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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权谋与理想(修改稿)
序
前一段看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写的《关于毛泽东的谣言与真相》,很受鼓舞。深感后生可畏。这篇文章最好的是,讲明了“延安整风”其实就是中共脱离共产国际控制的独立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其实就是中共内部的本土派、国际派,以及中间派,三派势力的一个决战。李晓鹏这个分析,是符合辩证法的。。。毛泽东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后也是这样。”这就是辩证法。历史其实就是左中右的斗争史,宇宙的运动其实也就是这么一个左中右三种力量的斗争。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群,任何现象,都是这样。
那么关于文革这场运动,也是符合这个规律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发生,有其历史逻辑的必然性,就是说这个决战是从1921年开始,一系列党内斗争的延续,是党内左中右三派此起彼伏的长期斗争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文革也是这样。文革不是凭空蹦出来的,也是有它的前因后果的。
正如“延安整风”一样,虽然斗争的范围在中共党内,而这场运动的矛头,实际斗争的对象,却是国外的“共产国际”。文革也是如此,文革的斗争虽然发生在党内,国内,而文革的实际目标,也许针对的却是另外一些更广阔更宏大的事情。这时候的毛泽东考虑的也许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了,毛作为20世纪全球最伟大、最深刻的思想家,也许他考虑的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现在无论咒骂文革以及赞美文革的,其实都对文革的目的搞不清楚。搞不清楚文革到底为什么,毛到底想干啥?文革中发生了很多很多荒唐和残酷的事情,比如当年我老爹他们学校,学生手里拎着皮带,逼着所有的校领导和教师跪在操场上拔草。其中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仅仅因为每天都要更换不同颜色的外套,就因为这么点原因,最终被迫害成精神病,发了疯。这些荒唐残忍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反文革的人们只是对这些事情表达愤慨,却也许没有谁去追究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
而至今那些赞同文革的,也仅仅是看到现在的贪官污吏,看到现在的公检法,演艺界,学术界,他们原来是如此卑污下流,贪鄙无耻,认为毛泽东心怀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发动人民打倒这些人渣,一点错也没有。却也许同样并没有谁去追究文革这场运动更深层次的哲学背景。文革也许不是还乡团,不是报复运动,它的目的也许并不是要来迫害人的。
1968年,美国人找到蜗居在香港的张国焘,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对文革的分析和判断,这些谈话记录被美国政府作为绝密级文件保存,直至1992年解密。谈话当年,张国焘已经71岁了,垂垂老矣。他从最早的主角,沦落为后来的配角,现在则完全成了一个观众,似乎可以不带主观成见的谈一些事情。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而且“哲学的因素更多过权力的因素”。。。我们现在搞不懂文革,原因就是哲学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很少有人有能力从哲学层面去理解文革。也许毛泽东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后一位哲学巨人,“开到荼縻花事了”,他终结了哲学。。。正如《古兰经》预言世界末日时所说的,“知识越发达,人们对造物主越无知”。这个所谓的“造物主”就是哲学的发源以及目的。。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知识发达,物质丰富,却同时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精神贫乏。现在的人都在想着买房买车,买最时髦的手机,去国外度假,很少有人思考精神方面的问题。而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社会上都不乏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哲学家和认认真真的学者,社会上因此也有研究哲学的风气。过去读过一些书的人,比如张国焘,对哲学都还不是那么陌生。。
