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中国历代君王中，最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人，他一生都喜欢发动群众，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他50年代中期让民主人士发言，不是最民主最自由的人吗？要是换了别人，早把那帮人的嘴给撕叉了。本来想学西方搞一把民主，显示一下共产党的胸襟，这下可好，人家把真实想法说出来了，受不了了，又一网打尽。
反右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新中国最重要的转折，实际上，他的错误不是右派不知天高地厚，而是他根本一开始就不该给右派任何扯淡的机会。无奈他当时治国经验太嫩，一生又太轻信人，把人想得觉悟都很高，才弄出了一堆打脸的事情。
从实际的情况看，现在房子私有， 农村土地确权流通，变成实际的土地私有化，已经在 重庆轰轰烈烈干了。事实上无论左右，这都是方向，基础不稳，地动山摇啊
从唐宋后走下坡路的儒家道统不被打破，民族新思想不发展起来，想要富民强国就是扯蛋。千年道统发展到后来不思改变，一味从故纸堆里考据考证，一味用前人道统来获得本朝统治合法依据本来就是个笑话。某种程度上说，矗立千年，换朝换代一直不倒的孔府，就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新时期还想重塑孔子像，旧瓶里面不琢磨怎么装点新酒的话，怎么看怎么都像开倒车
其实最初的入股形式的土地流转，某种意义上有集体化的发展趋势，如果能够因势利导，由国家资本介入，也许有重新组织的可能。但如果按照某些建议的意思，将承包经营权定义为物权，那就是完全的私有和流转了，很可能导致农民由于一次性获得利益而最终失去土地的情况。实际上每次看到所谓的城镇人口数据，我都感觉触目惊心，这完全就是再一次的圈地运动。城镇化的程度，绝对不能以所谓的城镇人口数量来评价，而只能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户口什么的太扯淡了。
另一方面，在物权法立法的时候，完全是一次暗箱操作。严格的说，物权法是完全有可能导致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从而违背宪法。但那个时候，包括现在，实际上都没有太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而这个做法，等于将之前的一切罪恶洗白。
现在的公知和媒体，总是将社会主义制度臆想成疯子，将资本主义制度臆想成圣人，然后再来比较。其实即便是西方经济学中，也有大量内容是支持社会主义模式的，只是现在已经被完全扭曲了。没有办法，现在的左派，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整天拿着教条宣传，怎么可能占领舆论阵地。
文革期间毛的大字报和现在的微薄是否有相通之处？都有语言简单，人人能说的功用。假如历史有如果，主席发动文革的时候有现今的技术，文革最后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1949到1976，是各种各样的学说，思想，意识，在经历了1849到1949的百年磨合后的一段拉高速时期。起码主席缔造的共和国经受住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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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账,压根就是毛的对立面的.为了凑所谓被迫害对象,贼喊抓贼,把他们为对抗毛泽东,而整或害的人的账,倒算到毛泽东头上,这类事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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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说“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违反毛主席的教导
陈伯达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尽管如此，陈伯达在“文革”中，也做过一些“好事儿”。
“好事儿”之一，就是批判“血统论”。在“文革”之初，“血统论”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统论”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袭制。在“文革”中，这种封建糟粕却被披上了红色的外
衣。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这样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
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轰动效
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8月1日，这副对联迅即在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贴出，又一次引起轰动。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
最形象、最有煽动力的口号。于是，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家庭的子女，成了
“好汉”，趾高气扬；而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则低三下四，成了“混蛋”，成了“贱
民”。这副对联引起激烈的辩论：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为“糟得很”。消息迅速
传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陈伯达很快就作出反应。在这副对联出现的第四
天———8月2日凌晨，陈伯达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就明确表示，
这副对联“不全面”。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
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陈伯达把那副对联作了修改：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
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陈伯达向红卫兵们宣传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
多数”，违反毛主席的教导。陈伯达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有着“中央首长”
的身份，他在多次讲话中批判了“血统论”，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影响。应当说，“血
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
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招生中长期贯彻了所谓的“阶级路
线”，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即使成绩优秀也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所以，“血统论”一
提出，便得以大肆流行。尽管陈伯达多次批判那副“鬼见愁”对联，但是“鬼见愁”对联仍
在广泛传播，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只是在“老子反动儿混
蛋”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血统论”以血统划线：所谓
“红五类”是指家庭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农的子女；所谓“黑
五类”是指家庭出身或者亲属中有人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其实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后来，“黑五类”又扩大为“黑七类”，即加上“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子女。在“红五
类”和“黑七类”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即所谓“红外围”。“红外围”是指家庭出
