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新思路-理想状态的走法 -- zhuhit
其实最怕的是没有思路
我看资治同鉴,慕容宝参合坡一战被北魏拓拔打出阴影,其父慕容垂拖着病体远征北魏虽然战胜,却死于路上,之后慕容宝遇到北魏就不敢野战.就一个拖字.完全没有思路.只知逃跑,当年慕容垂手下一帮骁勇悍将,慕容垂骁勇的子孙真是被活活憋屈死,最后国破身亡.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如今国内的情况,拖和逃跑总是不解决问题了,而现如今实在和当年朱前总经理的情况已经很大不同,泡沫之广,之大,金融化程度之高,杠杆率之高已非当年可比
这种情况下,当年的方法不一定管用.
一个巨大的泡沫如同一个资金黑洞一样吞噬着资金,同时又和国内的银行,实业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大量的落后产能消耗了国内的资本和资本增量，大量的信贷消耗在了僵尸企业，房地产和地方债身上，对于江浙等经济发达省份来说，就是大量民间资本被消灭，联保企业被牵连，坏账的大量爆发，银行收缩贷款，而对于某些北方省份来说就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联保企业担保链爆发之后，政府强制命令不准收贷，如果收贷就查银行账，抓银行的人。这些问题都被隐藏，不过迟早都会爆发。所以各个地方风险爆发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至于房地产和地方债本身对利率不敏感，地方债产生不了多少经济利益，借了没想着还，房地产利润高，也对利率不敏感，其信贷资金的来源也多种多样，例如某上市企业收购小微企业，利用他们来借贷，例如融资铜，融资金等等。
中国债务gdp之比已经达到251%的比例，远超当年日本1990年的比例，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靠当年朱总的方法已经不再起作用。如果收缩信贷，其实收的是实体，地方债房地产利率再高他们总是接的住的。
现在国内的情况已经是到了必须选择的时候了，降息降准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引起资本外流）升息泡沫破裂。
新思路的开启：我并没有什么内幕，我只是凭借着一些这些年看到的事情做一些猜测。既然信贷投放上控制没有多少效果，那么就从需求端解决问题，反腐加定向宽松，定向宽松其实效果有限（有太多的渠道最终流向房地产），反腐从利益集团内部着手，打老虎，以此抑止房地产和地方债的膨胀。理顺内部关系，然后改革。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现在的方式，总量托底加政治上经济上的改革，从需求端来解决问题。大体看这两个月是暂时稳重了
但是这个总是有风险的，首先政治上打老虎的风险。
其次是不一定拖的住底，现在房地产刚刚处于下降的初始阶段，如果再下降一段时间银行坏账将会非线性增长，如果我们看到前一阶段银行坏账是实体经济联保引起的坏账爆发的话，下一阶段由于抵押物价值下降将会引起又一轮的坏账爆发，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个人收入下降导致的房贷坏账。把这个过程拉短的话就是危机了。
如果能平稳过渡没有危机的话，国内的gdp增长率将从8%左右，下降到4%以下。最理想的走法就是如此了,这条路上困难重重,还有更差的,赫赫
想盘活地产金融就得靠创新，想实现创新就得给人才施展的机会，要不是庸官昏官当道，危机怎么会这么严重？不给，慢慢熬吧，危机越严重人才机会越多
笨狼多少年前准备好的东西，连张上层入场券都没捞到——
特别的建议给特别的地产党http://www.cchere.com/article/3853628
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的总债务的负担已经攀升到超过其经济规模两倍半的水平，凸显了官方所面临的艰巨挑战，目前北京方面正在试图在不播下金融危机种子的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根据渣打的一项最新数据，中国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在6月底达到了251%，远高于2008年底的147%。
- 违规禁，【补充】可申诉或道歉来解。偏要看
经济全球化之下，富人和官僚都可以带着财产跑路别国，只留下债务和一地鸡毛在中国，而弱势群体本身跑不掉，只能替富人和官僚擦屁股。这是一个很无奈的实情。
投诉说实话的，难道就能改变这个无奈的事实？现在打土豪分田地，分了田还有帝国主义的阎王债要还，你敢不还？看看阿根廷怎么被美帝追债就知道了。
当美好的愿望碰到残酷的事实，我们要做的是认清事实再想办法，而不是投诉告诉你事实的人。
感谢管理的睿智。
帖号：4044106。处理意见为：不违规或正当防卫。不恶意违反河规。请考虑修改不当内容以避免最终处理结果出来时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
西西河里，不同意见可以理性沟通，摆事实/讲道理。居然你有这种无知无礼歧视性言论，真的令人无语。已经举报
作为草民，个人能做点什么以尽量减少损失呢？
欧美日日子也不好过，也没法打世界大战，只能熬着了。
光脚的不怕死，掌握发射钮的 穿鞋者可不干，哈哈。
打老虎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招民心所向，并且借此定点清除30年来形成的地方上的盘根错节的势力，山西就是样本，基本半个山西20年的地方势力全端掉了。这种反腐减少需求端压力，并且分浮财可以拖2-3年，光靠斗地主是不行的。
现在还在分资产，当然不是老百姓参与。
最后能拉起中国经济的是，李彦宏的用互联网把所有产业做一遍！
去年到今年，中国首富都是互联网大佬！房产大佬淡出首富榜，窥一斑见全豹
送花成功。恭喜：你意外获得 8 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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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其实最怕的是没有思路”。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其实都和日本台湾南韩经济高速增长期跨度差不多，如果你分析中国同上述的几个经济体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国的问题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可能并不像其表面看起来的那么风光，因为衡量经济技术活力的指标，即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严重落后于其他亚洲高增长经济体处在相似发展阶段时。
1978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期间人均年收入由2,000美元增至8,000美元。相比之下，日本1950年至1970年的相似高增长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台湾在1966年至1990年为3%，韩国在1966年至1990年为2%（相关经济体的购买力因素已考虑在内）。
所以中国在上述时期取得的高速增长主要由投资推动，效率相当低。
当投资的空间受到不可避免的压制后，中国的高速增长就嘎然停止了。如同你提到的，债务占GDP的250%后，还本付息量已经超过GDP增长量后，经济就进入停滞或明斯克时刻，也就是庞氏骗局的终结时刻。
另外一种推断办法就是看M2的上限或极限。投资效率太低，回报无法还本付息，可以用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拖延下去，一旦M2无法继续增长，那么，新的投资或借贷没有来源了。靠投资带来的庞氏经济增长就要停止了。
中国的基础货币25万亿左右，以货币乘数6计算（这个杠杆率相当高），那么中国的M2极限就是150万亿。目前M2是120万亿左右，由于银行准备金是基础货币的20%，一旦突破120万亿的M2，意味着周小川同志使用预备队了，这是非常险恶的一招。
