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过去的龙年看未来的中国（连载） -- diamond
D.立国根本
未来的中国将会怎样，取决于未来的中国将会有怎样的工业。未来的中国将会有怎样的工业，取决于未来的中国将会有怎样的人民。未来的中国将会有怎样的人民，取决于现在的中国拥有怎样的教育。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之所以说工业决定未来，是因为工业对于社会的最大意义，不在于提高个体的生活水准，而是为社会组织引入负熵，即降低内在混乱度、提高有序程度、排解内部矛盾、维持系统运转，这决定了一个国家能不能存在、以怎样的方式存在。负熵可分为两种：能量和制造，前者比如化学燃烧、电力和核能，其本身就是负熵，而所谓制造就是一个降低对象混乱程度、提高其有序程度的过程，比如把纱线织成布匹、把砂石建成房屋。工业能力意味着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现代工业之不同于手工业、小作坊，也正在于这两点，一方面通过对化石能源的开发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化大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制造的水平和效率。
其实对于生物个体也是同样。植物从阳光获得能量、吸纳二氧化碳制造糖分；动物从食物中获得能量和氨基酸等，制造出蛋白质构成自己的身体。每个生命都必须不断进食和吸收，获得能量和原料，然后制造自身需要的物质，于是才能存活和成长，否则必定死亡。对于一个国家更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凡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其社会都是文明有序的；而那些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到处都是脏乱差的现象；工业发生退步的话，社会的方方面面必然随之退步，比如刚刚破产的底特律；凡是工业出现危机的国家，社会也必然出现危机，比如最近的冰岛、希腊、埃及等等；越是坚持工业道路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中越能屹立不倒，比如欧债危机中的德国。三产和金融都不是支撑国家的终极力量，工业才是。
那么，什么工业又是靠什么力量来支撑的呢？归根到底，是劳动。其中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既包括劳动的数量，也包括劳动的质量、效率。所谓工业，其本质就是用劳动去改变外在的物质世界，使之符合人类的需要，纺纱织布也好，炼铁烧陶也好，机械制造也好，石油化工也好，都是如此。劳动的投入越多、效率越高，带来的改变就越大，工业就越强大、越先进，文化就越繁荣、社会就越文明、国家就越富强。或许世界最初是由上帝创造的，但是现在我们身边的一切，从服装鞋袜到桌椅板凳、从手机电脑到电视冰箱、从汽车火车到船舶飞机、从道路桥梁到房屋建筑、从枪支弹药到坦克大炮、从电报电话到光纤通讯，既不是靠魔法，也不是靠上帝，而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
劳动唯一来源是劳动者。一个国家有怎样的劳动者，就有怎样的产品，就有怎样的工业，于是就有怎样的现在、将有怎样的未来。而在劳动者身上，对工业化最重要的，无疑就是受教育程度了，没有之一。纵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是和其国民教育程度成正比的，没有例外。那些国民教育程度高的国家，哪怕国土被战争毁成废墟，例如二战后的欧洲和日本，只要掌握工业知识和制造技能的那些人还在，生产就可以快速恢复，国家就可以迅速重建，经济就可以继续发展，科技就可以大幅进步，发达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因为人还是那些人。
反之，那些国民教育程度较低的国家，就算和平时间再长，也发展不出像样的工业。比如印度，其国民识字率只有61%，其中妇女的识字率不足一半，即便三百年的殖民时代给他们规模可观基建遗产，即便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上百年的战争和内乱，即便冷战时代也能同时受到东西两大阵营的垂青和照顾，即便实行了据说是最普世最有前途的民主制度，但印度的工业发展却总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国防工业，只有万国牌的武器和永远推迟的计划，问题的根子在于人。
农业时代决定国家实力的是人口，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则是人口的文化和科技素质。我们中华民族一向以勤劳智慧著称，具有不服输、能吃苦、肯劳动、高储蓄、重教育等特质，所以才能如此快速和迅猛地实现工业化。而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中国人本身，特别是教育程度。
