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于光远团伙研究 -- zirun99

引子

最近落马的第二个中央委员，叫李东生。看了一下他的简历，让人大跌眼镜：他那个公安部第二副部长之前，是...中宣部副部长！

(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搜李东生的简介)

而说到中宣部，我们又可以看到:“党的十五大期间，遇到曾在科学处当过干事的明廷华，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注意到没有，在十五大的与会者中，从我们科学处出来的人竟有五个!”他扳着指头数：大会代表有三人：郑必坚、明廷华、龚育之；特邀列席代表有两人：于光远、林涧青。”

这个科学处，就是于光远领导了12年的中宣部科学处.大家是否能想起,于光远做了多少年的中宣部副部长?

维基百科：“于光远（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教育家。”

MBA智库百科：“于光远本名郁钟正，于1915年7月5日生于上海。父亲郁祁培出生于商业世家。时值康有为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父亲受新思想影响，不肯听家里安排学商，吵着要进洋学堂，后在姑妈的帮助下如愿以偿，这无疑为于光远的成长铺下了坚实的基石。父亲思想开放，人格正直，以自己的正直与骨气影响着儿子。母亲蒋文英在常州洋学堂读了一年书。这位成绩优秀的姑娘，并不因为中止学业而停止学习，自读了不少书，会背《唐诗》，《古文观止》等。像所有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一样，她懂得怎样养育儿子。暑假时她带他到苏州外婆家，外婆家的草地、花木还有养着的乌龟、表哥的蟋蟀，给了他童年的乐趣与知识。她还经常给儿子讲自己小时逃难的故事，因为是切身经历，讲得有情有景，于光远很爱听。母亲还讲英雄故事教育儿子要勇敢，不怕苦。故事中忧国爱民的精髓也一点点地培养了他的正义感与爱国情操。”

一篇专门写嘉定名人往事的博客，博主在2009年拜访于光远之后，写下了《“愤青”于光远》一文：“五月初，在北京有幸拜会了95岁高龄的于光远先生。于老头脑清醒，对家乡嘉定充满感情，对年轻时的往事多有回忆。笔者提及嘉定人、卖国贼曹汝霖，于光远先生证实，那正是他的舅舅，于先生四五个月大的时候，曹汝霖抱过他，甚至还预言：这孩子将来有出息。”

综合上面三部分，结果——于光远先生的爱国情操，是五四运动最著名的卖国贼的妹妹“教育、培养”起来的！

再回头看看上面的“郁”：“于光远，1915年7月5日生，嘉定南翔人。原名郁锺正（郁家是船运沙子致富的）。”——可能是编辑搞错了，沙船帮不是运沙子的，是搞海运的。看看高阳的《红顶商人》，漕帮尤五去郁家找郁老大的那一段。

这里，要请教群里朋友另一个问题：沙船帮帮主和洪门是什么关系？

http://www.qstheory.cn/wz/renw/201301/t20130117_206544.htm

不知曹汝霖与于光远确切的亲缘关系，姑且如此，但并非亲舅舅，亲舅舅与“亲表舅”差的远。

于光远的祖上的确原是上海沙船业巨头“朱、王、沈、郁”四家之一，似乎一度还是魁首，于光远的曾祖父郁松年还是大藏书家，不过到于光远出世时，家业已经败落。

郁氏家族的历史，参看《清代郁氏家族的兴衰及与地方之关系》

外链出处

于光远出生时情况，参看《于光远：我的父亲和母亲》

外链出处

不过在晚清上海，江浙、本地人多参加青帮，洪门多是来自粤闽的移民。

郁慕明正是上海人，父亲一辈生意也做得很大。

郁氏家族在于光远祖父时代就走下坡路，原因是现代轮船开始替代沙船，竞争加剧，而于光远祖父郁熙源是个不爱管事的人，他爱做隐居名士。

首先，于光远确实没有做过中宣部的副部长职位，Red兄说的完全对。

其次，在《红顶商人》一书和上海政协网站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漕帮尤五和沙船帮郁老大有过过节，如果郁家是青帮，按理他们的过节不会在帮外解决，而海运涉及黑白道及海外的地方甚多，因此，郁家是洪门的可能性大。

