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代发贴】龙眼之毛泽东学苦手研究系列-引言 -- 侧翼

龙眼之毛泽东学苦手研究系列-引言

龙眼发现无论国内的论坛也好，国际的华文论坛也好，只要谈到毛泽东的话题，立刻就泾渭分明地出现尖锐对立的两派观点，支持的人全力支持，反对的人拼命反对。但龙眼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曾经纵横中国几十年，其影响力更在地理上超越五洲四洋，在时间上承上启下三个世纪，很难一概用绝对支持或绝对反对来概括，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实践和毛泽东现象作为一门专属的学问来研究，象对红楼梦的研究被称为‘红学’，对三国演义的研究称为‘三国学’，等等，龙眼将对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实践和毛泽东现象等一切和毛有关的问题的研究称为‘毛学，即毛泽东学’。

现在已经没人会说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些书是应该支持还是应该反对了，这些书就是一个载体，以某种艺术形式承载了海量的由史实和演绎混搭而成的故事，并以系统性的编排故事来表述作者的很多社会观点和文化思想，所以要支持或反对作者的作品，就首先要把红楼梦、三国演义先研究透彻。而等把这些事物研究透彻以后，其收获将远远高于仅仅简单地支持或反对这一事物。这就是研究红学、三国学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是龙眼研究‘毛学’的意义所在。

但要研究毛学，首先要抛弃预设的立场，尽量以客观的眼光看待毛泽东，所以即便是毛领袖有过一些让人非议的过去，也不应该以‘为尊者讳’而加以回避。相反，认真研究毛的那些遭人非议的历史问题，反而更有利于研究毛。好比红楼梦中也有不少色情描写，三国里也有很多阴谋诡计和血腥屠戮，研究这些真实的东西会有两个收获，一、如果属于真正的负面影响，那么将来可以在别撰写新作品时加以改正；二、如果属于误解误会或误读，那么可以清楚地呈现给大家，让大家了解当事人的良苦用心或无奈选择，供大家理解或借鉴。这也是研究‘毛学’的意义，甚至是非常重要的意义之一。龙眼把这部分研究毛泽东在历史上遭人非议的问题部分称为‘毛学的苦手’，因为一般支持毛的学者往往不太愿意触及这一部分，通常要么回避，要么极力辩诬反驳，一笔带过，这对于处于中立立场的多数民众来讲，反而容易被误导，因为一般反对毛的人往往会抓住这些问题大做文章。这两派支持毛或反对毛的人如此搞，其实都是属于宣传和论战的范畴，不属于认真做研究的态度，这对于广大处于中立立场的读者来讲，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比较欣赏国内金一南先生做毛学研究的认真和客观的态度，但毕竟金身处国内，有很多禁忌，无法公开揭示更多的内在的因果关系，有些东西是欲言又止了的。

‘苦手’一词最早来源于围棋，讲的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一些围棋的高手往往有一、两个自己很难对付的克星。而这些克星的实力和层次表面上仿佛不如那些如日中天的高手，但就在那个高手横扫千军、志高意满的时候，却被这个克星意外打败，糊涂败阵。好比如日中天时的聂卫平能横扫日本围棋各路人马，但偏偏就是干不过林海峰。李昌镐在全盛时期也是所向披靡，却最怵头对付依田纪基。这个现象还存在于其他的竞技体育当中，比如足球。德国足球队在欧洲强悍无比，却很难啃动意大利队。巴西队当年见谁灭谁，可一碰到以齐达内为核心的法国队，就立刻象被攥住命门一样没了精神，而法国队又最怕德国队。就是说水平再高的高手，也有他无法面对的难题或困难，因此深入研究这些苦手现象更有利于揭示目标对象的个性特点和事物本质。这就是龙眼要设专题研究‘毛学苦手’的原因。

龙眼

2014年2月8日

小板凳做好......

这里是侧翼自己擅自添加的一段话，就当作迟来的序言吧：富田事件，距今远矣，当事人皆不在，后人探讨的史料很多出自于网络。而网络历史资料，难免有的真实详尽，有的又不实不详；反过来，如果不采用这些资料，后人又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供探讨。因此，非常遗憾，很多历史过程实际上是无法被后人所知了。但大家知道的是，那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开创性的革命历程，没有经验可以遵循，党内斗争非常复杂。后人怎样看待党内斗争，特别是革命前期的某些党内矛盾、党的领导，其实并不能用来判断是非对错，因为我们不能要求前人一点错误都不犯，而且我们也可能永远没有实际和详尽的资料可供于判断。我们关心的是革命的实际意义：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同时，我们也关注革命的过程：那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为民众谋福利的革命者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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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历史上最早被人诟病的一件事就是富田事变，关于富田事变的详细内容，因为这里篇幅有限，历史又浩如烟海，所以建议大家到网上先自己搜索了解一下，可以先看比较中性的简单介绍，比如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然后再看右派网利用此事反对毛的三、四个版本的文章，再看左派网为毛辩诬反驳的两、三个版本的文章，最后再来看龙眼的分析文章，就比较系统了。但即便是比较中性而简洁的维基百科，在介绍富田事变时，也有不少似是而非，支离破碎，甚至混淆不堪的内容。维基百科是这么介绍富田事变的：

