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年谱一则 -- 老老狐狸
大假得暇，翻看《毛泽东年谱1949-1976》，看到一则：
这段和以前看过的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说言时间不一致：
年谱记载的时间点是“1969年2月19日”，熊文记载的时间点是“九大之后”。
珍宝岛之战是3月2日打响，3月15、17是战况最激烈的两天。九大召开是4月1日。
熊的回忆录属于个人口述史一类，未能全面查阅、核对档案记录。熊本人是5月27日被总理点将作为老帅们的助手介入此事（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P1180），熊书出版时，总理和四位老帅辞世已久，出现错误也是正常，不必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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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到1976，中国或主动或被动打了四场外战：1950，抗美援朝；1962，中印边界反击；1969，珍宝岛之战；1974，西沙海战。
四场外战中，对国内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抗美援朝，一仗打完，中国结束百年战乱，正如彭老总那句名言：“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真正从精神上站了起来。
但放眼全球，撬动国际大势的却是1969年3月中苏围绕珍宝岛这个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小岛爆发的武装冲突。这一仗，影响了中美苏三国关系，中国在世界上开始打破被围堵封锁的藩篱，走向世界，真正成为美苏中大三角中独立的一极，苏联则两面作战，由盛而衰，最终轰然倒下。
1956年2月，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批斯大林；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以此为契机，中国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探索。
1959年7月，苏共通知中方，暂停在原子弹技术上合作，1年后，撤回援华专家并追讨债务，中苏关系破裂。
1962年，中苏关系出现一个小阳春，短暂回暖后，因中方不可能为苏方的战略利益放弃自我，双方关系再次降温。
1963年7月，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给苏共群体党员和各级组织的公开信，表示苏共同中国领导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9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论战文章（即所谓的九评）。在接下来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中苏公开论战全面展开。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同月，赫鲁晓夫挂着一吨重的大勋章下台。
为谋求两党两国关系改善，中方在北京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并派周恩来、贺龙等组成高级代表团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但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向贺龙敬酒事件彻底破坏了双方关系缓和的可能性，中方判断苏联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转而做好和苏联全面对抗的准备。
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1966年5月，文革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是中共自身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一次清理，首先打掉的就是受过苏联影响或者可能受苏联影响的人。
1968年9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逮捕了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
1966年10月，射程1500KM的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弹道导弹和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1967年6月，由轰六空投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58年，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1967年，射程2800KM的东风三号中程弹道导弹试验成功，理论上可以从马兰基地发射覆盖苏联伏尔加格勒以东地区。
1970年1月，东风四号中远程弹道导弹试射成功，4月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东风四号射程4000KM，理论上的反击线可以覆盖莫斯科。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两国边界开始变得不安宁，从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在漫长边界上的若干地方，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从对骂发展到推搡、棍棒武斗、驾车冲撞等，1969年2月7日，苏军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对空鸣枪。黑龙江省军区、沈阳军区于春节前向军委上报反击计划，沈阳军区派副司令兼参谋长肖全夫和李少元副政委成立虎(林)饶(河)前方指挥部，调集配属部队，准备反击。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发现中方登岛，派出边防巡逻队上岛驱逐，武装冲突引爆，中国边防部队驱逐了入侵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控制了珍宝岛。3月15日和17日，驻岛中国边防部队击退苏联边防军规模更大的进攻。
1969年8月，苏军伏击了新疆铁里克提哨卡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队，报了珍宝岛一箭之仇。中方遭受重大损失，副连长杨政林带队的一个排无人生还。
