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说中国的清官意识 -- 慧诚

好皇帝，坏奸臣之三：清官意识

一，海瑞上疏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的一天清晨，春寒料峭，通往紫禁城的路上，安静得如同还孤悬在天边的月亮，两边的树枝都还是光秃秃的，它们伸出奇形怪状的胳膊，指着天，不说话。海瑞像往常一样，听着自己的脚步沙沙的响。过不多久，在临近宫门的时候，他遇到了几位同僚，相互拱拱手，没有多说话。“他们在躲着我吧。这也难怪……”海瑞心中正如是想着，就进宫了。

这一年，他47岁。可是就在前几天，他刚刚给自己订做一口薄皮棺材。昨天，他跟妻子和儿子都打好了招呼，安排后事，他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银两安排未来的生活。妻子昨天没有睡好，儿子将来做什么……

他的身体还很健康，虽然平时没有钱买肉，消瘦的他却很少生病。不过，今天来向他索命的，不是阎王派来的无常黑白，而是他袖口里揣着的一份奏折。在这份奏折里，他用文雅的语言骂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皇帝。他如此教训皇帝：

一是“竭民脂膏，滥兴土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

二是薄情寡义，：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

三是迷恋斋醮，妄求长生：“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

而且奏疏还把皇帝的品行与刚刚被处死的罪犯严嵩相提并论：“既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然诸臣宁为嵩之顺，不为材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

写到高潮处，海瑞痛骂满朝文武：“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

读了疏文，明世宗把上疏扔在地上气急败坏，大叫：“快去抓人，不要让他跑了。”太监黄锦说：“不会跑，这人明知将死，已诀别妻子，买了棺材，在家等着呢。全家仆人早跑光了。”

皇帝沉默良久，捡起来反复默读，心中叹息。世宗内心极度煎熬，情绪剧烈摇摆，忽觉海瑞可比古代忠臣比干，忽然又深感受辱之痛，几个月后，还是忍无可忍，将海瑞投入诏狱。刑部论死，皇帝沉默不答。再过几个月，明世宗去世。海瑞在狱中住了十个月。有一天，狱警端来好酒好菜。海瑞以为要绑赴西市砍头了，更是豪吃豪饮、神色自若。狱警告诉他：恭喜您哪，马上官复原职，皇上死了。海瑞惊问：“信然乎？”随即大哭，吐出所吃食物，昏绝于地，一夜哀哭不断。

二，清官意识

说海瑞是中国官场之“异”。是因为像他那样的官员不多，明朝的薪水太少，俸禄极度严苛，像海瑞这样完全靠薪水度日，会非常艰难。明朝敢骂皇帝的官员其实也不少，文死谏算是明朝留下的传统。但是像海瑞那样抬棺而骂，骂到皇帝举足无措，进退失踞，却并不多。更难得的是，海瑞并非一时之勇，而是一生正直不阿，无党无群，独来独往。人不喜而不得不敬，海瑞被囚之后，内阁大学士徐阶和其他大臣设法委婉劝说皇帝，尽力保全。

然而海瑞又是中国官场之“常”。中国几千年历史，官员不计其数，在人民的心中，论声望，能够跟海瑞相比美的，恐怕就只有包公了。一般官员，在世时自然有人尊敬，百年之后，如过眼云烟，不知何踪。如海瑞包拯，则久唱不绝，历久而新。论之者无数，传之者无数，谈之者无数。中国的京剧中，海瑞的形象在舞台上赢得观众的一片喝彩和一片泪花。

这阵阵的喝彩和泪花在后来的学者那里得到了一个总结：清官意识。这个词在今天的语汇中，恐怕算不得什么好词。当然，就大部分学者而言，他们倒不是想批判海瑞和包拯本人，他们犀利的眼光对准的是这两位“大人”的屁民粉丝。关于清官意识的讨论很多，本文作为一篇笔记，无力在这里做思想史的梳理。虽然我下面要写的东西可能看起来是在为“清官意识”平反，但是我也必须首先承认，对清官意识的诸多批判都有合理的一面，因为至少，清官意识并没有保证，当官的都是清官。倘若都是清官，包公和海瑞也不会有今天的名声，也不会有那么多粉丝。这就是历史的悖论。