要发展工业，必须教育先行。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可以超前培养出高素质的工业人口，然后让他们进入工业、推动工业发展，比如明治维新的日本。反过来的话，指望等工业发展了，再倒逼教育系统提供高素质的人口，却是行不通的，这样只会让工业和教育都停留在低水平上循环。因为缺乏知识的劳动者只能从事低水平的工业，而低水平的工业只会吸收低教育程度和低工资的劳动者。此时即便培养出了高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反而会被这种低级工业所排斥，因为他们的高素质排不上用场、高工资无法被接受，于是这些人只好转向发达国家或地区寻求工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人才的逆向流动，不发达地区好不容易用工业剩余培养出了一些人才，却最终流向了发达地区。最终的结果是：落后地区的低级产业因为人才失血而无法升级，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输送高端人才。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没能摆脱这种困境，除了中国。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极端重视教育，共产党尤其如此，并且执行能力超强。即便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红军战士也会把字条帖在后背上，边行军边学习认字。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行军作战之余，会在当地开设识字班，把写着物件名字的字条摆在磨盘、门窗上，帮助老乡认字。建国之后，共产党在中国普及了国民党提出、却没能推广的简化字，把中国人的识字率从20%提高到现在的95%，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全民教育。这才使得中国具备了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
工业的进步反过来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工业越发达，所提供的剩余产品就越多，当把这些积累投入教育事业之后，就会培养出更多、更高端的人才，这反过来又会带动工业的扩展和升级。这就构成了一种相互激励、相互提升的正反馈关系。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经历了三个高速发展的十年，恰好分别对应于中国工业的三次突飞猛进。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由于教育和工业之间的正反馈关系促成的。纵观这三个阶段，我们看到，工业是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升级的，识字和初等教育的普及为中国带来了初步工业化，中级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起飞带来了中等工业化和经济起飞，而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则让中国的工业实现了腾飞。
第一个十年是建国后的“一五”和“二五”时期，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完成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普及了初等教育。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从解放初的每年3万人增加到了18万人。在基础之上，中国初步建立了一个自主、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二个十年是80年代，在这一时期，中级教育已经普及，高等教育开始起飞。自从77年恢复高考后，中国的大学规模逐步扩大，到1989年，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到了58万。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正是在这一阶段实现起飞的，中国工业从此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汲取燃料、在国际大循环中实现腾飞。
第三个十年则是2001-2011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走向普及，研究生教育也获得了极大发展。在这十年时间里，大学扩招的威力逐步显现。2001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0万，此后迅速超越美国，并在2011年中超过了600万。这是中国工业实现腾飞的内因，同一时期中国加入了世贸，成为工业快速发展的外因。两者迭加在一起，使中国经济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
大学扩招对于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从1999年大学扩招算起，到2012年底为止，包括所有高等教育在内，中国累计培养了约8000千万大学生和大专生。进入2013年，中国已经接近于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大约为1亿4千万，远远大于美国的8千万人，更是大大高于日本的全部人口。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工业成就和科技突破，从根本上说，靠的不是政策、外资或者国际市场，而是靠受过良好教育的、数量庞大的劳动人口。
