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但它是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维它命。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利用的。
对于民主与集权的关系说的非常透彻，非常好。
无论民主与集权，只不过都是为国家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服务，对具体的人性普遍的恶的一面加以约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要看清楚它们作为手段各自的优劣所在，而不能一味突出手段而忽略了本来的目的。
美国式的民主是经过媒体的强力包装和军队的强制推广，作为美国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在效果上，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看的很清楚了，即使它曾经有过非常成功非常荣耀的时刻。但是不要忘了，时间是一切荣耀和罪恶的试金石，美国的历史对它的民主价值体系的试金石作用还是远远不够。我倒是很希望看到，在美国日益衰落不可避免的时候，帝国的决策层如何通过现有的民主机制科学决策，竭力保证帝国不会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强大张力下土崩瓦解。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现有的架构下改进，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以往我们提到这个发展多是指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这里也应该涉及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在整个国家的权力运作下，同意楼主的意见，应当保持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确保不同的社会阶层有自己独立的，不受资本裹挟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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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腊城邦的说法主要就是依据《理想国》，说是苏格拉底的看法不能算错，但是一般还是把柏拉图对话集中的论点归于柏拉图本人的看法。
其实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演变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其实是马基雅维利。古典时代的西方政治思想其实与当代的关联已经不大了，真正作为西方当代政治思想的灵魂人物的，其实并非柏拉图，而是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古今之争，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裂痕。当今的现代社会更多是由基督教精神所塑造的。
现在西方民主制的真正理论来源其实并非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制，而是根植于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自由意志观念”。现代西方人讲“自由”，古典精神里没有自由，只有必然性。所以现代的西方人认希腊人做祖宗，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厢情愿，古典精神中的根基已经失落了。
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什么是政治？不去思考这类基础性的问题，最后未免就是在既有的公共话语体系中打转而已。
“民主”真的就很重要嘛？我们从事政治到底是为了什么？什么要素才是政治生活中的最关键要素？政治合法性的建立——一种伦理观念，其合法性根植于何处？
这些问题不去涉及，我认为很难做到真正正本清源，很容易就陷入口水战了。
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及地方政府雇员人数已经达到国家总就业人数的35%
求资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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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天看完了《断刀》纪录片，内容是抗美援朝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创立了一个效率极高，组织力极强的国家，抗美援朝就是靠着普通人中国人不怕牺牲和具有不可思议忍耐精神，和中国将领的聪明机智努力取得的。
十年前，同样是中国人，面临日本军队的攻击，大规模的抵抗却基本上都失败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我以前也觉得可以谅解，毕竟无论是武器还是对现代战争的组织方式，国民党都远远落后于日本人，输，主要是输在工业水平上。
但是1950年的中国和美国，在工业化的差距上，绝不小于十年前的中国和日本的差距，为什么共产党就能够打一场胜仗。同样是农民组成的军队，在国民党那里，会出现望风而逃，溃不成军的情况（当然也有不少浴血奋战，誓死不降的）；然而共产党的军队，则多半都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守阵地，以轻武器对抗坦克和大炮？
我以前也常常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党的合法性到底在哪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到底在哪里？
那就是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这个国家有能力保卫她的人民。共产党通过其意识形态把这个国家的民众在现代的社会形态中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这就是她的合法性的基础。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皇权社会，国家的组织能力有限（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论证的这一点），当然，这个能力高低其实是相比较而言的，相比中世纪欧洲，中国政府的组织力是强的，但是相比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就差远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虽然有武器较差的因素，但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组织力太弱。当时的陆军武器相差并不大，至少不比朝鲜战争的差距大，但是整个国家组织不起训练有素的军队保卫国家，无论是军队的训练还是财政的保障都不行。
从反面说，建国时，共产党以战争胜利为目标的组织形态，一方面具有了最高的执行效率，另一方面也就缺乏对冲和安全性。
执行效率极高的代价就是一旦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也是极大的，整个系统正反馈很强，但是负反馈太弱，底层对上层的制约力量太小，当上层发现底层的问题的时候，常常已经太晚。大胜仗的逻辑和社会经济建设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建国后大跃进和文革等运动造成的损失都是因为上层的失误在整个系统的正反馈中不断放大，最后难以收拾。