也许文革是“绝后”的,以后也许再不会有文革了,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但文革也许并不是“空前”的,中国历史上某些时期,也许也发生过在指导思想上相同或者接近于文革的政治及文化运动,比如孔子杀少正卯(孔子为什么杀少正卯?),比如唐宋时期以及清代的两次“古文运动”。而与文革指导思想似乎完全一致的哲学运动,最著名的,莫过于发生在初唐时期佛教界内部的宗教改革,也就是禅宗的革命。
有一副老照片,拍摄的是文革时期,和尚们被批斗的场面,红卫兵们还刷了大标语说,“什么佛经,尽放狗屁”。。。我想,如果禅宗六祖看到这一幕的话,也许甚至会会心一笑。。“放狗屁”,这是老百姓的语言,而这个话的意思,当年不惟禅宗,甚至佛陀自己也说过同样含义的话。佛说自己“四十九年,未说一字”,禅宗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六祖还说,真理好比明月,而佛经不过是指出明月所在的手指,手指并不是真理,看月也不一定必须依靠手指。
初唐以前的汉传佛教,五百多年,仅仅局限在上流文化菁英的小圈子里。那时佛学教育并不普及,那时的汉传佛学,是菁英主义的,是脱离大众的。南北朝时期梁代僧人慧皎写了《高僧传》,这个书我翻了几页,很看不下去。。书中记载的似乎都是一些神乎其神的事情。。比如某位高僧每天大鱼大肉,一点也不避讳,别人来批评,他就当着来人的面吃掉两只烤鸽子,又从嘴里吐出两只活鸽子来,飞走了。。还比如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把《心经》译成汉语的鸠摩罗什,他精通几国外语,那可不是背单词背出来的。鸠摩罗什到哪个国家,心里念个咒,这个国家的语言立刻就精通了,立刻达到文学级别的语言水平。。。这些事情我们不必去追究真伪,无论真伪,你标榜这些事情,鼓吹这些事情,并以此为据来宣扬佛学,这个方向就是错误的。这样传播佛学只会使中土大众认为佛学高不可攀,只是极少数菁英才能搞定的事情,或者压根儿就认为你在扯蛋。
慧皎所著《高僧传》,反映了东汉至初唐这五百年中,佛教以及佛学在中国的状态。这五百年中,汉传佛学是被教内的菁英集团主导的。到了禅宗六祖,终于发动了佛教界内部的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这些菁英,更要打倒这些菁英所代表的菁英主义思想。。。最终,六祖慧能成功的把释迦牟尼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改造。从此开始,佛学才真正深入中国民间,达到了普通大众,甚至一度出现“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的场面,释迦牟尼的学说至此才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对禅宗很关注,“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对六祖的评价也很高,他跟河北的干部们介绍说,“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会见班禅的时候还说,“。。。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老百姓的”。。
这就要说到达赖与中共的矛盾。因为藏转佛教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经历过类似禅宗改革的平等革命,所以直至现在,藏传佛教还是菁英主义的,与初唐以前的汉传佛教处于同一个状态。所以菁英主义的达赖与平等主义的毛泽东,二者思想上的矛盾无法调和。尽管达赖说毛象父亲一样待他,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毛。这个结果也是必然的。
毛泽东时代,因为意识形态的禁锢,对宗教几乎是避而不谈的。毛终究只是一个人,他管不了那么多事。1963年12月30日,毛发牢骚说,“对世界三大宗教,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1964年8月18日,毛又说,“研究哲学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而哲学界与其他各个圈子一样,到处充斥着坚不可摧的门户之见,很少有人象毛这样,用一种基本的哲学视野,来平等对待所有的哲学派别。宗教也是哲学,都是对宇宙和人生的认识及感悟,宗教也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为什么要对宗教那么疏远呢?
