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泸定桥成了红军的桥——新作《大河飞渡》节选 -- 双石

　　我们再来看看泸定桥两岸的地形地貌和双方布阵情况，然后对双方本钱作一盘点。

　　川军第三十八团主力固守的泸定桥东岸——也是泸定县治所在，又称城关镇（俗称“桥上”），现名泸桥镇，是位于泸定桥东侧东灵山麓下的一小块平坝，当年建有城墙，泸定桥两侧临河一面当年俱为民居，桥头南侧地势稍高，临河一面为乱石峭岩，西南侧与对岸的沙坝天主教堂隔河相望，沙坝是一小块沙滩和平坝，当年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沙坝村东南一侧又与东岸的一片沙滩和平坝安乐坝隔河相望。安乐坝与泸定桥之间的距离大约为两公里，可以视作县治泸桥镇的一个卫星村（当年只是一个小村）。

　　相较于东岸的低矮地形，红四团占领的泸定桥西则是另一番光景。

　　泸定桥西是一座高耸入云山势陡峭的大山，也叫海子山。山顶有一个被称作“灯盏窝”小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泸定城。但这个位置从军事角度而言意义不大：看得着却打不着，能“瞰”却不能“制”——超出了重机枪的火力控制范围，难以对对岸守军形成有效的火力压制。但海子山脚下有一座叫做观音阁的寺庙，寺庙地形高出东岸桥楼和街面至少有十来米，可以瞰制东岸沿岸民居和部分街面，此处部署足够的机枪火力对守军也是很具威慑力的。

　　但西岸红军从地势上来说也有一些缺陷：泸定桥西桥头和两侧街道地形狭窄，难以集结大量兵力。从西桥头两侧延伸而出的道路都是陡峭山崖下开出的人行小道，东临河西靠山，没有什么遮蔽物。西桥楼距离红军集结地沙坝村差不多近一公里，这段距离恰恰就正对着东岸地势较高的部分，东岸守军此间的火力很容易对红军从沙坝向泸定桥西桥头运动兵力造成严重威胁。

　　沙坝村沿西岸下行约两三公里又是一小块叫做“上田坝”的平坝，也是东临河西靠山，山是海子山南麓坡度较缓且高度渐低的部分。在山坡上部署机枪火力，可以对安乐坝守军和有可能从冷碛、龙八埠来援的敌军实施有效火力控制。

　　目前关于泸定桥之战双方排兵布阵的史料文献十分稀缺，双方史料对这场重要战斗的陈述都只有梗概而缺乏细部——有细部也多是文学影视作品“艺术加工”后的文学性描绘。红军方面的史料和回忆文字大都是展示红军战士是如何英勇顽强创造奇迹的，川军方面的史料和回忆文字更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最多也只是言及了桥上桥下战斗的一个大概齐。如此这般，双方乃至后人们的目光乃至文学影视视点，也就因此而仅仅聚焦于泸定桥那十三根光溜溜的铁索上了。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地从“技术流”的角度去探究这场战斗如何分出了胜负的具体成因——这场战斗在很多后人们看来是不会有任何悬念的，而将这个成因仅仅简单地归咎于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勇气”，显然是难以言之成理也是难以服众的：这是真刀真枪的战争，红军也不是义和团，虽然没有勇气是万万不能的，但仅凭勇气也不是万能的。就着一个具有传奇要素的素材作艺术性地夸张渲染是文学家的当然权利，但却不是史学家的当然权利。战争战斗的成败是多种因素矢量合成的结果，片面夸大某一个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都必定是有害无益的。这种单一方向的灌输会给越来越多的后人带来了诸多难以释怀的疑惑不说，也给了如张戎等炮制《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类造谣蛊惑的“八卦”以极大操作空间和传播空间……

　　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笔者经过多年研究且尽可能搜集了相关史料后，认为还是可以尽可能贴近历史真实地将当年这场战斗的场景复原出一个“大概齐”：敌方史料（可靠的）+我方史料（可靠的）+群众口碑（可靠的）+实地踏勘+合理推断，只要工作做到家，那也不失为一种复原史实的途径。

