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王提督的事,咱不知道,但咱知道的是…… -- diamond
薄熙来在重庆办的两件大事,唱红打黑,都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但是和为追求资本利润不择手段的极右路线还是有很大区别。
如果按左派的定义是按百度百科上的为标准的话,个人认为现在那些说的所谓自己是左派的人,都只不过是一群被圈养起来,拿着工资靠笔杆子吃饭的文人墨客而已,和网络上的写手没啥2样,或许算是高级的写手?
真正的左派,随着老一辈的离去,也就后继无人了。
事实上你的解决方案存在一个很致命的问题——一切都建立在对未来的精确预测上。打个比方,如果你精确的预测今年全国需要5亿双鞋,而实际上需求是5.5亿双,某地区又发生洪灾,沿岸鞋厂尽数垮塌,造成实际生产能力只能提供4亿5千万双。那么到年底就得有1亿人传不上鞋。如果不想这些人光着脚,就要用其他资源来从国际市场上换购1亿双鞋。问题是各种商品都有计划,不能临时提供这么大量的富余产品。你知道为了1亿双鞋,国家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么?再比如因为鞋厂倒塌,计划今年集中精力进行制鞋工业的重建,而搬迁地区突然出现旱情,此后连续3年粮食产量低于最低保障所需,缺口20%。你知道出现类似的情况后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件吗?
两个例子,都是活生生的人命。这还不算没有生存压力的生产企业,从上到下消极怠工、偷盗材料、虚报产量、降低质量、更改设计……造成实际生产与计划完全脱钩。生存从来都不是天经地义的,只有优胜劣汰。
我猜你没到工厂干过。你可以近似的认为人是机器,然后用各种操作规程来使效益最大化,但不能指望人就是机器,尤其不能认为人下班以后也是机器。另,作了30分钟的思想辅导,折合多少双鞋?或者给班组成员补习数学折合多少劳动时数?马克思本人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发展的看问题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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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梳理一下思路,把市场看作是一个银行,把生产当作存款产品利润当作存款利息;消费是借贷,产品的溢价是借贷利息。那么目前通用的做法是吸储形式。保持市场上产品的过剩(也就是存款过剩)。市场交不起存款利息的时候,危机爆发。
现代的生产就是建立在“市场”这个“超级银行”超量吸储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利润空间在不断下降,这个过程在推动产品的不断更新和成本的下降。我们都知道银行如果想保持正常经营(跳出历史周期律)除了一定的准备金,应当全部放贷,贷款的去向不应该主要用于消费,而应该用于再生产。西方的办法是通过股市这样的金融市场回收放出去的贷款,目前看来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股市干脆直接就是干这个的),因为那些为超额利润设计的金融产品可以简单的转一圈就回到人的口袋。
所以发散一下思路,如果我们用基础科学研究来吸收贷款进行再生产循环呢?比方聚变能、登月、太空城,比石油要容易控制的多。足够长的时间研发跨度可以沉没掉很多资金。同时大量溢出技术陆续投入应用,可以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得到充足的资金,这些技术投入应用也相对容易了。我的想法是为新的工业革命建立一套金融运作体系,以新技术的股权作为投资者的回报(及在使用相关技术衍生的产品时(比如做飞机,买汽车),可以得到跟投资相关股权挂钩的优惠折扣)。催动生产力快速发展。而社会主义者,只要通过国企控制并保证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和快速流转就够了——真正社会化的大生产,人的想象力将在这次革命中空前解放。市场将更加理性化的为发展提供动力。还是那句话,不走出去就想跳出历史周期律是不可能的。
至于理论,参见热力学第二定律。
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的资本主义,即以国家资本主义为骨、以自由资本主义为肉的形式,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最好道路。不过毕竟不是社会主义,“好”的资本家仍然是资本家,国家也不例外。
好的方面是:
一,国家会较为偏向把剩余价值反馈给民众,特别是中国这样有民本传统和周期律威慑的。
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投资两弹一星、航空航天、高铁、巨型水坝等私人资本不能或不愿做的领域。
存在问题是:
一,过度依赖道德自律。好的程度取决于国家-实际上是政府/中共-对人民的态度,这是不大靠得住的,特别是到朝代后期。
二,如何克服贪污腐败。中共作为虚拟资本家-国家-的唯一全权代理,由于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某些代理人把资产转移国外,最后等于留给外国人了,还不如肉烂在锅里。
三,缺乏创新动力。作为资本代理人的官员和厂长,看到超额利润反正落不到自己的腰包,不会积极去开拓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比如改革开放前的国营企业。
四,不利于通过资本的自由流动来促进生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除了大家熟知的价值规律之外(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是资本平均利润率均等(资本利润率围绕平均利润率波动)。举例来说,比如资本可以在纺织业获得10%的年利润率,现在兴起了IT业,好赚钱,资本利润率是30%,于是资本就会从纺织业抽出,投入IT业。于是,这会提高纺织业的资本利润率,因为资本走了(关闭工厂,裁减员工),竞争减少,剩下的就好赚钱了。同理,这会降低IT业的资本利润率,因为更多的资本投入竞争,于是员工工资高了,产品价格低了。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产业的资本利润率趋向均等。