身为教师、店员、市民、中农、下中农的子女。
在“大辩论”中，当时流行“报成分”，即在发言之前，先要自报家庭成分。如果所报
的家庭成分属于“黑七类”，马上被轰下台……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
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命中注定了“黑”，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1966年10月16日下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的两条路线》中，虽然讲话的主题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是完全
错误的，但是内中批判了“血统论”，却是应予肯定的。陈伯达的这一讲话经毛泽东同意，
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下达，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指出高干子女的
“血统”未必“高贵”，接着，陈伯达深入地批驳了“血统论”：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
“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
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http://www.kldjy.com/home.php?mod=space&uid=37521&do=blog&id=204107
反毛言论三：毛泽东搞“血统出身论”：
驳：
（一）“血统论”的来龙去脉：
1、“鬼见愁”对联宣扬“血统论”：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人称“鬼见愁”对联。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北京主要高校，于是各处展开激烈辩论。8月6日，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2、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只要是革命的就应该团结。但陈伯达的谈话不管用，北航附中学生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
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
3、“血统论”思潮泛滥：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贴大字报大力宣扬“鬼见愁”对联；20日，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发表讲话。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借机大力宣扬。干部子弟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核心任务就是保护他们的父母，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①。
他们不同意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而是以“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大搞打砸抢抄抓和武斗、到处揪斗民主人士、文化知识界人士，把矛头指向群众组织，冲击公安部，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走资派，而且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监所、滥施刑罚，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
4、中央出手整顿：
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的主张；10月16日，陈伯达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批评②。不久，11月谭力夫被捕入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1967年1月，“联动”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成员纷纷落网③。
由于“联动”成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所以经过说服教育后予以释放，后来他们也有零星闹事，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联动”作为一个组织正式消亡。
（二）区分“阶级论”与“血统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城市、乡村特务，土匪武装横行，在城市搞暗杀、袭扰、捣乱、破坏活动。另外，地主、资本家等势力虽然被压制，但其思想仍对抗社会主义；而且，直到文革前夕，政府还在向一些实行赎买政策的原来的资本家付赎买利息。
所以，解放之初直至文革，我们党执行“有成分论，而不唯成分论”的阶级政策即阶级论，是正确的。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党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是采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说法，把他们归于团结、教育和争取的对象。在运动中有人搞“唯成分论”即“血统论”，怎能将责任归到毛主席头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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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同时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东纠”）、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区分队（“海纠”）也成立了。
10月1日，这些红卫兵们正式成立“联动”组织，全称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12月26日--1967年1月11日，“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其间还并喊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口号。
②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③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比如李纳在军报被斗败,实际是给挤走的,她一走原来她这一派的人,一人一顶反李纳的帽子就都给打倒了.
在北大以打地主的名义,打死几个老师的,不是为了响应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为了对抗,大字报一出,北大法律系的干部子弟就跳出来反,并给聂定了个地主反攻的性,可问题是聂后面是江青,江后面是毛泽东,这些人他们一个都动不了,就去打其它老师,这么搞的结果就是毛泽东怒了,把他们和他们家大人全打倒了,改开后这些人一平反,作为北大法律系的学生,就成了中国法律界的中坚,他们干了两件事,一是拼命宣传江青和毛泽东是地主出身,另一件事就是把打老师归于毛.
毛泽东一直想追纠大跃进当年的浮夸风,文革初打倒刘邓,一个主要项目就是追纠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问题,改开后不但全扣给了毛,还坚持说,是毛不许别人追纠,五风问题.
再有北京的武斗抄家,毛泽东一再反对,按当时西纠红卫兵回忆,他们核心是要保刘少奇,如果认为太平能保刘少奇,打砸抢就没了,如果认为保不住刘少奇,就纷纷跑去打砸抢,抄家.也就是说闹事与否,完全是为了保刘少奇.
就扣上右派反毛的帽子,谁胜了就惟左派毛主席的人自居.
由于各方都说自己是左派,是毛主席的人.
所以看上去,所有冲突,都是毛泽东的左派,在打击其它人,实际上很多被干掉的,才真的是毛泽东阵营的人.而胜了的,完全是在对抗毛泽东.
打杀遇罗克这帮人的,根本就是改开后平反的一大票人.
然后北大就以打地主名义,打死好几个老师,现在一票人拿这事骂文革,以至于没太注意,最爱拿这个说事的法律人士们,当年的北大法律系的干部子弟,是中坚.他们于事后被打倒,改开后被平反,成为法律界中坚后,就天天强调,这些事都是毛泽东,江青,聂元梓造成的.