　　下面笔者试着来对当年这场战事的双方阵势和有关要素遂一作出解析：

　　㈠双方参战主角谁先到场，何时到场？

　　因为没有原始文献史料，笔者只能根据双方参战人员的回忆来作研判：川军第三十八团在29日黎明前后，就全部到达泸定城并转入防御[[[]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中央红军左纵队前卫红四团先头部队（一个营）晚于敌先头部队到达泸定桥西，而团主力则于下午才陆续到齐。[[[]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5年7月24日访问罗华生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

　　红四团先头分队到达泸定桥西后，即“以猛烈火力同敌人隔岸对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5年7月24日访问罗华生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川军第三十八团在下午夺桥战斗打响前与红四团的对射中，“伤亡约五十人”[[[]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而川军还使用了迫击炮炮击了在沙坝村天主教堂附近集结的红四团部队[[[]《杨成武将军自述》第6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也造成了一定伤亡。[[[]1972年年3月13日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而红四团因为重火器分队没有赶到，没有对川军还以颜色。

　　这也是为什么黄开湘、杨成武早上赶到泸定桥西而下午才发起攻击的原因之一。

　　除了自已的准备动员工作，他们在等候——等候团主力到达。

　　更重要的，是等候重火器分队的到达。

　　㈡红四团到达后作了哪些准备工作？

　　据时任红四团党总支书记的罗华生将军回忆，红四团到达后，“在王开湘团长、杨成武政委的主持下，召开了团干部会，观察了两岸的地形，配备了火力，布署了采竹扎竹排准备佯攻的任务”。[[[]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5年7月24日访问罗华生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

　　配备火力？准备佯攻？火力是如何配备的？佯攻地点在哪儿？

　　火力的问题。杨成武有过一个一笔带过很容易被人忽视的说明，在当天召开的全团干部大会上（有可能是午后开的），决定“由曾庆林指挥全团百余挺轻、重机枪，掩护夺桥和铺桥行动”。[[[]《杨成武将军自述》第6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曾庆林，时任红四团第三营营长。]]

　　看见没有？百余挺轻、重机枪！——这在当年，是个什么概念？

　　与红四团相比，川军第三十八团就寒酸多啦！川军刘文辉部原本就是川军中的“破落大户”，装备的都是“川造老套筒”，部队的自动火器少得可怜。李团的机枪连也就是4～6挺水冷的重机枪——那会儿轻机枪在地方军阀中还很不普及，所谓“机枪”指的就是重机枪。据薛岳将军《《剿匪军第二路军黔西-滇北-川南间地区追剿朱毛股匪经过详报》提供的“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的实力统计，号称5个旅9000余人枪的“川康边防军”，其编成内的机枪是“50余挺”[[[]《剿匪军第二路黔西-滇北-川南间地区追剿朱毛股匪经过详报（1935年4～8月）》，《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上）》第499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而中央红军仅在从瑞金出发时的不完整统计，全军就有轻重机枪650余挺。[[[]《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1934年10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当然，这“百余挺轻重机枪”也不全是红四团的：下午时分，在红四团后面跟进的陈光师长率红六团和军团教导营，也紧随红四团主力和重火器分队之后，陆续赶到了泸定桥西的沙坝村——从行程上估算，笔者认为陈光师长、军团教导营和红六团先头部队，应该能够在战斗发起前赶到泸定桥。目前经战斗指挥员杨成武本人确认了的是：红一军团教导营赶到并受领了战斗任务，[[[]《杨成武将军自述》第6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如此，红六团先头分队也有可能担负了夺桥战斗的火力掩护任务。

　　佯动的问题。采竹扎筏的佯动没有别的地方，只能是沙坝河滩。泸定不产竹，采竹扎筏谈何容易，但样子功夫还是必需做足，估计就是在沙坝村征集木料门板并对东岸守军作火力试探。这个佯动应该还是发生了效力的，李团的迫击炮位于泸定桥南侧地势稍高处（解放后粮食局的位置），机枪部署在稍下位置河岸边的“乱石堆”中[[[]1972年年3月13日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射击方向主要是对准沙坝滩头和沙坝与泸定桥西桥头之间的小道。