近十几年来，中国有一大批新兴的重工业公司、高技术公司、互联网公司迅速崛起，包括三一重工、振华港机、奇瑞，比亚迪、联想、华为、中兴、腾讯、淘宝等等，其中既有国企，也有很多是民营的，其快速成长的背后，都是得益于大学扩招提供的大量高素质劳动人口，而不是光凭一两个领军人物就能搞起来的。否则的话，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大学扩招，把这些公司里的年轻大学生全部换成高中生、初中生，看看会发生什么，看看这些公司是否还能成长起来。
很多人总是问，为什么美国有微软、苹果和谷歌，有盖茨、乔布斯和佩奇，为什么中国没有这些。其实，美国之所以有微软、苹果和谷歌，并不是因为美国有盖茨、乔布斯和佩奇，而是因为美国有世界上数量最大的大学生群体。千万不要低估数量的作用，一方面，少数的天才是在巨大的人口基数中产生的，基数越大，天才越多；另另一方面，一个好汉三个帮，只有以足够数量、足够素质的劳动人口为基础，盖茨、乔布斯和佩奇才能建立起他们的帝国。中国没有微软、苹果和谷歌，也并非是因为中国没有盖茨、乔布斯和佩奇，而是因为当年的中国没有足够的大学生。正如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好庄稼，缺少高等教育人口的国家中也不可能出现高端公司。
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如果只考虑普通高校招收的本专科生，现在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为38%。如果记入成人和网络教育培养的话，则会超过50%，已经属于高等教育普及化了。要是再考虑到未来适龄人口数量下降的因素，即便维持目前的大学招生规模不变，5年之后，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也将超过70%，从而使中国成为全球人口基数最大、高等教育最普及国家。这对于未来的中国具有怎样的意义、对于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如何估计都不为过的。
如果按照学历程度细分，中国现有的本科生和大专生总数分别为5500百万和8500万，美国则分别为5800万和2200万，中国的本科生数量尚略低于对方。按照人口比例计算，在25岁及以上人口中，中美两国拥有大专以上学位的人口比例分别是15%和40％。目前中国的这一人口比例大约每年增加1.1%，按照目前的速度计算，中国还需要大约25年或更多的时间才能追上美国。此外，中国2012年的研究生毕业人数为48.6万，少于美国2010年的75.2万。可见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无论是在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都需要继续发展、继续追赶。
如果按照学科细分的话，中国称得上是一个理工生的国度。2011年，中国的本科毕业生中10%为理科生、32%为工科生，大专生中则有45%学习各种工科专业。美国的情况是，2009年，大学生中8%学理科、14%学工科，剩下的除了1%为农学，其余均为各种人文学科。依此估算，目前中国的理工生总数约为6100万，其中大部分为年轻人；而美国约为1800万，年龄分布比中国偏向老年化。毋庸赘言，这些理工生是维持一个国家工业运转和升级的关键人群，可以称为核心工业人口。中国的核心工业人口现在已经是3倍于美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因此，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2年中国的工业GDP接近美国的2倍，这并不值得令人惊讶。
更为可贵的是，由于扩招才刚刚进行了十余年，中国大学生的年龄构成非常年轻化，都是80后。这批80后大学生从2001年前后开始陆续毕业，到现在最多已经有了10年左右的的工作经验，而年龄不过二三十岁，正是精力最旺盛、最能出成果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各行各业挑起大梁了。以航天系统为例，其各研发团队的平均年龄分别是：嫦娥团队、神舟团队33岁，北斗团队35岁，东方红四号团队29岁，卫星应用团队28岁。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成长，这批大学生的将会有更多的用武之地，并拥有更雄厚的资金支持、更先进的技术支撑和更强大的工业基础，前途不可限量。有了这批年轻人，未来中国在经济、工业和科技等方面全方位地超过美国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有人说，由于人口年龄老化和人口红利耗尽，中国将会走下坡路。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人口红利并不简单地是年轻人口，真正的人口红利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能从事复杂劳动的人口。否则，如果一个社会主要由大量年轻而缺乏教育的人口构成，这非但不会是工业发展的助力，反而可能是社会动乱的隐患，中东和拉美都不乏这方面的例子。反观中国，拥有超过一亿受过高等教育、年富力强的劳动人口，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以超过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加着。目前，中国每年培养约50万研究生、700万普通本专科生、200万成人本专科生、130万网络本专科生。所有这些才是中国最值得依仗的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远远没有结束，才刚刚开始而已。