三，清官意识：中国的特殊性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二十世纪批判的话已经说了那么多，那么我就站在另外一边说道说道。一分为二，阴阳平衡，方为自然之道。

清官意识

1，中国之所以有清官意识，是因为在中国，官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官代表的是“公家”。人类文明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超越“私”的问题，人人生而有“私”，但是仅仅有私，则无法成其为社会。因此文明的一切努力就在于超越这个小我。相对于个人而言，个人为私，小集体就是公；相对于小集体而言，小集体为私，大集体为公。中国自郡县制的皇权制度建立以后，天下一统，这个天下则为公，而代表这个“天下”的就是皇帝和他手下的官。因此中国很早就确立了所谓“公家”的概念。官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形成所谓“官本位”。就如我在其他《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中所说的，中国的主导矛盾是官民矛盾，在政治上，这个矛盾的重要性超过了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因此所谓官本位，也就意味着中国

2，从官的本质上来，本来与私人并没有政治的矛盾。“何者为公？”成就众人之私，则为公，保护众人之私，则为公。站在公私的纯理论角度而言，官作为公来保卫私人的利益，本来应该得到民众的坚决拥护和支持的。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官员本人作为有私心的凡人，他很有可能损公肥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利益是他个人的，而损失是大家来承担——这是一切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必然难题，用经济学的术语可以说是“公地悲剧”。

3，清官的意义就在于他做到了官的“本位”。也就是说，官本来就应该所处的位置，就是“公”。清官在政治的价值，并不在于纯粹的“道德”。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清官才具有崇高的道德。中国历史上，有崇高的农民，有崇高的隐士，有崇高的工匠，但是在人民大众中，很少有人崇拜出“好农民意识”，“高隐士意识”，“巧工匠意识”，虽然他们也都有各自伟大之处，但是他们不能像海瑞和包公得到万民景仰，是因为中国的清官所成就的不但是他们个人的人生道德价值，而且是“官”的价值。是官的本质体现，这个本质体现象征了“中华政治文明”的最高核心——公。因此，人民大众所崇拜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政治的公”。对包公和海瑞的崇拜，实际上既是是对“公”的呼唤，同时也是对“官”的道德要求和压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中国的普通农民，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所表现的集体智慧远超过绝大多数大学教授。清官意识也绝非智力低下的产物。当我们轻蔑人民智慧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读不懂人民。

4，当人民崇拜和要求“公”的时候，并不意味这个群体的成员具备“公”的素质，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准备像他们所崇拜的包公们一样，能够克己奉公，牺牲小我为大我，牺牲小家为大家。他们的崇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道德的感染力，这是对崇高人格的尊重和心灵上的模仿；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的合法利益得到“公”的保护。“公德”与“私利”在伦理上是对立的，但是在现实上，众人的合法私利却恰恰需要“公”的保护。那么这个“公”，实际上就是官，过去是皇帝手下的官，今天是共产党的官。这也就是我过去强调的，腐败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杀伤力，它所破坏的不是具体的个人和某个具体组织，它所破坏是能够维系大一统的“公”意识。倘若这个“公”的意识过分削弱，私的意识过去强大，利益集团就会兴风作浪，封建力量抬头，国家就会“乱世而亡”，陷入分裂。——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对这一点应该并不陌生。

有关清官意识的几点争议

1，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对“清官意识”的批判基本上都是西学东渐以后，站在现代西方的角度来批判所谓”官本位“的角度展开的。所以要想把清官问题说清楚，就必须首先谈谈官本位。在《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我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展开说。