　　红四团另一项准备工作是：征集门板，准备当桥板铺。

　　这个“征集”是要付铜板的，群众很配合，完成得相当顺利。

　　㈢红军和川军方面是如何作进行战斗部署的？

　　川军方面的部署有关文献很少提及，张伯言等因不是第四旅人士，得到的都是第二手信息，而且也很简略：周营以守桥为主要任务，李营接周营左翼，机、炮各一连位于桥头高地，李全山的团部亦位于周营附近，饶杰连负责守桥，桥楼是一位姓虎的班长带的一个一班……

　　完了？

　　太简单了，笔者不得不根据一般军事常识并参照当地地理来作一些辩析和补充。

　　泸定桥桥头高地？在哪儿？笔者去过泸定多次，始终没找到这个“桥头高地”，琢磨着是不是70多年地形地貌变化的缘故，于是到处搜寻老照片，殊不知找来老照片后更加失望：摄影家孙明经老先生在红军过境4年后的1939年来过泸定，他老人家给泸定桥拍了两张照片，一个背景是桥西一个背景是桥东，桥西背景这张可以看出当年的观音阁生就的模样，的确与当今有很大区别。但地势较高是没有问题的，架机枪也好搁迫击炮也好，都不成问题。而桥东背景这张，笔者就怎么瞅也瞅不出能桥头正面架上机枪能封锁桥面的“高地”了，除非如电影上演的那样把机枪架进东桥楼，而这种玩儿法实际效果却是很糟糕的：如此这挺机枪将成为彼岸强大火力集火向心射击的靶标，根本没有抬头发言的任何机会——甚至也没有转移阵地的机会。

　　后来的发生的事实的确也是这样的。

　　笔者比较认同目击群众的说法：打枪的地方是泸定桥南侧河岸边的乱石堆。[[[]1972年年3月13日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这个位置应该是李团机枪连本来就不多的几挺机枪的主阵地：这个方向正对着沙坝，以及沙坝通往西桥头的人行小道这个“瓶颈”，同时也可以兼顾着对泸定桥桥面的侧射。当然，李团那几挺机枪不一定都搁在一个位置，除了东桥楼外，笔者认为安乐坝北侧至少应该有一个位置：如果红军要扎筏船渡，这个方向可以与“乱石堆中”机枪在两个方向上形成互为补充的火力，同时也可以应对红军从沙坝漂下来的船只或木筏。但这个位置也有一个要命之处，红军在西岸山坡上部署的机枪火力可以居高临下控制这个平坝——反正他们的机枪富裕得紧，摆个几挺在这儿没有一点问题。

　　总而言之，红四团在沙坝的佯动动作，的确起到了分散川军注意力的作用：从一般的思维惯性来说，铁索桥既然拆去了桥板，那就没人会想到会有人要来冒着枪子儿爬铁索过桥——除非他疯了，或者不想活了！

　　我们能够得悉的红四团部署要稍微详细一点，可以概括为：⒈由第二连挑选22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夺桥突击队”，第二连连长廖大珠任队长。突击队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或“花机关”、大刀与手榴弹，任务就是火力掩护下攀铁索夺桥。一个营紧随突击队铺桥并作预备队，其余两个营沿西岸展开，以火力支掩护突击队夺桥；⒉由第三连组成铺桥突击队，第三连连长王友才任队长；⒊由第三营营长曾庆林组织火力掩护；⒋由赵章成组织迫击炮火，消灭敌炮兵阵地和主要火力点；⒌由陈士榘率教导营主力前出烹坝，准备阻击康定方向可能来援之敌；⒍下午4时发起攻击。

　　最后来盘一盘点：川军和红军，守桥者与夺桥者，谁的本钱更足？

　　川军：地势上略为不利，家伙什不占优势，要想得到增援——没有可能！

　　只有把铁索桥扒成了“裸体”这一项，占了优势。

　　红军：地理上略占优势，家伙什占尽优势，此岸还有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而来，彼岸还有兄弟部队在节节推进……

　　只有突击队冒险爬铁索夺桥这一条，太瘆人！——一掉下去，真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仔细想想，这反而可能是一种优势：勇悍无畏，对于对手来说，是有着强烈震撼力的！