由于基础货币中，外储占款是20余万亿左右（中国外汇储备4万亿美元计算），所以一旦外资外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打击是举足轻重的。人民币发行锚定与以美元为首的外币的特征在目前的态势下特别明显。
事实上中国的M2在今年7月（8月？）出现萎缩，证明投资推动已经失效（或外资拔腿外逃）。
所以从江朱-胡温-习李行政当局一直知道这种以投资推动/出口导向经济不是办法，也一再提出产业升级--就是不知道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要达到3%。
这就是创新升级的量化指标。至于如何具体做有一些窍门和奥妙，中国历代领导人明显还没有摸到门道。
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要在劳动生产率上社会主义社会超过资本主义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的速度记录是日本创造的，没有一个国家超过，所以我们先不谈社会主义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赶上行不行？中国这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至少要扯平资本主义国家地区如日本南韩台湾吧？
中国的高速发展期即将结束，这段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这个基础和前景看上去非常不妙--许多曾被视为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国家都存在以下问题：无法提高生产率，无法顺利实施根本性的结构改革，无法摆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中就包括阿根廷，巴西和智利。
阿根廷的富人发家后在其母国西班牙有着巨大的不动产投资，如同至今的中国富人达官们纷纷把资产转移海外而不是投资扩大再生产。
历史有何等相似之处。
你说的：“其实最怕的是没有思路”。现在就是没有思路的危险性的时刻，中国的聪明人如富人官人们看来没有招数，36计走为上。
抛开富人达官外逃这些破事--蒋介石把当时全中国黄金都拐走了也没什么要紧。那么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尤其在高速增长期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
1945年-2008年这个二战后60余年间，历史给了中国和东亚各国人民（韩国人民欠缺一些年份）没有战乱的可以高速发展的和平时期，能不能抓住历史机遇就看各民族的智慧和运气了。
如果不能在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上做文章，那么守成行不行？用稳定低速打持久战，不折腾，不做世界大国梦，精兵简政，最后花100年时间稳步爬出低收入陷阱？
河友罗化生把部分日本光电技术能力予以整理总结，遭到河友陈王奋起挥黄钺的鄙视，认为中国的技术水平同日本差距不过5年，赶上去轻而易举。
我对此感到有些困惑：在30年内，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是4%，另一个国家是1%，怎么到最后那个只有1%增长率的国家只比那个4%增长率的国家落后5年？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日本鬼子拿了16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5年后中国也能拿到这么多诺贝尔奖吗？
现在打土豪分田地，分了田还有帝国主义的阎王债要还，你敢不还？看看阿根廷怎么被美帝追债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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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已经试过一把了，再试一把边际效用也不大了。
中国不是阿根廷，有债不赖是由不得自己。
德意志银行分析师认为西方在中国的FDI的安全性就是以中国的外储担保。
习李行政当局一旦实施打土豪分田地方针（不是说没有可能），那么外资就要抽资，如果中国政府禁止外资流出，那么必然面对外国对中国外储的冻结。
从字面上看，中国的土地已经不够用来养活中国人民了，所以怎样折腾也无关紧要了。
名字叫做：生产率问题拖累中国经济增长，所谓的1%年增长率更是该文作者伍晓鹰的一面之词，颇能忽悠一些“中国崩溃论”的忠实信徒。
恰好小弟在网上看到一篇争锋相对的文章，转载过来请P教主指正指正，外链出处：
中国生产率下滑？旧瓶旧酒的新炒作
作者：魏峰
“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否定了“中国经济奇迹”？
近期，围绕着中国连续多年二位数增长时代告一段落的背景，对于中国经济是在转入较低增长但仍然相当高速的新常态，还是更大幅度跌落甚至进入停滞时代前的暂时盘整，再次成为全球经济学界和媒体财经专栏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看待和分析驱动了中国近数十年高速发展的经济模式的内在质量和效率。
本月初《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声称两份分别由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顾问及中国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伍晓鹰，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滨撰写的独立研究报告，都通过分析对比中国和东亚另一些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数据，发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下，生产率却提高的非常缓慢（相比发达国家和其他较先进的东亚经济体的同期数据），进入新世纪以来甚至出现了多年的负增长。根据作者的解释，这意味着尽管中国过去几十年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但这“奇迹”主要是依赖增加投入而实现，不仅实际效率很低，并且还越来越低，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这个观点遭到了前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的反驳， 在9月4日的演讲中，罗思义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理论早就被世界权威组织所放弃，而历史实践证明增加投资才是加速增长最有效的途径，中国奇迹在经济规律本质上其实是完全“普世”的。
并非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理论的缺陷
在笔者看来，罗思义相当有力的论证了投资（包括资本和人力）在各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不过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对“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不能起到主导增长的作用，并没有详细阐述。阅览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读者可能还是会有疑惑：TFP看上去不就是被称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进步吗，即使中国过去数十年经济奇迹的基础是稳固的，但如果劳动生产效率始终徘徊不前，不是终究会让经济增长停摆吗？
其实不然。