从社会等级秩序的角度上来说，大致而言，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三种本位。一种是“官本位”（中国自秦汉到今天），一种是“血统本位”（中国春秋战国以前），另外一种是“钱本位（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三种本位或者这三种本位的混合体，因此，当您想批判和打倒“官本位”的时候，请您想好，您是希望这个世界是血统本位还是钱本位呢？也许您要说，我什么本位都不要，我要平等。那么我真诚地告诉您，在我们有可能看得见的将来，在地球人类上，没有这种可能性。官本位还是钱本位？您想好了没有？官本位实质上“公”对“私”的超越。但是，如同越耀眼，其阴影也越明显。中国自古形成强烈的“公”的意识一方面维系了中国的大一统和以“公平”为诉求的政治伦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套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对官员提出了更高的道德标准，因此一旦官员修身不足，所造成的危害也更严重。用俗话来说就是，梯子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2，尤其当我们站在西方的立场批判古代“官本位”和清官意识的时候，并且把这当做中国人劣根性，当做中国文明是落后文明的例证的时候，完全是处于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因为当包公和海瑞被人崇拜的时候，欧洲还是贵族和农奴的社会。他们没有官本位，也没有清官意识。除了乞求贵族不要过于残酷之外，他们根本就处于完全的绝望，根本就不可能祈祷任何人来帮助他们用“公权”来保护他们的基本利益，公权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的安慰只能是彼岸的上帝。也许上帝代表的是“公”，因为上帝没有私心。但是上帝的荣光在彼岸，而不是人间。如果说中国古代存在着“不公的官员”破坏了“公的政治伦理”，那么在当时的欧洲，则根本就不存在“公”这么回事。因此，假设有人在那时的欧洲批判“清官意识”，如同我们现在到索马里面对饥民痛诉营养不均衡对身体健康的危害。

3，欧洲是通过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力量，才建立起了真正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法国国王曾经努力建立专制，而且我感觉正是因为法国国王打破封建，所以才使革命成为可能，路易十四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王位挖好了坟墓）。这时才逐渐有了“公”的概念，十八世纪才建立起公权（不出我所料，刚刚查字典，法语中，public这个词十六世纪晚期才出现，而中国的“天下为公”出自《礼记》）。

4，而且欧洲的公权也是靠“集权”来推广的，法国是拿破仑，德国是俾斯麦和威廉，俄罗斯靠的是彼得大帝，后来的苏联靠的是苏维埃。但是欧洲的集权通常都会走极端，最后不得不崩溃。（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民主与集权》系列博文）。因此，欧洲的“公权”发展都有限，而且历史比较短暂，还缺乏传统。西方国家，公还没有压倒私，因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不过是周期性崩溃的最近一次而已。因此当我们为中国的官民矛盾而纠结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同样的方式来想象西方，官本位的社会与钱本位的社会是不同的。胃痛的人以为胃痛才是最严重，肝病的人以为肝病是最严重的，如果连这样的人情都不能体会，就根本无法理解社会现象。西方社会最重要的矛盾不是官民矛盾，不是公私矛盾，而是私人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的官民矛盾不如中国官民矛盾尖锐，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社会矛盾不尖锐，更不意味着，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之下，倘若采取那样的社会结构，整体的社会矛盾会更轻。现实情况是，在他们的人均财富几乎是中国的十倍的情况下，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5，今天对古代社会清官意识的批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解决官员损公肥私的问题，光依赖道德是不行，要靠制度建设，中国人没有制度理性。这样说是没有错。不过，同样也是要解决一个时空倒错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批判唐宋和明朝的制度腐败的时候，当我们说那时的清官意识不顶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欧洲，几乎就不存在“腐败”，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清明”。在贵族可以占有初夜权的时代，讨论什么腐败和清明的问题，就像跟饥民讨论食品安全。另外一方面，中国古代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忽视“制度建设”，中国古代官制早就有所谓分权，相互监督，回避制度，内阁六部。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严密和理性，如果说是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当然，您坐惯了汽车，就认定古代的马车从来就是落后的交通工具，,那么这是您的问题，不是古人的问题。

6，因此中国政治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所谓“官本位”，也不是所谓“清官意识”。而是要进一步发挥“清官意识”，以此为榜样和象征，恢复“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

