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今天的题目很有趣，我也很喜欢谈论这个题目，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今天有人走错门吗？或者有人逼你们来吗？看来大家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本人。我一开始并不是所谓的幸福专家。我研究的是动机与目标，我发现动机与目标的很多方面都会影响幸福，于是我开始研究幸福是什么，怎样才能让人们更幸福。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究成果。为什么所有人——至少所有美国人——都对幸福这么感兴趣呢？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之一则是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当中提出的主张：人人天生有权追求幸福。他或许只是因为运气才想出了这句话，但是这句话至今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这正是美国的最伟大之处之一：我们被正式赋予了追寻幸福的权利，或许这正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做事的动机之一，也就是采取一切手段让自己比以前更幸福一点。所以原教旨主义社会才对我们的社会深恶痛绝，那些社会往往不希望他们的公民追求幸福，而我们却将追求幸福当成了美国的本质。追求幸福就是美国的本质。

如果你想知道美国或者西方对幸福究竟多么迷恋，我曾经稍微研究过这一点。目前在亚马逊网站上共有836种关于幸福的流行书籍。我是《积极心理学期刊》的审阅编辑，每隔一周都会收到一本新书投稿，总有人希望自己的幸福学新书能与公众见面，有时候我都有点恶心了。在我看来，这些书籍表明美国人意图或者期望踏上向上的螺旋阶梯，通向越来越幸福越来越满足的境界。根据这种理念，幸福有点像收入。我们总希望收入越来越高，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我们对于收入的要求也会随之提高。我认为美国人把幸福与收入搞混了。幸福与收入是有区别的，因为收入的确可以增长。你可以取得事业成功，逐渐获得升职，除非你在公立大学工作（笑声）。但是你当真能够踩着台阶越来越幸福吗？对于这一可能性我抱有很合理的怀疑看法，待会儿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

研究表明，试图追求幸福或许只是幻觉，或许只是浪费时间，就像唐吉柯德向风车冲锋一样。著名研究人员David Lykken与Auke Tellegen说过：“努力让自己更幸福就好像努力让自己长得更高一样。”他们从基因学角度来看待幸福。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作为美国社会存在基础的追求幸福行为或许真的只是浪费时间。

在我开始布道之前我必须先把话说清楚：我们确实试图用科学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假如你打算主张某项有可能影响幸福的理论或者策略，就必须拿出实验与测试数据来为自己撑腰，必须接受同业审议。好比说某家公司要推销新药，那就必须要做对照组测试、双盲测试和临床测试。对于幸福理论也是一样。不幸的是，现实生活当中某人写了关于幸福理论书籍之后往往根本不做测试就直接投向了市场。这些作者满嘴都是空话，大肆宣扬“我爷爷说”或者“我奶奶说”之类看似有理的民间智慧，但是仔细想想或者测试一下，这些理论未必有效。也许这些理论对你个人有效，也许只是安慰剂效应。

在我们进一步深入之前，先让我定义一下幸福。幸福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根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查尔斯.舒尔茨的说法，幸福就是一只温暖的小狗。几年之后约翰.列侬认为幸福就是一只火热的枪。今年年初还有段子手开玩笑说幸福就是眼前的移动公厕。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幸福，而是幸福的起因。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使用可操作的方式来分析幸福本身，将幸福从各种可能产生幸福的原因当中孤立出来，然后我们才能看清哪些原因能够或者不能引起幸福。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研究人员都采用了这套幸福衡量问卷。这上面有8个问题。如果你们愿意等我再放几张幻灯片，我将会指导大家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你们现在也可以试着给自己打分，但是等到待会儿我宣布官方答案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感到困惑。这张表衡量了积极效应、消极效应以及生活满意度。这是所谓主管福祉的三大组成因素，尽管你也可以将主观福祉称作幸福，有些人的确是这么做的。伊利诺伊大学的Ed Diener是全世界幸福研究的领先人物，可谓是幸福研究领域的智者与先知。他认为这三项指标可以很有效地衡量幸福。当然，这三者并不是一个整体。你可以想象某人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负面情绪，但是他依然可能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因为他正在为了某项事业而受苦受难。但是通常情况下，较高的积极心态、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以及较低的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还是很紧密的。

我想着重谈一下自我评估的问题。我们的立场是研究人员必须采信自我评估结果。既然幸福是主观感受，那么你就必受试者主观觉得是否幸福。询问别人我自己感觉怎么样是很不合理的，至少不如扪心自问那样合理。“我今天感受怎么样？”“你看上去心情不太好。”（笑声）那么这种主观福祉是否真实呢？是否具有客观的效果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具有很显著的效果。首先，在幸福与否的问题上，我们倾向于与那些了解我们的人保持一致意见。我自己是否幸福与我妻子以及我的朋友认为我是否幸福有着密切的关系。幸福感与其他人的感受是相关的。其次，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幸福的早期人生来预言后期人生的情况。幸福的人们婚姻质量更高，婚姻持续的时间更长，更不容易离婚。幸福的人们事业更成功，收入也更高。他们甚至还活得更长。有研究人员获取了一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修女的日记。当时这些修女的年纪大约都是二十出头。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些日记当中反映积极情绪的词语出现的频率，以此来预测六十年后她们的寿命长短。将最活泼开朗的1/4修女与最不活泼开朗的1/4相比较，前者当中有90%活到85岁。后者当中只有34%活到了85岁。这个结果很难解释。是不是有些人的生活太痛苦了，所以干脆就提前退场了呢？又或者说生活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太快乐了，以至于她们的免疫系统得到了增进并且维持了更健康的生活习惯呢？可能的解释有很多。但是关键在于幸福的人的确能活得更长。这可以说是一个试图追求幸福的好理由，如果有可能的话。

人们经常问我，你怎么能信任别人给你的这些评级呢？这些评级太主观了，而且人们根本不理解你的问题。我承认有时候你确实会收到虚假数据。人们会否认自己并不幸福，好比说一位女性处于一段不能令她满意甚至充满虐待的关系当中，但是她希望相信一切正常，所以她宣称自己很幸福，尽管她并不幸福。反面的例子也有。今年夏天我们家去怀俄明远足。我的小儿子一点儿也不想出门，他不想和我们一起去郊外，也不想搭帐篷。我们逼着他和我们一起去了，他在外边玩的很开心。但是当我问他开不开心的时候，他却说“我很难过，因为是你逼我来的。”还有些时候这些问题会让你产生非常混乱的反应，根本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你问我多久会感到紧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多久才算久，多紧张才算紧张呢？跟谁相比，跟什么时候相比呢？”但是根据心理测量的标准，我们的研究方法还是很不错的，可靠性很高，正当性也很高。当然还比不上用卷尺子测量脚部尺码量准确。但是也已经很接近了。我希望大家相信，我们的衡量方法很能说明问题。

现在我们来答题，也许你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来考虑一下自己究竟多么幸福。请大家掏出笔来答一下问卷。

（近来你在多大程度上感到1有趣/2烦躁/3兴奋/4害怕/5坚强/6沮丧）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论断：7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8我的生活状态很好）

（打分从1到5）

我看到了不幸的黑色蝙蝠在大厅里游荡（笑声）。请大家不要分心。你有多幸福呢？请将各项内容按照从1到5打分。

我必须承认这套问卷其实并不精确，因为只有8个问题。我们通常采用的问卷都有25到30个问题。当然你也有可能不太清楚自己的感受。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将负面情绪的打分转化一下，用6减去你的分数。好比说你在烦躁一栏的打分是2，6减2等于4，假如你打分是1，那么6减1等于5。算总分的时候，比较低的负面情绪的分可以转化成较高的幸福感。现在请将8个得分加起来。作为范例的虚拟受访者的得分是29分。顺便说一句，情绪固然重要，但是同时你也要在认知层面感到满意。

有多少人得分是29分以上呢？看来超过一半了。有多少人得分是24分以上呢？看来基本上大家都是。去年春天针对388名密苏里大学本科生的调查表明，测试平均分是29分，85%的学生得分都在24分以上。24分是幸福与否的分界线，假如你正好得了24分，说明你不太清楚自己现在是否幸福。我们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人都很幸福。这个结果也与其他渠道收集来的数据相一致。1976年有人针对低收入低教育群体进行了调查，让受试者选择嘴角弧度不同的笑脸与哭脸图案来表示自己幸福与否。总共93%的人都选择了各种笑脸图案。

因此我们需要面对下一个重要问题：谁想比现在更幸福呢？话说到这里就要进一步谈谈科学研究的成果了。你很可能无法比现在更幸福了。我们有很多理由来怀疑幸福感各异不断上升。首先是基因因素。针对双胞胎的研究表明，即便基因相同的双胞胎从小就被隔离养育，即使他们在不同的国家长大，到了四十来岁的时候他们的幸福感相关度依然有0.7。可以说基因即命运，你无法摆脱。

基因对于幸福感的影响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也就是整个人生期间的幸福感稳定性。某人在二十岁时候的幸福感与六十岁时候的幸福感的相关度大约也有0.7。换句话说你在一生中的幸福程度大体是恒定的。照片上这位搞怪的老太太其实就是刚才研究中提到的修女之一，想必她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搞怪的小姑娘。

下一个因素叫做享乐适应，我们会逐渐适应环境的改善，逐渐不再注意，进而要求更多。我和我妻子最近在家里搞了一年装修，整天想着卧室应该有多大，瓷砖应该是什么颜色。我们眼看着一个新家在我们眼前成型，这个过程既令人兴奋又鼓舞人心。装修结束后有一天我去洗澡，突然发现浴室瓷砖是彩虹色的。我简直激动坏了，接下来几个月我将各种灯光照在瓷砖上，还将摄像机带进了浴室，拍下了这张照片。可是几天前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有半年多没有专门去欣赏这些瓷砖了。你必须注意到某项事物，这项事物才能让你感到幸福。

我们用“享乐跑步机”来描述这种现象，跑步机上的人们不断向前奔跑却停在原地，下行自动扶梯上的人们向上奔跑，一旦停步就会回到基因设定的原点。享乐适应始终都在与我们的幸福感作对。好比说有两个人，一个是迈克尔，另一个是希尔维亚。迈克尔的基因幸福感基准线比希尔维亚更高。不过两个人的幸福感都有高低起伏，有些时候希尔维亚也会比迈克尔更幸福。但是两人都无法摆脱基准线。

再来看看其他数据。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数据。有人对于几万名德国人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进行了跟踪调查，样本数量很大，以至于可以观察到自然事件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以婚姻为例，在过去五年里，有人遇到了心上人，幸福感略微有所上升，在婚礼前后达到高峰，然后就逐渐回落。再来看看丧偶。一位伴侣去世后，另一人的幸福感确实会回落，然后又会上升。我们不仅会从坏事当中反弹回来，也会从好事当中跌落下来。离婚也并非无法克服。不过要注意，丧偶与离婚之后当事人的幸福感并不会完全回归基准线，而是会略低一点。失业之后人们的幸福感也会回升，但是同样会略低于原来水平。遭受残疾与严重残疾之后幸福感同样回升不到原来的水平。可见向上升的幸福螺旋并不存在，只存在向下降的幸福螺旋。好比说有一个幸福的小姑娘，各种坏事会逐渐发生在她身上。她将会经历第一次辱骂，第一次被男友抛弃，第一次考试挂科。或许幸福感必然要下降。认为幸福必然上升的美国理念似乎很不可靠。

积极心理学已经开创了大约十年时间，上述结论就是我与其他几位同行在我们的事业开端得出来的结论。积极心理学认为我们花费了太多时间来考虑人们为什么痛苦难过，但是我们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人们更加幸福快乐。我们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是因为我们是积极心理学从业者，还因为我们是相信社会进步的美国人以及西方人。幸福感真的能够提升并且不下降吗？如果能够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里有两个人，我们对他们的幸福的进行三次测试。第一次测试与第二次测试之间发生了提升幸福感的事件。问题是怎样能让他们的幸福感持续保持高位而不至于跌落。我的同事Sonjia Lyubomirsky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她撰写了《如何幸福》这本书，在亚马逊畅销书榜前二十名呆过几周时间。这是少数几本根据经验证据撰写而成的幸福书籍之一，你们要是真想购买有关幸福的书，就买这一本好了。这本书的主要素材是我们两个共同进行的研究。书中提出了可持续幸福感模式的理念。我们认为有三大因素会影响到幸福。首先是基因，这一因素设定了幸福感的基准线。基因占到了所有变量重要性的50%。这一因素是不可改变的，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第二大因素是环境，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的收入，年龄，性别以及生活地点基本上与他们的幸福感没有直接关系。这一因素的影响力只占10%。这样一来就只剩下第三个因素，即有目的的行为。这个因素让我们多少有了一些希望，因为行为是可以改变的。环境因素是静态的，很难改变，我的浴室里的瓷砖只要没人去碰就会一直保持原样。我们往往会适应环境。行为比环境重要，因为行为是可以控制的。换句话说，要改变你做的事情，不要改变你拥有的东西。

这话听上去似乎非常显而易见，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买东西，或者改变自己的外貌，他们认为“只要我得到这些东西，我就能够幸福了”。我二十岁那年曾经为一家收容智残智障青少年的集体之家工作。工作环境很压抑，资金严重不足。我觉得我在杜克大学接受的教育遭到了浪费。当时我位于我本人的幸福区间的下半部分。所以我决定去读研究生，看看我还能有多少长进，成为研究人员究竟有没有出路。这做法的确奏效了，对我的幸福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基因上来说我更接近希尔维亚而不是迈克尔，我并不是一个整天乐呵呵的人。但是我确实相信我已经在我个人的幸福感区间的上半部分待了很久，因为我很喜欢我自己现在的工作。我是一名研究人员，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向别人提问。我可以设计富有挑战性的新研究，我可以收集整理分析数据从而回答我想回答的问题。我可以撰写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及我对于事物运作方式的理解。所以我才一直停留在幸福感区间的上半部分。当然，我可爱的妻子与家人也出力颇多。

大道理我已经说完了，现在我们来看看研究结果。毕竟我们还是要讲证据的。三因素模型推导出来的假说认为，与环境改变相比，改变行为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你的幸福感处于高水平。在一项研究当中，我们问了两个问题。首先，你是否在上个月体验过积极的环境改变。环境指的是关于人生的事实，比如生活安排，财务状况或者课程繁重程度。你可能搬到了更好的寝室，有了更好的室友，你可能接受了更多的财务支持，因此可以多找一些乐子，或者你退出了让你觉得非常头痛的课程。其次，你是否在上个月经历过积极的行为改变，行为包括你选择做的事情或者参与其中的事情，你本人要付出努力。比如你可能加入了很有帮助的新团体、俱乐部或者运动队。你可能决定了重大的专业或者职业方向，从而更好地集中注意力，或者找到了人生当中重要的新项目或者目标。确实这两种分类会相互重合，要想改变环境也需要采取行动，而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你的行为。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差异明显的群体。第一项研究表明，最近改变了行为的人们要更幸福，积极情绪更高。原因似乎在于他们认为自己的改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给了他们更多样的经验，而且他们还没有习惯改变的后果。他们采取了新的行为，获得新的体验与新的目标，而且对于改变也不很习惯。就像理论预测的那样，这些人的确更不容易适应改变。

当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三个时间点上进行衡量，从而确定可持续改变的模式。在第二项研究当中我们衡阳了受试者在这三个时间点上的幸福感。在第二个时间点上，我们询问受试者是否作出了积极的改变，无论是环境改变还是行为改变。此时两组人都说自己更幸福了，证据也确实表明他们比时间点一的时候更幸福了。问题在于他们的幸福感能否持续。到了第三个时间点，行为改变群体的幸福感只有轻微下降，而环境改变群体的幸福感则回到了原点。但是这还不是最好的数据，因为有自我选择的问题：在前两项研究当中，人们会表示自己做出了行为改变，那么有没有可能倾向于表示自己做出改变的人也倾向于表示自己更幸福呢？也许导致之前研究结果的因素在于人而不是过程。所以我们要进行任意安排。《哈利波特》当中的分院帽会将学生分到四个学院。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多么任意，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任意性，好让具有倾向的人们既可能被分配到环境改变组，也有可能被分配到行为改变组。

因此在第三场研究当中，我们随即分配了受试者。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希望你做出特定的改变，请你告诉我们你将会怎样改变。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改变，那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只能询问他们是否做出了改变。声称没有改变的人们情况如下：行为改变组成员的幸福感在时间点二有显著下降，然后在时间点三又有所回升，环境改变组的人们则持续下降但是幅度不大。在时间点三，两组人的幸福感与时间点一相比都稍有下降。那么确实做出了改变的人呢？行为改变组的幸福感在时间点二有所上升，之后又上升了一点。这就有点像我们所说的上升螺旋了。当然我并不认为幸福感会无限升高。基因总会把你拉下来或者限制你的上升趋势，另外我们的衡量标尺有极限，幸福感走向总会触顶。不过至少现在我们有了可持续的模式。

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才能打败幸福感跑步机。我们认为多样性是幸福的调料。我们进行了几项简单研究，例如在时间点二时我们不仅询问受试者是否作出了改变，还询问他们用多少种不同方式作出了改变。改变的种类越多，幸福感在高位持续得越久。我们随机要求受试者做出各种不同的善意举动，例如祝福别人，写感谢信，或者想象更好的未来。然后我们要求有些人不断变动自己做出此类行为的时间与方式，并且要求另一些人保持不变。做出改变的人们幸福感提升的时间持续得更长。很强力且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利他主义行为能够让人感到幸福，或者说助人即自助。这是积极心理学得出的明确结论。

再下一个问题：具体行为与幸福有关吗？爱与金钱，善良与利用，追寻天赋与追逐名利，怎样更有利于幸福感呢？答案是肯定的：爱的确胜过金钱，善良的确胜过利用，追寻天赋的确胜过追逐名利。我从很多不同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有效行为改变可以概括过去十年来的研究成果。首先，假如你要设立人生目标，就要确保自己出于正确的目的。我们将此类目标称作自洽目标（self-concordant goals），也就是出于兴趣而非压力的目标。自洽目标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体现你的为人与信念，而不仅仅时按照别人的要求行事。这种说法在文化当中很盛行，研究结果也支持这种说法。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为什么要追寻目标，其实追寻怎样的目标同样重要。我们要区分内在目标与外在目标。内在目标一般包括助人，追求个人成长，追求有意义的恋爱关系。外在目标一般包括赚钱，改善外表，出名，追求他人认可，追求社会地位。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要求人们放弃金钱与美貌，比方说我现在的外在形象就比多年前好多了。但是一定不能让外在目标占比过重，内在目标必须处于主导地位。

再来看看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从前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完全是一团糟，并没有明确衡量平衡程度。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不错的衡量方法，也就是时间。好比说一个人每天清醒的时间是十六个小时，我们要求受试者将这段时间按照不同门类进行划分，例如工作，娱乐，陪伴家人，陪伴朋友，健身养生，等等。受试者的时间分配越平均也就越幸福。

忠于自我是一个听上去很神秘的概念，但是我们也找到了衡量方式。今年我们就要发表这方面的效果。从实证层面定义一下，忠于自我意味着你在公开场合所展现的特质很类似于你在在亲友面前不设防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特质。一个人的社交角色与不设防自我的差距越小也就越幸福。这样看来“做自己”确实有意义，这样做或许很困难，但是值得一试。

我们的演讲快结束了，我向介绍一些新的理念，我认为这很重要。在我刚才提到的研究当中，我们认为之所以这些行为能影响幸福感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心理需求的满足。我的很多研究都试图以心理需求的基本概念作为同一套基础来解释幸福心理学的各种发现。心理需求就是我们为了让幸福感留在上半部分区间所必需的积极体验。假如某人采取了全新生活方式，能够让他的基本生理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或许他就能留在幸福区间的上半部分。

我在研究当中采用了自决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这个理论令我受益匪浅。这个理论已经存在了四十多年。屏幕上这张照片是2007年多伦多举办第三届自决理论全球大会的会场照片。来自27个国家的300名与会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今年5月该会议又在比利时召开。来自37个国家的500名与会者参加了会议。很多人都很中意这个理论，也有很多研究结果撑腰。同时这个理论也很复杂，所以我在这里不会详细阐述。我只说最关键的一点：根据这一理论，人类进化出了三种基本心理需求。首先是自主，也就是从事自己选择的事情，体现自己的价值观与兴趣。其次是能力，你要将这件事做得很好。你能够感到自己手段高超。最后是关联性，你在这样做的时候能感觉到自己与他人的联系。

弗洛伊德曾经问过人们究竟想要什么，他给出的答案是爱与工作。自决理论则认为其实应该是爱与有意义、自己想做、由自己主导而且完成得很好的工作。或许这就是达到幸福的最佳方式。我们可以将这三种心理需求想象成为心理层面上的维生素。植物要想茁壮成长需要阳光、土壤与水。人要想茁壮生活也需要自主性、能力与关联性。如果你是老师、领导或者父母，一定要注意满足学生下属或者子女在这三方面的需求。这些理念在文化当中很普及，兴许算不上新鲜想法。今年8月13日我们全家去内华达远足，中途在拉斯维加斯停靠。我们去一家中餐馆吃饭，从五个幸运饼干中吃出了三张纸条应和自决理论的纸条。第一张写着“不要指望别人让你幸福，你能让自己幸福。”第二张写着“为了成功，要像不会失败那样行动。”第三张写着“你的亲朋家人是幸福的关键。”正好对应了自主性、能力与关联性。自决理论的意义在于为传统观点提供了实证证据。

我们的演讲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真不想这样告诉你们，因为我对那些所谓幸福专家扮演的角色并不太高兴，我不想看到他们教导人们应当怎么做。但是我很乐意向人们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让他们有所思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MDK6hgZlKk&t=3414s

十天前的周日，我坐在旧金山的一间小小电视演播室里。我的一只耳朵里插着耳机，两眼直直地盯着面前黑洞一样的电视摄像机镜头，等着在东海岸《麦克尼尔-雷西新闻》中亮相。节目中播出了一段被伊拉克军队俘获的美军飞行员的录音——这是当晚的第一段节目内容。我要求技师将音量调大，想听听飞行员说了什么。“上帝啊，”我心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受刑了。”

这段录音是上周的主要新闻之一，当时我们还没有关于这位飞行员的影像资料，事先我也并不清楚录音带上的内容。在越南战俘营里，刚刚被击落的飞行员照例要发表反美声明——有些声明人遭受了酷刑，也有些人没有——他们的发言经常会通过监狱里的播音喇叭灌进各个监房。作为战俘营抵抗运动的领袖，我有意识地培养了一套技能，能够通过发言来分辨受过刑与没受过刑的人，从而理解战俘营的管理路线。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识别被迫发言的专家，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比方说有些词语在受过大学教育并且性情活泼的飞行员口中并不会经常出现，尤其是直接从敌人的宣传标语当中摘抄出来的单词。照本宣科的飞行员完全发挥不出本人的口才，因为越共的英语水平有限。发言人往往还会踌躇迟疑。

当时我还不知道录音当中这位美军飞行员的姓名与军阶，但是从他的发言中很明显能听出来他遭受了刑讯，而且是重刑。我有五分钟时间考虑这段录音，与此同时吉姆.雷西正在与约翰.亚当.维克海姆以及帕特里克.唐纳利将军谈论苏联局势。然后他问我对这段录音有什么想法？我说了我的想法，两位将军与雷西听上去都很满意，并且赞同了我的说法。海湾战争开展以来，我们已经发现了一连串意料之外的问题，这些问题每天都在堵在我们面前招摇。这段录音也是问题之一，而且就在这一刻得到了体制的承认。

这段录音的当事人是海军上尉杰弗里.查恩（Jeffrey Zaun）。六年之前的5月，他就在我们现在讲话的美国海军学院纪念礼堂领受了自己的毕业文凭。他的面容布满了昨天的《新闻周刊》杂志，令我们无处回避。这是一张经历过战火考验的面容。

古往今来，每一场战斗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面容。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这些人全都身处于“危险、冒险与生死凭天的领域”，我想用这些人作为我今晚讲话的背景。在任何一场冲突当中，总会有少数人蓦然意识到，危险、冒险与生死凭天的领域正是自己的天然栖息地，并且逐渐感到如鱼得水。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恣意表现自己，他们的行为在几乎其他任何行业当中都不合体统。我要谈的是英雄与英雄主义。

你们这些海军学校学生想必都听说过英雄与英雄主义——恐怕正是你们天性当中的浪漫主义元素促使你们来到了这里求学，至少我当年是这样。我们今天生活在平等根深蒂固的环境当中，以至于我们很难承认——更不用说仰慕——那些非同寻常的特殊人物。我们觉得这样做不公平，甚至不民主。古往今来，这些人一次又一次悍然迎接挑战，完全无视其他人对于所谓自我保护本能的常规看法。换句话说，如今的我们过于拘谨尴尬，张不开嘴谈论特定的人类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仅仅出现在极少数人的身上。

今晚的演讲是科普讲座而不是励志演说。今晚我要将羞涩与拘束抛在一边，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好好思考一下历史、文学术与现实生活当中的英雄与英雄主义——是的，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存在着英雄，存在着无私无畏令观者费解的人。这些人的心中燃烧着烈火，有朝一日假如你要承担领导职责，正是这些人将会为你力挽狂澜，转败为胜。有史以来，这些人从未得到过精确的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英雄是野兽的反面。因为野兽低于人，而英雄则高于人，位于人神之间。不过英雄主义却是一个很难讲的题材，尤其是因为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在平常时候往往并不会展现出异于常人的才具。

“‘背风转舵到底！’克拉莱特船长喊道。他穿着睡衣从船长室里冲出来，好像鬼魂一样。”