193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发动反AB团的肃反运动，大量杀害党内工作人员。当年11月1日，由于国民革命军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一次围剿，苏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率红一方面军赴前线作战，而将对江西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的肃反工作于12月委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主持。12月5日，在李韶九的指示下，大批红二十军领导被捕，12月8日，毛泽东、朱德等又派古柏前来协助肃反工作。在数天之内，红二十军和富田当地苏区特委、行动委员会即有120余人被捕，17人被处决。12月12日上午，红二十军第174团1营在团长刘敌率领下发动兵变，逮捕军长刘铁超，释放被捕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下午，红二十军攻占富田县城，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将包括李韶九在内的中共当地政府人员全部逮捕，仅古柏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逃走。12月13日，红二十军在谢汉昌、刘敌率领下渡过赣江，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12月15日，原被捕的中共江西省委领导段良弼、李伯芳等人宣布自行成立省委，并指责肃反是毛泽东的密谋，致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逮捕毛泽东。红二十军还派段良弼前往上海，希望能获得当时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李立三的认可，但段在上海失踪。12月1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前往平叛，12月20日，红二十军派人向彭德怀送去一封据称是毛泽东所写的密信，信中毛指示古柏对朱德、彭德怀等进行诬陷。12月21日，彭判断此信系伪造，率红三军团发表声明，支持毛泽东，不久朱德等也加入声明。后陈毅前往红二十军驻地永新进行调解，红二十军释放了李韶九等人。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周恩来为书记，项英任代理书记，实际掌握权力。项英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内部斗争，“责成曾炳春同志亲自到河西永新苏区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并随带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江来苏区中央局开会”。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人开除党籍，其余人员免予追究。但是，时王明已夺取了中共领导权，由于红二十军的领导均表示支持失势的李立三，因而在3月28日，王明派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前往中央苏区，宣布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4月17日，主张同红二十军谈判的项英被解除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毛泽东代之，不久毛泽东又成为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成为当时红军最高领导人。4月18日，红二十军兵变领导人在前来参加原定的谈判时被全部逮捕，不久即被全部处决。7月，红二十军被调至江西南部平头寨，被彭德怀和林彪率部包围缴械，包括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700余名副排长以上领导被全部处决，仅谢象晃和刘守英两人逃脱。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残部并入红七军。在富田事变之后，各地的反AB团运动被推上了新的高度，共有7万多人先后被杀。由于镇压富田事变的直接负责人是毛泽东，因此该事变长期被定性为“反革命暴动”。直到1980年，在蕭克等原红军将领的呼吁下，中共领导人胡耀邦才指示要重新调查富田事变。目前，中国共产党承认当年的反AB团运动中绝大多数被处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所谓的AB团并不存在，王明应对此运动负主要责任，但是并未直接对富田事变加以平反。1956年9月10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江西苏区肃AB团运动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维基的介绍，在第一句话中就有问题，首先的问题是：中共的哪些人，在什么时间，开始发现AB团的问题，并要求江西中共整肃的？在共识网里有个叫‘老衲’的网友罗列了一个详细的关于AB团肃反的时间表，明确指出：1928年8月28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江西党“应提出反豪绅——AB团——阶级政权的口号”。主要负责人是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就是说对AB团肃反的口号，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以用来专门消灭党内毛的对立面。而是中共中央在1928年8月提出的。当时的毛刚把朱德他们的残兵败将从湖南接回来，正在保卫井冈山呢。所谓AB团的性质，在铁血网里有一篇cr361的文章《如何看待“反AB团”？》讲得比较靠谱：在“四一二”前，“AB团”是江西省国民党右派的“家”。 “四一二”后，江西省国民党右派有个更大的“家”——南京国民党中央了，就依靠南京势力，将“家”安在江西省国民党党部，名字换为党务指导委员会了。国共合作，反共不合法时叫“AB团”；国共分裂，反共合法了就直接用江西省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这个名字了。后来所谓的“反AB团”，就是反江西省国民党右派的渗透。

这样的介绍就比较能说通为什么会前前后后审出那么多的AB团分子。AB团作为小团体的严密组织而言，能浸透到江西中共党政军的人数寥寥无几，但作为立场不坚定，思想不那么纯洁，同情富农、地主甚至国民党的，与江西国民党右派有关系的人，应该是有不少人的。而江西最先开始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对AB团进行调查整肃的也不是毛泽东，而恰恰是被很多毛黑称为毛的对立面的李文林。当然也包括毛信任的曾山和刘士奇。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了督促防范和镇压AB团，曾经在1929年的3月，8月，11月连续催促江西省委肃清AB团，但据说当时中共特科已经知道“国民党方面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的情报，所以这里的AB团应该是指与AB团性质类似的，在江西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及其与之有联系的中共内部人员。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示“须抓紧反机会主义、改组派、AB团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为此，六届中共中央派出巡视员刘作抚来江西，专门督促江西党抓紧反富农、肃反AB团工作。刘作抚鉴于赣西南在特委书记刘士奇等的领导下反富农、肃AB团不力，亲临赣西南特委下属的几个特委，督促掀起反富农、肃AB团的热潮，破获了不少AB团，并有七八百AB团自首。可见这时中共中央对AB团的理解已经早就不是那个最初的，由段锡朋创立的那个小组织了。