不仅如此，我们中国人的身上还存在着一份永久性的人口红利，那就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工业基因，表现为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建造宏大工程的国家能力、称雄天下的民族自信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一个国家要实现高度工业化，仅有作为个体的人是完全不够的，哪怕数量再大、教育程度再高也不行，还必须具备另外两个条件：组织能力和集体意志。前者是在物质上实现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后者则是在精神上坚持工业化方向不退缩的保证。通俗地说，组织能力就是把所有人拧成一股绳，集体意志就是大家向同一个方向用力。
我们中国人的身上恰恰同时具备了这两个因素。在物质层面上，中国人能组成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国家、屹立5000年不倒，并且建设出秦直道、长城、大运河、都江堰等绝世工程，这些都证明了我们的组织能力。在精神层面，中国人的头脑中没有统治一切的上帝，敢于向自然挑战，不屈服于外来统治，骨子里认为中国应当是世界第一，因为自古以来便是如此，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不是第一，这种状态是不对的，是必须加以改变。这些上升为一种要奋斗、要上进的集体意志，也就是中国的国家意志。在其驱使下，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科学技术知识，不惮于改革任何社会制度，大规模地进行基础建设，下饺子一般的建造军舰、海警，凡是别人有的我们都要有，而且要更多、更好。于是，我们有了两弹一星、杂交水稻、隐形飞机、航空母舰、神舟飞船、蛟龙深潜、北斗导航、天链通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铁地铁、高压电网……，如今这张单子正在变得越来越长，因为我们国家的根基――教育――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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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选举和监督，是一个误区。西式选举并不一定带来监督的改善，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例子，我就搞不清楚为啥一些人就是视而不见。
推行信息公开化，推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推行教育提升人民的素质，发展信息化，这才能带来民众监督能力的提高。你也讲了自己看不懂AABB，无法真正履行监督职责。全国绝大部分民众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搞什么西式选举，无非是给神棍公知民粹上台谋私利创造机会。那么多国家栽在这上面，为什么就视而不见呢？我实在是无法理解这种现象。
无论未来某个时间搞不搞西式选举制，真正推行公共治理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作为，才是真正的提升发展我国民主事业的作为；真正向民众普及现代社会运行的知识和常识的作为，才是真正推动我国民主事业发展的作为；这些才是保障民众（越来越能够有效）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的基础性工程。其余的，都有诈骗嫌疑，尤其是公知们大喊大叫大肆宣扬的那些噱头，典型骗子！
剧中名言：掺了4%的水又咋的？他们只能怪中国货质量不好。兔子在哪都躺枪啊，不说也罢。
老白用来操纵机关枪的机关是这么个东西：
原厂UN-4001中控锁。中国广州益发汽车用品有限公司造，直销单价人民币26块。老白够省的。
楼主不会是有意忽略那段历史吧
兄台说“西欧近代科学的兴起主要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一点和在下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工业是科学最好的促进剂，前面的贴子里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古代世界，东方（中国）和西方（地中海周边）都有科学的种子，只不过后者在近代工业化的浪潮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前者则一直被埋在土里。现在中国的工业化也起来了，并且以超越西方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着，这就意味着科学的土壤已经有了，而且广阔深厚之处超过过去的西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上面结出更为丰硕的科学果实。