全要素生产率并非是劳动生产率的另一个代名词，虽然听上去二者相当接近，但实质差距巨大，有时甚至还会发生背离的情况。例如，根据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莫志宏、沈蕾的研究（注1），中国1952-197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是-1.9％，但同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仍然有1.78％。其他学者的研究，虽然最后数据不完全一致，但大致结论都是一致的。将TFP增长率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或产业科技水平进步划上等号的看法，其实是由于文字歧意引发的误会。
虽然在一般讨论中，TFP通常被理解为“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但实际上，首先正式提出TFP概念的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J.W.Kendrick）在他的名著《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趋势》中，对TFP的定义是“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部分”，即排除资本、劳动、土地等投入后的“增长余值”，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有固定范畴的概念。而开创了对TFP进行定量分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把TFP作为一个单独要素予以分离时，也将之称为“我们无知的度量（measurement of our ignorance）”。“之所以用一种否定的表述来定义这个概念，是因为现实中技术进步的形态多样，原因也非常复杂，当人们不能仔细区分到底是何种原因引起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时，便笼统地说成是‘技术进步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注1）。
如果用更直白的话语来解释，含义就是：在具体的案例（确定时期内的个别经济实体）中，经济学家们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清楚TFP里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其中比例又是如何分配的。而是在把已经清楚来源的经济增长部分去除后，将剩余还没弄清楚的“余值”一股脑的扔进TFP这个筐子里。索洛在刚把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引入他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时，甚至将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的87.5%全都归因于TFP的进步，这在以后被证明完全是夸张失真。
不过尽管后来的经济学家者们进行了大量修正，但TFP理论与经济运作的实际经验间仍然经常发生冲突。莫志宏等人就指出，长期的统计数据都表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欧洲（平均），但TFP增长却低于欧洲（同注1），于是从TFP增长理论出发，会推出一个违背逻辑的结论——美国和欧洲的生产效率都比对方高！这种难以解释又无法回避的矛盾正是TFP理论并不成熟严密的无奈表现。
可以任人摆布的“全要素生产率”
勿庸言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之所以刺眼，主要在于它引用的报告中，中国的相关数据很不好看，尤其与东亚另几个经济体相比，更甚至可以用糟糕来形容。份量最重莫过于这段分析：“伍晓鹰表示：1978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期间人均年收入由2,000美元增至8,000美元。相比之下，日本1950年至1970年的相似高增长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台湾在1966年至1990年为3%，韩国在1966年至1990年为2%。他称，相关经济体的购买力因素已考虑在内。”
根据笔者所知，伍晓鹰的这个研究结论很可能是目前为止，对中国1978年后TFP增长率最低的估计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报道声称是依据两份独立的报告推出的，但通过分析被引述的报告内容，并查证作者以往的公开论著，可以比较有把握的确认，其实二位作者对中国经济模式及未来前景的看法并不相同。真正一贯严厉质疑中国统计数据，并认为中国经济的真实规模、增长速度和未来潜力都被大大高估的只是伍晓鹰，除了利用TFP数据发出警告外，近期他还发表论文认为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足足被官方夸大了三分之一以上。而朱海滨对这种激进观点应该是相当不以为然的，2012年他在研究报告里就明确表明，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官方有意捏造重要的统计数据。
遗憾的是，笔者目前没能查询到被引用报告的全部原文，无法进行直接分析。不过业内人士都知道，TFP是一种非常容易被原始取样和计算方式左右的数据，对同一经济体的同一时段，经济学家完全可以轻易的得到差距极大的不同结果。而根据伍晓鹰在报告中使用的中国人均收入数据，通过查证一些资料推测，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在设计模型之初，对结论就有了某种倾向性（注2）。
当然，中国TFP数据自90年代以来总体上就呈持续下跌之势，这确实得到了国内外大多数经济学者的认可。但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却是各有千秋。有的学者，如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李宾、曾志雄（注3），西北大学和宁波工程学院的李婧、邢向阳、郝索（注4）等人各自通过更新假定和要素，重新计算出新的数据，认为中国的TFP增长率其实被严重低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郑玉歆则对TFP本身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以及度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局限制，直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注5）。他和随后呼应的林毅夫等人（注6）的观点，实质上与罗思义现今的看法相当接近，虽然比较委婉，但都开始质疑现在的TFP理论是否能有效的指导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政策。
其实还是冷饭新炒
其实，通过对TFP数据的分析，推导出中国经济奇迹即将“减速、刹车、破灭”之类的结论，伍晓鹰并不是什么发明者，甚至连“先知先觉者”之一都称不上。这个荣誉应该落在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顶级论评员之一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头上。
1994年克鲁格曼发表了至今为止他最为著名的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用TFP理论为依据，将整个二战后的东亚经济奇迹几乎抨击的一钱不值，并在之后的论著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点（注7）。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一连串溃败的亚洲经济体成就了他“预言大师”的地位。自此之后，更加自信的克鲁格曼成为了当代经济学界最大牌的“中国空头派”。尽管屡次预言失败，但仍然抱持着原有的观点不变，伍晓鹰只是又一位拾其牙慧的跟随者罢了。
