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变迁看重庆事件 -- 铸剑

陈为人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

几年前已到处流传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甚至有几次还煞有介事地传出他已死亡。后来医生披露：在勃列日涅夫的最后几年，他虽还活着，已不太清楚周围发生的事情了。但他一直顽固地把一个超级大国的权力执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回首历史，真会让人产生一种荒诞感。

【东西方政治家的误判】

据吴冷西回忆，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后，我国最高领导层曾对苏联政局作过一次预测和判断。

毛泽东问前往参加1964年苏联十月革命节的中国代表团同志：“你们看苏共这次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主要是什么人？现在的苏共领导，什么人是主要角色？”

周恩来回答说：“现在名义上勃列日涅夫是第一书记，但看起来他似乎不是最后拍板的人。在会谈过程中间，对许多事情，他的态度模棱两可，含含糊糊，没有明确的态度。很难说他就是核心人物。”

刘少奇说：“1960年我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一路陪我……这个人是一个平庸的人，不是一个办大事、成大业的人。在火车上也好，在宴会上也好，在日常接触中也好，他跟我谈话翻来覆去就是一些老话、官腔，没有什么新鲜的语言，连开玩笑都说不上。但也可能是伪装的，他的毕恭毕敬给人以虚伪的印象。”

邓小平说：“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起草委员会和中苏两党会谈都没有勃列日涅夫参加，他不像是一个拿主意的人。”

金日成后来也对中国领导人说：“勃列日涅夫这个人我们和他有过几次接触，看起来这个人有点木头木脑的，反应很迟钝，而且谈正经事时话也不多。他现在当头，他是不是主要的核心骨，谁也说不准。”

西方人又是如何看勃列日涅夫的呢？美国人多恩伯格出版于1974年的《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中这样说：“勃列日涅夫给人留下的印象，跟他那易怒的上司赫鲁晓夫和他那暴躁的敌手科兹洛夫在国外造成的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克里姆林宫权力中枢到底处于什么地位？有的人可能把他看成比傀儡领袖强不了多少。”

然而，历史是最终的裁判：令当年政治家们大跌眼镜的是，就是这个被认为是“过渡性人物”的勃列日涅夫，竟然把一个超级大国的最高权力一掌18年，成为苏联继斯大林之后掌权时间最长且“善始善终”的第二人。

仅此一点，勃列日涅夫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历史人物。

究竟谁在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充当了主角？几十年来，一直是个扑朔迷离的谜。

一向与苏联关系紧密的金日成，也一头雾水地向中共领导人打探：你们估计他们这几个人中间谁是主角？金日成说：“虽然中央全会是勃列日涅夫主持的，后来他又被选为第一书记，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他的主角，我看值得怀疑。12日主席团开会之前，他才接到通知从柏林匆匆忙忙赶回来。报告也不是他做的，而是苏斯洛夫做的。”苏斯洛夫在当年的苏联政坛被称为“灰衣主教”。“灰衣主教”是17世纪法国首相黎塞留大主教的顾问约瑟夫的绰号，意为幕后出谋划策的人物。

邓小平说：“苏斯洛夫肯定是赞成的，但不会是他一个人搞起来的。据我们在7月间中苏两党会谈期间的观察，苏斯洛夫这个人书生气比较重，发言时他总是照着稿子念，遇到我们提出什么问题，是由安德罗波夫（当时是联络部部长）给他递条子的。”

【圆熟的政治手腕】

在对赫鲁晓夫发动的这场“逼宫戏”中，笔者注意到这样两个细节：

当事情发展到鱼死网破的关键一步，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等人决定，必须紧急召开一次特别主席团会议，在会上把赫鲁晓夫罢免。当把人都召集起来，需要召回赫鲁晓夫时，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由主持工作的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来打电话，但勃列日涅夫推三托四。大家好不容易把他说服了，硬把他拉到电话机旁，然而在最后一刻他还是拒绝了，只得由苏斯洛夫来打。

中央全会的报告是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按照惯例，报告应该由勃列日涅夫或波德戈尔内宣读。但两人都推辞不干，最后又推给了苏斯洛夫。

这时的勃列日涅夫，情急之下说了一句“一语道破天机”的话：“这个反赫报告我不能做。我跟他一起共事多年，人家怎么理解我呢？我说不行就不行。”

看到这两个细节，笔者不由得想：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两人，究竟谁是幕后谁是台前？