不难想象,资本家总是睁大眼睛寻找任何一个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资本自由流动的话,必定迅速填平任何高利润点。这种流动有利于资本流向新兴产品,退出过时的领域(比如柯达破产),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虚拟经济,包括股票、债权、期货等等,其本质上就是资本流动的快捷工具,通过资本的流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当然,现在玩过头了,成了投机倒把和赌博工具,反而损害了实体经济。
而国家作为一个总资本家,在资本市场上,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这必然妨碍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就妨碍资本平均利润率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人为造成某些高利行业,相信大家都看得到,这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
最后想说,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起码不是马克思版的社会主义。这不是文字游戏,不同的制度各自有不同的运行规律,把它们混为一谈来指导社会运行是很危险的。前三十年拿平均主义当社会主义,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后三十年拿资本主义当社会主义,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正名实乃第一要务也。
同意前面的说法。
至于官僚阶层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国家气数,但恐怕不是一个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毕竟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小农经济下就会产生地主、乡绅和适合小农经济官僚阶层(士大夫),资本主义也会自动产生适合其生产方式的官僚阶层,否则生产就不能发展。
具体地说,在以产生剩余价值为基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必然会有以占有剩余价值为目的之官僚阶层出现(包括国企高管),表现就是高管分红和官员贪污。在这个前提下解决官僚阶层的问题,只能治标,不可能治本。即便象前三十年那样,把官僚阶层暂时治住了,没什么贪污分红,但到后来也没什么动力做事了,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也不是个办法。
前文中说的计算方法是事后的,不需要预测和计划,也不保证每个人的劳动一定是有效的和有回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平均主义,也是优胜劣汰的,否则怎么比得过资本主义。
谈到生产计划、灾害备份、粮食储备和生产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任何生产方式都是存在的,农民需要在春天决定种什么庄稼,去年的泰国洪水同样打乱了无数资本主义工厂的生产节奏,这些问题和我提到的等劳交换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无关,比如你提到的旱情,那就改计划种粮食呗,计划不如变化快么,社会主义不是计划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以商品经济基础的、不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生产方式。
关于工厂,咱还是见过猪跑的,呵呵。你提到的辅导、补习值多少的问题,还有诸如一个煎饼值多少的问题,让当事人解决就可以了,不是什么问题么。工人可以出1个劳动小时去听课,教师也可以开价2个,自己商量呗,不需要谁去规定价格。你可能会说,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岂不是又来了。是的,社会主义只适用于社会化大生产部门,比如电力、钢铁等,其它的地方,比如个体户、小生产的农民,仍然是商品经济、货币交换,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共存的。
说到这儿,不得不再强调一次,我说的社会主义,不是过去大家见过和经历过的那个“社会主义”,不是那个统购统销、计划一切、价格定死的“社会主义”。提到做鞋的例子,深究起来当然是不完备的,无非是想直观表达下面的意思:工人得到的价值等于自己实际产生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各项必要扣除后,比如生育、养老、医疗保险、粮食储备、国防开支等等等等),不是说有个神一样的计划委员会在策划一切。
你最后提到的运作方式,“以新技术的股权作为投资者的回报”恐怕不妥,这样岂非不停地产生新资本家。回报可以是飞机、汽车(生活资料),而不能是飞机厂、汽车厂(生产资料)。比方一个农民是种田能手,得到的回报可以是粮食,不能是土地,否则他就变成地主了。生活资料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两回事,资本主义法学家故意混淆二者,用“私有”对“公有”,而不提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分别,很多社会主义者也没意识到这其中的分别。
不多展开了。关于你的思路,只要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的,就必然受资本主义规律的制约,资本平均利润率、工资等于劳动力再生必要条件......,这个规律下人的解放是无从谈起的,任何违背的做法都会被惩罚,比如前苏联。好比热力学定律决定了永动机不可能被造出来,无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理想”资本主义也是不存在的。
