边的所有人全都默不出声，不会告诉我们他们对我们的看法，以至于刚刚与我们交谈二十分钟的陌生人对于我们个性缺陷的认识就可能超过我们一辈子能够达到的深度。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们呢？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告诉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父母能够看到我们的缺陷，但他们希望我们一生平安，因此不会告诉我们，或者被他们感情蒙蔽了双眼，所以根本看不见。我们的朋友不会向我们指出我们的某些个性缺陷，因为他们只想陪我们一起消遣玩耍而已。你必须要当真非常关心某个人才会深入了解他的个性弊端，而我们的大多数朋友与我们都没那么亲密，因此懒得费事。我们的前任对我们的个性必定也有深刻的理解，但他们同样不愿费事。他们往往会说他需要多一点时间独处，他们想要出去看看世界——都是胡说八道。他们看到你身上有些难以忍受的毛病，可是他们懒得告诉你，就让别人去操这份闲心吧（笑声）。

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总体来说我们是很好相处的人，只要遇到正确的人就行了。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一直相信我只是没遇到正确的人而已。认为自己很好相处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必须彻底加以压制。天底下就没有好相处的人，只要近距离接触一下，每个人都是麻烦。如果让我来设立规矩，以后每一次晚餐约会上的第一句问话都会是“你怎么个疯法？我是这么疯的，你是怎么疯的呢？”这句话不应当带有一丁点贬低奚落的语气，而且我们也应当听到一个深思熟虑且毫不戒备的回答，那样的话我们能节省多少时间啊！我们不需要成为活着找到完美的人才能开始恋爱，但恋爱双方的确都需要对自己的不完美之处有所理解，从而才能够相互提醒自身个性的令人不适之处。但是这样做很困难，当我们发现别人的个性缺陷时，这些缺陷往往会让我们遭受深重的痛苦，因此我们也不会对这些缺陷报以同情。冷静地向其他人解释自己的个性缺陷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天赋，也是我们能向彼此提供的最重要的订婚礼物。假如我们能向自己的未婚夫或者未婚妻递交一本大书，《论我的疯狂》，那么我们肯定能省去许多麻烦。

浪漫主义的另外一大误区在于对于本能的过度强调。传统的婚姻观基于理性计算与家庭安排，浪漫主义则告诉我们婚姻应当基于本能。问题在于你根本不必对心理分析或者心理疗法有什么深刻理解就知道心理治疗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身为成年人的恋爱方式受到了我们在幼儿时期对于爱情的理解的深刻影响，你身为成年人的恋爱方式与我们在幼儿时期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我们在童年所学到的恋爱方式往往并不健全。我们的父母当然非常关爱我们，但是他们也在很多方面严重妨碍以至于伤害了我们，尽管是无意为之。这一点对于我们身为成年人寻找爱情的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身为成年人的爱情观往往是童年时期爱情观的进一步提纯。但是我们童年时期养成的爱情观未必就没有问题，而是往往被扭曲成了非常有趣的样子，并且满载着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些扭曲之后的观念又成为了我们在成年时期寻找伴侣的标准。有人说他们希望通过爱情寻求幸福、满足与舒适，但我们真正希望寻求的是熟悉感。我们所遇到的陌生人往往让我们感到很不熟悉，因为他们很关爱我们，也很善解人意，这样的待遇让我们感到手足无措。

有时候你撮合两个朋友见面，从纸面上来看他们十分般配。约会之后你问他们情况怎么样，他们说“我不知道啊，那个人真挺不错的，我们相处的挺好的，我们的共同点很多，但是我就是觉得还少了点什么。”简而言之，我们本能地意识到这个完美的人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让我们受罪，不会让我们遭受我们期待在恋爱当中遭受到的折磨。我一直认为爱情会以特定的方式让我不幸。我们都知道这种现象的极端表现形式，比方说有些女性心甘情愿地呆在施虐者的身边忍受拳打脚踢。但是就算没有极端暴力，某些人之所以吸引我们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优点，而是因为我们对于他们挫伤我们心灵的方式感到熟悉。

浪漫主义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对于诚实的看法。浪漫主义非常看重诚实，恋爱的主旨就是对另一个人开诚布公。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要一刻不停的撒谎，我们要掩饰自己的想法与感受，不管内心多么痛苦也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我们终究会遇到这样一个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面前放下吊桥，拆毁城墙，显露出自己原本的样子。在爱情的初始阶段，我们感到我们终于遇到了这样一个能够彻底接受我们的人，这个人能接受我们的一切，我们可以真正成为自己。不过说句老实话，任何一个你声称自己深爱着的人都不应当承受这样的款待（笑声），你绝对不能在对方面前彻底袒露自己。今天在座的都是成年人，我们就用性爱来举个例子吧。在你的人生早期，你非常孤独，在性生活方面也是一样。然后你终于遇到了一个人，你对他说“你喜欢玩捆绑与手铐吗？”假如这个人说“我其实一直想试试，不过我从来不敢向别人主动提起。”这种感觉非常亲密，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必要为自己感到羞耻了。这实在令人喜不自禁，让人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我们再也没有必要低头弯腰地苟活，我们最黑暗的秘密终于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可与接受。

如此可爱的时期大约能维持三个月左右（笑声），然后就会发生接下来的一幕。你们分享了捆绑与手铐，你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的人。然后有一天你们在咖啡馆里聊天，你与那个相互敞开灵魂的人正在卿卿我我，然后你看到有一位服务员姑娘非常漂亮，然后你就说：“我要是把那个服务员叫过来玩双飞你不介意吧？”然后你发现你那位一向开明的伴侣并没有感到跃跃欲试，而是一脸愕然。这样你就来到了岔路口，一条路通向城市，另一条路通向爱情（笑声）。你想继续描述自己的性幻想呢，还是就此闭嘴呢？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闭嘴。这是另一个具有根本性重要意义的时刻，我们终于意识到即便在爱人面前我们也不能完全做自己，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在爱人面前掩饰肮脏不堪的秘密。恰恰正是出于爱情的名义我们才不能充分做自己，而是要呈现剪辑之后的自己。如果我们无时无刻都向另一名个人彻底袒露自己，那么我们大概会毁掉这个人，因此我们必须以爱情的名义压抑自己。浪漫主义丝毫没能让我们准备好这一点，实际上浪漫主义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背叛。浪漫主义强调真实，忠实于自己也就等于忠实于爱情，任何其他做法都是对爱情的背叛。但是这一理念却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并且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痛苦。

浪漫主义从来不会谈论爱情的实际层面。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家、诗人与艺术家从来不会谈到洗衣服，从来不会承认任何处于长期感情关系当中的人们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一起洗衣服、打扫房间、养育子女等等。这使得我们产生了误解，认为聪明理性的人不会自找麻烦做这种事情。因此浪漫主义往往使人在这一领域准备不足。于是在恋爱的某一个阶段就会出现以下这一幕。一对夫妇非常相爱，也都非常看不惯各自父母对于家庭琐事斤斤计较的态度。然后有一天他们突然在浴室里爆发了这样一场争论：“毛巾扔在地上干什么？”“我正在洗澡呢。”“我知道，可是毛巾扔在地上干什么？”我这就要出门办事去。”“我知道你要出门办事，可是毛巾扔在地上到底干什么？”“什么叫扔在地上干什么？扔在地方就扔在地上了呗！”然后突然间双方的语气中就都带了一丝不耐烦。夫妻双方都认为自己很聪明，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浪漫主义让人们认为自己都很聪明，不会发生这样的争论。假如两个人都认为自己不会进行这样的争论，那么一旦争论起来就会争得昏天黑地（笑声）。想想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吧，包法利夫人从小养成的爱情观全都来自浪漫主义小说，她相信爱情就是白马王子、高耸的城堡与晨雾中的散步。然后她嫁给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实人，然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都被洗衣服、买牛奶与切奶酪占据了，而她的丈夫只会坐在一边查看账单或者读报纸。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她以为自己是为了爱情才结婚的，但是现在却陷入了沉闷无味的现实生活。这写疑虑引发了一系列的心理反应与实际行动，最终导致她走上了自杀的绝路。认为现实生活在爱情当中没有位置的理念是浪漫主义的核心，也为长期感情关系带来了灾难。

浪漫主义者还相信你不应当与伴侣过多交谈。谈话意味着并不真正理解一个人。浪漫主义非常看重在恋爱初期两人不用言语也能交流的阶段。“我们当时正在湖畔聊天，然后两个人突然都安静下来了，因为我们突然了解了对方，我还没说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了。我用不着像上一段糟糕的恋爱关系那样费尽心力地解释自己的想法。”浪漫主义很反感对自身感受的过度分析与表达，浪漫主义相信一旦你开始表达自己的感受就将感受毁掉了。我们对此都能感同身受，有些时候言辞的确会破坏感觉。浪漫主义眼中的爱情就是一个人出于本能理解另一个人而无需语言的辅助。这种看法长期而言依然会带来灾难，因为这种看法会让人整天闷闷不乐。所谓闷闷不乐就是你觉得自己受到了另一个人的伤害，但是你不打算解释自己的感觉，因为这个人理应爱你。如果他爱你，他就理应知道。当然你可以解释，但如果需要你来解释，那么他就不爱你，因为真爱的本质是无言的。好比说你们两个参加一场派对，期间有人冒犯了你。回程的车上你一言不发，因为你是个浪漫主义者，对方应当理解你。然后你们上楼回家，进了家门之后你立刻躲进卫生间把门反锁上了。因为作为一名浪漫主义者，你相信你的伴侣的灵魂应当有能力穿透卫生间的屋门，穿透你的躯体，直接感受你的灵魂。所以你为什么还要麻烦开口说话呢？这种做法是一场灾难，因为就算心底最善良的人们也无法理解我们内心的全部想法。他们大概能理解我们的童年早期被父母辱骂之后承受了怎样的伤害，或者频繁转学对我们造成怎样的影响，但是在长期感情关系当中无法直接理解的事物占了绝大部分。你不能指望自己的另一半具有读心术，但是浪漫主义却将读心术当成了爱情的核心本质，

浪漫主义还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当真爱一个人就会爱这个人的一切。你当然会爱他们身上的优点，但也会悄悄地爱他们身上那些小小的缺点。因此在恋爱初期你在对方身上发现的小小缺点都能强化爱情。比方说她的门牙牙缝太大，可能对牙科医生来说是个小问题，但是对你来说没有问题。或许他依然保留着母亲送的旧睡衣一直舍不得扔掉，睡衣上面还印着小熊图案。当然这件衣服不可能赢得任何时尚大奖，但这是他们本质的一部分，而你热爱这一切。因此在恋爱初期，对方身上的脆弱无助也是一个人之所以可爱的原因之一。直到大约三个月之后（笑声）发生了接下来的这一幕。某天早上你们吃早饭，吃的是坚果碎麦片。你看着她的吃相突然忍不住说道“你吃饭怎么跟牛吃草一个架势啊？就不会把嘴捂住吗？”然后她说，“你等会儿，过去一天你已经找我三次麻烦了，我还以为你爱我呢。”你说“我当然爱你了，可你吃饭确实像牛吃草料呀。”然后她就生气了，“以前可没人跟我这么说过！”“是啊，你的朋友肯定不愿冒犯你，你的父母看到了也不往心里去，你的前男友都跑印度去了。”（笑声）这时你就遇到了问题，浪漫主义相信爱一个人就要爱这个人的全部。因此在恋爱过程当中早晚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说，“如果你爱我，那为什么要批评我？”就好比说爱在这一边，批评在那一边，两者不搭界。一旦搭界爱情就失败了。这种哲学同样也是灾难性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和我们呆一段时间，就会从我们身上找到一大堆毛病。你完美吗？假如你不完美，那你怎么能指望别人从你身上挑不出毛病并且不感到反感呢？

让我们远离这种不健康的哲学，回顾一下早期的另一种爱情观念。这种观念来自古希腊人，我认为对我们更有帮助。古希腊人就像我们一样关注爱情，但他们对爱情的看法却与我们大相径庭。古希腊人相信，爱情就是对另一个人的完美版本的倾慕，对于这个人的美德与成就的倾慕。对于此人身上的缺陷你尽管可以宽容大度地接受，但是你没有必要爱它们。爱情仅仅局限于限于另一个人身上的优秀品质。古希腊人还相信爱情应当是一个相互教育的过程，爱情当中的两个人应当相互教育，使彼此都成为更好的人。教育并不意味着相互贬损，恋人们之所以相互教育，是因为他们心中真诚地关注着彼此最深切的利益。换句话说爱情就是一个学生与老师反复轮换角色的过程，人人都要当老师，人人都要当学生。相互教育并不意味着爱情被抛弃了，而是爱情非常活跃的证据。这种理念在现代社会听起来太奇怪了。假如你对你的伴侣说，“我今天听了一场讲座，我希望能够教育一下你。我想给你上一堂课，批评一下你的性格与吃相。”这种做法也太奇怪了。

为什么我们这样不擅长当老师呢？许多恋爱关系的失败都可以视为教学的失败。有些你想说的话传到听众耳朵里的时候往往会发生极大的错误，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认为自己没资格当老师。好老师的特质之一就是镇定自若，而镇定自若的前提就是不要太担心学生能不能听进去。数学老师当然希望学生们学会三角函数，但就算全班学生全都不及格，明年还会有新一届学生来凑数的，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在爱情的教室里我们要紧张的多，因为赌注要高得多，而我们内心的想法是最可怕的督导员：“我担心我嫁给了一个白痴，这个人根本不理解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最基本事物，这个人根本不听别人说话。所以我要对他施压，我要采取粗鲁的态度，我要侮辱他。”问题在于羞辱与嘲讽从来没能让任何人学会任何事物。等我们不得不诉诸侮辱的时候，课程也已经结束了。我们不相信爱情应当是一个相互教育的过程。我们对于恋人的理解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们亲身近距离见证了他们最光彩与最疯狂的侧面，但是我们却无法分享利用这些知识来促进共同成长，因为我们太脆弱，戒备心也太重了。“你这是打算给我上课吗？”面对这样的质问，柏拉图会回答道：“没错，我确实打算给你上课，因为我非常爱你，而且我也希望明天能再给我上一堂课。”浪漫主义者则认为“我必须离开她，因为她整天给我上课。”当爱情教室失灵之后，恋爱关系就会变得非常脆弱，两人都会陷入抱怨与敷衍的恶性循环。抱怨是教学的反面，你不打算教育别人，而是打算强迫别人，控制别人的言行。你根本不管对方心里怎么想，只是一味要求他们怎么做。而抱怨总会遭到敷衍的抵制，被抱怨的一方总会拿起报纸装听不见。不幸的是，相互装聋的现象在浪漫主义恋爱当中非常常见。

难道我们就只能绝望下去吗？难道我们就只能一头扎到底了吗？我们就不能采取什么挽救措施吗？我相信我们还能采取很多措施。有人对我说“你对爱情的看法太悲观了，就好像我们应当降低自己的期望值一样。”不对，我确实相信我们在开始恋爱的时候期望值越高越好，问题在于浪漫主义精准到位地向我们描述了高期望值的状态，却没有提供任何达到此类状态的可靠方法。因此我们的任务应当是修建通向高标准的台阶而不是将标准降低。用我的小说角色的话来说，“人们终将发现，爱情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套需要学习的技能。”这种想法很奇怪，因为我们如此看重“随心而行”，我们认为一切都应当自然而然地发生。假如不自然，那就是错的。我们做其他事情的方式却截然相反。我们的社会非常讲究规程，我们认为做一切事情都有规矩，有诀窍，有方法。但是在爱情领域我们却主张要完全依靠本能。不会有人说“我打算凭借本能驾驶波音777并且降落”或者“我打算凭借本能完成一场大脑手术”。但是我们却不介意依赖本能踏上为期五十年的婚姻道路。

那么我们需要养成哪些技巧呢？有一种或许有帮助的做法就是将你的伴侣视为一个小孩子，年龄大约在两岁到三岁半之间（笑声）。因为我们的社会确实非常擅长照顾两岁到三岁半的小孩子。比方说你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你为这孩子晚饭做了土豆烧菜花，孩子吃了一口就把饭菜推到一边去了。你并不会因此憎恨这个孩子，并不会说“你怎么能这样不体贴我？我上一天班有多累你知道吗？”你会说“宝宝不是牙疼了？是不是跟哥哥姐姐怄气了？”我们总会想出非常温柔的答案来解释为什么小孩子做出了如此刻薄的举动。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天然刻薄恶毒，而是认为他们感到焦虑受伤并且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是成年人的恋爱关系却不是这样，我们总是从极端个人的角度来评判对方的反应，“你存心要打击我”、“你看不起我”、“你根本不关心我”。问题在于我们看上去并不像儿童，这一点实在很碍事。小孩子长得就像小孩子，但成年人长得就像成年人。尽管从本能上我们很难接受这一点，但是成年人身上依旧存在着大量两岁到三岁半儿童的特质。心理创伤最不方便的地方就在于别人看不见。假如你断了一条胳膊，别人都能看见。会有人问你疼不疼，进出门口的时候会有人给你开门。但是我们的内心的损伤之处却不能方便地向别人展示，因此也得不到别人的体谅。我们应当意识到世间的每一个人都背负着严重的损伤，需要我们深切地加以关怀。总体来说他们的本性并非刻薄恶毒，他们只是吓坏了而已。一个人作出的最恶劣行为的核心往往并不是邪恶而是恐惧。

我们绝大多数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逐渐将我们的伴侣视为白痴，所以喜剧幽默才如此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触我们内心的搞笑一面。许多喜剧的主要角色都是彻头彻尾的白痴，但是当我们观赏喜剧的时候明知道他们是白痴但还是忍不住喜欢他们。在我们的眼中他们是一群可爱的白痴。在想象当中将一个人从白痴转换成可爱的白痴是非常难得的转变，也是成熟的标志。在恋爱当中，哪怕我们只能偶尔做到这一点，也能更好地平抑我们对于另一半的贬损看法。

我们还需要应对一见钟情的冲动。一见钟情确实很刺激，并且支持我们度过了特定的人生阶段，但是我们必须克服一见钟情。一个人看上去或许很有魅力，当你在机场或者超市看见一眼之后就惊为天人，回家以后依然念念不忘，因为他们依然徘徊在你的记忆里。不过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一见钟情，是因为我们知道一项科学事实：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天使，只存在人类，而且世间的每一个人从近距离观察都充满了问题。你不可能事先知道某一个人会怎样令你抓狂，但你必须知道他或者她一定会让你抓狂。无论他们看上去多么有魅力，无论他们的脚踝多么动人，无论你们的言谈多么投机，你都一定要知道这个人将会为你带来无休止的麻烦，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而是因为他们是人，是人就会这样做。在现代科技的辅助下，我们都想找到那个完美的人，但是世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完美的人。从存在主义角度来说，相互合适是爱情的成果，而不是爱情的前提。所谓正确的人并不是同意我们每一句话、接受我们一切行为的人，而是愿意带着几分慷慨与几分幽默，以特定的方式协商解决特定问题的人。这就是正确的人，但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完美。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性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性的期待值很高，浪漫主义提高了我们的期待。我们想要达成两个目标，而这两个目标的方向却截然相反。我们想要安全与忠诚，也想要兴奋与刺激。在社会上大约每过二十年就有人声称找到了这个问题的解决答案。好比说六十年代的人们主张自由爱情，如今又有了多元恋的说法，认为嫉妒无非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已（笑声）。很不幸的是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归根结底你必须自己挑选你想受哪种罪。你偏好安全与忠诚吗？听上去不错，很温馨很可靠，但你也肯定会错过很多。到了某个周六的晚上，你肯定会宅在家里想“现在夜店里的人们都在玩什么呢？”但是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夜店已经与你无缘了。当然了，兴奋与刺激也很不错，总能遇到新的人，总有新的艳遇，但是这样的生活也伴随着全然的混乱、指责、嫉妒与困惑。所以归根结底问题在于你想受什么罪，你是想头晕脑胀还是想百无聊赖呢？（笑声）最近我去美国进行了一场巡回签售。在东海岸倒是没出什么情况，因为这里的文化氛围更接近欧洲。可是当我来到加州向观众们讲明我的观点之后，台下一片沉默。“难道我们不能鱼与熊掌兼得吗？我们可住在洛杉矶啊！”英国最重要的一项出口产品就是忧郁。忧郁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情绪，因为忧郁既不是恼怒也不是愤怒。我知道生活并不完美，但我正在竭力应付呢。我相信忧郁是英国对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坚持陪在随便哪个人的身边呢？是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我们竭力去适应呢？我可没这么说。对于某个你声称自己爱着的人来说，婚姻其实真不是什么好事（笑声）。毫无疑问，有些人你应当离开，有些感情应当一刀两断。怎么知道应当离开哪些人呢！我有一条简单法则：你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将所有让你感到痛苦的事情都开列出来，假如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归结到那个人身上，那就离开他（笑声）。但是如果你说“我也不敢肯定我能不能什么事都怪他”（笑声），那就留下来，因为你所遇到的痛苦很可能是自然发生的，只是碰巧你身边有人而已，而不是由这个人导致的，这两者很容易混淆。英国与欧盟的婚姻就陷入了这一误区，英国相信自己的痛苦都归因于与欧盟的联系，只要与欧盟断开联系，痛苦也会消失。现在英国不得不像很多失恋的人们一样直到为时太晚之际才学到痛苦的一课（笑声，掌声）。