综上所述,也许我们可以把文革定性为一场哲学运动,文革的指导思想甚至也许直接就来自于1000年前在佛教界内部发生的禅宗革命。因此,文革也许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它甚至也许是某种文化和思想的传承。。。当然,无论是文革,还是禅宗,这些事情都太大,很难说的十分清楚。我将在以后的文字中抽丝剥茧,争取一点一点的把问题讲明白。
哲学运动这个定性如果可以确定的话,关于文革本身,它的逻辑、脉络就可以看的比较清晰了。文革中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比如林彪叛逃,批林批孔,《水浒》批判,以及关于《红楼梦》的研究等等,这些事件是一些逻辑上的节点,清晰的勾勒了文革的思想脉络。比如为什么要在1975年的时候,批判宋江投降?投降派都是谁?究竟是在向谁投降?。。。这些事情都是在以后的文字中要详谈的。
因受李晓鹏小朋友文章的鼓舞,现打算把我8年前写的《文革的权谋与理想》重头改过。人与书俱老,那时候年轻,写的东西也幼稚。。。李晓鹏小朋友一篇文章就讲清楚了中共自建党至七大,这一段时期的历史逻辑,我也计划在我这个帖中梳理一下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毛逝世,这一段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
以上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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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延安整风”其实就是中共脱离共产国际控制的独立运动,这应该是从动机方面或角度说的,从目的或目标方面或角度,也可以说“延安整风”其实就是中共为夺取全国政权所做的自身的准备运动。
可以说“延安整风”其实就是中共自己党的“文革”,也可以说可以说“文革”其实就是中国文明或文化的“延安整风”,从目的或目标方面或角度说“延安整风”是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所做的准备,从目的或目标方面或角度也可以说“文革”是为中国适应全球生存环境所做的准备。
因为毕竟中国历史虽然长,中国人的活动范围比较小,加上郑和下西洋也不及西方文明的足迹遍全球,因此,可以说中国文明是亚洲土地上发展出来的局部的文明,到1840年甚至1949年都可以说中国文明是一个局部性的文明,至少比较西方打遍全球的全球性,中国文明要相对局部的多,所以,地球对中国文明来说是个新环境,为了适应地球这个新环境,中国文明必须整整风或文化革命,从而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所以,看文革不仅不能只在中国范围看,而且还必须在世界范围看
其实呢,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中国的生存环境也跟夏商周的时候不同了,秦始皇也搞了“文革”,比如说“书同文”肯定破坏了不少古籍和文物,毕竟春秋战果500年呢,各国诸侯国500年发展的文化不可避免的基本上被秦始皇“文革”了,当然啦,秦始皇还搞了度量衡的“经济革”或“商革”,多少度量器具给毁了,“车同轨”可以说是“工革”或“交通运输革”,多少车给毁了
唉,孔子修春秋也是“文革”,他修“诗经”就更是“文革”了,因为他不喜欢而没收的诗就等于被他焚诗了
还有就是过去留下的东西,是文物,是宝贝,也是包袱,必须破坏一些,让剩下的只有文物价值,而没有任何政治价值,因为文物本来都是有政治价值的,比如说问鼎中原,还有君子佩玉,等等等等,身份地位的象征
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我倒是很有兴趣想看看张国焘怎么评价文革的。至于整风和文革的联系,王明晚年在苏联的时候写过一些文章,称整风运动是文革的演习。
用文科的比较时髦的词语来说,文革就是一场“解构”。对各方面的解构:文化,传统,政治,社会,包括GCD集团自身。
事物在往复发展中的动态平衡,称之为道。既然要动态平衡,肯定要调。蒙着眼睛一路认死理走到黑,这个叫失道。失道的时候调得比较猛,这个叫革。如果调失败了,调的方向不对,方式不对,越调越不平衡,最后肯定只有死亡一条路。如果调得好,重新找到平衡,文明就继续延续。生死之事,这个叫命。