他指挥的美国海军护卫舰在好望角突然遭遇了剧烈的侧风，船体倾斜，几乎就要倾覆。

“‘你他妈闭嘴！’疯杰克喊道。”疯杰克是一位老资格上尉，向来性情刚烈。“‘迎风转舵到底！还有你他妈闭嘴！’”

两人给出了相反的命令，水手们听从了疯杰克，战舰也转危为安了。

我们知道这一幕确实发生过，因为赫尔曼.麦尔维尔当时就在甲板上见证了这一幕。十九世纪四十年的麦尔维尔是美国海军的一名年轻水手。日后他将这段经历融入了自传体小说《白外套》。按照麦尔维尔在书中的说法：

“当大风袭来或者主帆突然掉落的时候，大副有权命令甲板上的一切人员采取紧急行动。但是这一回疯杰克却僭越了大副的权限，而大副也没有试图从他手中夺回权限。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指向了他，似乎我们一致选择他来决定如何战天斗海，与海角的恶灵一决高下。疯杰克是拯救战船的天才，那天晚上他证明了自己的成色。”

麦尔维尔甚至还据此总结了一套人类行为准则，当然你未必一定要同意。“在危机时刻，就像指南针会指向磁石那样，人们的服从会主动流向最适合发号施令的人，无论他的军阶高低。”

麦尔维尔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提供了其他发人深省的理念。例如克拉莱特船长并不是一个神经脆弱缺少脊梁骨的样子货。此前他曾经多次成功完成过指挥作战任务，有时还很大胆。比方说为了抓捕一名叛逃的前桅平台中士，他曾经下令派遣突击队强行登上此人藏身的西班牙军舰。指挥室里的克拉莱特并不缺乏运用权威的勇气。他所具备的勇气或许可以被称作道德勇气。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当中将其与另一种勇气相对比。道德勇气指的是承担责任的勇气，与之相对的则是本人亲身面临危险时展现出来的物质勇气。

克拉莱特缺乏的正是这第二种勇气。正是这种勇气让人硬闯刀山火海如履平地一般。克劳塞维茨认为，“敢于直面个人危险的勇气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由于天生体质而对危险满不在乎，这种勇气可以被视为恒态；第二种是从荣誉心、爱国心或其他激情产生的勇气，是一种暂时性的热情状态。”他更偏好这两种勇气的结合。

麦尔维尔对于勇气的分析并不如克劳塞维茨那样深入，但是却更加贴近实际案例。

“船长与上尉给出的相反命令彰显了两个人各自的性格。船长下令背风转舵，他想的是如何逃离风暴。疯杰克下令迎风转舵，他想的则是直接向风头冲过去。背风逃离会让你听凭风暴摆布，迎风上前则能让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掌控方向。行船如此，做人亦然。将后背让给敌人的人也就给了敌人发动进攻的优势。那天晚上，在好望角的赛场上，猝不及防的克拉莱特船长失去了他的伪装，在检验男子汉气概的紧要关头，他显露了自己的本相。船员们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的事情终于得到了证实。”

“检验男子汉气概的紧要关头”，我本人就这个题目还写了一张便条。男性主导的语言充斥了关于英雄主义的文字，从希腊哲学家到克劳塞维茨再到麦尔维尔都不能免俗。这是否意味着我本人不相信女性也能具有英雄主义本能、冲动以及特质呢？不，我并不这么认为。只不过如果我必须要将讲稿当中的每一个“他”都替换成“他或者她”，那么今天的演讲恐怕就要换一个主题了。所以我请大家见谅，先容我说下去。

麦尔维尔对这次事情的记述非常有趣。“为了彰显某些人头脑当中的慎重求稳本能多么强烈，必须要补充一点，即船长事后没有对疯杰克采取任何惩处。就船员们所知，船长甚至都没有公开训斥他的鲁莽僭越。”在这种时刻有些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求追求稳妥。麦尔维尔并不打算将杰克塑造成为英雄，也没有花费心力来分析他的行为与品行。他只是说当时这条船“落到了他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笔法彰显了麦尔维尔的天才。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千方百计地为疯杰克辩护，但是麦尔维尔的英雄却凭借自己的行为树立了起来。他就在这里，你都看见了，他当真这么做了。

“这是很久以前千里之外的事情，”你可能会这样说。“时代已经不同了，”有些军事专家与军事记者也会这么说。英国军史学家、军事记者以及桑切斯特军校教授约翰.凯根几年前写过一本关于指挥人才的书籍，标题写得很好：《指挥的面具》。我们每个人都佩戴着指挥的面具。他提出了很不错的论点：自从亚历山大大帝以来，古往今来一切优秀军事将领都要满足手下人马的五项要求。首先是亲密（kinship），要照顾好手下人，绝不能让他们有丝毫怀疑你与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其次是训诫（presciption），即通过自身魅力与权威来设定规矩以及方向。然后是约束（sanction），你要为手下人留下奖惩分明的印象。接下来是实绩（action），你要让你的手下人相信你懂得如何战斗。最后是以身作则（example），你的一言一行都要体现你完全遵从那些要求别人以身赴险的人们应当遵守的原则。

凯根在书中着重讨论了最后一项要求，并且将其称为英雄主义。他透彻地分析了亚历山大大帝、威灵顿公爵以及格兰特将军等人怎样体现了这项要求，他们在战火正酣之际如何身赴前线，如何泰然自若，如何一边躲避子弹或者标枪一边指挥战斗。然后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他写到了现代世界的战争。他洋洋洒洒地写道，此时此刻——也就是1987年——已经没有英雄主义的容身之地了。高科技使得英雄主义失去了意义，计算机在现代战争当中已经取代了人的动机，以至于士兵们不论斗志昂扬还是心如死水在高科技面前都没有差别。更有甚者，那些喜欢“戏剧效果”的人——他将这个词与英雄主义划了等号——对于现代军队来说非常危险。

约翰.凯根不是只会放嘴炮的胆小鬼，但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与之前各章的大力铺垫实在是南辕北辙，与我本人见识过的二十世纪后期战争现实更是相差甚远，以至于我不得不相信，对于核毁灭世界末日的恐惧败坏了他的分析与判断能力。他似乎口不择言地奏响了一曲老调重弹，极力渲染个人主义与个性在历史上的危险影响。他似乎想让读者们相信，最安全的领导来自于委员会的集体领导，自然力量正在主导或者塑造我们的生活，将其导向如同蚁群那样同一的平庸。自然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我更认同哈利.杜鲁门的说法：人创造历史，而不是相反。

当时《华尔街周刊》一直逼着我供稿，于是我就在文章当中反对了凯根的说法。大约一个月之后，凯根从英国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基本上也同意我的说法，他说：“我就知道你得这么写。”

根据我在越南担任飞行中队指挥官的经历，高性能高科技的战斗机只能彰显勇敢与胆怯之间的差距，而不会将其遮掩起来。随着空战日益成熟，越军的防空火力越发精细复杂，蓝天上飞行员的斗志也变得越发重要。高性能的战斗机并不能将全体参战人员糅合成为毫无情绪与独特性的囫囵一团。许多空军出身的指战员撰写的书籍也支持我的观点。这些人都曾经率领空袭小组闯进六号阵地，也就是河内/海防防御集群。按照他们的说法，飞行员神经崩溃造成的损失足以与敌方的战斗机、高射炮与导弹造成的损失相提并论。高科技战斗机与同样高科技的防空火力越发导致了战士群体的两极分化，比例越来越小的精英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空战任务。

我的密友杰克.布罗坦与我同龄，是西点毕业生。四十多岁的时候成为了空军上校。他曾经多次参加过针对六号阵地的空袭任务。他写过两本书，《雷公岭》（Thud Ridge）与《挥师北上：对抗河内与华盛顿的战争》（Going Downtown: The War Against Hanoi and Washington）。他认为：“并非每一位具备基本资质的人都有能力执行任务。有些人的飞行技术确实过关了，但是依然应付不了作战任务。仅仅做一位会按按钮的飞行员并不够。战斗飞行员的资质包括一次次眼看着僚机被敌方导弹击中，化作金色的火球。”在《挥师北上》当中他提到了一位海军中将，此人手下有好些飞行员干脆直接抗命，拒绝执行袭击六号阵地的任务。中将对军法官大喊大叫，坚持要让这些飞行员上战场，机翼上要是没有弹洞就不许他们返程。无可奈何的军法官最后说：“您不知道我们有保护这些人的专门规定吗？”看到这段记述，我不得不感叹，我们怎么沦落到了这种地步呢？

杰克.布罗坦并不算是一位依附于组织的人。他凭借自己的良心行事。当他的两名有能力执行作战任务的少校遭到了不公正的军法审判时，他愤然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作为作战指挥，他很清楚美国空军热衷于死抠规章的心态。军事法庭将两位上校的机枪摄像头拍摄的影像当成了定罪证据，认为两位被告违反规定擅自回击他国作战平台——在本案当中是一艘正在海防港装卸弹药的苏联补给舰——于是杰克从资料部门调取了录影带，在停车场里将其付之一炬，然后又回到军事法庭自首，全然不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将会毁于一旦。

当然，战俘营与空战战场都很接近真正英雄的孵化器。安瓦尔.萨达特在回忆录《54号监房的反思》 （Reflections from Cell 54）中写道，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会使一个人无法逃避自己，其一是战场，其二是监狱。监狱、酷刑与单独隔离很适合彰显真正的英雄，因为战俘营中的囚犯全都被不确定与怀疑情绪所吞没。

我这话听上去可能有点奇怪，但是说到英雄主义为什么在二十世纪逐渐沉默、遭到扭曲或者死去的问题，我所读到过的最有见解的作者认为原因在于现代化工业化国家日渐缺乏不确定性。温斯顿.丘吉尔在名为《思想与经历》的文集中感叹到，世代以来一直在人们头上盘旋的基本生存困境在过去一两百年里已经消散了。”现代群体能够不借助伟人而存在吗？他们能够摆脱英雄崇拜吗？与伟人们的贡献相比，公众的常识能够提供更宏大的愿景、更高尚的情操以及更有活力的行为吗？“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分裂的世界》（A World Split Apart）当中赞扬了很多以自我为中心的内生文化，这些文化在一个危险的世界存续了下来，而且神秘、怀疑、勇气与精神主义在这个世界里都是丰富生活的因素。

有些时候，难以预测的危险力量会逼近我们身边，而且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手段能让我们影响与操纵这些力量。在这种状况下，几乎所有人——无论他平时多么看重规矩与规范——都会在内心最深处乞求上帝赐给他一两个凭借本能把握局势的强人，这种人会凭借着坚强的个性要求他所属的群体默许他放开手脚大展作为，并且往往能得到许可。

我不想多说我在越南战俘营里的经历，那场战争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只想为你们提供几项事实，让你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海军如何培养领袖以及毕业于本学院的飞行军官与其他人相比成色如何。在八年半的时间里，飞行员与飞行军官挤满了华庐战俘营，但是真能说明问题的年份其实只有四年，也就是1965年11月到1969年11月。我将其称为黑暗四年。在这四年里，凡是愿意挺身而出的人都会被全体被俘人员默认为抵抗活动领袖，无论军阶高低。

在施加惩罚的时候，越南人非常高效。他们很会确定给他们找麻烦的人。因此只要研究一下遭受单独监禁与酷刑折磨的美军战俘名录——在黑暗四年里，飞行员战俘的数量从50人增加到了331人——就可以将其视为对于这段时期内美军内部领导力分布的记录。假如你相信越南人的眼力——我确实相信，并不是因为我信任越南人的人品，而是因为我相信他们确实很想瓦解战俘的抵抗——不妨将这份名录视为领导力测试的实验结果。领导力分布与军阶以及军种之间有相关性吗？越南人完全忽略了战俘的军阶，因此这个问题也被摆到了桌面上。我举个例子，1967年夏天，越南人曾经打算处决一批“严重唆使他人反对战俘营权威”的人——也就是我所谓的领袖。他们花费了两个月，反复刑讯并且比较口供，最后制定了一张名单，上榜的战俘全都遭受了两年单独监禁，昼夜戴着脚镣。名单上都有谁呢？请记住，我们的讨论范围仅限于军官。在全部战俘当中军官大约占到了三分之一。在全部军官当中海军又占到了三分之一。

登上名单的一共有11人，越南人认为他们都是危险人物，决不能让他们与其他人有任何形式的交流。我想说的是这张名单很科学。其中五人是空军中校以上的军官，全都出身于海军——这也是另一个大家可以为海军感到骄傲的原因——排在他们后面是两位海军少校，一位空军少校，两位空军机长，以及一位海军少尉。日后我们自称“恶魔岛帮”。在1967年夏天，越南人准确地挑出了战俘地下抵抗运动组织的最宝贵人才。海军在这次测试当中表现优秀，理应引以为荣。

我手里的统计数据太多，不能一一讲明。但是关于单独监禁的数据足以让海军以及海军学院的人们感到骄傲。假如按照军种计算人均单独监禁时间——这一数据是黑暗四年的基准数据，我不想贬低其他军种，只是在陈述事实——空军是6.5个月，海军是11.7个月，USNA毕业生是15.5个月。如果你被单独监禁了三年，那么你对越南人的抵抗一定非常有力。在所有331名战俘当中有8个人遭受过为期三年的单独监禁。其中6个人是海军，其中也包括那名少尉。此外还有五个人被单独监禁了四年，其中四个人是海军，他们当中又有两个USNA毕业生。最后，USNA毕业生仅占战俘总数的8%，或者说28人。

经历过黑暗四年的USNA毕业生当中有四位今天来到了会场，我与他们全都交情深厚，并且与每一个人建立友谊的原因都各不相同。他们是海军的精华。威尔逊.丹佛.凯（Wilson Denver Key），杰克.菲罗斯（Jack Fellows），奈德.舒曼（Ned Shuman），还有比尔.劳伦斯（Bill Lawrence）。（全场热烈鼓掌）

这就又回到了我今天想要着重谈论的行为。有些人将这种行为当做美德之首，也有人将其当成万恶之源：为了理想与信念牺牲生命的意愿，或者说自我牺牲。哲学家格伦.格雷年轻时曾经是一战欧洲战场上的士兵。在他的《战士》（The?Warriors: Reflections on Men in Battle）一书中，他提到许多人文主义者都攻击自我牺牲的冲动。认为这种冲动是道德邪恶的核心。还有些人非常厌恶圣保罗与圣奥古斯丁这样的基督教圣徒认为没有自我牺牲就无法清洗罪孽的神秘理念。格雷见到了很多人在战场上都到集体情绪的鼓动，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毫不介意地承担各种致命危险。因此格雷表示他“再也不会轻易解释人类的动机了。”

身为哲学家的格雷总结道：“显然。人类会逆反据称显而易见的自我保存基本本能，反对一切自利与自我主义的行为动机。倘若并非如此，我们的文明历程与现在相比将会大不相同。”

哈佛大学的科学家、基因学家、昆虫学家以及社会生物学的学科奠基人爱德华.奥威尔逊在他的著作《论人性》第七章“利他主义”当中写道：“丝毫不求互惠的慷慨行为是非常罕见且最受尊重的人类品质。这种品质非常难以捉摸，而且分布也很不均匀”——所以他才会采用罕见古怪等词来形容无私的选择——“这种罕见且受重视的品质被着各种仪式与环境因素围绕着。在现代战争中，相当大一部分国会勋章会被我们颁发给那些只身飞扑在手榴弹上掩护战友的人们，不惜自蹈死路也要掩护战友撤退人们，或者作出了其他非同寻常的选择并且导致自身牺牲的人们。”

这两位学者都是我的密友。我认为他们的言论很好地映衬了我的最后一个论点。你们也知道，在这里的演讲结束后，我妻子西比尔与我就要去参加国会荣誉勋章会社的聚会。经常有人对我说，“与这么多领袖人物/军事思想家/坚贞爱国者共聚一堂，一定很令人兴奋吧？”几乎随便哪种特定的美德都能用来形容会社成员，我们基本上已经听过了所有的溢美之词，而且许多褒扬的形容词也确实适用于许多成员——目前在世的国会荣誉勋章共计185名。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团体的成员组成非常多样化。有几位将军，也有几位列兵与下级军官。有人受过高等教育，也有人小学没上完。有人是百万富翁，也有人是邮递员。有人是牧师，也有人是酒保。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是过硬的朋友，不仅相互直呼其名，而且彼此扶持关照。

但是如果按照我所谓的“体检报告”式用语来给这些人分类，那么肯定会让你误入歧途。事实上这些人只有一点共通之处：他们全都拒绝接受达不到本人标准的现状。假如他们见到了自己无法容忍的事情，肯定会一点就着。他们可能会立刻作出反应，或者需要等一个小时，又或者需要等一个月，但是他们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挺身而出扭转局面。“一颗手榴弹就要杀死散兵坑里的全部战友吗？绝对不行！”“难道要眼看着整整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员又冷又累地受困在长津水库高地上束手就擒吗？绝对不行！”“我应该为了避免受刑而揭发其他战俘的言行并且听任他们受到伤害吗？绝对不行！”

没有人会因为言语、态度、一贯优秀的判断力或者可靠性等等特质获得国会勋章嘉奖。这枚勋章并不会被用来嘉奖战绩优秀的有功人员，也不是仅仅凭借个人出色表现就能赢来的荣誉。这枚勋章的颁发只看一条标准——任何有意为之的行为都够不上这条标准——也就是不管不顾的拼命冲动。“上帝啊，绝对不行！”“不，不能这样！”“先过我这一关再说！”

我并不想将这些人描述成为直来直去的一根筋。狡猾、聪慧、灵活、机敏、权变、隐秘等等品质往往也是使得他们得以完成英雄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经常要与勇气、意志力以及坚定信念等等品质共同发挥作用。但是关键在于我们谈论的并不是狐狸，而是刺猬。古希腊人最早做出了这种区分。阿尔齐洛科斯在诗歌中写道：“狐狸通晓千条妙计，刺猬只懂一定之规。”所谓一定之规就是要攻击敌人的咽喉要害，就是要在有必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为朋友们舍弃生命。

这话由我来说可能有点奇怪。但是鉴于你们受到的职业教育，我有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一项事实：“超越职责”（above and beyond the call of duty）这句短语不仅仅像字面上去听上去那样简单。既然荣誉勋章的颁发致辞里包含了这句短语，那么它就一定是真实的：得到嘉奖的行为必须超越受嘉奖人员的职责，而不是遵从正当命令的行为。嘉奖杰出战绩的勋章有很多，但是国会荣誉勋章专门用来嘉奖不假思索的英勇举动，此类举动超越了规章与制度的要求，任何一名品行无亏的指挥官都不能够安心命令受嘉奖人去完成此类行为。

这种勋章在历史上有过先例，例如拿破仑在1802年颁布了他的军团荣誉勋章。从那以后，对最高荣誉进行分层就成了欧洲的传统，只有最高级别的荣誉才属于“超越职责”的范畴，例如德国铁十字勋章就是分级制的。只有美国和英国仅仅采集一套“超越职责”勋章体系。英国的维多利亚勋章于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推出。1862年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期间也推出了国会荣誉勋章。

若干胆敢谈论这个话题的现代哲学家为1802年之后的勋章体系提供了进一步合理性。1914年，在马德里大学担任形而上学教授的奥特加.伊.加塞特撰写了《堂吉诃德的沉思》一书。他用比我更明确的文字进一步主张了英雄就是挺身而出改变世界的人。“荷马笔下的英雄与他们的欲望同属一个世界，而堂吉诃德却是一个试图改变现实的人。像他这样的人们拒绝接受习俗、传统甚至生物本能强迫他们作出的那些姿态。”

堂吉诃德如此信奉理想主义，以至于他根本无法容忍现实。我很喜欢这个想法，或许是因为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也像我一样有过身为战俘的经历。这本西方销量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的十六世纪作者监也曾经被投入监狱，处境与我相差不多。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监狱里被关押了六年，期间遭受刑讯，六次试图越狱，挂着脚镣在地洞里被监禁了半年，然后又被锁链锁在了自己的监房里。

在此我想向各位校友重申一下，我今天演讲的目的不是给你们打气，而是给你们提醒。每一位军事指挥官都应当牢记这些极少数人的神秘内心充盈着怎样的深度与力量。这些人就散布在我们的军队当中，有朝一日或许还要接受你们的指挥。我想我不必赘言，本着常识你们就应该知道，命令一般人冲锋陷阵的言语足以让这些人直冲云霄。在危急时刻，你的职责就是向他们的迫切冲动与非凡意识提供最佳且最具针对性的建议指导，以防他们将自身挥霍在配不上他们的寻常任务上面。

话说至此总结一下。我的英雄，从疯杰克到杰克.布罗坦，从恶魔岛帮到国会荣誉勋章会社，再到堂吉诃德，所有这些人都采取了切实行动，好让这个世界达到他们的标准。他们全都是现状的死对头。他们几乎全都不是组织成员——换句话说他们极少止步于发挥别人预期的作用，而最优秀的组织成员也不过完成了组织规章为他开列的职能而已。他们确实从属于某个组织，但是他们在完成英雄壮举时却并不会将自己当成这个组织的代表。他们只是碰巧加入了组织而已。他们的英雄壮举仅仅代表自己的良心。他们加入了组织但是却从不依附于组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台下走上舞台，完成了短暂却令人惊叹的表演，然后又一言不发地消失在了台下。他们在规章之外如鱼得水，在赤裸裸的个人领域挥洒自如。他们并不会违反法律，而是超越了法律。或许他们与亚里士多德的理念相差不远，或许他们正是位于神灵与凡人之间的存在。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bg8QJ8dLqw

1：网上悼念过世名人是否合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vV_svdEb8

对于这段视频标题提出的问题，答案是“没错”。在网上哀悼名人的死亡并没有错。而且这个问题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是正确的：在网上哀悼死亡并没有错，哀悼名人的死亡也没有错。我们要谈谈为什么这种做法没有错，不过同时也要谈谈为什么有人不这么认为。

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一系列受人瞩目的死亡，包括大卫.鲍伊、琼.里弗斯、罗宾.威廉姆斯、纳尔逊.曼德拉、艾伦.里克曼，以及众多死于无意义暴力的受害者，例如圣伯纳迪诺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或者挪威枪击案的受害者，我们都看到了网上大量涌现的悲哀与哀悼，有些哀悼者与死者关系很近，不过更多的人们则并非如此。

通过社交媒体与亲友交流并且通过社交媒体表达我们的感受正在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我们极力回避这一点，但是死亡同样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着我们在网上讨论文化、政治与艺术话题的欲望与能力不断增长，我们在网上悼念死亡的欲望与能力也在不断增长，不仅限于关系亲密且彼此熟识的亲友，还包括那些因为在文化、政治与艺术领域存在感极强而令我们感到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人们。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将社交媒体纳入悼念活动简直就是天憎人怨之举。

最为人诟病的行为就是葬礼自拍。这种饱经诽谤且昙花一现的社交网络逆流致使很多成年人不分青红皂地针对青少年大加指摘，仅仅因为后者在应对显而易见的困难局面时多少有些尴尬地错走了几步。《赫芬顿邮报》撰文声称：《最近的葬礼自拍现象表明世界末日最好尽快降临》。Business?Insider博客则描述了“肆无忌惮地拍摄与张贴照片的自恋冲动。”

我真心希望这些作者现在正因为自己写出的文章而感到羞愧。《石板》的Katie Waldman以及Jezeble网站的Caitlin Dodi分别指出，葬礼自拍并不能——或者说在根本上并不能——表现当事人的自恋与判断能力低下。按照Dodi的说法，这一现象其实表现了“我们的日常习惯与死亡现实之间的悲剧性脱节。”她这样评价在葬礼现场自拍的青少年“我们的文化传统辜负了他们。自拍是他们在智能手机时代唯一懂得的哀悼方式。”

批评青少年利用社交媒体和哀悼死亡，也就等于批评一种与更广泛的死亡谈话脱离关系的文化。无论《赫芬顿邮报》担心怎样的世界末日，真正令人担忧的迹象都不应该是青少年笨拙地应对死亡悲剧，而是成人世界更愿意评断而不是引导他们，更深层原因恐怕是因为成人世界本身也缺乏应对死亡的能力。随着西方文化越发世俗化，随着葬礼行业的日渐兴起，我们也逐渐失去了直接且实际地直面人生必死特质的机会，能够引导我们进行哀悼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就连弗洛伊德也抱有日后在西方得到普遍接受的哀悼理论。他认为哀悼是一个极其个人化的过程。人们由此推论，哀悼是私密行为，是软弱的表现，是必须克服的障碍，必须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不能与日常生活发生冲突，唯此才能表现尊重与敬意。似乎很多人都抱有这种观点，也正是这些人正在大力抨击在线悼念名人与亲友死亡的行为。

Politico新闻网的Dylan Byers认为，在线哀悼“贬低了死亡的意义，一分钟以前某人还在张贴自己的晚餐菜肴照片或者自己刚刚看过的视频，一分钟之后他们就写道‘我心碎了’”——就好像一个人不可能感到五味杂陈一样。《纽约书评》的Zadie Smith将青少年大量利用首字母缩写与其他网络流行语在脸书上纪念逝去亲友的诉求归因于“糟糕的教育，他们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感到了丧亲之痛，只是缺乏恰当的语言进行表现“——就好像她自己的语言更能客观体现哀悼行为的真正本质一样。《时尚》杂志的Chloe Malle则认为“Instagram是一个过于公开的平台，不适合哀悼行为”——就好像公共场域的气场过于稀薄，承载不了厚重的真情实感一样。

现实生活当中，哀悼经常是、并且也应该是集体行为。哀悼并不是表现软弱，而是承认损失，彰显了我们的人性与同理心。人们不可能克服悲痛，因为悲痛永远不会结束。悲痛并非与日常生活隔绝，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认为某人不可能一边享受披萨饼一边哀悼死者，不仅不尊重死者，而且也不尊重披萨饼。此外死者大概也希望你能够享受披萨饼的美味。