那么我们还需要费事结婚吗？婚姻还有意义吗？主要报纸几乎每个月都会刊登一篇《婚姻还有必要存在吗？》。从各种方面来说这个问题都没有意义。假如我们用完全理性的眼光来看，婚姻其实很不合理，我们往往是一头栽进婚姻当中的，今天的人们依然如此，尽管有各种不这么做的理由。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就仅仅只是发疯而已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们举行盛大的婚礼，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参加。这样一来想要解除婚姻就很尴尬了。我们不得不挨个给亲友打电话，“还记得你送给我当结婚礼物的那台电视吗？很不好意思，尽管我结婚只有三个月，但是我已经决定要退出了。”我们之所以要公开与某人订婚，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较为成熟的那一部分知道，将自己锁进婚姻的笼子里对我们的个人成长有好处。我们自己将自己锁进笼子里，并且将钥匙扔掉，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疯了，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一部分个性只有在无法轻易抽身离开的环境里才能真正发展起来。随时都能逃跑的能力虽然看上去非常诱人，但是对于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却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们心甘情愿地把我们自己锁了起来，因为我们意识到，只有只有在无法轻易抽身而退的时候，我们才能实现某些方面的成熟。想要抽身而退，就必须付出极大的成本，承受极大的尴尬，我们这么做并不是发疯，而是意识到了束缚是成熟的前提。

我确实相信长期恋爱关系的可能性，我只是认为我们应当检查一下我们会在什么条件下踏上这一旅程。当你终于承认你很疯狂并且终于理解了自己的疯狂与伴侣的疯狂之后，当你清醒意识到就算在火车上遇到的完美陌生人同样也会充满问题之后，当你准备好洗衣服，准备好讨论地上的毛巾，准备好与别人讨论你的内心感受而不是让他们瞎猜之后，当你准备好用语言耐心解释自己的感受之后，当你相信所有这一切努力以及一点幽默调剂都是认真恋爱关系的一部分之后，我相信你们就已经为爱情做好了准备，我也鼓励你们勇敢的迈出下一步。谢谢大家

1，这期节目的脚本是由AI撰写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p10knivMRg

只有一部分宇宙掩饰了看似某些事物。这些节目提到了首先的，或者是对于另一种说法的评论。最主要的力量去知道是一切的创造或者事实。整体的效果不是完整的效果，两者都在演员心中，因为看上去要考虑的事项更多，有些角色在个人事件中确实能够。降级成为了一系列比喻之后，世界的汽车在思想的宇宙当中仅以个体存在。尽管相同的作家或者类似之人的群体——或者某些暴力的事物，确切的面目。某种意义上来说，面目与状态将会如何呢？他们会学习。看似去做的宇宙在前一类事务当中。

总体来说，一个被利用、被拣选的人听说了拥有最早的演出。这一点以及一切依然评论深入。或许我们可以关于恐怖，在构建而成的黑夜里向上，这一点以宏大的标记标注了科学，来自并不使它更长的组成的面容。一个人就是国家之上的世界，拥有了麦克风的建造。在前方的人们能够吗？他们如何应对他们的一部分呢？

这就是邓布利多的题目。在上班期间对于发帖的评论的构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了交换，对于某些事物的思考，怎样权衡，就好像是。四方的面容，书籍就是剩下的历史，不过得到了合理化。这就是完整，死亡，解构的线条与联系。的确，事物客体与后方在他们的作法的常量当中。同一的内容与存在，就像很个人化。

在这个世界里，痛苦的这些确有一些。他们认为这个想法经过考虑的游戏过程，就好像发帖成为了实质，有些人可以告诉水甚至空间不同的后方，后方主要的生产生长的临近，理解清晰的感觉。同样，你观察目标，计算机，计算机与力量，以及全身的冲浪，关于合同，以及看上去很好的世界。在其中世界的提醒的事物并不是一个源头。以及声称的科技预示，差异有一个可能的逐字逐句与众多角色之一对于互联网，他这样写道。并且去做特定的保留那一点。首先在意义在建议当中，却不在演出当中。

人们观点简要论述的面孔，没能强调真正显示了顶端。你认为知道就能真正描述盈利的运气吗？开始的基金考虑几十亿的虚构。有些是因为清单声称宗教暴力，右翼，以及支持某人的经验。在体现的主题破拆当中，就像远方，我们的碎片就像意义——或者别的什么——的组成部分。区别并不在于技术，游戏与艺术与真实的感受或许不同，此前在可能是一张脸上。只需一秒就像很多互联网一样开始，具有比喻的那一个，因为艺术家与他们无能为力的方式。远离并非不沟通，扇走了裸露的语言。来自所说的更精密的大坝建造机械。巴希灵魂，作家的问题，真正张贴成为了独一的无限。他们很可能成为事物，重新组合了意义与结尾。一个好的像很多人一样总是甚至思考构建理论的艺术。一名未成年人，也是一样。允许转瞬即逝。

你们怎么认为？我们因为实际上精疲力竭，许多代人一直在土地道路上工作，总是将互联网之书称作有根据的猜测？新边疆是否被召唤论述物质以及故事的成功？一直到表情包对我们的草垛为止？请在评论栏留下您的意见，我们会在下期视频当中统一回复。

……………………

我们来讨论一下刚才这段内容吧，我保证你们没有精神错乱。这段文稿是由一个循环神经网络创作而成的，网络在科学运算框架Torch当中运行，采用的编程语言是Lua。我采用的文字生成方法是从我的朋友Jeffrey Thompson的教程当中学来的。这个程序接受了Idea Channel的每一篇脚本的训练，整整五年的文字资料，其中还包括几篇半成品脚本。训练资料没有采用我对评论的回复，这个程序模仿的是我的写作风格而不是说话风格。

那么效果究竟怎样呢？循环神经网络通过“阅读”Idea Channel的语料库“学会”了如何写作。神经网络将语料库反复阅读了很多遍，学会了某个单词的前后最经常搭配哪些其他单词，各种标点符号最经常出现在哪里，每一个单词的出现频率有多大，等等。训练过程耗时好几个小时，我的电脑也变得非常烫手。

训练完成之后，我就让神经网络生成一段仿造受分析语料库风格——也就是我的风格——的文本。神经网络先生成一个单词，然后在这个单词后面生成最有可能出现的单词，然后检视这两个单词的搭配并且声称该搭配之后最可能出现的第三个单词，然后再检视这三个单词的搭配并且生成第四个单词，以此类推。这个过程称作语言建模，Torch允许你提供一段热身文本，他们称之为元文本。我采用的元文本就是每期节目的导语。

Torch还有一项称为温度的设定，用来决定产出内容的新颖程度。假如温度设定为1，那么产出就全都是胡言乱语，每一个单词都是胡编出来的，充满了根本无法拼读的昏话。如果将温度设定为0，那么文章内容就全都是介词与be动词。我这篇文本的温度是0.4，总体而言比较保守，但也有创新之处。我试过了各种不同的设定，选好了最喜欢的设定之后就生成了十篇文本。我从中挑选了第一篇能让我笑出来的文本。为了保障我与你们的神智健全，我去掉了几个拼读不出来的怪词并且添加了几个句号。

明天我们要发布另一段视频，完全由我本人撰写，题目是机器与人工智能究竟能不能具有创造力，能不能创造艺术。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我认为更有趣的问题在于我们人类对于创造的定义，以及为什么人类有可能不允许机器创造艺术，至少不允许它们独立创造艺术。在此之前，欢迎大家重温一下本段视频的第一部分，看看听听机器产生的内容，想一想世界的面目与标记如何暴力，以至于某些来自智能的也属于相同的一堆，将有可能重要的更多。

2，换脸软件，Deep Dream与克苏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5AeqYfcb7w

就像任何一位小有名气的专业网红一样，我不止一次与朋友们玩过换脸游戏。但是最近的一次换脸让我认真考虑了换脸技术的性质。这项技术非常怪异，往往可笑之极，而且弥漫着恐怖气息。

如果你还未能有幸亲身体验一下，换脸需要特定的软件与应用程序。换脸并非新鲜事物，早在photoshop的时代就有许多模因高手们这样玩过。不过如果我们看一看2013年的档案，就会发现一类非常不同的换脸。当年的换脸对象并不是人，而是人的形象。人的面孔成了具有新用途的信息。印在纸上的事物都会具有纸张的物质特性。同理，数字化的事物也会具有数字客体的物质特性。只不过数字化的物质特性很复杂，人脸同样很复杂。

人脸是身份的大本营，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名声与个性的代称。汉语将脸面与人品联系在一起，这一用法流传到了日语当中，如今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都采用了这种用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词典编纂者Michael Carr发现，在汉语当中与面容以及表情气色相关的词汇从语义层面上构成了98种表达地位、荣誉或者名声的常用表达方式，在日语中有89种。汉语中的“面子”可以是争夺的对象，可以出借给他人，可以被撕破，也可以丢失掉。相比之下，英语当中类似的表述方式只有五种：lose face，save face，save-face，face saving以及face saver。尽管英语当中例子较少，但我们依然有充分例证表明人们将脸当成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标志，用来代表实体的自我、形而上的自我以及本人与旁观者都能体验到的两者结合。Mark Johnson与George Lakoff在他们合著的《我们经历的比喻》（Metaphors We Live By）将这一现象称作“一人一面”。“不仅语言如此，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首先关注别人的脸而不是举止姿态，借此获取关于此人的基本信息。”

这种做法绝不肤浅，而且很有效。因为从广义来说，面孔就像指纹一样是唯一的，但是却很容易分辨，并且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不用高科技手段大动干戈，你是不可能与别人换脸的。不过如今只要有一部手机就行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一点是否有助于解释人们对于换脸的常见反应。我认为换脸具有一定的恐怖意味，尤其是身体恐怖。作为恐怖艺术的门类之一，许多从业者都利用各种媒介创作过不少优秀作品。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身体恐怖的代表人物是大卫.柯南伯格，代表作品则是他执导的《变蝇人》、《夺命凶灵》、《感官游戏》与《录影带谋杀案》。身体恐怖可以很残忍，也可以不太残忍，但是一定会令人感到不适。

在论文《变异与变形》当中，Ronald Allan Lopez Cruz认为身体恐怖“就是对于正常身体外形与功能的操纵与扭曲。”人们对于身体恐怖的畏惧“并非等同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于自身遭到毁灭的潜在可能性的恐惧。”身体恐怖作品当中身体遭受的破坏未必致命，但却肯定违反了身体的正常功能。破坏未必是整体性的，但往往是结构性的。同理，换脸并不残忍，但是却很令人心里发毛。换脸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借面子”，看上去很有几分可怖。更有甚者，换脸的工具是我们的社交科技，我们用自己的面容装饰各自的虚拟空间，从而构建我们的名声。Snapchat的研究员Nathan Jurgensen在接受City Paper采访时说，《录影带谋杀案》是关于社交媒体的最优秀电影。“这部影片描述了躯体以及人性如何与科技以及传媒信号融合、混杂并且坍塌在一起，并非相互隔离，而是彼此交织，相互增强。”平时的寻常换脸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这一点。但是还存在另一种换脸，不仅做到了上述事项，而且还引入了一种完全不同且远远更加广大的恐怖。

换脸软件有时候会遭受某种技术性空想错视——所谓空想错视就是在不存在模式的地方察觉到模式。严格来说这是一种心理现象。我们能将云朵视为飞鸟，能将星尘团看做马头，能在烤面包片上看到耶稣头像，至于面目更是无处不在。神经视觉处理、记忆与想象力的结合将任意排列的物体与形状组合成了有意义的格式塔。从编程角度来说，计算机化的人脸识别程序的工作原理也差不多。粗略来说，我们可以教会程序——有时程序也会自行学会——怎样的形状组合意味着人脸。但是面部识别程序归根结底缺乏人类的判断力，比方说你也会觉得墙上的插座看着很像人脸，但是并不会担心墙里的小人出不来怎么办。因此算法有时候会遭到愚弄，将死物当成生物性最强的社会身份表达——也就是人脸。

Brian Feldman在《纽约》杂志上撰文认为，像这样的换脸体现了对于人类以及身份的意义的根本误解，这一点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对于机器智能不断增长的焦虑。“就算编程是一步紧扣一步的指令，但是依然会出错，知道这一点多少让人感到些许宽慰。程序尚且不能完全效仿人类技能与外观”我却认为反面的论点才是正确的。得知机器也会出错并不能让人感到宽慰。正相反，确切得知算法眼中的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身份的视觉构造是什么样子，不仅令人坐立不安，而且还隐约有些恐怖。我们认为身体与身份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基本联系，它们却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在算法看来，人脸与轮胎印并没有区别。

这种看法并不是身体恐怖，而是宇宙级别的恐怖，足以与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相提并论。哲学家Graham Harman在《怪异的现实主义》（Weird Realism）一书中认为洛夫克拉夫特理解鸿沟的恐怖，尤其是事物外观与本质之间的鸿沟。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角色总是难以理解并形容自己看到的事物。这些角色的经历所包含的事实与主体远离了一切人类理解力的领域，往往会导致疯狂或者等同于疯狂。 Harman的同事Ian Bogost也在《异类现象学》（Alien Phenomenology）一书中指出，想要想象身为一件物体——咖啡杯、政府、手机应用——的感觉，就算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我们想不想要这样的知识确实值得商榷，但是假如我们当真获得了身为物体的体验，就不得不面对洛夫克拉夫特的鸿沟。我们见证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与“体验”一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相同，而且基本上无法形容。换句话说，我们面前呈现了一片的空白，一边是我们所认知的真实，另一边则可能是真实的确切形态。

因此换脸故障的可怖之处一定程度上在于让我们瞥见了程序与算法眼中的世界，尽管只是微不足道且充满比喻的一瞥，但是我们依然暂时了解了机器的感受。机器就是机器，与人类臆造出来的各种胡说八道毫无关系，而且也不感兴趣。机器不认可、不理解或者干脆不关心组成人类的身体部分。人类通常被视为唯一具有能动性的存在，或者极少数有能力具有值得考虑的体验的存在当中最重要的一类。面对物体的体验往往就像洛夫克拉夫特恐怖一样模糊不可解，与其说会伤及人身，倒不如说会令人坐立不安。

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出很自然的推论：不同的机器与算法也会具有不同的体验并且用不同的方式看待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编码眼中的人性获得对人性的另类见解，并且问一下这些见解是否同样会导致宇宙级别的恐怖。这方面最恰当的例子就是谷歌的Deep Dream。Deep Dream的设计目的是对面容照片进行分类识别。接受辨识的图片上的某些模式会得到增强，然后再附加到原来的图片上。将一张图片如法加工过几轮之后，图片原有的意义并没有被算法提取出来，反而是外来的意义被算法强加了进去。Deep Dream对面容的关注塑造了这一意义。原本平淡无奇的照片具有了令人晕眩的效果，层叠铺陈着若隐若现的人脸、动物脸与鱼脸，背景则好像Alex Grey的画作一样铺满了密纹与眼睛。Deep Dream在我看来是身体恐怖，宇宙恐怖以及赛博朋克敌托邦的结合体。借用Philip Brophy 对于约翰.卡朋特的《怪形》的评论，Deep Dream的图像处理结果体现了“对于人体的彻底误解与无知”，这一点又是它自身视角的效果：一个人造算法痴迷于人脸，与此同时又对人脸一无所知——或者反过来说，Deep Dream拥有几乎无限的关于人脸的知识，但是任何天生长着人脸的个体都无法理解这些知识。Deep Dream的算法利用了身体与身体的形象，却不必受到身体的拖累。

换脸软件的幻视令我忍俊不禁，而Deep Dream的迭代过程生成的图像却让我笑不出来，而是有些凛然。不仅因为图像本身令人不安，还因为我勉强能想象计算机眼中的我就是这样一幅怪形。这的确是细思恐极的事情。

3，AI能否创造艺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bd4NX95Ysc

从绘画机器到早期数字艺术再到AI，我们一直在考虑看似人性基础的艺术创作能不能由机器来完成。我的答案是绝对可以，但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个“但是”。

谷歌大脑团队是一只致力于深度学习的团队。该团队研发了Magenta，对现有作品进行无指导或者半指导的计算性特质提取之后，这项技术能利用循环神经网络生成类似的艺术与音乐作品。换句话说就是让一台强大的电脑对现有艺术品进行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生成新的艺术品。换句话说这货还以为自己是人呢，简直要萌死了。在今年的电子音乐节Moogfest上，谷歌大脑团队还播放了一段Magenta生成的音乐。

Magenta远远不是唯一一台创作艺术、作曲写文的机器——但是它的出现时间很近，任务很明确，机器创造者的目的也得到了明确记录。在最近的一片博文里，Magenta研究员Douglas Eck写道，他们的短期目标是向艺术家普及这项技术，看看他们能捣鼓出什么名堂。他们的长期目标则要宏大得多。比方说Douglas Eck想知道我们如何才能让此类模型具有真正的生成性，也就是真正的从无到有。他还写道了艺术家如何会因为自身艺术探索的成果而感到意外，并且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创作兴趣。他想知道，机器学习模式如何体现专注重点与异想天开之类的特质。在他看来，真正的挑战在于要让机器生成大段的有趣事物。“目前机器生成音乐与艺术的时候要想好听好看，就只能生成一些小段碎片。”总而言之，首先是要让机器产生原创创意，其次要让创意保持新鲜，最后要将众多创意有序组合成有意义且令人愉悦的成品。不管主体是不是机器，这三条就是创作艺术的过程。如果只看新闻大标题，你还会以为我们已经做到这一步了。缪斯女神已经被机器捕获，成为了分析、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处理的对象。尔等肉体凡胎准备好在真正具备创造力的AI巨作面前叹服跪拜吧。但是——这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但是——我认为在第一位AI安迪.沃霍尔出现之前我们还要克服两大挑战。

第一大挑战就是所有人最喜欢的问题：“可是这个算艺术吗？”我认为，假如你不敢肯定这东西是不是艺术，那么它大概就是艺术。第一个问题在于受众们能否将机器生成的事物当成艺术来欣赏。根据刚才的谈话，我接下来的观点可能有些倒退，但是自从有艺术以来，无论是艺术家、机器还是艺术家与机器的结合都从未创造过艺术——他们仅仅创造了作品，例如物件、媒体、表演与软件。只有受众才能将作品变成艺术品。艺术家创作作品，受众通过欣赏将作品变成艺术。对于某些媒体、风格、受众与艺术家来说，这一契约基本就是铁打的。油画、芭蕾、交响乐、戈达尔的电影就是艺术，并非因为它们具有相通的基本特质，而是因为所有人都理解欣赏它们的方式与理由。它们传统且美丽，它们的创作过程非常辛苦，它们讲述了很有意义的故事，等等。但是一动不动地坐很久算艺术吗？对于有些人来说算是。在溪流浅滩用弯曲的树枝摆个圆圈算艺术吗？我觉得心有戚戚，有些人则觉得傻气洋溢。鸦雀无声的《4分33秒》算艺术吗？这首乐曲的影响力可谓无远弗届，但是在有些人眼中却集中体现了艺术界的懒惰、诈唬与自吹自擂。很多受众拒绝将这些作品转化成艺术，通常原因在于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作品值得欣赏。