所谓革命,其实寻道。
文革的情况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相互交织,阴谋阳谋并行不悖,功过交缠;中国啥时候能把文革理清了,中国文化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浴火重生。
张国焘毕竟算上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这块根据地不比中央苏区差多少,但对常申凯来说,威胁确实最大的,在德国顾问的指导和部分德国装备援助下,围剿就是先从鄂豫皖开始的。(著名的事件是,红军便衣队在避暑圣地鸡公山绑架国民政府的德国顾问,并且国民政府与共匪达成白给一批枪支子弹,德国顾问不得再参与围剿的协定,具体可百度,而且当地的地方志里有)要知道,创业比守业更难。
其二,对比白猫黑猫创立的右江根据地草草了事儿,遇到点危机,在失败的阴影下找借口向中央汇报,脱离相信他的干部战士;张国焘好歹还把他的人马带到四川,最后拉到汉中 陕西,自己始终未在危急时刻弃队伍而走。最后只是权力斗争失败,让他失去方向,信仰迷失而已。
第三,文韬武略虽然比不上太祖,但比起党内的其他人还是绰绰有余的。否则,根据地里有徐向前 许世友 李先念 郑维先等一批猛人,当时中央或在上海 ,或在江西,仅凭几封电报和个别人的口信,自己没几把刷子,这些人轻易不可能俯首听命的。别人不说,你想想光许上将的脾气一般人是不敢惹的,让刀口上舔血的人服气、听命,你就得比他强。(反例,军区司令对调时,太祖面前,王#洪!文奉命点个名,对方应个到的仪式,就被堂而皇之的视惹无物)
佛教是中国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宗教,很多佛教的词汇,成语,仪轨,节日已经融合进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
但是,如果把佛陀最原始的结社说法视为放大器的输入信号,经过数千年的演变,难免有一个失真的过程。首先,佛教所有经典都是佛陀圆寂后由弟子口口相传记录整理成文的,这其中就难免出现失真,其二,佛陀时代的印度还没有统一的文字,所以从说法到成文的经典不免又有额错,正如今天我们对古籍的翻译成白话文都会出现众说纷纭的解读。而佛经由于翻译的年代跨度很大,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乃至唐朝达到高峰,译者的外语水平,用词风格到典籍的来源地都有极大的差异,这又增加了后人理解的难度,比如《心经》《佛说无量寿经》版本更是多不胜数。再有,大乘佛教的经典有些是从龙树菩萨那里转译(这从龙宫里面来的经典更加玄幻)。此外开宗立派的祖师们对佛经的理解完全迥异,甚至南辕北辙,修行的方法也千差万别。因此即便是修行人都莫衷一是,何况普通的信徒?最后,佛教传入中土的过程又不免和当地的文化糅合,加入了许多地方色彩。结果就是经过多级放大和外界噪声,使得现代的佛教比起佛陀本人教诲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虽然佛教历史上很多大德形成默契,并试图“圆融”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宣称法门无高下,但都很难跳出门户之见,试图宣称本门的修行“最顿”,“最易 ”而别宗只是它途别径。但如果世尊本人穿越回来看,恐怕也只能是哑然失笑吧。当然,比起基督教宗派间的仇杀,战争,世尊还是可以有些许欣慰的吧。
因此想从这些已经经过无数级是真的放大信号中找回被噪声淹没的原始信号基本是不可能了。也就进入了末法时代了。(开来佛陀对这个物理过程也是预言的非常精确的)。那没办法,只好重新一轮说法。正本清源。
世尊再来,当然不能以上次面目出现,来了也没人相信。所以这次就不托生于帝王家了。既然经典现代人已经理解不了(不要全信后世大师大德的释经),那就用《毛泽东选集》当做新的指南吧。名相其实重要么?一切世间法皆是佛法。说到底,佛陀是教会众生一套思维方法,不是要强行升级硬件。毛主席的成功本身就是一个修行范本,而他的文章也可以看做是对佛经的一种现代诠释。