　　还有双方的谋划和部署，看不出李全山有什么不妥，黄开湘、杨成武有什么不对。

　　这个因素就算双方持平吧。

　　各种因素盘点完毕，再来求取合成矢量——此战，谁能执牛耳？

　　其实，这个问题用不着今天的人们来回答，当年的那群造反奴隶，已经作出了回答！

　　1935年5月29日16时左右，泸定桥夺桥战斗开始。

　　接下来的场面，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建国后生人，都是从影视作品上见识的。

　　——冲锋号吹响，枪声大作……

　　——突击队员攀着铁索前进……

　　——东桥楼敌军机枪向桥面疯狂地吐着火舌……

　　——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继续前进，有人伤亡，但仍然一往无前……

　　……

　　这场面在各种表现这场传奇战事的影视作品中千篇一律，无一例外！——这也是革命历史教育数十年一贯制的产品，笔者是打小看着这种场面长大的，对这些攀铁索去夺桥的英雄，那就是一个如同对神人般地由衷景仰和拜膜！然而随着年齿和阅历的增加，特别是从军后有了更多的军事知识兵器常识后，却对这如同粉色气球般吹胀起来的“英雄画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当年国民党军普遍装备的“金陵三十节式”重机枪的理论射速为500～600发/分，这样的家伙什正对着的射场不过是一段百把米的桥面，而这“百把米”桥面对操家伙开火的射手来说，无论在视界、射界还是射距方面都毫无障碍的！也就是说，扭着铁索前进的红军突击队员们完全是毫无遮蔽地暴露在守军枪口之下的。如此，泸定桥守军的机枪——无论是正对着桥面的这挺重机枪，还是在东桥头左侧李团重机枪主阵地上的重机枪编组，只要有机会能够获得持续10秒～20秒以上的开口发言机会，那么攀铁索抢桥的这22位勇士就肯定不会再有一人还能留在这些光溜溜的铁索上，遑论爬过100米距离来夺桥！

　　可为什么红军又夺桥成功了哩？

　　一种可能那就是现如今海内外传得沸沸扬扬甚至出口转内销还回到了泸定桥的“猛料”：当年发生在泸定桥的这场战事乃至那22个英雄，纯系子虚。当年这个日子的泸定桥根本没有守军，也没有拆桥板，红军是排着队太太平平过河的；红军是用现大洋买通守军顺利过桥的；红军过桥是因为刘文辉故意放水；红军有地下党的接应……，等等，这样的“猛料”如今已有不下几十种版本。

　　然而这大堆的“猛料”却难以突破大量史证形成的强大证据链——既或把这当间来自胜利者的那部分记录予以删除：从蒋公本人直到川军河防诸将，乃至守桥部队的亲历者，都不讳言当年为这座桥的归属而发生过的战斗——甚至还有人作出了不吝夸张的喧聒：“双方激战两天一夜。红军多次冲锋失利，伤亡较大……”[[[]饶杰口述、陈鑫整理：《我的军人生涯》，《南涧文史资料·第1辑》第60～第61页。 ]]

　　既然确认发生了战斗，战斗的结果又是改变了泸定桥的归属，那么逻辑导向就能够相对收敛地指向一点了：泸定桥东桥楼，乃至泸定桥东岸所有守军的自动火器，从夺桥战斗一开始，就已然被对手剥夺了开口发言的权利和机会！而从双方自动火器配备至少100：4～6的对比来看，这样的剥夺完全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本钱足足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曾任第二十四军参谋长的王靖宇老先生后来得到了有关当事人“口头告知”的“忆述”：在红军强大火力压制下，“桥楼成为弹巢，守兵抬不起头，或伤亡或逃跑……”[[[]王靖宇：《四川军阀刘文辉部第二十四军堵击红军长征经过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册》第553～第5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

　　如此，笔者不妨根据已经掌握的史料，试着来对夺桥战斗发起时最接近真实的场景作一复原：随着红四团首长的一声令下，泸定桥西沿岸上百挺轻、重机枪发出了暴风聚雨般的啸叫，守军几乎所有的自动火器发射点都被红军几挺乃至十几挺机枪定点锁定，射手们都被打得抬不起头来。而象李团机枪连、迫击炮连阵地这样的重要火力点，那是一定受到了赵章成等神炮手们的“特殊关照”……

