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过去的龙年看未来的中国(连载) -- diamond
政策必须考虑可执行性,而左派是代表群众利益的,一旦脱离了群众,怎么知道什么政策是群众能接受的,是可执行的呢。一旦失去底层的滋养,左派被边缘化是自然而然的事。光在书本和各种教条里打转转的书本左派是不可能产生政策专家的。
虽然有这个那个的小不满,但我周边的人基本上都是赞赏高铁的。个人认为,高铁对中国人民的出行方式和经济发展布局的冲击不是一星半点。
至于这个那个的问题,如果大家都能尽量提建设性的意见,铁道部踏踏实实地逐步改进,那就完美了。
很多问题需要正本清源。建国以后对西欧中世纪的认识尚且可以把宗教和神学混为一谈,而现今再探讨这类问题继续眉毛胡子一把抓就没水准了。不仅神学不等于宗教,基督教神学也不等于基督教。基督教神学是关于基督性的一种知识体系。而基督教作为宗教则更多具有社会和政治性的含义。宗教作为社会现象,其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但对普通民众而言,神学论争在宗教传播中起的作用相对而言是很小的,而且对于传教而言,往往极力避免一些重大的神学论争,神学其实是一种精英上层的文化,需要极强的思辨能力和广阔的知识面,这对普通民众是陌生的。宗教作为社会性的内容,对民众有意义的仅仅在于提供一种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基层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
至于宗教裁判所的问题,本质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裁判所似乎是专门和“科学”作对似的。实际上的问题比这远远要更为复杂和深刻,就基督教神学本身也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学说体系,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必然也会发生派系丛生的问题。至少就罗马天主教而言,文艺复兴之后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但伽利略是反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所以说实际上问题很复杂;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流行加大了对于世俗学问的兴趣,对强调灵性和神秘主义的奥古斯丁主义产生了挑战)论争在基督教中的历史再现。而宗教裁判所可以视作对这样一种对内部分歧进行反应但却并不成功的表现。原初的动机大概仅仅出于维护教会的权威和统一(大公教会作为天主教Catholic这一词的应有之义,圣彼得的传统本质上是要求一种宗教和一个教会),但是早先虽然通过尼西亚会议以及宣判诺斯替主义为异端,暂时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时,维持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是造成那些分歧的源头(特别是在希腊化时期为基督教传统所改造吸收的那些希腊哲学)并不可能消除,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会最终暴露。实际情况就是,天主教文化越为繁荣,学者们越有学问越为聪慧,内部分歧爆发的力度也就越为剧烈。作为实验科学之鼻祖的罗哲尔培根(不是弗朗西斯培根),作为神学家本质上仍然是活在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那个传统内,这个传统至今在实证科学体系中仍然发挥着中心作用,这才是中世纪神学和现代科学所共有的灵魂。
由于文体的限制,不可能把所有的方面一一展开来谈,有的地方就是一句话,但不是有意或无意怎样的,而是有数据支持的。
就说教育普及这件事吧,文中只谈了高等教育,初等和中等教育没有涉及,正好借兄台的疑问补充在这里。
原始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由于寿命和学历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图中的比例有所偏差,但不影响基本结论。这里取80%作为普及标准。
从图中可以看出,1940年之后出生的人中80%上过小学,1950年则达到了90%。以6-9岁上学、5-6年毕业计算,不难推出,这些40后们的小学毕业(含提前退学)年份是1951-1964,和一五和二五计划的时间基本重合。所以,原文说“一五”和“二五”时期普及了初等教育。当然,如果把90%以上或95%以上当成普及标准,这个时间就要向后推迟了。