不过应该承认，虽然基本理论依据依旧毫无新意，但在漏补细节漏洞上还是有所改进伍的。细心的读者不知有没有注意到，之前被拿来与中国进行对比的东亚先发经济体，有日本，有韩国和台湾，但少了“四小龙”中另外的新加坡和香港。当然，那可能仅仅是因为作者觉得都列入比较会显得太臃肿，或是认为它们作为城市型经济体，具有不适合横向比较的特殊性。不过，新、港两地的TFP历史数据与其经济增长间的互动，其实都颇有可谈之处，在国际比较中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热门话题，这里向读者们略加介绍。
新加坡的TFP一直就是东亚曾经历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的“异类”，克鲁格曼当年抨击亚洲模式是虚假繁荣，最直接的批评对象就是新加坡。实际上，根据克鲁格曼等人的计算，在独立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的TEP几乎没有增长。作为批判亚洲虚假经济奇迹的基础性论文，美国经济学家艾尔文·杨（Young）在其著名论文《双城记：香港与新加坡的要素集聚与技术变迁》里，开始的测算结果，新加坡在1966-1990年的TFP只有0.2%，经过修后也只有1.0%，而香港则高达2.3-2.4%。（注8）很显然，根据TFP增长理论，香港发展后劲应该远远高于新加坡，然而众所周知，现实状况却恰恰相反。
更矛盾的是香港本身的数据比较。据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张应武的研究（注9），香港的TFP增长率从2O世纪8O年代起，经历了一个从上升到下降再到上升的波动过程。在2O世纪80年代中后期增长率达到顶峰，但在香港回归前跌至谷底，香港回归后又开始回升，进入本世纪后甚至超过了2O世纪8O年代的最高水平。结合香港的实际经济增长情况就会发现，80年代其TEP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还比较匹配，但进入90年代后就发生了严重背离，完全无法体现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预见作用。
TFP的滑落是高增长、工业化的必然代价？
如前所述，在国内部分经济学者的努力下，近年来对于TFP与经济增长在理论上的关系有了新方向上的新观念。根据对中国，对东亚多个有过高增长经验的经济体，以及美国早期工业化的历史数据进行研究和对比，林毅夫等人提出，其实这些经济体的早期发展模式实际是相当接近的，都是以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为主导的，只有在工业化进入高级阶段后，全要素生产率才会逐渐提高，占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位置（仍见注6）。在这个过程完成前，急于提高TEP增长率，也许会是拔苗助长。
而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的刘瑞翔，对1987-2007年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进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根据他的研究（注10），产业结构变化是导致中国经济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其背景在于中国近几十年处于急速的工业化进程，几乎连续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升级。即从农业向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升级，再从轻工业向化工、机械电子等重工业部门升级。由于工业的投资规模大于农业，而重工业又比轻纺工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所以在统计上，这二次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TFP增长率往往都是负值。因此，即使TFP较高的增长模式确实较优，作为追赶型的后发经济体，中国也没有条件去选择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
用浅白的比喻，如果只单纯计算眼前的TFP增长率，那学造飞机还不如一直缝衬衫。在从缝制衬衫升级到制造飞机的过程中，TEP指标几乎无法避免会暂时下降。但是相信没有几个中国人会对“生产一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的国际产业分工地位，感到依依不舍。更有助于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能让绝大多数国人分享到更多的发展红利，代价只是被几个“空头”多威吓几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注释引用
注1：《全要素生产率单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莫志宏、沈蕾，《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5卷第4期
注2：伍晓鹰在报告中使用的中国人均收入，是1978年为2000美元，2012年为8000美元。这只可能是基于购买力平价指数（PPP），并经过历史通胀系数调整后的数据。
笔者查询到，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按人均购买力评价(PPP)国际美元(现价)计算，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40美元（按GDP体系是222美元），而1978-2012年间中国GDP平减指数是5.88，调整后正好可以得到2000美元的数据。然而2012年按PPP指标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IMF给出的数据是9162美元，而按世界银行的PPP转换因子系数计算，更接近11000美元（当年人均GDP38459元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的PPP转换因子为3.51）。
还不清楚伍晓鹰在报告中使用的“8000美元”数据来源于何处，但由于PPP估测的工作量相当繁琐庞大，在已有国际权威组织提供了现成数据的情况下，除非有特殊需要，一般人都不会再自己专门构建模型取数。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不同的比较年份数据却取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来源，这也是经济分析中的大忌。
注3：《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再测算：1978-2007年》，李宾、曾志雄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注4：《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再研究》，李婧、邢向阳、郝索，《统计与决策》2012年第17期
注5：《全要素生产率的再认识》 郑玉歆 2007年1月13日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生产率研究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注6：《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 林毅夫 任若恩 《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