　　22名勇士，是在红军强大火力对泸定守军实施了有效火力压制后，攀着铁索去夺桥的！

　　这就是相当长时间以来，很多教科书乃至回忆录在陈述这场战事时，不曾道出或不愿道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红军强大火力有效压制了泸定守军，突击队员们开始……”，似乎一道出这个前提，22勇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要大打折扣似的。这种思维定势真正是让人啼笑皆非：红军强大火力对敌军的有效压制的确是给突击队员们上了一道保险，但这道保险却不是万能保险，“有效压制”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再有枪子儿朝他们身上飞来！更何况，就算没有这种枪子儿飞来飞来的战场环境，又有多少人敢于尝试去攀着那十三根光溜溜的铁索过河？……

　　泸定有群众目击了22勇士攀铁索夺桥的场面：“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河这面就一齐开火，河西街的铺板、门板都被拆下来了铺桥板，前面（的人）两个、三个（人）一起（堆），爬着铁索往前面打，后面的就铺板子，……”[[[]]1972年年3月13日邓友珍（女，当时泸桥公社沙坝生产队社员）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红军吹起冲锋号，在天主教堂这面，现泸合酱园前集合，排起队操起板子就到桥头。到桥（头）时天就看不大见了，见有人冲在前面，后面的铺板子，……”[[[]1972年年3月13日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

　　在突击队后面“铺板子”的，就是三连连长王有才的“铺桥突击队”。

　　现住河西街的李国秀老太太当时还是一小媳妇，那天她给红军捐助了自己家的门板，还招呼左邻右舍把门板借给红军。她也目睹了红军攀铁索夺桥的场面：“当时打了几炮的，我看见有红军从铁索上掉了了河，就在沙坝街上喊‘那些先生好造孽[[[]川语“很遭罪”的意思。 ]]噢，再给他们整点门板来哈……’”[[[]2006年7月22日李国秀口述。除笔者和笔者的朋友唐皓、丁力在场外，在场者还有泸定县红军纪念馆馆长郭成燕，原泸定县旅游局局长邓明前，原泸定县红军纪念馆馆长王永模。 ]]

　　李老太太口述的时间是2006年7月22日，那天笔者去她家拜访，刚敲门却发现老太太正柱着拐杖从桥上气哼哼地往家走，一边走一边还念念叨叨骂骂咧咧。一问才知道，海内外关于泸定桥的那些“猛料”已然出口转内销绕了一大弯儿来到了泸定，老太太是瞅着桥上桥下生意人也在传播这类“猛料”因而动了真气：“没打仗啷个过桥？莫非他们是来会亲家的么？”……

　　这位李国秀老太太很有意思，前些年有电视台来拍关于飞夺泸定桥的电视剧，大概是因为河东岸县城现代化建筑太多，导演只好把夺桥场景反过来拍，把红军从西岸向东岸攻击变成了从东岸向西岸攻击，这让老太太瞅见了大为不满，扯住人家一脸严肃地说：“你们整反了，整反了，红军打仗是从这边往那边打哩，你们咋个弄假的哟……”

　　执拗的老太太无意之中道出了一个真谛：就创作劳动而言，艺术家享受的自由比史学家享受的自由要大得多！捡起一个具备传奇要素的素材作夸张、渲染、突出、引伸等“艺术加工”，将“生活真实”提练成为“艺术真实”，那是艺术家们的当然权利，但却不是史学家们的当然权利！史学家要越位干艺术家的活儿，那是肯定不会遭世人待见的——各位可千万甭小瞧了现如今八○、九○后小年轻儿，如今是信息爆炸时代，他们的见闻可是比当年笔者与他们同龄那会儿强太多啦！“宣传口径”、“新闻通稿”这一类官腔八股，那是阻塞不了他们旺盛的好奇心与求真欲的！你要是没有攒得足够的本钱让他们心服口服，他们完全可以翻了你一白眼儿还不认你这壶醋钱！