二
前几天看报纸（遗憾没有记住标题和发表意见的人），说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存在三种对冲：经济上，市场与计划对冲；企业上，国有与私有对冲；政治上，集权的政府与民间社会对冲。
从经济上来说，对冲是一种低效率的手段，但是对冲可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长远来看是有利的。
实际上，西方的多党民主也是一种对冲的方式。散发到每一位公民手中的选票与精英阶层的决策能力相对冲，西方国家的阶层是比较固化的，通过这种对冲，形成社会的整体安全。但是他们的对冲主要偏向与民众这一边，而中国主要偏向于政府的集权这一边。现在有关所谓“政治体制”的论战双方常常只强调一方面的情况，其实，多党民主制也有集中权力的一面；而中国的集权制也有民众监督的一面。不能以极端的角度看问题。
当代的欧美和中国实际上都存在上述三种对冲方式，这也是为什么面临危机，这些国家都具备一定的调整能力。美国在次贷危机的国家干预其实就是使用了类似社会主义的对冲；而中国在提高微观经济活力的时候，就是采取资本优先的原则来提高微观企业的效率。
混合体制从完成某一特点目标来说，效率是低的，但是对于多目标来说，效率不错，长远看，安全性更好。
说起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民认知意识，常常提及的有两个模式：一个是“清官”意识，一个就是所谓“好皇帝，坏奸臣”意识。这里先不谈清官问题，只说说皇帝和奸臣的问题。从中国古代的各种叙事（尤其是民间的戏曲、小说和评书等等）中，常常表现奸臣误国的主题，奸臣的典型就是秦桧、严嵩和高俅等等，在这些叙事中，朝廷之所以犯错误，冤枉忠良，鱼肉百姓，原因都在于朝中有奸臣，迷惑了皇帝，只要除去奸臣，自然江清海晏，国泰民安。
从五四以来，这种意识就被斥之为封建王朝的愚民政策制造的愚昧意识，皇帝才是封建（鄙人不赞成把中国古代社会定义为封建，此处是借用一般说法）社会黑暗的总老板，自然应当总负责。拿奸臣做替罪羊，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愚弄百姓的招数而已。
如果以否定古代皇权家天下制度的角度而言，这种批判当然有政治的合理性。然而，中国古代的民众就真的如此愚蠢？有句俗话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还有句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好皇帝、坏奸臣”仅仅只是一句谎言，它如何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依然在普通百姓的思想意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许是知识分子过分看低了民众，没有从民间的智慧中看清某些事物的真相。
其实借用方绍伟先生所说的“公地悲剧“模式（上一篇博文有介绍，此处不详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的发源和合法性，从理论上完全来自”天子替天治理天下“这一模式，从权力运作上则是大一统，也就是皇权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作为个人，对于治理天下这个问题，具有最切己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皇帝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最紧密的，两者是一荣皆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天下”没有治理好，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就是“天子”。因此，暂且不考虑人的伦理和素质问题，仅仅从利益上考虑，皇帝就有最大的愿望要把天下治理好，要让人民安定，社会和谐。而且为了子子孙孙的利益，他不仅要有短期考虑，还要考虑长远，为子孙留下一个好的基业。
然而，大臣就不同了。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他这个自然人的地位，而是来自皇帝的委派，是作为皇帝的代理人承担官职，运用权力，治理国家和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就弱于皇帝。而且随着代理和负责的层级越往下走，这种一致性就越弱化。一般而言，大臣也很少会故意把国家或者地方治理坏，但是他们除了承担官员责任，做好本职工作之外，他还会想着升官发财。这个时候，就必须依赖内在的道德意识和外在的约束监督，才能使他不因为一己之私而破坏公共利益。这个社会，从整体而言，道德伦理永远是不够的，而外在监督永远是不足的，因此贪赃枉法的现象就从来也没有彻底解决，就会出现所谓奸臣和贪官。
从上面分析的社会结构的逻辑来看，奸臣的出现是很有可能的，而“奸皇帝“则是在逻辑上说不通的，只会有所谓昏庸的皇帝，而不会有”奸皇帝“，因为故意破坏国家的利益对于皇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皇帝犯错误的原因是能力问题，而不是主观动机的问题，因为皇帝的私利与国家的利益之间是最统一的。
这样来看，中国古代的农民从相信“国家出问题，是因为奸臣作祟“，从政治伦理来看，是有相当合理性的。也许他们不能长篇大论地论证这一现象，但是长时段的集体直觉，至少不会毫无道理。
对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分析也可以从这两点来考虑。皇帝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解决了皇帝治理国家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但是问题是皇帝的子孙数量太小，无法解决继承人挑选范围太小，导致皇帝的德能素质不能保证。皇帝有治理好国家的愿望，但是如果能力不足，还是会出问题。另一方面，自然就是所谓奸臣问题，也就是对国家的责任感虽然权力代理层级的增加，责任感不断下降。皇帝周边的近臣还是相对很有责任感的，但是到了州官，到了县官，到了小吏，他们就会更加考虑个人的升官发财，更愿意利用公共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这就需要来自皇帝的监督。在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这种监督达到极致，对于贪官不仅要杀，而且要剥皮，并填上草，公之于众，以示效尤，可谓残酷至极。不过即便如此，贪赃枉法的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一方面，过于严酷的法律难以持续，剥皮填草并没有长期执行；另一方面，监督的成本很高，皇帝是没有能力真正监督到每个大臣的。
受这个问题的启发，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中国政治。网络上依然有很多人把中国戏称为“天朝“，多半是一种嘲讽的语气。虽然不准确，但是也不乏合理之处。因为中国目前的政治权力核心是共产党，而党中央是权力的直接执行者和政策的制定者，从伦理意识上，党的权力来自人民。由于中国是一党制国家，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持高度一致，越接近党中央，这种一致性越强。在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上，达到了高度一致。由于一方面中国事实上已经确立了”任期制“和”选任制“，这些掌权者基本上没有独裁的可能，同时也没有家天下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的子孙会在生活待遇上有所照顾，然而却不可能掌权。因此，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如果说有什么个人的利益，那就是他们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后人如何评价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领导人在主观愿望上具有强烈的公心，而且因为选拔人才不受血缘的考虑，素质上也很有保证。这些年，我在观察比较中国和外国的时候，强烈感受到中国的政治在中央这一层级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因为外国的多党制导致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不完全一致，使国家领导人的执政不得不受党派利益的支配，无法完全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考虑问题，形成所谓公地悲剧，方绍伟先生的文章对此已有详细分析。
