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喀什， 我的南疆 -- 故乡在喀什

当年农村，鸡鸭鹅毛，山草药，蓖麻子等，全赖供销社收购，作为农民的一项其实算挺重要的经济收入，供销社转制之后，没了销售渠道，资源变垃圾，农村又少了一分不错的收入。

转而想到废品收购站，为了房地产业，当然，是说为了市容市貌，基本上废品收购站已经见不到了，资源又是变垃圾了。嚷嚷得震天的垃圾分类，其实我觉得吧，也就是得益了某些资本集团，实效，我看接近于零。收垃圾的三轮车，越来越难见，因为小区不给进，而且三轮车收垃圾的，价格严的低，称头又老得厉害，都没有了卖垃圾的意愿，就剩一些老头老太太不收存点家里的旧书废报之类，一大堆卖个二三块钱。

挟点私货：我是反对特大超大型浪费型城市的。

资源其实不在于开发，而在于利用和循环。

我以前做过废金属生意，其实越是看不上眼的回收品，利润和意义越大。可惜了，中国以前特别有特色的许多渠道都没有了。

造成了集体的自大。而自大的个人经过历代淘汰已经形成主体人群由个人自卑组成了。另外，世界上曾经被殖民被奴役过的国家，往往也是集体自大突出的国家，比如“战斗民族”，阿三，墨西哥，甚至在近代欧洲经常挨揍的法国等。

很有意思的视角。

我看新疆轻纺没落和武汉轻重工业没落的原因是一样的。九十年代末朱镕基主推出口退税，沿海轻纺产能瞄准外需，企业即使零利润销售也可以获得十几个百分点的退税，满足内需的企业怎么竞争得过？理论上出口退税政策一视同仁，只是以内地当年的运输成本而言，内地低附加值的轻纺产业压根儿没法参与竞争。事实上当年党中央就是以牺牲全国人民医疗、教育，住房保障为代价，扶持的东部沿海产业。所以坊间传闻上海帮啊上海帮。

在南疆，你有时可能看见维吾尔小姑娘的眉毛不是弯弯的，还是画成了一条线。把眉毛画成了一条线的颜料叫：奥斯曼，一种植物的汁。这种一字眉，除了美容外，还表达了一个父母的心愿：女儿不远嫁。有一次在疏勒县的牙甫泉碰到了一个罕南力克的厨师（罕南力克这个地方是男的出厨师，女的出演员）带着画着奥斯曼的小姑娘，就问他想最远把这个姑娘嫁到哪里？厨师想了一下说：英尔力克。大家全笑了，因为牙甫泉和英尔力克，还有罕南力克三个乡基本上就挨在一起。

心愿归心愿，现实归现实。现实中，每个维吾尔人心里都埋藏着一个种子：走出绿洲。南疆的一个个小绿洲都灌满了外面世界的传说。在有的绿洲里，如果不走出去，可能连人民币都认不全！而且如果对伊斯兰教略有接触，那沙特阿拉伯的朝觐则更是让人心驰向往。许多南疆乡村的小姑娘走出去的真是非常虔诚的。在南疆，小保姆的年薪有时几百元就够了。这还是2010年后的价格，在2010年前更低。南疆小伙子学艺走的路线和汉族人民国时期的套路差不多，头三年管吃管住没工钱，三年之后再从一年几百开始。我也特别希望我是少打了一个或者两个0。但对于不懂汉语的维吾尔农民，只要能走出绿洲，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如果说从绿洲走到城市不容易，那么从南疆走出去则更难，朝觐和经商都一样。从南疆向西，历史上是有线路的，只不过是比较难走。从莎车和叶城沿山路一直绕，是可以绕出大山到达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的。这在过去和今天一样，中巴公路不是西向的唯一通道。包括中巴公路上，其实都散乱着一些维吾尔人，在汉族人的眼中他们已经与巴基斯坦人无异了。这些巴基斯坦的维吾尔人中，许多人都把守株待兔的故事一遍遍地演绎到了纯熟。那兔子就是从南疆出来的曾经的同乡。这些从南疆冒天险撞上来了的同乡，给巴基斯坦的维吾尔人（主要在北部地区，现在叫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带来了故事，财富和女人。这些巴基斯坦的维吾尔人倒也坦白，在吉尔吉特市中国巴扎附近的烤肉摊上时不时地更新着谈资。这些卡瓦普其（烤肉贩子）之所以能够如此心安理得，是因为南疆无论是做生意还是朝觐，只要还想回南疆，一般都要见他们两次。在巴基斯坦和南疆，碰到过许多从山路跑出来的维吾尔人。但真正有触动的是一位色满宾馆的女服务员。按照文字来看，她是要嫁到巴基斯坦的山里去了，我只是在审批的一个环节看见了文字信息。我找到交办领导说，这个地方能去吗？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领导说：不去怎么办？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后来，在一个旅行中，碰到了一个嫁到那里的北京女士。听着她讲那山里其实如何桃花源，如何三毛，如何仙境。我一直默不作声，直到她愤青般地开始说中国如何不堪。我问她，你嫁的是帕坦(普什图人)吗？从此，她开始安静了。她其实真的连自己嫁的人是什么民族都不知道!