如果你更希望这私密场所进行哀悼，那当然是你的权利，谁也不能说你的不是。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悼念死者的方式。从历史角度看来，在线集体哀悼与发生在其他时间与地点的社区殡葬仪式颇有类似之处。唯一的例外反而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文化，将哀悼当做软弱、可耻、私密并且应当尽量避免的表现并不算是人类历史的主流。绝大多数针对在线哀悼行为的长篇抨击全都想当然地认为哀悼必须独自进行，因此互联网与在线哀悼的人们全都是在作假。Hannah seligson在《纽约时代》上撰文，用“展示与受罪”的说法来形容虚假悲痛与真实悲痛的对立。Megan Gaber则在《大西洋周刊》上写道，越来越多的人们在误解的诱导下感到手足无措，这些人一想到悼念行为变成了“转发内容”就坐立不安。Gaber将这些经常抨击在线悲痛表达的人们称作“悲痛警察”。而最令悲痛警察义愤填膺的就是居然有人胆敢在网上悼念名人的死亡：真是岂有此理！

假如这些人忍不住将丧失亲友之后的社交媒体悼念行为视作虚情假意而非真实悲痛，那么我们就只能想象在线哀悼音乐家、演员或者政治家的行为会怎样加剧这种态度了。假如网上悼念故去亲友的言论都会被视为“转发内容”的话。那么当悼念人甚至都不认识死者的时候这种行为岂不是更加可鄙吗？

咱们先把话说清楚。首先，假如你打算坐在电脑放狠话：“我要让这帮人知道他们的感觉为什么是错的”，那么你或许应当深切检视一下为什么你觉得你对他人情感的评论有必要提出或者对别人有帮助。其次，距离与缺乏交往并不能阻止一个人的感情投入。举几个粗陋但是多少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假如你支持的运动队失败了，你会难过吗？可你又不是队员啊。你最喜欢的真人秀参加者被淘汰了，你会难过吗？《行尸走肉》或者《权力的游戏》当中的角色如果挂掉了，你会难过吗？在这些情况下人们也必须将自己的心情掩饰起来吗？他们同样也不认识那些人啊！

生而为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允许自己受到这个世界当中各种事物的影响。有些事物的影响力尤其巨大，其中自然也包括公众眼里高于一般人的名人形象。假如你拒绝承认艺术家、政治家、创业家与演员具有强大的情感、志向、哲学甚至智识影响力，那么我们的观点可谓南辕北辙，我们的对话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但如果你确实认同这一点，那你也应当承认，这种影响力会让其他人觉得正是这些人帮助他们自己成为了他们自己。

所以在大卫.鲍伊去世的时候人们才会伤心，所以我才理应感到伤心并且在推特上宣泄我的悲哀。当然我并不认识大卫.鲍伊，但是我一度曾经难以自禁地感到大卫.鲍伊认识我。更重要的是，当时我觉得他知道我想成为什么人。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悼念奥斯卡.德拉伦塔、艾米.韦恩豪斯、安迪.沃霍尔、格列.弗雷、哈珀.李、戴安娜王妃与约翰.列侬，不仅是在他们去世之后不久，而是一直将他们放在心里。失去一名偶像就好比失去了一名老师。他们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并且以鼓励的态度向你展现了这些事物，从而促使你成为了你自己。我总觉得我们都应当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位人物的去世会让人感到悲哀。

“可是那又怎么样啊？”你或许会说。“谁也没说你不能伤心，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上网招摇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一点了。在西欧与美国，一般人们应对死亡的方式就是与他人隔绝，一人独处，用责任与谨慎笼罩住自己。Kyle Chaka在《新闻周刊》上撰文引述了一位墓碑匠人David Quiring将美国人称作“否认死亡的民族。”此前互联网已经成功地具现化了许多流散群体，这一特质挑战了我们的一般常识：在网上进行集体哀悼可以宣泄怨气，而且非常健康。否认死亡的心态遭到了对抗，内心的绝望得到了他人的分担。《连线》杂志写手Lia Zneimer写道：“打开手机进行哀悼并没有什么不好。”Megan Gaber则认为，“在互联网上进行哀悼并且分享自己的悲哀已经成为了我们目前应对丧亲之痛的方式之一。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无论如何，手机与互联网都不是哀悼行为的反面。

认为互联网不是进行哀悼的最佳场所，暗示着存在一套列有恰当哀悼场所的清单。你要是有这种想法，我倒是很想看一看。我想知道究竟哪些地方允许我进行哀悼。我的亲友去世之后，我还有资格去图书馆吗？有资格去公园吗？我还能去打保龄球吗？可以去修车吗？Jeffrey Gore为纽约大学校刊撰文写道，我们遇到哀悼者的时候总会感到尴尬与手足无措。我们总是希望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寻求新的经历，尽快“摆脱”哀悼阶段。事实上相反的做法才是正确的：与幼儿期与少儿期以来的任何人生阶段相比，身处哀悼当中的人们都更加需要来自社会的支持。我们目前的社会非常不擅长提供这方面的帮助与付出。此类不足的缺乏所导致的绝望、孤独与格格不入带来了极高的代价。

某人尽管可以评断别人的哀悼行为，将他们的感觉贴上错误、不合时宜与不真诚的标签，尤其在他们上网哀悼，或者为了去世名人而哀悼，或者两者兼有的时候。不过这样的行为恐怕只是在分散自己对于哀悼的关注吧？这里所指的并不是针对特定逝者的哀悼，而是针对哀悼行为本身。这种做法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2：我们正在拉斯维加斯建造美国的废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ySO7UBTlbI

大多数人一想到拉斯维加斯，就会想到赌博、痛饮、狂欢、无休止的金碧辉煌、连轴转的娱乐演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硕大无比宛若皇宫的赌场当中。拉斯维加斯俗称罪恶之城，只要某人付得起价钱，就能获得一切声色犬马的享受。赌场建筑为一切此类体验提供了栖身框架。

但是拉斯维加斯还有人们一般不会想起的另一面。内华达州在次贷危机当中受到了严重打击。银行向那些缺乏偿还房贷能力的人们大量发放贷款。然后再将自己发放的贷款包装成为可靠的投资项目。这些贷款最终遭到违约。民众背负上了还不起的房贷，投资者的钱包空空如也，许多市场都出现了严重的资金缺口。2015年10月下旬，内华达州的住宅赎回权取消比率荣登全国榜首，而拉斯维加斯的住宅赎回权取消比率在内华达州历来排名前五。对于一座经常与“富得流油”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来说，很多人都在为了日常生活而苦苦挣扎。

而且不只是一般人的生活艰苦，赌场的日子也不好过。赌场是拉斯维加斯消遣娱乐与物质丰富的象征，同时也是当地就业岗位的主要供应者。因为最近的经济崩溃，赌场也承受了很大的打击。我身后的这座烂尾楼是爱雪伦宫赌场（Echelon Place），这座赌场于2007年开工，原本预计在2010年建成。按照原定计划，这座赌场将会占地87公顷，由四座独立酒店建筑以及5700间客房组成，施工预算总计40亿美元。在2008年，施工暂告停止，首先停工一年，后来又延长到了3到5年。现在这座赌场的工地与其说是一座纪念碑，倒不如说是一座纪念馆。爱雪伦宫并不是个例，在过去的十年里，拉斯维加斯总共有10座赌场遭到废弃或者拆除。十几项赌场建设项目开工之后中途夭折。拉斯维加斯充满了被银行剥夺赎回权的住宅与未完成的高大建筑。这一切都体现了城市本身以及美国与机会的关系，以及机会与财富的关系。

早在长街出现之前，拉斯维加斯市区是胡佛水坝建筑工人的游乐场。当时拉斯维加斯是唯一一家在晚上营业的主要商业中心。胡佛水坝开始修建的1931年，内华达州政府批准了赌博合法化。但是联邦政府并不乐见这一举动。联邦政府不想让这些领取联邦薪金的建筑工人将自己辛苦挣来的工资挥霍在赌博上。因此采取了多种手法想让工人远离赌博，但是这些做法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建筑工人如洪水一般——此处有双关语——淹没了拉斯维加斯，使得拉斯维加斯迎来了天下雨金——此处有双关语加比喻——的局面。

1936年胡佛大坝竣工，但是大萧条的影响还远未消退。工人们纷纷离开，前往其他地区寻找工作机会。拉斯维加斯需要尽快找到生存下去的方法，因为这座城市经严重依赖水坝工人带来的现金流，现在这笔现金流已经涓滴不剩了。幸运的是，水坝虽然不能在经济层面上继续支持拉斯维加斯，但是却为拉斯维加斯带来了源源不竭的电力。长期以来拉斯维加斯已经为自己建立了游乐场之城的美誉，此时拉斯维加斯开始在城市中心费利蒙大街点亮大量霓虹灯招牌。没过多久这条街就得到了“闪光峡谷”（Glitter Gulch）的头衔。接下来的一切基本上就是历史了。拉斯维加斯将旅游业当成了主业，依靠城里的金碧辉煌与周边的自然景观招徕游客；黑社会与房地产商意识到拉斯维加斯执法松弛且避税空间极大，于是纷纷前来捞金；洛杉矶以及全世界的艺人们则逐渐意识到拉斯维加斯永远都不缺乏观众。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拉斯维加斯终于奠定了自己身为美国游乐场的地位，并且开始将自己打造成美国例外主义的完美招牌：花团锦簇，烧钱无度，充满了美国特有的放纵铺张。直到2007年，原本的繁荣变成了一声闷响。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拉斯维加斯的纸醉金迷往好处说是放纵无度，往坏处说则是不负责任。换言之，游客也不太愿意过来玩了。此外拉斯维加斯的银行还发放了35000份无法收回的房屋贷款。对于这样一个以赌博安身立命的城市来说，各大银行与房地产商们愿意赌身家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对于住宅来说，祸根或许在于掠食性质的借款。但是对于赌场与度假村来说，情况则又有不同了。

我们大多数人所认识的那一部分拉斯维加斯并不是为了实用而存在的——就像纽约、巴黎或者东京之类的正常城市那样——而是为了让人们惊叹而存在的。我们认识的那部分拉斯维加斯旨在让人目不转睛，而不是栖身落脚。百乐宫酒店、卢克索酒店、硬石餐厅以及其他同类全都修建了仿真城市。这些城市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玩乐的——无论“玩乐”这个词有多少种定义——不是用来过日子的，而是用来放松的。拉斯维加斯是美国的游乐场，而美国现在或许已经成长了许多并且抛弃了这个游乐场。当然这样做也伴随着高昂的代价。

尽管有着景观大道与地标，高耸的方尖碑与无数仿古建筑，可是拉斯维加斯从开始建造的时候就并不以优雅老去为目的，而是为了立刻就让人们叹为观止，随后又被拆除或者废弃。在桑兹大道与佛莱明哥路之间的街区里，曾经坐落着金沙赌场，漂流赌场，诺比山赌场，假日赌场，帝国宫赌场，奥谢赌场与巴巴里海岸赌场。同一片地区如今则坐落着金银岛赌场，百丽宫赌场，威尼斯人赌场，幻境赌场，海拉斯赌场，LINQ赌场，凯撒宫赌场，佛莱明哥赌场与克伦威尔赌场。所有原本的建筑都已经被拆毁了。

在影响很大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一书当中，建筑师Robert Venuri 与Denise Brown写道，在这片土地上，建筑成为了空间当中的象征，而不是空间当中的形式。奇怪的是，他们评价得既不是拉斯维加斯的豪华赌场，也不是冷清民居，而是空旷的停车场。他们将拉斯维加斯的停车场与凡尔赛宫相提并论，凡尔赛宫当中占地宽广的花园象征了法国大革命横扫一切之前旧统治阶级所拥有的海量财富以及旧政权的绝对统治。他们认为，拉斯维加斯的停车场就是柏油质地的花园，正因为百无一用才特别美丽。停车场是地位的象征。同时又能储藏其他的地位象征。那么所有那些完工或者未完工的超级赌场又象征着什么呢？莫非是美国的废墟吗？鉴于这些建筑的更新速度，毁灭与倾颓根本就是这些建筑的先天本质。有些赌场在完工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废墟的特质。

诚然，按照定义废墟必须是已经完工并且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倾颓但是还没有完全归于尘土的建筑物。马丘比丘、金字塔、佩特拉神庙、特奥蒂华坎、吴哥窟、巴台农神殿、卫城——还有凯撒宫？ 人们认为一个古代社会的力量要依靠废墟的质量与存续能力来体现。强大的文化能够建造传承万世的建筑结构。美国确实具有很多放在末世背景下非常壮观的宏伟建筑，但是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就连半代人的时间都坚持不了，更不用说千百年了。

拉斯维加斯大道集中体现了美国物质丰饶的刻板印象，因此这些未完工的赌场或许真的应该成为我们的迦太基遗址或者罗马论坛遗址，尽管它们大概没有存世的能力。不过这些建筑已经开始扮演废墟的文化角色了，尽管严格来说它们还不算废墟。在这个谁也不能确定美国的政治与文化权威是否能长期保持的时代，它们彰显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物，但是更彰显了对我们不重要的事物。这些建筑或许并不会在遥远的未来继续存在并且成为废墟，但是我们不妨现在就将其当做废墟对待。

3：该不该阻拦网络广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lVTNjeWrg

随着IOS9以及Safari最新推出了内容过滤服务——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内容过滤软件其实就是广告屏蔽软件——我们又陷入了关于“互联网究竟应当怎样应对迅速增长的使用广告屏蔽软件的少数群体”的冗长辩论。

这种软件的功能就像名称所说的那样，能够阻挡互联网上的弹出信息。使用这种软件的好处自然有很多：网页看上去更更美观，载入速度更快，移动端电池使用时间延长了，流量也节省下来了。有些有些广告屏蔽软件还能粉碎各种鬼鬼祟祟的恶意软件，后者会追踪你的上网浏览轨迹，从而向你发送针对性的广告，因为你就只是区区一个营销目标而已。

相比之下，使用广告屏蔽软件的坏处就只有一个，但是却不容忽视：生产你愿意消费的内容的网站将会在网上消失——至少这是反方的论点。很大一部分网络生态都是由广告支持的，如果你阻挡了广告，那么这部分生态也就不存在了。没有钱也就意味着没有内容。

因此苹果公司允许使用广告屏蔽软件的决定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尤其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移动端依然是广告任意作为的牧场。花费大量时间在移动端浏览网络的人——至少大部分美国人每天都要花费大约3个小时用移动端上网——肯定很熟悉这一现象。你每天有多少次会不小心点开你本来不想点开的页面呢？至少也得有两次吧！

引入广告屏蔽软件——或者说内容过滤器——的理由是改善用户体验。Marco Arment最近推出了Peace应用——不久前这款应用仅仅花了两天时间就成为了下载量第一的付费应用软件——并且号称这款应用可以极大地改善移动端上网体验。然后Marco就像这款应用从软件商店里移除了，苹果也向所有订货用户进行了退款。为什么要改变心意呢？Marco表示，他的成功让他感觉并不好。内容行业需要广告来维持运作，吊诡的是广告屏蔽软件——至少是付费软件——又需要依附于内容行业才能运作，所以他的感觉这么奇怪也就很好理解了。他说：“我们需要更为细致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卡住滚动条、耗尽电量、充满了各种花里胡哨乱七八糟弹出框的网络现实。

已经有很多人手拿火炬走入了这个阴森漆黑的地穴。例如Darius Kazemi就推出了“道德化广告屏蔽器”。这款软件会彻底屏蔽任何一个由广告支持的网站。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迈克，一个把整个网站都屏蔽了的软件可并不算手段细致啊！”我完全同意。但是Darius Kazemi提醒我们想起了那句至理名言：当产品免费的时候，身为用户的你就是产品。你之所以能够免费阅读Awl、洋葱新闻网、Vox、《大西洋月刊》、《石板》上面的机智文章还用不着直接支付现金，原因就在于已经为所有这些内容付过帐了，付账方式就是你的眼球，或者说你的注意力——换句话说就是你早就被人卖了，更准确的说是你的存在被人卖了，卖来的钱则用于资助那些美味的免费内容。道德化广告屏蔽器认为，要想从充满广告的危险区域撤出来，最符合道德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别进去。

对付广告的最佳方法似乎就是咬牙硬上，采取Emily Eifler的立场：如果说内容是享乐，那么广告就是你为了获取愉悦而付出的工作努力。针对这一论点有两条反论：首先，我工作得还不够多吗？其次，在我没打算工作的时候还被人要求工作，这种感觉太糟糕了。有时候我甚至会在并未工作的时候——比如随意浏览网站的时候——怀疑自己其实正在工作。这种感觉太糟糕了，太令人气愤了。每当这种时候，难免会有些内容提供者会遭受骂名，被人称作大公司的托儿，然后就是一地鸡毛的嘴炮大战。

广告似乎不仅向我们推广了产品与品牌信息，还延长了我们的工作时间——如果说工作是休闲的反面的话。我们进行娱乐的时候，相当一部分时间实际上是献祭给了广告之神。激动人心的电视剧情节经常遭到广告的打断，而广告则急切地恳求我买一台微软Surface或者更换汽车保险。所谓的半小时电视节目里只有二十二分钟是节目内容。广播电台总要在大段播音节目与黛米.洛瓦托的《Confident》之间宣传一下当地的二手车中介。至于纸面媒体的态度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完全是在见缝插针地做广告，用户体验完全不是事儿。

换句话说，广告从娱乐当中切削掉了相当分量的时间、空间与注意力，从而提醒你以及其他像你一样的人，在娱乐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商品。理想情况下广告会提醒你去了解那些你想被提醒的事物，但是在实际当中，广告内容往往是厂家希望你希望自己被提醒的事物。因此就像黛米.洛瓦托的《Confident》已经传唱成了口水歌一样，你走到哪里都躲不开广告。

就像流行音乐一样，广告要想获得成功，也必须通过众多渠道在短时间内反复作用于最广大受众。在《现代与后现代时期的广告》一书当中，Pamela Odih将这种做法称作“将消费需求的节律加以标准化”。这是一种老派的流水线式思路，需要众多观众在同一时段看到同一条广告，从而促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当消费者的需求得到协调的时候，当我们在同一时间全都意识到新款三星手机或者麦当劳新品菜单已经问世并且一起解囊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完成了一套高难度动作。

广播的传播模式促成了这种广告方法并且使其得以高效运作，而互联网与新媒体则削弱了这种方法的效力。当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下班铃声响起的时候——假如你并未失业的话——我们并不会同时打开十个电视频道当中的某一个或者拿起三份报纸当中的某一份。人们进行娱乐与接受新闻的方式在时间与空间上已经互不协调了，但是广告语与许多依赖广告存在的行业依然需要依靠协调效应才能发展壮大。

互联网广告服务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从少数几个地点，同一套广告会根据算法发布到许多相互隔离的服务器上。你我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浏览不同的网站，但是我们看到的广告却有可能来自同一家公司。具有类似浏览习惯的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看到同一则奥迪广告，直到我们实在忍不住去买一辆奥迪为止。节律又统一了！一个广告，伟大！

对于这种解决方案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这种方案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用户很容易就能打败算法营造的独特性，相比之下要想打破实体空间的独特性还要困难一些。维基百科仅仅列举了31家著名广告网络，而广告屏蔽软件的威力只能用大开杀戒来形容。此外屏蔽互联网广告似乎也让人觉得合情合理，因为就算商家依靠追踪软件做出了针对性的广告，用户还是会觉得——或者说正因为追踪软件的存在——这些广告似乎对我的满足不感兴趣。广告商在网上尾行用户的做法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互联网似乎一直在巩固这种观点：身为受众的我们是特殊的。个人化定制，内容管理，过滤泡，网上民主，无论你怎样称呼具体做法，总之我们已经习惯了为我们自己量身定制的内容。程序化的广告自然也可以做到个人化，但是往往会让用户觉得有人正在试图调整我的节律，就好像我的节律和其他许多人的节律必须要整齐划一一样。这是我的广告，像这样的广告还有很多，可是这则广告是我的。

与此同时。Reddit、Tumblr、Twitter与博客圈子都能在最基本层面上提供让人感到非标准化非协调化的独特内容，因此互联网广告刚刚安置在这些地点就已经让用户觉得很不合适了。就在我希望感到与众不同的时候，互联网广告却剥夺了我的特殊性，在我想要逃避的时候定位了我，在我想要休闲的时候迫使我工作。

网络技术能够轻易地为用户提供复杂非协调性的体验，如果在线广告也能够提供类似的体验，像这样的广告并不会让人感觉过于牵强，以至于立刻就必须屏蔽，至少也会让人觉得看广告不那么像是工作，不像被人抓现行。电视、报纸、广播广告也有很相似的问题，却又有显著的不同，

问题在于去年互联网广告收入因为屏蔽软件的存在而损失了218亿美元。这笔钱可以资助的内容自然也消失了。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不得不忍受广告，而我们得到的回报则是《行尸走肉》与《傲骨贤妻》。在互联网上，类似YouTubeRed之类的渠道提供了妥协方案，网站本身没有广告，内容创作者依然多少能拿到一点提成，不过这点提成实在太少了。此外广告屏蔽软件不仅免费易用，而且覆盖面极大。直到广告行业提升自己的水平，或者有办法在所有网站上简单有效地支持内容创作而不是单纯地屏蔽广告，那么最好的做法要么是看广告，要么就是使用道德化广告屏蔽器。

4：触发警告有助于促进交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voYtUhjRWM

一股道德恐慌席卷了全国，自然也顺便席卷了整个互联网。就像一般的道德恐慌一样，这场恐慌也包含着有可能冒犯某些人的因素，但是这场恐慌并非与这些因素直接相关，而是关系到道德恐慌本身，更准确地说是关于大学校园里的道德恐慌。人们认为，学生们应当在大学校园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陌生的、困难的且令人不愉快的的思想。假如人们认为这些思想在情感或者心理上可能造成危害，学生与老师们应当怎么办呢？例如描写强奸与谋杀的绘画，讨论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的文学作品，展现虐待、人身伤害与战争的电影。

如果学生们不想——或者因为焦虑而不能——接触特定的教学材料，他们可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教授这些材料的老师又负有怎样的责任呢？是为了避免刺激学生而回避这些材料呢，是继续教授并且让学生们咬牙坚持呢，还是提前警告学生接下来的教学可能令他们感到不适呢？

最后这种做法也就是所谓的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引发了很多讨论，也是之前提到的道德恐慌的源头。触发恐慌是一段文本，这段文本告诉人们，接下来的讨论有可能触发他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焦虑情绪。按照一般说法，触发警告最早出现在互联网的女权主义讨论区域，用来提醒人身攻击、强奸以及其他伤害的幸存者们，该区域的某些讨论可能会涉及相关内容。这些话题总是要谈的，是吧？互联网上的社区可以围绕很多事组织起来，共同经受的创伤经历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其他网友不想分享你的经历，那为什么不多打几个字提前警告她们呢？

问题在于有人抱怨处罚警告已经超越了本分界限，从个人领域进入了公共领域。首先是类似Tumblr这样的网上空间。Tumblr的标签系统允许人们屏蔽特定的内容，免得不小心看见。随着互联网不断渗入实体空间，触发警告也进入了大学校园。有些老师愿意、有些学生也主动要求对有可能冒犯人的材料进行提前警告。

人们的担心原因在于，如果学生们对于似乎有些冒犯人的教学内容报以道德恐慌的态度，那么老师就会感到自己不得不进行调整或者完全无法教授相关内容，以至于失去自己的学术自由。此外人们还担心这种做法会加剧一个早已棘手的问题：新千年一代的心理过分脆弱，这些年轻人的心理如此脆弱，以至于在超市里看见造型奇特的蔬菜都会感到不适——真是一群弱鸡，呵呵。

反对触发警告的人们认为，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们踏入真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当中是没有触发警告的。触发警告鼓励我们用虚与委蛇的方法来处理困难的问题，并且鼓励其他人回避困难。这种做法通常认为暴露是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最佳方式，而且学生或者校方有什么资格要求老师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呢？触发警告意味着有些糟糕的事情根本不应该得到讨论，以至于限制了其他人的自由表达。“这世界上有很多糟糕的事情，不能全部回避，所以不妨在大学里就提升忍耐能力。”

反过来说，现实世界确实存在着与触发警告功能一致的事物，只不过我们通常不用这个词来称呼它们。暴露或许的确是治疗创伤应激障碍的最佳方法，但是过程非常漫长细致，还有可能由于创伤起因的不同造成激烈的负面效果——但是这一点就有些跑题了，因为大学教师并不是提供心理健康咨询的专业精神病医生。如果学生确实有需要处理的心理问题，那么恰当的治疗方式不应当由艺术工作室或者教导员来规定或者执行。这个观点看上去有些空对空，因为大学当中的触发警告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用来避免或者审查题材的方式，而是恰恰相反。

在网上的确有可能制作一个由触发警告形成的过滤泡，彻底屏蔽所有一切让你感到不快的内容。但是教室里的触发警告不等同于Tumblr的触发警告，并不会挡住人们的视线，并不会取消人们与令人不快的材料进行互动的预期或者责任，而是公开宣扬这些材料。教室里的触发警告并不会阻碍对话，而是让对话有可能发生，让学生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教室里的触发警告并不是盾牌或者盔甲——如果一定要采用战争比喻的话——反而更像是号角，鼓励人们发动冲锋，鼓励人们正面应对困难的内容。西方学院政治学教授Caroline Heldman接受Flavorwire采访时指出：“触发警告使得谈话成为了可能，意味着这堂课并非关于你的个人生活。这样做促进了教室的学术氛围，并且让学生们为了即将遇到的内容做好了心理准备。”