7，当然，我从不反对制度建设和监督的作用，这方面是必须加强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民主和集权问题：思考片段之二》。

• 系统抽风，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清官的上面，还有一个皇帝（顶头上司）。清官所有的权利基础，来源于顶头上司的授权。上司可以给清官授权，也可以收回所有的权力。

反对清官崇拜，不是抹黑清官，而是，如果罪恶的根源，是来自于“主席台”上面，清官有什么用。

王立军打黑，不知道打到什么大老虎，然后，主席台上的大人物，不仅可以把所有的权力给收回去，甚至可以把王立军的命都给收走。

对清官的所有期盼，在现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

从“好皇帝，坏奸臣”说起

说起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民认知意识，常常提及的有两个模式：一个是“清官”意识，一个就是所谓“好皇帝，坏奸臣”意识。这里先不谈清官问题，只说说皇帝和奸臣的问题。从中国古代的各种叙事（尤其是民间的戏曲、小说和评书等等）中，常常表现奸臣误国的主题，奸臣的典型就是秦桧、严嵩和高俅等等，在这些叙事中，朝廷之所以犯错误，冤枉忠良，鱼肉百姓，原因都在于朝中有奸臣，迷惑了皇帝，只要除去奸臣，自然江清海晏，国泰民安。

从五四以来，这种意识就被斥之为封建王朝的愚民政策制造的愚昧意识，皇帝才是封建（鄙人不赞成把中国古代社会定义为封建，此处是借用一般说法）社会黑暗的总老板，自然应当总负责。拿奸臣做替罪羊，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愚弄百姓的招数而已。

如果以否定古代皇权家天下制度的角度而言，这种批判当然有政治的合理性。然而，中国古代的民众就真的如此愚蠢？有句俗话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还有句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好皇帝、坏奸臣”仅仅只是一句谎言，它如何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依然在普通百姓的思想意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许是知识分子过分看低了民众，没有从民间的智慧中看清某些事物的真相。

其实借用方绍伟先生所说的“公地悲剧“模式（上一篇博文有介绍，此处不详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的发源和合法性，从理论上完全来自”天子替天治理天下“这一模式，从权力运作上则是大一统，也就是皇权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作为个人，对于治理天下这个问题，具有最切己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皇帝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最紧密的，两者是一荣皆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天下”没有治理好，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就是“天子”。因此，暂且不考虑人的伦理和素质问题，仅仅从利益上考虑，皇帝就有最大的愿望要把天下治理好，要让人民安定，社会和谐。而且为了子子孙孙的利益，他不仅要有短期考虑，还要考虑长远，为子孙留下一个好的基业。

然而，大臣就不同了。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他这个自然人的地位，而是来自皇帝的委派，是作为皇帝的代理人承担官职，运用权力，治理国家和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就弱于皇帝。而且随着代理和负责的层级越往下走，这种一致性就越弱化。一般而言，大臣也很少会故意把国家或者地方治理坏，但是他们除了承担官员责任，做好本职工作之外，他还会想着升官发财。这个时候，就必须依赖内在的道德意识和外在的约束监督，才能使他不因为一己之私而破坏公共利益。这个社会，从整体而言，道德伦理永远是不够的，而外在监督永远是不足的，因此贪赃枉法的现象就从来也没有彻底解决，就会出现所谓奸臣和贪官。

从上面分析的社会结构的逻辑来看，奸臣的出现是很有可能的，而“奸皇帝“则是在逻辑上说不通的，只会有所谓昏庸的皇帝，而不会有”奸皇帝“，因为故意破坏国家的利益对于皇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皇帝犯错误的原因是能力问题，而不是主观动机的问题，因为皇帝的私利与国家的利益之间是最统一的。

这样来看，中国古代的农民从相信“国家出问题，是因为奸臣作祟“，从政治伦理来看，是有相当合理性的。也许他们不能长篇大论地论证这一现象，但是长时段的集体直觉，至少不会毫无道理。