出身苏联，后加入德国籍，与苏联上层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莫罗佐夫在《勃列日涅夫传》中，专设一个章节：“为什么恰巧是勃列日涅夫？”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在1964年的“宫廷政变”中老资格的四人（米高扬、柯西金、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中，只有勃列日涅夫最合适。他在党政机关和部队都呆过。他担任党的工作十七年，政府工作十年，部队工作七年。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每个人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配当一把手。在这种情况下各派系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眼下，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最初几天或者几个月，团结犹如空气一样地不可缺少。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赞成自然更替：由第二书记接替第一书记，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接替主席。

于是，后面的一切水到渠成。10月1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全票当选”。

连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也对家人说出这样的话：“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他太软弱，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让人牵着鼻子走……”能做到这一步，勃列日涅夫的政治手腕不可谓不圆熟。

当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被迫签署了“退休声明”后，他眼睛里含着泪水说：“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我不想讲话了，不过我想对全会提个要求……”没容赫鲁晓夫把话说完，勃列日涅夫便打断了他，斩钉截铁地说：“这办不到！”经历过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那场斗争的勃列日涅夫，岂能识不破赫鲁晓夫的“缓兵之计”。

在随后没有赫鲁晓夫参加的中央全会上，新当选的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发表了简短讲话。关于赫鲁晓夫的撤职，勃列日涅夫一语带过，既未加以特别指责，也没有流露出丝毫兴奋，把这个众人关注的问题作了“淡化”处理。他还以一种似乎十分“宽容”的口气说：“现在再来批判赫鲁晓夫的种种做法已经失去了意义。”并刻意强调说：“不要在各级党组织会议上对罢免赫鲁晓夫的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了。”后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勃列日涅夫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两次“转危为机”，最后“一跃而起”】

勃列日涅夫在攀登上权力最高峰前，经历过两次大的政治危机。

在1952年底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提出了庞大的主席团名单：一个由25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主席团，取代了传统的11人政治局，并以一个10人的书记处来替代原来的5人书记处。显然，这是斯大林在“安排后事”。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次充实到苏共中央的“新鲜血液”。

斯大林赞叹地说勃列日涅夫：“一个多么魁梧英俊的乌克兰小伙。”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不到24小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就开会研究，对斯大林确定的主席团来了个大调整。上年10月跃居高位的“新鲜血液”遭贬黜，扩大的主席团从36人缩减为14人；中央书记处则从10人减为7人。勃列日涅夫被撵出了主席团和书记处。3月7日的《真理报》在许多职务变动所发布的公告中，有一则短短的消息：任命勃列日涅夫为海军部政治部主任。不到一星期，海军部又撤销，与陆军部合并，中将衔的勃列日涅夫又成为新国防部政治部的第一副主任。

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与国防部政治部的副主任，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这样大的挫折对一个政治家而言，可谓致命。

然而勃列日涅夫在国防部政治部的“冷板凳”任上，完成了一件重要事情：他加强和扩大了在战争期间业已建立的与军队之间的联系。军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这一经历，使勃列日涅夫在此后赫鲁晓夫制约贝利亚的克格勃和粉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使自己成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的权力斗争中一个极为有用的人。1956年，在赫鲁晓夫的提议下，勃列日涅夫重新回到权力中心，成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并很快升任为中央主席团正式委员。

有一点不应该遗漏：在赫鲁晓夫粉碎马、莫、卡“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勃列日涅夫所采用的调子值得关注。在此后若干年的批判运动中，其他人提到这个集团时总是用“罪恶的”、“可恶的”、“背信弃义的”、“卑劣阴险的”等词语，而勃列日涅夫则用“反列宁主义的”、“政治上破产的”这样温和的词语。

1962年底到1963年初的日子里，勃列日涅夫又面临一次严峻的政治危机。这时的勃列日涅夫似乎高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位置，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总统，但这一位置被西方政治家称为“总统职位的墓穴”。在苏联的官场秩序中，这是有职无权的“虚位”。敏感的西方记者注意到这样的细节：“1962年12月，勃列日涅夫去布拉格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时，没有一名主席团委员到伏努科夫机场去为他送行或者欢迎他回来。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然而，勃列日涅夫很快发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并非 “聋子的耳朵”，它毕竟提供了大量出头露面的机会。勃列日涅夫的“出镜率”仅次于赫鲁晓夫，这就犹如“混个脸儿熟”的明星效应，勃列日涅夫从此成为苏联知名度极高的政治人物。这期间他结识拉拢了更多的人。

