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华民国的统序和顺承（1）-革命先行古惑仔 -- 龙眼
你再看看别人的帖子就知道了。他改名的时候为什么差了一个拼音，只有他自己知道。
不过他已经被封了，所以就算了。
铁手的网站想不被国内封，肯定要有所取舍，对国内的网管势力有所迁就。这些网管与半块们是一体的，你说铁手能做什么，最多能够得到国内网管的理解把西西河当作可以被半块们影响的试验田也就足够了，否则就是拔插销了，两害相较取其轻，这根本就不算是选择，与西西河管理的个人倾向其实关系不大，只要你想要国内读者这块大饼，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大家互相理解吧，半块们其实也不容易，又有多少自称的自干五是真的自带干粮的呢，网上做戏的话听听就得了。有人把人生当戏台，有人把互联网当戏台，你如果看的明白，就不用较真了。到西西河找找自己感兴趣的帖子不是挺不错的么。比如龙眼这样的帖子，如果能跟龙眼说上话，也劝劝他，做自己的事，甭管别人怎么说就对了。
西西河里这样的ID一直就不少，老萝卜也不需要做惊诧状，西西河近几年是五毛重灾区是出了名的，只是自称自干五的比较多就是了，其实效果是差不多的，赶走了一茬又一茬的人，西西河不是依然屹立不倒么，这说明西西河早就是依靠五毛为主流的网上平台了，其他的才是旁流，直流。其实基本上只要与国内网接流，也就是不被拔插销，不被五毛占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海外的网站，这个原则更不可能容许质疑。
这个ID可能是新手，手法缺乏训练，不过加以时日，换个马甲，也是可以成长为不次于政委那样的高手的，对新人大家还是需要有耐心，宽容一点，不学习如何成长呢。
为了很多关心我的网友，龙-眼是可以做到不与明显是上门找碴的人来纠缠的，毛领袖的好战士-雷同学用雷语教导我们： “网友的时间是有限的，可是，为网友服务却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为网友服务”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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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被拒绝后，于秋季出国，前往他早年曾求学的檀香山。这是多数国共近代官史上的记载，但是据不少非官方的好事学者查考，实际上当时的李鸿章根本就没搭理这位无照游医的群众来信，也就根本不存在拒绝一说。但孙也不是无缘无故要热脸去蹭李大人的凉屁股，孙和李之间有点不远不近的拐弯关系，李鸿章曾是孙在香港学医时的医学院的名誉校董，和孙的洋恩师康德黎有点私人关系，所以当年孙文毕业后苦于找不到能接收才大志远的孙二公子的医院，无法从驻院医生起步成为合格的持照医生，就找恩师康德黎托过李大人的门路想找个官府差事，而李大人倒也很给这位康师傅面子，要给孙安排点体制内的事情做，但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下面的小鬼要查孙的三代履历（这要是搁现在，多数人连查八代都没话说），可结果却惹恼了心高气傲的孙二公子，拍屁股就走了。就这脾气，幸亏没遭受当驻院医生的摧残，否则不要说干出美国王立山枪杀主管的事件，估计整个医院都要让孙二公子给轰平了，真是人各有命，不能强求。
而1894年的这次上书应该是孙第二次找这位李校董了，但孙赶的时机很不好，正是李大人被甲午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结果没时间搭理当年那个不识抬举的孙二公子，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但这可又惹恼了心高气傲的孙二公子，既然进不了体制内，就只能推翻体制，自己当领袖了，于是一位革命家就此诞生。不是诞生了一位循规蹈矩的驻院医生，更不是诞生了一位九龙城寨里东躲西藏的无照游医；不是李大人府中的师爷参赞，更不是衙门里的逡巡小吏，而是一位顶天立地，勇闯天下的革命先驱。
不过当时才28岁的孙二公子根本谈不上是革命先驱，顶多是个发誓要打出一片码头的古惑仔。而古惑仔要打天下就先要有自己的堂口，否则光靠单打独斗，顶多就是个杨佳的角色。于是就有了兴中会。但仔细阅读1894年到1901年的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当时曾经同时并立过两个兴中会：檀香山的兴中会和香港的兴中会，还都和孙文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据好事的独立史家考证，不象官方历史描述的那样，孙既不是檀香山兴中会的最初领导人，也不是香港兴中会的最初领导人。檀香山兴中会的首任正副主席是刘祥和何宽，而理事中也没有孙文的名字，但孙确实是靠着这个俱乐部加茶话会形式的兴中会募集了一笔几万银元的捐款，但也有人说是私募基金，和神木房姐或蚁力神有一拼，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其兄孙眉变卖家产所得的钱。于是孙文就和自己的几个古惑仔好弟兄，一起带着钱回到了香港，和早就在那里组织革命的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达成联合协议，合并成立了兴中会总会（1895年2月），这时距离成立檀香山兴中会的时间只过了半年多。