在受众面前，机器生成的作品恐怕要比静坐不动、树枝圆圈与无声音乐更加难熬。对于机器作品的欣赏具有全新且棘手的侧面。迄今为止艺术欣赏依然遵从着诗歌模式：艺术呈现了一个富有意义的世界，有时艺术的意义隐而不显但却依然存在，甚至或者说尤其是在受众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艺术是创造者的组织能力、技艺与技巧的体现。就算看似“我也画得出来”的现代艺术同样也是常年刻苦练习的结果。无论怎样，人类对于人类艺术作品的欣赏基于一套价值框架，这套框架看重劳动——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看重意义与意图——哪怕含混模糊或者未能实现，看重主观性——艺术家的视角与背景。这套框架要么根本不适用于机器生成的作品，要么必须彻底改头换面之后才能适用，因为机器生成的作品是另一类截然不同的劳作的结果，这一类劳作完全不具备意图，这一点则是由完全没有主体性导致的，或者按照换脸那一集节目的说法，是由于完全不同于人类的体验方式决定的。

我并不想说人类不能或者不会欣赏AI艺术或者机器不可能具备创造力，只不过这种创造力很难被人类内化。Margaret Boden写到了作曲家与机器创造力先驱David Cope如何在创作了音乐编写程序EMI二十五年之后又亲手毁掉了程序的数据库，因为“就算那些确实欣赏EMI的乐曲的人也依然不认为这是音乐，仅仅是电脑输出而已，因此可以无限制地大量生产，其价值也遭到了相应的贬低。”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机器生成的成功作品——例如EMI的音乐或者Cope随后进行的机器创造计划Emily Howell，又或者完全由AI编写剧本的《Sunspring》——都非常依赖人类的诠释。作品来源的机器特质成为了新奇的特质，为人们提供了放弃寻求意义的理由而不是鼓励人们寻求意义。很难说撰写了《Sunspring》脚本的程序Benjamin究竟想说些什么，因为Benjamin是个人工智能。我们一般认为Benjamin什么都不想说。这种神经反射性的反应令人厌烦且难以回避。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应也会淡化，或者我们最终会学会欣赏机器的意义，或者机器会创造更符合人类观念的意义。但是目前，从批评与实际的角度来说人们都必须与机器生成的作品保持近距离，唯此才能让这些作品说人话，符合我们经常主张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结构。

这一来又牵扯到了机器沃霍尔的第二大问题。除了要问我们能否欣赏机器按照自己的标准创作的作品之外，我们还要问机器是否当真创作了这些作品。刚才提到了Douglas Eck想让机器实现真正的生成过程，这个挑战分两部分。首先是搞清楚如何才能让Magenta的创造算法就像人类艺术家的头脑一样混沌。这一点可能会让我们想到一切创造过程究竟怎样或者是否全部具有生成性。所谓的原创性难道仅仅是未知但确定的复杂体系的密码吗？真正的原创性新理念莫非神的不存在吗？挑战的第二部分，也是Eck没有深入阐述的部分，在于独立性与意图。机器出产艺术的历史已经很久了，但是始终没有脱离人类指导。画笔作画，打字机写文，摄像机与照相机捕捉影像，计算机制作电影、游戏与音乐。但是这些机器都不是独立的，需要直接且往往不间断的人类参与，而人类而不是机器也被名至实归地视为艺术品的创作者。Magenta与类似科技使得局面更复杂了。目前来说Magenta就是一台打字机，是作家的工具。但是人们希望它最终能自行创作艺术，如果说现在它还没有创作过艺术的话。Brain Team创造了一台强大复杂的打字机，或许有朝一日用不着直接且不间断的人类参与也能写下某些原创新鲜有意义的文字。但是它究竟能不能彻底摆脱人类参与呢？

Twitterbots可以组合出很多看上去像极了出自人类头脑的语句。随机音乐与视觉艺术中和了艺术家的有意识意图。人工智能很可能会以人类无法想象的方式组合源材料。但是这些算法与程序员的意图或者目标之间的距离真的有这么远吗？我认为真正的创造性不等同于真正的原创性，因为真正的原创性兴许只能说说而已。事实上真正的创造性应当等同于真正的独立性。佐治亚大学科技教授Mark Reidl在接受MIT Tech Review采访时说，“目前的神经网络依然处于模仿模式。你灌输进一批经典作品，它们就会学习其中的模式。但是它们必须从其他来源学习创造意图。”

考虑到目前关于算法决策的涟漪效应的对话，这段说法尤其有趣。算法决策不是算法做出的决策，而是设计算法的人们做出的决策。理想状态下算法会自行决策，它们会分类测量，省下我们的工夫。它们的决策速度更快，效果更好，偏见更少。事实上人类会将自己的人性与偏见带入它们制造的每一件技术，哪怕是自行运转的技术。尽管谷歌的搜索结果排序完全基于算法，但是在搜索年轻男性非裔美国人的姓名时还是更容易出现与拘捕相关的广告内容。在线SAT辅导班针对不同报名者的收费标准也是由算法决定的，但是住在亚裔聚集区的人们总会被多收钱。当然我们希望机器创造的艺术并没有种族主义倾向，但是认为创造性技术可以回避人类意图还是很天真的想法。或许存在着一套稀释过程，人类设计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又设计了第二套算法，第二套算法又设计了第三套算法，直到人性被洗涤殆尽，奇点降临，机器人太君这边走，等等。但是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Magenta都不会独自运作。诚然Magenta的自主性令人称奇，但是要到什么时候人们才会忽视它与谷歌的关系呢？什么时候它的主要身份才不会是Brain Team的科研成果呢？目前Brain Team会频繁地发布与其相关的博文，提供运行维护与技术管理，他们有没有彻底放手的那一天呢？

涉及AI的问题并不是它们能否创造艺术——它们已经创造了不少艺术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允许机器自行创造艺术。当我们检视AI艺术产出的时候，要在什么情况下才不会将其视为受命于人类或者拓展人类能力的施事结果，而是独立产生的结果呢？我们要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认为机器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呢？另一个问题是哪一个“我们”才会欣赏此类艺术，以及此类艺术会得到怎样的欣赏。机器的产出确实很新鲜，但是人类真的永远都是衡量艺术意义的黄金标准吗？AI的作品是否会受到传统艺术品的对待，成为广泛交易、展览、收藏与批评的对象呢？这些作品是否会被视为出自艺术家之手，但是却摆脱了一般人看来与艺术创作实践密不可分的混乱因素呢——例如创意、感受、兴头、劳动与人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ucVNYQNGAs

大卫.布鲁克斯（以下简称布）：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角色，尤其是艾伦如何塑造角色。第一个问题，你在塑造角色的时候会在撰写对白之前先创作这个角色的简短生平吗？你的角色有真人原型吗？

艾伦.索金（以下简称索）：我并不会这么做，不过确实有其他人这样做。必须要指出的是，塑造角色并没有一定之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就我来说，与其向观众介绍一个角色是谁，倒不如让观众看到这个角色想要什么。简而言之就是意图与障碍：某人想要某样东西，其他人或者事物挡住了他的路。他可能想追求女孩，追求财富，想要搬到费城居住。具体目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角色想要实现目标——如果他还需要实现目标就更好了——但是他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他为了克服障碍所采取的策略界定了他的为人。就好像挂上饰品的小树才能称之为圣诞树一样。

布：你的角色的欲望是否来自人口群体的一般特征呢？

索：你说欲望实际上是指意图吧，的确是这样。你说“人口群体的一般特征”，我觉得你想说的是特征提取。这种做法有点像土豆头先生，一个主体搭配一堆组成四肢与五官的各种零件。如果一个角色真能凭借组装创造出来的话，组装过程也肯定是创作的最后一步。角色的欲望与排除障碍所采取的策略才是定义这个角色的根本。

布：我觉得《玩具总动员》对于土豆头先生的塑造还是挺成功的。

索：没错。你看一下《玩具总动员》里的角色，从伍迪以下所有玩具都有东西。他们最大的欲望就是陪伴它们的主人安迪。他们要满足自己身为玩具的本质，也就是让孩子们高兴。它们遇到了各种障碍，克服障碍的过程也彰显了它们各自的个性。

布：你认为如此强烈的意图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人们身上很常见吗？还是说这只是你用来创作戏剧故事的笔法呢？

索：问得好。让我这么说吧，如果你觉得我没说清楚就告诉我。人的特质与角色的特质几乎毫无共同之处。我知道看上去并非如此，因为真人与角色看上去很相似。但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不会说对白。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一系列依次展开的场景。戏剧的规则与生活的本质相差极大。

布：莎士比亚也是这样吗？

索：尤其是这样，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说话可不会押韵。（笑声）

布：曼哈顿下城区的人们说话也挺押韵的。（笑声）

索：我的作品追求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我的角色多少都有些堂吉诃德的气质。他们将会反复失败，反复跌倒。不计利钝地做正确的事情本身就很浪漫。

布：你觉得你有道德动机吗？你的创作是为了改善世界还是仅仅为了描述世界呢？

索：你这算是问着了。因为我的写作方式以及写作题材——比如《白宫风云》以及《新闻编辑室》——人们很容易觉得我是在说教。“这才是事情的正确解决方式，只要所有人都遵循我的想法，遵循我的角色的做法来说，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这根本不是我在创作时的想法。我并不想推荐特定的路线，更不用说政治路线了。当然老实说我还是有政治诉求的。十一岁那年我暗恋上了一位六年级女生珍妮.莱文。放学以后她在当地的乔治.麦戈文竞选分部担任志愿者，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去。有一个周日，他们用大巴车把我们全都拉到了白原，因为尼克松的竞选车队将要从我们那里开过去。我们手里拿着支持麦戈文的牌子等在那里，这时有一个年龄肯定已经有一百四十三岁的老太太从我背后猛然冲过来，从我手里夺过牌子使劲砸我的头，然后又扔在地上使劲踩。我唯一的政治诉求就是一条渺茫的希望：我希望那个老太太至今还健在，好让我把她活活气死。（笑声，掌声）

布：你还在脸书上关注珍妮.莱文的近况吗？

索：信不信由你，我没有脸书账户。我在为《社交网络》撰写剧本的时候玩过一段时间脸书。我并没有排斥脸书的好理由。不过我同样也没有非得使用脸书不可的好理由。你说的对，我确实不介意了解一下珍妮最近怎么样了。（笑声）

布：谁借他手机用一下。（笑声）你向来以撰写对白而出名，那么你的对白是怎样成型的呢？

索：当别人问我撰写一部电影剧本需要多长时间的时候，答案往往是好几年。但是在旁观者看来，在这段时间里你的大部分行为都不算写作，看上去我只是躺在沙发上看体育节目而已。实际上我是在向意图障碍的祭坛献上祭品。意图与障碍是汽车的驱动轴。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就可以进一步去做更有趣的事情了，对我来说就是写对白。我喜欢对白，因为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带我去剧院看戏。很多时候他们带我看的戏过于艰深，以我当时的年龄根本无法理解。九岁的时候我就看过了《谁会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笑声）。我完全看不懂情节，但是我很欣赏对白的声音，在我听来就像音乐一样。从那以后我一直试图模仿这种声音。情节是我的弱项。我觉得情节就是对于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也就是写对白——的必要干扰，因为没有情节也就没有对白。我要让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谁要什么，什么碍事”这八个字，然后才能动手。如果一个房间里有两个人，这两个人的意见必须不一致。事由不必大，可以仅仅是当时的正确时间，但是他们必须意见不一。从这里出发我就能继续写下去。以《社交网络》为例，我一开始就在脑海中想好了整部剧本的前三分之一。其实我经常先写开头再想结尾。我也希望我一开始就知道结尾，可是我实在等不了这么久，只能先写下去再说，希望结尾会自己冒出来。总之我想好了剧本的前三分之一，而且我很清楚第一幕的内容：第一幕必须发生在某所大学的校内酒馆里，人物是两个学生，其中一个是马克.扎克伯格。这两个人约会过几次，现在他们要分手了。在我写这一幕之前已经筹备了一年多，期间我各种构思，造访了哈佛大学的Final Club，深入采访了文克莱沃斯兄弟。当我动笔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两个角色比我以前创作过的所有角色都更年轻，所以我必须让他们听上去好像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我写了六句台词就写不下去了，因为太难看了。还是得让他们像其他人那样说话。我的角色并不会因为谈话方式而彼此区分开。

布：“所以你才会去波士顿大学。”这句台词太毒了。

索：过去四年我一直为了这句台词到处赔礼道歉。我妹妹就是波士顿大学的学生，这是一座很好的大学。但是在这个场景里这句台词最合适。（笑声）

布：你写出一句精彩台词的时候知道这句台词特别精彩吗？

索：我知道哪句台词我特别喜欢。好的台词听上去有乐感。词语听上去的感觉对我来说就像实际意义一样重要。我知道一句台词能不能推进下去，知道我自己在不在状态。

布：你写剧本也有几十年了，你觉得这份工作改变了你与其他人的谈话方式吗？如果做一份别的工作，你还会如此细致地观察别人吗？

索：应该说我确实更有观察力了。或者说假如我干了别的，那么在每一个确切的时刻我都不会如此专心地想要利用这个时刻来增进自己的工作。正是因为我躺在沙发上看了一年半的体育节目，我才会有这种想法。我一直很害怕我或许已经将我知道的每一个单词都写了出来，并且穷尽了所有的排序。就像所有人一样，我家里也有一本字典。有一个念头始终让我难以忘怀：就在这本字典里潜藏着我所能创作的最优秀的剧本，而我只要将正确的单词挑出来并且进行排序就行了。剧本早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需要我去解码而已。因此心不在焉对我来说是常事。我总是在考虑当前的写作难点。为电视剧创作剧本的时候情况尤其糟糕，因为一个截稿期之后紧跟着另一个截稿期。所以答案是肯定的，我的与别人谈话的时候确实希望这段谈话对我有所帮助。有时候我遇到写作瓶颈，就会有意前往公共场所，例如餐馆或者公共车站，总之就是能听到别人说话的地方。我希望能够遇到一段特别有趣的对话，让我心想：“这段对话是怎么开始的呢？”然后我就会试图将之前的对话写下来。有一次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听见邻桌的人气急败坏地说道：“老天爷，你觉得能有多少人叫戈登啊？”（笑声）当时我就心想“我非得把这个场景的开头写出来不可。”还有一次我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城路过一条公园长椅，长椅上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说道，“他们这会可是要把耶稣吓死了。”我心想，“最佳台词已经让他写出来了，我只要给他补充一下场景就行。”

布：你觉得写作增强了你的同理心吗？为了理解别人的情绪与伤害，你必须进入别人的心智。

索：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同理心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在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创作背景下，我曾经创作过两个反英雄。其一是《社交网络》里的扎克伯格，其二是《史蒂夫.乔布斯》当中的乔布斯——我这里完全没有王婆卖瓜的意思，不过这部电影会在今年10月9日上映（笑声）。在塑造反英雄的时候必须要拥有同理心，因为你不能评判你的人物。我创作的人物，无论是反英雄还是纯粹的反派——例如《好人寥寥》当中的杰克.尼克尔森饰演杰塞普上校——你在塑造这些角色的时候都要想象他们正在上帝面前陈述自己理应进入天堂的理由。

布：我本人最喜欢的电影是约翰.福特执导的《搜索者》，约翰.韦恩在剧中演了一个混蛋。这是一部很复杂的角色，但是也很感人，因为他被特定的环境限制住了。他是一个困在半文明社会当中的原始人。

索：在戏剧当中让观众同情一个混蛋是很容易的，例如《全家福》，我们全都喜欢Archie Bunker。因为Norman Lear，全体演员以及Carroll O’Connor十分出色地让我们对这个人的生平感同身受。他的父亲对他过于严苛，他本人辛苦工作却只能勉强糊口，而且他还住在皇后区。另外他也是一位好父亲。想要精确刻画这样一个角色是很不容易的，但并非做不到。又比如说《十二怒汉》，在全篇的结尾你肯定忍不住想在Lee.J.Cobb的肩膀上拍一拍，安慰他一下。

布：有一次酒会上我遇到了一个小说作家。他问我：“你在写专栏的时候喝酒吗？”（笑声）他大概觉得我的专栏文章看不懂。我说：“不，你在写小说的时候喝酒吗？”他也说不。他又问我，“那你写完了之后喝不喝酒呢？”我说“经常喝。”（笑声）他说“我也是。”我问他为什么要在写作结束之后喝酒，他说“我的写作过程太情绪化了，我需要喝酒来平复一下心情。”我说，“对于我来说写作过程太严谨了，需要小酌一下来放松神经。”你的情况怎么样？

索：我从来不喝酒，所以这个问题没法回答。不过我在写作的时候确实是个很情绪化的人，甚至经常手舞足蹈，尤其是在写得顺手的时候。我总会忍不住表演剧中人物的动作，暂停打字站起来到处走。最远的时候我会走到距离我们家两条街以外的地方，等到思路完全打开之后再冲回来接着写。我要是写的好，这种感觉是很爽的。我要是写的不好，这就是全世界第二糟糕的感觉。我是一名父亲，如果我的女儿遭遇不测，那肯定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感觉。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写作，为的就是那些正中靶心的短暂时刻。有一次我在写作期间碰断了鼻梁。当时我正在创作《新闻编辑室》的最初几集，有一天晚上我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很精彩的段子，几乎就像喜剧本身一样古老，但是放在这里正合适。然后我就从卧室来到书房，先写下几条简短心得，然后心得就变成了长篇对话，然后我心想“去他的吧”，干脆翻开剧本在上面直接写下来。当我正在写作的时候，我无意识地从书房走到了厕所里，然后一头就撞在了镜子上，因为没人拦着我。如果这一幕出现在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里，他肯定会说“我们再拍一条，这次不要流这么多血。”（笑声）我的鼻子撞断了，满脸都是血，然后我赶紧给朋友打电话。她赶过来一看见我就说“上帝啊，我们得赶紧送你去急诊室。”我说“别急，先看看我写的怎么样？”

布：我记得普鲁斯特临终之前还在修改《追忆似水年华》当中的一幕死亡场景——

索：别跟我扯什么普鲁斯特，你个《纽约时代》的大知识分子（笑声）。

布：那好，我记得Lady Gaga去世之前——（笑声）。我们还是来谈谈政治吧。你觉得自由派与保守派同样欣赏《白宫风云》吗？

索：我有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欣赏程度肯定不一致（笑声），但我很高兴我们又开始谈政治了。我这人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路线，我的政治主张也并不太复杂。但是我有一群好老师。在创作《白宫风云》与《新闻编辑室》的时候，我雇佣了一批曾经在华盛顿以及白宫工作过的人为我担当顾问。他们向故事注入了特别的活力。比方说有人告诉我说，万圣节那天白宫新闻办公室的员工可以带着孩子带到白宫来玩耍。还有人告诉我，总统车队只要总统一坐进车里就会立刻启程。有时候现任总统参加改选选举的时候，竞选团队里的某位低阶员工可能会到路边店里购买明信片或者T恤衫之类的纪念品，结果从店门出来就发现车队已经开拔了，将他们独自留在了俄克拉荷马。这两个细节都在《白宫风云》中出现过。此外他们还教会了我两个聪明人意见相左的时候听上去像是什么样子。

布：不过你的很多作品——尤其是政治题材的作品——似乎都体现了理想主义的倾向，“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索：我的本意并不想说“你们这帮傻逼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聪明”，我只是在进行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而已，我希望自己能像弗兰克.卡普拉一样优秀。