注7：《亚洲奇迹的神话》 保罗·克鲁格曼 《外交》1994年11/12月期，《流行的国际主义》第11章1996年
注8：《东亚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述评》，沈红芳，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注9：《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香港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张应武 《亚太经济》2008年第5期
注10：《中国的增加值率为什么会出现下降?一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框架的视角》，刘瑞翔，《南方经济》2011年第9期
罗思义：中国经济增长是特殊国情还是普适规律？
【本文为作者9月3-4日在《第二届G20智库论坛》演讲内容的扩充版，授权观察者网首发；该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作者提出，那些已经被世界权威机构摒弃的经济增长测算方法仍在中国大行其道，仍然有人声明全要素生产率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作者认为这一说法早已过时并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修正，通过对美国、韩国、台湾等经济体的对比可以发现，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贡献远大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世界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大国，国内生活水平也急剧提升。不仅如此，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也令人瞩目，远远胜过其他的主要经济体。从2007年第二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在这六年中，中国经济增长78%，而美国仅有8%。根据世界银行的界定标准，仅仅一代人，中国就从“低收入”经济体几乎完全转型至“高收入”经济体。
这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常被称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但历时30年的西方经济研究也证实了，中国经济增长其实根植于普世的经济发展进程之中。进一步说，当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力量集聚在一起，共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特色”时，这些推动中国发展的力量，其实是贯穿世界经济发展运行之中的。
西方对经济增长成因的计量分析研究进展，对研究中国有一定的关联。中国的经济学家声称，中国的经济腾飞是“不同寻常的”，不符合一般的经济理论。他们还认为，中国必须从依赖高投资高出口的增长发展模式转向依赖高生产率，或者说是依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经济增长模式。然而，这种经济学方法和概念事实上已经过时了30年，早被联合国、美国和经合组织弃用了。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指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但通常分析时都略去土地不计）的投入量不变时，而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通常是指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因而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
现代经济学认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包括中国，显著地受高投资和全球化的驱动，后者特指国际范围内的劳动力分工。这篇文章主要的目标便是，概述西方最新的经济学模型及其在中国的应用。文章首先会简要地介绍中国经济成就的特征，因为这些成就开拓了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含义；之后将分析西方经济研究是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
这里特别要推荐一本书，新加坡经济学家姜明武所著的《经济增长动力:对亚洲经济政策的比较分析》（The Dynamics of Economic：Growth:Policy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 in Asia），这本书不仅研究全球经济增长，也是同类书籍中研究中国和亚洲经济增长最为全面和深刻的书。
估算经济增速要考虑人口规模
自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成就。如下总结几个重要参数：
下图所示的是处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初期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根本没有哪个经济体能与中国1978年经济开始持续快速发展时的人口相比，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2%，相当于美国或日本人口的7倍，经济“腾飞”时期的苏联人口的近3倍。
中国单年经济增长率也绝对远远高于历史上任何国家。以国际可比价格，即购买力平价（(PPPs）计算，中国之外单年最高的实际GDP增长纪录是由美国在1999年创下的，当时其产出增长总额为5670亿美元。
单年最高的产出增长记录则是由常被认为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实现，其产出增长总额为2120亿美元。但中国2010年产出增长总额高达11260亿美元。
也即是说，中国单年GDP总额是美国的2倍多，日本的5倍。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事实上，由于使用了误导性的分类和国家排名方式，中国的变化规模一向被低估了，因为这种方式未将人口因素考虑在内。
把人口不到4万，人均GDP高于中国的摩纳哥与人口分别为12亿和近2.4亿，人均GDP均低于中国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放置于同等位置与中国比较是有悖逻辑的。这只会弄混而不是弄清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因此，要严谨计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就必须要将人口因素考虑在内。
根据世界人口计算，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不到1%的世界人口居住在人均GDP低于中国的国家——以当时美元汇率计价，74%的人居住在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但到2012年时，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29%的人居住在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51%的世界人口居住在人均GDP低于中国的国家（如图所示）。
因此，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已处于世界的中上水平，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居住在比中国经济发达的国家。如果不做比较，就不会知道人类史上曾有如此大比例的世界人口生活得到改善。