从家乡走出去，对于谁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走出国门的维吾尔族一定要想好三个问题，中国怎么样？汉族怎么样？中国共产党对你究竟如何？这是我的一个维吾尔族朋友总结出来的。他懂英语，他通过朋友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回到了喀什。能够从喀什办好去美国的签证，呆上了一阵子，没有滞留，而是全身而退，回到了喀什。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但是这个人没有炫耀。他说，呆在美国其实是一件特别无聊的事。绿卡和护照都是可能的，但是那都不是白来的。许多时候，他文件里要骂清楚三件事：中国，汉族，和共产党。在他看来，要把这三骂搞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大，美国的穆斯林人口有350万和喀什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差不多（喀什地区有400万人，与伊斯兰有关的少数民族约占百分之九十）。全美国有差不多2000座清真寺，喀什有1万多座清真寺（约占全中国清真寺总数的四分之一）。通过这样的数字让他骂中国，骂汉族，骂中国共产党，他失败了。而且，在外国的维吾尔收拾起维吾尔那叫个：畜牲（原话如此）！所以，他回到了喀什。美国没有给他留下痕迹也是不对的。回到喀什后，他买了一辆切诺基，在陆巡和SUV遍地的喀什显得那么特立独行。每次看见他的切诺基，我都想起了一句诗：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俺已飞过 （I leave no trace of wings in the air but I am glad I have had my flight）。情怀啊！

走出，就是离开。如果是离开，就会回来。如果不回来，就是出走。有一次，一个维吾尔小男孩拿着一张照片跑到我所在的来要求：找爹。他指着照片上的人说：拿他回来，他是坏人。照片里，一个留着大鬓角的花衬衫男在一辆地铁前摆着造型。小男孩说，那个花衬衫男是他的爸爸，在德国。8年了，这个人只给他们寄来了一张照片。政府应该把这样的坏人抓回来。维吾尔族是一个比较老派的民族，对父亲和长辈的尊重比汉族的熊孩子要强很多。这么多年了，我也只碰到过这么一个颇具文革范儿的维吾尔组孩子而已。我能对这个孩子说的，只有：你爸爸在德国，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他不一定就是一个坏人。望着抽泣但戾气全无的孩子离开，我只能长叹一口气，对自己说，福刚，应沙啦（孩子，但愿吧）！

有回来，就有回不来。在巴基斯坦，我还遇见过想回，但回不来的。主要有两类。一种是有证据，有希望。一种是无证据，无希望。有证据就是有明白的历史身份证件。哪怕是过期的身份证，户口本，和亲属通信，都可以用来证明自己和中国的关系。中国的外交官是接受证据，不接受胡搅蛮缠的。哪怕是只言片语，中国的侨务外事官员都会按章处理的。但是，有些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与中国关系的，只能呆着了。在1962年“伊塔”事件中跑到苏联的人，其实都挺蹉跎。到苏联后，没完没了的甄别和考察让人有的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和中国的政府或司法干部比起来，苏联的克格勃那真是干净，彻底，让人没有脾气。