文革并不是打到当权派，而是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权威，打到压制群众的当权派。
这个是1967年7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的文章
(1967.7.11)
坚决支持坚决保护革命的领导干部
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革命师生，粉碎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和这个学院的副院长达洛同志结合一起，共同掌好权用好权
据新华社西宁十日电 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革命师生，运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区分和对待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敢于支持两次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的副院长达洛起来闹革命，跟他结合在一起，选他担任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共同掌好权，用好权。
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学院的副院长达洛（藏族）就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师生一起，跟校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揭发他们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此，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这个学院的革命师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迫害达洛同志。他们以省委名义，责成达洛同志过去工作过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州委，盗用“群众揭发”的名义，炮制出一大批所谓达洛“罪状”的大字报。这样，不但达洛同志被打成“反革命”，连同数十名革命师生也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连同情达洛的革命师生、家属、外单位的同志都遭受到迫害。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革命的师生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根据毛主席“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的教导，分析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州委送来的揭发达洛的大字报，发现其中破绽百出，内容都象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大家对照了达洛同志调来学校后的种种表现，发现跟大字报上所揭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根本对不上号。同时，他们研究了省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所作所为。
经过分析研究，他们认为这是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故意混淆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界限，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当权派以挽救他们自己的灭亡。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公布后，给革命师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更加明确了斗争的大方向，革命烈火越烧越旺。青海省委内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害怕他们玩弄的阴谋被戳穿，亲自到学校布置对策，说什么你们要狠斗达洛，斗倒、斗臭，斗得没有人敢给他翻案。不久，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二次来到学校，指示保守组织围斗达洛同志时，就遭到革命师生的抵制。于是他们又玩弄了一个花招，趁国庆节革命师生游行时，用非法绑架手段，将达洛同志劫持到海南藏族自治州，进行更加残酷的斗争。与此同时，西宁街头到处张贴着有关达洛罪行的铅印传单，列举的“罪状”，真是骇人听闻，一时间闹得乌云翻滚，谁出来为达洛说话，就要遭受围攻迫害，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学校当局还非法公布了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同志的历史档案，妄图搬出反动的“血统论”捞稻草，把这些同志保革命的领导干部说成是为“反革命”翻案。
如何顶住这股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制造的反革命逆流，这是革命派面临的严峻考验。革命派内部当时产生了两种思想：一种认为对达洛的问题最好回避一下，先不要纠缠这件事，不然弄不好落个“保皇派”的罪名，对“革命”不利；另一种认为应该针锋相对，坚决斗争。经过激烈争辩，最后统一了认识，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必须以革命利益为重，对无产阶级当权派要坚决护，坚决支持，不怕付出任何代价；如果掺杂私心杂念，保持缄默，那就在客观上帮助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到头来倒会成了真正的保皇派。因此，敢不敢保革命的领导干部，首先要看敢不敢革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命。
为了戳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他们先后三次派人去达洛的家乡和他过去工作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同时，许多同志还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风险，去跟达洛串连，鼓励他坚持斗争。当时达洛同志虽然言行都失去了自由，但仍然关心全校的文化大革命，他表示：一定要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他在白色恐怖下，仍给革命师生提供有关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材料。
去年九月底，当革命师生第二次派人外出调查时，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现了，立即通知海南藏族自治州委，密切监视革命学生的行动。海南藏族自治州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临大敌，将革命学生和帮助他们的外地红卫兵非法扣留，污蔑他们是“台湾派来的特务”。组织不明真相的牧民群众对他们围斗了三天三夜。去年十二月第三次前往牧区调查时，阶级敌人事前放出风说：牧民群众已经磨好刀等着你们哩！但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无所畏惧，坚决下到牧区。当地有的坏干部背上枪到处威胁牧民不准接近他们，生活上也处处刁难他们，使他们挨冻受饿，妄图把他们撵走。但是，他们没有被吓倒，住在牧民帐房里，一边帮助劳动，一边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十六条，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群众被发动起来后，揭发了坏干部的种种罪行，把这些人的威风打了下去。排除了绊脚石之后，他们冒着风雪严寒，跋涉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访问贫苦牧民。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艰苦斗争，他们掌握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证明：达洛同志是一个革命的领导干部，省委强加在达洛同志身上的许多罪名，纯属捏造；那些给达洛同志写大字报的人，自己也供认是按上边的意图行事的，根本不了解达洛其人。
弄清事实真相之后，革命的师生更加下定决心，对达洛同志支持到底，保护到底，跟他并肩战斗。并且根据大量确凿的事实材料，向省委和海南藏族自治州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反复的面对面的斗争，批驳了他们的无耻捏造，揭穿了他们的政治害，
使他们无言以对，理屈词穷，不得不给达洛同志公开平反。至此，一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终于胜利了。现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达洛同志已被选为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革命师生决心和他一起掌好权，用好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自家私房过户到工程师名下,到死都回顾我为厂作了什么,为国家作了什么.
他父亲一辈在文革没倒,但他没细说,按他说的,本来也是听上级命令后来就,看意思是当三种人给扫了.
他们这一辈兄弟几个,开了个厂,他大哥是老总,工厂形式算是有点血汗,我认识他时,他们正和一家同类国企竞争,那家国企说他们工资都不能月月发齐了,而且非常少,这位听说了马上说我们那里工人钱拿的也不多天天吃大白菜和白饭,但大概觉的这好象不是脸,再往下就转话题了,看的出这人在他家族三代的历史上很纠结,有点茫然.
跟我想的不一样了，可惜传统封建伦理虽然瓦解，官僚制度的自毁特性还是没能根除，而且后来还强力反弹，证明自我毁灭的因子不依赖封建伦理而独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