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这里我有两个观点
1）是不是儒家这个名词并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能力在世俗化现世主义的传统基因与城市化、工业化、金融信用这些现代词汇建立桥梁。tg做了一些偿试，有一些成绩，但是很显然陷在自我逻辑模式的陷阱里，或者自我认知里出不来。
关于世俗化、现世主义这一基点，以我的调查中所见我以为中国社会在可以见到的将来不太可能改变。悲观的说如果世俗化与现世主义与现代化从本源上不相容，也许我们只能眼看这艘中华号巨轮窒息、沉没，也许会剩下一些小舢舨，但那是不同，巨无霸和小舢舨的生存机会与地位当然不会相同。
您当然可以说基督教仰讲求现实性。但那是不同的。
很久以前看过看过一个笑话，大约是这样：如果在中世纪的欧州或中国，一个农夫丢了一只鹅并且怀疑是他的邻居偷的，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做会有什么不同呢？
欧洲的农夫需要付一大笔律师费才能找法官打官司，最后因为这笔费用过于庞大而放弃打官司。因此在中世纪的欧洲打官司与法律公正是少数人的特权。
在中世纪的中国，一个农夫如果坚持打这场官司，那么他必须先挨一顿板子，才能获得递交诉状给县官的权利。打板子这种制度设计有两个目的：避免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吵到县衙；确保确实有冤屈的百姓有机会告状，而不会因为缺乏财力放弃机会，因此在中国理论上只要能挨得了皮肉苦，是可以告御状。一只未必拿回来的鹅换一顿板子当然谁都会算，因此这个农夫最后多半会放弃打官司。
因此中世纪中国与欧洲尽管打官司的制度尽管不同，针对一只鹅这类小事情况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只是一个社会价值选择问题：金钱或一顿板子；或者程序公平与愚昧；又或者尊严与公平。随你怎么选择评价吧，毕竟屁股决定脑袋。
我的专业不是历史，也没去过欧洲，无法判断笑话原型的可靠性，但个人以为这则故事可以说明中国的现实性与欧洲现实性的差别。在这里阻止把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拿去公堂，浪费公共资源是现实性，中西没有差别。但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倾向不同，选择解决方式也不同。中国人的现世主义更倾向于低成本的公平。
很悲观的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的核心社会文化基因，它的存在超越儒家，儒家只是因应这种基因在农业社会下，逐步建立了一套社会全方位管理解决方案，如此而已。
2）关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古代社会的思维表达方式问题。我认为不理解古今思维表达方式的异同，那么我们在谈儒家时只是在谈论一个我们想象中异化的儒家。
下午要交报告，以后有机会再续写吧。
赞同你对新文明的轮廓描述，只是对于中国而言，现代文明的本地化也就会带来普世化。简单地说，如果中国成功地将自身的内核和西方文明的衣服结合起来，就完成了本地化，生成了新文明，而这种新文明就是最适合普世化的文明。
或者说，将儒家或儒释道的精神核心和基督教的组织形式结合起来，就会生成我们所要的新文明。其名称，估计不能叫儒家，也不能叫基督教。
葡萄的问题在于，盛赞基督教组织形式的同时，暗暗接纳了基督教的狭隘的精神核心，于是简单粗暴地把儒家的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但葡萄在理智上又认为不能被西方文明侵蚀和同化，所以就很纠结和迷茫。
葡萄可能下意识地忽略了蒋介石是基督徒，太平天国也算是基督教的分支，我们知道，这样的两次基督教在中国的尝试都失败了。你能说基督教和中国的政权结合得不紧密吗？但是还是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这就是内核不兼容的毛病。这里的所谓兼容，就好比中华文明的内核是word2010，而基督教的内核是word97，可以向下兼容而不能向上兼容。
而葡萄指责儒教的毛病，其实大家都知道也都承认，做过多的批判已经没有意义了，反而妨碍了自己的视野拓展，造成自己的局限和纠结。葡萄是在斗风车，而不是落脚于现实。
而tg的实践，林彪说得好，是以马列之名行孔孟之实，偏偏组织形式上酷似基督教，其成功的经验是值得总结的。
现在中国不缺组织力，也不怕所谓的基督教蔓延，只是缺一个时机，把那内核以适当的旗号张扬出来，恐怕不是儒家的旗号但可以兼容儒家而不是反儒家，先内部统一思想然后解放全人类。
实际来讲，现在的土共，已经很难叫一个政党了。如果称之为一个党，那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你看看人大里边还有几个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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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新儒家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的这种性质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近代新儒家的执牛耳者有意塑造出来的。六十年代后，现代新儒家与KMT“反共抗俄”理论相结合，构成了完整反共意识形态体系。这个圈子里的人之反共反政府的程度，外人难以想象。