懂俄语，有技术的可以接着受教育，然后进入工厂。没有受过教育的，连种地都没有机会。有的甚至被安置在了阿富汗。因为只有那里，才能找到不需要教育，靠天吃饭的出路：牧羊。

我就遇到过一个连俄语都不会，只会维吾尔语的老汉。他在阿富汗放了30年羊。据他说，他是莎车人。他是怎么去的伊犁，他自己都忘记了。后来和人流跑到了苏联。学习，劳动，都不行，苏联人干脆酒把他送到了阿富汗。在他的记忆里，阿富汗在苏联人来以前是个不错的地方。人好活，羊好养。苏联人来到阿富汗以后，这个莎车老汉早早的就被苏联人提溜了出来（音乐：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两眼）。苏联人打他，折腾他，他都不知道为啥。后来，跑到巴基斯坦后，阿富汗人也不待见他。

所以他想回家，诺大个中国，他只知道他是莎车人。难得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没有忘记维吾尔语。巴基斯坦的喀什老乡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其实，想想伊塔事件（1962）年代的中国，和战乱的阿富汗，我觉得他过得还行。几十年来，不管在哪里，都没有饿死。这个莎车老汉是随波逐流的走出了新疆，造化不算弄人，对他不薄。

新疆还有一种维吾尔人是出走。出走意思就是割袍断义，镜破钗分，恩断义绝，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在这些人眼中，中国，汉族，中国共产党把他们折腾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一定要把中国，汉族和中国共产党怎么样一下才行。但是，这些出走的维吾尔只是通过自己的故事展示了一个颇有担当的中国，只是算明白了一笔看似糊涂的帐。

在展示出走的维吾尔人是如何憎恶中国的报道中，有一个特别有喜感。一个92岁的维吾尔老汉说他特别恨中国，要杀回新疆，报仇血恨。为了图像明志，他跳上了一台机关炮嗒嗒嗒的朝天射击了一阵子。在中国，这个汉族占多数人口，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国家，跑到了土耳其的92岁的维吾尔老汉还可以开得动机关炮。这医疗事业得多发达，社会保障要多完备！我怎么觉得这个维吾尔老汉是跑到土耳其是去拉仇恨的呢!

在另外一个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中，一群身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在怒斥着中国，汉族和中国共产党。他们说“三恶”的罪名被放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希望他们在中国的亲人如何如何。怒斥后，记者问：你们谁希望在新疆建立独立的维吾尔人的国家。所有的人高高的举起了手。

和维吾尔族聊天有里也聊到“东突”的话题。维吾尔族里有的人也不勺（新疆话：傻）。有一位维吾尔朋友的一个说法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如果汉族真的要把维族怎么样，维族没有那么硬的脖子。我深以为然。中国，汉族，和中国共产党是仁慈的。仁慈这个词在英文中，比较接近的是: mercy。

这些维吾尔人如果在美国，做出这样的事，提出这样的要求会怎样？在西非，有一个叫利比里亚的国家。林肯解放黑奴后，美国的黑奴在利比里亚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里含有自由的意思，国旗直接就把美国的国旗改了一下颜色就用了。这个国家和周围的国家一样的也就只有肤色了。一次次被打败，一次次的内战，一次次的灾难。最近的一次灾难是伊博拉病毒，这次是中国人救了他们。只有仁慈才能形容中国的特点。在救治伊博拉病毒的同时，中国人把疟疾也帮许多地方解决了。在这个世界上，疟疾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奎宁早就发明出来了。欧美人有时拿奎宁调酒喝。但是，非洲的许多疟疾病人就是用不上奎宁，因为他们买不起。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应该是无价的，这是所有的宗教的说法。但是，把一个个非洲人的命当作生命的只有中国人。