这就有点奇怪了，按常理应该是先有总会，再有分会，而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在前，就应该是总会，香港的兴中会成立在后，就应该是檀香山兴中会的分支，怎么能颠倒过来，先搞个分会，再来搞个总会呢？难道孙会穿越，知道后面还有个香港总会？而后来那个檀香山的兴中会很快就被梁启超的保皇党给篡夺了领导权，或者象龙眼的猜测，其实本来那个檀香山兴中会的主要成员就和孙文尿不到一壶里去，不是什么革命分子，而是随风就雨的平常人尔，什么搞革命，搞保皇，搞房地产，搞蚁力神，搞传销，只要什么时髦就搞什么。所以等孙后来在1905年再回到檀香山时，就没了自己的兴中会的老窝，只好到志同道合的洪门那里登堂拜山，去给人家当双花红棍和二路元帅了。
而在香港的兴中会里孙一伙也是外来户，杨衢云、谢缵泰的辅仁文社一派是坐地户，财大气粗，背后有香港的富商做大金主，所以会长（总办）的头衔就自然归了杨衢云。而说到比孙大五岁的杨衢云，可是比孙还要早的革命先驱，早在1890年他们的辅仁文社就提出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主张，而直到1894年孙还在做着想靠李校董的关系，进入满清体制内的幻想之梦呢。所以应该说杨衢云是和孙同时并列的两个革命先驱。而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甚至说：“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当在香港版兴中会成立之初，孙到底是什么职位，党国官史讳莫如深，一笔带过。而又是据好事者考证，孙不过是杨衢云、谢缵泰的高级秘书。后来以孙的正宗传人自居的蒋总司令曾经开过天价的赏钱，要出资一百万购买杨衢云亲戚保存的一张照片。原因是照片中杨昂然坐在前排，孙中山站在后排。此事在蒋前妻陈洁如的回忆录中有记载：“给他一百万！蒋介石不耐烦的大声说：本党必须取得这张照片及其底片，不计任何代价，尽早把它们销毁。”因为此照片泄露了孙在香港兴中会建会之初所处的真实地位。龙眼不会发照片上来，正在找人求教。大家可以到以下网址去看一下
http://news.cqnews.net/html/2011-08/19/content_7851971.htm
该照片拍于戊戌年，即1898年，前排的杨大马金刀，正襟危坐，而孙则稍显恭顺，侧身而立，其各自的江湖地位一览便知。但这一切，即他们二人各自的江湖地位，随着兴中会的两次起义而迅速改变了。
香港版的兴中会，由杨孙两拨人马拼凑而成的古惑仔堂口在成立伊始就积极谋划武装推翻满清政权，这是党国官史的定调，但实际要谈武装推翻满清，对于一个只有十几人、七八条枪的古惑仔的小堂口来说，应该有点＂大了＂，历史地看也就是准备朝一个看上去还十分强大的恶霸扔块砖头而已，但这也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因为当时的时代正值满清依靠汉族地主阶级刚刚镇压完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和北方的捻军起义，国家建设繁荣稳定之时，人心思定，群众对不稳定因素极端排斥，对反政府暴乱更是深恶痛觉，因此孙在初期宣传革命的时候几乎是到处碰壁，从国内碰到海外，根本找不到革命同志，还差点被愤怒的人民群众扭送当地派出所和维稳办。而唯一能和孙有共同语言的人群就是提倡反清复明的洪门古惑仔，而且有几位还都是各路洪门老大一级的人物，这时最为突出的洪门人物叫＇郑士良＇，是当年广东三合会骨灰级的超级首领，是现在无人不知的香港著名帮会－和胜和，以及多数港版古惑仔团体的祖师爷的祖师爷的祖师爷。
当年清末民初的香港本来没有拿得上台面的古惑仔团体，只有几个十分松散的小混混组织，后来到1909年时，当时广东洪门的天宝山派遣勇义堂（有说碧血堂）的红旗老五（联络员）“黑骨仁”来香港开设新堂，整合了香港各个小堂口，都以“和”字为号，就有了“和胜和” 、＂和安乐＂以及其他既独立又联合的“和”字派三合会组织，这算是香港正版古惑仔团体的建党伟业。而郑士良在1888年就被推为广东“三合会”的首领，所以说这位骨灰级的洪门大哥是香港所有正版古惑仔团体的祖师爷的祖师爷的祖师爷。
而这么一位古惑仔江湖上神一级的人物，自从见到比自己还年轻三岁的孙二公子，立刻就对其景仰无比，甘受驱使，为了孙的革命理想从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由此就不得不佩服海归公子孙文的非凡的见识、绝伦的谈吐和超群的领袖魅力。于是孙立刻就有了一伙可以为自己的革命理想舍生忘死，冲锋陷阵的古惑仔打手，就是郑士良的广东三合会和他们的兄弟团伙。就这样，香港版兴中会里的杨衢云、谢缵泰一派动员一些港商出钱，而孙中山一派动员洪门三合会的古惑仔们出命，武装起义就这样草草地开始准备了。