换句话说，触发警告并不会限制言论，而是使得言论成为了可能——不仅可能，而且更具备了大学的气度。触发警告是对学生的鼓励。这些学生需要借助触发警告来振作精神，擦亮双眼。假如他们无法与老师合作找到参与讨论的替代性方法，至少他们的个人焦虑总不会限制群体讨论，

当然我也认为，许多关于触发警告的讨论并非关于触发警告本身。就好像一对夫妻在超市里为了应该购买哪种苹果而争执不休一样，他们的争执对象其实并不是苹果，而是涉及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偏好、财务状况、个人经历、记忆过往以至于审美标准等多方面的问题，苹果只是话头而已。同理，关于触发警告的讨论也并非局限于触发警告，而是涉及了校方、老师与学生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于这一权力平衡仅仅因为某人高呼“我受到了冒犯”就发生偏转的担忧情绪。

如果有人以遭受冒犯为借口故意逃课，或者避免虽然不舒服但并不会造成心理压力的局面，那当然很糟糕。但是确实有人将大学师生关系视作商铺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学生支付了学费就应当得到满意的对待，而学校则应当做出各种安排来确保这一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学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人接触各种困难的观点，回避这些理念也就彻底否定了大学存在的意义。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作为整体的大学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不同的大学乃至不同的教室在不同的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都应当有所不同

大学确实应当采取主动活跃的立场，学生们确实应当在充满挑战与支持的环境里主动接触困难理念。但是教育政策并不能统一作用于所有人，并没有什么实现完美平衡的魔法配方。更麻烦的是，大学老师们——尤其是助教——往往工作负担过重，工资过低，而且被当成了一次性消耗品。所以老师当中存在着恐惧的文化，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做正确的事情。可是谁家的正确才算正确呢？此外，作为社会体制的大学在过去十年里越来越向钱看齐。大学资源很有限，所以校方在支持需要特别关照的学生并且避免疏远其他人的时候往往会做出受限或者遭到误导的努力。学生们要么自己摸索——这样做的结果未必尽如人意——要么向老师咨询——结果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触发警告就是“大学的责任是什么”这场讨论当中的苹果。体制化的大学是某些世界观加以自然化的强力机构，所谓自然化就是让人们觉得某些理念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人们想知道大学究竟是不是一个应对困难的地方。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来说，这一点都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必须要这样吗？并非如此。至少法律没有这么规定。不过再换一个层面，问题其实在于困难或者令人不安的内容是否遭到了自然化。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来说，令人难受的话题似乎是很多研究领域的必然组成部分。在教室里要求或者提供触发警告的行为则暗示着情况并非必须如此不可。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讨论糟糕的事物，而是说在讨论糟糕事物的时候不应当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存在。只有公开讨论创伤经历，我们才能看清这一话题所处的更广大范畴，否则这一题材就只会坐在原地不出声，不被人注意，似乎与更广的题材无法区分。在现实生活中，强奸并不是推动故事情节的机制，交战区域并不是因为政治镇共而导致的紧张地带，自杀也绝不仅仅是精神疾病的结果。

大学可以体制性地对某些理念进行自然化，让人们不加质疑地将这些理念视为历史、文化、艺术与科学的一部分，不承认这些理念值得正面考察。这种做法或许会让人们相信强奸就只是强奸，战争就只是战争，自杀就只是自杀，没有更深层的背后原因。我认为关于触发警告的讨论正是对这一点提出了质疑。

5：开源运动与拖拉机维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5fjHC7tL8&index=27&list=PL69BD06CC757E1D61

身为一名制造者，从头开始制作物品，将手头现有的原料转变成原本并不存在的成品，无所畏惧地回避保修期的限制。这场运动不仅仅是手巧这么简单，而且似乎后劲很足。2011年，《制造者杂志》创刊人Dale Dougherty认为“我们全都是制造者”。今年，MakerBot公司创始人之一Brea Pettis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此类主张也得到了很多其他团体组织的应和。

但是“我们全都是制造者？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Dougherty将制造当成了美国的国民性，他认为美国与美国经济都是由制造者奠定的：一群对现状感到不满的人们试图借助手头现有的材料创造出预想之外的新鲜事物。Dougherty与Pettis都认为，与以往任何时刻相比，目前我们拥有更多的知识与能力来创造新事物。

制作者们抓住了开放、可用与创新精神来创造新事物。他们的动机或许是为了钱，但更主要的动机只是因为他们想做而且能做。而且他们还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发现。假如你将互联网、3d打印、数控机床、激光切割与微控制器编程结合起来，再加上一点创造力与创业精神，那就会导致我们现在的局面。在这样的环境里，制造者的出现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就像Dougherty所说的那样，这种做法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按照Pettis的说法，目前的制造文化源自二战后期家庭作坊文化。不过我们现在却在庆祝制造运动的新生。假如制造运动由来已久，那么复兴又从何谈起呢？发生了什么呢？

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例如工业革命以及随后的数字化革命，制造所需知识的进一步专业化，获取知识渠道的相对匮乏，全球化市场、劳动力流动、制造业与船运，对方便与消费主义的强调，等等。但是我们只会着重关注其中的几项因素，也就是专门化的知识与知识获取。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专门花一点时间谈谈——不是苹果电脑——不是四轴无人机——不是高档跑车——而是拖拉机，

首先，拖拉机对农业生产很重要——废话。其次，拖拉机很贵——还是废话。这两句话连起来就意味着，当拖拉机坏掉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维修拖拉机而不是去买新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拖拉机并不同于微波炉或者其他90%消费品。第三，时间就是金钱。因此农夫很想自行修理拖拉机，这样做要比带着拖拉机去找维修工或者干等着维修工上门要快得多。

自行修理拖拉机是半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常见做法。农场里总有这样一个或者几个人掌握着维持拖拉机运转的必要机械技能。这套技能大概包括拿几把扳手，敲几下零件，骂几句脏话，蹭几身油污，然后机器就修好了。但是事实证明，要做到这一点越来越不容易了。

现代化拖拉机就像90%的其他现代化产品一样需要依靠芯片、传感器、处理器与数据接口才能运作，传统的农民修不了这些东西。我们通常并不认为农民群体特别精通电子科技，不过这其实是我们的偏见。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农民不知道如何修理高科技农具，而是法律不允许他们自己动手。自己动手就意味着违反版权法，轻则遭受罚款，重则遭到大公司起诉。

现代化拖拉机的硬件与软件就像高档汽车、蓝光科技、YouTube视频以及电影一样都受到《数字化千年版权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Law）的保护。黑进拖拉机操作系统的防火墙对其进行维护是非法行为，必须要有具备专业资质的维修人员替你绕过防火墙。这种做法很慢，很昂贵，对生意很不利。

过去维修拖拉机仅仅需要脑筋好、经验足、坚持不懈以及一点运气。但是现代化的拖拉机已经变成了装满黑盒子的大号黑盒子。现代化拖拉机在农业生产中更有优势吗？那是自然的。但是法律从未规定科技进步必须以剥夺用户直接接触科技的权利为代价。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觉得制造运动正在复兴。

我们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期视为社会变革的重大时期。科技的能力不断提升，科技的复杂程度也同步跟进。在这一时期，科技的能力首度超过了绝大多数人对于科技的密切理解能力。不过随着科技素养——尤其是编程素养——成为了与日常世界互动的必备技能，这种复杂性也会得到削弱。有些法律法规限制了科技素养的作用，因此我们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进行反向工程学研究。

我认为制造运动标志着这样一群人的重新出现，他们有能力修好自己的拖拉机或者从头制造自己的拖拉机。只不过现在拖拉机已经不只是拖拉机了，而是特别现代化、特别复杂的机械、科技与制造业知识技能的综合体，并且还受到了知识产权死板规定的约束。我认为制造运动是好奇心、技艺以及相当程度的不耐烦这三者的混合体，回应了一个绝大多数商品都是批量生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极少有哪一件物品具有个人化、公开化或者可用性等特质。这样说来制造运动与黑客运动其实很有渊源，后者也将权限不足的沮丧与创造的欲望集合在了一起。

这样一来我们又谈到了现代制造运动所呈现的更大问题：我们的科技是不是太过封闭，如果没这么封闭的话会不会更好、更快、更有趣呢？会不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呢？是否一切知识都应该开源呢？

开源运动是一套主要与软件相关的许可与开发模式。开源软件的源头——即内部工作机理——向公众开放。开源软件甚至允许公众根据某个程序的源代码编写新的程序并自行发布改良版本。著名开源软件包括比特币、Apache、WordPress、火狐浏览器与BT下载。第一台MakerBot立体打印机也是开源的，奇怪且不幸的是第二台却不是。

换句话说除了软件之外还有很多技术可以应用开源模式，例如机械设计与制造可以开源，机器人、汽车与建筑也是一样，甚至就连雕塑与音乐也可以开源。诗歌与哲学更棘手一些，但我们总可以试一试啊！所谓开源运动其实就是设计制造与透明的结合产物，我认为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希望这世界多一些这样的结合。

进一步讨论之前，我能听到很多人正在十指如飞地敲打键盘撰写评论，质疑开源运动的经济可行性。开源不等同于免费，开源内容可以收费——也确实有人正在收费。开源软件与免费软件也经常被人混淆。开源软件并非不收费，而是说对软件进行修改不需获得许可，开源但不免费的软件可能会对应用或者传播进行某种限制，长话短说，无论是否提供免费许可，人人都可获得的知识总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我认为这正是制造运动的标志：利用科技与互联网来收集并传播知识，以及促进机械、科技与制造商品的透明程度的能力。我总觉得制造运动就像是对于商品内部结构的侦探调查报告。这种调查带来了我们通常与知识或者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或者能动性。

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不再需要头破血流地争夺知识，那里的科技界能够承认——就像Kevin Slavin最近在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的演讲当中所说的那样——科技本身应当像用户一样独特且丰富多彩。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中国深圳的手机制造商一样制造能插四张卡的手机呢？想象一下我们这个世界里的知识与技术摆脱了盒子的限制，只要具有灵巧的头脑程与YouTube教程视频，所有的科技都可以按照用户要求量身定做，因为科技的核心源头是开放的，接触这些核心知识也并不会导致联邦特工从天而降。

我们已经有进展了。在最初的喧嚣之后，手机越狱现在已经合法了。再过几个月国会将会就拖拉机开源问题进行表决。但是目前的科技界依然被市场与知识产权理念的篱笆墙切割得四分五裂，这两者都非常支持并鼓励施加限制。在篱笆墙的另一边有一台出了故障的拖拉机正在等待修理，因为谁也没有获准修理的资质。

6：SAT究竟考察什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3cVy91El8c

在美国我们有SAT考试，也就是标准评估测试，同时还有ACT考试。绝大多数高中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都要参加这两场考试之一。这次我们着重谈一下SAT。

SAT考试成绩非常重要。绝大多数大学都会要求申请学生提供考试成绩。低成绩对申请大学非常不利。人们普遍认为SAT体现了一个学生有多聪明，更确切说体现了这名学生在大一学年将会如何表现。只不过这场考试或许并不能说明这一点。对智力的衡量标准有很多，其中有很多标准非常难以量化。研究表明有很多其他测试能比SAT更加准确地衡量学生未来的成功程度，而这些测试衡量的特质都与智力无关。好比说当年我的SAT成绩就非常难看，但现在我的大学母校居然邀请我回去给学生们做报告，就因为我在Youtube上有了自己的个人频道，

那么假如SAT不仅衡量智力，那么还衡量什么其他特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顾历史。SAT在1926年正式成为测量学生水平的测试，其前身是面向军人的智力测验，这一测验的目的是衡量哪些士兵有资质得到提拔，具有担任军官职责所必需的心智能力。不过SAT同时也是对测试本身进行的测试：人们是否愿意接受测试呢？测试是否有效呢？结果究竟会怎样呢？

根据Nicholas Lemann在《大测试》一书中的说法，当年的军队测试结果完美地反映了原本旧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日耳曼人种智力最高，高加索人种次之，地中海民族最差。上述测试完全证实了这种观点。换句话说，这场测试并没有衡量个体，而是为针对群体的态度提供了口实。当年的测试试题设计者Carl Brigham是一位狂热的优生学主义者，他相信可以通过选择育种改善人类的未来。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学者与社会改革者纷纷支持优生学，他们认为这些测试是对于生物学现实的客观测量。事实上优生学只是为种族主义以及排斥“劣等种族”提供的伪科学辩护。

1926年军队测试正式演变成了SAT，难度稍微提升了一点，主要针对申请大学的学生，尽管并非完全覆盖这一群体——这一幕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生。向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发生在四十年代，时任哈佛大学校长James Conant认为教育能够改善国家现状——这个理念出现的时间比你想象得要晚很久。他认为任何人——当时“任何人”的范围要比今天小很多——都应当接受严肃教育，从而培养一批能率领美国走向伟大的知识精英。在这一事例中显示的测试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非常奇怪，但是不管过去的社会观念认为什么样的人拥有智识，只要你通过了测试，那就是通过了测试。这正是SAT与类似测试的核心理念，所以此类测试在美国才如此普及。借用Mark Bauerlein的话来说，与特权阶级后代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实现民主社会许诺的重要步骤。在美国任何人都能成功，SAT就是证明这一点的方式之一。不管你来自哪里，出身如何，你都能在美国取得成功。

直到今天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对SAT的研究越深入，就越会发现它并没有完全摆脱自己不甚光彩的起源。SAT起初代表“学术能力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后来改成了“学术评估测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再后来又改成了SAT推理测试（SAT Reasoning Test）。从1997年至今，这三个字母已经不再指代任何具体单词了，就像KFC、AT&T、BP以及杜鲁门的中间名S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SAT一直在试图逃离自己，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美国大学理事会很清楚自身存在着问题并且正在试图改进。很多研究都表明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的SAT成绩明显高于家庭收入较低学生的成绩，男性学生的成绩总体来说比女性学生要高，尽管女性学生的大学录取率与毕业率反而比男性学生更高。根据不同的测试结果，白人或者亚裔学生的总体水平要比其他种族的学生更高。

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可谓一言难尽。原因之一在于测试本身的格式、用语、背景知识与预期知识集合对于某些人来说更加熟悉，与他们所属的文化联系得更加紧密。另一个因素在于富有家庭可以负担辅导教材、课外补习以及有加分效果的社会活动，这些做法通常被称为“影子教育”，尽管其目的并不在于将孩子培养成为超级杀手。学校资源、家长与同学的成就、考试成本以及用来学习的时间都会影响SAT的成绩。SAT测试的结果至今依然倾向于与人们对于特定群体的智力预期相一致。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SAT结果不仅与学生的智力与学术能力有关，也与学生家庭的财富与地位有关。不过SAT的问题不仅是个学术问题。就像当年一样，问题不仅出在测试本身，还出在编写与执行测试的大环境。

那么更大的问题在于，既然SAT有这么多弊端，为什么这么多大学依然要求学生提供SAT成绩呢？一批数量不多但正在逐渐增加的大学确实已经不再要求SAT成绩了。依旧要求SAT成绩的学校可能是出于习惯或者对于择校率的重视，但是同样也因为SAT很容易操作。如果标准测试不是那么容易打分的话，也就不会这么流行了。一定程度上，标准测试的历史也是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史。理想状态下并不需要人工来解读每年都会产生的海量答题卡，但是电子计算技术能够进行的打分、评级与量化活动确实有限。理想条件下我们的成功应当是个人化且整体化的，并且能在评估与评价体系当中体现出来。但是在现实当中学术成果与高分往往是同义词。人们之所以将标准测试衡量结果视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恰恰正是因为这些结果能够得到标准测试的衡量。

在这条隧道的尽头确实有一丝诡异的亮光。大学当中正在兴起SAT替代运动，2016年SAT将会遭到大规模改革，还有些考试机构打算在未来考察创造性与合作能力等特质。但是我觉得这些做法都像是教育界的功能蔓延，用更多的测试来修补原来的测试。这就是我们在教育界的思考与生活方式：一切都要围绕着数字展开。考察数字很简单，考察数字的方法也很现成。所以我想究竟会是科技进步、态度转变、还是教育政策变革才会最终鼓励我们不再那些似乎抗拒标准化的事物加以标准化。

7：有机食品运动与灭菌文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g77Wrn_j_Y

纽约的街头巷尾分布着许多杂货店。这些杂货店售卖范围有限的主食，例如罐装食品与盒装食品。店里往往还养着一只不怕人的猫。在过去十年里，杂货店主们纷纷将自己的买卖改头换面，从供应街坊四邻的油盐副食点逐渐变成了灯火通明的有机食品店铺。这一改变的原因或许是城市中产阶层化，即中产阶级与上层中产阶级居民大量涌入某一地区并改变当地市容市貌的过程。今天我想谈谈更有质感的话题，我想谈谈有机食品运动。这场运动席卷全球，我家门口杂货店的重新装修只是诸多迹象之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农产品农业生产才与“有机”二字切断了天然联系。这一转变发生得很快：杀虫剂、化肥、基因改良、辐射育种——一整套看上去不怎么样的农业生产手段成为了新的常规，至少对于你在杂货店里能够买到的食材来说确实是这样。

值得一提的是，我认为土产食物运动与有机食品运动相关但并不相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些科学家首度提出：“我说，这些东西掺在食物里或许不太好吧？”但是直到七十年代的人们将环境污染视为严肃的全球问题之后，非有机农业才开始遭到敌视与鄙视。八十年代USDA正式推荐有机农业，理由是有机农业的可持续性更强。公众则开始担心禽畜福利、公平贸易、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健康。所有这些因素全都灌溉了有机食品运动的扎根土壤，使其得以破土而出。

当然需要考虑的信息还有很多，仅就人类健康角度来说，目前还不清楚有机食品究竟有多少好处——或者反过来说非有机食品究竟有哪些坏处。转基因辩论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尽管正方目前已经拿出了上千项研究结果证明转基因食品可以供人畜安全食用，但是并没能阻止欧盟推行越来越严格的转基因食品管理制度。越来越多的食客与连锁快餐店完全放弃了转基因食品，很多人都觉得食用有机食品更好，尽管美国家庭每年会因此多花4000美元。

这正是我本人最感兴趣的一点：感觉。有机食品的感觉。有机谷物黄灿灿的口感。正是这种感觉使得布鲁克林的每一家杂货店都将原本道红黄两色的铁皮招牌换成了绿色顶棚与花椰菜标志。杂货店内部的陈设倒是没变，只不过货品换成了奥德瓦拉果汁以及单个出售的苹果。

就算人们不知道有机食品究竟为什么对健康有利——有很多研究表明这一点并不属实——他们往往还会这样感觉。为什么呢？很简单。有些人说“因为‘化学物质’是坏的，不要往肚子里塞。”这个论点的问题在于一切物质都是由化学物质组成的。我认为这种感觉恐怕并非涉及化学物质本身，而是人们觉得有些做法逾越了界限。不过首先让我们来谈论一下污垢吧。

在《纯净与危险》一书中，Mary Douglas详细谈论了污秽以及关于清洁的仪式。她认为任何物质就其本身而言都不肮脏，只有处在特定环境中或者与其他事物相比的事物才能被视为肮脏。穿着脚上的鞋不脏，摆在桌子上的鞋就很脏。用过的碗碟放在洗碗池里并不脏，放在卧室床上就很脏。换句话说污秽就是不当其位的物质。我们往往认为我们之所以厌恶腐败的食物、放在餐桌上的双脚或者身体上的各种污垢是因为我们拥有科学知识，知道这些物质能够散播病菌，但事实上我们的反感在更大程度上其实是受到了文化仪式的影响，而不是有意识评估实际潜在危害之后的行为。

我认为有机食品运动的原理也是一样。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人们都在浪漫化地描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并不是工厂化的农业生产，而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农业生产。对于很多人来说，农夫是某种神秘的英雄，为他的同类提供一日三餐。农耕行为本身就像清洁行为一样多少带有仪式的性质。打断这种仪式，将化学物质引入这个美丽自然的生成过程，正是Douglas所谓的“禁忌”。问题尤其在于，很多闯入这一过程的外来化学物质都是污染物质，是不当其位的物质，因此食物也就脏了。我们都知道不纯粹的东西是危险的，纯粹的东西总是美好的。

我们在文化当中到处都能见到这种现象，纯洁与童贞联系在一起。任何性行为都被称为“好污”。人们会说“脏话”或者“嘴不干净”。杂乱无章或者个人卫生较差总会与精神不稳定联系在一起。夸奖别人整洁是好话。思维缜密的文章叫做“文笔干净”。现代设计理念——尤其是数字设计科技与工业设计——始终以极简设计为目标，让事物看上去更干净一些。并不是说深入思考与极简主义就不好，而是说这两者与干净之间的关系总令我非常奇怪，并且强化了人们对于灭菌的日益强大的欲望与执念。

我们再来谈谈洗手液吧。洗手液当真无处不在。食药局正在要求进行进一步研究，搞清楚长期暴露在杀菌材质之下对人体造成的影响，因为人们总会长期使用杀菌产品。许多杀菌产品采用的三氯生与三氯卡班这两种物质可能会提升细菌抗药性。世卫组织也基于类似原因非常担心在人类与家畜身上过量使用广谱抗生素的做法。各种形式的污染物质都令我们坐立不安，因此我们才会毫不犹豫地清洁自己。可是万一因为我们的清洁活动使得我们身上那些原本的寄生生物不再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是变成了完全的野兽，那可怎么办呢？我不是说不该吃药。在最近一期“It’s OK to be smart”当中，Paracelsus说过：“毒药的根本在于剂量。”

Bill Saporito在《时代》杂志上撰稿认为，对于清洁的痴迷是美国国民性的特色。美国从来都是一个痴迷于卫生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消费品公司发现他们可以大加利用美国人厌恶细菌的历史，从而充分开发一个充满消费目标的市场。他们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杀菌马桶清洁剂、洗涤剂、漱口水与地板清新剂。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清洁冲动源自我们的先人逃离污秽打造新生活的愿景。美国梦就是保持卫生。我不太同意他的说法，我甚至觉得保持卫生不仅是专属于西方人的冲动。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都有维持洁净逼退禁忌的仪式，美国人也不例外，只不过现在美国的势力比较大而已，而且我们的仪式还能与科学挂钩。此外现在我们有了全球市场、船运能力、基因工程学与经济压力。范式我们特别想要的东西我们都能得到。

无论有机食品对健康是否有益都能令我们感觉良好，因为我们相信有机食品未经污染。这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干净的——甚至是灭菌的——食物。我们在生活其他方面都很看重洁净特质，为什么要对食物例外呢？就算这样，有机食品的“有机”特质依然很值得质疑。但是我们已经说的够多了，我得回家吃一顿由化学物质组成的晚饭了。

8：所有的酒店房间都是同一个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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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投宿了很多酒店客房。我一直在想，酒店的房间究竟位于哪里？酒店房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地方，因为我们总觉得应当将酒店房间当做家来对待，但是酒店房间比家更好。这里有人负责修缮，有人提供各种服务，还有钩子尺寸特别小的晾衣架。你可以将酒店房间当做自己的家来对待，但是酒店房间却并不会回报你的感受。问题并不在于用铆钉固定在墙上的画作或者统一款式的家具——如果你向发挥一下创造性，挪一下家具，客房服务人员总会耐心细致地将每一件家具摆回原位。你在家里要负责任，在酒店房间则要守规矩，不过这些规矩的执行方式非常客气，也非常消极。“如果你想将衣橱里的浴袍带回家，可以先到前台付款。”

或许正是这种紧张关系导致了或许很多人都想过但大多数人都没做过的捣毁酒店房间行为——例如摇滚歌星就经常这么做。我想这是出于沮丧心理，酒店鼓励你将客房当做自己的家，但是这房间里的一切陈设却受到他人的管理，是完全独立于你的陌生存在。酒店是一套体制，多少有点像诊所，而你则是诊所里的病人，理应遵守诊所的规矩，主动感到宾至如归。所有酒店房间都会受制于这种紧张关系，因为说来也怪，所有酒店房间都是同一个地方。不知不仅仅是有点像家却又不是家的地方，还是只有旅行体验才能创造的奇怪的线性空间。当然未必每一个住在酒店里的人都是出门办事的人，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姑且这样认为好了。

酒店房间的麻烦在于你在让自己宾至如归的时候明知道自己肯定要离开，不仅是在旅程结束的时候，而且你刚刚到达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肯定要离开酒店房间。酒店客房的意义就是尽可能不要得到利用。假如你在出门旅游期间仅仅看到了房间的内景却没有看到房间以外的景色，这趟旅游恐怕不能算是很有成果。酒店房间只是一个摆放各种家具、扔了一地袜子的空壳。我有一位朋友只住廉价酒店，他说的很好：酒店房间只是在他用不着自己的身体的时候用来存放这具身体的空间而已。他并不会待在酒店房间里，恰恰相反，房间会呆在他的身边，他漂浮在酒店房间里，从来没有真正抵达。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家，但是存放闲置身体的地点并不算是家。你进入酒店的原因就是为了离开。

酒店房间的地点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是同一个地方，是一张全球大型房屋网络上的节点，流动的房屋迎接着流动的人们。不知道身处酒店房间的我身处何方也让我怀疑我自己究竟应该是谁。在酒店房间里我们是什么人呢？我想主要还是我们自己，除非你是在拉斯维加斯入住酒店，那些酒店房间往往会鼓励人们改头换面并且提供所需材质。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是酒店房间的什么人呢？是客人、暂时的主人还是顾客呢？又或者只是一个麻烦而已呢？