今天，有的维吾尔也跑的够远了。但是这个世界也真的让维吾尔人糊涂了。多年前，有的维吾尔人拿着中国的护照躺在地上，堵了沙特阿拉伯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门。刚开始，巴基斯坦的警察比较茫然，巴基斯坦警察还是把维吾尔人搬离。毕竟，穆斯林皆兄弟嘛。但是，当有一个维吾尔把有中国国徽的护照扔在地上以示愤怒的时候，所有在场的维吾尔人被打进了警车。后来，再也没有维吾尔人敢轻易接近沙特阿拉伯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了。巴基斯坦警察用警棍是专门训练过的。打中国人，绝对下不了手。打侮辱了中国人的家伙，据说没有人敢拦。

那些所谓的维吾尔精英我也遇见过。我觉得许多维吾尔精英真是为了污辱智商而培养出来的。有多少维吾尔人出走中国了？没有人知道。但是，今天维吾尔人出走，或者出逃的每一个案例都在证明维吾尔族的愚蠢。这样的说法似乎非常得罪人，但不这样说不足以讲明白维吾尔人出走的龌龊。

分析如下: 今天的维吾尔人走西线的非常少了，不是因为道路艰险，还是因为维吾尔出走已经被开发成商品了。维吾尔人出走后，经常几百人，几百人的被东南亚国家拦截，扣押。这些人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纸片，同时又没有一个团组缺少现金。有土耳其国旗，有英语翻译，有表演悲情的孩子和妇女，但就是没有一个说得清楚中国，汉族和中国共产党在什么地方对不住每一个人的案例。

这是一条巨大的产业链，这是一条绵延的利益链。有人为他们发声，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没有从中挣钱。从喀什，到云南，到东南亚，到土耳其，到叙利亚，到阿富汗，恶心世界到了极致，填进腰包的那不就是一个个鲜活的维吾尔人生吗?

上海小姑娘看见了心仪的东西，没有钱的时候，会找一个男生陪同一起逛街，这个男生被称为“皮夹子”。中国，汉族，中国共产党就是被维吾尔出走利益链当作了“皮夹子”。看似口若悬河的宗教，民族，人权，落实到自己手口中全成了“排当子（维语：利益）”。

这些出走的人不是穷人，穷人也出不来了。出走的维吾尔组都是维吾尔族的中产阶层。这就是今天维吾尔出走最大的现实。那个莎车老汉两次“偶遇”苏联人的黑色幽默今天肯定不会再发生了。今天出走的维吾尔又为什么要如此绝决呢？这是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宗教管理。这是维吾尔族出走的软件。喀什地区有1万多座清真寺，那么就肯定有几万人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阿訇”，他们的权力和“神力”不断被放大，他们的爪牙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可以让未成年的孩子缀学学经，可以分配别人家的遗产，可以左右男女婚姻。如，有人婚姻关系出现问题，就花几千元买他们念过经的“圣水”，有的水要喝，有的浇到对方的家门口。阿訇说了，有了经文的神力，这段婚姻就可以起死回生或是让背叛者一败涂地，结果怎样可想而知，但这些人却认为为宗教信仰破财不算损失”。：“曾经认识一个嫁给医生的朋友，她儿子小时候一哭就会背过气去（其实就是幼儿摒息症），她就找阿訇看病，阿訇说自己要念经，然后往孩子嘴里吐一口痰，说是让孩子吃下去病就好了，受过教育的她居然同意了，阿訇治病的结果不言而喻，最后他们还是去了乌市的大医院治疗”（注1）。“一样到泥巴种出百样的花，就看勤快不勤快”。这是在内地。在新疆，对维吾尔人来讲，越是偏僻，越是农村，越是汉族人少的地方，勤快与致富的关系就越淡薄。宗教，注意不是极端宗教，已经“成了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注2）。

历史地来看，在新疆，慈悲和善意已经被用作了削弱基层政权的工具。而宗教夺权和维吾尔出走这样的咄咄怪事也似乎长成了什么三头六臂的神仙。在南疆的这幅乱像中，其实有一个穴道，这就是：分配。分配制度的混乱，就是促成维吾尔族出走的硬件。南疆既然乱像是围绕着出卖维吾尔转的，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的水龙头关上呢？其实，南疆有时挺简单。