正所谓人的命是天注定，就在全国人民心向和谐，热爱朝庭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从1894年8月 一直打到1895年4月。经过改革开放而貌似繁荣强盛的满清政府被一个小日本给打得一败涂地，输了海战，又输陆战，丢了朝鲜，又丢旅顺，还被小日本给屠了城，直到４月１７日脸上挨了日本刺客子弹的李鸿章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才算暂时稳定住阵脚。这时举国悲痛，全民愤怒，终于看清了满清政府的虚假繁荣和腐败专制的真实面目，开始寻找新的救国出路。而这时正是港版兴中会成立后的第二个月，可谓恰逢其时。
1895年１０月，就是港版兴中会成立的第八个月，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场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广州起义拉开了准备的序幕，由当时的兴中会首领杨衢云坐镇香港准备后援，由孙文领着郑士良和陆皓东以及郑士良联络的三合会的打手砍仔们到达了广州。孙文当时好比是后来我党的前委书记而领导军事，等于掌握了军权，但这也是非孙末属，当年杨衢云的辅仁文社从１８９０年以来就一直就鼓吹革命，可之前从没有过像样的武装斗争，想来应该是这些人属于小资分子，找不到看对眼儿的古惑仔肯为之卖命。钱没了可以再赚，而命就一条，没了就赚不回来了，所以非要有孙这样革命气场无比强大的鼓动大师，才能把古惑仔们都给煽动起来，扑向沙场、慷慨赴死。古惑仔的特点就是要么看不起小资，而一旦看到某人有做大哥的魅力，就能为其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后来毛领袖领导王佐、袁文才估计也是这么个情况。
但万事开头难，这次（１８９５年）的广州起义还没打响一枪就因消息泄露而失败了，白白搭上了陆皓东和不少三合会古惑仔兄弟的性命，等于是砖头还没扔就让人家一巴掌给拍了回来，拍砖的人自己却被拍了个五眼儿青。为此孙文和杨衢云都被清政府通缉，香港政府迫于压力禁止二人在五年内入境，于是孙杨分别流亡海外，孙在英国还差点被清廷使馆给押送回国，明正典刑。但孙也不是一无所获，广州起义虽然未放一枪，但乱党首脑孙文的赫赫威名却随着起义的消息、通缉令的发布和英国蒙难的新闻而传遍了中国各地和海外有华侨的每个国家。从此孙文不需要用杨衢云一派的招牌，只要打出自己的招牌就能很容易地筹募到大笔捐款。更主要的是他的乱党首领的实际身份，让其在日本的军界、政界和民间有了一定知名度，可以拉来近邻列强的超级赞助。于是五年之后的１９００年９月，孙在日本统治下的台北建立了新的起义指挥部，又是命令自己的好兄弟－洪门大哥郑士良等人赴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在这之前，孙以检讨１８９５年广州起义失败的理由，成功地要求杨衢云自行辞职，自己经过推举成为了港版兴中会从实际到名义的首领（总领），从军委前委书记正式升格为党的最高领袖，算是在自己的堂口正式坐馆了。
而随后进行的１９００年１０月的惠州三洲田起义在孙总领的英明领导下，在郑大将军的无畏冲锋下果然是打得有声有色，虎虎生威，一度发展到２万人，只可惜后来日本政局变化，撤消了对孙的后援和接济，最后起义军弹尽粮绝，各路古惑仔赶紧风紧扯呼，发扬善于跑路的专长，各自解散跑路了，郑士良几乎是只身逃了出来，但这也是够本事的了，想想太平军的多数首领，有几个能从清军手下活着逃出生天的呢？而郑士良能两次从清军魔爪下逃生，看来洪门兄弟善于自我保护，能屡败屡逃，屡败屡战的本事不是一般造反者能比得了的。
但就是这么位两次都能大难不死的洪门大哥，却在1901年8月27日于香港被人神秘恐怖地毒杀了，享年３８岁。而那个已经卸任的前港版兴中会的首领杨衢云也在同一年的1月11日，就是在郑士良死前的半年被人暗杀了，享年４０岁。党国官史把这两起暗杀都归罪于满清政府的罪恶勾当，但这就引发了龙眼的一个思考，满清政府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动不动就暗杀政治对手的恶劣习惯？
请看下集《残酷的暗杀与温柔的内战》
现在午休时间，请众网友欣赏另一位清朝骨灰级古惑仔大佬的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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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缺德把唱词给遮住了，下面是另找的唱词：