在1930年的5月到10月之间，在中共中央的多次严令督促下，赣西南特委就已经开始肃清AB团了，当时毛泽东根本就没参与，参与此事的领导人是刘士奇、曾山和李文林。在网上反毛的人攻击说刘士奇和曾山本就是毛派去赣西南特委掺沙子的，都是毛的部下，刘士奇还是毛的连襟，言外之意就是毛派他俩借刀杀人。但挺毛的网友指出李文林在当时肃反AB团时最卖力，还指责刘士奇、曾山等“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中央巡视员和李文林掌控的“西路行委” 在6月25日，颁发《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以“广州经验”为标本，号召“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最后刘士奇被李文林以肃反不力给赶跑了。另外，刘士奇与毛泽东是连襟不假，但毛泽东却未必会因此和他在个人方面必然亲近，因为据说刘士奇是从毛的小弟毛泽覃那里把贺子珍的妹妹追到手的，等于把毛的小弟一脚蹬掉当了毛的连襟，这样的连襟也不是什么光彩。

在富田事变前的几个月里还发生了几件与之相关的重大事件，一个是此前毛泽东和朱德的核心根据地-井冈山被国军占领，朱毛红军失去依托，在江西各地辗转运动。不久中原大战爆发，国军回撤，江西各地的红军和地方组织借机蓬勃发展，几次攻打吉安等地，直到10月攻克吉安，使赣西南广大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也使当地土籍为班底的武装力量得以迅猛发展，组成了红二十军、红六军（后为红三军）。

但同时，毛泽东早期在井冈山时期的骨干连续被杀。1930年2月20到24日（具体时间有争议），毛最得力的助手-宛希先被湘赣边区的土籍干部王怀等人先囚后杀。几乎在同时，1930年2月23日，井冈山客家人的领袖，也是毛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两个重要支柱-王佐和袁文才，以及手下骨干四十人被湘赣边区的土籍干部王怀、龙超清等人骗杀，井冈山反水，成为反共白区。

1930年１０月初，毛的第一爱将，红二十军的前军长伍中豪去调集赣西南各县独立团，结果在途经安福县城时，突遭反共靖卫团袭击，伍中豪被杀，加上此前损失的张子清、何挺颖，毛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几个骨干爱将相继失去，毛从此只好利用其他各个山头的力量来干革命了。而伍中豪的被杀，据传是有人向反共靖卫团通风报信所致。

关于李韶九，在１９３０年８月以前，龙眼找不到毛泽东与之共事的任何记录，说明二人此前没有交往，因此就更谈不上李是毛的亲信（到８月以前）。两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湖南人，但湖南人之中反对毛的很多，而毛的爱将们也有很多不是湖南人。８月以前李韶九和毛泽东唯一的人生交集是曾经护送革命同志赴醲陵、安源和上井冈山，但时间很短，有没有见到毛都很难说。李韶九在８月以前的突出业绩是在江西的另一块革命根据地－赣西南的东固革命根据地发展，因工作出色而担任红六军（7月改为红三军）第一纵队政委和红六军军委委员。在１９３０年8月，李调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秘书长，不久，李韶九兼任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按网上广为流传的说法，这时的李韶九＂深得毛泽东信任＂，以此指证毛泽东通过李韶九清洗李文林一派打下暗笔。但龙眼的疑问是，在１９３０年8月毛泽东对李韶九到底有多少了解？对李到底能有多少信任？

当时的江西苏区可谓山头林立，派系横生，冲突连续不断，毛被中共中央整肃AB团和其他反对派的命令一再催逼，自己的心腹爱将又多数都损失殆尽，毛自己又要忙于反围剿，而李韶九又十分了解，所以毛派他去赣西南调查AB团的问题是有一定原因的。当然，李韶九据说和李文林有矛盾，他们同在赣西南搞革命，而李文林是江西土籍，李韶九是湖南人，两边在争夺领导权时可能有冲突也是很自然的。在李韶九介入调查以前，查AB团的主导权是在李文林、曾山、刘士奇手里的，后来刘士奇被李文林一派赶跑，李文林在打AB团时就呼声更高了。所以，龙眼比较世俗的判断是，在李韶九介入前，李文林、曾山、刘士奇他们虽然都在喊打AB团，并付于行动，其实是各自在打各自眼里的AB团，那么火力交叉，伤害了对方一派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再派人去赣西南就肯定不能派一个李文林的铁哥们去。所以，毛派了一个对赣西南根据地十分了解，甚至是创始人之一（挺毛者说法），但又与李文林有不同意见的李韶九。但不能据此就说是湖南人一派要整江西人一派，因为在当地与李文林一派对立的是曾山和陈正人，而他们也是地道的江西人。但无疑，李文林一派更代表当地土籍的势力。正因为如此，李文林一派与外来干部的战略，特别是毛泽东的战略路线是不一致的，包括土改方面，李不太愿意触动当代富农和上中农的利益；反围剿方面，李怕家乡被打烂，所以不同毛意诱敌深入的策略，而是主张执行＇立三路线＇，到外面去打大城市。