就拿《金刚经》来说吧,世尊让我们不要执着我相,人相,寿者相,众生相。“离一切相,即为诸佛”,今天对金刚经的解释可以说多如牛毛,但是太多的是搬弄名词,什么心性啊,自我具足啊,本性啊,三轮体空等等等等,我很纳闷的是,别说读者一头雾水,释经的人真的搞懂了么?其实,我看毛主席一直说的辩证法,反对教条主义就可以看出点端倪,以战争来说吧,从苏联学习的那些纯布尔什维克们,盲目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列不是我相么?持分别心的看不起农民运动不肯深入农村开展斗争不是人相么?而毛主席看问题的角度完全就不是这样,毛主席看问题从来都是讲究一分为二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为什么刚上井冈山要用游击战,到了反围剿可以采用运动战,抗日战争时期又从运动战转为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还可以打攻坚战?如果你把1930年的蒋介石和1949年的蒋介石看成同一个蒋介石,这难道不又着相了么?林彪问红旗能打多久,林彪错了么?没错,因为林彪看到的是真真切切的现状,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地盘,敌人多少,但他没看到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个正反馈过程。正如宰相和国王下棋,国王看到的是前几个棋盘里的米,宰相惦记的国库粮仓。《金刚经》里面经常出现的结构,是A,非A,是名A。这是文字游戏么?其实不是,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这个问题,用力去推一个铁球,铁球产生加速度A,铁球的质量为M,所以力F=MA。你看得见的是铁球,你甚至可以用显微镜来看更小的铁屑,乃至铁分子,但是如果把铁球换成铁块,乃至木球,石球,背后起作用的不是形状,不是材质,而是牛顿运动定律。为什么毛主席是预言大师?恰恰是他能从宏观规律上把握问题的主要方向。而不过多的纠结细节。他是黑箱分析的高手,只需要知道输入什么,输出时什么,是吸收能量还是释放能量。只要模型比较合理就能大致把握问题的本质。最经典的当属《论持久战》,战略高手和普通军迷的差别就是,毛主席没有罗列武器参数,军备数量等具体的问题,而是从本质上看到了日本的国力,军力,和国际支援上的优劣势。并提出了持久战这一唯一可以取胜的战略构想,并在实践中检验出来。或许现在很多人还纠结有没有两颗原子弹日本会不会投降,其实,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能抵消并最终胜出法西斯力量,本来就是写进书中的重要因素,只不过毛主席无法预言原子弹的出现,试问有几个国家领导人预测出了呢?再比如,为什么我军一直反对唯武器论?一样是辩证思维在起作用,以战力而言,设定土地革命时期,红军VS白军(中央军)1:1的话,红军完败,2:1的话红军损失八成,白军损失2成。如果5:1的话,红军损失为0,白军损失百分之百,如果你着相(没有选对模型),非要堡垒对堡垒,那只能完败,如果你能创造5:1的条件那你可以完胜。我还是我,人还是人。结果可以大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着相,看到蒋介石动用30万大军围剿3万人的根据地,你肯定心里认为1:1都无胜算,何况1:10?。但是你又没选对模型,正所谓“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你可以在局部用2万人打5000人,形成你的5:1,然后你还是5,对方却少了1. 所以才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现代佛教把越来越多的附加产物夹杂进来,让信徒往往抓住细枝末节却难窥佛祖真谛。有时候从寺院里请来的大德,居士们(很多是解放前及港台等地的“大师”)写的,编纂的佛教入门读物,有些当然还不错,但是也不乏糟粕,往往是利诱(功德,福报,来世,宿业消除),和威逼(恶报,地狱),甚至用一些完全违背常识的故事来“欺骗”读者,比如某尼一生念佛,往生时女转男,鹦鹉念佛,烧出舍利,某某人遇鬼神等等不一而足。虽说,劝善用意是好的,但手法未免那个。况且今天的社会舍身饲虎,割肉喂鹰,之类的事例,大家很难深信。再比如,佛教徒到了夏天容易纠结的是,蚊子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或许真正的信徒是不会打的,但是对于传播登革热,乙脑等疾病的蚊子难道还应该视为“平等众生”么?或者蝗灾肆虐时,到底是扑杀还是任由其啃食庄稼,这些其实是一些无可回避的问题。打吧杀生,不打大批农民饿死。众生怎么偏偏就共生在不可调和的娑婆世界里呢?