二是上述两份资料，都说小刀会起义时，刘丽川的大本营就设在郁家大院，资料显示小刀会不仅没为难郁家（烧房子、夺船之类），郁老大还给了小刀会20万两银子。当然过后郁家说是小刀会强迫他家捐的，又捐款修上海城墙，事情就遮过去了。而刘丽川，就是广东人。所以，这些资料虽然支离破碎，但合起来看，郁家是洪门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在这里向Red兄请教的新问题是，洪门大佬的子弟，特别是男丁，和洪门，是怎样一个关系呢？

小刀会的确是洪门一部，刘丽川是广东香山人，孙大炮的同乡。香山近澳门，在鸦片战争前，香山人常在澳门打工经商什么的，所以差不多是全国最通洋务的，十三行里的通事（翻译）多是香山人。上海对外开埠后，好多广东尤其是香山人，随之北上。小刀会闹事时，苏松道的道台也是香山人。

洪门人的子弟，没听说就一定就归属洪门。当然可能受家庭影响，多一些。

洪门吗，就是一个民间秘密社团，换句话说，就是黑社会，其实没他们自吹的那样组织严密，所以孙大炮利用洪门造反，几乎都是大败，当然他其他的也没成功。

余生也晚，知道于光远的大名，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于先生当时有句名言“低头向前看抬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影响甚大。作为青年工作者，我们当时认为，于先生是改革家。去年岁末，于先生去世，官方谥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我认为实在有些“言过其实”。理由：而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学界并非动听的头衔，于先生晚年干的都是颠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扬西方资本主义学问的“启蒙”工作，将于先生计划归其不喜的、质疑的马克思主义“家”，颇有“恶搞”之嫌。倒是于先生素喜的“春秋”、“南周”同仁悲悼文章，所细述的其“逆反”功业，还了于先生“非马”的本来面目。近年来，读了一些于先生的书，个人感觉，其人阅历深，知识面较广，但说不上有独创的理论见解，算是一个杂家，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鼓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观点而享得名声的演讲家、散文家。于与耀邦交好，对邓公有褒有贬，与昔日同事乔木、力群交恶。读其所述，一股经年久酿的傲气、酸气、怨气扑面而来。

sigh

惭愧，相比于潇洒兄，于光远进入我视线的第一个兴趣点，是因为最近的宋彬彬道歉、“要武”同学的校友王友琴（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关于于光远前妻的故事。

从王友琴的文章和于小红的讲述看，是2000年后王老师从于小红那里得知了一个“悲惨世界”的故事：孙历生，18岁与于光远（37岁）结婚，反右被打成右派，25岁带着第三个孩子的身孕离婚，34岁在学校厕所里吊死。看照片，孙氏是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性，其与于光远的三个女儿也非常漂亮可爱。所以，这个中国版“芳汀”的故事很动人。

于光远去年9月去世，其长女小红、小康都发了文章，只是不见小三的文章。于光远和孟苏女士再婚后，又生了两个女儿。

王友琴女士自然也要凑热闹，发了《相差45年去世的孙历生和于光远》。在文章中，王老师这样写到：“其实我的书稿本没有写出于光远的名字。这样做的道理是，孙历生的悲惨遭遇中，虽然也有传统戏剧表现过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的因素，也就是妻子被有势或有钱的男人抛弃的成分在内，但是从主要的方面说，她的命运主要是“反右派”和“文革”这两场大“运动”也就是两场大迫害造成的。”

王老师这个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超越”了雨果老先生：雨老先生的悲惨世界，芳汀是被个花花公子玩弄抛弃。王老师这个实验中学的老红卫兵，则公然断言花花公子不“主要”，主要是运动造成悲惨？

是这样吗？

或者说，王老师也知道于光远是陈世美？

第二，别望文生义，先弄清楚科学处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