这些矛盾最先不是毛发现的，因为毛和李不在一个领导层次上，毛要忙的军务很多。是由江西本地支持毛路线的曾山等人发现的，而毛也明确支持自己路线的人马，这里搬运缩编一段＜党史博览＞里关于曾山的记载：

自1930年起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曾山在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上支持毛泽东。1930年初，赣西南苏区所属34个县的土地革命，竟由原来的正确方向朝着错误方面转变，最主要的是来自党内的不同意见。代表人物为特委常委、党团书记李文林与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他们出于对中央规定的分田政策的理解，不赞同“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所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使用”。在分田的方法上，他们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理由是，如果按人口平均分配，不仅可能导致农业减产，而且势必强化农民的私有财产观念，主张实行中央的“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共耕制”，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时任赣西南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对苏区土地分配的这种现状感到焦虑。为要找到问题的实质，他来到吉安延福区进行调查。 延福区有12个乡，曾在1929年9月和1930年初两次分田，后一次的做法推翻了前一回的规定，一反一复，很能说明问题。曾山了解到，前次分田是所有土地没收，重新分配，而这回只没收地主的田地，富农和自耕农以原耕为基础，根据数量抽多补少。结果，调出的都是冲田、冷浆田，形成了出的不肯出肥，进的不愿接瘦，许多农民有意见。第二，也是最棘手的。到底按什么标准分田？1929年9月按人口平分，贫雇农都很欢迎，就是家里劳力多的不满意。现在转过来按劳动力分配，多数人哇哇叫了。 曾山立即致信毛泽东，曾在信上写到了李文林、江汉波在政权建设、土地分配、攻打吉安等问题上与特委有着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导致了党内分裂，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处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毛泽东阅后大为惊讶，说：“这样下去还行？我们一定解决这些问题。” １930年2月7日，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及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县举行了陂头会议。曾山提出问题很尖锐，把江汉波的主要错误归结为取消土地革命和延宕攻打吉安两个方面。 江汉波反击，前委书记毛泽东支持曾山，号召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如此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 而与会的代表李文林、曾炳春明白自己的家庭出身，最怕的是卷入“富农路线”的政治漩涡。 毛泽东针对性很强地讲下去：“现时民权革命阶段中，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是实现消灭封建势力的最有力措施，广大群众也有这样的迫切要求。我们有的同志却做了群众的尾巴，许多地方被富农及机会主义利用，作了阻碍农民斗争的工具。当着阶级对垒的时候，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争取广大的群众。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喊出‘快分、平分’的两个口号！”

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毛泽东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担任主席。当时，还组成了以李文林为书记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看来当时两派的安排是平衡的。然而，在应对敌人的战略方针上，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很不一致。毛泽东主张将敌人诱入根据地，利用地理和民众支持的条件，在游击战中击敌；而以李文林为书记的省行委，强调要执行中央进攻路线，力主把红军拉出去打，夺取南昌、九江，再攻武汉。鉴于省行委的地方威信，这种战略上的分庭抗争，使毛泽东伤透了脑筋。 这个问题上曾山也支持毛。而李主张按中央的立三路线坚决地向中心城市进攻’。毛拧不过中央，就曲与委蛇，慢慢进军，试探性地进击南昌。

就是说最早的江西省委内部的矛盾是在曾山等毛路线的人和李文林等地方派之间进行的，虽然曾山也是地道的江西人，但执行的是毛的战略路线。于是曾山与李文林在中央催逼下各肃各的AB团，火力交叉，敌我难分。然后曾山拉毛来压李文林，而李文林则用李立三和立三路线来压毛泽东。1930年5月，李文林作为赣西南苏区的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苏代会，此会由李立三主持。李文林接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思想和城市中心论的主张。8月上旬，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县的富田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二全会议），李文林在会上对毛泽东的主张提出批评，指责毛主张波浪式发展根据地是“保守割据观念”和“农民意识”，说他发展地方武装的政策是“武装不集中”，而将重点放在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是“取消城市工作”。不但如此，这次会议还将受毛泽东支持的刘士奇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指责刘有“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有人甚至辱骂刘士奇是毛泽东的“走狗”。最后撤销了刘士奇赣西南特委书记之职，并且开除其党籍，交中共中央批准。

就是说到１９３０年８月时，李文林一派在对毛一派的内部斗争中是占很大上风的，在调查镇压AB团运动中也是占主导的。而李韶九的介入更象是毛的一次反击（龙眼十分世俗的观点），其目的是要把整肃AB团的矛头从自己一派转向对手一派，这就涉及到了李文林、曾炳春和王怀（就是杀袁文才和王佐的主谋之一）等人。于是，调查肃反AB团者自己却成了调查对象，这下捅了一个大马蜂窝。至于说到肉刑的使用，有挺毛者说没那么严重，没那么多人受害，更没有对女人施刑。也有人说李韶九当时和从前的李文林一方，在调查AB团时都使用了肉刑，但因为李文林一派是最终受害人，所以李韶九的肉刑不管是实行到一个人身上，还是一百个人身上都是要被谴责的。