至于中等教育,显然,高速增长发生在1950到1960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身上,从40%上升到70%,这些50后们从中学毕业,大致是60年代中到70年代末的事情,对应于文革时期。因此,不妨说那是一个中等教育高速发展的事情,之后才是完全普及。至于中等教育完全普及,从80%增长到90%,从图中看,是属于70后的事情,他们的中学入学和毕业是80年代中后、九十年代中的事情。所以,说80年代的中级教育已经普及,应当不算离谱。
无非是采用哪种形式来监督的问题。提高群众监督的能力,但是不给群众监督的权力,这又有什么用呢。你说监督都没用,未必。我只去过日本,以日本为例吧,在国家层面,监督的确没用,政客世袭财阀统治的社会。但在市政层面,你去市政大厅,工作人员绝对是笑脸相迎全程指导的,绝不会象内地某些地方,你缺10个章,每次就告诉你一个,来来回回踢皮球踢你十几趟的。
无论怎么教育,群众的能力是不是能提高到可以适合国家级监督,我持怀疑态度。原因有二,一现在社会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社会分工越分越细,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自己本专业的知识都未必能搞定,还有多少精力去学习金融经济方面的知识,去搜集信息。二就算有点剩余精力,多半都拿来娱乐了,有多少人有意愿去学习和自己切身无关的知识和信息。这是我不支持全面搞西式选举的原因。
但是市一级,群众现在是不是有监督的能力,我持肯定态度。不需要再教育,市政切身相关,一个市长当的好不好大家心中都是有数的。
公共治理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当然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但是搞到一定程度,总要以某种形式开放群众监督吧,否则搞这些的意义何在呢
闷骚萎缩化学男的最爱。
我认为中世纪神学和现代科学真正的共通的东西是,建立数学模型,然后用实验验证模型,在实验中不断修正数学模型,这个所谓的实证主义精神。西人的实证精神,其实是主观指导下的客观。实际上无论是伽利略还是哥白尼,甚至布鲁诺,日心说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中世纪神学的那个世界模型服务的。而现代科学的诞生,是对那个神学世界模型做出革命性突破的结果,但两者的方法论是一致的,甚至两者观察世界的切入点也是一致的,仅仅是切入的角度不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搞科学启蒙,最大的问题就是纠结于科学和神学之争,而忽略了建模这个过程。
现在市级政府搞的那些花样,你确信大家都能看懂?或者说你确信大部分人能看懂?
无非是采用哪种形式来监督的问题。提高群众监督的能力,但是不给群众监督的权力,这又有什么用呢。你说监督都没用,未必。我只去过日本,以日本为例吧,在国家层面,监督的确没用,政客世袭财阀统治的社会。但在市政层面,你去市政大厅,工作人员绝对是笑脸相迎全程指导的,绝不会象内地某些地方,你缺10个章,每次就告诉你一个,来来回回踢皮球踢你十几趟的。
小日本的这些基层公务员的笑脸相迎,跟所谓的日式选举制度有多大关系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不过起码可以告诉你,施行西式选举制度的美国,基层公务员把民众当皮球踢的现象很常见,在这方面老美倒是跟兔子一样,对此深恶痛绝,气愤不已,在许多文艺作品里花样百出的讥讽和咒骂这些破事。从小日本到老美的基层公务员的这些表现,综合起来后,可以明确一件事:你对西式选举完全想岔了,所以典型的在缘木求鱼。
此外,群众监督的权力,本来就是有的;落实的方式不一样而已。这种落实方式会不断的改进,TG既然把实现富强民主文明之中的民主写在其中,就不可能放空炮。
无论怎么教育,群众的能力是不是能提高到可以适合国家级监督,我持怀疑态度。原因有二,一现在社会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社会分工越分越细,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自己本专业的知识都未必能搞定,还有多少精力去学习金融经济方面的知识,去搜集信息。二就算有点剩余精力,多半都拿来娱乐了,有多少人有意愿去学习和自己切身无关的知识和信息。这是我不支持全面搞西式选举的原因。
1.你低估了你自己;2.你低估了中国民众;3.你高估了社会信息爆炸知识爆炸,高估了社会分工;4.你低估了这个社会上好学的人群的数量;
但是市一级,群众现在是不是有监督的能力,我持肯定态度。不需要再教育,市政切身相关,一个市长当的好不好大家心中都是有数的。
你确信市一级的市政,群众现在真的就懂?