不过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中国的科学没有发展是因为没有工业化，那么继续追问下来，我们为什么没有工业化呢，是因为没有地理大发现么。那为什么没有地理大发现呢，说来说去，还是要回到老祖宗身上的某种问题？无论怎么说，近代的落后挨打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追究其原因的话，无论怎么推导，最后总是会说到老祖宗的身上。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推脱责任，而是为了找出原因，加以改正，避免重蹈覆辙。何况事实上，在古代世界，我们曾经拥有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业体系，但并未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这其中的问题还是值得探讨的。所以老祖宗的坏话该说还是要说。
中国历代在军工生产以及其他方面的所谓工场手工业生产商，都保留了极大的生产规模和从业人口，对这方面的研究总结还非常欠缺，窃以为这方面有了深入的研究成果之后再下结论，会更接近事物本身的规律。
接下来就说些老祖宗的坏话，呵呵。关于中西方比较，先解释一下“子不语怪力乱神”和“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的问题。之所以要争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并不是关于天使的身材有分歧，而是关于天使这种存在，如果有的话，是实体的还是理念的。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本身确实和近代科学没关系，但其背后体现出了某种绝对理想世界的理念，现实世界则被当成其投影。这是从一种超体验的、神的角度去看待世界，所以他们后来接受一神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毕达哥拉斯的“数即万物”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一路传承下来，西方科学始终试图在寻找对于那个理念世界的描述，从欧式几何到近代的集合论，乃至超弦、量子理论等等。所谓现代科学理论，本质上仍然是“数即万物”，只不过数学工具复杂得多。
在科学理论方面，的确存在这种所谓的一脉相承，实际上，各科学领域的理论，在这方面有非常浓的模仿痕迹，也就是一种非常明确的倾向，那就是试图公式化公理化，这种做法在做实验时就很明确，近现代的这种倾向，明确的开始于天文学和力学的研究，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和牛顿定律等等，开启了这个过程，在这种做法取得初步成绩，也就是产生了远比古代的那些成果要完美和漂亮的开普勒定律和牛顿定律后，人们显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因此在后续开拓的热学、电磁学、化学物理各领域都模仿这种做法，企图得到类似的成果，结果真的得到了类似的东西；这种拓展过程是很自然的。但并不意味着这就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之前的那些事情上去。
古代中国则是从一个完全相反的角度去看待世界，是一种从真实体验出发的、人的角度。所以就有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说法。沿着这条思路，一路走下来，到了“格物致知”，仍然是以“我”为主，是人的视角，其极致状态就是对着竹子冥想，试图以此了解世界。阴阳、五行、八卦等等也是某种抽象，但仅限于用作表面的解释，是一种实用的工具，没有往下深究。所以我们可以拥有古代世界最顶尖工程实践，长城、都江堰、赵州桥、京杭大运河，却始终缺乏一种抽象理论的能力。古代中国的数学和天文也非常发达，历法的精确度也不错，但都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是为“人”服务的。这自然也是优点，让我们注重自身的生存，帮助我们的文明历经五千年绵延不绝，但同时也妨碍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认识世界，也是导致我们近代落后挨打的远因，所以才有“补课”的说法。
进行这种追溯的话，必须要回答很多问题：1.为何古希腊没有工业化和产生现代科技，那个时期欧式几何刚刚出炉，还热乎乎的，为何没能趁热打铁进一步发展；反而失传了（甚至可以认为是被抛弃了），反而还要上千年以后不得不从绿教世界才把这些智慧结晶捞回来；2.为何同样一神论和神学院、教会大学的、保留了欧式几何等人类智慧遗产的绿教世界，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没有工业化和产生现代科技；3.为何无论是西方还是绿教世界，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都长期落后于东方中华文明圈，他们保有的那些先进学识，长期以来都在发展，但都没起到帮助他们占取上风的作用。
