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泽东正在震撼世界 -- 唵啊吽
对这个方面，我没有疑问，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这种制度内压太大。在秦时候是“苛政猛于虎”。到现在学者们还有争论：是不是郡县制度导致秦的短命。
当然现在已经有持否定意见的主流观点了。可是当时，刘邦的确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汉采用了两种并行制度（一国两制），希望能长久统治下去。
这个制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同样问题也很多。所以才有后来人不断的改革。
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就能找到问题的重点。
改革开放已经超越了，毛时代的斗争路线。难道还要往回走？
毛的功绩怎么样？全凭后来人怎么去继承发扬先辈的成果，这个功绩还是个未知数。就是我说的“变数”，这个决定因素是“我们”，是“现在”。
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谬误。重庆的事情还没有告一段落，就下结论。不管支持，或是否定。都是不负责任的。
对郡县制的力量和运用必须有所克制，否则就是秦朝的下场。
对此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郡县制不成熟的结果，而不是郡县制本身的问题，毕竟秦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后人的不断改革到现在也不曾停止过，这是我们国家前进的源泉所在。
对于毛时代，或是重庆模式的认识要建立在您提到的这个“不断改革”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左或右。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本来不想批你这些言论，但是看见竟然有人为你叫好，就不能让你误导大家。
1.郡县制是始皇创建的吗？
（严家庆：王力群为何要给秦始皇翻案?链接出处）
王力群在讲坛上不厌其烦地说到秦始皇创建郡县制，作为赞誉这位暴君英明伟大的最重要的依据。郡县制是秦始皇创建的吗？非也！是楚国创建的。秦始皇只是釆纳了原藉楚人的丞相李斯的建议，继承楚国郡县制。
楚国创建郡县制于楚武王年间，约公元前690年左右，比秦皇朝早五百多年。当时，楚国由江汉平原挺进中原建立两个前哨阵地，左翼是鄀（现湖北十堰地区），右翼是蓼（现河南信阳地区）。两地分置数县。设郡尹总揽军民大政，设县尹为一县之长，由楚武王委任官员管理。这就是唐代著名学者柳宗元后来总结的《封建论》的原型。它有别于周王朝滥封诸侯国的“诸侯制”政体，有益于维护国家统一号令和各地稳定。不仅如此，楚武王还创建了“抚征”，对所征战之地实行怀柔政策和郡县制。所以，楚国后来逐渐强大为“地方五千里，甲兵百万”的泱泱大国。楚国在征抚地先后设置了黔中郡（今湖南常德地区）、巫郡（今重庆涪陵地区）、申郡（今河南南阳地区）、阜郡（今安徽阜阳地区）、邓郡（今湖北襄阳地区）、赣郡（今江西赣州地区）、南郡（今广东韶关地区）、滇郡（今云南楚雄地区）等。今天的江苏苏州扬州、浙江杭州温州、湖北鄂州、江西赣州等封建名地都是楚郡演变而来。这说明楚国创建的抚征和郡县制是受百姓欢迎的，具有生命力的，比秦国杀人如麻、“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史记.苏秦列传》）不知高明多少倍！虽说成王败寇。
笔者不知王力群教授有无读过《楚史》，怎会错误地将郡县制创建功劳硬安在秦始皇头上？并且，从唯物主义史观来看，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封建制和诸侯制是反复交替使用的，其本质是一样的。并不是封建制比诸侯制高明先进，而诸侯制就愚昩落后。如果是这样，一千多年后的明朝为何还大行诸侯制呢？王力群教授用封建制优于诸侯制而大赞秦始皇的功劳，也是过于牵强附会。
2.李斯发明了郡县制？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录了这一发生在公元前226年的重大事件：
秦初并天下……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李斯建议使用郡县制，“建议”和“发明”，差好远哟！
3 焚书是项羽的错？
焚书：《史记·卷006·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焚书在前，项羽放火在后，把责任都推给项羽？
4 坑的是方士？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史记·卷121·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刘向《说苑》：坑杀儒士。
汉·孔安国《〈尚书〉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只是对于坑儒，史学家们现在仍有争论。一般来说有三种看法：
（1）第一是历史上并无焚书坑儒一事，这纯属后人的杜撰。持这一观点的是民国时期兴起的“疑古派”，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物，有力地支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从而证明了“疑古派”观点的不成立；
（2）第二是的确坑了一些人，不过那只是些方士，或称术士。持这一观点的人，是由于无任何经学根底的涵养，导致不认识术士的术字，而将术士与方士混淆。古籍多通假字，《礼记。学记》云：“蛾子时术之”，术述即是一例。术士即述士，古代学者遵从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信条，学述（学术）而不自造作（创作）。此亦“学术”一词的本源和本义。“术” 音“述”，术士，即述士；述士即儒士；
（3）第三是秦始皇的确活埋了许多秦朝学术界、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秦始皇焚《诗》、《书》，医、卜之类的文籍，不在焚烧之列。且司马迁与汉武帝年龄相仿，按最迟计算（汉武帝崩于公元前87年），司马迁距离焚书坑儒发生的时间，最远不过120多年。120年的时间跨度，是什麽概念？就相当於今天的2011年到1896年（清光绪年间）的跨度。司马迁从十多岁起，就开始徧游中国，二十三岁的时候，其父司马谈去世，司马迁就已经接任其父的职务，担任汉太史令了。如果从司马迁20岁开始算起（-147年），距离焚书坑儒（-212年）的时间跨度，不过65年而已。即相当於2011年往前推65年（相当於中华民国时期的1946年）。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之内，以司马迁的学识和所处高层的地位，焚书坑儒这样的事件，不可能不清楚。退一万步讲，就是普通民众，对於1946年发生的大事，也未必糊里糊涂。
5.县大郡小？
许慎《说文》：“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春秋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也。”
许慎的资料可能来源于《逸周书·作雒》：“因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
《说文》段注：“战国策：甘茂曰：宜阳，大县也。名为县，其实郡也。武王时已郡大县小。魏纳上郡使十五县。后十三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
由此可见，县大郡小是周制，但到战国时期，出于某种原因，变成了郡大县小。（不过杨宽也认为“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边地荒僻，地广人稀，后来繁荣起来才形成郡大县小的局面。和作者不同的是杨宽认为时间是在春秋末年，见杨宽《战国史》）并且，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秦国，《史记·韩世家》：“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史记·魏世家》：“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史记·楚世家》“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此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有：“於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而吴起曾出任西河守，既称“守”，则西河很可能也是郡治。
我说了郡与县作为行政单位确实在春秋时候出现的，郡是国君委派军事长官驻守并管理的军事区，你所举的例子已经说这一点。县是各诸侯国兼并土地但不裂土封国而故意悬而不决，自行委派官员而不上报周天子分封。两者没有从属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李斯之前没有把郡县制这一制度法制化。
焚书坑儒本人不与你讨论。
你说春秋的郡县制度，和秦的郡县制度不同，漏掉了战国时期的变迁和发展。秦统一后的郡县制度，不是凭空来的。
商鞅变法的时候，已经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编制户口、“什伍连坐”实行中央集权。这都是有史料记载，大家可以查。这离秦始皇出生还有100多年呢！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为重点。主要内容如下：
1）励军功，实行军功爵制
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 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
制定军功爵制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军功爵制发展为后来著名的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 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
2）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3）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4）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 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5）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的该措施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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