我总觉着我对酒店房间的使用只是给其他人造成了麻烦而已。无所不在的客房服务人员面对着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反复将客房与公共空间打扫一新，抹去上一位客人的痕迹，擦桌子扫地，重新布置家具，擦掉所有痕迹。进入酒店房间之后，我肯定是每一样物品的第一个使用者，哪怕我之前刚刚离开房间又重新入住。所以我才永远不会真正抵达酒店房间。Joanna Walsh在《论酒店》一书中写道，“与其说我是客人，倒不如说我是幽灵。”就像幽灵一样，我无处可去。我离开了某处，却没有抵达另一个地方。

1，《巫师3》与硬派侦探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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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师3：狂猎》是业界出品的最佳侦探游戏。我们并没有说它是业界最佳犯罪游戏或者最佳调查游戏，而是最佳侦探游戏，更确切地说说流行侦探（pop detective）游戏。事实上这款游戏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侦探小说的范式借鉴了太多，以至于把《黑色洛城》都比了下去。

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你在游戏当中要花费大量时间调查犯罪现场以及寻找杀人凶手，而是因为这款游戏大量采用了早期美国私人侦探题材小说当中的情节、主题、角色与叙事设定。如果你将达希尔.哈米特或者雷蒙.钱德勒的小说放在奇幻背景之下，基本就是《巫师》的世界观了。

但是在我们讨论为什么这种做法行之有效之前，我想先简要回顾一下侦探小说的历史。我们今天所说的侦探小说源自十九世纪，在此之前没有侦探，自然也就没有侦探小说。1841年艾伦.坡创作了《毛格街谋杀案》。我们从此以后才有了将谋杀案当成解谜的理念。观看其他人运用逻辑破解谜题也就成了我们娱乐方式之一。随后柯南道尔创造了富有深度的福尔摩斯。接下来众多英国推理小说家纷纷出手。从阿加莎.克里斯蒂到多萝西.塞耶斯，这批作家奠定了侦探小说的基本格局。侦探小说是一个谜，关键在于设想越来越精巧的犯罪手法。但是除此之外，这些小说的描写对象是士绅阶层，是英国的上流社会。案件往往发生在某人的乡间别墅或者度假小屋里面，仅仅地理环境这一点就限制了嫌疑人的数量。谋杀案本身遭到了粉饰。我们看不到被害人亲属的哀悼，也看不到道德厌恶。一具突然出现的死尸往往只能将晚宴打断片刻而已。侦探往往都是业余人员，极少为了自己的服务而要求报酬。警方往往笨手笨脚，毫无头绪，但从来不会贪污腐败。至于社会则一定会原封不动。

但是在美国，有些作家开始反叛这一传统。他们觉得这种风格的侦探小说完全背离了他们所见到的日常世界。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巫师》的话题。美国的侦探小说，无论是所谓硬汉小说还是私人侦探小说，作家都决定要远离上游社会的富有交际达人，让自己的主人公成为一名局外人。这个人不仅遭到社会的排斥，还不受社会的束缚。因此他在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都如鱼得水。白狼杰洛特就是这样的人。这些主人公所处的世界永远处于动荡当中。这里并不是时间看似凝固不动的英国上层贵族社会，而是熙熙攘攘磕磕绊绊的美国社会。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要么正在往上爬，要么正在往下掉。《巫师》世界当中的战争与局势动荡使得每一个角色都处于挣扎奔波的状态。《巫师3》尤其不遗余力地向我们展现了曾经辅佐国王与贵族的策士如何沦落成为了隐居山野的草药师或者黑帮头目。

硬汉侦探小说尤其关注下层世界，这个世界包含了许多更贫困更龌龊的人性侧面。这些小说当中出现了乞丐、酒鬼与妓女。这些人并不仅仅是道具，而是具有真正的性格与人生经历。这些作者并不忌惮讨论真实世界，并且通过角色的观察来评论这个世界。他们并不想对你说教，而是想向你展示人世间的本来面目。这种做法本身就彰显了世界的固有问题。

《巫师》当中具有各式各样的角色，例如血腥男爵章节就讨论了家庭暴力、酗酒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猎人的情节则让我们审视了恐同的危害，杰洛特想当然地认为村民们之所以将猎人称作怪物是因为他是狼人，却没想到他其实只是同性恋而已。《巫师》系列对于女性的描述或许并不完美，可是就连游戏当中的妓女也绝不仅是性道具而已。你可以与她们深入交谈。有些妓女会因为你劝说她们从良而对你大发脾气，也有些妓女觉得自己的人生十分悲惨但却别无出路。硬汉小说当中的性行为描写也摆脱了含情脉脉的面纱或者一本正经的描述，变得更加真实生猛。我们不仅可以享受性。也可以身为人类而沉溺在性活动当中。性成为了人类活动的动机，有时会提升我们，有时也会压制我们。不过我必须承认我还没有看过哪部侦探小说当中写到过发生在独角兽标本背上的性交。

当然我们还要谈谈杰洛特的形象塑造。此人见惯风浪、刻薄毒舌、对自己的工作非常骄傲。他不仅能挨一拳而不动声色，也能打一拳将别人放倒。这些全都是硬汉侦探的必备要素。但是更重要是游戏整体的叙事风格也来自硬汉派侦探小说。这个决定太出色了，正是这个决定奠定了《巫师3：狂猎》的成功，在很多方面都彰显了开放性游戏当中的叙事秘诀。

与其听我在这里空口说话，倒不如听我念一段雷蒙.钱德勒关于美式侦探小说与英式推理小说之间差异的论文。

“标准侦探小说的情感基础是——而且一向是——凶杀案得以侦破，正义得以伸张。它的技巧基础就是注重皆大欢喜的结局，其他一切相对而言都意义不大。作家所编织的情节为结局服务，结局能够说明一切。但是另一方面，《黑面具》杂志里这类故事的技巧基础是场景比情节重要，也就是好的情节应该制造好的场景。理想的推理小说就算少了结局你也会照样读下去。”

让我把最后这段重新再读一遍：“这类故事的技巧基础是场景比情节重要，也就是好的情节应该制造好的场景。理想的推理小说就算少了结局你也会照样读下去。”我想不到更贴切更根本的论断来形容《巫师3》。这款游戏的主线情节就像很多美国硬汉派侦探小说的侦破情节一样，只是一根串联各个场景的线条而已。这款游戏真正打动人心之处是场景当中的各种细节，例如让你帮她把平底煎锅找回来的老太太，或者失去家人之后不得不依靠偷鸡为生的乡间孩子。这才是你玩这款游戏的原因。这些场景不允许我们抽身事外，促使我们一连花费几个小时流连于场景之间。关键在于旅程以及一路上的经历，而不是旅程的终点。对游戏设计师来说，这正是他们需要的机制。

如果这是一个更传统的故事，一切都取决于结局的话，那么这个游戏也就做不成开放世界游戏了。将开放世界游戏的叙事视为一系列场景的排序，并且认为开放世界游戏的主线情节应该让玩家经历各种难以置信的长场景，而不是将玩家推上一条单向不分叉的道路，正是这一理念使得CD Project Red创作出了这样一个栩栩如生的世界。

这种基于场景的叙事方式效果如此之好，因为游戏当中的各种叙事元素来自另一种同样基于场景的叙事艺术，也就是硬汉派侦探小说。因此在本文的最后我想用《谋杀的简单艺术》的最后一段话来收尾。这段话不仅说明了应当如何塑造悬疑作品的侦探形象，还表明了《巫师3》如何提炼了硬汉侦探小说的精华。这段写于六十年之前的文字完全就是白狼杰洛特的角色设定模板：

“总得有个人行走在这些穷街陋巷之间，不过此人自身却绝不穷陋，而且还有一颗清白的良心与毫不胆怯的勇气。这种故事里的侦探必须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英雄，他是一切。他必须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但又是一个不平常的人。用一句陈词滥调来形容，他必须是个恪守荣誉的人，这是他的本能，是他的天性，事先不必思索，事后更不会夸口。他既不会无故受人钱财，也不会受辱而不还以颜色。他是个孤独的人，他的尊严源于他很清楚你必须对他以礼相待，否则下次见面时必然会后悔莫及。他说话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出语辛辣诙谐，富有幽默感，厌恶弄虚作假，蔑视卑鄙小气。故事就是这个人寻找隐藏真相的冒险，同样的情节如果不是发生在这个擅于冒险的人身上，那也就不成其为冒险了。他的知识之广令你吃惊，但这份见识理应属于他，因为这属于他所生活的世界。在我看来，如果像他那样的人足够多，这个世界肯定会变得非常安全，但是同时又不至于陷入沉闷单调，以至于不值得置身其间。”

2，古典英雄与失败挫折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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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开始创作故事以来，我们就创作了无数英雄形象。我们塑造了高于平常生活的英雄个人，他们激励我们了解自身文化的价值，同时也促使我们不断向上。今天我们要检视一下传统神话当中的英雄形象模板，从而学习如何更好地塑造游戏角色。

所有的古典神话英雄都有一项共通之处，无论他们是奥德修斯、阿喀琉斯、吉尔加美什、孙悟空还是亚瑟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古典英雄超越了凡人。他们的体质在各方面都比凡人更加强大，同时还具有非凡的能力，例如力量、智力、速度或者其他。他们利用这些能力来应对足以将凡人压垮的挑战。但是古典英雄也要面对能力本身带来的挑战。古典英雄高于凡人，因此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世界，但是他们又低于神灵，因此他们的努力注定将归于失败。这就是英雄主义不可避免的悲剧。英雄不一定非得为了自私的目的而去扭转乾坤，也可能是为了人类的福祉，例如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但是无论动机如何，当英雄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都会悲剧地意识到自己其实无能为力，并且不得不面对这一失败的后果。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正是角色成长的关键时刻。

有些英雄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英雄主义行为本身隔离了他们，使得他们不属于人类的一部分。也有些英雄平生未曾失败，在首次面对失败时不得不竭力应对。阿喀琉斯在赫克托耳的尸身旁边痛哭流涕，意识到无论自己发动了怎样野蛮的报复，死去的挚友终究不能重返人间。吉尔加美什失去了长生不老的仙草，不得不面对自己必死的结局。普罗米修斯因为悖逆众神的意志而遭受了鹰隼啄食五脏的惩罚。埃涅阿斯闯入地府向殉情的狄多道歉，对方却默然无语。总有这么一个时刻，所有的古典英雄都要面对自己不是神的事实，并且通过这个过程提升自己的人性。他们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碌碌无为或者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归于乌有。阿喀琉斯打赢了特洛伊战争，埃涅阿斯创建了罗马城，普罗米修斯将火焰带给了人类。上述案例当中古典英雄的成功果实全都得到了世人共享，但是失败的苦涩却只属于他们自己。

这是英雄的关键因素。漫画书几乎完全照搬了这一模式：蝙蝠侠、钢铁侠、X教授甚至梦神都遵循了古典英雄模板。他们希望凭借自己独有的天赋来改造这个世界，但最终发现自己做不到，至少单枪匹马做不到。他们的才能隔绝了他们。我们看到他们在失败当中苦苦挣扎，并且借此具有了更完整的人性。但是尽管他们遭受了失败，却依然做出了了不起的善举。我们之所以爱他们，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屡败屡战的气概。

我们如何在游戏中中运用这种模板呢？塑造英雄的方法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一种。我不想看到大家死守这种做法。可是这种做法已经受到了时间的检验而且至今依然很有影响，因此很值得看看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经验。游戏中的英雄形象往往是无所不能的，至少在游戏设定的环境里是这样。待到游戏结束时，他们总会单枪匹马拯救世界。我们往往会剪除掉英雄遭受失败的环节：尽管他们非常强大，但是依然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全部力量依然不足完全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改造这个世界。这一现象的原因显而易见：目前游戏用来吸引玩家注意力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力量幻想。我们让玩家觉得自己非常强大，简直无所不能，凭着一刀一枪就能横扫千军。这种做法不见得就是坏事，实际上由于游戏是一种互动性媒体，玩家要扮演角色而不是一旁围观，游戏的确是传达这种感受的最佳媒介。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非常害怕破坏英雄无所不能的形象。我觉得我们的胆子太小了。事实上正是直面失败才使得英雄更具有英雄气概。正是他们面对失败的反应才让他们更加超凡脱俗难以置信。

西方文学中最具震撼力的场景之一就是阿喀琉斯站在战壕顶上，赤手空拳，不披甲胄，面对着步步逼近的特洛伊军队悲愤交加地破口大骂。特洛伊军队看着这个愤怒的狂人，这个不持盾牌不披胸甲也要与他们一决生死的人，不由得不心生惧意掉头逃跑。往往在我们意识到英雄不是神灵之后，我们对英雄感受才最深切。只要他们的表现稍微与凡人贴近了一点，你就会突然意识到他们的成就多么伟大。诚然他们并不是神祇，但是看看这些区区凡人作出了怎样的成就吧！

为了塑造古典英雄，我们不需要削减单枪匹马独闯敌阵的情节，不需要让玩家少杀几只怪物，少对抗几名敌人，也不需要削弱力量感受。许多游戏当中最出色的英雄——《合金装备》的斯内克，《异域镇魂曲》的无名氏，《最后生还者》当中的乔——都遵循了这个模式，从而让我们获得了最难忘最打动人心的游戏时刻。古典英雄套路远远不是塑造英雄的唯一方式，不过的确为我们思考英雄角色提供了良好的出发点。就算我们想要传达强有力的感受，但是英雄身上的无敌特质未必就能最能直指人心。

3，真正的女性角色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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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谈一下游戏当中的女性角色。所以这个题目等了这么久，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待游戏产业为我们提供一款具有优秀女性角色的游戏。不幸的是，这样一款游戏迟迟没有出现。3A厂家过去几个月也没什么新产品。所以我们就只能硬着头皮用上了。

我们可以用整整一期节目的时间大力抨击违反解剖原则的巨乳。不过与其一味抱怨糟糕的女性角色，倒不如更有建设性一些，讨论一下如何塑造优秀的女性角色。此前我们讨论过如何塑造优秀角色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优秀角色来说，性别并没有关系。性别不能界定一个角色或者让这个角色变得更加有趣。索尼克就算娘化了——这个话题我不想再多说了——角色本身真的能够得到补充或者削弱吗？戈登.弗里曼如果是女性，当真会变成另一个人吗？未必。

但是角色的某些侧面的确与性别有密切关系。而且这些方面在游戏系统中极少得到体现。创造一个优秀的角色与创造一个优秀的女性角色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多少有些争议的问题：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在谈论角色设定的男女之分时，游戏界往往会忘记男女之间的不同分成两大类，即基因差异与社会差异。基因差异是天生的，在不同文化当中并没有差别。男性与女性在最基本的生理层面上有显著不同。社会差异所是施加在特定性别个人头上的社会性别角色。我们先来仔细检视一下性别差异。想要你有深度的方式来体现生理差异对于游戏来说并不容易。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手巧，忍受疼痛的阈值也更高。男性一般体格更加高大健壮——不过仔细想想，游戏里的女性也极少将灵巧作为卖点。实际层面上，男女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女性有生育能力。可是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我们极少在游戏中看到女性身为母亲的孕育与养育特质得到深度体现。很多游戏当中都有母亲角色，或者张口母亲闭嘴母亲的子女角色。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着重挖掘母亲这一主题的游戏。并不是说这一题材做不出打动人心的好游戏，比方说我们可以做一款母亲带着子女穿越战区的游戏。这个主题可以做成很不错的动作游戏。可是目前的游戏仅仅面对着男性游戏设计者能够感同身受的情感矛盾就已经力不从心了。因此在成功应对母性主题之前整个游戏行业还很需要成长一阵子。不过我认为你母亲牺牲自己保护子女为主题的游戏绝对有能力催人泪下。

再来看看社会因素。我们要记住社会差异是可塑的。我们之所以在游戏设计当中屡屡给出模板化而非真实可信的女性角色，是因为我们认为与女性相关的特质都是女性的固有特质。我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天然喜欢粉色或者女性天生文静，事实上这两点都是社会构造的结果。如果你将这些特质当成女性的天生基本特质，那么任何抵抗就都没有意义了。这些特质是无法改变的，而改变正是塑造角色的关键。假如采取另外的视角，承认社会鼓励女性喜欢粉色或者表现文静，那你就有机会通过表现女性角色对于社会压力的反应来塑造更加有血有肉的女性角色与更丰满的社会背景。你可以轻松创造一个女性全都喜欢穿黑色或者女性从来先开第一枪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肯定与鼓励女性穿粉色扮文静的社会相差悬殊。

当然我并不认为社会因素与基因因素相互独立。但是我们不妨从这里着手，考虑一下如何从平面化女性形象前进到更人性的女性形象。在大型叙事游戏当中做到这一点相对还算简单，不过通过游戏机制、游戏场景以及少数几个关键时刻也能做到这种效果。我们认为《银河战士》在这方面做得就很不错。尽管早期的《银河战士》在情节方面非常单薄，但是设计师的选择依然提供了很多暗示。我们能感到游戏的女主隔绝于社会之外。我们并不了解她，但是却很清楚她曾经的人生选择并不见容于她所在社会的惯常标准。所以我们才会忍不住想要填补她的出身空白。我们最喜爱的女性动作游戏主角都有这样的特质。她们既没有完全拒绝、也没有完全接受社会规范的压力。更重要的是，随着她们所处环境的变化，她们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身处于全然反常的环境当中，她们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习以为常的事物。我们能够通过游戏来体会她们的为人以及她们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斗争。我们能看到这些角色随着她们与环境的互动而不断成长，她们的行为与言语都体现了角色的成长。

必须指出的是，让角色反对一切社会规范同样也是刻板模式的一种。理解一个角色为什么遵循或者接受某些性别规范，就像理解这个角色为什么要拒绝另一些社会规范一样重要。面对社会的性别角色预期，所有优秀的女性角色都是接受态度与排斥态度的混合体。简而言之，真正的人类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创造一个真正优秀的女性角色，那你就必须勇敢应对女性所面对的特有问题，将她们当作应对社会压力的普通人，并且让她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应对压力方法。伟大的角色不必受到性别的界定，但是性别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压力都是角色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想创造一个真实的角色，就要考虑到一切影响到这个角色的因素。

4《黑色洛城》：游戏怎样应对种族问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mbOSB7EQpM

今天我们要谈一下《黑色洛城》。我承认《黑色洛城》并非一款完美的游戏。跑动与射击的控制手感都很糟糕，游戏的解谜机制好像是专门为活跃在沃尔玛超市打折专柜附近的中年大妈准备的一样，Rockstar一再夸口的先进面部表情捕捉系统效果确实不错，但并不能让你看出游戏角色是否正在撒谎。但是尽管《黑色洛城》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款游戏在应对种族问题方面却做得非常不错。

几天前我在晚饭桌上和朋友们谈起这个话题，他们问我：“《黑色洛城》当中并没有受玩家控制的少数族裔角色，所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因为种族问题不仅仅是少数族裔问题，而是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普遍问题。在美国，种族问题掀起过战争，让有些总统上台，也让另一些总统下野。就算你是所谓的“纯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一点种族歧视思想也没有，种族问题依然会影响到你。视而不见并不能减弱种族问题对我们生活的冲击。《黑色洛城》恰恰在这一点上做得格外出色：游戏没有用种族来定义一个角色。毕竟在现实当中我们都不会仅仅被各自的种族定义，我们全都是所有过往经历的集合体，种族只是诸多因素当中的一种而已。相反，《黑色洛城》借用种族问题向玩家描述了他们即将进入的世界，也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将要操纵的角色。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游戏中成为了叙述机制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背负着关于种族问题的众多有意识与无意识负担，就算当我们沉浸在游戏世界当中的时候，这些负担也不会离我们远去。游戏设计师可以利用种族意识在有限的空间内传达更多的叙述信息。只要谈到种族问题，我们的外在理解就会发挥作用，原本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行为或者对白也会被玩家自行赋予更加深刻的意义。此类意义为我们带来了语境，我们可以借此来理解游戏角色以及评断他们的行为。

《黑色洛城》的开篇是二战结束之后不久，你操纵的游戏主角科尔.菲尔普斯接手了一起犹太人杀死反犹主义者的案件。他对被害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与怜悯，但是也没有表现出愤怒或者厌恶的情绪。在科尔看来，对错之间的区别黑白分明，法律就是法律，遵守法律与特定环境无关。按照D&D九宫格的分类，他是典型的守序善良阵营成员，办事循规蹈矩，有时候还喜欢唱高调。在不做过多剧透的情况下，我只能说正是这一特质让科尔这个角色如此有趣，尽管在游戏当中还存在着很多刻画更加细致的角色。但是假如游戏当中没有这样的时刻，假如我们没有看到科尔怎样应对种族意味浓厚的案件，也没有将我们自己对于种族主义以及反犹主义的理解附加在游戏叙事账面，那么后来科尔的道德说教难免让人觉得厌烦无聊。比方说有一次他职责另一名警察不该在执勤时间饮酒。如果脱离了语境以及我们对此前的种族事件所赋予的意义，那么这番言论听上去很像是软弱无力的道德高调。但是现在这番对白却帮助我们巩固了对于角色的原有认识，也引向了第二个让我们真正理解科尔，领会他的一切选择的时刻。

游戏开始之后几个小时，科尔与另外一名角色走进一家夜总会。这名角色因为一个“黑鬼”竟敢摸他而厌恶不已，接下来又掌掴了一名胆敢与他顶嘴的女性。就像种族问题一样，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也是我们每人都背负着的负担。这一幕显然利用了我们对这两个方面的原有理解来帮助我们认识作出此等行为的角色以及科尔本身的性格。因为这是过场动画当中的情节，所以玩家无能为力，科尔这个正义守法的角色站在原地不发一言，更不用说出手制止了。忽然间他口中所有的道德说教全都有了意义，他从一个二维层面的扁平角色变成了一个弊病深重的立体角色。关键在于与他一起去夜总会的角色也是一名警察。此时我们终于看清了科尔的为人，他很乐于宣扬道德高调，也很愿意以身赴险，但是他不能公开指正其他人的恶习，尤其是其他警察的恶习。每一次他训斥其他警察的不良行为之后都没有后续跟进举措。他声称自己相信很多行为都是错的，但他却从来没有阻止其他人做出这些行为。他希望其他人将自己视为正人君子，但是他却不愿意承担真正的社交风险，因为他需要身边的人来巩固他精心打造的个人形象。在这一幕之后，他竭力向上攀升以及争取各种荣誉奖励的行为突然都有了意义。如果不借助原本的外来信息，Rockstar肯定不可能如此简明有效地的传递这么多关于角色的精细设定。

同样的手法甚至还可以用在幻想游戏当中。奇幻或者科幻游戏使用这种手法的效力就想现现代都市背景下的游戏一样立竿见影。无论是《黑色洛城》场中民权运动之前的美国，还是《巫师》当中的魔法世界，种族问题都可以提供丰富的语境，因为种族问题的来源就是我们自身。

本期节目原本想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在游戏当中构建一个鲜明生动的少数族裔形象”，但是在撰写脚本的时候我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需要制定一套模板或者特质列表，那就无异于助长了原有的刻板印象甚至扭曲印象。我们了解某个角色的渠道是他应对种族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他本人的种族，无论这个角色是少数族裔还是多数族裔都一样。要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少数族裔角色，你就要理解对于种族问题的反应体现了这个角色的哪些特点，而且每一个角色对于此类环境的反应都有所不同。设定角色实际上就是发现角色，而且一个角色的所有特质远不只有肤色这一项，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多样性特质也都一样。假如你媳试图在游戏当中引入种族概念，一定要理解自己将要引发怎样的力量。当你决定要利用人们对于种族问题的感受来立体塑造角色的时候，要记得这些感受非常强大，决不能轻慢对待。

亲王陛下，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要感谢您邀请我进行这次报告。也请允许我为您的九十大寿道喜。（掌声）

今年还有另一个意义非凡的生日，是一家组织的五十周年诞辰，想必亲王陛下您记得很清楚。五十年前的4月29日，一群英国有识之士聚集在一起，警告全世界一场灾难正在降临。他们当中包括杰出的科学家Julian Huxley，热爱鸟类的画家Peter Scott，资深广告制作人Guy Mountfort，还有一位执掌重权且能力杰出的公务员Max Nicholson。虽说术业有专攻，但他们都是热诚的自然主义者，不仅醉心于英国本土的自然环境，也很关注世界各地的自然状况。

他们注意到了当时极少有人注意到的事实：在世界各地，充满魅力且一度数量众多的动物种群正在消失。曾经漫步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大羚羊只剩下了几百头；西班牙的白肩雕数量只剩下了九十只；加州秃鹰只剩下了六十只；曾经在夏威夷火山的熔岩平原上集群栖息的野鹅只剩下了五十只；在面积不断缩水的爪哇森林里栖息的犀牛只剩下了四十来只。这些都是最极端的案例，但是无论自然主义者们将目光投向何处，都会发现各种野生生物的数量正在减少，这个星球极有可能失去相当一部分动植物种群。必须采取行动，于是他们就采取了行动。

首先，他们需要科学建议来解释步步逼近的灾难的根源，并且找到延缓以至阻止这一势头的方法。其次，他们需要提升全世界对于自然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最后，要将这样一项事业投入实践自然需要大量金钱支持。他们决定成立一家组织，同时着手解决这三个问题。由于自然环境问题是国际性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将组织总部设立在英国，而是设立在了欧洲的中心瑞士，并且将这个组织称作WWF，即世界自然基金会。就像一切国际委员会一样，这个组织也需要若干个负责具体国家事务的行动组。因此在组织于瑞士召开成立大会之后过了几个月，英国也成立了自己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分会，成为了全世界首个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国家，亲王陛下您担任了第一任英国分会主席，二十年后又成为了国际总会主席。