中苏武装冲突在69年初而不是其他时候爆发，和朝鲜战争在50年爆发原因类似（1949年9月，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苏联取得对美国的基本安全保障，可以直面美国的核讹诈了）。有了基本的安全保障，对冲突规模控制有了一定的把握，实力较弱的中国才敢在珍宝岛采取主动。珍宝岛一战，将中苏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赤果果地展示在全世界面前。同时，苏联向中苏方向调配力量也缓解了欧洲方向的压力。
珍宝岛战后，苏军格列奇科元帅、崔可夫元帅等人主张动用中程弹道导弹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则主张缓和。
1969年8月，苏联外交官试探美新任总统尼克松对“核战”态度。为避免苏联打开“潘多拉盒子”，尼克松坚定拒绝苏联提议，并通过一张华盛顿小报于28日放出了消息。是日，毛泽东要求边境部队随时作好苏联突然入侵的准备，同时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临战态势，国民经济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1969年9月开始，在京中央机关，大学等开始紧急疏散外地。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1969年9月，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双方达成了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项临时措施的协定。这让剑拔弩张的中苏间军事对抗有所缓解。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2月7日，毛泽东说：“尼克松上台后可能有些变化，但暂时不会有大变化。约翰逊写了篇文章，说这几年注意力放在越南，被越南问题缠住了，来不及顾及别的地方。我看有可能。”
1969年7月和12月，尼克松先后解除美国人到中国大陆旅行和向中国出口商品的限制。11月，美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固定巡逻中止。
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邀请老朋友斯诺上天安门观礼，迟钝的美国佬没注意到这个信息；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开打，这一次，老米看懂了，于是就有基辛格夏天的秘密旅行，中美发布公报，宣布尼克松将于次年访华。随后，中国和西方各国关系全面解冻，就在这一年，北京将台北从联合国驱逐出去。
整个中美关系解冻，可以说是中方积心处虑，一手操控。在大国关系上，毛泽东是现实主义大师，1971年1月，他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说得赤果果的：“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
基辛格访华一公开，尼克松还没来，中国在经济上的调整就开始了。
1971年8月，中央史无前例地批准给全国1/4以上的职工涨工资；年底，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出要引进，把人民生活吃穿用搞上去；2月初，批准国家计委引进成套化纤化肥装置的报告，这个报告最终扩展成著名的“四三方案”。
1971年8月14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印发《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及改革临时工制度问题的报告》、《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草案）》、《国务院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草案）》和中央通知。
这不科学，不是说文革中就一个人涨工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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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号：71国发文90号
发布日期：1971-11-30
执行日期：1971-11-30
遵照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根据国家当前的经济情况，国务院决定，对一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的工资，进行适当的调整。
（一），（二），略（三）这次调整工资的范围，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中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三级工，一九六○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一九六六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低于一级的工人，以及与上述工人工作年限相同、工资等级相似的工作人员。矿山井下主要生产工人的调整范围，可以分别放宽一级，即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四级工，一九六○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三级工，一九六六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
调整范围内的工人和工作人员，一般都调高一级。对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一九六○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低于一级的工人，经过群众充分讨论同意，并经领导批准的少数人，可以调高两级。对极少数至今擅自离开工作岗位，闹无政府主义的，在未改正错误前，暂时不予调整。
在这次调整工资中，调高一级的工资在五元以上的，按现行工资标准执行。调高一级的工资在五元以下的，可以增加到五元，并对这次调级以后的同一级人员，也按调高一级人员的工资额发给工资＊。
注＊ 例如北京市郊区县（五类工资区）的粮食加工工业，现行工资标准，二级为三十三元，三级为三十六元，工资级差不到五元。
这次二级工调为三级工，工资级差按增加到五元，月工资为三十八元。未调级的原三级工，月工资原为三十六元，也按三十八元的工资额发给。
搬迁企业的职工，原工资低于迁入地区工资标准的，按迁入地区工资标准调级；原工资高于迁入地区工资标准的，调级后，在保持原工资基础上，按迁入地区工资标准级差增加工资。
调整工资，要经过群众评议，领导批准。