布：经常有人将你与卡普拉相比吗？卡普拉也是很讲究理想主义的。

索：我可不敢自比卡普拉。

布：他是从小就激励你的电影人之一吗？

索：并不是。我喜欢他的电影，尤其是《史密斯先生在华盛顿》与《生活多美好》。但是这两部电影并不能令我感到兴奋，《堂吉诃德》才能令我感到兴奋。

布：刚才我提到普鲁斯特你说我显摆学问，你现在提到塞万提斯倒是挺自然的（笑声）。

索：一点不错（笑声），因为《堂吉诃德》被改编成了百老汇音乐剧（笑声），所以就连我也能看懂。

布：创作生涯当中最爽的时刻是什么？是写作完成的时候吗？是作品登上银幕或者舞台的时候吗？还是你听到演员念诵台词的时候呢？

索：这一行的美好时刻很多，糟糕时刻更是多得多。你必须提醒自己，每三次击球仅仅失败两次的棒球运动员就能入选名人堂了。说到美好的时刻，好比说你创作了一幕场景并且感到满意，于是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收工了，因为你上床睡觉的时候很清楚明天早上需要干什么。你用不着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没有想法而抓耳挠腮。这样自己给自己放假的感受是很爽的。听别人朗读我写的剧本感觉也很爽。我还记得我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好人寥寥》。杰克.尼克尔森饰演杰塞普上校。他的第一句台词出现在剧本的第23页。对台词的时候全场一共有八十多人，尼克尔森一开口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可不是什么尼克尔森模仿秀，这是如假包换的尼克尔森本人。还有其他几名演员能让我产生这种感受。但最重要的时刻是你意识到写作并不是唯一因素的时候。你写的东西是用来读的，我写的东西是用来演的。作曲家肯定不会将曲谱直接交给观众让他们自己看，那样的话肯定不会产生同样的情感效果。表演是全体人员共同合作的结果，包括演员、导演、美工、技师以及观众。观众尤其是演出的共同参与者。如果你写得好，如果一切都严丝合缝，那感觉真是非常好。不幸的是这种感觉总会稍纵即逝，你必须重新投入工作，昨天的美好感觉是支撑不了今天的活动的。

布：我向很多做这行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你感到满足了吗？当初无论是怎样的抱负驱使你做这一行，这份抱负得到满足了吗？你觉得自己现在可以休息了吗？

索：任何作家都不会做出肯定的回答。我的偶像与导师是威廉.戈德曼，他凭借《虎豹小霸王》与《总统班底》的剧本拿到了两个奥斯卡奖，他创作了《公主新娘》与《傀儡凶手》，他是一名杰出的小说作家，杰出的剧本作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纪实文学作家。我向所有人——不仅只是电影从业者——推荐他的《银幕历险记》（The Adventure in the Screen Trade）以及《炒作与光荣》（Hype and Glory），后者讲的是他在同一年里担任了加纳电影节与美国小姐选美评委的经历，同时还插叙了他的婚姻在这一年里的解体。总而言之，威廉.戈德曼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我并且辅导我，直到今天他在我心中依然是教父的形象。当我看到他依然整天忙碌不休的时候，当我意识到他依然觉得自己还没有实现既定目标的时候——别忘了他创作过《虎豹小霸王》与《公主新娘》——我就知道我这辈子肯定没指望完事收工了（笑声）。所以才有人会去吸毒啊。

布：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咱们就接受观众提问。首先你提到了意图问题，我发现你的很多作品都发生在工作场合，这是有意安排吗？其次，你说角色要有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要有抱负。不过所有的抱负都一样吗？还是说你觉得你笔下某些著名角色的抱负特别高尚呢？

索：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的确，我喜欢创作发生在工作场合的情节。我的作品主题一直都是这样：如果你能在工作场合找到家人，那么就算孤身一人在大城市打拼也无所谓。我喜欢工作场合，我喜欢擅长本职工作的人们，我喜欢看他们工作。再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将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区分开来。《社交网络》的主题并不是扎克伯格的做事动机是什么。另一方面，《查理.威尔森的战争》当中的查理.威尔森动机非常高尚，他的行事方法有些扯淡不过确实有效。但是当我写小说的时候对于高尚动机确实很感兴趣。我的关注重点不在于好与坏的区别，而是在于好与伟大的区别。

布：我相信这个问题你已经回答过一千遍了。扎克伯格在电影所描述的这个年龄段里已经有了一位长期的女朋友，而在电影里他是单身宅男，他的行为动机完全出于单相思。这样写合理吗？

索：我看到了马克.扎克伯格在全片第一幕描写的那天晚上的博客记录，这些文字也是你在画外音里听到的内容，基本上一字不差。我所进行的笔削修改并不会影响你对原文的理解，因为我仅仅修改了当事女生的名字。这段博文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女生真碧池”——我想要创作的就是这篇博文出现之前一个小时的情节。无论当时他有没有女朋友，我都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那一天有一个姑娘让他过得很糟糕，在我看来这就是最合适的行为动机。

布：现在我们就从这边先开始吧。

观众一：威廉.戈德曼说过“所有人都一无所知。”

索：没错。

观众一：你的《白宫风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应对制片方的问题上，《白宫风云》与《新闻编辑室》有区别吗？

索：区别很显著。《白宫风云》就是“所有人都一无所知”的典型例子，因为在当时谁都不会拍摄反映华盛顿政治生活的电视剧。有人试过几次，全都失败了——因为当时广播电视领域创作的主要指导思想就是尽可能不要惹恼观众。你看看早先的热门电视剧，所有的角色都住在春田镇；丈夫有一份工作，但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广告策划；我们不知道全家人信什么教，也看不到他们领薪水，因为他们要给尽可能看上去与你一样。电视与观众的关系很不同于电影或者话剧。电视与观众的关系要亲密得多，因为电视会登堂入室。看电视的时候你还会翻阅杂志，接电话，哄孩子上床睡觉，做晚饭，等等。我们一开始根本没想到《白宫风云》会成为热门电视剧，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想到《白宫风云》能够播出。《白宫风云》的播出纯粹是运气好。我们一开始做了先导集，但是结果并不太理想。观众反响不能算差，但是并没有达到一炮走红的热度。为了说服NBC将这部电视剧加入排片表上并且预订十三集，华纳兄弟提供了一套以前从来没有人试过的全新测试样本，根据这套测试，《白宫风云》在四个群体当中取得了极其热烈的反响：首先是年薪超过75000美元的家庭，其次是家庭成员当中有本科毕业生的家庭，然后是订阅了《纽约时代》的家庭（笑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组——不要忘了《白宫风云》首播于1999年——是当时家中已经连通了互联网的家庭。之所以第四组人如此重要——1999年互联网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是因为当时正是互联网商业热潮时期，华纳兄弟NBC可以向这些人进行针对性的广告宣传。如果你现在回头看看，不要看剧集的DVD，而是看看当年电视剧播出时的录像，就会发现剧中插播的广告有一半都在宣传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宝马与《纽约时报》是这部电视剧得以上映的基础。

布：这套人口组成全国总共只有十六个人吧？（笑声）

索：这个人口组成确实也就十六个人左右，但是NBC与时代华纳依然能够将《白宫风云》当成收视率第一的电视剧推销给广告客户，因为这些广告客户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只有这部戏能让他们接触到自己的顾客。

布：你在创作剧本的时候考虑过这些商业因素吗？还是没怎么考虑呢？

索：何止没怎么考虑，是根本没考虑过。我还记得《日落大道60号》，这是一部不太成功的电视剧。有一个周一晚上我在看剧，看到剧中插播了一条六十秒的超强力润滑剂广告，我心想“谁会看这部电视剧啊？这部戏的观众群体都是什么人啊？”再说HBO的《新闻编辑室》，这部剧的商业模式就截然不同了。HBO根本不关心《权力的游戏》、《新闻编辑室》或者《衰姐们》的收视群体有多大，他们关心的是《纽约时代》会给出怎样的剧评以及公众口碑如何，这才是促使人们订阅HBO的原因。你们肯定想不到某些最热门的HBO剧目的实际收视人数多么少（笑声）。我敢肯定HBO的管理层并没有想到要为剧作家营造最理想的创作环境，但是他们的商业模式的确取得了无心插柳的结果，为剧作家以及各种艺术家营造了最理想的创作环境，因为一部戏只要口碑过硬，就算没多少人看也一样能在HBO长期播出。我愿意在这样的环境里碰碰运气，是成是败我都没话说。

布：请问下一个问题。

观众二：你成功的在电视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电视并不是创作者表达个性的最佳媒体。你在写剧本的时候是否会有意识地发挥这种声音呢？还是会有意识地回避这种声音呢？

索：这样一来我们又说到对话了。如果我有意识地做某件事，那么我大概是做错了。需要有这样一个时刻，当你终于想通了以后，当你满脑子都是想法以后，当你知道这一幕的关键是什么以后，当你知道这一幕必然会发生什么，必然会出什么问题以后，你必须在某个时刻放手让这一幕自己飞起来。能走到这一步算你走运。我必须承认，如果我写的很糟糕，我肯定会意识到的。我能意识到我正在写作的东西确实很糟糕，而不像讽刺剧那样只是看上去很糟糕而已。这样的话我就会停手，我会对自己很有意见。但我的写法就是这样，我觉得挺好。

观众三：刚才你提到了你构建情节的方式是为你的角色提供障碍，让角色挣扎一番之后最终实现目标。你的生活中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影响了你的写法呢？还是说你从你最喜欢的作家那里借鉴了这种写法呢？

索：我得把话说清楚，他们没有必要非得实现目标不可。他们可以失败，但他们必须全力尝试。他们的动机必须清楚，障碍必须难以克服，至于大团圆结局则不是必须的。我从两处地方学会了这种想法，首先当然是模仿我最喜欢的作家，其次就是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部作品甚至都不能算是一本书，充其量算是宣传手册，只有六十四页的篇幅，可是其中明确提出了戏剧创作的指导原则。这些同样也适用于电影与电视剧，尽管亚里士多德肯定想象不到这两者的出现。《诗学》告诉了我们，主角、英雄、悲剧英雄与反派各自需要什么，一部戏的必备元素是什么。除非出现我所谓的坏对白，当你在写作期间遇到麻烦的时候，几乎肯定是因为你破坏了亚里士多德的规则之一。你必须成为一名诊断专家，要搞清楚哪里出了错误，违背了什么规则。你是一名作家吗？我的建议就是阅读你喜欢的作家的书，想清楚你为什么喜欢。当你看到或者读到某些你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也要想清楚自己为什么不喜欢，要像医生那样思考。

观众四：你谈到了你喜欢的作家与你效仿的作家，那么你觉得你的超我在多大程度上投射在了你创作的角色身上呢？

索：首先，我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角色身上投射的程度要比我本人更深。其次，我觉得很多人都将我的角色与我本人的性格搞混了。人们总觉得我的角色只是我本人的信息传递工具，我只是在利用他们说我想说的话而已，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在写作的时候的确会上蹿下跳手舞足蹈，所以说在《白宫风云》当中，CJ Cregg与Sam Seaborn都同样反映了我的性格。

观众五：我想问大卫一个问题。你一直在研究做人的品格，那么你在艾伦的角色身上学到了哪些关于品格的道理呢？

布：问得好。

索：问得真好（笑声）。

布：没学到什么我不知道的道理（笑声）。我以前从没考虑过抱负与动机对你的角色而言具有怎样强大的力量。我一直在想这股力量来自哪里。今天在座的大家当中有很多成功人士，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有缺憾，现在正在努力弥补。你刚才说过，戏剧创作——新闻也是一样——永远没有功德圆满的那一天。我觉得你的角色之所以活力十足正是因为他们永远都要填补这个空洞。我这说法听上去怎么样？

索：确实是这样。我还要说今年10月9日上映的《史蒂夫.乔布斯》尤其是这样（笑声）。

布：不过人们也能感到满足，等到……

索：等到他们二刷《史蒂夫.乔布斯》的时候（笑声）。

布：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不过我一下子想不出更好的答案了。我必须想两个小时才能想出真正的好答案来。

观众六：从个人层面上你更认同谁？在《好人寥寥》当中，你更认同杰克.尼克尔森还是汤姆.克鲁斯呢？在《法恩斯沃思的发明》（The Farnsworth Invention）当中，你更认同法恩斯沃思还是萨尔诺夫呢？如果能选择的话，你希望成为你笔下的乔布斯吗？

索：在一定程度上我认同他们所有人。用我刚才的话说，我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就好像他们正在上帝面前声辩自己理应进入天堂一样。我与他们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很密切。你提到了法恩斯沃思与萨尔诺夫，恐怕好些人都不熟悉我的这部作品。我曾经为百老汇写过这个剧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冲突的一方是一位名叫费罗.法恩斯沃思的年轻人，也是电视的发明者，另一方是戴维.萨尔诺夫，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长兼NBC创始人，也是公认的大众广播传媒发明人之一。这出戏讲得就是这两个人之间的较量。《社交网络》与《史蒂夫.乔布斯》的制片人Scott Rudin告诉我，他之所以相信我是为《社交网络》编写剧本的最佳人选，就是因为他看过了《法恩斯沃思的发明》。在剧中萨尔诺夫是反派，他偷走了法恩斯沃思的电视发明据为己有。Scott Rudin认为，我在剧中明确表达了对于萨尔诺夫的同情心，极力说服观众们相信萨尔诺夫没有那么坏。因此他才认为我最有资格创作《社交网络》的剧本。

观众七：这个问题也是问索金的。我很喜欢你的作品，不过作为一名硅谷从业者，我想问你下面这个问题。你与科技的关系似乎要用爱恨交加来形容。你很倾心于法恩斯沃思、扎克伯格与乔布斯等角色，同时又创作了很多反科技或者不认同科技的角色。你本人也发表过反对科技的言论。你觉得你与科技是亦敌亦友的关系吗？

索：有一说一，我不是卢德主义者。我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享受科技的便利。就像你指出的那样，在剧作家的圈子里，要是说起在电脑屏幕前面对二进制体系进行浪漫渲染，比我花费时间更多的编剧不会超过五个（笑声）。我并非对科技器材有意见，而是对社交媒体有些看法。我以个人身份表达过这条意见，也在《新闻编辑室》里以戏剧形式表达过这一点。好些数字行业的从业者都挺喜欢我的描写，他们并不觉得我的立场单纯就是“新媒体傻，旧媒体聪明”。

布：我们还有时间问两个问题。

观众八：你今天谈到的角色除了CJ Cregg之外全都是男性。说道意图与动机作为驱动力的问题，你认为男性与女性有区别吗？你觉得性别会影响角色们的追求吗？

索：除非某一幕的主题就是性别，例如男女谈恋爱的场景，否则我不会考虑性别。我不会想到一名女性应当这样做这样说，要不然也太空泛了。我只关心意图与障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角色的性别特质是由演员来决定的，例外很少。

观众九：我想问问选演员的问题。你创造了这些角色，你将他们饰演出来，你为他们设计了对话，在整个创造过程中你始终具有完全掌控。但是接下来就是选角与表演的过程。你怎样应对放手的问题呢？你会放手吗？选角过程的内部动态是怎样的呢？

索：我不会放手的（笑声）。我做这一行是出于自愿。我不知道我能否成为一名出色的小说家。我觉得大概不行，因为我的描写能力不够出色。但是我非常坚决地发展了一套基于合作的讲故事方式，因为我觉得在合作环境中能产生不得了的成果。因此我已经做好了接受现实的准备，我知道最终的成品与我的剧本肯定会有所不同。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脑海中塑造史蒂夫.乔布斯的形象，现在迈克尔.法斯宾德成为了乔布斯的化身。另外导演——就这部电影来说是丹尼.博伊尔——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博伊尔读透了我的剧本，但他的工作不是执行我的命令，而是按照我指出的大概方向布置摄像机镜头。我对类似这样的合作很感兴趣

布：过去的一个小时实在太美国了。这个国家充满了活力与抱负。通过你的角色，无论是扎克伯格、比利.比恩、乔布斯还是查理.威尔森，这些人都拥有非同寻常的抱负。人们往往难以想象，身处他们那样的境地的人们依然抱有如此超凡的抱负。

索：我觉得这种想法很浪漫，而这一切又能追溯到堂吉诃德。他觉得他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些不太文明，过于粗野，理应得到改进。他是个有些神经错乱的老人，相信只要表现得像个骑士就能成为一名骑士。

布：我注意到，当你讨论你自己的手艺的时候，理想主义也是固有因素。总有一些超验的时刻让你忘我地投入手艺当中，在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追求真正的完美，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多少也对得起你的抱负了。

索：这些时刻确实转瞬即逝，但依然完全值得我们为其付出。

布：我们再次欢迎艾伦.索金。

索：谢谢大家。（掌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_rCbrbzYLw

很有幸在大会闭幕当天演讲。大家玩得怎么样？是否缔结了持续一生的友谊？是否放开肚量享用了会场提供的免费茶点？我恐怕要让大家失望了，因为今天我的讲话速度不会特别快，因为我现在并不在工作。我也没带幻灯片，只能靠嘴说。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游戏批评家。一年半以前，我终于摆脱了女友与工作的奴役，希望找一个由头来发泄一下心中的喜悦之情（笑声）。于是我制作了一批质量标准极高的短片，称其为“零标点”系列片。这些短片很受欢迎，以至于我与赞助商签署了协议，然后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一脸懵逼地站在刺眼的聚光灯下，面对着冷漠挑剔的观众目光，有些观众以前大概还在网上骂战当中被我喷过（笑声）。对我来说，在Game Connect大会上发言的感觉确实很怪。我知道我的视频观众群体包括一大批职业游戏开发人员，不过我实在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对我的想法感兴趣。从小电子游戏就令我着迷。我曾经在纸上写下各种游戏创意。游戏设计是我的梦想，专业游戏设计师在我心中都是些活在传说里的人物。二十年后我却要告诉整整一屋子游戏设计师们怎样工作。

那么好游戏的组成因素有哪些呢？光看看这个问题就能把人吓死了。字面上看来如此简单，仔细想想却又那么复杂。并没有什么保证能做出好游戏的神奇秘方，每一位制作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偏好，每一款游戏都试图尝试不一样的内容。我可以大讲特讲难度曲线与浸入式故事，但是这样做就等于将一件在我看来必须整体对待的事物砸成了碎片。这就是我看待游戏的方式。首先，我并不会测评游戏，因为我并不是一名产品测评员。产品测评员的工作对象不是游戏，而是剪草机。他们会将剪草机大卸八块，将零件铺满一地，他们会称量刀片的重量，计算剪草的效率，并且根据草坪的整齐程度为剪草机进行满分十分的打分。如今的游戏测评也有倾向这个方向的趋势。画面8/10，音效6/10，爆头效果血腥程度10/10。我认为这样的打分方式完全跑偏了，就好像按照画框的雕工与漆工来评判《蒙娜丽莎》的艺术价值一样。我更喜欢别人将我称作游戏批评家，因为批评的对象不是产品，而是艺术品。

每当我宣称“游戏是艺术”的时候，难免总会有人窃笑几声。“又是这一套，”他们说。“快看那个宅里宅气的死宅，无关紧要的小事就能让他激动得满头大汗。”如果全心投入自己心爱的事物就是宅男的定义，那么我宁肯做一位心满意足的宅男，也不愿变成像您这样冷淡乏味、空有人形的皮囊（笑声）。游戏确实是目前最令人兴奋的行业。我热爱玩真正好游戏的感觉，我也热爱玩真正坏游戏的感觉。因为憎恨也是激情的表现形式，撰写充满憎恨的游戏测评文章就像顺畅排泄一样舒爽。我真正不能容忍的是批评那些不上不下的平庸游戏，那些没什么大毛病但就是让人不痛快的游戏。你花了八个小时，仅仅是在一团各项功能完全正常的迷雾里兜圈子。

此类游戏待会儿再说。就目前而言，游戏是艺术。我不理解游戏如果不是艺术还能是什么。一切人类造物只能分成两类，一类是工具，另一类是艺术。有用的就是工具，没用的就是艺术。游戏无法带来任何实际好处，所以肯定不算工具。当然你可以辩称游戏多少还有些用处。如果你希望说服你妈为你买一台主机，你可以说游戏能锻炼神经反应。如果你是机器人，游戏还能测试系统稳定性（笑声）。但是游戏尽管可以具备一定的功能，但是游戏的主要目的还是探索人类情绪与同理心。同理心对于游戏的重要性恐怕要超过其他一切媒体，因为无论书籍还是电影都不会要求你将自身直接代入主角的角色。这就是评判游戏好坏的标准之一。假如游戏的卖点是剧情，那么游戏能否让我关心故事的结局？假如游戏的卖点是玩法，那么游戏能否让我介意自身水平的好坏？你当然可以谈论画质音效等等方面，但是归根结底我们总要回到那个压倒一切的问题上来：“这个游戏究竟关我屁事？”