公共治理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当然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但是搞到一定程度,总要以某种形式开放群众监督吧,否则搞这些的意义何在呢
这些是基础制度,基础先行,否则所谓西式选举就是流沙之上建高塔,就是缘木求鱼;就必然掉进某某陷阱。
我以上的回复里干货不多,在此致歉。
古典文明时期一直到中世纪,其实是由于技术手段的缺乏,无法建立可靠的观测理论和观测体系,以至于很多学派可以纯粹依靠忽悠取得话语权,即只是纯粹提供假说而已。至于舶来的启蒙理性给人们造成的印象似乎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一波之前,欧洲人都是蒙昧愚蠢的,之后都是聪慧文明的,这就有的说了。回过头来反思,蒙昧与否与启蒙运动没有必然关系,任何时代在造就文明的同时也必然造就蒙昧,是一切社会过程的一体两面,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兴起,把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纳入科学考察的范围内,那么蒙昧更会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操控之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来也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小N是二奶,小三排列之后不知道排行在几的N奶的代称,此称谓系我们新近的汪大副总理的原创。
改革后中国经济不但成功完成了私有化,也同时差不多夭折了工业化进程。目前表面的繁荣还是有的,在资本全球扩张的时代,放弃自主而全面向国际资本投降的中国,在国有资产尚未瓜分干净,在中国市场尚未被外资完全控制乃至垄断的进行阶段,外资涌入依然呈净增的趋势。就像一个变卖了父辈苦心建立的工厂机器而用于享乐,通过出租厂房场地让别人在自己的地皮上投资生产自己赚取房租让下人们进血汗工厂挣点糊口钱的败家子,恬不知耻地偷换GNP、GDP概念,把自己地皮的产出都标榜成自己的产值,然后拿出来现眼,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那个陈政委已经来过一遍洗脑,这个系列不过是换了种说辞而已。
所谓的中国制造不过是中国出租土地引进外资在中国进行代理加工生产一无品牌二无技术三无核心的为人嫁衣,西方国家的维稳没有中国的血汗工厂恐怕也难以维持,人家拿了好处还不领情反而站在道义高度对你进行丑化。其实也不能算是,因为毕竟是有现实依据的。
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美国,和当今外来资本技术支撑起来的中国能划等号么?我们有拿出手的中国品牌,中国技术么?如果我们可以如此吹嘘,那么我们又凭什么嘲笑号称宇宙大国的韩国?人家汽车起步晚于中国,现在是韩国汽车在中国不但售价高还备受追捧,而中国汽车在韩国呢?在中国有韩流可在韩国可没有中国流。当初我们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建立工业体系的时候,港台嘲笑大陆穷嘲笑我们没见过世面,而今一些中国人也学会了这些思想,看到他们吃过的东西连严格农业保护下的韩国人都没吃过见过就笑人家没见过世面,完全忘了韩资在中国的扩张,韩国产品在中国攻城略地,韩流影视受到国人追捧,哈韩成为一种文化时尚的可悲现实。这个被自我标榜为盛世的中国,有的是在全世界面前的国民自卑,在本国的三等国民待遇,有的是哈韩哈日等等,这有一点帝国的气象么?有一点英美当年冲刺世界霸手的豪气么?
实体经济过早就走向没落,而房地产等炒作经济,金融等投机经济却过早地兴旺起来。房地产成了皇帝的新衣,谁都清楚早晚泡沫要破裂,但是还不是釜底抽薪而是火上浇油地通过所谓金融改革鼓励金融投机来拖延危机的爆发时日,从而吹起更大的泡沫,绑架整个经济和全体国民。
明明已是危机四伏,连那些整天鼓吹改革都为家人移民国外铺好路,连中宣部都羞于大张旗鼓的宣传,为什么总有些人跳出来粉饰太平,鼓吹盛世,甚至做起了帝国梦?不知道这是不是习近平所谓的中国梦。陈政委的鼓吹我看多半来自金融证券掮客的利益诉求,因为他那套和鼓动大家购买传销产品或鼓励别人入市买股票的大忽悠们是一般无二的。而我们的楼主是出自何种目的还是不得而知。不要以为学了点名词就能忽悠住人,什么熵呀,负熵呀,李洪志还动辄光年如之何呢。
靠暴力维持的是共产主义政权,显然后者不及前者。
而谁官大听谁的就是官僚主义政权,至少从历史上看,这是最长寿也是最优越的制度,它维持了将近两千年,被数十个朝代采用过。
所以概括一下就是:谁官大听谁的社会,比谁有钱听谁的社会要高级,而谁有钱听谁的社会,又比谁拳头大(暴力)听谁的社会要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