除了长期增长率外，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也远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成功得多。在2007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中国经济增长78%，美国经济则仅增长8% ——美国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国家。因此，中国不仅在长期增长率方面高于其他经济体，而且在短期应对危机时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经济规律和特殊国情矛盾吗？
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速史无前例，它对经济学理论的启示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并不是没有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成功。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与普适的经济理论的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到底是全盘特殊，还是建立在全球都起作用的经济力量之上？如果无一例外都是特殊的，就没有什么经验可供他国借鉴的了。
一方面，中国坚持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中国有一套这样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法，比如“有中国特色”的政体，“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以及“中国梦”。正如邓小平强调的，“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
林毅夫也在讨论经济政策的实践时强调：我们运用外国理论时一定要谨慎，因为先决条件不同，结果都会迥然不同。
这种强调特殊性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不仅每个国家不同，而且每个国家自身在每个时间点也是不同的——特殊性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时间序列上的。不仅德国与中国不同，1949年的中国与2014年的中国也不同。正如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对特殊性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关系，邓小平有清晰的论述，他不仅谈到中国与众不同的特点，谈到“中国特色”，也说“我们努力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中国的整体特殊性和“普遍的”经济发展过程相互矛盾吗？如果矛盾，想用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便显得毫无意义，因为中国是完全特殊的，完全不受经济规律制约的。
事实上，中国的独特性与其所受制的普遍经济规律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任何实际的经济分析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根植于现实。每个经济体的基本结构性要素（消费，投资，储蓄，第一产业，制造业，服务业，贸易，货币，等等）都具有普遍性，但这些普遍要素如何结合并相互作用，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来说，无论在时间还是地点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国家可以照搬他国的模式。如果一国实施了另一国的政策，因为本国国情客观存在因而必然要铸成大错——两国彼此国情不同，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一国可以从别国学习，获得经验教训，就像中国所做的那样，它研究别国经济的构成，并分析这些构成要素又是如何在他国具体的形势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
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精确地描述过这二者的关系，中国的政策是全盘特殊的，但它们同时也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运作。
西方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发现
为了理解经济增长的普遍要素，以及它们在中国如何有机组合，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以下几点显得尤为必要：（一）、研究这些普遍原理和他们的运作规律；（二）、分析这些普遍原理要素在中国是如何组合起来的。
然而，想要最为精准地分析这些“普适的”全球适用的要素，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近年来最新的有关经济增长的成因以及计量方法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近30年来，有关经济增长的成因计量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些进展现在已经正式被联合国、美国和经合组织采纳，下面简单总结一下这些进展：
关于经济增长的成因和计量研究，理论上被称作“增长核算”，起初是由罗伯特·索罗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索罗提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两项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他的理论框架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其他要素可以继续加入。他的观点在当时振聋发聩，但也犯了两个错误，后来有经济学家对此做出了修正，这两处问题与经济增长成因分析直接相关，也与分析中国乃至亚洲的经济腾飞有着重要的联系。
首先，索罗并未将“中间产品”纳入他的研究中，而中间产品在量化研究中是尤其重要的。实际研究表明中间产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资本、劳动力、产量增长得都要更快，中间产品的增长是国内国际中劳动力分工不断加强的重要指标。
第二，索罗的模型未将投资质量的改善和劳动力的提升纳入考量之中，出现了一个错误的推论：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种错误在中国也常犯。后来这一错误被纠正，更为准确的经济增长研究方法逐渐被美国、联合国和经合组织所采纳。
以上修正不仅对于把握一般经济体十分重要，而且与考察中国状况密切相关。阐释中国经济增长中持续出现的许多错误，并非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所致，而是人们使用不准确的计量方法使然。在中国，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生产率，严格说来为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以下我会详细地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经济增长要素中，资本投入远比全要素生产率更为重要，而且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情况越是如此。