我玩《银河飞将》玩的很烂，第一关都打不过去，只要几分钟我的战机就会被炸成一片混杂着金属碎片与血肉残肢的云雾。然后哀乐响起，屏幕上出现了葬礼的过场动画，高贵的指挥官为一位连姓氏都没有的飞行员发表了坚毅的悼词。这一幕总会让我像个孩子一样哭出来，当然当时我也确实是个孩子。我哥哥拿这件事笑话了我很久。可是我为什么这么伤心呢？让我如此伤心的游戏角色从没露过正脸，从屏幕上只能看见他的膝盖与操纵方向杆的双手。如果某部电影的角色从始至终仅仅露出膝盖与双手，观众们肯定会很不以为然。我当然可以重新开始游戏，赋予主角一条全新的生命，但是我依然无法忘却刚才正是我的无能与笨拙害死了他。这正是货真价实的情感反应，远比电影电视更能打动我。

再举一个更切近的例子。最近我玩了《科南时代》。我与一位身穿三点装的女性进行了一番交谈。我看着她那美丽的造型死板地站在地上，下巴在对话的时候一开一合地运动，偶尔扭扭腰肢，撩撩头发。她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还要做任务，赶紧向我介绍任务吧，巴拉巴拉拉……”此时这个女人已经不再是故事里的角色了，而是一堆喋喋不休的几何形状。我认为这个现象可以用恐怖谷理论来解释：接近现实但是并非完全契合现实的模仿往往会令人不安。毕加索风格的街机像素人物就是个好例子。尽管像素时代的游戏角色画质一看就是低水平科技的产物，但是却远远更有趣且更有表现力。

这里的关键在于浸入。玩家就是游戏的全部存在意义，因此吸引玩家至关重要。《科南时代》将玩家排斥到了浸入体验之外，迫使他们关注游戏的单个机制而不是整体体验。最好的游戏过场动画就是让你注意不到的过场动画。所以回到最紧要最关键的论点，所谓好游戏一般来说就是让人看不到游戏的游戏。这样的游戏超越了6/10的画质打分，超越了对于各种游戏组成元素的评判，达到了整体大于各个部分之和的效果，击穿了玩家的心防，唤起了他们的同理心，让他们觉得自己并非仅仅是在乱按按钮，操纵化身在一片零与一当中辗转腾挪，而是亲身参与了一起事件。

换句话说，好游戏就是有灵魂的游戏。但是很多游戏开发的基本做法似乎都会危及游戏的灵魂。我觉得这就是如今主流游戏的根本问题。关键在于个人的激情。我们这个世代的游戏主机都是些性能惊人的庞然巨物——当然等到二十年后脑后插管成为主流游戏方式的时候，今天的主机也一定会成为讽刺奚落的对象，但是按照如今的标准，用“强大”二字来形容它们并不为过。这样一来游戏开发人员就肩负了充分利用硬件性能的责任。因此各家主机都养成了对于游戏画质的偏见，假如游戏画面的光线做不到栩栩如生，假如景深比非洲大陆的尺寸小了一星半点，主机就会对其嗤之以鼻。这样一来主流游戏开发领域就只剩下了财大气粗的大公司。《半条命2》的制作团队里有二十个人专门负责调整主角外套的颜色。来自发烧友卧室的小成本游戏远离行业潮头的时间已经太久了。相当一部分灵气似乎也随它们一起逝去了。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实验。受试者坐在一间隔间里，通过听筒收听隔壁隔间里的另一个人讲话。然后这个人突然宣称自己胸口疼，接着就不出声了。一部分受试者被告知他们是唯一一个收听此人讲话的人，另一部分受试者则被告知有很多人都都在收听这个人说话。实验表明，前一组人更容易离开隔间去隔壁救人，后一组人更倾向于原地不动，希望别人出手援救。特里.普拉切特曾经说过，要想知道一群人的智商，只要将其中最愚笨的人的智商除以总人数就行了。我认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游戏开发，因为游戏的开发过程也会遭受胸口疼并且不再作声。

我测评的游戏越多，分辨那些由委员会集体设计的游戏也就越容易。很难说这种游戏有什么显而易见的突出特质。你只会觉得这款游戏在按部就班地展开，从头到尾都有些不对劲，有些平淡无味。委员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这样那样的创意，但没有哪一个成员会承担全部责任。没有哪个人会斩钉截铁地说：“不行，BOSS战放在这里会打乱节奏”或者“这段对白必须重新写一遍，原来的对白就像蠢猪拱出来的一样”。大型公司似乎认为，投入的人力财力越多，最终的游戏质量也就越高。的确，高昂的人力财力可以保证优美的画质，流畅的物理引擎，甚至一两个隐藏起来的优秀卖点。但是委员会游戏总让人觉得委员会里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算太高，都会将“这就不错了”这句话说得略微早一点。

从《光晕》到《GTA4》再到《辐射3》，这些游戏看上去全都容光焕发，游戏的玩法也没有特别不对的地方，但是这些主流游戏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单调乏味，欠缺灵魂。这种感觉渗透在每一处小细节：这里的情节有点仓促，那里的对话有点唐突，多余投资的铜臭挥之不去，恨不能将砸进去的每一美元都在屏幕上展现出来，迫使玩家叹为观止，至于游戏节奏与精细含义就顾不得了。这就是企业文化的标志。一款游戏有几百人共同开发，每个人都能非常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拍着胸脯说：“这款游戏是我做出来的。”我宁肯玩一款独立人格研发出来的坏游戏，也不愿意玩一款由委员会集体看法的还不错的游戏。《神鬼传奇》算不上一款好游戏，游戏设计只能用支离玻碎来形容。但是设计师Peter Molynuex对于这款游戏的激情却一点也不掺假，光芒万丈地映照了整个游戏。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游戏设计界的文艺复兴时期。休闲游戏与小成本游戏正在越来越受欢迎。玩家们确实喜欢这些小制作身上的灵光闪现，灵光则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品牌或者仅仅为了满足创作欲望而设计游戏的单独个人。游戏设计需要减少委员会的参与，加强个人因素。好游戏的驱动力应当是一个视野清楚、他知道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的个人。所谓游戏的灵魂实际上就是实际存在的个人的灵魂。一位个人越是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愿景，灵魂分裂的份数也就越多。归根结底，如果要为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提供一句话的简要回答，那么一切好游戏都是双主角游戏：一位主角是玩家，另一位主角则是设计师。就说这么多吧，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0eiycH077A

感谢大家。能够得到“皇帝光屁股奖”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荣誉。这次获奖实在令我很意外，也让我觉得有些尴尬，因为我查询了历届获奖者名单，发现其中有很多人都切实地做出了改善世界的了不起事迹，在公共领域捍卫世俗主义。我是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我喜欢想事情而不是做事情（笑声）。所以我想我的获奖感言应该说什么呢？然后我想起来万圣节马上就要到了。吊诡的是，万圣节是自然主义者与无神论者群体最喜欢的节日。所以我挑选死亡作为这次演讲的主题。你们可能注意到了，我并不是研究死亡的专家，更不用说研究世俗主义的专家了，而且死亡还是个多少有些禁忌的话题。因此我决定降低一下难度，将这个话题引入我自己的研究领域，也顺便谈一下物理，因为物理总能让大家感到内心温暖（笑声）。

你可能会问，一名物理学家对死亡有哪些了解呢？我的工作与死亡有什么关系呢？几个月之前，我在纽约参加了一场辩论。我与Steven Novella一队，我们的论敌是Eben Alexander与Raymond Moody。我们的论题是“死亡并非最终结局”。Eben Alexander是一名神经医生，也是《纽约时代》榜上有名的畅销书作家。有一次他因为脑膜炎而陷入昏迷并且造访了天堂。我们知道这段经历是真实的，因为他亲口这样说，而且他的态度很诚恳（笑声）。Steven Novella与我尽我们所能地提供了科学证据。好消息是我们赢了这次辩论（掌声）。辩论举办方在辩论之前与之后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同意我方论点的人数在辩论之后的确增加了，可见人的思想是可以通过理性讨论加以改变的。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有将近半数的人相信死亡并不是最终结局。这个理念确实很有说服力。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是还有很多无神论者与自然主义者都认为我们无法确切主张人死后究竟有没有来生，因为我们没有证据。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确切主张人死后肯定没有来生（掌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论点如下。首先，人的思想意识是大脑的产物，在大脑活动以外没有思想意识。其次，大脑是由原子组成的。接下来这一条争议就比较大了，就连我都好些朋友都不认可，但我还是要说：我们知道原子的运作方式，原子的运作方式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秘密了。而且由于原子运作方式的限制，当你死后作为你的信息是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让你成为你的知识、想法与理念并不会离开你的身体，而是会与组成你的身体的原子一起遭到埋葬或者火化。

我想简要说一下“我们知道原子的运作方式”是什么意思。无论怎样延展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都不能说自己知道一切物理定律。但是与组成人体的原子有关的物理定律我们已经全都知道了，我们已经不可能继续发现影响组成大脑的原子运作的全新物理定律了。这条论点很微妙，要是今天的演讲有三个小时，我肯定会和大家掰开揉碎地解释一下这些定律都是什么以及我们的底气为什么这么足，但这样的话我也会烦的。所以我决定还是祭出物理公式把大家全都吓倒好了（笑声）。这一条公式就总结了所有用来理解大脑当中原子运动的定律，以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能量、物质与尺度。这个公式涵盖了量子力学、时空结构、重力、包括电磁力与核力在内的其他作用力、包括电子与夸克在内的物质以及希格斯粒子。物理学定律为其他事物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比方说我们依然不知道黑洞如何运作。我不想说物理学已经没什么搞头了，我就是一名物理学家，暂时我还退休不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让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如果的确存在着其他类型的作用力、粒子与场，那么它们肯定影响不了你的大脑当中的原子。它们要么太弱，以至于产生不了什么作用，要么就早已被我们找到了。

我这话别人一般都听不懂，所以我要重复一遍以上论述的核心：我并不想说我们已经理解了全部物理定律，我不想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以外的物理学领域无法做出新的发现，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基本物理定律怎样在宏观层面上产生了如此复杂的现象，例如青蛙、生态系统以及银河系的旋臂。科学领域还有无数艰巨工作需要完成，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基本框架，我们将其称作量子场理论。量子场理论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而目前现有的所有证据都支持量子场理论。假如量子场理论是对的，那么除了我们已经发现的方式之外就不可能再有其他全新的影响大脑原子运作的方式，作为你的信息也不可能在你死后继续保留下来。就算Eben Alexander的书卖得比我多得多，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有证据证明死后有来生的人们，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会向他们呈现两个选项，他们选哪个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意识到自己选的是什么。选项一，某些尚未得到明确定义、不遵从已知任何物理学定律的超自然物质与大脑原子产生了互动，而且此类互动躲过了科学史上一切受控试验的探查；选项二，人们在濒死时会产生幻觉（笑声，掌声）。我请大家考虑一下这两个选项，当然这种事就没有必要送交最高法院了，因为他们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除了那些号称自己去过天堂并且著书立说的人们之外——因为显然他们已经肩负了宣扬天堂的任务——我们还可以采取更科学的态度。既然人体是由原子构成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原子的运动方式，那么生命究竟是什么呢？这个源自基本粒子的运动与互动的复杂的非基本现象究竟是什么呢？

埃尔温.薛定谔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在纳粹掌控奥地利之前，有很多著名物理学家都逃跑了，原因要么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要么因为自己的朋友是犹太人，要么是极端厌恶纳粹政权对待犹太人的方式。薛定谔也逃跑了，原因是包养情妇开销太高（笑声）。于是他满世界找工作，终于在爱尔兰圣三一学院求得一份教职。于是他搬到爱尔兰并且成为了一名生物学家，在此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名叫《生命是什么》。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预见了很多我们发现DNA与基因编码之后才得出来的科学结论。这就是物理学家的思考方式。不过他也试图回答自己在标题当中提出的问题：一团物质怎样才算是“活着”呢？他提出了非常有趣且引人思考的回答：如果某团物质在理应停止之后很久还在运动，那么这团物质就算有生命（笑声）。好比说你养了一只小鸡，只要你不停的给小鸡喂食，它就会到处乱跑扑扇翅膀。小鸡死后就会停止运动，身体也会腐败分解，回归大地。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生命体到处乱跑乱叫呢？他的答案是我最喜欢的一条物理定律，也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或者封闭体系的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持续增加。熵就是衡量事物混乱无序的标准。把完整的鸡蛋打碎是很容易的，让打碎的鸡蛋回归完整就很难了；将生鸡蛋打碎做成炒蛋很容易，将炒蛋还原成完整的生鸡蛋就很难了，而且这个过程肯定不会自发进行。

这是一条非常深刻的物理定律，在社会、个人以及科学层面都牢牢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此外也为创造论者提供了口实。“既然有一条著名科学定律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会崩坏，一切事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缺乏组织性，宇宙最终会归于热寂，那么你怎么能指望我相信，所有这些令人惊叹经常的复杂性——生物体，生物圈，还有你们这些人总在念叨的进化——完全是从毫无秩序可言的史前泥浆当中自发形成的呢？”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方式。第一种是简单正确的回答：封闭系统。地球并不是封闭系统。网上有个取笑创造论者的段子：“物理学家总是声称地球不是封闭系统，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如果地球当真不是一个封闭系统，我们的天空就应该悬挂着一个硕大的能量球（笑声），这么好的好事一听就不可能是真的。”第二个回答要更加精细一些：生命在地球上的出现确实在字面上违法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但是并没有违反这条定律的精神。

为什么复杂精密的生命体会通过毫无个性的物理学活动产生出来呢？如果说物理运动有趋势的话，那也应该是通向混乱无序的趋势啊。罗杰.彭罗斯画过一幅画，画面上的太阳是冰冷天空中的一个热点。假如整个地球表面天空的温度全都是白天的温度，地球就会接收到多得多的能量，但是地表的温度也会很快上升到与太阳温度一致，那时候我们都得烤死。假如整个地球表面天空的温度全都是夜晚的温度，地表温度就会很快下降，那时候我们都得冻死。地球上之所以有生命，是因为太阳是冰冷天空当中的一个热点，因此我们从太阳那里得到了有序的第一手能量，这样的能量能用来做有用功，例如光合作用与开大会。这些活动都会导致能量降级。我们提高了太阳能量的熵值，并且将提高的熵返还给了宇宙。我们从太阳接受一个光子，就会向宇宙辐射二十个光子，与此同时我们利用了每个光子的能量的二十分之一。换句话说我们从太阳获得了多少能量就会向宇宙返还多少能量。太阳不是能量来源，而是低熵能量来源。我们用低熵能源来维持生命并且进行各种生命活动。

不仅仅在生物圈是这样，在整个宇宙都是这样。请让我带领大家回顾一下宇宙的历史。这是一张宇宙大爆炸之后一秒钟的照片，完全是白茫茫一片。大爆炸发生在137亿年前，有时候有人会将大爆炸描述成为纯黑背景上的一个白点，这个意象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意象表明大爆炸发生在原本就存在的时空结构当中，事实上大爆炸是整个宇宙从无到有的过程。大爆炸之后一秒钟的宇宙温度很高，密度很大，到处都很光滑均匀，到处都很明亮。大爆炸过去38万年之后，宇宙终于透明了。现在这张照片是宇宙微波背景照片，我们能看到各种结构正在逐渐形成，宇宙正在变得越来越异质化，越来越不均匀。照片上蓝点的密度比较小，红点和绿点的密度比较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万有引力会进一步加剧密度的差异。然后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美丽的宇宙，有各种星系、恒星与超星系团。第三张照片是哈勃望远镜拍摄的10的10次方年之后的宇宙，这是人类所拍摄过的最深刻也最美丽的照片。你只要将天文望远镜指向天空的空白一点并且打开快门，而且这部望远镜的功能像哈勃望远镜一样强大，你就能看到这幅景象。我们生活一个具有上万亿星系的宇宙当中，谁知道哪颗行星上的外星人正在召开大会，争取当地环境当中的政教分离呢？我们经常听到的故事声称这就是宇宙的结局，可是并非如此。就算人类灭绝之后宇宙还会继续进化。第四张图片是10的15次方年之后的宇宙，此时所有的恒星都已经燃烧殆尽，最后一颗恒星已经熄灭，宇宙当中只剩下了冰冷的岩石与黑洞。但就算这样也不是最终结局。所有的岩石与恒星残骸都会落入黑洞当中，而且斯蒂芬.霍金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告诉我们黑洞不会永远存在，而是会向外辐射并最终蒸发消失。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谷歌年之久，这里的谷歌是计数单位，也就是10的100次方。这时最后一个黑洞也会蒸发殆尽，剩下的就只有空荡荡的空间。我们现在的理论认为空间会永远存在下去，这就是宇宙的历史。

将这五张图片放在一起，大家会注意到熵值一直随着宇宙膨胀而不断增加。大爆炸刚刚发生之后宇宙之所以如此顺滑是因为当时的宇宙高度有序，密度极高。这样的状态极其罕见，也非常微妙。随着熵增，宇宙当中出现了各种结构，恒星闪亮熄灭，人类生老病死。最终宇宙陷入了一片虚空，熵值达到了最高点。但是复杂性——也就是物质的组织方式——又是另一回事了。大爆炸刚结束时的宇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地方，一谷歌年之后宇宙又会成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地方。在此期间正是熵增的过程使得宇宙具有了复杂性，行星、恒星、星系与有机体正是因为熵增才得以产生。这样的过程并非偶然，而是由宇宙的本质决定的。熵值只会增加，而复杂性却会先升后降，直到达到热平衡状态为止。

因此对于创造论者的质疑，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这样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不仅允许地球上产生生命这样的复杂结构，而且生命这样的复杂结构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产生正是拜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赐。一切生命都寄生在熵增过程上面。我们是熵增浪头上的冲浪者，直到被浪头冲上永恒虚空的海岸为止。在这一点上宇宙其实并不特殊，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都能体现这个过程。刚刚将牛奶加入咖啡的时候，牛奶在上层，咖啡在下层，这是低熵状态，组织性很强，状态很简单。假如你将牛奶与咖啡彻底混合起来，熵值就增加了，状态也很简单。只有在中间阶段我们才能看到牛奶的触须千回百转地伸进咖啡当中，这时候才有复杂性。这些位于简单开始与简单结束之间的扭结触须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宇宙从简单到简单的过程中暂时爆发出来的结构与组织。

几年前我乘飞机出门，邻座碰巧是地质化学家Michael Russel。他看过我的几篇论文，于是对我说：“生命的意义是吧？那还不简单？生命的意义就是氢化二氧化碳。”（笑声）地球早期大气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的熵值比较低。地球大气很想转换成为熵值较高的状态，也就是将二氧化碳变成甲烷。但是二氧化碳无法直接转化成甲烷，只能通过一系列复杂化学反应。早期海洋当中偶尔出现了能够进行全套化学反应的结构，这个增加大气熵值的结构就成了一切地球生命的祖先。这样的见解不仅对于科学的生命观念至关重要，而且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至关重要。当我与Eben Alexander以及Raymond Moody辩论的时候，不支持我们这一边的观众们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死亡之后你去哪里了？不是说能量守恒吗？那么组成你的能量难道消失了吗？”生命并不是能量，不是作用力，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而是一套化学反应。所谓人死如灯灭，熄灭蜡烛之后能量并没有转移到别处，只是导致燃烧的化学反应停止了而已。你死了以后同样哪里都不会去，你只是不再发生了而已。按照HBO招牌剧集的说法就是“凡人终将不再发生”。

只要等待的时间足够长，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热均衡那一天。地球上的医学技术完全有可能极大延长人类寿命，人类完全可以活上几千甚至几万年而不违反任何基本物理学定律。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就像地球上的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我们人类也拥有十五亿次心跳，跳完之后我们就该走了。所以我才说来生是虚伪的慰藉，希望人生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一厢情愿并不正确，天堂是一个很糟糕的主意。很多诗人与歌词作家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因为天堂就是热均衡的最终状态，在天堂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只有无聊。David Byrne知道，“天堂就是永远无所事事之地。”Lenoard Cohen也知道，“这个地方就像周六晚上的天堂一样死气沉沉。”我宁可在周六晚上与你们这些不信者一起讨论各种话题也不愿与天使在天堂里消磨时光（掌声）。