对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分析也可以从这两点来考虑。皇帝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解决了皇帝治理国家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但是问题是皇帝的子孙数量太小，无法解决继承人挑选范围太小，导致皇帝的德能素质不能保证。皇帝有治理好国家的愿望，但是如果能力不足，还是会出问题。另一方面，自然就是所谓奸臣问题，也就是对国家的责任感虽然权力代理层级的增加，责任感不断下降。皇帝周边的近臣还是相对很有责任感的，但是到了州官，到了县官，到了小吏，他们就会更加考虑个人的升官发财，更愿意利用公共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这就需要来自皇帝的监督。在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这种监督达到极致，对于贪官不仅要杀，而且要剥皮，并填上草，公之于众，以示效尤，可谓残酷至极。不过即便如此，贪赃枉法的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一方面，过于严酷的法律难以持续，剥皮填草并没有长期执行；另一方面，监督的成本很高，皇帝是没有能力真正监督到每个大臣的。

受这个问题的启发，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中国政治。网络上依然有很多人把中国戏称为“天朝“，多半是一种嘲讽的语气。虽然不准确，但是也不乏合理之处。因为中国目前的政治权力核心是共产党，而党中央是权力的直接执行者和政策的制定者，从伦理意识上，党的权力来自人民。由于中国是一党制国家，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持高度一致，越接近党中央，这种一致性越强。在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上，达到了高度一致。由于一方面中国事实上已经确立了”任期制“和”选任制“，这些掌权者基本上没有独裁的可能，同时也没有家天下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的子孙会在生活待遇上有所照顾，然而却不可能掌权。因此，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如果说有什么个人的利益，那就是他们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后人如何评价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领导人在主观愿望上具有强烈的公心，而且因为选拔人才不受血缘的考虑，素质上也很有保证。这些年，我在观察比较中国和外国的时候，强烈感受到中国的政治在中央这一层级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因为外国的多党制导致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不完全一致，使国家领导人的执政不得不受党派利益的支配，无法完全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考虑问题，形成所谓公地悲剧，方绍伟先生的文章对此已有详细分析。

然而，当我们再仔细观察中国政府行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随着政府级别的降低（也就是说代理层次的增加），政府的政策水平和办事水平也严重下降，很多地方官员不仅贪婪，而且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愚蠢的事情。因此当我比较中国和西方的基层政府的时候，感觉中国基层政治的水平太低。而跟老百姓的生活直接相关的，恰恰是基层，中国老百姓的怨气很大，多半是在基层政府和组织那里受过气的。

这就是好皇帝坏奸臣模式的翻版，“好中央，坏地方“——”中央的意图是好的，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这也不仅仅是所谓替罪羊的问题，而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关性的问题。在企业中，老板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不存在老板贪污的问题（假设只有一个老板），而总经理就不完全一致了，只是基本一致。随着代理层级的增加，利益一致性越来越小，到经销员这个层级，贪污的可能性就大多了，这就需要靠制度来监督。中国政府，只要有一个中等人的素质，到了常委这个级别，就不可能去贪污了，因为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而陈水扁之所以会贪污，就是因为他的利益与台湾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中国政治相比西方，在监督和问责上是软肋。但是如果搞多党民主，则无法解决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分裂的问题（参见我的博文《君子不党》），也就是方绍伟说的“公地悲剧”。政治没有乌托邦，完美社会是不存在的，如果要保持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在监督这个问题上，也许中国很难做到完美。这就需要权衡利弊，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这样的多元大国，搞多党制的公地悲剧恐怕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

当然，改善和加强监督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组织性的监督要加强，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信息获取能力和监督能力应该比过去强很多。以前谎报耕地或者绿化，是很难调查清楚的，现在看看遥感照片，就行了，很难大规模造假。

2， 民众监督，网络的发展给民众的自发监督提供了很好的手段。在不冤枉好人的情况下，广泛获取民众的监督意见，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最近这两年，死在网络上的贪官已经不罕见了。