唱词：【西皮导板】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原板】我与（呀）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窦尔敦在绿林谁不尊仰，河间府为寨主除暴安良。黄三（呢）太老匹夫自（呃）夸志量，指金镖借银两压豪强。因此上我两家比（呀）武较量，不胜（呢）俺护手钩暗把人伤。他那里发甩头【二六】打（呐）某的左膀，【快板】也是某心大意（呢）未曾提防。大丈夫仇不报（呐）枉在世上，岂不被天下人（呢）耻笑一场，饮罢了杯中酒换（呐）衣前往。【散板】这封书就是他要命阎王，众贤弟且免送（呃）在这山岗瞭望！闯龙潭入虎穴某去走一（呀）场。
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似乎往往具备这种气质而且必须得多少具备点这种气质。区别这样的人和真正的“白眼狼”的关键，窃以为在于他们的“白眼狼”行为是不是为了自己或者自己一党的私利，孙和毛似乎都不是这样的人。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所有人乃至自己都是可以牺牲掉的，而什么江湖规矩也并不重要，必要的时候也是可以破掉的。
或者让别人搞明白，而且有的时候搞明白了对自己还有害处。所以那些什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里的研究者们，有几个是真正继承了马克思科学的研究精神的，日复一日的机械搬用马克思而不是批判的继承只不过是在戕害马克思主义而已。
送花成功。恭喜：你意外获得 16 铢钱。1通宝=16铢
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15。本帖花:1
在1953年最高国务会议上，梁漱溟先生那种要求给予充沛时间给大家上课的议政方式（梁似乎不能将自己的政见方略提炼成几分钟到半个小时之间的发言），实在是有点书生议政的迂腐味道。
梁漱溟先生与毛的争论实质是：在中国亟需进行快速初级工业化的背景下，通过什么路线搞工业化的问题。
梁漱溟先生的“小仁政”路线，尽管是大学问家的“头头是道”，但掩盖不住其书生短见的底色。
估计梁漱溟先生是九型性格里的5号，5号在议政国家大政方略上确实需要多向8号（毛估计是典型的8号）学习，从实践的角度，多学习8号的洞见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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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梁漱溟的小仁政和毛周时代的大仁政》
作者：卢泰然
很多时候，改革的成效需要时间来证明。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不一定能够认识清楚。毛周时代的改革，主要是工业化。为了工业化，就必须集权。建国初期，国家在经历几十年的战争之后，一片萧条。从哪里去寻找大笔资金搞工业化呢？人民教育水平低下，从哪里去寻找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技术人员和足够的产业工人呢？
想起来也真是可悲，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当年我们创造辉煌文明的时候，欧美日本都还是穴居的野蛮人呢，现在的中国人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当建国初期的中国要工业化，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任务有多艰巨，必须感同身受，才能有真实理解。
先讲一下工业化的问题。
如果把现代工业想象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由钢铁（冶金）、化学、机械、电子、生物（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部门组成的基干产业是现代工业这棵大树的根干。由于基干产业提供的技术和工业母机满足了绝大部分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基本需求，其他工业部门只有依附于基干产业，才可能用工业化的效率产出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的最终产品（少数特殊产品除外，如艺术品、特别的文化产品等等），所以相对于基干产业，其他工业部门只是根干上长出的枝条而已。
基干产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没有基干产业，一个国家就无法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以当代而言，世界虽大，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只有中国和美国。美国由于全球化期间的产业转移，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已经逊色于中国。在这种大形势下，如果美国不能强力控制住工业的血液——中东石油，美国的霸权一定会被中国所取代。