《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中，有段文字这样介绍勃列日涅夫的“官场失意”：

勃列日涅夫在1953年3月的受贬中，显露了他那种值得注意的本领，那就是败而不馁，面不改色，在逆境中抓住一切有利条件，使之转危为安，最后一跃而起，以凯旋者姿态重操胜券。

【老谋深算确立“一元独尊”】

执政初期，勃列日涅夫经历了一小段平稳时期。他向斯大林学到一手：当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把政敌赶出政治局、书记处、全委会时，就无限量地扩大它。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叫做“掺沙子”。

1965年1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勃列日涅夫采用了“只进不出”的策略：过去的老同志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要让他们发挥余热；现在的新同志会给我们带来朝气和活力，也应该给他们提供舞台——总之一句话：“一个也不能少”。勃列日涅夫以自己特有的“老好人”方式，既安插了自己准备提拔的人，也维持了与老人们的情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不动声色地巩固着自己的权力。

苏共二十三大选出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届中央委员会：195名正式委员，165名候补委员。最上层似乎没有变化，老人们各得其所，仍占据着各自的位置。唯一能看出的改变是，中央主席团重新恢复为斯大林时期的中央政治局，从此勃列日涅夫也就顺理成章地与斯大林一样，被称为总书记了。

在貌似维持现状的幌子下，勃列日涅夫偷梁换柱，大量安插自己的人马。莫罗佐夫在《勃列日涅夫传》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头三年，谢列平是这位党的首脑的最大问题……1965年一开门就给这位新上任的党的首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他如何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策划对赫鲁晓夫的“逼宫戏”中，谢列平无疑是个关键角色。由于他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的特殊关系，使得赫鲁晓夫始终处于克格勃的严密控制之下。这样按部就班地自然接替，谢列平显然不满意，仅仅是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转正”，离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远大抱负还差得很远。不过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一切迹象都在向谢列平展现着曙光：国内许多重要岗位都安插上了他的“共青团帮”。谢米恰斯内控制了克格勃，季库诺夫握有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其他级别低一些的岗位上，也都有自己的人——仿佛只要时机成熟，他谢列平大喝一声，勃列日涅夫就会自动让出宝座。

中国有句俗话：“姜还是老的辣。”谢列平政治上毕竟嫩了些，他没有勃列日涅夫老谋深算：谢列平在“宫廷政变”中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其后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任何伎俩也就昭然若揭。人们事先就时时提防着他，这几乎预示了他的失败。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严密监视，而且暗地里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很快结成了对付他的统一战线。

勃列日涅夫首先上演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一幕：

在“宫廷政变”中立了头功、谢列平最亲密的盟友、克格勃的主席谢米恰斯内得到了丰厚的报偿。勃列日涅夫授予他上将军衔，而他的助手也戴上了将军的肩章。然而，谢米恰斯内并没能高兴多久。一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斯洛夫（作者按：勃列日涅夫病重期间，谢列平向苏斯洛夫寻求联盟，苏斯洛夫于第二天探病时向勃列日涅夫做了一五一十的汇报）来到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所在地，陪同他前来的是勃列日涅夫的绝对忠实者、今后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扮演重要角色的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当场宣布了一个重要任命：由安德罗波夫接替谢米恰斯内任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改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宣布这项任命时，勃列日涅夫命令莫斯科卫戍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这是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出拳。下一个目标轮到了季库诺夫。

季库诺夫原先也是共青团的干部，他当时任社会治安部（相当于公安部）首脑。一天，季库诺夫被叫到中央委员会谈话，谈话的内容是，社会治安部是赫鲁晓夫的产物，是他把原来的内务部改成了社会治安部。现在必须改正错误，内务部的作用必须得到加强，应该把社会治安部恢复内务部的原名称。季库诺夫当然欢迎这一加强自己权力的建议。当季库诺夫等待走马上任内务部部长时，看到了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解散社会治安部成立苏联内务部，任命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同志任内务部部长。季库诺夫打落门牙和血咽。

砍掉了谢列平的左膀右臂，现在轮到了谢列平本人。谢列平22岁入党，在莫斯科学院毕业后就进入共青团，“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这一组织的一把手。1952年成为斯大林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954年动员几十万共青团员垦荒，由于“政绩突出”，被赫鲁晓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1961年又成为中央书记并兼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像谢列平这样横跨党政两个系统的干部，在中央主席团的众多委员中是绝无仅有的。