WWF拯救各种濒危物种的方法并不相同。夏威夷野鹅与阿拉伯大羚羊遭到了圈养，在动物园里培养种群数量，然后再放生到原本栖息地。在非洲，大片偏远地区被规划成为国家公园，使得动物们能够免受偷猎者与人类定居区的侵扰。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以及山地大猩猩的家乡卢旺达，与动物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类居民通过生态旅游吸引游客，从而使得环境保护产生了惠及当地民众的经济效益。这场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24个国家都建立了WWF分会。在WWF成立之前就存在的环保组织——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不过一直都在各自为战——建立了国际化的工作联系。关注特定地区或者特定物种的新组织也纷纷成立。全世界都意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数百亿计的美元投入了这项事业。五十年后的今天，当年那些远见卓识且奋力拼搏的环保先行者们完全可以因为自己在这项挑战面前的卓越表现而感到问心无愧。

但是在今天，尽管有着许多成功个案，环境问题却似乎比以往更严重了。诚然，多亏了环保主义者们的竭诚付出，狮虎犀象之类的主要物种都还没有灭绝。许多物种还在悬崖边缘徘徊，但是一时间还没有大碍。但是今天濒临灭绝的物种正在增多而不是减少。为什么呢？五十年前，当WWF刚刚成立的时候，全世界人口总共三十亿左右，如今已经达到了将近七十亿，几乎翻了一番。每一个人都需要生存空间。居住空间，自行种植食物或者让他人代为种植食物的空间，修建学校、公路与飞机场的空间。这些空间要从哪里来呢？一小部分空间可以来自别人占据的土地，但是绝大部分都来自亿万年来一直被野生动植物占据的自然世界。但是多出来的这几十亿人口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只局限于他们自身所占据的空间，工业化进程改变了大气的化学成分，覆盖地球表面大部分的海洋遭到了污染与酸化，地球正在变暖。我们逐渐意识到所有这些正在侵袭自然环境的灾难背后有一项共同因素，也就是这颗星球上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

确实有先知警告我们这一灾难即将降临，其中最早的一位就是托马斯.马尔萨斯。“马尔萨斯”听上去很有欧陆风格，兴许是个德国哲学家的名字，但他其实是我们的英国同胞，在十八世纪中期生在萨里的吉尔福德。他最重要的著作《人口论》初版于两百多年以前的1798年。他在书中主张，人口将不可阻挡地增长，直到被他所谓的“悲惨灾祸”遏制住为止。他的预言如今基本已经被人们忽视或者无视了。诚然，他没有预见到绿色革命的出现，没有预见到单位耕地粮食产量的增加，也许未来还会出现我们现在预料不到的粮食增产手段。但是这些手段充其量只能推迟最终结局的到来而不能将其彻底化解。马尔萨斯所主张的事实在基本面上依然是事实：地球能够哺育的人口数量具有上限。

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相信自说自话的“可持续增长”理念。四十五年前，肯尼迪总统的环境顾问Kenneth Boulding曾经说过，“任何人如果相信可以在一颗有限的实体行星上实现无限的物质增长，那他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经济学家。”（笑声）目前全世界的人口每年会增长八千万，每周一百五十万，每天二十五万，每小时一万还多。英国预计未来二十二年将会增长一千万人，相当于新增了十个伯明翰。所有这些新增人口——无论在英国还是其他国家，无论出身富有还是贫困——都会需要粮食、饮水、能源以及生存空间。他们能得到所有这些资源吗？我不知道。我希望他们能得到。但是政府当中的首席科学家与上一任皇家科学院主席都提到了“完美风暴”的到来：当人口增长、气候变化与石油产量达到峰值凑到一起的时候，粮食、淡水以及能源的供应肯定会越发难以为继。

先来考虑一下粮食吧。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没有挨过饿。对于动物来说，忍饥挨饿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猎豹母亲只要一连三四次狩猎失败，幼崽就有饿死的危险。苦苦忍耐饥饿的猎豹幼崽是自然界最令人心碎的场景之一。但是这种事同样也会发生在人类身上。如果你曾经出访穷国，那就肯定见过经常食不果腹的人们。如今全世界共有十亿人生活在饥荒当中，两千年前耶稣在世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也只有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而已。

也许有人看过了英国政府刚刚公布的《粮食生产未来展望报告》，这份报告展示了想要喂饱七十亿人多么不容易。我们手头的困难已经非常多了：土地流失、盐碱化、地下水枯竭、过度放牧、全球化导致的疫病蔓延以及将粮食转化成生物质燃料驱动汽车的可笑做法。按照报告的说法，就算到了2050年世界人口能够维持在八十亿到一百亿的区间内，想要喂饱这些人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需要所有学科群策群力。报告当中还提出了非常合理的建议，比如进行第二次绿色革命。但奇怪的是，有一件事情报告却没有提：报告并没有提到喂饱八十亿人要比喂饱一百亿人容易得多，并没有提到要将计划生育以及女性教育与赋权当成控制人口的核心手段从而确保粮食供应，也并没有提到四十年前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发起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曼.博洛格的警世名言。博洛格培育了新品种短杆抗病小麦，在印度、巴基斯坦、非洲与墨西哥救活了千百万人。但是他却警告我们，他的工作无非是为我们“争取了一点喘息之机，从而抓紧时间稳定人口。”报告认为粮食价格会同油价一起上涨，并且明确指出这一趋势对于最贫困人口影响最大，还列举了若干帮助他们的方法。但是报告却没有提到任何一位每天只能依靠一美元菜金勉强度日的母亲们早就知道的事实：如果她只有四个孩子而不是十个，那么每个孩子都能吃得更饱。忽视掉这些信息实在是太奇怪了。

此外我们怎么能够忽视关于可耕地的骇人数据呢？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世界每人都能分摊到半公顷可耕地，足以维持欧洲人的一般饮食标准。如今每人只能分到0.2公顷。中国的情况更糟，每人只能分到0.1公顷，因为中国的土壤退化问题特别严重。今年还有另一份值得关注的政府工作报告，主题是生态多样性。这份《在变化的世界里为自然环境争取空间》也有类似的问题。报告讨论了英国野生生物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唯独没有谈到人口增长，实在也太奇怪了。想一想吧，英格兰已经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了。当然最奇怪的还是最近由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提供的《英国人口结构变化的环境影响》这份报告，其中完全否认了人口规模会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就好像这个国家增加两千万人口也无所谓一样。当然，人口并不是导致环境问题的唯一因素，甚至都不能算是主要因素，但是人口的确能加剧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否认这一点是非常愚蠢的。如果你去多读几份国际组织开列出来的环境报告，就会发现人口问题显然是影响环境的基本因素，但是所有这些报告对此却全都避而不谈。

目前环保问题的主要议题是气候变化。我们知道每个人都要消耗碳并且制造出更多的二氧化碳，哪怕只是烧柴火做饭也是一样。当然，富人个体产生的二氧化碳远比穷人多得多。同样我们也可以将每一名额外人口都视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而穷人无疑也会比富人承受更多的伤害。但是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文件当中对这一点却只字未提。为什么缄口不言呢？所有人在私下里都承认人口问题需要解决，所有人都承认地球是有限的。我们只要看一看阿波罗登月任务拍摄的美丽地球照片就会意识到这个无情的事实。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公开发言呢？某种古怪的禁忌正围绕着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友善，不太政治正确，甚至还有些种族主义的意味。这项禁忌不仅限制了参会政客的言行，还影响了各种致力于环保与社会发展的非营利组织以及那些在镜头面前侃侃而谈的活动家们。后者主张要为子孙后代营造更可持续且更繁荣的未来，然而他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沉默却表明他们认为无论这世界上或者英国国内有多少人，他们的崇高目标都一定能够实现，尽管他们心里都清楚并非如此。

如今局势的严重程度已经容不得此类惺惺作态了。不能不面对的事实是，在一颗有限的星球上，人类数量的增长早晚有停止的一天，而且具体的停止方式只有两种。可以通过避孕来控制新生儿数量，这是人道的方式。如果我们共同选择了这条道路，我们每个人都能为此尽一份力量。另一种方式就是死亡率的提升。自然界的所有其他物种都不能例外。饥荒、疾病或者天敌捕杀会控制它们的数量。对人类来说也就是饥荒、疾病与战争。战争的起因可以是石油、淡水、粮食、矿产、放牧权利或者居住空间。除此之外并不存在通向无限增长的第三条道路。我们控制人口的时期越早，电梯触底的时间也就越晚。人口控制得越早，所有人获得体面生活机会的可能性也越大。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实现以下几个条件。首先需要更多的人们理解这个问题。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依然是可笑的禁忌，许多有识之士都受其钳制。如果不改变这一局面，那么这一点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我们的文化也需要改变，好让每一个人在保有生育权利的同时也能够意识到，生育过多子女会加剧自己以及他人子女未来将要面临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在我看来每一个国家都应当制定符合国情的人口政策。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七十多个国家制定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人口政策。关键在于计划生育，免费提供生殖健康服务，以及在自愿非强迫的前提下鼓励并督促人们使用避孕节育手段。根据全球脚印网络的报告，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可持续增长的极限，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位于这一区域，英国的情况尤其严重。我们的目标是削减每人消耗的自然资源以及减少人口数量，同时借助科技进步来维持并提高生活标准。可悲的是目前各个发达国家只有一项扭曲的人口政策，也就是鼓励生育，好让更多的年轻人来照顾老年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照顾，这些年轻人变老之后又会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照顾，这显然是生态层面上的庞氏骗局。（笑声）

我不是经济学家，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政客。我们所需要的答案必须来自于他们的从业领域。不过我确实是一名自然主义者，我知道哪些关键因素能够将物种数量控制在合理区间内，以及突破合理区间的后果。比方说我知道我家花园里的每一对蓝山雀每年都能够——请注意“能够”二字——生产二十枚鸟蛋，但是由于天敌捕杀以及食物匮乏，至多只有两枚鸟蛋能够长大成鸟。我曾经在非洲平原上千百次亲眼目睹牛羚幼崽死在狮子的爪牙之下。我还见过数量过多的大象如何摧残它们的栖息环境。以至于只要某一年的雨季来得稍微晚了一些，没能及时灌溉早已被过度啃食的草地，大象就会成百上千地死去。但我们是人类，多亏人类的智力以及越发精妙的科技，我们可以避免如此惨烈的结果。我们用药物来避免儿童死于疾病，我们用各种方法提升了粮食产量，我们移除了自然界控制动物种群数量的各种限制，因此我们的命运如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我们确实还有一点希望。凡是在女性有权投票的地区，凡是在女性识字的地区，凡是在女性可以依靠医疗设施控制子女生育数量的地区，生育率都会下降。所有这些文明条件都存在于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印度的总体生育率是每名女性2.8人，而喀拉拉邦则是每名女性生育1.7人。泰国去年每名女性的生育率也是1.7人，与喀拉拉邦相近。泰国的近邻天主教菲律宾则是3.3人。世界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人们正在意识到人口问题重要性的迹象。例如拯救儿童基金会就在总是这方面的工作。皇家科学院也组织了一大批各个学科的科学家们共同研究人口问题。那么你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想对你们提出一项请求：要在私密与公开场合积极打破这一禁忌。除非打破这层禁忌，否则根本没有希望采取必需措施。每当我们谈论环境问题的时候，都要顺便谈一下人口问题，如果你是非营利组织成员，就要提醒你的同事不要忘记这一点。如果你是教会成员，尤其是天主教会成员——因为天主教关于避孕的教义是影响人口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就要建议你的教友考虑一下人口过度增长的伦理问题。澳大利亚圣公会主教已经这样做了。假如你与政府部门有联系，问问他们为什么影响到所有部门政策的人口增长居然不是任何一个部门的责任。人少地多的澳大利亚最近刚刚任命了一位可持续人口增长部长，为什么人多地少的英国就不能效仿呢？

五十年前拉响了环境保护警报的夏威夷野鹅、阿拉伯大羚羊与西班牙白肩雕就相当于煤矿矿井里的金丝雀，它们的死亡预示着更可怕的灾难正在逼近。让我们开列一张正在侵扰我们以及这颗饱受打击的星球的环保问题清单吧：温室气体增多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变暖，海洋酸化与鱼群绝迹，雨林面积减少，沙漠面积增加，耕地短缺，极端天气加剧，饥荒，大规模流亡……这份清单可以一直开列下去。但是所有这些条目都有同一个根源。假如人口继续增长下去，所有的全球问题，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环境问题，都会变得越发难以解决，以至于完全失去解决的指望。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sP291B7SCw

1，《银翼杀手》：现代性的另一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RlGULqHxg

每一位观众在观看《银翼杀手》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就是画面多么漂亮。人们将这部电影与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相提并论，合称为塞伯朋克类型文学的开山之作。这一类型的特色就是高科技与底层生活并存的世界观。《银翼杀手》2019年的洛杉矶就典型体现了这种风格。与其说这部电影描述了赛博朋克的特质，倒不如说创造了这种特质：硕大的建筑，霓虹闪烁的门脸，四处逡巡的探照灯光，还有一刻不停的雨水。雷德利.斯科特恐怕是唯一一个能够将《机器人会不会梦见电子羊》改编成电影的导演。毕竟他在此前拍摄的3000多条电视广告当中已经磨练出了营造气氛的技术。在《银翼杀手》当中他使出浑身解数，讲好了这个情节单纯却承载了太多流浪探索气质的故事。

关于影片情节的大部分信息都出现在了影片一开头的字幕里：人类制造了复制人，有些复制人叛变了人类，名为银翼杀手的警察受命去猎杀它们，复制人不得回到地球而且寿命只有区区4年。影片一开始我们知道有四名复制人偷偷回到了地球，退休的银翼杀手雷克.德卡被返聘回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段情节当中我们遭遇了雪崩一样的理念轰炸：身为人类的意义、记忆怎样塑造人、爱、剥削、后殖民主义、社会等级与社会崩溃。这一切都以视觉信息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例如眼睛在影片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影片一开始的镜头就是一只看到整个世界的眼球，德卡与其他银翼杀手用眼球扫描仪来判定谁是复制人，想要扩展寿命的复制人罗伊.巴蒂专门造访了为他设计眼球的设计师，虹膜与其他仿作虹膜的物体都能反光，意味着眼睛不仅能够看，还能揭示。巴蒂杀死他的创造者的手段也是挤爆了对方的眼睛。

《银翼杀手》的画面直白地体现了社会等级：上层社会干净整洁，以白人为主，街头世界肮脏混乱且文化多元，正好与二十世纪中期的白人群飞现象相对应。也有很多人讨论过雷克.德卡本身是不是复制人，影片用几处放置巧妙的折纸作品暗示他的确是。但是我真正想关注的是《银翼杀手》所表现的现代性。现代性体现于情节发展之间的各个画面当中。比方说两名复制人巴蒂与莱昂走进眼球商店之前的这个镜头，两人走进商店之后与主线情节有直接关系的镜头就应当结束了，但是导演又将这个镜头延续了20秒，给店铺外的街道来了一个全景。像这样的时刻贯穿了整部电影，为主线故事平添了一层氛围。这部电影的整体效果就是塑造一个基调病态的世界。

人性一直被称作《银翼杀手》的主题，我认为影片当中每一个角色都拥有不容置疑的人性。我们愿意将影片当中的每一个角色称之为人，无论他们是人类还是复制人。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人性，而是身份。现在社会当中所有的自由、所有的世俗主义、所有的平等主义以及所有的选择共同掩饰了更加黑暗的事实：人的身份不再由社会决定，而由个人决定。这样一来身份的形成就很成问题了。身份问题是德卡这部影片当中的挣扎核心。他所拥有过的唯一身份就是银翼杀手，但这一身份却在影片当中逐渐解体了。既没有家人也没有亲戚的德卡告诉复制人瑞秋她是一个复制人，并且摧毁了她的身份。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自我定义在这一过程中开始与他自己作对，他感受到了瑞秋的痛苦并且开始厌恶自己。德卡应对自我厌恶的代偿方法就是饮酒。在影片后半段他与瑞秋的侵入性行为也是代偿方式的一种。他试图在爱情当中为自己取得新的身份，这一点我们也能感同身受。他迫使瑞秋说“吻我”，因为他需要两人之间的互惠来获得真切的爱情感受。这并不是他对于性侵的理由，而是解释。

影片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幕场景很容易受到忽略。但是这幕场景如此到位地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每次都会让我流泪。德卡杀死了一名复制人之后来到商店里买酒。他或许需要借助饮酒来麻木痛苦，因为他做了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但是他真正需要的是与其他人建立联系，是一个互动规则依然确实可知的场所。哈里森福特在这个短暂场景当中的表演如此脆弱。我理解这种脆弱，我理解病态、倦怠、异化以及莱昂所说的“背上痒痒挠不着”的感觉。在全片结尾，德卡看着自己的死对头在搜寻身份的道路上一路坎坷，最终还是无奈地接受了自己先天被给予的身份：

“……我所见过的事物，你们人类绝对无法置信。我目睹了战船在猎户星座的端沿起火燃烧，我看着C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所有这些时刻终将流逝在时光中，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

毫无疑问，这是电影历史上最优美的一段独白，可是这段话并没有为现代性的谜题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不过《银翼杀手》本来就不打算提供答案。现代社会原本就是两面的，现代性造成的心理折磨有多大，现代性带来的礼物就有多重。《银翼杀手》颠覆了折磨与礼物之间的等比关系，极力彰显了现代性的黑暗面。对于社会的全体成员来说，现代社会就像城市当中的巨大建筑一样无边无际，同时就像天空的雨水那样漠不关心。《银翼杀手》则仍人们意识到了这样的社会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2，《华尔街之狼》与放纵电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3fzFUs-hYM

“我并没有摧毁那些公司，我解放了它们。关键在于，女士们先生们——用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话来说——贪婪是好的。贪婪是正确的。贪婪很有效。贪婪直指进化精神的核心本质。一切形式的贪婪，无论是对生活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爱的贪婪还是对知识的贪婪，都是人性的标志。请记住我的话，贪婪不仅能够拯救泰尔达纸业公司，还能拯救每一家病入膏肓的美国企业，谢谢。”

尽管《华尔街》当中的这篇著名演讲极力颂扬了贪婪对于资本主义体制的益处，但是谁也不能指责导演奥利弗.斯通或者电影本身为贪婪说了多少好话。事实上正是因为戈登.盖柯进行了这样一篇布道，才让我们知道这番话的反面有多么正确。盖柯演讲的核心信息就是“贪婪能使所有人共同成功”。不过奥利弗.斯通和身为观众的我们都知道，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中贪婪带来的成永远意味着让其他人付出代价。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我们眼看着保罗.巴德意识到戈登.盖柯打算牺牲他父亲的利益来为自己谋利。戈登.盖柯的道德伪善以及影片对于资本主义无节制放纵的批判也随之显露无疑。

不过这部电影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奥利弗.斯通拍摄了《华尔街》之后过了26年，马丁.斯科塞斯又给我们带来了《华尔街之狼》。我们不妨将戈登.盖柯为贪婪做出的道德辩护与斯科塞斯的主角乔丹.贝尔福特的剧中评论相对比一下。

“我把垃圾卖给社会渣滓，空手套白狼。在我看来，这些人的钱最好还是装在我的口袋里，反正我比他们更会花钱。”

贝尔福特并不像盖柯那样为自己的行为提供道德辩护，他很清楚自己的行为是错的，而且照做不误。他的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悲剧因素，就像戈登.盖柯的爬高跌重那样。他也不像斯科塞斯塑造的另一位伟大角色、《好家伙》当中亨利.希尔那样疑神疑鬼并且最终泯然众人。贝尔福特的确在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但就像他本人所说：“有那么一会儿，我忘记了我很有钱，而这个社会什么都能用钱买到。”贝尔福特的罪行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只受到了最轻微的处罚。更有甚者，斯科塞斯还在全片结尾让现实生活当中的贝尔福特来介绍自己在影片当中的角色，并且将后者称作“我所认识的手段最狠的王八蛋。”

因此并不意外的是，《华尔街之狼》遭到了很多批评家的大肆抨击，他们认为这部影片美化甚至支持了资本主义的无节制倾向。斯科塞斯的《华尔街之狼》并不像《华尔街》或者《好家伙》那样用悲剧结局直接进行负面批判，甚至都不像《美国精神病人》那样针对资本主义进行讽刺性评判。在《美国精神病人》当中，帕特里克.贝特曼光鲜整洁的外表最终没能裹住内心的自我厌恶与崩溃。针对资本主义的讽刺批判要求电影的基调与主题讥讽或者暴露影片主角的不恰当行为，但是《华尔街之狼》却并没有这么做。影片当中被观众看了笑话的角色包括主角的妻子、朋友、敌人以及整个世界，却从来不是贝尔福特本人。我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贝尔福特心中有什么不能言说的痛苦。恰恰相反，尽管贝尔福特挣钱的手法龌龊不堪，尽管他的生活放荡下流，但他本人的心态却没有受到任何负面影响。他的人生哲学不妨用哈莫尼.科林的《春假》当中艾林的台词加以概括：

“别人都想做正确的事，我偏想做错误的事。别人总对我说你要改邪归正，我说有钱了管你正不正呢……”

这两部电影都是批评家Izzy BLack所谓的“新一代无节制电影”，这些影片揭露了贪婪与贪得无厌，但从不对其加以谴责。事实上这些电影的特质之一就是参与了影片自身所展现的无节制倾向。《华尔街之狼》全长整整3个小时，充斥着大段蒙太奇以及越来越疯狂的享乐主义场景。但是仅仅因为斯科塞斯拒绝谴责贝尔福特并不意味着他就支持此人。放纵就是放纵，放纵令人身心交瘁，放纵就是太多太快。斯科塞斯对此丝毫不抱幻想。影片中大量超近距离特写充分暴露了放纵生活的粗鄙卑下。片中蒙太奇的作用与其说是为角色增光添彩，倒不如说是让观众心力交瘁。片中的豪华享乐生活与其说令人着迷羡慕，倒不如说令人头晕无语。《华尔街之狼》是一部描述性的影片，尽管在拍摄手法上学习了许多重在道德说教的先前影片，包括斯科塞斯本人拍摄过的电影。

八十年代并没有扳倒戈登.盖柯之流的保罗.巴德，甚至九十年代也没有谁来扳倒贝尔福特之流。资本主义的愚行越来越严重，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与经济衰退为止。尽管已经出台了更严格的监管制度，但是谁也不知道人们究竟有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其中原因在于贝尔福德的放纵作风也是我们自己的放纵作风。就像他一样，我们自诩智识开明，却不知道我们身边的无数商品究竟伴随着怎样的代价，我们也并不试图从道德上为自己参与资本主义体系的方式进行辩护，我们根本不关心。我们对于贝尔福德的厌恶其实非常虚伪，我们投向他的怒火并非源自正义感与愤慨，而是源于自以为是与自欺欺人。斯科塞斯拒绝参与这种自我欺骗，于是就拍摄了这部毫无保留的放纵电影，好让观众们最终意识到，他们以为自己正在盯着电影屏幕，实际上他们正在面对着摄像机镜头。

3，框中有框的《花样年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1E5otZCpqw&list=PLwg4AG1KkgLwP5FuUIiVEy-ILMD23AN1v&index=17

“我正在接受以下理念：一切性行为都是包括四个人的过程。我们要好好谈一下这个问题。”

——弗洛伊德

我在写影评的时候，手里往往会拿着一个笔记本，写下自己的各种感想。观看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时，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5分钟过去了，每一个镜头都是框中有框。”换句话说，每一个镜头里的角色不仅处于镜头本身的长方形当中，还置身于更小的方形造型当中。电影工作者使用这项技巧已经有几十年了，我本人最喜欢的范例是约翰.福特的《搜索者》当中的最后一个镜头。但是极少有哪位导演如此普遍低使用这种技术。随着电影的进行，我不得不将5分钟划去，改成7分钟，9分钟，直到第12分钟才出现第一个没有前景结构的镜头，在这个镜头当中两位主角都没有出现。

《花样年华》讲的是两对夫妇在六十年代的香港租住了一对老年夫妇的公寓。影片的男女主角分别是一对夫妇当中的丈夫周先生与另一对夫妇当中的妻子苏太太。两人都逐渐发现自己的配偶在背着自己相互私通。主线讲的就是这两位不忠的受害人如何凑到一起应对伤痛的故事。尽管采用了这样的题材，但影片本身却毫无感情用事的因素。浓墨重彩的画面质感包裹了片中的每一起事件，情节叙事在时间线上来来回回，以至于观众往往感到困惑，不知道某两个场景之间究竟过去了多少时间。这一点强化了观众与影片之间的联系，迫使观众觉得自己需要格外注意。但是这些特质同样也反映了这部影片的制作方式。王家卫和摄制组花费了十五个月的时间来拍摄《花样年华》，在刚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手头只有一个粗略大纲，每一幕的脚本都是由导演以及各位演员一边拍摄一边撰写的。奇怪的是，当你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肯定会感到有人在掌控全局。无论是从视觉效果还是从感情上来说，这都是一部一以贯之的电影。影片当中的场景只有几个，而且每一个场景的拍摄角度都是固定的，因此观众难免会产生仿佛回到同一地点的循环感受。这种技巧并没有让人觉得拖沓重复，相反却从固定不变的背景当中孤立出来了确实正在变动的东西，也就是男女主角的内心世界。

在大多数情况下，内心世界的披露并非借助语言。这部电影当中最重要的交流方式是体态、眼神与接触。限制语言的做法也应和了六十年代的香港社会环境对周先生与苏太太的行为限制。两人都时刻处于流言蜚语的威胁之下，他们的房东以及街坊四邻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们。这也是采用框中有框技巧的原因之一。通过将演员放在前景，导演增强了角色本身遭到观察的感觉，也增强了观众对于自己身为观察者的感受。观察与被观察，看与被看，我们对他人的欲望与他人对我们的欲望，这些都是《花样年华》的主题。