可以这么说，近代以来的国家竞争，成败决定于是否完成了工业化。完成工业化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独立自主的基干工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完整的基干工业，然后再以轻工业匹配，否则，只有轻工业是不会有任何前途的。
前苏联的基干工业其实还是很好的，但是他们的重大缺陷在于轻工业太差，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其实他们只要稍微花一点力气就可以搞好轻工业，不是难事，前苏联的垮台完全是“人祸”。
在建设基干工业的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这个时期，投入很大，但是产出很少，是工业化中最关键最艰难的时期。建国初期，中国的大型工业项目都是苏联援建，而苏联之所以愿意援建中国，是因为中国在抗美援朝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苏联要付出“政治酬谢”。
50年代苏联的援建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技术转让，苏联帮助中国初步形成了基干工业。如果没有苏联援建，中国要想自行摸索，那将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励志故事了。
但是援建不是赠送，中国要给钱。资金从哪里来呢？
欧美国家的工业化资金来自于殖民地的掠夺，日本的工业化资金来自于甲午战争的中国赔款。中国的工业化资金不可能来自外部，只能来自内部：农业和矿产资源。
以农补工、高积累低消费，是中国这个时期的改革主旋律。
当时的中国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否则以当时脆弱的国力、聊胜于无的技术水平、匮乏的人才、极其低下的教育水平，想工业化？门都没有。
中国人集中精力，利用全国的人才，消化和吸收了苏联援助的工业技术。在1976年之前的20多年，中国人的基础教育水平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培养了足以能够驾驭这些工业设备的基础工人。
同时利用城乡二元结构，为工业化提供了6000亿的资金和充足的劳动力。伴随这工业化的长足进步，是农村的相对贫穷。
付出一代人、二代人的巨大牺牲，才使后面的中国人有可能过上好的生活。当代中国人已经不需要再像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去牺牲了，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了他们的功劳，永远要怀抱感恩和敬畏之心。
用不着装逼去仰望星空和掂量心中的道德律，只需要简单地看看我们的前辈就行了。感谢他们为我们的付出，我们也会给后代一个交代。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承。
在开国之初的那个时代，能不能不剥削农村农民，就搞好工业化呢？ JY也许会说“能”。如果不是JY的话，就会发现这是很难兼顾的。
当然，那个时代的很多错误是应该也可以避免的，例如，无论如何，总不能连农民在自留地种菜都不允许。那个时代确实有很多错误的政策和极端的执行，最大的问题，在于剥削农村后来形成了惯性。这是政治的错。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此处暂不多讲。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一段公案就在开国初期的这个时候爆发了。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期间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发表长篇讲话，抱怨农村太苦，政府从农村剥夺太多。
毛泽东的政治敏感非常强。在建国初期，政权尚未完全巩固、各类内外敌人活动频繁的时期，共产党人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于是有时候就会反应过激。
梁漱溟只是在他的视野范围和认知水平上发表看法，知识分子不是政客，想到就说，比较随意，并无政治企图在里面，只是触及的问题极其敏感。书生总是如此，不知不觉就误入政治的“白虎节堂”。“以农补工”是当时的国策，是核心政治问题。毛泽东很担心有人以此为借口故意发难，托以“关心农民”的名义，反对基本国策，挑拨工农关系，危及政权稳定性。