但李韶九对刘敌是很客气的，刘敌一说要服从毛泽东，服从李韶九，就被释放了。看来这是一个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毛泽东从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３０年的军政地位一直上下反复，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连党员都不是了，所以搞得他和周围高级别同事的关系也是时常变化，他又确实有家长制的作风，所以强调军队中的下级来服从自己也是能理解的。以此事实客观地说，当时毛一派调查AB团与确立毛对红军和地方的领导权有一定关系。但李文林一派调查肃反AB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真正的历史就是春秋正史和世俗权斗纠缠在一起的。

后来刘敌设计逃脱后就动员当地派系的人，立刻给李韶九来了个反包围，又包围江西省行委，收缴枪械，释放了被关押的近百名所谓AB团犯人，于是富田事变爆发。事变人员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即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等人。13日，事变领导人率红二十军从富田前往河西的永阳镇，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15日，事变领导人召开自行成立的江西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了“知情估量与军事行动”、“彻底肃清AB团（注意这个口号）”、“处置毛泽东、曾山、陈正人、李韶九、刘铁超等人问题”、“派人去中央汇报”、“派人去总前委”等决议。会后，派代表前往上海与向中共中央告御状。

以李文林和当时李立三中央的密切关系来看，这个御状是有九乘的胜算的。而如果这个御状能够告成，那么被打倒的就将是毛泽东了，而被当作AB团彻底肃清的也将是毛路线的人了。鉴于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贯彻的不彻底，甚至是阳奉阴违，鉴于李文林和当时李立三中央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毛泽东和他那一票人的命运前途在当时是危在旦夕的，如暴风雨来临前的小舟。但是，却正是因为这封信，正因为这些人把自己与李立三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策略，导致了他们后来的灭顶之灾。

请看下集：傀儡会议与大肃反

黄公略将军

毛学苦手搬沙发坐等下集

受教了！

许多事情，认真你就会赢！

作为富田事变的史料，很重要一个来源就是《延安日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此书发表于1973年，而作者死于1958年；二、所谓“1943年11月10日”作者“获得了几个很重要的文件”，根本就是扯淡！中央因为顾顺章的叛变，仓皇撤离上海，不可能带着段良弼的报告。如果有此文件的存档，可能也是段的报告给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再带回莫斯科。三、人死了再发表，苏联“集体创作”的痕迹太重，所以维基等也不公开引用。估计后来到了李志绥的时候，就吸取了教训，先出书，再（马上）死人，这样就显得更“客观”“也更证明是作者本人写的”了。

顺便说一下，段良弼去上海，是带着黄金去的，他后来的失踪，也很有故事。

李韶九去东固，是肖克带了一连红军去的，评常识就可以知道，这一连红军不仅是护送，而且要干“捆人、行刑”的任务。肖克在炎黄春秋上不多说话，因为说得越多就越摘不干净。这和庐山会议纪要不能发表一个道理。

类似的，还有对吉林戴向青的研究资料的处理。据说戴的资料很全，但也是用一句“当局”不让发表、把屎盆子一扣，就当戴向青的资料全不存在了。

面对宛希先、袁文才、王佐、伍中豪的被惨杀，作为革命队伍的首脑，如果不警惕、不认为有一个阴谋组织，那也只有是键盘革命派才能认可的“道理”。

作为历史疑案，大家还可以从赵尚志被骗去苏联、陈绍滨到底是什么身份，来体会革命队伍内部的复杂。

，反右刘也很卖力，可最后为什么落到自己头上了呢？

我想这两件事可以类比。夏曦是不是相当于江青呢？

在红二十军和江西土籍地方党一些人发动富田事变时，有一个关键因素把这些人推到了极端被动的境地，就是他们中有人阴谋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的信件，有意地送给几个红军高级指挥员，图谋以此让他们与毛泽东自相残杀。此信首先让彭德怀收到了，它看上去是（模仿）毛泽东写给古柏的信，有《彭德怀与毛泽东》一书记载了该信的内容如下：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的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即段良弼、李白芳、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即曾山、李韶九、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