（四）上海市由于学徒转正定级制度等情况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可参照上述原则，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提出调整工资办法，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五）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从一九七一年起新招收的人员，或者实行工分制；或者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实行供给制，并发给一定的零用费。实行供给制的，每月零用费标准，第一年五元，第二年六元，第三年七元。
一九七○年底以前原有人员的生活待遇，各地情况不同，有的实行工分制，有的实行供给制，有的实行工资制。现行工资制度怎样改革，这次是否调整工资和如何调整，由各省、市、自治区进行试点，提出办法，报国务院审批。
（六）一九六六年以来分配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中工作的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工作已经满一年以上，仍然实行见习期间临时工资的，可以转正定级。
（七）调整工资的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地都要先进行试点，总结经验，作好准备。调整的时间，由各地区根据斗、批、改的部署确定。不论何时调整，一律从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起增加工资。
交通运输跨省企业单位调整工资的工作，由交通部与有关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商量安排。
这次调整工资，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工人群众的亲切关怀。各级革命委员会一定要加强领导，充分走群众路线，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过细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把这次调整工资的工作做好，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本通知可以发到各基层单位。附表只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供领导掌握执行，不再下发。）
增加工资总额11亿，涉及调资人数1340万人，平均下来月工资增加6块8毛多，这次调资的大多数是低工资群体，原工资普遍在40元以下，增资幅度超过15%。
文 号：71国发文91号
颁布时间：1979.11.30
……
(二)常年性的生产、工作岗位,应该使用固定工,不得再招用临时工.现在在这种岗位上使用的临时工,凡是企业、事业单位生产、工作确实需要,本人政治历史清楚,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中表现较好,年龄和健康状况又适合于继续工作的,经群众评议,领导批准,可以改为固定工.对于少数不符合改为固定工的临时工,可以区别不同情况,由企业或街道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劳动,有的也可以动员他们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临时工改为固定工后,其劳保福利,按固定工待遇,工资一般暂不变动.少数人工资过高,群众意见大的,经过群众讨论,可以适当调整;工资偏低的,按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中有关规定调整。
上述临时工改为固定工,不包括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农业临时工
(三)临时性、季节性的生产、工作岗位,仍须使用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在企业工作期间,政治待遇、粮食定量、劳保用品应当和同工种的固定工相同.因工死亡和因工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按固定工的劳动保险待遇执行。
(四)矿山井下可以继续试用轮换工,并应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步改进。
(五)在国家劳动计划指标之外,有一些县办企业,现在在常年性生产岗位上,有的使用固定工,有的使用临时工,有的使用亦工亦农轮换工,情况比较复杂,应注意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县办企业的临时工改为固定工,要采取慎重态度,从严掌握,并须经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
(六)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改革的时间,各地区可根据斗、批、改的部署进行安排。
当时全国共有临时工、轮换工900多万人，其中从事常年性生产的约650万人，从事临时性、季节性生产的约250万人。
《通知》规定，常年性的生产、工作岗位，应该使用固定工，不得再招用临时工。现在这种岗位上使用的临时工，凡是生产、工作确实需要，本人政治历史清楚，表现较好，年龄和健康状况又适合于继续工作的，经群众评议，领导批准，可以改为固定工。
“1969年8月，苏联外交官试探美新任总统尼克松对“核战”态度。为避免苏联打开“潘多拉盒子”，尼克松坚定拒绝苏联提议，并通过一张华盛顿小报于28日放出了消息。是日，毛泽东要求边境部队随时作好苏联突然入侵的准备，同时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临战态势，国民经济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上中学时听老师说过。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074713.html 这是人民网的，拍电影一样，活灵活现。
这里有篇文章认为是亲美人士编造出来的 http://bbs.tiexue.net/post2_3994654_1.html
我觉得，珍宝岛事件苏联伤亡远超中国，但在1969年8月13日铁列克提事件，苏联已经报复了中国。该事件里发生时，据说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呆坐一天，电话铃一刻未断，他一声没吭”。既然苏联已经找回面子，知道中国方面的克制，后面再核打击中国的事情不大可能发生。
苏联解体后，很多档案都公开了，理论上讲，如确有其事的话，应当能查到蛛丝马迹。
但作为中方决策者，凡事作最坏打算，向最好努力，这才是应对之策。疏散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这是确有其事的。69年9月，柯西金要求举行机场会晤，中方当时就曾担心过苏军是否会借机空降突击。
对于北方的压力，中方的准备还是很扎实的，比如京原铁路：1964年8月在书记处会议上纳入三线建设计划，1965年11月开工，1971年10月30日通车。京原铁路起自北京市石景山南站，终到山西省原平与北同蒲铁路接轨，京原线与北京地铁1号线基本上是同步开工、通车的，两者相通。按照设计，战时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可以一路转移至四川，指挥全国作战。