“耶稣复活后去了印度，活到100多岁才死去，死后葬在距离喀什15英里处。”
“一个美国考古小队曾到帕米尔高原附近寻找耶稣墓。”
——小心对方把葱岭变成基督教胜地。
老兄虽然发言不多 不过言必有中 小弟真心佩服
因为，中国当前被推销的文化都是各路售货员们刻意包装美化的老鼠药，包括新儒家和基督教，中国是想买蛋糕，他们也有好蛋糕，但他们拿出来卖的蛋糕都是下了毒药或者发霉变质的，不得不防。
其实所谓新文明并不玄乎，无非去芜存菁，集中自己传统文明和他人现代文明中好的一面，去掉自己和他人文明中不好的一面，除旧布新，因势利导，如此而已。当初中国的汉唐盛世，西方的工业文明，都不是神仙下凡立地顿悟搞出来的，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去恶存善，解缠去缚，一步步走出来的。最终中国的新文化，必然是集众家之所长，兼收并蓄，既光大自己的传统，又包含他人的长处。“本地化和普世化是一致的”，这个观点我也赞同。
那么为什么道路这么简明，中国就是迟迟走不出历史的三峡呢？其实是，一者不敢走，工业革命在中国没有完成，害怕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二者不愿走，安于现状，权贵人等忙着升官发财荣华富贵，没这个雅兴，三者举棋不定，一会想复辟传统学港台日韩，一会想全盘西化学美国西欧，搞来搞去，集东西方文化弊病之大成，最坏的一面都在中国，中国文化好的一面，被新儒家屏蔽，西方文明好的一面，被普世党屏蔽，人家本来就是来害你的，怎么可能把真正的精神财富交给你呢！以至于中国人中的忧国忧民之士，既不容传统文化，又害怕西风东渐，两头落空。
那么为什么今天中国，又要搞什么文化体制改革呢？葡萄以前说过许多有关文化的话题，我以前很不解，觉得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也重要吗？后来想通了，文化不改变，换什么政治体制都白瞎，因为文化不变，人心就不变，人心不变，谁上台都一个德性，就像印度一样。
中国必须走出文化的三峡！因为别人可以不走，只需要像非洲拉美一样归顺西方做个绵羊，或者固步自封，像穆斯林一样在传统的迷梦中听天由命，但我中国既然传承于古代中国，别人自然看你不同，千年霸主的继承人，谁敢留你！你不能自立自强，就只有亡国灭种，没有中间道路。你不图谋天下，天下就非图谋你不可。
中国当然能够走出历史的三峡！为什么呢？一，工业革命即将完成，产业升级在即，升级是人的升级，旧的文化束缚人，新的文化才能解放人，文化不升级，产业升级就是个笑话，二，经济危机，深陷重围，中国要突围，要自保，必须有自己的一套，否则大战在即，而军中旗号不明，必将土崩瓦解，全军覆没。三，沧海桑田之际，新儒家与普世党都原形毕露，西方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中国终于明白，以前别人免费送来的，不是毒药就是过期，自己的路必须自己走，而路一直在，只是不用心找。认真找，一定能够找到的。
古德曰，深深拨，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
古代儒教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和在土地之上所产生“加工孳息”分配运行的伦理体系。如果说儒家历代求新求变，不如说儒家历来被迫采取“坤”的态度来保证自己的低位。就像石敬瑭背后支持他的士族做的那样。这也是必须打到孔家店的原因。如果大革命时期能走新儒家的路，毛泽东早就沿着激进的改良主义的路狂奔下去了。而我们的问题又绕不过儒家，因为他承载着我们千年的文化，如果不想看见“六国之书尽毁”于我们这一代手上。我们就不能不把儒教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这才是“新儒家”出现的原因。既然一直是走的坤道。那么继续走这条路也符合儒家一贯的行事风格。这是现在一些“新儒家”的提倡者迫不及待的给某些利益集团背书的大背景。这样的事实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立法，而我们都知道那是条最短的死路。所以，儒家想要有未来就必须抛弃对土地的依赖。与其说让儒家摇摇摆摆硬生生的和教廷、共济会、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组织形式相融合。不如就来个彻底的阳谋——提取出“信”“义”两个概念为全民形式的立法机构背书，所谓“用”。而罗马的遗产无论是在地球文明还是在太阳系文明这样的开拓过程中都有不错的适应性，所以以此为“体”。罗马为体，儒教为用。组织的事就交给共产党吧。共产党回归到基层组织统治者的角度，像传教一样传播共产主义，保证共产党最大的动员能力。这种类似三位一体的安排。不知道葡萄和葡萄的朋友们有没有讨论过。
以四川为例，59年省委拒不执行主席的《党内通信》，坚持搞‘亩产万斤运动’，导致了粮食大减产，这不是下级的制约力量太弱，而是最高领袖的控制力不够。
学道倒是有可能，耶稣很多作派更像道教的。
确实，TG已经不代表普通工人和农民了，问题是普通工人和农民也没有拥有多少资本。这也很正常，毕竟政党是经济基础寻求政治统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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