这是华夏文明的幸运之处，也可能是未来我们能超越西方文明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抽象理念和实用体验这正反两方面的认识能力，从文明总体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认识论我们掌握了，而我们的却被他们不屑一顾地抛开了。这岂非正是我们的大好机会。虽然那边也有少数精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向中国学习显然尚未形成主流。从宏观上看，大家说这是我们软实力不足的表现，中国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反过来想想，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嘿嘿。
要是按照统计学理论来看待这些历史，如此长的年代，如此多的人口、民族、国家反复参与，凭借这么多样本，那么可以断定，一神教、神学院、教会大学这些因素（十字教和绿教世界），肯定与近现代科技的爆发毫无关系；完全是某某文化优越论硬扯出来的、毫无意义的、只会阻碍我们认识真正的真理的东西。几乎可以断定，必然不是那一两千年里他们早已拥有的东西引发了近现代科技的爆发式发展，必然是那一两千年里他们不曾拥有但其后他们突然搞到手的某种或某些因素，导致了这种爆发。
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性。西方迫害科学家这件事也是同样。细数起来，哥白尼狡猾地逃过了，伽利略的无期算是轻的，布鲁诺的火刑算死得痛快的，还有被活剐后分尸的呢（希帕提娅）。残酷的背后，也表明了某种对于理念的极端重视，说明他们有人琢磨这个、有人在乎这个、有人愿意付出生命去追求这个。不能简单的把杀死科学家看做是反对科学，实际上，他们反对的是异端，是那些不同与自己的绝对理念，而不是反对绝对理念本身。比如传说中由无理数引发的那起血案，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凶手们个个都是数学的信徒，他们干掉无理数的发现者，是为了维护他们心目中那个由整数构成的完美世界，绝不是为了反对数学本身。
不能忽视绿教世界在这方面跟十字教世界的相似性，和发展结果上的巨大差异；不过，另一方面来说，中世纪绿教世界在数学方面（实际上似乎可以认为几乎所有方面）领先于十字教世界的发展，反过来，中世纪的黑暗之后，许多失传的典籍十字教世界从绿教世界重新引回。
从中也可以看出，西方的这种做派是一脉相传的。这实际上是各种理念派之间的内部斗争，而不是另一种世界观针对全部理念派的，其中的分别必须要看清楚。因此，“科学”理念派非但没有绝迹，而且从“宗教”理念派中发展出来，并慢慢占据了上风。因为从本质上这二者并无绝对的矛盾，神学家很容易从“荣耀上帝的设计”“读懂上帝的设计”的角度去研究科学，转换起来可以毫无压力，比如牛顿。
兔子古代在这些方面什么时候接触到的，很可疑，按照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交流的一般规律而言，可能很早，例如汉唐时期，就不排除有“洋鬼子”拿着欧氏几何之类的东西来献宝（作为他们引以为自豪的、象征性的东西）……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毕竟例如唐朝就曾经如饥似渴的到处吸收其他民族和国家好的东西，某某取经之类的，那么其实很可能甚至唐朝官员直接跟西亚北非来的人直接索取，问“你们有没有什么牛逼的东西啊之类的，带过来给我们看看呀”什么的，似乎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如果未来某个时候，国内的考古界在挖坟或者其他古迹的挖掘活动中，赫然发现欧氏几何等典籍，俺是不会表示吃惊的。
再说中国的情况。中国固然从来不会迫害科学家，最多是弃之不用罢了。一句“奇技淫巧”，这背后映射出的，正是一种轻忽的态度。这对科学家本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但对科学就不是了。西方的领主老爷们把研究者当杂技团养起来，虽是出于无心和偶然，但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诞生。相反，在中国，恰恰是出于对“奇技淫巧”的这种嗤之以鼻的态度，中国自古极度排斥这些表面上劳民伤财、声色犬马、百无一用的行为，领主老爷们的做法搁在中国，那是要被活活骂死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某些媒体和公知的言论中看到这样的影子。从发展科学的角度看，这种轻忽和排斥，较之西方的迫害，妨碍得更多，以至于我们的文明最终没有诞生出现代科学，也算是原因之一吧。
兔子古代到了明清时代的这种搞法的确是最可怕的，偶从小老妈就教导我：“最厉害的不是你跟他吵或你跟他好，而是你根本就不理他”；兔子的这种搞法就是典型的“我既不说你好，也不说你不好，我根本不理你，我直接无视你，你连被我迫害的资格都没有”，明清时代的精英集团的这种态度正是对科技发展最有杀伤性的态度，所以古代兔子在这方面才被阉割的最彻底。
总的来说，这方面迄今为止的研究，不足以下结论，正如楼主此文所展现的，所有普遍流行的看法，对史实的考察甚至存在很大的盲区，例如忽略了绿教世界。这方面的研究，必须要考虑到整个欧亚大陆（还有北非）这个人类文明中心的所有主要文明的发展过程，反复对比考察，然后也许可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结论。