那个补习的事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现实,我们把他叫做“服务业的成本病”。不管如何发展,服务业总是不能通过现代化工业提高效率。比如肖邦《夜的钢琴曲》以前演奏需要3分10秒,现在演奏还是3分10秒。那么企业中从事服务工作的员工,他的工分怎么计算才是合理?还是拿鞋厂做例子,目前鞋厂一双布鞋的平均工时是0.2小时。现在老百姓不想穿布鞋了,想穿棉鞋啊。企业引进一条德国生产线(尽管不知道德国工人平均工时,也不知道生产线是多少工时,但还是引进了)制作棉鞋,德国生产线生产一双棉鞋的平均工时是多少?由谁来定?国家来定,那就得进行计划,否则怎么算公平账呢?由企业来定,那和之前考勤发工资有区别么?根本体制没有改变,就是把钱不给工人发了,只发工分。至于这工分在市场上能换到多少块饼干,对不起,不知道,卖饼干的经销商说了算。(没准人家不认工分呢,因为小摊贩只要钱不要工分。那他们在国营联社购买商品要工分怎么办?参看80年代后全国粮票和外汇券使用指南)
至于生产资料私有还是生产产品私有,你把工厂的所有权出售不是资本主义不是么?出售产品打折的权利,工厂的所有权还是归国家,不是更社会主义么?还是那句话,生存不是儿戏,必须有以命相搏,才能让我们不断强大。我们的改革应该保证给每个人一个口饭或者说“重新来过的机会”,同时也要有个可以肆意搏杀的战场。而不是一岗定终身这样的固化阶层。如果非要给这个时代做个注脚,我希望是《国歌》中的歌词:前进!前进!前进……
社会主义这件事,打个比方,象《倚天屠龙记》里面张无忌在明教暗道里练乾坤大挪移的情节。当他练到最高层的时候,发现有些口诀不对,就放过去了。其实乾坤大挪移的创造者的内力不如张无忌,也不曾练到过最高层,口诀是凭想象写的,如果张无忌严格照口诀强行练习,必定走火入魔而亡。
如今社会发展的程度,早已原超马克思的时代。多年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设想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从哲学上说是无懈可击的,任何事物总会消亡的,但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什么样,他老人家也没见过,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有合理和科学的成分,也有推理和想象,共产主义就更是这样了。
前苏联照着书本强练,开始倒也有奇效,最后走火入魔,挂了。红色高棉直接从最后一章练起,想一步登天,结果当场身亡。中国人比较幸运,毕竟五千年的功力摆在那儿呢,而且实用主义至上,无论老毛还是老邓,练着练着觉得不对了,就打补丁,实在不行了就摸石头,反倒闯出条新路,陈经称为官办经济。但社会主义这门功夫,史上尚无人练成过。
回到你的问题,你问我乾坤大挪移具体该怎么练,手怎么摆,脚怎么放,周天如何搬运,我是真心不知道,姑且发挥几句,仅供讨论。
其一,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需要一个接口,即劳动小时和货币的兑换,存在一个比值。这个用来解决进口设备(外面资本主义地区)和购买饼干(国内非社会化大生产)的问题。
其二,很重要的一点,劳动小时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是用被社会接纳的产品来衡量的,磨洋工的时间不算,多余无用的产品不算,绝对不是记工分。
其三,必要的基本教育、岗位培训时间要记入劳动时间。劳动时间不是单纯指操作机床的时间,或按电钮的时间,注意“必要”二字的修饰。
其四,劳动价值,是社会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文化价值”或其它什么价值,是由物质生产创造的(采矿,运输,冶炼,纺织,化工,发电等等),服务业不创造价值(!),两个经济学家打赌吃屎也不创造任何价值。但演员可以凭自己的服务从物质生产者手中换取产品,社会主义不会饿死演员,呵呵。
最后,社会主义的实行,可能需要一次技术革命,相当于工业革命量级的,也就是“前进”之后的世界,呵呵。
如果存在卡上那就和打折卡是一样的,如果以纸币出现那就和粮票是一样的。关键是这东西:一没有解决社会阶层固化问题;二没有消灭货币,甚至它自己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货币;三没有给社会生产带来好处。到最后还变成了地区粮票、全国粮票和外汇券这样倒退回去的东西。货币的本质——不是用来储蓄的,或者说根本不是用来保值增值的,货币是用来流通的。保值甚至增值的货币会被使用者几乎无限制的收藏而逐渐失去流通能力。从而被迫逐步退出流通,被均匀贬值的货币所取代。在历史上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劣币驱逐良币”。所以货币的本质就是贬值,不断的贬值直到不能承担起一般等价物的功能(超出和社会财富的均衡态势,我记得一般是7%),金融危机爆发。如果非要以“劳动小时”作为一般等价物,那么给我“劳动小时”有效流通的可行性。几乎没有啊,这东西天生没有“资金时间价值”也没有回笼的渠道和手段。这是设计它时候的初衷,也成了它的硬伤——它不是发行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它最后会塞进社会的每个角落,你不知道它的规模在多大,而最后来个总爆发——人的劳动力是在不断累积的,更要命的是没有办法时刻保持他们的增长同社会上流通的实物财富相一致。(不要计委行么?成了企业发行货币了,一夜回到汉朝。)
在服务业的发展或者培训中所出现的“必要”是由谁来决定的,领导么?如果是的话,还不如《1984》中的情况好。
“劳动小时”不是货币,可以存储,不能增值,也不会贬值。比如你给别人刷碗,存下10个劳动小时,将来可以换取别人给你刷10个小时的碗。
“必要”由社会决定,被社会接纳的劳动(其它劳动者用“劳动小时”换走)才是必要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类似于市场。
其实它是“生产”出了的,“回笼”是在上述过程中完成的,不会无限积累。
事在人为。
一,过度依赖道德自律。好的程度取决于国家-实际上是政府/中共-对人民的态度,这是不大靠得住的,特别是到朝代后期。
再怎样存在问题,也是比私人资本家强啊。私人资本本来就是不会给民众的。也就是说,私人资本是在这方面得分是0的话,国家资本得分是介于0和100之间的某个数。
道德上,国家资本的目标是100分。如果低于80分就很不好了,被人骂没有道德。万一低于60分,那就是丧尽天良啊。而私人资本的目标是0分,如果能够达到10分,就会被人大赞特赞,慈善啊,有道德啊,良心啊,什么的。
会不会有人说,宁要私人资本的10分,不要国家资本的80分?