毛泽东10/12

彭德怀收到该信后，根据毛泽东写信从来不用阿拉伯数字的特点立刻判断这是一封伪造信。但是，有很极端的毛黑反驳说毛其实有时也在信里用阿拉伯数字，其言外之意就是，这封信还真有可能就是毛泽东写的，所以其意图也就是毛本人的意图。但以龙眼的分析，这不可能是毛泽东写的，因为该信不符合毛本人的性格。纵观毛泽东的人生，特别是未经过正史屏蔽的真实细节，大家就能发现毛是一个性格十分率真的人，崇尚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他有什么想法恨不能叫全天下人都知道，有时甚至对可能的‘负面’影响都不太在乎。所以毛会做出与自己身份很不相符的冲动事情，比如建国后，以一国主席的身份与梁漱溟在会上互相抬杠，在庐山上与彭德怀互相对C，文革前期当众点名自己的（煤炭）部长-张霖之是走资派，把林彪骂自己的黑材料到处群发，以及会见外宾不拘小节搓泥放屁，等等。这些事例虽然不具备正面和积极意义，但反过来也说明毛的性格有很冲动、很直率的一面。所以在富田事变后，毛当即发表讨伐檄文，大骂富田魁首们是‘乌龟王八相连，这虽然难听，但正符合毛本人的性格，说明他当时确实是被气急了。而这份阴险的信件则明显不符合毛的为人和性格，毛不可能说出“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之类的话。毛要干什么事情，比如要打倒蒋介石，要打倒富田事变祸首，要反对张国焘分裂，要炮打司令部，就恨不能立刻提起大笔，挥毫泼墨，又写文章，又写大字报，又发微博的，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而不会偷偷摸摸的，毛连对江青都很少私下交代什么事情。毛信任曾、李、陈是因为他们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略路线上，而不是因为私交，毛对李韶九更是如此，在富田事变发生前的几月前，毛甚至连李韶九的面都没见过几次，怎么可能就这么推心置腹地告诉他这么机密的事情呢？毛难道就不怕李韶九将来把这事抖搂出来吗？毛说自己只搞阳谋，不搞阴谋，这在龙眼看来，此非妄言，而是基于毛自身性格的一种告白，当然有时这种性格往极端发展，毛的阳谋大炮也会伤害一些人，此为龙眼苦手系列的后话，以后再表。

第二个龙眼独家分析的它不可能是毛的亲笔信的原因，就是因为信里说毛要投降国民党（某人来信）。毛当年在国共合作时就是汪精卫、胡汉民十分赏识的高级干部，曾经代理过汪精卫的宣传部长的职务，毛最初去搞农运其实也是同时受国民党的委托。现在大家都认为土改分田是后来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大杀器，但龙眼认真分析后发现，土改本来应该是国民党的大杀器才对。因为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均富等革命宗旨，这是三民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本来’地权均分‘并不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奋斗的目标，’地权公有‘才是共产主义的目标。可后来国民党背叛了三民主义的革命宗旨，就把这个大杀器双手奉送给了共产党，结果自己丢了大陆，只好跑到台湾搞平均地权了。而共产党搞完土改夺权后，就将土地收归国有，搞合作社，搞人民公社了。所以历史的教训就是，自己党派当年号召人民革命的宗旨一定要自己去实现，否则，自己的事自己不做，要由别人去实现，那么自己就被动了。而如果在国共分裂后毛想留在国民党一派，那他很快就能飞黄腾达。可毛在共产党最低潮的时候都没有投奔国民党，在井冈山斗争最艰苦的时候都没有投奔国民党，偏偏在江西红军大发展的时候却要投奔国民党，那么目的何在呢？而且又要捕杀CP，又要捕杀AB，神仙妖精一起杀，那毛到底是哪路的神圣？明显是逻辑混乱。

第三个龙眼独家分析的不可能，而且是独家的独家，就是龙眼的大脑风暴忽然把这封信联系到另外一封几个月前出现的，造成更加恶劣影响的伪造毛信。彼此相互印证出几个严重的问题。这封信就是几个月前的1930年2月，把袁文才和王佐诓骗下山，让其参加攻打吉安会议而被暗杀的伪造信件。

早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察觉了江西土籍干部（占多数）与井冈山客籍干部（以袁文才和王佐为首脑）的激烈冲突。这种矛盾不断毛察觉了，连龙眼也察觉了。十几年前龙眼参观井冈山风景区，在黄洋界上听当地的客家导游讲历史故事，话说当年客家人来到这里后屡受当地人欺压和残害，于是挑选了40名精壮的青年人到少林寺学习武艺，后来学成归来，冲下山去，杀得仇人鬼哭狼嚎，等等云云。当然，如果这个罗生门故事让山下的土籍群众讲，肯定就是山上的土匪如何下山杀人抢粮的故事。由于先来后到的历史原因，土籍人多数占据富庶的平地，所以地主、富农多些，有维稳倾向，到土地革命时期就容易被人攻击为‘富农路线’，而客家人多数被赶到贫瘠的山上和山脚，所以贫农、猎户多些，又与虎豹狼虫为伍，喜欢动刀动枪，就容易被人攻击为‘土匪路线’。二者在革命初期还能通力合作，但后来根据地形成，政权稳定了，矛盾就多了，往往是阶级矛盾加土客矛盾，纠缠不清。为此，毛曾经把对立双方的两个头头，土籍的龙超清和客籍的袁文才叫到一起各打五十大板，批评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彻底改正。但双方积怨甚深，难以化解。不过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因为客籍掌握武装，而土籍掌握党务，既“土家的党、客家的枪”，所以双方还能保持大致的平衡，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决定性的剧烈冲突。