然而，当我们再仔细观察中国政府行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随着政府级别的降低（也就是说代理层次的增加），政府的政策水平和办事水平也严重下降，很多地方官员不仅贪婪，而且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愚蠢的事情。因此当我比较中国和西方的基层政府的时候，感觉中国基层政治的水平太低。而跟老百姓的生活直接相关的，恰恰是基层，中国老百姓的怨气很大，多半是在基层政府和组织那里受过气的。
这就是好皇帝坏奸臣模式的翻版，“好中央，坏地方“——”中央的意图是好的，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这也不仅仅是所谓替罪羊的问题，而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关性的问题。在企业中，老板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不存在老板贪污的问题（假设只有一个老板），而总经理就不完全一致了，只是基本一致。随着代理层级的增加，利益一致性越来越小，到经销员这个层级，贪污的可能性就大多了，这就需要靠制度来监督。中国政府，只要有一个中等人的素质，到了常委这个级别，就不可能去贪污了，因为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而陈水扁之所以会贪污，就是因为他的利益与台湾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中国政治相比西方，在监督和问责上是软肋。但是如果搞多党民主，则无法解决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分裂的问题（参见我的博文《君子不党》），也就是方绍伟说的“公地悲剧”。政治没有乌托邦，完美社会是不存在的，如果要保持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在监督这个问题上，也许中国很难做到完美。这就需要权衡利弊，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这样的多元大国，搞多党制的公地悲剧恐怕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
当然，改善和加强监督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组织性的监督要加强，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信息获取能力和监督能力应该比过去强很多。以前谎报耕地或者绿化，是很难调查清楚的，现在看看遥感照片，就行了，很难大规模造假。
2， 民众监督，网络的发展给民众的自发监督提供了很好的手段。在不冤枉好人的情况下，广泛获取民众的监督意见，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最近这两年，死在网络上的贪官已经不罕见了。
3， 舆论监督。虽然，中国的舆论并不完全自由（这个世界本来也不存在完全自由的舆论），但是中国舆论监督的现状相对过去而言，是越来越有力的。现在的问题，部分媒体人抱着“民主原教旨主义”牢牢不放，常常把对具体的人事监督上升到呼吁多党制的体制问题。一方面模糊了监督焦点，另一方面也招来警惕和提防。南方系的公信力越来越下降与它所坚持的民主原教旨主义教条就很有关系。这个问题相当棘手，但是我认为有理由谨慎乐观。随着中国的建设成绩和西方走下神坛，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威胁会逐渐下降。如此，一方面媒体会更加称职地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对这些媒体的警惕和堤防也会降低。更容易形成良性的互动。
4， 一方面公示财产，另一方面提高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合法收入。前者在其他国家已经取得良好效果，中国至少可以先试点，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后者也很重要，虽然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在市场经济中，就社会整体而言，高薪不一定养廉，但是底薪一定会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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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到政治生活中的具体政策方面的设计，目前以我的才疏学浅，尚未能把握这些问题。但是正如您在回复中所提及的一个点。
目前中国对抗西方的一些话语体系，在我看来只是打太监不打皇帝，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话语体系所控制下的一场游戏罢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真正攻击的靶子不是这些具体的制度上的设计，或者说并不主要是这些问题——而是西方政治的合法性来源——这个来源在当代的主要体现是新教伦理及其衍生的政治观念。正如马克思对德国思想的批判首先是通过批判宗教和德国唯心论，继而才转向对法的批判，即对当时德国的道德和法律这些具体内容的批判。我们当今对西方的批判也应当找准这个立足点——首先就是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为什么基督教对中国来说是危险的？而基督徒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不可能认同中华，以及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制度？因为基督徒顺遂着其宗教上的意识形态，很容易被引进西方当代政治伦理所走过的那条道路，从而对西方当代的意识形态更容易产生认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凸现，当代中国人在思想上错乱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继续在那些制度层面的细节上与西方纠缠——正如我们在公共关系领域中使用的那些话语那样，纠结于西方所设定的问题域，使用着他们所熟悉的话语体系——最后能不吃亏嘛？与批判基督教及其衍生意识形态相关的一个同样重要的话题就是——何谓中华？中华在经受了长时间的失落，我们很大程度上已经搞不清辜鸿铭和王国维这些人所坚守的中华到底是什么意义了。
在我看来，重新全面认识中华具有最根本的重要意义。但是这条道路就当下而言是非常困难的，不过首先我们所需要的是对形成现代政治伦理传统的基督教文明的反思——这一文明在当下已经丧失了其合法性。路是一步步走的，我们当下的中国人必须要明确自己的标靶，这个标靶首先就是新教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