所以,为什么我感觉主席是世尊再来呢?因为我觉得主席从来不纠结这些逻辑上说不通的问题,只有承认矛盾才能解决矛盾。比如说战争要死人,但是不是闭上眼睛当鸵鸟,或者开水陆护国法会就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呢?当然不是,战争只能通过战争来消灭。农民受压迫,是不是只能捐门槛,寄希望于来世呢?当然也不是,四害猖獗,是不是日日念佛就能感化他们呢?更不可能。或许世尊在现场,可以用大神通自我牺牲来化解矛盾,但是我们普通人又该怎么做呢?因此,我觉得即便是教义,也不能教条到刻舟求剑的遵守,或许这就是主席横空出世给我们现身说法吧。当然世尊2.0版,叫不叫“佛”已经不重要了。
汉传佛教无论是什么教派,还是有共识,修行是为了最终“开悟”。但是到底是参话头参到“不枯不融”还是念佛念到“自得心开”,既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检验的手段。毛主席的方法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深刻的感觉,任何脱离实践的修行,就好比两个色盲争辩红色是甜的还是酸的。他自己从农村调查开始,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建设中学习建设,正是对那些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的现代许多出家人的纠正。在这个鸡汤盛行的年代,特别是微信圈内,空谈论道,煽情的编些故作高深的段子,就自以为是智慧,真是可笑之极。
我信佛也有些年了,开始真的连蚊子都不敢打(不是不想,罪过),吃素吃到(胆囊息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越来越觉得一个问题,今天的佛教还是那个佛陀的教诲么?曾经看到出家人就合十称赞,直到一次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早餐,一个出家人拿出开光佛像说赠给我,后来又让我意思,我拿出40元他嫌少,后来我还给他,对他说,阿弥陀佛难道出得钱少就不保佑了么?那部经典说是要“开光”。出家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这不是执着么?也曾试图看些佛家经典,但是说实在的,经典套路都差不多,佛说一次法,人要来好多,天上的,龙宫的,人间的,各位菩萨,大圣,护法,还要一个个赞佛,你赞完后我再赞,色,香,光芒,一个不能漏,赞完还要绕佛,排比句成段,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经典道具样样不能少,接着佛赞其他佛,或者互赞,然后就是,天文数字对比,A很大,但和B相比只有百千万亿分之一,最后干别的事儿都比不上这部经的功德大。所以,一般人不读鸡汤基本上也读不懂文言文的佛经。于是解释权就自然而然的落入“高僧”们的手中了。后来想想,这样信佛,不是自己骗自己么?今天看到楼主的好文,突然有种共鸣的感觉,拉拉杂杂写了一堆废话,而且造了严重的口业。
盼楼主继续!
别的我不说,你关于禅宗及藏传佛教的那一段我不大认同。感觉是你自己主观臆测的。没有什么具体的自身体验根据。
不能光看一种资料,尤其是张国焘这样最后叛逃到对立阵营的人,很多功绩在五十年代大授衔时,被别人分走了,反正张不可能跑来申诉的。
在很多资料中,比如百度百科的张国焘词条中,开始说张是1932年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后面的生平是1931年去的,自己都编不圆;维基百科张的词条就逻辑强多了,张是1930年从苏联回来,就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有些事情不同资料对照起来,是很诡异的。)这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应该还是创立期,加上张在TG中的资历,和军事服从政治领导的原则,他是该根据地的总负责人,这是没跑的。
谦虚地说,张是创始人之一,应该没有异议吧!
另外,还有一个人是饶漱石,功劳应该是不小的。生活上是清教徒式人物,阅历丰富,工作严格,很多人物都憷他。在苏联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先后又被派到美国、法国,任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分别参与中文《先锋报》、《救国时报》的工作(有些工作不要从字面上里解,应与地下统战和情报工作有关)。39年回国后,皖南事变的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事件后,真正让延安排除CCCP和KMT影响,真正掌握新四军。黄花塘事件,胖帅被整,无风不起浪,其自身原因占很大一部分。不能因为饶后来出事,胖帅得机会把事件整个都翻过来,所有责任都算到饶的头上。饶的所有功劳都被别人领走,其新四军时期不细说,解放战争的华东整军、作为华东战区实际统帅工作(后勤的统筹工作,军事的战略指挥,参与具体的前线指挥),中间攻打济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战役中,其肯定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政治失势,高岗事件发生在大授衔之前,评功时饶人还在,但身处囵圄已没有发言权,功劳任由曾与其合作的人领走,仅留下别人的回忆录里零星的、可拼凑的碎片.
可以说:人虽在,功名俱灭,悲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