后来朱毛红军大部队被国军撵出井冈山，守山的彭德怀部队又没守住井冈山，彭带领自己人甩下山顶的王佐小部队和一百多伤病员不管，跑路扯呼了，彭又不在井冈山外围策应王佐他们，径直跑去找毛泽东和朱德的大部队了，导致井冈山的丢失，一百多红军伤员的被杀，气得毛当面对彭拍桌子、直骂娘。王佐后来被人攻击匪性不改，可当时幸亏王佐有土匪钻山豹的两下子，否则早被国军包饺子了。王佐虽然进山躲去，可井冈山上村村过火，人人过刀，为中共革命牺牲惨重。后来国军因为中原大战而撤围他往，王佐他们又独立恢复了井冈山，还在山下列队欢迎‘风紧扯呼’的彭大将军，二次把红军接上井冈山，算是对革命根据地恩同再造，这不叫对革命的最大忠诚吗？

当然，袁文才和王佐客观上讲不能算是合格的党员，比如有好几个老婆啦，多吃多占啦，等等，但也不是不能改造，就算是最后不能改造，也不能推到对立面一边去。最后袁王被杀，导致井冈山从此彻底变成反共的白区，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如果说国民党上一次的进攻导致了井冈山的军事丢失，则后来错杀袁王就导致中共在井冈山的民心丢失。军事丢失可以很快恢复，但民心丢失就很难恢复了。后来萧克试图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率领一哨劲旅攻打井冈山，已经攻到黄洋界哨口眼看就要拿下，可忽然背后杀出一队人马，又被前面守山的前后夹击，立刻措手不及，落荒而去，又演了一出“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可惜是把昔日的友军当敌军打了。老百姓才不管你这主义，那党性的呢，山民更讲的是天理人心。当年袁王把红军两次接上山来的时候，怎么没人嫌弃他俩有匪性而拒绝上山呢？后来井冈山人民为了红军和革命又出力、又出粮、又出命，更为红军和革命惨遭涂炭，以后双方能合则合，不能合就一拍两散，那样井冈山至少还能作为红军临时回旋的余地，何必搞暗杀呢？哪怕是公审公判也比二话不说，骗下山来暗杀掉更讲道义。这就是毛后来听说袁王被错杀后，大呼杀错了，井冈山回不去了的原因所在。

另外，说到袁文才和王佐不听指挥，也要看不听谁的指挥。在井冈山为了红军而惨遭白军涂炭以前，土客两派的形势是“土家的党、客家的枪”，双方有个势力的平衡，但后来客家的井冈山力量因为革命和根据地的缘故被打残了，不但没有发展，反而严重缩水，家家吊孝，村村冒烟。而江西土籍的军事力量却利用国军回撤的机会得到迅猛发展，成立了红二十军、红六军等大规模的正规武装，就变成土籍人又有党，又有枪了。袁文才和王佐那一小撮人马自然对这批有宿怨的对手十分忌惮，怕被随时吃掉，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他们被吃掉，那井冈山上的客家老百姓就失去了保护，面临几百年的土客积怨，其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江西地方党和湖南党委方面又休戚相通，所以，袁王他们不听一般党领导的调遣，只听毛委员的指示也是有其苦衷和忌惮的。特别是在毛的心腹爱将，袁王二人比较信任的宛希先被江西地方党的王怀等人未经上级批准就囚禁和处决之后，袁王二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盘踞在山上老虎不出洞了。就在此时，那封伪造的毛泽东信件把袁王二人诓骗了出来，被江西地方党的王怀、龙超清，会同彭大将军的援手部队偷袭暗杀。然后彭的部队由后来当了叛徒的郭炳生带领，还跑去井冈山上要灭人家的满门后代，这哪里象共产党的队伍，连土匪还讲点起码的江湖道义。至此，井冈山上残存的一点毛的同盟力量彻底瓦解，从此红旗再也没能插上井冈山。

有人说袁文才为人狡猾，但至少在下山开会这件事上袁并没表现出传说的那种狡猾，而是实在有点幼稚，当有人提醒他镇上的白布都给卖光了，他还嘲笑人家，当王佐提醒他浮桥都给拆了，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他还替人解释，说不是因为要打吉安需要走船运兵吗？说明当时的袁文才看在毛的面子上，是一心一意要和王怀、龙超清他们商量打吉安，和准备打吉安的，而对他们的阴谋浑然不知。这归根到底是因为袁文才比王佐认得字，是他看了那封伪造信，于是乐颠颠儿就来了。结果袁文才就死在那封信上，死在对毛委员的无限信任上。那晚，袁文才还怕兄弟王佐担惊受怕睡不好觉，主动和王佐换了房间，结果袁文才首先被暗杀在床铺上，后来王佐从自己事先挖好的墙洞里逃生，但被彭的人打死在河里。估计二人死时都以为是毛要他们去死，死也不会瞑目，哪知道那封信是伪造的呢。