毛泽东很快在会议上严肃回应：“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毛泽东还加重语气（已经包含警告了，但是梁漱溟没有听出来），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是“名士”，无法从政治上来理解主席这番话的含义，觉得自己好心好意，你怎么还不领情，感觉受了委屈，不禁发作了“名士”的倔脾气。
于是会议上，就出现了梁漱溟与毛的“斗气”，成为迄今为止政协会议的一个罕见的场景。
毛泽东不可能详细解释工业化的必要性和艰辛。红色政权的建立主要依靠农民的支持，现在又要农村和农民继续牺牲去支持工业化，这种事情很难大张旗鼓地去说，只能紧锣密鼓地去做。
梁漱溟显然对工业化的巨大困难和巨大投入缺乏必要认知。当时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工业化对中国是生死存亡的大事。这就好比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大名鼎鼎的大侠金庸还在香港的《明报》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如果把这笔钱用于民生要更好。他难道不知道：肥猪和老虎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知识分子中颇有这么一批人，最喜欢装模做样地扮演一副“仁义”的嘴脸，显得“普世价值在握”很高尚很高贵的样子，其实是把无知当个性。
我在这里无意批判梁漱溟，实际上，梁和毛都在自己的立场上说了各自该说的话，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提此事是为了说明：改革中，凝聚共识非常重要，这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如果因为有了异议，就不敢在正确道路上走下去，必定一事无成。毛周时期的政府，高瞻远瞩，以巨大权力和巨大决心，排除一切干扰（善意的和恶意的），让中国走上了唯一一条能够富国强兵的道路，功劳很大——顺便说一句，我很怀疑国民政府能否领导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当时的领导集体在此过程中也犯下很多错误，但是要放在时代背景下去适度批评，主流支流不要搞错。当代的政治改革，也需要执政者以巨大决心和判断力，排除一切干扰（善意的和恶意的），走向正确道路。
最近国内有文章探讨说为何在清末民初，中华民族从封建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各大学府创造的不是以科学思想加现代逻辑分析武装起来的思想家，甚至培养的理工专项人才也很有限，而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回头向故纸堆里找答案的国学大虱？
那篇文章给的答案是说因为培养理工专项人才需要昂贵的设备和长期的投入，而养一个文史教授只需要每月花几百光洋的工资就行了。
但龙眼的问题是，如果你不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从小接受理工知识和逻辑分析的严格训练，仅仅是浮光略影地到西方各国考察考察，再回故纸堆里找找对应的答案，那么怎么能经受现代科学和逻辑分析的严格检验呢？
中国人因为语言和文法的特点，很晚才有逻辑思维和推理演绎的自主意识，春秋时期一个公孙龙的＂黑马既是白马＂的逻辑诡辩就把多数古人给搞糊涂了，后来是靠两次外部的思想冲击给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历史飞跃，一次是起因于佛教的大规模传入和佛学思考与辩论方式的大脑风暴，另一次就是清末西方知识思想和思辩方式的巨大冲击。而共产党救国靠的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引进苏联援助，更是知识、思想和思辩方式的移植和引进。看看共产党（当时的）排兵打仗、后勤动员和政权建设的能力，再比较一下各地的军阀加礼聘的国学谋士们的打仗、动员和政建的情况，就会发现，二者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和时代，至少是好几百年的大脑差距（现在好像反过来了）。
但正面来讲，从清初文字狱开始，中国人思想的自由一直受到统治者以维稳为借口的长期压制，到民国突然没有了压制，就来了个集体总爆发，各种人都在独立思考，自封或互吹的国学大师如过江之鲫，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而后来这些人又被新政权压制，也是很可怜的事情。现在我们海外华人既能不受压制，又多为掌握西方知识和分析方法的理工型人员，如果能在文史政治方面多多思考，不受各派政治势力的操纵，独立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见解，那么对中华民族在海内外的振作和复兴是会有极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