这部影片当中夺人眼球的元素发生在两位主角刚刚向彼此坦诚自己的配偶正在私通之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各自回家与配偶对质，而是想要一起搞清楚事情怎样走到了现在这一步。两人试图重现各自的配偶如何相互勾结，而且都扮演了对方的配偶。于是他们重演了各自配偶相互勾引的过程，也都接受了对方的指导。这是一种非常复杂而且多少有些变态的互动。这部影片着力关注周先生与苏太太，以至于他们的配偶几乎没有戏份。但是我们始终都很清楚这场关系是四人关系而不是两人关系，不过并不是四个真正的人，而是两个真正的人与两个幽灵。为了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位受害者都试图装扮成对方的配偶来勾引自己的配偶。这个任务注定要失败，因为婚外恋发生的本身就已经说明周先生与舒太太已经失去了各自配偶的感情，他们想要重现的欲望只是虚幻而已。这种关系多少有些受虐狂的成分。为了让我们感受到这一点，王家卫从不会刻意强调某一个场景当中的两位主角究竟是以自己的身份出现还是正在扮演对方的配偶。往往某一个场景开始一分钟之后依然可以按照两种方式进行解读，直到现实或者非现实一拳打来为止。

但是由于男女主角都在指导对方如何扮演自己的配偶，因此他们陷入了幻想当中，以为自己能够控制住配偶的背叛。两人心中虽然互有情愫，但始终没有迈出关键一步，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无限期地推迟看清现实生活的最终时刻。这是一种悲剧扭曲的状态。用王家卫的话来说，如果梁朝伟与张曼玉不是这么英俊美丽的话，这两个角色的核心阴暗特质肯定会更加明显地彰显出来。当然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持续，当周先生终于吐露了自己对苏太太的爱意之后，这种幻想就基本崩溃了。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确实和自己的配偶是一路人。换句话说，他们一直拒绝看到的事实——他们已经失去了各自爱人的爱——充斥了他们的意识。但是他们却不能采取相应的行动，他们对于残酷事实的接受也是有限的。为了活下去，为了继续前进，周先生与苏太太只能擦肩而过。因此在影片结尾他们两个接连错过了两次。现在两人之间就只剩下了原本可能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而不是联系本身。

每个人都生活在幻想与边框当中。有时候这些边框是自制的有时候是别人制作的。有时候我们必须相信原本自制的边框是出于他人之手。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挣脱边框的方法。当我们的幻想彻底破碎崩溃的时候，那种创痛就像在风暴中中生活一样。王家卫的《花样年华》绚丽、安静而又痛苦地探索了这一点：假如你被自己创造的幻想是变态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你回避痛苦，那你又当如何。这部电影之所以如此让人心碎，恰恰是因为像这样的变态环境实在是太普遍了。

4，《盗火线》：现实主义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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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迈克尔.曼的《盗火线》，你注意到的第一点就是影片当中大量使用了长焦镜头，银幕版式则是23×9的超宽屏，将画面拉到最宽，好让你看到更多内容。与此同时，曼又让他的角色塞满整个画面，让观众觉得自己就好像躲在角色对面的大楼顶上用望远镜对他们进行盯梢一样。长焦镜头是拍摄这部电影的最佳选择，一方面能让一切事物都与观众拉开距离，将人物与背景区分开来，同时又将背景变成了一片光斑，让观众感受到了黑色电影当中常有的浪漫氛围，这也是迈克尔.曼眼中四面蔓延的洛杉矶所具有的天然气质。长焦镜头既满足了功能性又体现了风格。这两个词概括了迈克尔.曼这部作品的动力气质。

当然，从来没有人指责迈克尔.曼的作品缺乏风格。事实上正是因为人们广泛指责《迈阿密风云》这样的作品当中充斥着空洞的风格，才使得迈克尔.曼声称“《盗火线》不是类型电影，而是剧情片。”本片情节源自为本片担任顾问的真实警察的生平。影片当中事无巨细而又按部就班地描写了警匪双方的日常活动，影片中的场景也都是洛杉矶市的真正地点。阿尔.帕西诺讯问线人的棚户区是位于特米诺岛上的真正棚户区，影片一开头罗伯特.德.尼罗走下来的火车确实是洛杉矶轻轨蓝线。德尼罗在影片中的住宅也确实是位于马里布海滩的豪宅。但是迈克尔.曼无法掩饰他对于风格的爱好与追求。上述三个地点的确是真实的，但是第一个地点的第一个镜头当中就出现了一座黄色硫磺堆成的山丘，让整个场景看上去如同梦境一样；火车站台的造型陌生而又拒人千里；德尼罗的住宅充斥着孤独的蓝色基调，完全就是照抄了艾历克斯.科尔维尔于1967年创造的画作《太平洋》。换句话说，尽管迈克尔.曼坚称《盗火线》不是一部类型电影，但是他显然借鉴了犯罪影片与黑色影片的大量传统。这部影片最杰出之处是让现实主义与风格相互评论，从而让类型电影步入了新时代。

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音响效果实现的，Chris Jenkins的音响设计与Elliot Goldenthal的配乐都居功至伟。音响与音乐的互动在影片一开始就有所体现。德尼罗走进医院偷救护车的时候，Goldenthal充满空间感的音乐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医院里各种非常现实的音效。在音乐当中这一点也有所体现，例如当阿尔.帕西诺在高速公路上追逐罗伯特.德尼罗的时候，配乐用的是Joy?Division的New Dawn Fades，非常适合这一时刻。但影片采用的并不是原曲。曼委托电音艺术家Moby将New Dawn Fades改编成了混音作品，为这个非常现实的时刻平添了一层风格。

自从黑色电影创始以来，现实主意与风格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矛盾。黑色电影的本源就是黑白画面与强烈的明暗对比，这两者都试图营造粗粝的现实主义氛围。但是像这样的用光以及黑白对比反差也形成了自成一派的艺术风格。不过黑色电影向来奉行传统价值观。从一开始黑色电影就探索了人们如何通过自身行为的塑造身份的问题。这一问题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期很多人的行为，不仅仅是警匪两家而已。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带来了构建身份的新方式，人们不再需要依靠自己的职业或者感情生活来构建身份，因此犯罪电影与风格之间的关系更复杂了，也更有必要了。迈克尔.曼利用帕西诺与德尼罗的角色正面应对了这个问题。德尼罗穿着一丝不苟的西装，他的空荡家居遵循极简主义，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极端职业主义生活方式，对应着迈克尔.曼最早开始构思《盗火线》的八十年代的雅痞文化。帕西诺的家则是后现代建筑师汤姆.梅恩位于圣莫妮卡的私宅。迈克尔.曼很清楚，为了与同时代的观众进行交流，为了让黑色犯罪电影看上去富有新鲜感与时代感，就必须呈现两种风格之间的选择。浸淫于这种文化当中的想到观众一眼就能看出风格的存在，他们也通过风格来表达自我。正是通过这种对风格的关注，他终于对批评他的文化的声音做出了反制。到头来德尼罗与帕西诺都排斥了这种新型身份构建方法，用传统方法进行了反击。帕奇诺投身于工作，德尼罗则投身于感情。

这样一来，迈克尔曼对于风格、音轨、配乐、镜头、地点、服装、灯光以及现实主义的关注彰显了全新的社会环境以及这一环境的固有弊病。水平最高的黑色电影从来都应当做到这一步，显示文化的背面以及让人们理解为什么背面是正面的必然延伸。实际上就现代文化而言，当这两面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并没有那么不同。

5，《潘神的迷宫》：一个关于不服从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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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评论吉尔莫.德托罗的《潘神的迷宫》之前不妨先来一句剧透，影片的主人公奥菲莉亚在结尾死去了。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这样做。因为德托罗在全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昭示了这一点。全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结尾，这也是德托罗将结尾复杂化的手段之一。但是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童话故事吧。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童话故事的权威来源都是沃尔特.迪士尼。这并不是巧合，因为迪士尼从一开始就试图掌握这种权威。当他拍摄《白雪公主》、《灰姑娘》或者《睡美人》的时候改编了公共领域的民间故事，并且将自己的改编成果申请了版权。由于电影相对而言还是新生媒介，为了获得权威地位，迪士尼必须忠实于这些童话故事的最初版本，也就是夏尔.佩罗与格林兄弟整理的版本。他尽可能平滑地将这些故事从书本转嫁到了荧幕上，以至于这三部影片的开头都是掀开书籍的画面。迪士尼很聪明，他的影片也被奉为经典。但是他如此忠实于这些童话故事的十九世纪起源，以至于也继承并且推广了这些故事的十九世纪小说保守父权价值体系，永远都要让王子来拯救不幸的公主。即便在迪士尼的时代，这些价值观也已经陈旧过时了。迪士尼的改编限制了童话故事的真正力量。

在《潘神的迷宫》里德托罗则试图破除这些限制，他重新诠释了这些故事。这部电影并没有选择单一权威的文本来源，而是选用了大量不同的来源，并且对所有来源一视同仁，还让所有这些来源相互作对，从而创造意义。影片讲述了西班牙内战开始五年之后，奥菲莉亚和她的母亲卡门与法西斯中尉维达尔一起生活的故事。维达尔一面忙着镇压山中的游击队残余，一面等待卡门生下他的孩子。与此同时一名潘神告诉奥菲莉亚，她是魔法王国的失落公主。从此她就踏上了一趟奇幻魔法之旅。稍后影片的情节分裂成了两条平行叙事，一边是魔法旅程，另外一边是政治冲突。关键在于这两条叙事线索彼此都不能取代对方的存在，德托罗有意将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使得任何一套单独解释所有情节的理论都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影片结尾看似是对魔法叙事的全面否定，奥菲莉亚与潘神交谈的时候维达尔闯了过来，镜头切到他的视角，潘神并不存在。有些观众认为魔法情节是奥菲莉亚用来应对悲惨生活的机制，而这一幕就是他们最过硬的证据。但是不要忘了就在这一幕之前不久，德托罗让维达尔服用了大剂量的强力安眠药。在其他影片中致幻药物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主角会看到超自然景象，但是这部影片却反其道而行之，德托罗用这种机制瓦解了我们对于维达尔视角的信任。在这一幕以及其他许多场景当中，影片都刻意拒绝满足我们对于全面完整解释的需求。

不过不服从本来是这部电影的主题之一。许多童话故事当中不服从都是引发后续行为的开端，而在这部影片当中不服从本身则被视为关键且重要的个人品质。不服从的游击队试图将西班牙从法西斯统治统中解放出来，不服从的女佣与游击队互通声气，奥菲莉亚更是不服从的代表，她先后质疑并且无视了所有权威的命令，包括母亲，维达尔与潘神。但是影片当中最重要的不服从还是影片文本本身体现出来的不服从，德托罗的深度指涉在这里发挥了最大作用。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多元叙事，彻底颠覆任何单一叙事的权威，例如维达尔与法西斯所主张的单一叙事。德托罗建立了一套内在文本的网络，从而使得影片的意义成为了个人选择的结果。比方说无眼怪这场戏，食人怪吞吃儿童的意象就来自很多其他神话，包括德国民间故事里的克朗普斯。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克洛诺斯吃下了自己的子嗣，以免他们有朝一日推翻自己，法西斯之下的西班牙同样也在大肆镇压青年人。值得注意的是，《克洛诺斯》也是德托罗的处女作的名字。无眼怪面前摆满美食的长桌应和了此前维达尔开宴会的场景，无眼怪所坐的位置恰好也是维达尔的位置，而且两者都会毫不犹豫的杀死儿童。桌子旁边堆着的一堆鞋子让我们想到了奥菲莉亚脚上的红鞋，显然参照了绿野仙踪的情节以及1948年的《红菱艳》，此外还会让人想到纳粹集中营收缴的大量犹太人衣物鞋帽。这一幕本身也起到了比喻的作用，例如童话故事的美丽会迷住我们，让我们陷入某种未必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思考方式。

像这样的互文构成了了一张贯穿影片内外的巨大指涉网络，观众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在这种网络上来回穿梭。德托罗将所有这些指涉内容用镜头与剪辑联系在一起，借以实现了令观众无法否认的叙事势头。维达尔的目的、一切独裁专制政权的目的以及父权主义道德说教童话故事的目的都是将根据某些特定事实所能够衍生出来的故事数量与种类控制到只有一个，而我们所能采取的唯一反制手段就是不服从。

在传统童话故事当中，所有的故事都有确定的结局。德托罗的天才之处就是让这种最为程式化的类型影片违背了我们关于故事应当怎样展开怎样结束的预期。游击队捕获并处决了维达尔，但是西班牙还要在独裁专制之下忍受三十年。奥菲莉亚惨遭杀害，但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且回到了地下魔法王国。你可以认为这是悲剧故事的诗意结局，童话故事的大团圆结局，又或者是奥菲莉亚本人选择的生平故事。当然，她根本没有必要选择，没有哪一个单独的故事能够承载她的经历。就算回到了魔法世界，她依然在人世间留下了自己的痕迹，静待有心人的发现。

6《致命魔术》：隐藏在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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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诺兰在拍摄电影的时候总喜欢走钢丝。如果说他的全部作品有同一个根本主题，那就是作为共同叙事的电影具有影响文化的强大力量。在我之前有很多人都曾注意到并指出，诺兰的很多作品都指涉了电影本身，比方说《盗梦空间》当中的盗梦团队就很像是电影制作团队，导演美工演员投资人一应俱全。不过有趣的是，尽管诺兰的很多作品都可以被称为元电影，但是他却非常小心避免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出现元电影意象。比方说按照正统的蝙蝠侠起源，布鲁斯.韦恩的父母遇害之前一家人刚刚看完了《佐罗的面具》这部电影，随后的黑暗谋杀才引起了黑暗骑士的传奇。但是在《黑暗骑士》当中，韦恩一家并没有去看电影，而是看了歌剧《梅菲斯特费勒斯》。这个改变是有意为之的。诺兰本人后来接受采访时称，“我们没有让幼年布鲁斯去看《佐罗的面具》是因为电影当中的角色去看电影与漫画当中的角色去看电影不是一回事……这一点导致了我们试图避免的解构主义元素。”诺兰之所以要避免解构主义元素，因为他的电影首先是关于浸入式体验，让你彻底沉浸在故事当中，以至于自身与故事的界限消失不见，只能被叙事推着走。这就是诺兰想走的钢丝，他一方面想要创造浸入效果，另一方面又想实现元电影的特质。换句话说他打算潜藏在明处。

潜藏在明处正是诺兰的第五部电影《致命魔术》的主题，这也是他的所有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部。你几乎可以将这部电影称作元-元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就像一本规则指南一样表明了如何获得浸入效果而不至于产生解构效果。比方说影片一开始的镜头是林中空地摆满了高礼帽。看过全片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一场景当中打出标题还有更实际的目的，因为这些礼帽本身就是《致命魔术》这部电影的诀窍。帽子的数量是复数，这一点也是理解电影本身叙事诡计的关键。接下来的第二个镜头也表现了这一点，一模一样的鸟笼里边装满了一模一样的金丝雀。然后迈克尔.凯恩的角色开始解释魔术的原理：“每一项魔术都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展现（pledge），其次是变换（turn），最后是转折（prestige）。接下来的镜头非常仔细地设立了影片本身的转折，也就是休.杰克曼饰演的安吉尔与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伯登。与此同时迈克尔.凯恩的角色则在一旁进行旁白并且向小女孩表演魔术。但是电影在这里也玩弄了剪辑魔术：迈克尔.凯恩的旁白究竟来自哪里呢？在一般电影当中，旁白都意味着影片当中的某个角色在某个事件发生之后的未来对这一事件进行回顾。可是在变鸟这一幕结束之后直接就是伯登谋杀案的庭审现场，就好像迈克尔.凯恩刚才的发言都是法庭证词一样。直到全片最后我们才意识到，迈克尔凯恩为小女孩变小鸟这一幕按照时序其实是发生整部影片叙事线的结尾。诺兰颠覆了旁白与场景之间的时间关系，此类错位正是整部电影的关键。

所谓转折就是让某一个物体瞬时性穿越时间与空间的诡计，这正是电影剪辑的效力。大部分连续场景在时间与地点上都很接近，但是剪辑也可以拉开前后两个场景之间的时间与空间距离，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诺兰曾表示，他最早通过观看泰伦斯.马利克的《细红线》才学到了此类剪辑的力量。马利克直接将现实场景与回忆场景剪接在一起，没有采用淡出之类的手法。这种剪辑手法能够极其强力地作用于观众。《致命魔术》将这种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在好几段不同的回忆之间来回剪辑。诺兰用伯登与安吉尔各自的笔记支撑起了这套剪辑机制，然后他就任意且不加警告地在不同叙事之间来回剪切。就这样《致命魔术》彰显了电影本身的独特力量，同时又没有破坏观众们的怀疑搁置。复杂的叙事结构本身完全为诺兰想要讲述的故事服务，将逆转情节隐藏得严严实实，直到影片想要披露为止。这是诺兰作为电影制作人的最大天赋，他如此擅长运用电影本身的叙事动态，他可以构建具有如此强劲势头的情节，以至于就算他把所有的线索都呈现给你，你依然会感到一头雾水，直到看到最后一个镜头为止。

如果这是《致命魔术》教给我们的唯一一课，我也会非常满意地用“伟大”二字来形容这部电影。但是影片当中还有一幕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场景，为这部电影添加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论点，也就是小男孩看穿金丝雀魔术那一幕。你当然可以全心投入地观看《致命魔术》并且享受这个故事，诺兰也希望观众能享受这部电影。他希望我们惊叹不已。按照影片当中台词的说法，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希望遭受愚弄。但是所有的电影——即便是《致命魔术》这样令人五体投地的电影——都在邀请观众们深入探究。小男孩看穿了金丝雀魔术，我们也能看穿电影。我们已经习惯了剪辑，但是任何讲故事媒体的工具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构建记忆的方式，无论是集体记忆还是个人记忆。换句话说，研究电影并不会削弱电影本身的魔力，而是会用这份魔力反哺现实世界。

这次讲座的起源是很久以前我参加过的一次风投大会。每名创业者有6分钟登台演讲时间，向台下的风投观众展现自己的个人生活。像这样的会议入场费都要几千美元。我在平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创业，一直坐在谈判桌的另一边，与此刻站在台上作展示的人们处于同一立场。现在我却与其他风投一起坐到了观众席上。当时我站在演讲厅的最后一排，听着创业者们作报告，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我身边有一位风投对另一位风投说，“你怎么才能知道一名创业者正在撒谎呢？”另一个人说，“你有窍门吗？”第一个人说，“你看他嘴唇一动就知道了。”（笑声）

关键在于，假如你是风投，你也会听到许许多多的套话。尽管所有人都在谈论创业情怀与乐观精神，但是事实上投资者真的不愿意向这些与现实生活脱节的人们投资。于是创业者经常喜欢夸大事实，并且失去我们在风投眼中的可信度。从投资者角度来看，不妨借用一句格言：“有些话是谎言，有些话是该死的谎言，还有些话是商业计划。”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略微讨论一下创业者往往会怎样超越情怀与热情的恰当界限，错误地展现自己的生意。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创业者在风投面前最常说的十大谎言吧。

第一条谎言：我们的未来规划很保守。如今几乎每一位创业者都被人教训不要这么说。问题在于，当你在现实层面上描述金融规划的时候，每一位创业者或早或晚都会说出这句话：“可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的市场太大了！我们的规划……”然后他们就卡住了，“……太保守了，太现实了，肯定能够实现。”事实上每个人都会错过自己的规划，每一位风投也都知道你肯定会错过自己的规划。规划的关键并不在于完全准确，而是在于讲一个关于你的生意的故事，描述这门生意的现状与未来。从风投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并不特别指望你就真能实现自己的规划。我们肯定希望你能实现规划，也希望自己能理解规划背后的逻辑。但是你既然都自己创业了，肯定保守不了。那就不要说自己的规划多么保守了。

第二条谎言：我们的市场总价值是560亿美元。前赴后继的NBA与创业者从网络数据中心、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以及加特纳集团找来了各种报告：“到了2010年，根据可靠预测，这个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560亿。”但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话仅仅表明你还没有对市场进行认真细分。任何一家创业公司都没有能力直接瞄准整个560亿美元的市场，充其量只能瞄准整体市场份额的百分之零点零几。作为创业者，你一定要将这个细分市场从整体市场里挖出来，并且想清楚自己究竟瞄准了细分市场的哪一部分。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声称自己瞄准了560亿美元的市场意味着你对细分市场的具体情况与商业机会并不了解。

第三条谎言：我们与思科/微软/甲骨文的合同下周就要正式签约了。风投的肮脏秘密之一在于，当你第一次见到投资者的时候，肯定不会在当天就拿到支票。从你第一次见到投资者开始，到投资者决心掏钱为止，这之间的过程往往需要好几个月。所以假如你告诉投资者未来六个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那么这些事情最好一定要发生。你可能因为刚刚谈下了与思科的合同而非常兴奋，想与投资人分享你的故事。但是你的签约过程肯定会被法律流程卡住，对方公司里肯定会有一个人在最后关头去度假。而你在上一周刚刚对风投说过“我们下周就要签约了”，两个礼拜之后风投突然问你，“上个礼拜签订的合同怎么样了？”于是突然之间你就砸掉了你自己的可信度。仅仅在一周的时间里你都没能实现你自己的规划，那么未来五年又会怎样呢？就算你手中真的有很多能向投资者夸耀的东西，那也要低调行事，只谈论自己已经做到的事情，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逐渐为他们带来惊喜，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们你又签下了一份新合同，又拉到了一个新客户，又找到了一位有才能的新人。除非是板上钉钉，否则不要承诺任何事情。

第四条谎言：假如我们只卖掉公司股份的40%，我们依然控制着公司。创业者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司的资本结构。他们害怕投资人可能会有一天心血来潮决定把他们从公司里踢出去。这种想法很可以理解，但是前提不对。当风投不在的时候，投资者一边正在紧张地整理各种报表，考虑公司估值的问题，一边心想：“只要我们出售的公司股份不超过51%，我们就依然控制着这家公司。”这种想法有两个问题。首先这句话是错的，哪怕你只卖出了一股也意味着你对别人负有受信责任。第二个问题在这种话在投资人听来是非常严重的警告讯号。假如你从一开始就表明你认为你与投资者之间是对立关系，并且通过控制权与股份百分比之类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那就肯定会恶化你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真的担心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一开始就要确保你与自己喜欢的投资人共事。投资人最好拥有正直诚实坦荡的名声。关键并不在于资本结构，而在于你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你本人的创业表现。

第五条谎言：在这个领域里我们没有竞争者。我听过这句话的很多变体，比方说“没有人与我们直接竞争”。另一句著名说法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谁也做不了”。问题在于你在开始创业的时候知不知道竞争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这个领域里我们没有竞争者”意味着没有人正在从事你们的解决方案承诺将要做到的事情。因为假如有人正在这么做的话，那么你的解决方案就不是唯一的。如果替代选项存在，那么竞争就自然存在。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替代方案往往就是现状，人们要么自己动手解决这个问题，要么用现有科技解决这个问题。假如你认为自己将要做的事情很有价值——无论是增强公司现有网络的基础设施还是改革手机短信机制——那就一定会有很多替代方案，这些方案并未采用你的技术，却能够分毫不差地取得你想要的结果。因此当创业者说“我们没有竞争者的时候”，风投一般有两种反应。可能全世界确实从来没有人做过这种事，因为这种事原本就很无聊。这或许就是典型的“先有技术再找问题”。或者只要在谷歌上随便搜索就能找到许多处理相同问题的公司，创业者根本就是在。这样对于融资也没有好处。所以当你在谈论竞争环境的时候。至少要承认现状的存在，要承认各种土办法的存在，然后再解释清楚自己的竞争优势。

第六条谎言：我们组建了一支世界级团队。这句话也未必总是假话。但是即便对于连续创业的专业人士来说，在创业的最初阶段也几乎没有可能组建世界级的团队。每一位创业者都想向人们展示他们多么看好自己的创业伙伴，对自己的团队抱有怎样的热情。你与室友工程师以及小舅子营销主管一起坐在风投的会议室里，然后你就跟人家说“我们有世界级团队”。这些人或许都很不错，他们或许是公司现阶段发展的完美人选，不过他们大概并不是世界级的团队。假如你创业成功的话，三四年之后这些人大概就不能称职地担任公司高层主管了。我不是说你不应当为自己现有的团队感到高兴，而是要意识到团队随时间而不断进化的现实必要性。你本人作为创业者也要进化。你或许是创建这家公司的完美人选，但是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你也有必要在公司内部寻找更适合你的角色。

第七条谎言：我们的销售周期大约是3到6个月——这还是保守的说法。这可能是创业者试图达成规划目标的时候最常使用的谎言。经常会有创业者登上杂志封面声名大噪，只因为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真正能够实现销售目标的公司少之又少，因为创业者以及一般人对销售周期的看法往往是错误的。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当你想制定一年内的销售计划时，看到之前完成的十项交易平均花费了45到50天时间。根据这个数据，再留出足够的富余量，那就是3到6个月。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你不仅完成了十项交易，而且手里还有四十项尚未完成的交易——希望你确实如此走运，手里真有这么多交易——而完成这四十项交易所需要的时间并没有被算进平均值。

不幸的是，现实世界当中时间与人的运作方式与理想化模式很不相同。在现实世界中不到6个月就想与一家组织签约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当你的客户是其他公司的时候。从你第一次见到客户公司开始，假设你顺利地说服客户公司使用你的产品，假设首席信息官很看好你，假设法律人员办事非常麻利，不到30天就办完了全套手续……所有这些事情加在一起，你依然需要9到12个月的时间才能敲定一单生意。但是你在制定商业计划的时候想要承认每做一单生意都需要12个月是很困难的。处理这个问题一定要小心，不要害怕承认事实，即你所从事的行业的金融周期究竟有多长。理想状况下，你的团队当中应当包含一个很具有市场销售经验的人，此人很清楚销售的相关因素都有哪些。对于很多MBA课程来说，销售学科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教学与理解，在很多创业公司当中也没有得到有效管理。

