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为了不忘-----写在王立军边上 -- 成奎花
王立军事件目前已经是第六天了，慢慢地这件事就将淡出人们视野，我们接着吃饭灌水，偶尔想起这个名字，有点“淡淡的怅惘”而已。忘却是对英雄最大的背叛，对今天愤慨最大的讽刺。为了不忘，我必须写点什么，只为自己。
我父亲曾经为官一方，那是八十年代。他很少在家，经常出差，去的是农村，我看过他一张照片，卷着裤腿站在田间地头，完全是个农民。如果他在家，经常有不认识的人晚饭时候来敲门，大都是普通人与单位领导有了矛盾来告状，然后父亲就和他们整晚的聊，做群众思想工作 （一个今天的干部可能已经不记得的词）。在父亲为官的十几年里，我唯一享受过的“官二代”待遇是一篮葡萄和一袋苹果。我家曾经被盗一次，那之前县城里已经有几个领导家里被盗，然后就有消息传出来报失了什么什么值钱物件，到了我家，就损失了一把锁，此后再无小偷光顾。我母亲是地方上最早一批高级教师，是当年当地很少需要缴收入税的人之一，我哥03年买房，首付不到20万，父母倾其所有也只能拿出8万存款，向亲戚借了6万，我在国外存下7000美元奖学金，值6万人民币，也都给了我哥。我写这些，只是想说因为我父亲，我相信曾经有一批共产党干部是两袖清风，真心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嘉木的父亲也正如此。当然我父亲仕途也是一样的不顺，早早被弄到一个闲职。尽管从我父亲和嘉木父亲的身上，我们都早早领会到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意味，可我们毕竟见过、经历过现实中的正道，微不足道，但是它确实存在。所以我们不那么虚无。
葡萄是我对现实认识的颠覆者。以前不管怎样，因为我父亲这类人，我心里面的中国是人民的中国，虽然二十年前上海外滩某大楼被还给“原来的主人”时，年少的我就开始有蒙昧的怀疑，但一直没有认真想过，直到看懂了葡萄的一些帖子，我终于意识到这个国家早就变了：世家，家族，集团……我们对于政府的态度曾迥然不同于西方人，我曾以为那是因为我们落后不了解民主的意义，后来却发现我们其实走在他们前一步，他们从来不知道可以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党和政府，所以他们从来不知道信任而非怀疑可以是政府和群众的主流关系。我们曾经走在历史的前头，现在我们终于汇入了历史的大流，很多人还以为我们前进了而不是倒退了。可我只能感慨而不能悲伤，因为这种倒退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常态"。
来说王立军，如果你从未相信过“为人民服务”曾经是现实，你会以为我对王的关注不过是青天大老爷情节。王立军对于我来说，是体制内最后一批坚持TG理想的人的代表，体制对于王立军的态度，是他们对于自己政党当年理想的表态，对于人民在他们的政治事务中地位的表态，我当然不会天真到以为他们还是当初的TG，可是，只要不那么赤裸裸地与历史割裂藐视民意，就留了希望的余地，政治向来不是痛快淋漓，是进进退退步步算计，我懂。
中国如此复杂，多少人虎视眈眈有所行动的人，这些真心为民的行动派，最怕的大概是被别有用心者引为同道树成旗帜吧。对王立军，清流空谈者有之，吃人血馒头者有之，纵横捭阖不屑一顾者有之，养尊处优漠不关心者有之，我等小老百姓，忧心忡忡到处打听消息而不得。国家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这是个问题。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我们的……可中国毕竟是我们的，她不是在那里可以任随我去选或者不选的，无论我失去多少次信心或者重拾多少次信心。
葡萄的发言让我隐隐约约看到一点希望，精英集团对于民意敬畏。这点希望，却不是我可以乐观的理由。一将功成万骨枯，看到功将成的是乐观的，万骨之一的小民将如何自处？王立军如何对大局已经不重要了，我看不到大局，他怎样对于我仍然非常重要。如果中国的未来必须建在我渺小的枯骨上，我不抱怨，可是此时此刻，我必须为王立军做点什么，于是我把自己微博头像改成王立军，于是我分享了这个视频，外链出处， 于是当我看到“军哥，重庆人民喊你回家吃饭了”时，泪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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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共产党已经不是人民的组织。人民的组织在哪里
等到完全失望了，我也不知道组织在哪里，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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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看了这个视频，听到北风寒一句的时候，再也忍不住了，泪奔。
有位河友说的对，政治斗争中应该看谁在获利。
我们分析事件的出发点，应该从获利方倒推。而不是先把细节集中起来去分析个结果。河里的分析大多数是直接由细节推算结果的。其实我们应该研究的是目前谁在获利。
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还没有看到B和王的被动。反而是某些势力的应对比较被动和仓促。
拿放出姜某人去咬B来说，我感到的不是B在被咬，而是在被夸。就姜某那些素材和咬人手段，甚至还不如河里某些人忽悠手段高明。对王来说呢，现在的抨击让一些人亮了相，也让更多的人们看清了他们智商的多寡。呵呵
关于经济腐败方面的问题，几年前9大的子女就已经开始退出了。而对于B、王这样的先锋者而言，应该早已没有把柄了。否则就是傻子了，要么就是栽赃。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相信B和王在党性和经济方面没有问题的。
至于谣传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是个最有意思的话题。也是让人做文章的话题。相对我们普通大众而言，他们都属于人精级别（非贬义）了。基本不会犯低级的错误。对于这个矛盾包括现在一系列的炒作，谁又能说这不是许多混在一起的圈圈套套呢。
现在也还有其他乐观事情的，比如实名制，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
总之，我们要乐观起来，等待着结论出来的那一天。这一天应该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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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耐心，谢谢
对自己有信心么？对阿壳有信心么？对我们想要好好做事清白做人的原则有信心么？
----我有信心。
那推而广之，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有信心么？
----不管从现实还是从西河我所识得的朋友，不管从08年保护火炬还是从我看到的每个个体的微小成就，都让我能很坚定地说，有信心。
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往更光明的地方去呢？
----相信我们自己，发出我们的声音，切切实实地做点什么，让我们的国家，往更光明的方向去。
有结论前不要乐观。现在是需要体制给说法立信心的时候，而不是继续向民间透支它的信用。
爱国也得爱个明白，这事上在支持王捕头的同时对体制冷眼旁观，就是给体制最大的面子了。
可以无上限，但前提是不能没下限。也不想现在河里这些离奇故事莫名理由拿到河外去说有人会信嘛，什么是脱离群众，侮辱群众的智商算不算？
现在的提乐观其实就是在掩饰心底的动摇，能接受事实的才是真正的信念坚定。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斯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斯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
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随便说说王立军，乐观的想，“滞留一天”这个结论还是比较中性的，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搜索一下“滞留”这个词，出现最多的就是诸如“因天气原因，航班停飞，旅客滞留”之类的新闻，比较少的是“公派留学人员滞留不归”。如果是前者，显然问题不再王立军，如果是后者，那就不好说了。外交部用词一般都是比较讲究的，比如创造出“窜访”这个词，这次用“滞留”，不知是否留有什么余地。
如果王局有个不测，各大城市出现给王局送行的浩浩荡荡人群，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那个后果，呵呵，不是哪个“领导人”有胆量承受的～
同泪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