在《10又1/2章世界史》的最后一章，作者朱利安.巴恩斯描述了他心目当中的天堂。故事主人公是一位死后上了天堂的英国蓝领工人，天堂的导游向他解释道，天堂里的人们可以想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必须自己想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你的想象力与提问能力决定了你能拥有什么东西，我们不会向你提出任何建议。于是主人公说：“我想打高尔夫球，我想与美女上床。”接来的几百年里他不断完善了这两门技艺。他睡遍了各种女性，解锁了各种姿势；他将球技磨练得出神入化，随便挥一挥就能一球进洞。然后他就厌倦了。于是导游对他说：“在这里每个人都还有一项选择，就是真正的死亡。”“那么有多少人会这么选呢？”“到头来所有人都会这么选的。”（笑声）相信永恒完满的存在方式确实存在是错误的想法。我们的生命转瞬即逝，由熵增驱动，这其中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不存在完美的生活方式。

不仅仅天堂是个坏主意，就连幸福都是个坏主意。请不要误会，我喜欢幸福，而且我现在也还算幸福。我所反对的是盲目迷恋幸福。《纽约时代》畅销书榜上除了证明天堂确实存在的书就是指导人们追求幸福的书，介绍天文学的书却没有多少。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可以达到永久幸福的状态，但是自然的本质就是运动、改变与进化，因此不可能存在完美的生存方式。心理学当中有一种所谓“享乐主义跑步机”的说法。心理学家衡量了人们在经历足以改变人生的大事之前与之后的态度：好比说你赢了一张彩票，你的幸福感会陡然上升，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逐渐下降，一直恢复到赢得彩票之前为止；假如你因为车祸而全身瘫痪，你的幸福感也会陡然下降，然后再逐渐上升，直到几年之后恢复到车祸之前的水平为止。你尽管可以谈论这其中的生物化学道理，例如多巴胺怎样作用于大脑，但是这一切都反映了我们最根本的认识弊端：我们不可能实现完美永恒的幸福，因为完美永恒就意味着毫无改变，而毫无改变的状态非常无聊，根本不可能使人幸福。这就是幸福与完美永恒之间的根本矛盾。

穆里尔.鲁凯泽说过我本人最欣赏的一句话：“宇宙是由故事组成的，而不是由原子组成的。”鲁凯泽并不反对科学，她还曾经为十九世纪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吉布斯撰写过精彩的传记。她真正想说的是，假如你在星巴克与其他人第一次约会，对方说“向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吧”，你肯定不会把组成你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都列成清单给对方过目（笑声）——当然在我执教的加州理工真有人这么玩，他们觉得这么做挺性感的——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更加大而化之的叙述方式，选择向对方讲故事。就是故事让我们的人生有了意义。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达到某一种状态并且停留在里面不出来。一切故事都有起承转合，根据物理学定律故事必然要结束，而故事的精彩程度才是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志。

当然我并不想贬低伴随着死亡的真切悲伤。我们都失去过亲朋好友，亲近之人的逝去会令你感到非常伤心，这并没有错。失去我们关心的人的确很值得伤心。就算明知死亡不可避免，死亡带来的悲痛也不会减弱，但是这一认知确实能影响你应对死亡的方式。我讲个不太体贴的笑话吧：“我儿子得了癌症，我觉得这应该是全世界最令我心碎的事情了，然后我也得了癌症。”（笑声）这个笑话让我想起了巴黎的人骨地下城。巴黎街道下方有一片绵延几百英里的隧道，里面堆满了上百万人的骨骸。因为十七十八世纪的人们不太擅长修建墓地，雨水经常会冲开坟茔，将骨骸漂到街道上来。于是他们就将全市墓地的骨骸全都挖出来，集中存放在了地下隧道里面。这里的确是一个肃穆阴森的场合，但是巴黎人的态度却与美国人截然不同。除了人固有一死的严肃气氛，地下城里还有些无厘头取乐的氛围。例如摆放骨骸的人会用头骨摆出心形，还会在墙上写下各种格言诗句。有一条诗句粗略翻译一下是这个意思：“地面的一切都会如此结束/精神、美丽、气质、才能/如同鲜花一样易逝/最轻微的微风也会将其吹散。”换句话就是“别看你现在跳的欢，早晚给你拉清单。”死亡是必然发生的，死亡是很严肃的，严肃对待死亡是很正确的态度。但是死亡之所以严肃是因为生命非常重要。我们的人生不是彩排，而是唯一一次的正式演出。（掌声）

最后我想让大家看一看我本人最喜欢的宇宙图片。我一直跟别人这么说：早晚有一天会有人给我整整一个小时的演讲时间，到时候我会将房间的灯光全都调暗，将这幅图片投放在大屏幕上，然后就一言不发地站到一旁，与观众们一起盯着这张图片沉思一个小时。宇宙会让人深切地感到自身的渺小与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尽管微不足道，却依旧非同寻常。诚然，我们只是原子的组合，但我们这堆原子组合却能够反躬自省，能够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能够撰写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永远存在，所以生命才如此重要。谢谢大家。（掌声）

一：论“我也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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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之前我们接到观众来信，请问我们应当怎样应对以下看法：“这种东西我也能做出来，这种东西太简单了，不配称之为艺术。”我们认为，首先你大概做不出同样的作品，其次你也并没有做。但是另一位观众对我们的说法并不满意：“这不就意味着艺术的价值仅仅在于创作者能否占先以及其他人是否有意效仿吗？这个答案看上去太懒惰了。”很好，那我就来一个不太懒惰的答案。

假如当你打量一件艺术品的时候忍不住想说：“这种东西我也能创作出来，或者我的孩子也能创作出来，”那么第一件事就是估计一下自己究竟能不能创作出同等水准的作品。例如彼埃.蒙德里安的方格绘画乍一看上去很容易就能画出来，但是只要你拿过油画画笔就会意识到，如此笔直的线条与如此平滑的用色绝非易事。在画布边缘戛然而止的线条显然表明这绝不是外行所为。赛.托姆布雷的作品乍一看去好像小孩子的涂鸦，但是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他的线条质量上乘，他的用色克制而精细。这并不是蜡笔在纸面上的胡乱涂抹，而是画家对于油画颜料、铅笔与蜡笔的高超掌控。这些画作或许的确只是涂鸦，但却是质量高超的涂鸦。如果你依然相信这些画作你也能画出来，那你就去画画试试吧。依靠亲身实践来理解一幅画作的创作过程是很有裨益的，你兴许还会学到新的技艺，你的生活与工作也会踏上新的方向。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假如你真能创作出同样的作品又怎么样。以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无题（完美爱人）》为例。这件作品是一对一模一样的普通电子钟，时间也调到了分秒不差的程度。你当然也可以去商店买两只一模一样的钟表挂在墙上，然后试一试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让两只钟表分秒不差地步调一致以及哪只钟表的电池会首先耗尽，但这样一来你就错失了重点。这部作品的标题显然要求你将作品视为恋人的譬喻，两个心跳如同钟表指针走动的个体能够如何取得协调，并且不可避免的地最终不再协调。这题目还暗示就算两位恋人的步调不再一致也依然很完美。作品的内涵还不止于此，因为这部作品并不是随便什么时候的随便什么人创作出来的。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的伴侣刚刚被确诊患有艾滋病。这部作品富含公开且讲究策略的政治意味。当你了解到作者的伴侣死于1991年而作者本人死于1996年的时候，这部作品的含义也更加丰富且更能打动人心了。作者本人的电池仅仅比他的伴侣多延续了几年而已。

如果你相信一部艺术品应当不借助墙上的简介标签也能传递一切你应该知道的信息，那么我大概说服不了你。但是对我而言，无论是蒙娜丽莎、折扣服装店里的风景画还是iPhone手机，任何一件物品的含义都与其创作环境有关，而创作环境也会影响物品的意义。冈萨雷斯-托雷斯的很多作品都以可复制性为基础——例如一叠空白的纸或者一堆糖果，观众们可以从糖果堆中任意拿取。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扩散开来，同时出现在众多地点，还希望观众参与也成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对他来说，艺术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东西我也能做”，而在于“我想让你做这东西”。你对于他的作品的复制也是他的作品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的作品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即便在他身后也是一样。今天你依然可以体验他的作品，甚至将他的作品带回家里。

下次当你说“这种东西我也能做出来”的时候，你真正想说的话以及我鼓励你应该说的话是这样的：“这件作品看上去并没有体现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能水平，而我认为技能水平才是艺术欣赏的标准。”我认为偏好那些体现了超凡脱俗的手工技艺的艺术品完全无可厚非。但是自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一大批艺术家都曾经独辟蹊径，刻意避免展现手工技艺，而且他们的理由也很充足，例如为了颠覆当时的主流艺术趋势，质疑独特物体的价值；为了破坏艺术界的商业体系，创作出难以让有钱人收藏把玩的作品；或者为了重新思考艺术与生活之间的隔离。

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所谓艺术“去技艺化”的讨论。去技艺化这个词最早用来形容机器与操纵机器的非熟练工取代熟练工的过程。工业化对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带来了全新的艺术品复制方式，更不用说照相技术的问世了。照相让人们开始质疑花费大量时间学习逼真绘画物体的意义。于是有些艺术家不再花费时间掌握某一种媒介，而是开始扩展这些媒介的边界，甚至将边界全盘抛弃，例如刻意采取平庸琐碎风格的雕塑，故意只使用入门技法的绘画，存心走简约路线的构图，等等。这些作品并非不需要技艺，而是需要不同于手工技能的另一套技艺——调查、推演、合作、探索新材料、激进理念。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认为手工行业是唯一有价值的行业。同理，在艺术领域我们也应当重视那些并不关注手工技艺的作者的作品，因为他们关注创意的良好执行。他们的艺术创作侧重于将思想代入形式，或者让他人将思想代入形式，而不是形式本身。

下次你忍不住说“我也能做”的时候，应当在开口之前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怎样的环境使得我没有这么做却迫使他们非得这么做不可？怎样的环境使得他们不仅想到了这个理念，还将其付诸实施，并为其找到了观众？他们的创作过程发生在怎样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条件下？”你依然可以敬佩非凡的技艺，但是同时还可以敞开心胸，接受一个远远更广大的艺术世界。

二：为行为艺术辩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MTKdUAokM

你正在美术馆里观赏作品,。突然间你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了一阵骚动。不至于吧？你的额角流下一滴冷汗，赶紧寻找最近的逃生通道。可是已经太晚了，行为艺术已经开始发生了。为什么？为什么要侵犯我那珍贵的第四面墙呢？为什么我要被迫要承受这不可避免的尴尬呢？以下就是我们为行为艺术的辩护。

所谓行为艺术就是以人体为媒介或者以某种形式涉及现场行为的艺术、当然这没什么新鲜的。人类历来都有在彼此面前表演的传统，具体形式包括宗教仪式、讲故事、舞蹈、狂欢等等。但是随着艺术的演进，人们开始专门用艺术一词形容特定的物体，例如绘画与雕塑。现场行为属于另外的艺术门类，例如话剧、芭蕾舞与歌剧。可是从二十世纪以来，艺术家们开始探索能否将现场行为融入艺术作品。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了认为行为艺术是接触大众群体的唯一途径。他们举办了噪音音乐会，以及存心营造扰乱效果的剧场表演，旨在摧毁“艺术当中肃穆、神圣、严肃与崇高的特质。”你是不是认为这些艺术家都是疯子？未来主义者就是希望你能这么想。“人们使用‘疯人’这个词的用意是堵塞一切创新者的嘴，因此这个词理应被视为荣誉头衔。”

达达主义者同样拥抱了疯狂的特质。他们借助一战之后卡巴莱歌舞在德国的兴起为自己造势。雨果.鲍尔与妻子艾米.海宁斯于1916年在苏黎世开办了伏尔泰咖啡馆，邀请艺术家来到酒馆里进行各种类型的音乐表演与朗诵，谁也不知道随便哪个晚上会有什么节目演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包豪斯成为了全世界第一家提供行为艺术培训课程的机构，进一步巩固了行为艺术的地位。先锋主义剧场在欧洲遍地开花。早期超现实主义者安托南.阿尔托总结了他所谓的“残酷剧场”，主张让观众与景象直接交流，用行为将观众们吞没。“我们废弃了舞台与观众席，用单一的场地取而代之，不存在任何割裂两者的屏障，这就是行为的剧场。”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黑山学院成为了实验性跨学科艺术活动的温床。先锋派作曲家约翰.凯奇在这里开班授课并且安排跨门类合作艺术创作。凯奇告诉学生们，他认为音乐与禅宗佛教大有渊源，艺术不应当与生活隔离，而应当存在于生活行为当中，与生活的一切混乱、意外与偶尔的美丽相辅相成。凯奇作品的表演者们会收到大量留白的乐谱供他们自由发挥。他们的演出效果事先无法预测，事后也无法重复。黑山学院还传播了舞蹈家与编舞者摩斯.肯宁汉的革命性见解。他主张即便是走路站立这样的普通动作也可以被视为舞蹈。

二十世纪五十年抽象绘画的兴起强调了身体参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有一件显然却经常被人遗忘的事情：当你在观赏一幅风景油画的时候，每一幅画作都是对于过往曾经发生的动作系列的记录。但是自从杰克逊.波洛克以来，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了。用批评家哈罗德.罗森伯格的话来说，“一系列美国画家开始将画布视为表现行为的角斗场……换句话说落在画布上的并不是绘画，而是事件本身。”日本的具体美术协会将这个理念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白发一雄当着观众的面在泥水里裸体打滚，春上三郎冲破了一排纸糊的框架，田中敦子穿上了用电线缠绕而成的外套。在欧洲，伊夫.克莱因雇用女性人体模特在身上涂抹颜料，然后印在纸面上。

行为艺术并不要求我们走进房间观看过去事件的记录，而是将事件带到了此时此地你的身边。偶发艺术的创始者阿伦.卡普罗于1959年在鲁宾画廊举办了自己的第一次艺术实践。他在请柬上这样写道：“你将会成为偶发艺术的一部分，你将在参与的同时感受艺术。”受邀宾客们根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不仅目击、而且也参与了一场结构松散的行为活动，然后就若有所思地离去了。卡普罗之所以将自己的艺术实践称作“偶发艺术”，是因为“这种事情是自发的，就这么发生了。”参与激浪运动的艺术家们将日常行为当成了一书，他们认为任何人都是艺术家，所有人都是艺术家。在1962年激浪艺术节上，本.帕特森进行了“低音提琴变奏”，即使用很多日常器物拨动大提琴琴弦。白南淮将自己的领带与头发泡在油漆桶中，然后在一条十三英尺长的纸上留下了一道拖曳痕迹。艾莉森.诺尔斯做了一大盘子沙拉并且当场分发了出去。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切都很好玩，但也有些人的态度非常严肃。约瑟夫.博伊斯不仅授课，还会编排戏剧化的行为，从而施行他所谓的“社会雕塑”理念。他的用意是改变人们的意识，相信艺术可以也应该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维也纳的年轻艺术家们兴起了所谓的行为主义，认为行为主义不仅是艺术形式，还是一种存在态度。赫尔曼.尼奇重现了古老的仪式，将其称作“出自美学的祈祷方式”。瓦莉.艾丝波尔将纸箱套在身上，用帘子遮挡住纸箱前方的开口，邀请观众从开口伸手进来触摸她的裸体。这种幽默却暗含机锋的行为质疑了针对女性身体的物化。

在动荡的六七十年代，行为艺术也奠定了自成一家的地位。民权主义与第二波女权主义都强调身体的政治意味，艺术家们则抓住了这一理念的潜能。1963年卡罗琳.舍尼曼这样解释道：“之所以要将我的身体当成绘画的延伸，是为了挑战与威胁恩准女性进入艺术种马俱乐部的权力界线。”通过行为艺术，女性身体、黑人身体、同性恋身体以及整合了多重身份的身体可以通过许多视角得到重新主张、重新肯定与公然体现，不再仅仅局限于白人男性的视角，而是将当事人自身的视角也考虑了进来。极简主义者关心现象学，或者说从特定视角触发的意识研究，行为艺术家也是一样。将活人身体插入艺术作品当中直截了当地动摇了普遍视角的幻觉。行为艺术主张每个人都是由事件、语言、历史与身份认同塑造的独立自我，永远处于变化当中。这些自我成为了绘画的组成部分，成为了承载绘画的画布，占据了空间与自然界当中的位置，为他者在空间当中找到了位置，执行了任务并且要求他者执行任务，建造了专门承载身体的结构，尾随了陌生人，接受了其他身份，提出问题，创造店铺，承担危险，测试自身的忍受力，将观众变成表演者，彻底融合了艺术与生活，探索了欲望、两性、性取向、异域情调以及艺术史表现的负担。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行为艺术就在艺术节赢得了相对稳固的一席之地，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利用行为艺术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他们的艺术创作得到了记录与展示，但是总体而言始终抗拒着商业力量，使得艺术家们在经常具有压迫性质的市场体系之外找到了另外的创作方式。今天的行为艺术形式极为多样。卡卢普.林兹以名为“台湾”的替代自我的身份演唱歌曲。这个自我是一位神经质的女性，后来他又宣称这名女性已经死亡。珍妮弗.阿洛拉与吉列尔莫.卡尔萨迪利亚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让奥运体操选手在木制民航座椅复制品上面表演体操动作。瑞恩.麦克纳马拉公开学习舞蹈。凯特.吉尔摩将一栋板屋刷成粉色，每扇窗户后面都安排了一名白衣女子荡秋千。班尼特.米勒将一只腊肠狗摆在了联合国代表的席位上面。拉格纳.基亚尔坦松安排演员将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最后一分钟内容反复演出了十二个小时。至于更经典的还有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著名作品《凝视》，邀请观众们排队与她本人对面而坐，四目对视。并不意外的是，说唱歌手Jay-Z也受到了阿布拉莫维奇的启发，将自己的MTV称作行为艺术影片。他认为：“音乐会基本上就是行为艺术，只不过表演场地不一样而已。”

行为艺术源自跨门类的思考方式，在不同门类之间的空白空间茁壮成长。你是否觉得艺术仅仅是有钱人精心策划的可笑骗局呢？许多行为艺术家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利用行为艺术有意识地触犯并且颠覆了传统，从内部改造了艺术。行为艺术源自人们想要将传统艺术形式的内在等级扁平化的愿望。倘若实现了这一点，艺术家就能直接触及受众，而不是必须借助受到密码束缚的形式或者必须在自身与观众之间隔一张画布。与其说人们想要创作行为艺术，倒不如说特定行为从各种已经无法容纳它们的艺术门类当中渗透了出来。就像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行为艺术的好坏也要由你来衡量。欣赏行为艺术的关键在于要允许自己感到不安，承认自己感到怀疑、害怕、厌恶或者幽闭恐惧。行为艺术为你提供了思考空间，让你能想清楚你是谁，你在哪，你与那些不是你的人有什么关系。行为艺术能让我们思考任何特定空间或者地点的成文与不成文规则。如果你因为行为艺术感到不适，别忘了这正是艺术家原本的目的。不要急着离开。留下来，感受自己的不适，体验一下不明所以的神秘感，想一想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充分接受不适，接受未知。你本人，艺术家与艺术本身都将会因此而受益的。

三：为抽象主义辩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6hl5J47c3k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当人们试图创作艺术品的时候，都会试图将其制作成为身边现实物体看上去的样子。然后在大约一百年前，有一批艺术家决定不再这样做。他们的作品令人们大为惊骇：“这不是艺术！这不是艺术的目的！”面对这片全新的艺术领域，谁的手里也没有指南针，谁也不知道应当怎样诠释与欣赏此类艺术。抽象艺术如今已经不再如此令人震惊了，但依然令人感到困惑烦躁。我们要怎样应对与可识别物体完全脱节的艺术形式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以下就是我们为抽象艺术的辩护。