还是第一条一样的情况。无数的事实证明,私人资本家的资产在非母国的投资,远远高于国家资本转移到别国的N多倍。区别不是一个两个数量级的。看看中国有多少外商投资,再看看中国有多少国有资本转移到国外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关于资本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资本是没有国界的,这说的当然是私人资本。
还是同样,这个问题上,私人资本的目标是0分,国家资本的目标是100分。
这个其实私人资本未必比国家资本强。现在一方面国营资本也引入了竞争机制,比如讲几个国营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不用地区国营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同时,这么多年,也放开了很多给私人企业的领域,开放私人企业同时和国营企业竞争。
但是这个私人资本不应该来挖现有国家资本的墙角。例如铁道部发展高铁,这完全是国家投资发展出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可是私人资本看了眼红,想来抢,这是不应该的。私人资本有本事,你自己去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才是正路。不能一边说国家资本不积极开拓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一边私人资本却来抢国家资本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产品市场。这样子,其实是私人资本不肯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不是国家资本不肯。
为什么现在国企私有化甚嚣尘上,其实是因为私人资本失去了开拓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的愿望了,所以打起了现成的国企的主意,想要分现成的国企蛋糕。
所以你说的这第三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绝对不能成为私人资本瓜分国企的理由。因为想要瓜分国企的资本,恰恰是没有动力去开拓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所以才会要求瓜分现成的国有企业。
这个也有点一定的道理。但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只需要很少的一部分资本流动就可以了。就是你讲的这个例子,比如讲,只要有20%的资金从纺织业转移到IT业,差不多就可以造成你说的这样的效果吧?那么是不是可以保留60%-70%的国家资本,作为稳定的基本盘,而让另外30%-40%的私人资本在各个行业之间自由流动呢?
再说国家资本也未必就看不到IT行业比纺织行业利润高,那么,国家资本其实也是可以在行业间流动的。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也许10%-20%的流动性高的私人资本就足够了。你说呢?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理论是完美的,实际却千疮百孔。私人资本带来的金融风暴也才刚过去没多久啊。就是你说的,私人资本玩过头了,所以现在不是中国应该加大私人资本的时候,而是美国应该限制私人资本增加国家资本啊。当然,美国做不到这一点,可是中国也没必要明知美国这点比较烂也要去学啊。
相信大家看到的事实是,中国目前这种资本方式,是全世界发展最好的方式啊。如果中国这样连续GDP年增10%的还算“不利于生产发展”,那么美国那种年增1%的算是有利于生产发展吗?日本那种倒退2%的,算是有利于生产发展吗?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正名实乃第一要务也。
同意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是最接近社会主义而又能使国家发展的形式,那么它是不是马克思版的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还想说,前三十年把平均主义当社会主义,后三十年把国家资本主义当社会主义,这样六十年过去,中国成了世界上相对地位和实力提高最显著的国家,没有之一。这样的社会主义,很好。我们既不愿意学习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也不愿意学习印度那样的资本主义。中国现在这样的先以平均主义后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具体表现形式的社会主义,很好,是人类有史以来在大范围内实践过的最好的制度。它使中国从落后的被侵略的国家,发展成了国际上说话最有分量的五个国家之一。
所以我在此给国家资本主义正名:这就是现阶段我们能实践的最接近社会主义的制度!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无疑是正确的废话。所以,关于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我说了一部分,你说出了另一部分。
从基本面上说,我完全同意中国现有的制度是目前最好的,中国目前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每当人们觉得什么东西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他越过顶点,走向衰落的时候,比如20年前苏联解体时,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制度的信心爆棚,现在呢?因为如此,现在我更愿意指出其中可能的问题,就算是出于直觉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