以西方最先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精准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完全遵循了一个可以理解的模式。也再一次肯定了邓小平的论断，即：中国走出了一条融合“中国特色”，又遵循一般经济规律的独特发展道路。
中间产品投入对产出的贡献
索罗忽略的中间产品这一要素，在随后的经验研究中被高度重视。研究表明，中间产品的增长，即日益细化的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中扩张最为迅速的因素。比如，通过考察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Dale W.Jorgenson（戴尔乔根森），Gollop和Fraumeni三位经济学家发现：“中间投入是目前对产出贡献最大的增长要素。我们调查了45种行业，其中有36种行业，单单中间投入一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超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Jorgenson对美国经济进行细致的观察，他得出结论说：“比较中间投入和其他增长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发现中间投入是目前增长要素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中间投入的贡献率超过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资本以及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以上结论，下表罗列了索罗最初的增长核算范畴，即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另设一栏展示了中间投入的增长。如图所示，1977至2000年间，中间投入增长率的中值是美国GDP增长率的115%，大大高出其他投入。
其他经济体也发现了与美国相同的结果，特别是中国。来看其他发展迅速的亚洲经济体：
三位韩国经济学家Hak K. Pyo, Keun-Hee Rhee和 Bongchan Ha发现，考虑到原材料的中间投入，“韩国经济中，不同要素对于产出增长贡献率依次为：原材料、资本、劳动力、全要素增长率、能源。”
台湾经济学家梁啟源，通过考察1981至1999年间中国台湾省26个部门的发展状况，在将中间原材料的投入纳入核算后发现，“原材料投入是1981至1999年间所有部门中对产出增长贡献最大的要素”。
大陆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和孙琳琳，把1981至2000年细分为1984-1988、1988-1994和1994-2000三个阶段后发现，“中间投入增长是绝大部分工业领域中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
劳动分工和中国的开放政策
从全球性、普适性的经济角度明白了劳动分工的重要性，也就容易理解中国“开放”政策的意义所在。劳动分工并不纯粹存在于国内。全球化的核心趋势，诸如GDP中逐步增长的贸易份额，日渐扩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以及某些特定行业研究成果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都是逾益扩张的国际劳动分工有力的证据。
这些事实是中国开放战略取得成果的原因。特别是，事实上的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中至为重要的量化因素，它直接决定发展战略的成败。
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中最具分量的要素，分工的结果将助推全球化，使“进口替代”战略难以执行，进口替代战略一直是后发国家尝试建立自足型经济的主导形式。
以上事实，反过来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中出口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花更大力气促进出口，相反，中国应该努力通过贸易平衡达到国际收支平衡，像大力发展出口一样扩大进口。因为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劳动分工的规模要比在自足型的国内经济更大。只有大规模导向的出口与同样强势的进口并重，才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劳动分工中获得的优势。基于此，坚持出口推动经济的意义不可小视，这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的效率和生产率。
大量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即越是外向型的经济体，越是能够取得显著、真实的GDP增长。这些都验证了出口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中国摒弃“进口替代”战略是其经济政策的首要特点。
中国“开放”政策的成效显而易见，无需赘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要高于美国。鉴于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们可以与日本来进行比较。
如图所示，2012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27%，而日本和美国分别为15%和14%。由此可见，中国出口在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在贸易上比美、日都更为开放，使得中国在高速增长方面比美、日更具竞争优势。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也比许多其他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
发达经济体更像投资拉动型经济
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资本投入是继劳动分工后第二大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这与研究中国和普适的经济增长紧密相关。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国内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出现了很多混淆。人们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增长中最具份量的要素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不是资本投入，而这已被现代经济学研究证明是错误的。
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因素，它显著超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发现不仅适用于中国，同样也适用于所有高速发展的亚洲国家。亚洲是全球唯一一个只靠一代人的努力就从贫穷飞跃至富裕的地区。因此，研究 “亚洲奇迹”的成因不仅对于中国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全球经济政策的制定也意义非凡。