注1：https://mp.weixin.qq.com/s/v2WFBGVILIhR24-Jz8iPZw

注2：《科学怪人》（英语：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又译作《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是西方文学中的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诞生于日内瓦湖畔，出自玛丽·雪莱之手。最初出版于1818年，较为普及的版本是1831年印行的第三版，属于受到浪漫主义影响的哥特小说。后世有部份学者认为这部小说可视为恐怖小说或科幻小说的始祖；不过，目前已知1764年出版的《奥特兰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方为第一部哥特小说或恐怖小说。弗兰肯斯坦是故事中的疯狂医生，因为以科学的方式使死尸复活，所以中文版译作《科学怪人》。而那个人造人称为“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经常很好的家具不得不扔，换了城市再去买。资源很大的浪费。其实倒不是钱的问题，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心理觉得糟践东西不舒服。如果如果京东这样的企业，在货舱弄个废品收购站，让送货员回去的时候捎上废旧货，不需要很大成本，可以实现很大的利润。就我个人来说，很多东西如果有人能用上，白给都很乐意。

农村供销社印象不深了。很小的时候去农村，当时觉得在我们当地“供销社”就是商店的意思。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农村土地集中耕种，农民转化为双重身份，一是农业企业的股东（土地入股），一是农业工人。后一个身份可以放弃。其实有点像把过去土改后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老路再走一遍。但是现在生产力进步可以解放大量劳力，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分离。这样在村一级除了农业生产，可以有个类似过去供销社的组织，可以集中小超市，小医院，小邮局，小药店，理发店，二手购销，物流中心等等的综合功能。

很多网上鼓吹的论调，就是出口了，就是胜利了，赚了外国人的钱。所以汇率越低越沾光。但是我总觉得是反的。假设我们3万美元进口原料，卖6万美元，毛利赚3万美元。而国内的配套原料人力等成本是15万人民币。假如3万美元可以换30万人民币，企业就有动力出口；如果3万美元可以换10万人民币，企业就没有动力出口。其实前者和后者从国家层面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如果按前者算，其实是我们降低了国内劳动者和资源的价格（1.5万vs4.5万美元）来补贴出口。这种出口有利，只是对出口企业的老板有利而已。但是这种表面的出口繁荣，类似我们政治课本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不过中国国家担任工人的角色。随着生产的扩大，广大生产者（中国人民）购买力愈加萎缩，最后供需不平衡造成危机。美国人啥都不干用中国的产品比去上班还划算；中国人累死累活却没能力消费。弄得两头怨言。

现在大队改叫村委会。供销社一分两半，成了一个小超市，和另一个小超市。靠着国道，虽然面对面竞争，但也都还生意不错。村里人剩得很少（郊区村，大部分人进城工作），但是房子倒是都更新了，回去的时候恍如隔世。只有大队和供销社还是原来的建筑，成了地标。

看到标题，再加点新内容。那就是现在对外人和年轻人，村里地标是个教堂。原来在解放前我村居然是个传教的中心，里面的主教是读原版圣经的。很多人家从大清的时候就开始信了教。但是我居然一直不知道！很多小学同学现在居然成了教徒，还是家传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连个P也没听到。不禁感慨毛时代去宗教化的成功，和现在宗教回流的迅速。

只要可以把产品倾销出去，能赚到钱就行；市场是外部的，没有必要给生产者分利，是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最优模式。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本帖讲的是取之无道的问题。

牙膏皮，鸡蛋都可以换生活必需品。这是儿时那些游乡小商贩留给我的记忆，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乡供销社留给我们太多的印象。 玻璃窗里各种小人书，绚丽多彩的布匹，盐，腌菜等等都要去供销社。

每年暑假，我和姐姐都会去田野采集各种草药(夏枯草，半枝莲)，晒干后去供销社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