当然，有的毛黑会问为什么那封信一定就是假的，而不是毛的真迹呢？而不是毛要杀袁王呢？还是因为两点，一是毛的性格决定他要杀谁一般都会先公布罪状，再公审公判，象后来杀黄克功、杀刘青山那样，象讨伐富田魁首那样，不可能用这么下作的暗杀手段，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人家留，还要上山斩草锄根。毛是爱憎分明的人，又性格率真，他要讨厌谁就不会假装说谁的好话，对杀袁王这样的名声不好的人，毛本不应有什么忌惮，该杀就杀，该骂就骂。可实际上后来毛一提到袁文才、王佐就说是当年杀错了，后来还重上井冈山，又特地旧话重提，跟祥林嫂差不多，样板戏《杜鹃山》里的雷刚就是以王佐为原形写成的。解放后毛意外见到当年在袁、王部队里干过司号员的张国华，就喜出望外，比见到自己失散的儿子都高兴，又一次对张说杀袁、王是杀错了，然后把张国华当宝贝来重用，还跟总理说将来留着张还有大用，可惜后来张病死在四川任上，于是毛连四川代表团都不想见了，还说＂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如果毛要对袁、王没感情，何必如此做作呢？

另一个必定是伪造信的理由就是和富田事变的那封伪造信相互印证，说明有帮人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要来搞毛。

毛笔字的模仿并非一日之功，非下长期功夫不可。现在网上流行的说法是说那个在富田事变中模仿毛书信的人叫丛允中，说他平时很推崇毛体字，所以才苦练模仿它，后来在富田事变中就正好用上了。这个说法其实很经不起推敲的。毛泽东一生爱用毛笔写字没错，其字体自成一格，大气磅礴是不假，但在江西苏区时期毛写字还没有到成名成家的地步，就是在解放后，也没人把毛的书法鼓吹成与欧阳询、王羲之等比肩的一派宗师，值得去作为一种笔体来学习。那么这些人平时没事就模仿毛泽东的笔迹是要干什么呢？拿去卖钱吗？又从丛允中他们搞伪造信的动机看，他们早就恨毛入骨，那又怎么会那么人格分裂，一面崇拜毛的字体，一面又恨毛入骨呢？

现在大家知道富田事变的那封信是丛允中写的，但没人调查出那封骗袁文才和王佐下山开会的信是谁写的。如果也是丛允中，那么他是赣西南根据地的人，不是王怀他们湘赣根据地的人，要借调此人，或远距离传书搞名堂，就说明两边的土籍干部早就有秘密的组织往来了。而如果不是丛允中写的那封信，就必然有第二个人也在平时就处心积虑来模仿毛体字。那龙眼要问的是，还有其他什么人在江西根据地模仿过毛的笔迹？又还有什么其他的伪造信被制造出来，不会只有这两伪造封信吧？否则，他们模仿毛写字的收获也未免太小了点。

经过这么一分析，龙眼脑海里浮现出一部很诡异的，希奇科克式的恐怖电影的画面，一帮毛的同事和下级，平时和毛泽东他们迎来送往，共同革命，可暗地里却分配几个人照着毛泽东的笔迹疯狂模仿，狂练毛体字，以图以假乱真。结果发到各地的毛的手令和信件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被识破了，有的没被识破，这不是很恐怖、很可怕吗？那帮人到底想要干什么名堂？毛泽东就没察觉吗？至少袁王被杀时毛就应该发现有关于自己的伪造信在江西流传了，而且是有组织的行为，因此毛不会一点警觉都没有，否则，毛早就成了这部恐怖电影的悲催主角了。

龙眼

2014年2月15日

卷入其中的老彭几十年后写自述时承认了错杀袁王的责任，却并不认为富田事变有合理性。即使太祖有过错，一三军团又有何辜，要在不知情的背景下阴谋被扯进内讧的漩涡？

在《彭德怀自述》第143页：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部队出动之前，毛主席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猾。。。”。这大概是所有“毛说袁很狡猾”的出处。

在《西行漫记》里，斯诺是这样记录毛的自述的“一九二七年冬，两个以前盘据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团左右。这两个人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冈山上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了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因为那时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已经苏维埃化，能够保卫自己了。”

关于伪造毛的笔记骗袁王下山、派郭炳生上井冈山追杀袁王亲信，可以看《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作者：马社香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按照王佐孙子的口述，袁三次做王佐的工作让他放心，袁文才到底是“狡猾”还是“急于重新获得党的信任”，两相对比就可以看个大概了。

从彭老总的自述里，看不出他有什么内疚，反倒是用“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假设这些合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1930年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卫在桥头决定解散而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在袁王问题解决后，只过了三五天...攻克安福城...这是边区的全盛时期”——呵呵，老总用解决富田事变来类比解决袁王，哪里有一点内疚的样子？

另外在大将军的自述中，“据说四纵队以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20余人系井冈山上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对比朱昌楷将袁打死在床上的事实，要么是有人歪曲向彭报告，要么...。觉得朱昌楷后来被打成AB团，他的口供怎么也会让彭大将军看吧？

龙眼此文很好。其实，马社香这里的第二封（或者更该叫第一封）伪造毛的信，已经证实了确有一个阴谋团伙在革命内部。

和太祖搞一个文革，各自解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