用最新经济学方法对亚洲崛起的研究，成果卓著，这对于中国经济腾飞的成因分析提供了帮助。从“开放”的特性中不难看出，继全球劳动分工之后，亚洲经济走向繁荣离不开投资的巨额积累这一重要原因。姜明武的《经济增长动力》是目前研究亚洲经济增长最全面的书，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
“就经济增长而言，资本积累是……发展中亚洲经济增长领先世界其他地区的基本动力”。在成功的亚洲国家中，无一例外。“密集的资本投资推动快速增长的模式……长期不变，并且根据规模、位置和发展水平，逐渐演绎出不同的经济类型。”
中国的资本投资占经济增长54%，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也超越了西方国家工业化时代的投资占比。在解释亚洲经济增长发展领先于先进经济体发展的原因中，超高资本投资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且其贡献率几乎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两倍。亚洲模式中，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远远高于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果与美国的Jorgenson等经济学家在美国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因此，高额资本积累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正是“亚洲奇迹”中的典型例子。它清晰地显示了，在中国，各生产要素的结合如此独特，并且不断创造着“中国特色”，但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驱动力又是具有全球普适意义的。就像姜明武所说：“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快速扩张，比如在1990年至2010年间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中国就是如此。”
与此同时，姜明武还给出具体的统计数据：“在1990-2010年间，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增长了14.9%，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球的份额也增长了29.1%……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增长了10.1%，其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球比重增长了24.7%。”
是投资推动了中国及亚洲经济走向繁荣，明白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现代计量经济学告诉我们，世界经济范围内，投资是继劳动分工/中间产品之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
姜明武还在他的著作中写到，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并不仅仅对亚洲重要，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很重要……这一增长源泉不仅对人均资本存量低的发展中国家重要，对人均资本存量高的发达国家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在G7经济体中，有形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来源，同时，对任何阶段的任何国家而言，资本投入的贡献都超越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东亚经济的繁荣， 其具体特征并不是投资导向模式，而是中国所能调动积累起的巨大投资数额。探究经济增长原因的权威学者戴尔·乔根森，曾推动美国、经合组织以及联合国，改变了其官方测量经济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方法，他在介绍姜明武的研究时写道：
“亚洲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成果，它创建了一种建立在全球化，与资本长期累积之上的新经济增长模式，这里的资本包括了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
对亚洲的研究也应正了之前的研究结果——当一个国家向先进经济体发展的同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随之增长。这的结论在以下的表格中会有所展示。以国家经济发展升序排列，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比例在非亚洲发展中国家为50%，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为55%，而在发达经济体则高达57%。因而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比发展中国家更像投资拉动型经济。即当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迈进时，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增加。
中国和西方两种增长战略
上述事实对中国以及一般经济体增长都有重要意义。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率是微乎其微的，成熟经济体中这个比率仅有11%，与57%比重的资本投资的贡献相比，全要素生产率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因此，任何主要依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经济增长计算方法的更新，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已经被世界最权威的统计机构采纳，并且确认了这一发现，即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贡献远大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中国，当你发现那些已经被官方颠覆的经济增长测算方法仍在大行其道，而且仍旧有人声明全要素生产率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让人震惊。
这些当代经济测量方法和经济增长研究的进步，以及中国和亚洲经济的增长实践，清晰地展示了两种发展战略的区别，解释了为什么相对于中国和有活力的亚洲经济体，西方经济体增长缓慢的原因。两种战略之间的区别已经为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一种战略，事实证明，其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是资本和劳动力积累（要素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TFP已经被证实没有要素积累那么重要。这样的增长策略被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所采用。
如这些事实所说，政策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合理的TFP的增长率，其根本是确保参与国际分工及生产要素的调动（资本与劳动力），处于特别高的投资水平之下。
由于和生产要素的增长相一
或者更大胆一些，把所有的房子都卖了，去投资，去租房住。
等到房价掉下来后，再把卖房投资的钱拿出来，把房子买回来。
房价掉下来的标准是什么？以温州为标准，温州地区房价腰斩了也没有买家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