和西方关系一旦打开，资源的投入就可以转向了，这才有71年涨工资、72年搞四三方案的可能。
包括老干部的南下。
说明中国做好了承受核打击的准备。
另外，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凭借单一渠道的信息来确定启动或终止核打击这样的大事。
见过很多强调某一单一渠道作用的。
不知道能不能查到《红星报》是否登过类似的话。如果报纸上确实恐吓过，这不能不对中方决策产生影响！
这篇回忆录如真有，应当是可以查实的。
在我看来，如果是军方给决策层提方案的话，核打击肯定会作为备选方案之一上报的，选不选是决策层的事儿，报不报就是军方责任了！
就像珍宝岛，黑龙江省军区、沈阳军区报方案，最终打不打，由决策层拿主意。
需要什么程度的战争准备和战争意志
不知道以后统一台湾的时候，武器装备，能源粮食储备，国内动员，外交关系，防空防核防斩首...会准备到何种程度
的核威胁。同时也刺探美方反应，至少目前披露的就有数起。
比如，苏联驻德黑兰使馆武官Sergei Krakhmalov少将1969年8月30日在土耳其武官举办的招待会上，主动邀谈美国使馆武官Duvall上校。言及中苏武装冲突时，称一旦中方大举进犯，苏联将毫不犹豫动用核武。
他说，苏联将放中国军队进入俄境一定纵深，在苏联领土上使用战术核武器。除非中方首先使用核武，苏联将不会在中国领土上发动核战。当然，Krakhmalov少将声称使用核武器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但他”非常乐见“苏、美两国再次“并肩作战”。
Duvall上校未做明确答复，对这位GRU出身的特殊人物所言自然也不敢视为“个人意见”，于9月4日用密电将谈话内容以备忘录形式呈报国务院。（POL 32-1 CHICOM-USSR XR POL17-8 US/A383，2001年3月30日解密，美国国家档案馆）
70年代末叛逃美国的苏联外交官舍甫琴科，1969年在与美国外交官Michael Newlin谈话时也威胁说，如果中国人认为莫斯科会妥协，或以为克里姆林宫不会动用“战术级别以上的核武器”，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美国人的档案专门有个脚注，称舍甫琴科后来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当时的鹰派言论颇有淡化。
最直白的试探，来自苏联驻美使馆二秘、KGB官员Boris Davydov。1969年8月18日，他邀请美国国务院越南问题特别助理William Stearman在华盛顿某饭店共进午餐，席间将话题引向中苏冲突。直截了当发问，如果苏联出手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方将如何应对？
Stearman惊讶之余反问对方是否当真，Davydov郑重其事予以肯定，接着说，这样一来可以在今后几十年内根除中国的核威胁，二来也能重创“毛派”势力，扶持中共党内反对派高干上位。因为文革进程充分表明中共党内分歧严重，对毛、林路线不满者不乏其人。苏联所期望的变局只可能由中共军政上层推动，仅靠地方少数民族分裂势力无济于事。最后，Davydov再次发问，假如北京在其核设施遭袭后向美方求助？美国怎么办？你们难道不想趁机渔利吗？
Stearman回答说，对此种“假想”，很难明确预测美方的具体反应。但有两点是肯定的，美对中苏大规模冲突深为关切，因为其后果无法估量；其次，美国肯定会尽量争取置身事外。事后，Stearman将谈话内容呈报国务院。（U.S.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US Reaction to Soviet Destruction of CPR Nuclear Capability; Significance of Latest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 18 August 1969, Secret/Sensitive，National Archives, SN 67-69, Def 12 Chicom）
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突访北京与周总理会晤， 中苏关系恶化局面得以缓解。
就在前一天，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向尼克松总统呈报Davydov对Stearman试探的谈话纪要，以及国务院情报分析部门的综合评估。总而言之，国务院认为Davydov是出于“好奇”而发问，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小于一半”。对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John Holdridge和Helmut Sonnenfeldt两人表示担心，认为克里姆林宫也许会推断，美国将默许对中国实施的核打击。基辛格在文件上批注：我不同意国务院的分析，苏联人不会轻易提这样的问题。
1969年9月29日，基辛格在给尼克松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出，苏联对华政策摇摆不定，而美方立场必在其考量之中；苏联可能借用美国让中国和世界误以为苏美私下已有磋商，而对其军事行动坐视不管(look with equanimity)。
(看到此一节，不禁想起抗美援朝前周总理“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这样义正词严的警告。look with equanimity，拿来移译“置之不理”和“坐视不顾”，倒很贴切。）
基辛格接着说，我认为美国应明确撇清与苏联同谋之嫌，这与阁下避免跟俄国人选边站的政策也相吻合。他建议，请总统授权批准要求国务院拟定外交口径的指导意见，对苏及其他国家明确：就苏联向中国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说法表示强烈反对（deploring）。
尼克松总统的批复通过1969年10月11日黑格将军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下达。原件有尼克松手写的简单批注，但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有意思的是，黑格回文将基辛格原文之“强烈反对”（deploring），误打成了deploying。但尼克松认可基辛格的判断，是确信无疑的。（Memorandum from Henry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The US Role in Soviet Maneuvering Against Peking," 29 September 1969, attached to Memorandum to Kissinger from Alexander Haig, 11 October 1969，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 box 337, HAK/Richardson Meeting May 1969-December 1969, 2000年4月27日解密，美国国家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