总的来说，西方宗教在其中的所谓正面作用，是十分可疑的，尤其是看到绿教世界那些类似的体制和文化因素（却没有起作用）后，这种观点很难说服人。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欧氏几何等经典在十字教世界失传后，然后那么长的时间里，【十字教世界并没有能够独立的再次重新发明这些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最终依然要依赖从绿教世界重新引进和迎回这些东西，然后才能巴拉拉巴拉拉……那么我们几乎已经可以断定，构成中世纪的欧洲的那些元素中，其阻碍发展、阻碍科技发展、阻碍科学发展的成分，远大于其促进发展、促进科技发展、促进科学发展的成分。其当时拥有的那些社会制度成分，包括那些从当时到今天仍然存在的东西，跟科学的发展肯定是不相关的，甚至是负相关的
反过来，古希腊发明这些东西的时候，所拥有的东西；后来绿教世界继承和发扬这些东西时，所拥有的东西；兔子独立的发明发现的几何定律定理，以及其他数学、其他科学方面的“零碎”时，所拥有的东西；世界其他文明，发明发现这些“零碎”时所拥有的东西；这些东西中共性的部分，却可能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源头所在……
我的历史知识有限，所以虽然扯了这么多，仍然必须要厚着脸皮声明，俺这些都是自己头脑风暴瞎胡想，文责文责绝不负责……
与之类似的还有兔子这边，引入更精确的西方历法及其推算方法后，就变成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被精英集团垄断起来，变成了证明皇帝老儿的确是老天爷的龟儿子的证据：妈的老子不是老天爷的龟儿子，老子凭啥知道天文运行之道，那都是老天爷偷偷告诉我的好吧：“明天要日食了，俺就告诉你一个哦，不是俺儿子的俺不告诉他”。
至于精英集团内部，大家都对这种耍猴把戏高兴坏了：“妈的这些屁民吓都吓死了，俺们说日食就日食，说月食就月食，看你们还敢造反！”
我参与这话题到现在，没有为神学辩护一个字一句话，我甚至从未否认宗教裁判所是在神学指导下的。倒是阁下为了所谓的辩护说了不少慷慨激扬的话语，对神学下了不少道德批判，对神学的否定和道德批判之意大家都能通过你的话语看见。
如果我这个态度是为神学辩护，那你前面的那些道德批判的内容说成是对神学的迫害也没啥问题。这种上纲上线的批判和宗教裁判所的语言是没啥区别。实际上被妄想迫害狂正是阁下自己，我说了一句科学和神学是一体两面，就引来阁下如此慷慨激扬上纲上线的批判，就差在言论上一棍子打死了。阁下要是回到中世纪的话，肯定是宗教裁判所最优秀的裁判官人选。
你上面还是在自说自话。宗教裁判所是把布鲁诺送上火刑柱了，没人否认啊。但宗教裁判所并没有把伽利略、哥白尼、开普敦、帝谷、牛顿、莱布尼兹等人送上火刑柱。甚至在宗教裁判所把布鲁诺送上火刑柱之前，还是给予了布鲁诺充分的辩论和演讲的机会，你说宗教裁判所不需要迫害性言论就能把人送上火刑柱，这完全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无论是伽利略、哥白尼、帝谷、开普敦甚至牛顿本身都是神学家，神学和科学之间本身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把宗教裁判所的行为等同于神学的行为完全是说不通的，你不能把神学和科学切割开来。正如你不能把牛顿切割成科学家的一半和神学家的一半，然后让他们相互迫害。
这完全是你个人观点，我从未说过两者要统一起来。两者本身就是一体两面，不需要再去统一一遍。不过倒是有不少科学家试图把神学和科学统一起来，牛顿的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说是如此，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也是如此。难道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是曲线救国为神学辩护？
我没看到阁下身上有一丝对神学的科学研究精神，只看到阁下对神学骨子里的排斥。这种对神学的排斥精神，倒是和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对待科学的态度非常相似。实际上古往今来的大科学家，比如牛顿和爱因斯坦，没有一个排斥神学的。难道他们不知道中世纪宗教对科学家的迫害么？我想牛顿等人比你清楚的多，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否定排斥神学。
胡克的光是横波的学说和牛顿的光是微粒的学说是相互对立的，牛顿终其一生从未承认光是横波。按您的说法，这是对知识体系赤裸裸的迫害，而不是个人恩怨。这个和布鲁诺的日心说惹恼罗马教廷的地心说的原因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牛顿除了没把胡克送进牢房绑上火刑柱之外，对胡克的学术迫害和罗马教廷针对哥白尼、布鲁诺日心说的打压和迫害没啥两样。按您在前面的说法，这是科学迫害科学。如果莱布尼兹是英国人，莱布尼兹的研究成果一样逃不过这个命运。
牛顿是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说，是因为他水平太差，没法解决问题，所以才要搞一个第一推动力。爱因斯坦水平更差了，连同一场论和大一统方程都没搞出来。
送花成功。恭喜：你意外获得 8 铢钱。1通宝=16铢