勃列日涅夫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提名谢列平接任全苏总工会主席。谢列平当然明白其中含义，却也无可奈何。政治局的同僚们一致同意勃列日涅夫的提名，如果公开拒绝，就等于与全体政治局委员对立。

1965年12月，党和国家的监察委员会撤销，谢列平失去了他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当时勃列日涅夫的说法是“让他集中精力抓好书记处的工作”……

谢列平登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之位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了。

尽管谢列平的势力已几近被摧毁，但勃列日涅夫深知年龄是个优势。除非谢列平在政治局失去席位，否则就必须把他列为最高权力的角逐者，谢列平很可能就是另一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

可以想象，在一个“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国度，工会的工作离开了党的支持，将变得寸步难行。谢列平的工会工作遇到了困难。一怒之下，他给政治局打了报告，要求免去他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调回书记处去搞党的工作。勃列日涅夫又一次抓住时机，几天后的政治局会上，他提议，根据谢列平自己的申请，正式免去谢列平全苏工会主席职务，但并未按谢列平的要求调回中央书记处，而是安排他担任了劳动力资源委员会副主席这么个小小职务。此后的中央全会上，谢列平被撵出了政治局。

接下来，勃列日涅夫在削弱和限制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的权力的过程中，也表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

波德戈尔内比勃列日涅夫年长，在初期曾经给他大力支持。后来他们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对美政策上。同时，根据格里申回忆，在一次聚会时，性格直爽的波德戈尔内当众批评了勃列日涅夫赞扬自己的做法，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勃列日涅夫决定撤销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由自己兼任……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1980年他迫使柯西金以健康原因辞职，提拔吉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行政事务从此完全听命于勃列日涅夫。

当年替代赫鲁晓夫的“三驾马车”——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体系彻底瓦解。勃列日涅夫确立了他一元独尊的地位。

【两个勃列日涅夫？】

俄罗斯早就有人提出存在“两个勃列日涅夫”的问题。

曾任《真理报》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说：“我头脑中有两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是1976年夏季以前，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另一个是那个夏季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前一个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活跃、有所作为的人……后一个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他的敏感和感伤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尤其喜欢阿谀奉承，贪图荣誉、奖赏和礼品。”

曾多次参加苏共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鲍文，也持类似说法：“我知道两个勃列日涅夫——早期的和晚期的。”早期的勃列日涅夫比较谦虚，从来不羞于说他有不知道的事，可以和他争论，可以说服他，他不摆首长的架子，比较平易近人。晚期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有病，因而爱生气，听不进反对意见，不再参加文件的起草，常常一个人待在别墅里，只让少数几个人去见他，特别喜欢勋章、称号和赞扬。 这就是说，疾病不仅使勃列日涅夫身体变得虚弱，而且使他的思想和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

根据医生和警卫人员回忆，勃列日涅夫病情加重后，语言发生障碍，有时说话吐字不清，思维能力衰退，丧失自制能力，性情变得暴躁易怒，行动缓慢，上下楼梯显得比较困难。为了缓解病情而服用安眠药，结果上了瘾，有时缠着医生要多给他几片。他本来有吸烟的习惯，发病后医生开始限制，后来干脆禁止。有时他烟瘾发作，忍受不住，便叫警卫人员在他周围抽烟，使他能闻到烟味。甚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他也叫身旁的翻译点起烟，一边吸一边朝他的脸上喷烟。 一个国家领导人公然在外国客人面前这样做，说明他已无法控制自己，不顾什么“政治影响”了。

根据勃列日涅夫身边人以及亲属的回忆，这位总书记曾主动提出要退下来，但是遭到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反对。勃列日涅夫的那些“战友”挽留他，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但他们也确实拿不准勃列日涅夫是真心想退，还是放出试探的气球。此后的事实也表明，勃列日涅夫说这话时，权力欲不仅没有消减，而且想方设法要把更多的权力掌握在手里。这也可由他的亲信谢尔比茨基的回忆来证实。谢尔比茨基说，他跟随勃列日涅夫到华沙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时，曾对勃列日涅夫谈到，年岁大了，精力不够了，看来该是考虑安度晚年的时候了。勃列日涅夫听后生气地说：“你说什么，沃洛佳（谢尔比茨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的爱称）？没有想到你会说这话……”说着，眼泪都流出来了。自此之后，谢尔比茨基再也没敢涉及这一话题。