　　当然，如果有人要掂着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某些细节场景去置疑或臧否历史的本相，那也是和尚朝着道观磕头——没认准庙门儿！艺术家在从事创作劳动时，还是得时时掂量拿捏好“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对历史保持敬畏感，不要过于轻狂、轻薄乃至轻率地去挑战“艺术真实一定要反映生活真实”这个底线！

　　说远了，还是回到那年那月那日的泸定桥头来。

　　在强大火力掩护下，22勇士以勇悍无畏之气概一步一步攀着光溜溜的铁索靠拢东桥楼，手中的“花机关”吐出了一条条火红的信子……，这气概这阵仗，想必与如暴风聚雨般的强悍火力一起发生了作用，在东桥楼守军心中大大催生了震撼和挫伤：

　　“红脑壳的炮火好劲仗噢，弟兄伙怕是躲不脱噢……”

　　“红脑壳这是些啥子人噢？啷个楞格拿命不当命哩？……”

　　王靖宇老先生在其回忆文字中也转述过有关当事人“口头告知的忆述”：红军机关枪密集猛烈，红军突击队步步逼近，“守兵见此情形，吓得魂不附体，呆若木鸡，桥楼狭小不能多容守兵。桥的左右均是民房，没有射击准备，增援上来的守兵，在民房（以背临河的民舍）后边窗口上，向扭着铁索而过的红军突击队员乱放了一阵枪，毫无效果”。[[[]王靖宇：《四川军阀刘文辉部第二十四军堵击红军长征经过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册》第5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这种场面对守军上上下下的压力肯定是很沉重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泸定桥守军最高长官李全山与他的长官袁镛通了一个电话。

　　关于这个电话，川军河防诸将在回忆文字中写道：

　　这可能正是李聚奎率红一师一部直扑龙八埠第四旅旅部的那个当口。

　　李全山不得不面对一个选择：是在泸定死扛到底，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死扛到底？龙八埠距泸定城不过50里左右，现尔刻旅部已受到“赤匪”攻击，这说明他们已经打到了龙八埠，而且很可能正向泸定赶来，旅长自顾不暇，那肯定就顾不上我们了！几个小时后东岸“赤匪”主力可能就要扑到泸定，我等腹背受敌，泸定肯定是守不住的，又该如何是好？……

　　死扛到底，那就是死路一条！

　　那就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怎么走？昨日来路显然是不成的——“赤匪”们既然已经打到了龙八埠而且很可能正朝这边奔来，往那边跑显然是送到人家面前受死！如此就只有一条道：从泸定城沿河上行到四湾、五里沟，再向东翻越马鞍山垭口退往天全……

　　李全山跟两个营长一合计，“大家认为既然龙八步的情况已经不明，红军夹河而上，自己腹背受敌，决难久持。遂决定由周桂三营断后，李全山率领其余两营（笔者注：应为团直和李昭营）取捷径退往天全，当夜即出发。周桂三决定饶连的虎班长带一班人作为最后守桥部队，饶连断后并放火烧桥”。[[[]]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第3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

　　东桥楼守军撤离时，泼上一桶煤油点着了一把火。

　　这个时候红四团突击队已接近了东桥楼，却突然被冲天而起的火焰拦住了。

　　突击队员们一时楞住了。

　　王开湘、杨成武急红了眼，站起来就喊：

　　“同志们，莫怕火，这是最后关头，敌人已经垮了，赶快冲过去，就是胜利！”

　　爬在最前头的突击队长廖大珠突然起身，冲向正在燃烧的东桥楼。

　　突击队员们接二连三地站起来紧随其后，烂脚丫子套草鞋，踩着滚烫的铁索，燃烧的桥板，冲进了火势熊熊的东桥楼，手榴弹也接二连三地朝双枪兵扎堆的地方招呼。杨成武等带着二梯队也赶了上来，王有才头一回铺的门板铺得很稀，铁索桥被成百双套着烂脚丫子的草鞋踩得象筛筛子一样乱晃荡，而这当口冲过去的人们却谁也没感觉——仗打完了重走，人人都小心翼翼。