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7。本帖花:1
说实话，由于受到西方启蒙话语的重大影响，人们认识的“科学”只是实证科学兴起以后的科学，但是科学scientia本身的意思是知识，科学本来要干的事情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其中关于超越性的存在者之探讨，例如亚里士多德那里对不动的动者之探讨，就叫做神学。因此在科学这样的原本意义下，神学亦是科学，而且作为科学的神学也并非只是基督教神学一种形态。启蒙话语把很多东西说成了故事，其实不少东西涉及科学史的斗争本身就是教会内部的一种分裂，别说布鲁诺之流了，就连托马斯主义这种极具调和性的思想体系也一度被视作异端，科学史在文艺复兴之后很大程度就可以视作教会的分裂史。不少早期科学家本身就是神父或者是修士，而科学作为系统化的知识能够在天主教内部涵养也并非偶然，基督教神学也并非不能与实证科学所调和，只是中国化了的启蒙很奇怪，把这二者偏要对立起来。
对任何事物都要分个黑白、对错、正义邪恶。这种道德二元论思维，才是宋朝以降，中国社会组织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大规模倒退的根本原因。造成这种道德二元论思维的原因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和科举的关系很大。宋朝以后，皇权独大，通过科举选拔上来的精英士大夫，最常见的思维是如何获得皇权的青睐然后飞黄腾达。而把道德绝对化，用道德审判的方式打击对手是最常见的手法。这种思维，经过TG的革命，还是没有彻底清除。在中国的教科书和其启蒙读物里随处可见，比如把科学和神学相互对立，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对立等等。
科举制除了众所周知的——即维持人才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好处（不过大多数是自耕农或者小地主上升为中等地主，佃农们基本上是没有这些机会的）——以外，其实本质上就是个筛子，优先保证政治可靠，儒家的说教是保持这一政治口号的基本意识形态。这也无可厚非，任何一个政治集团甄选人才的第一标准必然是要听话，即便能耐差些，只要政治可靠也能将就，否则干事业中途遇到几个刺头，内乱起来可不好收拾。至于治国的王霸道还是法家那些东西，只是法术势是帝王学，用来维护帝王权威的，过早接触恐怕容易让士人滋生野心。若是盛世，用些许俸禄供养点贤良文学也没什么，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需要社会转型的时候就都会成为阻力。真正做事的时候其实需要的是工程师产业工人和政策专家。当下的“左派”式微其实主要就在于“左派”基本上没有政策专家，而这点又复导致政治上的边缘化继而导致政策分析能力进一步下降的负反馈。
兄台所言甚是，类似科学的兴起这样的题目，前面有些结论还需要深入的研究，一个帖子所能表达的难免有偏颇或含混之处，兄台指出的恰好都是其中的关键，下面简单澄清两句。
1，关于中国古代的军事工业
从秦以后，军工自然一直是有的，但水平下降是明显的，比如弩机的失传。当然，这仅仅是一点个人看法而已。
2，关于近现代科学的古典源头
既然兄台说近现代科学“有非常浓的模仿痕迹”，那么模仿也是需要对象的，近现代科学家们的模仿对象就是古希腊的那几个哲学/数学家，这不正是“追溯到中世纪之前的那些事情上去”了么。“中世纪之前的那些事情”相当于近现代科学的种子，而种子要发芽长大，还需要土壤、阳光和水，这些条件是后来才具备的，具体来说，就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才开始的。这也是为什么古代西方为什么没有工业化和产生现代科技的原因。
总之，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有了（科学）种子不一定就能发芽（古希腊、中世纪），但是没有种子是不可能发芽的（古代中国）；西方（的近现代科学）发芽了是因为他们有种子（虽然被埋藏了上千年），我们则原本没有，好在现在移植成功了，将来会比他们的长得更茁壮。
3，关于阿拉伯世界
同上，光有种子是不行的，古希腊的那些东西不是发展出近现代科学的充分条件，只是其中一个必要条件而已。实际上，近现代科学的爆发是诸多机缘巧合之下的一个异常事件。古代中国、中世纪的西方、现在的伊斯兰教地区都没有近现代科学，这其实是历史的常态，并不值得惊讶。
4，关于一神教和科学
必须澄清一下，把一神教当做近现代科学的发生原因，这是某些公知精英、文化自恨者的说法，不是在下的看法。在下想说的是，源自柏拉图的绝对理念世界的看法，这种哲学观念，是产生古希腊哲学/数学的原因，一神的概念也是在由此产生的，二者实际上是并列的关系，根子都在于那个绝对理念上。所以，如果说我们的文明要补什么的话，绝对不是一神教，而是源自古希腊的那些思想方法：抽象的、分解的、公理化，这些正好和我们原有的具象的、整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构成互补，其中发展出什么更高更好的理念也未可知。
兄台说“西方宗教在其中的所谓正面作用，是十分可疑的”，在下完全赞同，岂止是十分可疑，简直是极其有害。黑暗的中世纪就不必多说了，后来科学的发展是因为突破了宗教的束缚，绝对不是因为一神教促进了科学，到现在那些教徒们还在拿“智慧设计论”对抗进化论，愚昧且可笑。不过这正好给了中国一个超越他们的机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