第八条谎言：我们有先发优势。这句谎言在上一轮互联网泡沫期间特别能够打动人心。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这句话也就消失了，不过最近又有回潮的趋势，尤其是在互联网2.0的背景下。互联网2.0 使得创新变得更容易了，因此创业的关键就成了尽快取得临界质量，实现宣传效应，并且推出讲座视频。我看到很多杰出作者都在讨论先行者优势，甚至还读到过这方面的教材。先行者优势认为，先发制人是市场份额的基础，市场份额是体验曲线的基础，体验曲线又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可是科技创业公司面临着不一样的现实。假如你是先行者，可能出错的地方肯定非常非常多。一旦科技已经进步到了足以支持某个点子的程度——比方说依托手机的一体化信息收发体系——第一代的原型科技整合程度往往不如人意，价格往往太过昂贵，同一体系内的技术异质化太严重，缺乏统一标准。因此先行者往往会为了打入市场而付出最高昂的代价，到头来却只能拿出一个并不出彩的解决方案。要等到很多其他人也花了很多钱、耗费了很多时间之后，市场才能最终意识到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样解决。然后就会有很多后来者利用这些人的发明占领市场。

因此假如创业者说“我们将会成为先行者”，我们认为这也是警告信号。我们心想，首先你是不是真正的先行者呢？很可能不是。我们大概已经见到了四五个或高调或低调针对同一问题研发解决方案的团队。第二个问题，你打入市场之后真的能够一直引领用户体验曲线吗，又或者你编写的代码平台在两个月里就会过时呢？一年半之后利用下一代科技与协议的新人很可能会提供比你更好的解决方案，而且从他们想到这个点子开始到付诸实践为止可能只需要五周的时间，到时候你就不得不从头改写你的代码基础了。因此当一个解决方案具有技术可行性之后率先成为先行者并不是最可靠的商业计划。当然从创业者的角度来看，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很可能有一天你站在淋浴头下面突然想到：“这个主意太棒了！以前肯定没有人这么做过！我要是能够成为第一个这么做的人该多好啊！”这种想法其实也很合理，但是你一定要清楚自己有没有长期打持久战的资源，不仅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要成为跟进业内后续进展最快的人，尽快消化吸收自己学到的经验教训，在后来者迎头赶上之前更进一步，

第九条谎言：我们只要占据整个市场的2%就可以了。这条谎言对应着“我们的潜在市场价值560亿”。你仔细的划分了市场，列举了所有的可能性，你想现在全世界一共有二十亿部手机，而且每一部手机都能收发短信，那么我的短信业务很容易就能赢得几百万部手机，这个数字并不大呀。像这样的大数法则很容易误导人。市场上的东西太多了，做事情的人也太多了，只要有一小部分网民受到病毒式营销的影响，把我的应用程序挂在他们的脸书网页上，那么扩展到一千万用户就是小菜一碟。当你在考虑某一个特定的解决方案会带来多少收益与多少顾客的时候，肯定会打开一份Excel表格，一边看一边心想，“我总不能对风投说‘我们这个市场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有二十亿部手机这么大’吧？那也太不切实际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说的保守一点。”

问题并不在于你对市场份额抱有乐观心态，而在于你根本就不了解市场。对于绝大多数手机应用程序来说，在有限的时间内你只能接触到为数极少的一小部分用户。关键在于尽可能针对特定用户群体并且在该群体当中获得较大份额，而不是直接冲向整体市场，说什么“到了第一年年底我们就会获得整体市场1‰的份额。”你不能随便挑选一个庞大的市场，然后自下而上地估摸自己能挣多少钱。你应当将生意的每一个侧面都单独开列出来，想一想在接下来二十四个月里究竟会有谁来购买你的产品。假如你的产品要直接卖给其他公司，你必须能够列举所有这些公司的名称。假如你面向消费者市场，你要想清楚你的销售渠道，要想清楚创业第一年就将产品送进百思买的可能性有多大。假设商业前景的基础应当是一通又一通促销电话，一场又一场促销活动。要切合实际地想清楚怎样针对你的目标市场提升销售数字。如果你说你只需要2%的市场，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有两种反应：你要么根本不了解市场，或者我们更想与那些瞄准其余98%市场份额的公司合作。

第十条谎言：我很乐意将公司管理权交给新一任CEO。这句谎言对应着“我们拥有世界一流团队”。绝大多数创业者如今都被调教得很不错，他们都知道未来他们未必一定就是公司最需要的CEO。投资者的问题在于当创业者这么说的时候是否出自真心实意，又或者创业者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新任CEO的确最适合我的公司，那么我很乐意交出我的公司的管理权。”这也是不祥的警告信号。假如你认为这是你的公司，那就麻烦了。因为这不是你的公司，而是咱们的公司。“咱们”包括管理层的其他人，包括投资者，也包括全体员工。开办公司必须是团队事业。假如你自高自大地认为这个公司就只是你一个人的孩子，而且必须要由你来决定谁才是最适合这家公司的CEO，那么你不仅有可能与投资人产生冲突，也有可能与管理团队的其他人产生冲突。

以上就是创业者的十大谎言。我究竟应该回答大家的提问，还是谈下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谈一下风投经常对创业者说的十大谎言。所以有人非常迫切地想提问吗？没有是吧，那我就接着讲。

……

在这个超现实世界里，你作为创业者非常希望创建一家公司，因此非常关注各种大事，希望创造出优质的产品，希望理解市场，希望了解顾客，希望构建团队。但是同时你还要与另一帮人打交道，也就是所谓的风投。这些人与客户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知道怎样和客户谈话，可是风投对于谈话的反应却与客户完全不一样，很难理解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所以接下来的讲座是希望大家理解一下风投的文化与语言习惯。风投世界与外界环境很不相同，有必要了解一下他们说“我喜欢你的想法”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我要对你客气一点，因为我想听你多说两句。”

……

第一条谎言：我们喜欢尽快采取行动。当你向风投推荐自己的公司时，他们会说“我们正在极力简化办事流程。今天是礼拜五，下周一你就能见到我的合伙人，到了上周四你就能拿到支票。”首先风投也是人，他们经常会有口惠而实不至的时候。另外再透露一点肮脏的小秘密，风投对于创业者的鉴别过程的确很漫长，往往需要好几个月，因为风投与合伙人需要观察你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表现如何。按照风投圈子里的行话。投资有两种，有微波炉式的投资，同时也有烤箱式的投资。有时候我们确实会遇上微波炉式的投资。有时候一见到创业者不过六十秒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与他合作。我们担心如果我们的动作不够快就会出问题。一般来说所谓的问题就是竞争对手把这位创业者挖走。有时候我们的动机也会利他一些，担心假如动作不够快就不能尽快获得市场份额优势。但是微波炉投资极其罕见，对于风投来说绝大多数投资都是烤箱投资。之所以烤箱投资对投资者有利，是因为投资者能够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看清创业者的底细。因此假如你听到风投对你说“我们喜欢尽快采取行动”，千万要抱有非常现实的态度，要意识到所谓的“动作非常快”至少也需要好几周，甚至有可能会需要好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你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打分的依据。风投不仅仅会评估你的文件报表与幻灯片展示，还会评价你的为人，例如给你打电话能否及时回复，你的邮件写得是否认真得体，你自己设立的业绩目标能否按时完成，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于你与你的创业团队来说都非常重要。风投会通过所有这些大事小事来收集关于你们的情况。明面上的说法是风投要做尽职调查，他们会雇佣律师来审查合同内容以及你是否侵犯了专利。但是尽职调查的结果与你的亲身表现相比只能排在第二位。

第二条谎言：我们的投资能增加你的价值。他们真正想说的是“我们很有本事，因为我们的团队很出色，因为我们的人脉很广。应当接受我们提供的更低的报价，不能因为其他人给钱多就接受他们的报价，因为他们的钱都是傻钱，还是增值投资者对你更有利。”言外之意是，如果有人为你的股份开价比我们更高，那他们的钱肯定是傻钱，而我们作为投资者能够提供金钱以外的帮助。当然我并不是说风投就一定不能成为增值投资者。但是假如在你得到投资之前就听到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这样说话，他们的意思其实是“当你拿到投资条款清单的时候，肯定会发现我们的报价与其他公司比较低，因为与其他公司相比我们能让你变得更有钱。”

第三条谎言：我们的人脉很广。不过你要是深入探究一下就会发现所谓的“人脉”其实指的是“我儿子与斯科特.麦克尼利的儿子是少年棒球联合会的队友。”

第四条谎言：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公司，但是我无法说服我的合作伙伴。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我真不愿意承认我刚刚浪费了你很多时间。”对于风投来说这种事情的确很难。你或许打造了一只非常有潜力的出色团队，但是对于创业者来说首要任务并不是证明你有一个很能赚钱的好点子，而是要说服投资人相信将你作为他们的下一个投资项目最有利。这两者的营销立场非常不一样。如果你要向客户销售产品，那么你很清楚客户的替代方案是什么。“不要购买思科的路由器，还是用我们的路由器吧，因为我们的路由器有以下技术优势，能够带来以下效益。”你能够针锋相对地与已知的竞争产品争夺用户的青睐。但是在风投面前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都是谁。你不知道风投手里捏着几张条款书，也不知道他们正在与哪些其他公司谈判。你知道你自己有一个好点子，可能风投的合伙人也确实对你的点子很感兴趣，但是在风投公司的投资清单上你们只能排行第四。排行第四并不是坏事，只不过还不够好，拿不到条款书。所以某一个周一早上，当风投与合伙人见面的时候，对方会说：“那个谁的想法挺有意思，值得继续关注，但是条款书先不能给他。”然后他就会对你说，“我真想尽快与你合作，但是我的合伙人另有看法。”这才是幕后的真实情况。

第五条谎言。我们喜欢与其他公司合伙投资。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假如红杉资本有投资意向，那我们也可以考虑。”将这句话列为谎言其实对风投不太公平，因为风头本来就应当喜欢共同投资。但是有些风投希望主导合伙投资，另一些风投只会告诉你“假如你找到了主要投资人一定要告诉我，到时候我们一定加入。”他这是在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不行”。假如风投告诉你“我们喜欢共同投资”，你可以问一句“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啊？”假如他说“我这就给拉里/劳尔/蒂姆打电话。今天下午我们碰个头好好商量一下”，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假如他真的愿意为合作投资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假如主导投资者愿意将你的项目推销给其他风投，那就太好了。如果风投只是嘴上说对你的项目很有热情，但却不愿向其他人推销，那么他就并不适合你的公司。

第六条谎言：你的商业计划还需要加强一点。说白了就是“我们不打算投资。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局限手头的选项，让我们保持联系吧。”再换句话说就是“每周向我们通报一次你的进展吧。”当我从创业领域转行来到风投领域的时候——或者说当我投入黑暗面之后——我意识到每一项优秀的风投投资项目都曾经是一项糟糕的投资。对于最初的24名投资者来说，雅虎都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Youtube刚刚上线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投资。每一家成功的公司都曾经是许多投资人眼中的坏主意，然后有一天这个坏主意就突然变好了。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是因为出现了一位正确的投资人，于是云开日出仙乐齐鸣，投资人终于想明白了你的创业理念的精妙之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绝大多数情况下创业团队遭到拒绝之后会工作得更努力一点，会去寻求一点建议，会将自己的商业模型做一点微调，然后他们还会再次被拒绝，工作得再努力一点，再去寻求一点建议，再做一点微调。像这样经历了12到14次微调之后，他们的方案终于具有了打动风投的某个特点。可能是某一次产品测试得出了更令人满意的结果，可能是某一位顾问为他们打开了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的门户。总而言之，发生了某种改变交易局面的事情，投资者突然改变了对于你的创业理念的看法。因此创业者面临的挑战就是打持久战，对自己的创业理念进行12到14次迭代。而且就算投资者已经开始为你注资了，你还需要再做两三次迭代才能取得最佳方案。风头都希望之前的12到14迭代用不着自己掏钱。所以投资者才会说“你的计划需要加强”。创业者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否定。但是你也应当回去之后修改自己的理念，然后再杀回来看看能不能获得更切实的回复。

第七条谎言：我们向团队投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假设你的技术确实有效，假设市场的确很大，那么我们会向团队投资。”投资者经常告诉你，公司的成功是团队的成果。团队具有弹性，具有专业知识，具有正确的自我与信心，正是这些特质才能让生意成功发展起来。团队的作用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风投对你这么说的时候，他们真实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认为你的团队还行”。他们可能觉得你的团队很适合公司当前的处境。但是当我们开始投资之后，你的团队也要做出调整。比方说到时候我们要雇佣一名新的首席运营官，因为你的室友到时候肯定不能胜任。他很会编程，但是当不了运营官。我们要雇佣一名真正有经验、曾经在规定时间与预算范围内作出产品的工程师。不过眼下你的团队还说得过去。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并不指望在签发支票的时候你的团队就能进化到完全形态。但是我们的确希望你的团队能够有效合作，团队成员都能忍受吃白饭喝凉水一眼看不到头的日子。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你的每一位团队成员都有能力拉来高水平的继任者。你的团队应当是充满兴奋、机会、能力与才干的混合体，好让其他人也希望加入，让杰出人才放弃其他公司的期权与更高的薪水，只为抓住你这里提供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只向团队投资。”

第八条谎言：当年我在思科工作的时候……接下来的三条谎言都是创业者获得投资以后的谎言。假设你获得了投资，现在要参加董事会会议，会上有一位投资人说：“当初我在思科工作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他这话的意思是：“我手中所有的工具就是一把榔头，而你看着很像一颗钉子。”风投也来自各行各业。比方说我本人具有软件背景，我的一大部分经验与教训都涉及如何通过各种营销手段将软件投放到消费者手里，还要遵照既定的时间与预算。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因此每次参加董事会会议的时候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受到这些经验的过滤。作为创业者，你面对着一位身家千万的风投，而且此人曾经是思科公司的第785号员工，这种人往往认为思科的工作经历会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创业。我这里绝对不打算吐槽思科的任何现任或者前任员工，但是风投看问题的确很容易带上自己的偏见。这一点也正是要为你的公司寻找多位投资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创业者的挑战在于有时候他们只能找到一位投资人，无论是风险投资还是天使投资人。如果你能通过某些手段来抵制这位投资人的行业偏见，千万别客气。单独一位投资人很容易会这样想：“这是我的钱，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事，听我的准没错。”

第九条谎言：你原本应该向我们求助的。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要不然我早就告诉你了。”“你应当依靠董事会”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正确答案，但是我们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寻找正确答案。”

第十条谎言：干得漂亮。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这个礼拜我姑且先不炒你的鱿鱼”。创业者与投资者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能够实现这个季度的业绩指标固然很好，但是如果下个季度的指标完不成，那么这个季度的表现就没有意义了。每个季度风投都要向他的合伙人报告他负责掌控的公司业绩表现如何。在合伙人会议上，你说公司目前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挑战，然后肯定会有一位合伙人提问：“你确定这家伙还是最合适的执行官吗？我们该不该考虑换人呢？”每一位风投都知道他们管理投资的最基本责任只有两条，挑选执行官以及解雇执行官。对于董事会管理模式来说这种做法完全无可指责。创业者的挑战在于，一旦你接受了投资，那么董事会就有责任时刻不停地评估你的表现。假如你表现良好，那自然万事大吉；假如你表现不好，那你要知道董事会早晚会考虑把你撤下来。许多创业者都采取了钻进洞里不出来的策略，这未必就是最好的做法。只有那些开诚布公并且主动联系董事会的创业者才能幸存下来。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正确的做法并不是减少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尽管这样做的确是创业者的天然本能。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将每一位投资人单独约出来吃午餐。你要向他们说清楚公司的现状，你都做了哪些工作，你认为目前的挑战是什么，你有什么看法。你要让每一位投资人以及董事会成员都相信你很清楚公司目前面临着怎样的挑战，而且你也已经胸有成竹，整顿兵马，采取了相应行动。

一旦投资人与董事会认为你采取了避而不见的策略，他们就会越来越害怕，于是就产生了创业者与董事会相互敌视而不是相互协作的恶性循环。每一位投资人在成立董事会的时候都会被告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让董事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人走进董事会会议室，并且带来了董事们没有从你口中听到的坏消息，那将会非常糟糕。每一位董事都希望自己能先于全体董事会知道坏消息，也希望董事会一定会加以讨论，而不是单单听到坏消息就算了。因此作为公司管理者你的责任是确保一切消息尽早尽快传递到董事会那里，永远不要让董事会成员从第三方那里听说任何坏消息。要让他们知道你正在寻找替代性解决方案，你与其他公司高管已经提出了如下建议与计划。哪怕你的计划仅仅是对现有问题进行初步调查，那也比彻底回避问题要好的多。绝不要干坐在那里说什么“真不好意思，这个季度我们搞砸了，我想下个季度我们要更努力些”。你一定要解释清楚你是怎样搞砸的，你要更努力地做什么，下个季度你将会怎样改变公司现有做法，否则你肯定会失去投资者的信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wDnvA7mQMQ

如何制造不至于毁灭人类的人工智能是一个我最近才开始考虑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关重大的深刻问题。不久之前我去波多黎各参加了由未来生活学会主持的研讨会，邀请我参会的人是我的朋友埃隆.马斯克。最近埃隆公开表态说，他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甚至比核武器还要危险。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在夸大其词。我对埃隆很了解，也清楚他在这方面做了多少工作，因此我觉得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有趣。不过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少想说的话，因为我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来追踪这一科技领域的进展。所以我就来参加会议了。与会人员不多，都是这一领域的前沿人士，算上我在内会场上只有两三个不请自来的旁听者。有趣的是与会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不过观点却分为两派。埃隆与一部分有些人非常悲观，认为我们应当尽快刹车，尽管已经没希望了；也有些人正在全力推进这方面的进展，并且想要说服别人不要担心，没有必要刹车。在会场以外我听到的讨论大多认为制造真正人工智能取得突破的时间大约是在未来50到200年之内，到那时才会发生特别吓人或者特别有趣的情况。在会场上则完全不是这样。所有人都极力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研究很安全，但他们也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5到10年内就有可能出现极大的进步。从会场返回之后我发现Edge.org的2015年度科学问题就是人工智能，于是我写了一篇小文章。文章不长，我想念一下。希望你不要感到厌倦。

我们能够避免数字化末日吗？

我们有朝一日创造出比人类智能更强大的人工智能机器的可能性正在与日俱增。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研发性能更好的计算机而已。我们肯定会这样做的，除非人类灭绝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而毁灭。我们已经知道，单纯的物质完全有可能获得智力，学习新的概念，并且用在不熟悉的背景当中。我们颅骨当中1200毫升的糊状物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没有理由相信高度发达的数字计算机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常说我们最近的目标是制造出“相当于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但是除非我们刻意模仿人脑以及人脑的各种限制，否则这个目标根本站不住脚。我用来写作这篇文章的电脑早已经拥有了远远超乎人类的记忆力与计算能力，也能接触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信息。除非我们采取非同寻常的破坏手段，否则未来的人工智能必然会远比人类更出色地完成任何被视为人类智力标志的任务。这样的机器是否拥有自我意识还不好说，但是无论是否有意识，人工智能都有可能发展出与人类的目标不相容的其他目标。

（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分道扬镳将会有多么危险或者多么突然，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多绘声绘色的猜想。如果你想要细思恐极一把，只要考虑两点就可以了：首先，除非人类自我毁灭，否则就一定会继续开发更先进的计算机硬件与软件；其次，我们颅骨当中所谓的湿件并没有什么魔法，采用生物质以外的其他物质也能构建出智能机器。一旦你认同了这两项前提——我想每一个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认同这两项前提——那你就会发现你很难说服自己相信这一顾虑肯定不会成为现实。）

考虑未来的方式之一就是想一想，如果我们当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假如我们当真构建了一台超越人类智力的人工智能机器，那么究竟会怎么样。像这样的一台机器会立刻将我们从绝大部分智力活动的劳苦与麻烦当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我们的政治秩序会变成什么样呢？没有任何一项经济学定律规定人类在每一次科技进步到来的时候都一定能找到工作，一旦人类制造出了完美的节省劳力机器，那么再生产新机器的成本就会逼近原材料的成本。如果缺乏用这种新资本为人类造福的意愿，极少数人就将会变得非常富有，而其他人则只剩下了活活饿死的自由。就算是我们制造了真正的良性人工智能，我们也有可能会沦落到原始状态，全天遭受无人机监视。假如俄国人或者中国人听说硅谷里的某家公司正在研发超级人工智能，那么又会怎样呢？像这样的机器能够在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发动战争。这样一来我们的对手在赢家通吃的前提下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恐怕仅仅是关于超级人工智能的流言也足以让全体人类陷入癫狂。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即便人工智能完全服从人类的意愿，混乱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仅仅考虑最好的情况。控制问题——也就是怎样确保任何将要出现的人工智能肯定会服从人类的问题——似乎依然很难解决。想象一下吧，我们构建了一台人工智能，它的智力并不比斯坦福或者麻省理工的科研人员的平均智力更高，但是由于这台机器的数字化运行耗时极短，因此计算速度要比制造它的头脑快出一百万倍。让这台机器运转上一个礼拜，就会进行相当于人类两万年的思考。像这样的一台机器依然甘心听从我们指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像这样的自主存在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见解肯定会比我们更加深入，那么我们又怎能可靠地预测这一存在的思想与行为呢？

我们似乎正在冲向数字化世界末日的事实在我们面前摆出了若干项智力与伦理挑战。比方说如果我们还指望让超级人工智能的道德观念与人类相配套，要么我们主动将这些价值输入进去，要么就要设法让它模仿我们。可是谁的价值观才算数呢？塑造这尊巨灵的实际功能时应当遵循一人一票的原则吗？人工智能的出现将迫使我们重新拾起那些看似无聊的道德哲学讨论。一旦你设想要向一台超级人工智能输入道德观念，那就必须要将善恶标准说清楚。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将会像激光刀一样把道德相对主义开膛破腹。我们希望这台人工智能拥有谁的道德呢？我们希望人工智能信奉神权统治或者传统宗教权威吗？我们希望将恐同或者反对言论自由的价值观输入一台每运转一次就会取得人类几万年智力进展的机器当中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就算设计无人驾驶汽车都会面临道德伦理的问题。任何无人驾驶汽车都需要一套算法在所有各种不同的糟糕情况之间进行评级。比方说我们希望汽车宁可开上人行道也不会撞击面前的儿童，宁可肯撞击人行道上的邮筒也不肯撞击婴儿车。因此我们必须对各种后果进行理性评估。这些都是道德决定，如果非要撞人不可的话，你希望无人驾驶汽车对于被撞人的体型、年龄与肤色一视同仁吗？你希望汽车宁肯去撞白人也不去撞有色人种吗？这个问题看上去像是在没事找事，但是针对电车难题进行的心理学测试显示了很有趣的结果。据我所知这是少数几项自由派的表现普遍比保守派更糟糕的心理测试。假如你问受试者是否愿意牺牲一条命去救五条命或者一百条命，并且用细微的线索和暗示当事人的种族——比方说一一个人是哈莱姆区唱诗班的成员，而五个人则是茱莉亚德艺校的学生——那么自由派的受试者肯定不会牺牲一个黑人去拯救任何数量的白人。但是如果反过来，他们却往往愿意牺牲一个白人去拯救多个黑人。奇怪的是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显现出任何偏见。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否欢迎偏见呢？我们希望汽车倾向于躲避有色人种吗？我们必须决定，要么把车造成这样，要么造成那样。科技迫使我们承认我们知道对错，尽管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不可能知道对错。）

不过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人工智能将会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新价值观，或者发现更危险也更有趣的近期新目标。超级人工智能会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自己的持续存在或者获取计算资源呢？这台机器的表现是否与人类存续相协调呢？这恐怕是我们这个种族所能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了。但是似乎只有极少数人具有彻底思考这个问题的充分立场。真相大白的时刻很可能来得非常随便，不显山不露水。想象一下吧，有一个房间里面坐着十个年轻人，其中有几个人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只是没有确诊。所有人都在喝红牛饮料，而且都在考虑是否要打开屋子里的某一个开关。一位个人或者某一家公司有权利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但是越来越可能的情况是有朝一日极少数几个聪明人将会代表全人类投出决定命运的骰子，而且这样做的诱惑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面对着很多困难的问题——比如老年痴呆症、气候变化、经济不稳定——而超级人工智能完全有可能给我们提供解答。事实上唯一一个几乎就像构建超级人工智能一样可怕的未来就是从不构建超级人工智能。话虽如此，这一领域投入最深的人们也最有预知危险的责任。诚然，其他科技领域也都伴随着各自的高昂风险，但是人工智能与生物合成技术的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对于后者而言，有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例如变异细菌——是研究失误的副产品，从商业或者伦理角度来看都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最强力的研发成果——例如递归性质的自我改善——也恰恰会带来最大的风险。我们似乎正在塑造一位神灵，不妨抽时间想一想它究竟会成为一尊善神还是恶神。

（我解释一下递归性自我改善是什么意思。一旦你建造了超级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真正得以发展的方式就是被赋予或者自行发展出改进自身代码的能力。于是它在几天甚至几分钟之内就能获得成千上万年的人类智力发展，不仅学会了更多的知识，还学会了更多的学习方法。于是人工智能就踏上了一条指数增长的曲线，到时候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就相当于人类与鸡鸭、海胆甚至是蜗牛的关系一样。当然这样的担忧听上去很疯狂，但是只要我们承认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与生物物质并无特殊性这两项原则，那么这一幕其实一点也不疯狂。）

似乎说反了

我在国内翻墙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