有一点现实很需要注意：我们并非直接一头扎进了彻底的抽象表现手法。J.M.W.透纳的作品表明现实世界当中的事物看上去往往也可以很抽象。惠斯勒的《夜曲》以及维克多.雨果的墨水画也体现了这一点。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的推进、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摄影技术的发明，欧洲与美国的城市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体现城市生活的艺术作品自然也会发生极大的变化。艺术家们越来越有兴趣以非自然的方式来描绘事物。他们依然以客观存在的事物为主题，但是开始对其加以抽象化处理，即总结风格、简化细节与扁平化特征。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马蒂斯与安德烈.德朗开始以陌生的手法绘制常见事物。他们的色彩如此明亮，笔触如此粗犷，以至于评论家将他们并称为“野兽派”。毕加索与乔治.布拉克率先尝试了立体主义风格，他们绘制得也是日常物体，但是将其拆解成了几何形状，粉碎了画面的平面，并且同时展示了一个物体的多个侧面。立体主义超越了人眼在特定时间能够看到的全部内容，将多个不同视角与时刻融合在了一起，同时也使人注意到了画布本身的扁平特质。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想要体现城市生活的速度与过度刺激，因此他们的绘画也体现了空间与时间的碰撞。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基希纳利用抽象笔法与浓艳的非现实色彩来描绘城市街头混乱焦虑的景象。与他同时代的佛朗兹.马克以及瓦西里.康定斯基声称自己的作品受到了非洲部落艺术、中世纪德国木版画、俄国民间绘画艺术、法国新艺术派以及儿童涂鸦的影响。马克选择抽象主义是为了描绘自然世界，而康定斯基的兴趣则是描绘精神世界。他声称自己的作品体现了“观者在画面上的形状与色彩组合的影响下的体验与感受。”对于他来说，抽象主义并不是现实主义的对立面，抽象就是现实。毕竟肉眼不可见的真实事物也有很多，例如情绪与意识就像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一样真实，或许也能用绘画体现出来。卡西米尔.马列维奇将自己的抽象艺术风格称作至上主义，声称自己笔下的几何图形及其布局体现了接近于零的内容，也为“至上的纯粹艺术感受”打下了基础。

在一战来临之前的几年里，上述名称各异的团体往往会让人们产生错觉，以为抽象艺术是一场步调一致或者有组织的运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抽象主义的确源自一张遍及全世界的艺术家网络，这些艺术家也的确在关注着彼此的作品。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瑞典艺术家希尔马.阿夫克林特早在1905年就开始绘制抽象作品了。她是所谓“五人组”的一员，这一群体经常举行降神会，借助绘画与各种精神进行沟通。阿夫克林特的抽象创作源自她对精神世界、密教崇拜与科学的兴趣，她还试图绘制新近的科学发现，例如电磁场、x光与红外线。神智学者安妮.贝赞特在1901年发布了一系列图像，将其称作“思想形态”。神智学者相信理念、情感与声音都会发出可见的气场，这些画作则体现了这一想法。

康定斯基与许多其他人都读到过贝赞特的文章，并且将音乐当成了绘画的对照。音乐可以按照自身的标准接受评判，完全不必承担表现实际事物的负担。康定斯基喜欢瓦格纳与勋伯格，保罗.克利喜欢巴赫。弗朗齐歇克.库普卡也在音乐与绘画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相信摆脱了分散精力的具体事物之后，艺术作品可以直接作用于灵魂。与此同时，罗伯特.德劳内却因为音乐与噪音而“大为骇然”，他还宣称：“我从来不会以数学方式发言，也从来不会与灵魂或者精神有什么牵扯。”他更关注色彩与对照的即时性与绘画现实，他的《日光盘》被人视为当时最纯粹的抽象作品。他的妻子索尼娅.德劳内为一部影响力极大的诗集绘制了插图，将抽象画与凸版印刷结合了起来。后来她又将这种风格延续到了绘画与时装领域。彼埃.蒙德里安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抽象方式，将他最喜欢的树木与建筑题材转化成了纵横交错的方格。蒙德里安抛弃了现实主义绘画的空间错觉，用他所谓的“真相”取而代之。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能简化成水平与垂直的线条，只需借助水平与垂直的二元对立就能描述整个世界的结构。所以抽象主义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

在充满创痛的一战期间，保罗.克利这样的艺术家有意识地背离了物质世界。1915年，被征召进德军的克利这样写道：“外部世界越可怕，艺术世界就越抽象。”战争结束后，克利与其他许多抽象派艺术家在1919年成立的包豪斯学院授课。她们的核心教学原则是技艺与艺术拥有平等的地位。他们还试图通过建筑、器物设计与艺术来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像这样对于形式与功能的双重强调也得到了特奥.凡.杜斯堡与荷兰风格派的采纳。这里出现了“可塑性极强的全新艺术，一种简化的几何风格，可以作为日常生活当中的普世审美语言。”抽象主义还通过对于偶然性的探索体现了出来。达达主义艺术家汉斯.阿尔普的创作方式就是将纸片洒在画布上，然后按照落下时候的样子做成拼接画。

当然抽象艺术并不仅仅局限于绘画领域，比如抽象雕塑在俄国就大行其道。著名雕塑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在一战之前提出了“真实空间中的直实材料”理念。战后的亚历山大.罗德钦科在1921年将三幅单色绘画摆在一起展示，然后他写道：“都结束了，再也不会有其他的表现形式了。”然后他彻底抛弃了绘画与高雅艺术，转而加入了生产主义者的阵营，专注于设计宣传海报与广告，从而将艺术整合进生活当中。抽象画的事业还将会继续发展下去，而参与者的目的也各不相同埃尔.李西茨基、马斯登.哈特利、胡安.米罗、亚历山大.考尔德、阿希尔.戈尔基以及许许多多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共同推进了抽象主义的发展。在二战期间，很多欧洲艺术家都逃到了美国，例如约瑟夫与安妮.亚伯斯夫妇，费尔南德.莱热、蒙德里安、雅克.利普契兹、汉斯.霍夫曼、安德烈.马松、马克斯.恩斯特等等。他们将抽象艺术创作的新手法带到了美国。人们普遍认为，二战期间涌入美国的先锋艺术思想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抽象表现主义者在纽约取得成功的前提。抽象表现主义的许多参与者都喜欢从古代神话与上古文化当中寻求创作灵感，试图寻找超越时间的创作题材。他们还受到了荣格心理学以及爵士乐的影响。像这样基本上属于即兴创作的做法为作品赋予了直接即时的特质，旨在通过大尺度、充满动态的姿势或者面积巨大的色块触发强烈的情感。反应日本的具体美术协会也接受了将画布当作表现动作的角斗场的理念，白发一雄甚至用双脚来绘画。

抽象艺术的流派众多。海伦.弗兰肯特尔与莫里斯.路易斯代表了后绘画性抽象，硬边线抽象则可以用来形容埃斯沃兹.凯利、肯尼斯.诺兰德、菲拉斯.海因斯、艾格尼.马丁、艾德.莱因哈特的作品。此外还有欧普艺术与极简主义，后者将艺术蒸馏成了最基本的原材料。再往后还有后极简主义，强调采用非传统的创作材料与身体参与的创作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新表现主义，九十年代出现了概念抽象主义，等等。尽管说了这么多，但我们还是忽略了大量重要且有趣的艺术家与作品。但是随着我们跑步冲向现代，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众多艺术家处于各种不同的目的都曾经采用过抽象创作手法。如今的抽象艺术已经不再是破旧立新的手段了，但是对于那些有志创作的人们来说，抽象艺术依旧大有可为。今天最有表现力的抽象作品往往以创作媒介的传统为基础，对此前的创作方法进行循环再利用与重新诠释，从而创作出新事物。我们可以利用抽象艺术来思考科技的形式与功能，也可以通过对于质地与实体存在的强调来否认科技。此外抽象艺术还在不断地逼问我们，艺术创作的正确与错误方法分别是什么，究竟还有哪些打动眼球与心灵的全新方法。

很多人都在抱怨虚高的艺术品市场如何偏爱抽象艺术品。但是这一点包含着极为重要的事实：抽象艺术是包罗万象的艺术。抽象艺术不是单一的事物。它可以是一面镜子或者一扇窗口，可以根据时间、地点与观看者的身份来改变自身形象。既有优秀的抽象艺术，也有低劣的抽象艺术。但是抽象艺术具有极大的弹性，很容易加以诠释，因此才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并且通行全球。优秀的抽象艺术值得长时间凝视，同一件作品的意味会随着你的转变而转变。但是如此宽广的内涵往往也会令人心焦气馁。但是只要将眼界放宽一些，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与世界互动的许多核心方式都是极为抽象的——宗教、市场、通货等等。人类自古以来就热爱抽象，早在原始人的洞穴里就出现了抽象几何图案。陶器与纺织物上的花纹也是抽象艺术的先驱。几何形状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不过经常被视为边角装饰或者低于艺术的手工艺。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抽象图案伴随了我们多么久，就会意识到这种叙事多么荒谬。抽象艺术不是凭空臆造的产物，而是探索与接纳的产物。如果换一个视角，恐怕从未采纳过抽象艺术的人类历史才是不可思议的。

四：为Kanye West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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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Kanye West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接受了荣誉博士头衔并发表了演说。这一事件引发了很多评论家的尖刻评论。可是Kanye West为什么不值得被艺术界认真对待呢？姑且先不考虑他的音乐，让我们将Kanye West视为一位艺术家——不是嘻哈艺术家，也不是音乐家，而是一位跨门类新浪潮艺术家——并且看一看他的作品为什么理应在艺术学院与博物馆里拥有一席之地。丑话说在前面，Kanye根本不需要我们的认可，正因为如此他才配得上我们的认可。以下就是我们为Kanye的辩护。

1977年7月8日Kanye West生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母亲是英语系教授，父亲是摄影记者。父母离婚后Kanye随母亲来到芝加哥生活并在此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从小他就喜欢写诗作曲以及唱饶舌音乐，还学会了如何录制样片。Kanye在学校里成绩良好，不过最终还是从大学辍学从事音乐，逐渐成为一名成功的嘻哈音乐制作人，并且赢得了洛克菲勒畅销唱片奖。之后他又成功转型成为歌手并且一炮走红，剩下的情节大家都知道了。他的第一部个人专辑《College Dropout》发行于2004年。在这部作品以及随后一系列作品中他都体现了广泛取材的非凡能力。他的音乐不仅广受欢迎，也受到了同业与批评家们的称赞。

合作是他身为制作人时期的的核心创作原则。转型之后他依然吸引了一大批人才来丰富与反映自己的创作理念。与他合作过的歌手包括Lupe Fiasco、蕾哈娜以及保罗.麦卡特尼。Kanye对于自己作品的各个方面都极为关注，尤其是专辑封面设计。为他工作过的艺术家包括村上隆、乔治.康多、里卡多.堤西以及Kanye旗下的常任创意总监Dhanda。此外他还拍摄了许多实验性质的MTV，聘请斯派克.琼斯拍摄了《Flashing Lights》，《Otis》以及《Only One》，聘请史蒂夫.麦奎因为自己的《All Day I Feel Like That》拍摄了短片，并且在洛杉矶艺术博物馆播放。Kanye甚至还执导了有三十五分钟的短片《Runaway》， 菲利普.林担任服装设计，瓦妮莎.比克罗夫特担任艺术总监。Kanye与比克罗夫特曾多次合作，还请她为自己的2013年《Yeezus》专辑巡演设计了舞台布景。Kanye的表演艺术经常包括女性模特摆成的活体舞台造型。他这样评价比克罗夫特：“她是我的眼睛，是我的大脑的一部分。”她还为Kanye筹划了时装展示，让全体模特排成方阵一言不发地原地站立。Kanye坚持不懈地试图打入时尚领域，并且吸引了时尚圈核心人物的注意与偶尔的不屑一顾。Kanye设计的服装遵循极简中性原则，还借鉴了军装的元素，这些设计选择表明他很愿意让受众群体产生两极分化的观点，并且将关于种族的社会评论融入时装当中。

Kanye从不会错过打破疆界颠覆预期的机会。他不断改造自己的形象与音乐。他在2015年好莱坞露天剧场的演唱会上拒绝演奏热门歌曲，而是完整演唱了2008年的专辑《808s & Heartbreak》。他经常发表公开言论，而且自我意识极强，因此总是争议缠身。尽管Kanye经常遭受自恋的批评，但不可否认他的志向极大并且从不忌讳公开表白。他说话经常口无遮拦但从不口是心非。他相信公正并且急于抨击自己眼中的不公正现象，但是想法转变之后也不会耻于道歉。

自古以来艺术界就充满了自我膨胀之辈，Kanye只是新近的例子而已。但是Kanye也激励我们去做重要的事情，去从事能够影响别人生活的切实工作。当他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发言时曾说过，“这份荣誉会使你们的人生更加轻松。”他的话有两层意思：首先，身为Kanye校友的身份有助于学生打入艺术界；其次，有了Kanye的艺术界也会更加开放且少几分精英主义。

理想的艺术家应当有主见地创作，应当坚持立场并且勤于反思，应当不断进步并且引发讨论，应当博采众长并且自成一家，应当直抒胸臆而不是沦为公关公司的傀儡。我们绝不认为Kanye做什么都是艺术，我们也绝不打算支持他在2020年竞选美国总统。但是当他的作品与其他艺术相互参照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想到——他也鼓励我们这么想——视觉艺术以外的众多其他艺术门类当中还有哪些作品有资格进入美术馆。艺术界以外的人们越是参与艺术，艺术就越能获得补益，我们也越有机会让美术馆成为有趣、新颖且关系重大的场所。这样的美术馆旨在为真实存在的公众服务，而不是一味迎合仅仅存在于臆想当中的高雅公众。Kanye从未臆想过自己的受众群体，他的受众群体切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现在正是人们放下成见接受这一点的时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OfP-Lubuw

几年前有一位名叫詹姆斯.埃金斯的艺术批评家在报刊杂志上刊登广告，征求人们在观看画作时感动落泪的故事。他将这些故事整理成了一本书，名叫《画与泪》（Pictures and Tears）。书中有些故事很好理解。有些令人流泪的画作当中的题材在现实生活当中同样能令人落泪。例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描绘了战争的痛苦与悲剧。也有些时候画作与观者的个人经历产生了共鸣。例如有一名英语教授给埃金斯写信，说他的妻子在投入另一名男性怀抱之前几周画了一张空床（笑声）。后来有一天他看着这幅画，突然就忍不住哭了出来。这些故事确实很感人，但也很好理解，毫无神秘之处。但是另一些来信人的故事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比方说催哭观众数量最多的画作位于德州休斯顿的罗斯科教堂，马克.罗斯科在室内悬挂了三幅硕大的紫黑色画布。很多人都声称自己曾经在这三幅画作面前悄然落泪。

另一类并不相同却颇有渊源的谜题涉及到了画作引发的积极情绪反应。例如埃德.拉斯查的《谈谈空间》，纯蓝底色的顶端用明黄色写下了“空间”一词，底端的中间则是一条明黄的竖直短线。肯定有人非常喜欢这幅画，以至于愿意花费350万美元将其买下。谜团在于这些画作究竟如何引发了此类情绪反应呢？现代艺术领域充满了此类谜团。几年前有调查机构邀请艺术家们选出最具影响力的二十世纪艺术作品，拔得头筹的是马塞尔.杜尚的《泉》。在很多人眼中这就是个小便池而已，这些人无法理解区区一件溺器怎么会被如此拔高。像这样的例子在当代艺术当中数不胜数，例如达明安.赫斯特的福尔马林泡死牛。汤姆.弗里德曼最近的一件作品是将一张白纸贴在空白画布的中央，作品名叫《一千小时的凝视》，因为弗里德曼花了一千小时凝视这张白纸。这些谜题正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

看起来现代艺术率先提出了此类谜题，但是我认为较为传统的艺术作品同样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在伊默斯的晚餐》，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这幅画出自约翰内斯.维米尔之手，并且将其视为无价之宝。欧洲各地的人们不远千里赶赴荷兰，只为一睹这幅杰作。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这幅画的真实作者其实是著名伪造者汉.凡.米格伦。于是突然之间这幅画就变得一文不值了。我很想知道这幅伪作后来的下落，于是在谷歌一番之后我发现这幅画如今就收藏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家地方博物馆当中，距离我家只有一个来小时的车程。于是我专程去了一趟，看到了这幅曾经被好几名警卫严密看守的画作，可是眼下这座博物馆却空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我就想摘下这幅画，冲回汽车一路开回家里。不过如果我真这么干了，明天的新闻标题肯定不会是《伟大艺术品失窃》，而是《抽疯大学教授偷走不值钱赝品》（笑声）。这幅画的价值究竟为什么会消失呢？这一类现象究竟要如何解释呢？

许多实验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以及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这就是胡扯。斯蒂芬.平克这样看待心智的运作方式：“艺术不仅作用于涉及审美的心理机制，也作用于涉及社会地位的心理机制。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目的不在于令观者感到愉悦，而是要证实并强化批评家与分析家行会的理论，哄骗资产阶级买家，以及唬弄广大公众。”（笑声）源自这一观点的社会学理论认为人们并不喜欢这些作品，而是将其当成了彰显财富与品味的手段。话说得难听一些，随便哪个白痴看见漂亮的画作都会感到愉悦，但是我却花费重金购买了一张空白画布，首先这说明我很有钱，其次我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笑声）。平克认为这就是现代艺术怪像的解释。

我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社会地位因素的确会影响我们看待艺术的方式。但是我希望说服大家相信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心理学将这一因素称作本质主义。本质主义认为我们并不仅仅关注事物的外在层面，而是会深入探究。我们痴迷于事物的来源与历史，这是所有人与生俱来且不可抗拒的本能。我认为这一现象不仅能解释我们如何通过艺术感到愉悦，还能解释性、食物以及其他各种生活享受如何让我们感到愉悦。

我最早对本质主义产生兴趣是在研究婴幼儿成长心理学的时候。我的研究题目是儿童如何为自己的画作命名。成年人在为画作命名的时候往往会考虑很多与画作本身无关的因素。以毕加索为例，他画过一幅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肖像画，但是这幅画看上去却一点不像斯泰因。有一则逸闻声称斯泰因的朋友曾向毕加索抗议声称：“这幅画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格鲁特德！”毕加索说：“以后就像了。”（笑声）我们知道这幅画是斯泰因的肖像，因为毕加索本人是这么说的。毕加索的另一幅画作的主人公是他的情人之一，这幅画与模特更是毫无相似之处，但是我们知道毕加索的用意。作为成年人，我们能够接受某个物体与看上去全无瓜葛的画作之间的关系，因为画家希望我们接受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么儿童又怎么样呢？幼儿也有产生此类联系的能力吗？心理学教科书会声称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成长心理学家的标准看法认为幼儿会按照画面内容给画作命名，如果画面像瓶子，那么画作的名称就应该是《瓶子》。直到成长起来之后，大约受到了学校教育与文化熏陶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才变得逐渐复杂起来。

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可惜有一点不对：出自儿童之手的画作看上去总是与绘画对象毫无关系。我的小儿子扎克里很喜欢画画，我注意到他给画作起的名字和画面内容根本不搭界。好比说他用蓝色和紫色颜料涂了一大滩，我问他画的是什么，他说他画了一架飞机。莫琳.考克斯写了一本很精彩的书，名叫《儿童绘画》（Children's Drawings）。我给大家念一下其中一幅插图的搭配文字：“妈妈——作者加利斯，年龄四岁零七个月。画面上的人像看上去没有身体，四肢直接从头上伸了出来。”这幅图画旁边并没有搭配加利斯的母亲的照片（笑声），不过按照常理推测一下，这幅画虽然看上去多少像个人，但是却并不像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更不用加利斯的母亲了。

那么凭什么说这幅画画得就是母亲呢？扎克里凭什么画得就是飞机呢？我与我手下的本科学生罗莉.马克森一起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对于儿童来说就像对于成人一样，创作者本身的意图决定了画作的内容与名称。接下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我们要求三到四岁的儿童画四幅画，题材分别是气球、棒棒糖、他们自己以及实验人员。我们认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绘画能力有限，无法区分气球与棒棒糖，也无法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分开来。如果他们给这些画作起了不同的名字，那么肯定不会是因为画作身与画作对象看上去多么相似。情况也确实如此。如果一名儿童希望让圆圈加直线的画面表示气球，他就会将其称作气球，反过来则会将其称作棒棒糖。他如果想要画自己，就会告诉别人他画的是自己。如果想要画别人，也会表明自己画的是别人。