勃列日涅夫的晚年，身边人不仅照例要给他准备长篇的讲话稿，而且要为他接见各界人士和外宾准备“会话条”。当年的苏联社会出现不少关于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笑话。一个笑话说，1980年莫斯科举行奥运会，勃列日涅夫拿着讲话稿念道：“圈！圈！圈！圈！圈！”旁边的人低声对他说：“这不是‘圈’，而是奥运会的五环标志。讲话在下面！”

叶利钦在他的自传中，也写到勃列日涅夫晚年的一个细节：

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生活的最后期间，已经不明白他签署的东西，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话，权力都掌握在他周围的人手里。他甚至在我口授的这份文件上（关于建造地铁的问题），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名时根本就没考虑我所说的意思。

勃列日涅夫晚年对于荣誉的渴求简直达到了痴迷程度。

几乎拥有一切之后，他认为自己应该是“能文能武”的全才。于是，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写作能力，甚至连与人谈话都要让人写“会话条”的总书记，想象着自己是著名作家。他约请一批传记作家和新闻记者给他写回忆录，先后在苏联作家协会主办的《新世界》上发表。此后，三部回忆录出了单行本并大量发行和广为宣传。苏联作家协会吸收勃列日涅夫为会员，发给他第一号新会员证——这位自己从来不写东西的总书记竟然成了苏联“第一号作家”。1980年，因这三部回忆录，勃列日涅夫被授予列宁奖金。

博尔金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受勋细节：“在他生前的最后几个月，当得知授予他的不是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他此前已经四次得到过这一荣誉）而仅是勋章时，他竟哭了起来。于是，有关人员只好临时调整，宣读一份似乎早已拟就的最高嘉奖令，再次授予他‘金星奖章’。” 这件事又成为苏联人民的一段笑话，人们戏称勃列日涅夫为“老小孩”。

被称为“所有总书记的助手”的阿根托夫在回忆录里说过这样一番话：“有一天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陷入了沉思，他对我说：‘安德烈，你知道我在回顾所走过的道路时，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我担任过的职位当中，最好的职位是党的州委书记。可以做更多的事，同时自己既能直观地看到实际情况，又能看到自己工作的结果。’”

这倒是勃列日涅夫清醒时的“夫子自道”，而他的人生轨迹，验证了盛行于西方的“彼德定律”：一个人总要走到自己“力所不及”的地方才能停下来。

疾病使优点逐渐枯萎，接着是大部分消失，而固有的人性弱点在缺乏监督的“一元独尊”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从生机勃勃到暮气沉沉，勃列日涅夫走完了悲剧过程。

【红场不断举行国葬】

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后期，政治体制进一步僵化。干部终身制的实际确立使领导干部老龄化，出现了不正常现象。据统计，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主席团委员）的平均年龄在斯大林去世时为55岁，赫鲁晓夫下台时为61岁，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80年，则超过了70岁。

多恩伯格在《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到1973年年底时，勃列日涅夫已在位九年，并庆祝了他的六十七岁诞辰。而苏联的政治家们，还把勃列日涅夫看作是小伙子呢……”

多恩伯格的书写成于1974年，此后勃列日涅夫实际又执政了8年。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人物”很容易制造出“空前绝后”的断层。1982年11月15日送走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接位；1984年2月9日，莫斯科红场上再次响起哀乐，向刚刚上任一年多的安德罗波夫告别；1985年3月10日，又是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接任安德罗波夫的契尔年科又去世了，红场上又一次响起哀乐。葬礼已成为传统，仪仗队也已经谙熟各种程序。苏联人民已经没有了丝毫悲痛，倒是流传着一个笑话：每一个政治局成员，都想在总书记任上去世。意思大概是可以享受现任国家领导人去世的规格，在红场举行国葬。

红场就这样成了检阅丧葬队伍的地方。

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写过一部小说《奥勃洛莫夫》。著名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深刻地指出：冈察洛夫塑造出了沙皇帝国走向没落时的一个典型形象。奥勃洛莫夫那种昏庸、贪婪、无所事事、暮气沉沉，正是一个王朝走向衰亡的显著标志。

勃列日涅夫，是不是又一个奥勃洛莫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