　目击战斗的当地群众称：“他们（敌人）跑时，泼上煤油烧房子，红军冲过去一阵就打熄了”[[[]1972年年3月13日邓友珍（女，当时泸桥公社沙坝生产队社员）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桥这面桥楼就烧了，红军冲过来后不一会就打熄了”[[[]1972年年3月13日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而数年后在此间游历考察的著名川康地理学家任乃强老先生亦称：“二十四年因阻红军过境，守军纵火并泸定市焚毁，后中央拔款饬川康边防总指挥部重建，一仍旧制”。[[[]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

　实际上，泸定桥桥面上的战斗持续时间并不长，也就二三十分钟左右，但城中的战斗还进行了个把小时——红四团冲进泸定桥城时，“周桂三营仓皇撤出泸定向天全退却，虎班全部被红军消灭。饶连在红军渡过泸定铁索桥后，为了掩护周营撤退，仍作顽强抵抗，经红军展开扫荡战，饶连伤亡更大，周营只剩下十几人。”[[[]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

　当日17时左右，泸定桥，成了红军的桥。

　关于红四团突击队夺桥的情况，守军连长饶杰有过一段与众不同的忆述。尽管笔者根据有关史料证据综合当地目击群众的回忆，再经过反复考据后认为：这段忆述水份太大，至少难以全部采信，但这毕竟也是亲历当年泸定桥战事的守军人士留下的唯一一份口述文字记录，故而还是原文照录如下，以供各位方家继续探究辩析：

　这里所言的“水堡”就在沙坝村河滩，而那里是根本找不着船的——船早就被拖过了河，而且那里的河段水势也一点儿也不缓（当时是正逢涨水）。既或是红四团佯动分队靠现扎的木筏渡河，也会顺流漂向下游很远的安乐坝，少数人登岸上行攻城的难度未必就比攀铁索抢桥更小。

　天快黑尽的时候，红四团已经完全控制了泸定城。

这本书是专门讲泸定桥之战的？《非常轨迹》再版了吗？

听到过两个解释：一是此桥来之不易，川军不舍得；二是川军受贿。

　　泸定桥的大渡河上联结川康的交通枢纽，既是民间百姓的茶马互市通道，也是刘文辉部赖以生存的鸦片贸易通道，还是川康官员和军队往来的通衢要冲，炸桥之事非同小可！在当时条件下，炸了之后再修复也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这泸定桥一头担着康定一头担着雅安——这会儿康定还有余松琳一个旅哩，这两头都是刘文辉的命根子啊！这个干系绝非一个团长可以担戴，除非是刘自公他老人家亲自授意！但无论是川军河防诸将的回忆里，还是在相关档案史料中，笔者均未发现过刘文辉有过这样部署——哪怕是这样的考虑或意图。

　　实际上，自泸定桥建成以降迄至此时的230年间，这片地域经历了多次政治军事的大变局，各路豪杰凫雄争相角逐于此间，在泸定桥两头你来我往追来逃去的时候也很多，但却没有谁想过毁掉这座桥来给对方制造麻烦。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人人“高风亮节”都很君子，而是因为他们谁都明白个中利益与利害：如果毁掉这座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来为难对手，那么自己被为难的时候一定不会比对手更少。

老蒋逼着红军跟地方军拼命，可惜地方军阀都不愿拼命。

多谢双石解惑！

中央军要控制西康，一样少不了这座桥。

实际上，泸桥之战后，中央军李韫珩部就驻军康定，没这桥，他们吃啥喝啥穿啥？

老蒋如果能一心一意地剿共，真心实意地把红军当作生死大敌，就可以下这个决心。毕竟干掉红军之后，其他的都好说。高祖不就烧过栈道吗，比之一座桥更重要。但与天下相比，这些都是毛毛雨啦。

不过老蒋干事一向三心二意，所以真的难说。

常公从来都是二心并用的，但不管哪个目的，要控制这片地域那是没问题的！

泸定不冶铁，不产竹，知道要修复这座在当年有多么困难么？

四渡赤水那会儿，土鳖摆脱围追堵截的决心如何？可中革军委的命令是凡架设的浮桥一律不准破坏，以利机动作战。可这么一来，敌人围追堵截岂不是更方便了？然而土鳖还是认为，两相方便的结果，还是自己方便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