当儿童为其他人的画作起名字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我与一名受试儿童面对面坐着，我们中间放着一把勺子和一把叉子。我非常认真地盯着两者之一，画了一幅画，然后拿给他看，问他这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个陷阱，因为我手里的画早就提前画好了，而且特意画得既像勺子又像叉子。在针对成年人与幼儿的实验当中都发现，他们给起名的根据是我在画画的时候看了什么。假如我看着勺子，他们就会说我画的是勺子；假如我看的是叉子，他们就会说我画的是叉子。这些试验表明，即便对于幼儿来说，艺术家的意图也很重要，艺术品的外观并不是为艺术品命名的唯一要素。

回头再谈谈本质主义的问题，我们在讨论艺术的时候也摆脱不了本质主义的影响。我想知道这一点对于快感来说是否同样有效。我们在决定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是否也会深入探查呢？我们对艺术品的偏好是否会受到深入探查的影响呢？目前的共识对这一点持否定态度，奉行简单理论。简单理论认为艺术通过模仿看上去赏心悦目的现实事物给人们带来快感。无论人们为什么喜欢观看一大盘子水果，总之我们喜欢。但是你的身边未必总会摆着一大盘水果，于是你就找来一幅水果静物画，看着这幅画也就等于看到了水果。这幅画之所以让你感到愉悦，是因为它充当了真正水果的替代品。这个理论确实有道理，因为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们也喜欢山川风景、俊男美女、可爱的儿童与宠物、热闹的社交场合等等。支持这一理论的最佳范例就是色情片。出于某些原因，我们喜欢观看性感的裸体男女。但是你的身边不可能永远围绕着性感的裸体男女，于是你就找来了性感裸体男女俊男美女的平面替代品，比如绘画、照片以及网络视频。这些画面之所以能带来快感是因为画面内容模仿替代了现实生活中能为你带来快感的事物。

两位俄裔行为艺术家维塔利.科马尔与亚历山大.梅拉米德专门创作了一件艺术品来探索与讥讽这一现象。他们想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来决定美国最受欢迎的画作是哪一部。于是他们聘请民调公司调查了一千零一名美国人，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喜欢传统、户外风景、水面、野生动物、儿童、历史人物以及蓝颜色。然后他们就画了一幅包括上述所有元素的画作。当然他们的用意是讽刺，但是如果你到网上搜索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幅画确实很好看。其次，他们两个在很多其他国家重复了这项实验，例如肯尼亚、日本、瑞士与波兰，结果世界各地的人们最喜欢的画作题材都差不多。这一点支持了普世审美观的理论，你之所以认为一幅画赏心悦目，大概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景物同样赏心悦目。因此艺术快感的来源在于模仿。

但是我们也知道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并不模仿令我们感到愉悦的现实事物的艺术品同样能令我们感到愉悦。比方说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就令很多人感到愉悦，但是看上去什么都不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当中也提出了针对这一理论的另一种反驳：“我们只乐于看到真实事件的再现，即使真实的东西是令人厌恶的，如低等动物、虫子和死尸。”你未必会认同亚里士多德的例子，但是他的观点很值得考虑。有时候我们会倾心于某件艺术品，而艺术品的题材在现实生活中却会令我们避之不及。有一次我去马德里旅游，看到了弗朗西斯科.德.戈雅的《吞食其子的农神》。这幅画作的面积很大，完全震慑了我。但是假如我在返回酒店的途中看到了这一幕，我肯定不会感到高兴。这种事在画面上很震撼，在现实当中很恶心。最后，这个理论也解释不了赝品现象。同一幅画作，如果人们认为作者是维米尔，那就是无价之宝，后来人们发现作者其实是汉.凡.米格伦，画作立刻就一文不值了。但是这幅画给人们的观感却没有任何变化。发生改变的并不是这幅画的外观，而是我们对这幅画的看法。

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些关于艺术快感的谜团呢？我认为答案依然是本质主义。在鉴赏艺术的时候，我们的喜好受到了信念的强烈影响：我们正在看什么，这幅作品是怎样创作的，由谁创作的，在怎样的环境当中创作的。这个理论并不是我的原创，很多伟大哲学家都捍卫过这一理论，例如阿瑟.丹托。你可能觉得我们如此关注原作者与真伪是艺术特有的奇怪特质，但是丹托认为这一现象实际上可以作用于更广泛的快感领域。“比方说性快感也部分源自我们是否相信我们的性伙伴是正确的人选或者属于正确的类型。”食物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假如某人意识到自己关于食物的信念是虚假的，那么食物就会在口中化为苦涩的灰烬。比方说正统犹太人意识到自己误食了猪肉之后，比方说印度教徒意识到自己误食了牛肉之后，比方说我们绝大多数人意识到自己误食了人肉之后，食物带来的快感都会瞬间消失——无论这块肉原本尝起来多么美味都无济于事。”

我很喜欢他用食物与性举例子的做法，我想在他的基础上再引申一下。大屏幕上的这两张帅哥美女照片是我在做实验时采用的刺激源。假如不给予进一步信息，受试者普遍认为他们两个很性感。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你眼中这两个人的性感程度完全取决于你对他们的身份的看法。假如你了解到这名帅哥其实是女扮男装或者美女其实是男扮女装，那么你的性欲反应肯定会受到影响。假如你了解到他们的实际年龄比你预想的大很多或者小很多，那么你的性欲反应肯定会受到影响。假如你了解到这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和你是血亲，那你受到的影响就实在太大了。意识到某人与自己有亲属关系会立刻驱散你的性欲反应。还有很多实验表明，你越是喜欢某人，这个人的外貌在你看来就越美丽。假如你让人们匿名回答幸福婚姻当中的某人多么美，那么此人的配偶的打分肯定远远高于其他人的打分，因为在幸福的婚姻当中人们对配偶的看法很高，连带着相貌也变得美丽了起来。另一项有关因素在于你认为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会爱上特定的人而并不是特定的外貌。用萧伯纳的话来说，“所谓爱情就是对于某个人与其他人的区别的过度夸大。”（笑声）

我想用两个例子来表明这一现象，一个例子比较罕见，另一个例子更常见一些。罕见的例子是一种名为卡普格拉综合症的神经失调症状。这种这种失调很少见，但是确诊病例数量并不算少。病人由于大脑受伤或者中风而产生了幻觉，坚信他们在世间最亲近的人被完美的复制品调包了。一百年前的患者会认为这些复制品是魔鬼或者怪物，今天的患者则会认为复制品是外国特工或者机器人。卡普格拉综合症通常会导致悲剧结果，患者经常会杀死自己的亲人但是在一起病例当中卡普格拉综合症却带来了大团圆结局。这一病例发生在1931年，患者是一名女性。研究记录显示她此前一直抱怨自己的伴侣床上功夫不济。发病之后她却高兴地告诉研究人员，她刚刚发现自己的伴侣还有一个替身，这个替身不仅风流潇洒，而且还充满了贵族气质。（笑声）当然她的伴侣还是同一个人，但是她相信自己的伴侣变成了另一个人，因此看法也变化了。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写过一部短剧。主人公是个呆子，他与妻子闹掰了，看到自己的妻子一点感觉都没有。于是他离家出走去闯荡世界，可是不小心迷路了，三转两转又转回了自己的小镇。因为他是个呆子，因此相信自己来到了一个新的村镇，只不过这个村镇的居民全都碰巧与原来村镇的居民相貌一致而已。然后他看到了自己的妻子，立刻欲火燃烧起来。

第二个例子源自温迪.多尼格的著作《床上掉包计》（Bedtrick），这本书分析了信念对于性欲的影响力。所谓“床上掉包计”是莎士比亚学者们率先创造出来的术语，用来形容莎剧当中反复出现的桥段，也就是主人公上床之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床伴并不是自己原来以为的那个人。根据多尼格的总结，床上掉包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文学传统与文化当中，古往今来的人们都非常害怕自己犯下这种错误。床上掉包计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有些异性恋男性的恐惧心理，他们害怕自己上床的时候以为对方是女性，结果却发现对方也是男性。希伯来语圣经的好几段核心情节都涉及床上掉包计。例如在创世纪当中，雅各想要迎娶拉结，可是在新婚之夜他的岳父拉班却用拉结的姐姐利亚顶替了拉结。第二天雅各发现受骗之后气得大骂道：“你向我作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欺哄我呢？”可见这种事对人们来说很重要。

再来说说食物。有多少人愿意吃下这块肉呢？这当然取决于这是块什么肉。如果是块肉是鸡肉而不是牛肉，有些人就愿意吃；如果这块肉是牛肉而不是猪肉，另一些人也愿意吃；如果这块肉是狗肉，愿意吃的人肯定会少很多；如果是人肉，愿意吃的人肯定更少；还有些人除非认定这块肉是用大豆合成的仿真肉，否则绝对不吃。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更有趣的问题在于，无论你如何选择，这块肉吃到嘴里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口感与味道也会受到信念的决定性影响。你怎样让儿童心甘情愿地吃胡萝卜喝牛奶，而且还要让他们真心认为自己口中的胡萝卜与牛奶比起一般的胡萝卜与牛奶味道更好呢？几年前的试验表明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容易：只要当着他们的面将胡萝卜和牛奶从麦当劳外卖纸袋里面拿出来就行了。（笑声）

你可能会认为小孩子比较好骗，那么成年人又怎么样呢？也有很多实验采用了红酒这种成年人饮料。怎样让一名成年人相信他们口中的红酒比一般的红酒味道更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早就知道了：只要在红酒酒瓶上贴上高价标签就行。好几项实验都表明，酒瓶上的标签会显著影响人们对红酒的评价。最近有实验研究了刚刚从品酒课程毕业的学生们。在毕业测试期间，考生们要使用黑色玻璃质地的酒杯品酒，这样一来就看不出酒的颜色了。有些学生发现情况不对，但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后者用了很多形容红酒的词汇来描述杯中酒，例如“果味很重”。但事实上他们喝的是白葡萄酒。只要他们相信自己喝的是红酒，那么喝到嘴里的酒就是红酒的味道。我并不是MRI神经成像技术的坚决拥护者，我认为这项技术得出的研究结果往往遭到了夸大。但是接下来这项研究结果我还是很喜欢的。受试者被塞进扫描仪里，嘴里插着一根灌注红酒的管子。受试者眼前有一块屏幕，展示了他们正在饮用的红酒的信息。每个受试者喝得都是同一种红酒。如果他们喝的是廉价酒，他们的神经活动强度就比较一般。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喝的是两百美元一瓶的好酒，他们大脑内部感受快感的部位就会圣诞树一样闪烁起来。

我谈到了性，也谈到了食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生活用品。我们购买日常用品是因为它们有用。你出门的时候脚上就要穿鞋，你去高尔夫球场的时候手里就要拿一根球杆，你无聊的时候就要嚼口香糖。但是这三种物品都能具有高于实际用途的价值。比方说J.F.肯尼迪曾经使用过的一套高尔夫球杆拍卖出了75万美元的高价。小甜甜布兰妮嚼过的口香糖渣卖出了七百美元。事实上专门有一个市场交易那些被名人吃过的食物。最近还有人在Ebay网上拍卖奥巴马吃剩一半的早餐煎饼。再来说鞋子，不久前沙特阿拉伯的一位富豪花几千万美元买了一双鞋。这双鞋的历史因缘的确不同寻常，因为在多年之前伊拉克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用这双鞋子砸过小布什总统。其他投掷物品的市场也很大，比方说有一位加拿大企业家花300万美元购买了一颗打出全垒打的棒球。在上述案例当中，这些物品之所以卖出大钱并不是因为自身的物理特质。肯尼迪用过的球杆质量并不比其他球杆更好，打出过全垒打的棒球从手感到外观都与其他棒球没有区别，真正重要的是这些物品的来头。

历史影响物品价值的途径有很多。心理学家保罗.罗森发现与负面事件或者负面人物接触的经历会降低物品的价值。比方说希特勒穿过的毛衣一般人肯定不愿意穿，杰夫瑞.达莫戴过的帽子一般人肯定不愿戴。我和耶鲁大学的同事们更感兴趣相反的问题，也就是与正面人物的接触是否会提升物品的价值。我们调查了100名成年人。首先让他们指明一位自己最仰慕的人，得票最高的答案之一是乔治.克鲁尼。然后我问他们愿意为了乔治.克鲁尼穿过的毛衣支付多少钱。受试者给出的平均价格是135美元，比起商店里出售的新毛衣价格要高出很多。然后我们对这件毛衣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与限制。比方说我们告诉一组受试人员，他们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拥有乔治.克鲁尼穿过的毛衣，也不能将这件毛衣倒手再卖出去。这样一来平均价格就从135美元降到了122美元。其他改造效果则更显著，例如我们告诉另一组数受试人员，这件毛衣在交付给他们之前要彻底洗一遍，这一来平均价格就降到了105美元。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对应的案例，比方说有一家慈善基金会专门拍卖男女明星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时穿过的礼服。这家基金会运营几年之后在网站上张贴了以下说明：“请不用担心卫生问题，拍卖服装在发货之前全都彻底干洗过。”结果顾客们纷纷抗议，要求他们不要采取这么煞风景的做法。用我妻子的话来说就是“不要把克鲁尼的味道洗掉”。（笑声）至于穿着时的快感，禁止告诉别人或者转卖的限制并没有影响，但是清洗造成的影响却很大。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艺术。来源与历史在艺术界是最关键的因素。丹尼斯.道顿在《艺术本能》（The Art Instinct）一书中说得很好，对于艺术品来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表演。艺术品的价值根植于以下假设，既艺术创作过程的基础是人类行为表现。我是马克.夏加尔的忠实拥趸，一直很想拥有一幅夏加尔的真迹。但是我绝不会为了一幅完美的赝品而支付同样的价钱，就算我本人看不出区别也是一样。这并不是单纯的势利眼作祟。我之所以想要一幅真品夏加尔，是因为我希望自己能与夏加尔更近一些，能与正确的历史产生联系。而赝品并不具备同样的历史。我认为我们很多人对于艺术品都抱有同样的看法。维米尔与米格伦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观感，前者是艺术创作史的一部分，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后者只是廉价的模仿而已。

在座各位有多少人喜欢杰克逊.波洛克？又有多少人对他无感？我想说的是我能够提前预测你属于哪一组人，预测根据就是你对于波洛克的创作过程的看法。如果你相信你的孩子也能画出同样的画作，认为波洛克只不过是往画布上胡乱泼洒颜料而已，那你就不会太欣赏他的作品。假如你相信他的创作过程激烈、困难而又冗长，你的态度也会相应改变。我之所以要用波洛克举例子，是因为几年前有一名少年艺术家也采用同样的风格进行创作，而她也经历了从维米尔到米格伦的转变。她的名字是玛勒.奥姆斯戴德，只有四五岁。她按照波洛克的风格绘制抽象画，每张画作都能卖出几千美元。有一部名为《天才画童》的纪录片非常精彩地表现了这个故事。事后看来她的父母犯了一个错误，允许《60分钟》摄制组入户拍摄她的绘画过程。后来《60分钟》声称她的父亲指导了她的绘画过程，这样一来她的画作价格立刻一落千丈，白送都没人要。在这部纪录片的DVD结尾，导演在玛勒家附近的城镇议会大厅里访问了当地居民。当地美术馆馆长愤怒地质问道：“究竟有什么区别？你要是原本就喜欢她的画，她爸爸有没有指点她又有什么关系？”导演的回答在我看来很有道理：“购买艺术品就是购买故事，假如故事变了，我们对艺术品的观感自然会变化。”

心理学家对于历史如何影响我们鉴赏艺术的问题研究不多。这方面的故事很多，但是实验结果却很少。我这里向大家介绍两项实验，其中一项发生在实验室里，实验人员向若干组受试人员展示了同一幅画，并且告诉一半受试者这幅画的创作时长是六个小时，告诉另一半受试者这幅画的创作时间是二十六个小时。这点小手段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后一半受试者对这幅画的观感更好，愿意为其支付的价钱更高，并且声称在观看画作的时候比前一组人更愉悦。第二项实验并非出自心理学家之手。实验的发起人是《华盛顿邮报》记者吉恩.韦恩嘉顿，实验地点是华盛顿的地铁站。记者找来了世界知名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约书亚.贝尔，想搞清楚假如听众们不知道约书亚.贝尔的真实身份，会对他的演奏作何评价。于是贝尔拿着价值四百万美元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来到华盛顿地铁站开始公开演奏。他演奏了一小时，赚了38美元。就卖艺者的标准而言这个成绩并不算坏，但是作为国际级音乐家来说就有些差强人意了。事实上贝尔总共赚了58美元，不过他将20美元剔除了出来，因为给这20美元的人认出了他。在演奏即将结束时，一名路过女性在他身边停下了。事后得知她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当中见过贝尔——演出门票价格不菲。她站在原地打量了贝尔一会儿，然后从钱包里掏出二十美元放在他面前的盒子里，说道：“你的运气用光了是吧，我真为你难过。”（笑声）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总结出很多道理，对我来说，关键在于一旦你意识到约书亚.贝尔是约书亚.贝尔，他的演奏立刻听上去不一样了。你对自身经历的信念可以改变你的感官体验。

再举一个音乐方面的例子。约翰.凯奇的代表作《4分33秒》是著名的现代音乐作品。这部作品要求钢琴演奏家在钢琴面前安静地坐上4分33秒。当然这部作品至今依旧争议缠身，有人认为这是杰作，有人认为这是胡闹。但不管怎么说这首乐曲已经在Itune上架了（笑声），你可以花费1.99美元买下4分33秒的沉默。Itune评论栏里有很多愤怒的留言：“你把电脑关闭4分33秒不也一样吗？”但是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的确不一样。

我是一名成长心理学家，因此我总想在儿童身上检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我的问题是，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究竟多么自然？幼儿在决定喜好的时候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历史的影响呢？我们的一项实验涉及了儿童已经产生情感依赖的物品，就好像《史努比》里面莱纳斯的安全毯子一样。假如儿童对某一件物品产生了依恋，那么他们是否会像家长们经常声称的那样拒绝接受外观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呢？我与布里斯托大学的同事布鲁斯.胡德进行了这项实验。布鲁斯是一名魔术票友，他设计了实验场景。第一次试验涉及二十名具有情感依赖物品的儿童以及二十一名没有情感依赖物品的儿童。前一组儿童带上了自己的依赖物品，后一组儿童从家里随便拿了一件玩具，之后他们就来到了实验室。我们向受试儿童展示了一台复制机。机器有两个空盒子，你将物品——例如一颗苹果——放进一个盒子里，然后警笛鸣响，警灯闪烁，实验人员打开盒子，另一个盒子里也有了一颗苹果。当然我们并没有复制机，只是从盒子后面的暗门里把东西塞进去而已。受试儿童完全接受了我们的设定。毕竟漫画书的二维世界当中就有复制机，那么凭什么三维世界里就不能有呢？在实验的第一部分，我们复制了一个红色橡胶玩偶，并且询问儿童更想要原件还是复制品。面对着这个从没见过的崭新物品，无论是前一组还是后一组儿童选择复制品的比例都超过了六成。两个玩偶差不多，不过复制品更酷。那么假如孩子们将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东西放进机器里又怎么样呢？没有情感依赖物品的儿童的态度并没有变化，同样还是有超过六成的儿童选择了复制品。但是有情感依赖物品的儿童表现却大不相同。六成儿童选择了原件，只有四分之一选择了复制品。如果你问六成加上四分之一凑不成百分之百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剩下的孩子坚决不肯将自己的依赖物品放进复制机里面（笑声）。

我认为物品的来源与历史对于快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主要用这项理论来解释艺术鉴赏当中的现象，但是我相信这项理论可以解释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欣赏方式。你们或许想问，这样的研究有什么用处呢？对此我有两个答案。首先，我认为这是人类心智的有趣侧面。我们经常认为，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与人文主义者都将快感贬斥为简单的感官享受。进化使得我们对于一套事物产生了积极反应，因此快感仅仅是生物学现象而已，毫无思想深度可言。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无论是艺术欣赏这样的高等快感，还是喝牛奶或者性高潮这样的低等快感，你的感知都会遭到信念的左右。其次，我认为这样的研究确实有实用价值。就像在座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对我来说艺术鉴赏是重要的生活组成部分。我坚定地相信，越是深入理解快感的本质，越是深入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具有各种偏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快感就越能得到丰富与扩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