3， 舆论监督。虽然，中国的舆论并不完全自由（这个世界本来也不存在完全自由的舆论），但是中国舆论监督的现状相对过去而言，是越来越有力的。现在的问题，部分媒体人抱着“民主原教旨主义”牢牢不放，常常把对具体的人事监督上升到呼吁多党制的体制问题。一方面模糊了监督焦点，另一方面也招来警惕和提防。南方系的公信力越来越下降与它所坚持的民主原教旨主义教条就很有关系。这个问题相当棘手，但是我认为有理由谨慎乐观。随着中国的建设成绩和西方走下神坛，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威胁会逐渐下降。如此，一方面媒体会更加称职地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对这些媒体的警惕和堤防也会降低。更容易形成良性的互动。

4， 一方面公示财产，另一方面提高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合法收入。前者在其他国家已经取得良好效果，中国至少可以先试点，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后者也很重要，虽然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在市场经济中，就社会整体而言，高薪不一定养廉，但是底薪一定会腐败。

到近现代，其实也算是儒家的思想，这个有点根深蒂固了，但从毛泽东开始倡导的“平等思想”其实短暂的实现过，那时候的民和官思想上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等级思想，民可以把官整的很惨，只可惜最后也没有成功，失败的结果就是现在官僚更像是封建官僚了，等级思想越来越严重，到现在p民只能期待“清官”了，死灰复燃。

50年代到60年代中末期批《武训传》和《海瑞罢官》，我觉得都是对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批“跪”，批“乞”。

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对《武》和《海》的最好批判。

六亿神州尽舜尧？您觉得可能吗？您自己有没有努力做尧舜？

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写诗可以，治国不行。

革命的合法性从来都是存在的，但是一个国家随时都革命也就完蛋了。

清官意识，一方面是对官员的教育；另一方面也是对官员的压力。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其实这两句粗体的话说明古代政治的两种情况：天下为公是理想，有礼有节是现实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而且前者也是后者合法性的来源。

清官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他们所起到的实际治理效果，而且在于他们的人格展现了“天下为公”的理想，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而这种政治合法性本身就是对整体官僚集团的重要制约。

倘若官僚集团也放弃了“天下为公”的合法性来源，从伪君子变成真小人。以“天下”为理念的大一统社会就会马上崩溃了。

这个理想被人民打了脸。 是的，不是别人，是人民，要为文革的失败负责。

关于人民，关于人性，这里大家有一些讨论。

链接出处

链接出处

链接出处

其中有些可以说是字字血泪。

重新发掘文革是有意义的，但我们必须正视， 文革是失败的－－不是因为某些人口中的所谓'复辟' 而失败，而是其本身，就是失败的。

有清官了，我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是好是坏都是丫顶着，大不了丫完蛋了我再想办法捧出一个来。脏活累活都是你干，我最多帮着摇旗呐喊一下就很有良心了。

这种意识产生的基础就是个人的私，希望自己不需要付出合理的代价就可以获得预期中的利益。

激励自己做尧舜，说明您有志气。

以为老百姓都能做尧舜，就过分理想化了。

金玉满堂之家，岂在乎那点金珠。

人人尧舜，那尧舜也没什么价值了。不过这并不能否认每个人都有成为尧舜的可能。

后天的境遇改变了这一切，自然也有办法使境遇变化将它改正过来，否则我们今日也不会称颂主席的英明了。

当然，对于璞玉来说，您认为它是愿意做一块顽石呢，还是愿意成为和氏璧呢？

这是搞教育，而不是搞政治。

我不知道您是否真心努力过“修身齐家”，如果您真的实践过，您应该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

你无法令群众相信可以从你的政策中获利，有谁会跟随你呢。

宏观上，毛提出人民创造历史，并依此建国，如同在社会学领域完成了广义相对论，并用实验证明。

微观上，毛提出要为人民服务，如同为社会学领域中的量子力学奠基。

但两者在实践层面的统一，用文革来解决个体离散性和社会整体性的矛盾，如同爱因斯坦试图完成统一论来解决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矛盾，超越了时代百年，指望老毛完成，不现实。但那种伟大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后人需要汲取教训，用新的思路去解决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