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苏联4%的自留地生产了25%的产值，包产到户战胜人民公社 -- mcpssx

上海郊区的盐渍地主要分布在浦东川沙、南汇、奉贤沿海夹塘地区和崇明、横沙、长兴等岛屿的沿江东北部前缘。这些地区地处长江河口，潮汐作用明显，大都是近代和建国后围垦滩涂而成的土地。土壤颗粒粗，沙性重，含盐量大，属于砂粘质轻度脱盐的草甸盐土。

上海地区滨海盐渍地的形成和演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水下浸渍淤泥阶段、盐渍滩涂草生阶段和垦殖作用的脱盐阶段。盐渍地的盐份溶于土壤水中，由于毛细管作用而上下移动，土壤中的盐份又受季节气候的变换发生变化。降雨可使土壤表层盐份压渗下层，天晴蒸发又可将下层盐份通过毛细管作用上升，导致表土返盐。高温旱季底层盐份向表土聚集，低温雨季表土盐份向深层淋移。

建国以前，市郊盐渍地只是依靠自然力进行自净，脱盐过程缓慢。建国以后，修筑海塘江堤，以御海潮，疏浚河道，增辟入江入海排水口门，并港建闸，发展机电排灌，建立翻水站，引淡洗盐，这些治水措施加快了脱盐过程，有效地改良了土壤。经过40年的综合治理，大部分盐渍地已得到改造。到1990年止，全市郊区得到治理的盐渍地39.81万亩，占76.85%。

一、夹塘地区盐渍地的治理

建国前，浦东夹塘地区水利失修，堤塘颓废，水系紊乱，河道狭窄，河床淤浅严重。沿黄浦江一线河道口子小，且无水闸控制，每逢干旱年份，难以向夹塘地区供水，农田灌溉用水十分困难。滨江沿海地区，为防止海水倒灌，沿海大部份出口都已封堵，仅留少数河口建置涵洞通水，河道淤塞，引排水严重不畅，缺乏引淡洗盐条件。建国初期，夹塘地区土壤含盐量在2%以上的盐渍地为30.4万亩：其中川沙0.5万亩、南汇县12.6万亩、奉贤县13万亩、国营农场4.3万亩。夹塘地区长期处于“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状况，在洪、涝、旱、盐等灾害严重威胁下，农业生产水平低，人民生活贫困，粮棉产量要比塘西地区低一、二成，有30多万人民经常饮用咸水。

建国后，50年代初，大规模培修海塘江堤，抗御洪潮灾害的袭击，同时贯彻蓄泄兼施、防涝防旱并重的方针，疏浚乡村河道和修建小型涵闸，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60年代以来，夹塘地区以抗旱和解决灌溉水源为重点，提高引水蓄水能力，建五好沟水闸，引长江水改善夹塘地区三三马路以北的水源。但在枯水季节，咸潮上溯，水质仍受影响。为了调引黄浦江水源，开拓了引水中心干河，疏浚整治各级河道，沿黄浦江并港建闸，并在三三马路以南地区沿钦公塘修建翻水站和沿海增辟排水入海口门，为夹塘地区引水洗盐、改造盐渍地打下了初步基础。70年代后期，郊区开始实施水利分片综合治理大控制工程建设，打通钦公塘，建立塘内外统一水系，从黄浦江引淡水，以解决夹塘地区灌溉和洗盐水源。同时，增加排涝入海口门，实行西引东排、北引南排，为治理盐渍地创造条件。

1.整治水系

浦东夹塘地区在治理盐渍地过程中，在修筑海塘防止海潮入侵的同时，还积极地疏浚河道，整治水系，为引淡洗盐创造条件。

建国初期，川沙县在夹塘地区沿人民塘开挖了南北骨干河道随塘河，疏浚整治了东西向老河道江镇河的钦公塘至随塘河段，使夹塘地区引排水以及生产、生活用水有了很大改善。70年代后期，又开挖了浦东运河，分别与赵家沟、张杨河、江镇河等4条东西干河相接，增加了蓄排水能力。1980年1月，全长28.7公里的东西向川杨河疏拓竣工后，与随塘河、浦东运河、曹家沟、马家浜、三八河等33条南北向河道相接，形成了以川杨河为骨干的四通八达的河道网络。1984年7月挖通了川杨河钦公塘坝基，使钦公塘以西的黄浦江水源与夹塘地区的长江水源统一为一个水系，为全县“西引东排，南水北调，引淡洗盐，引淡冲污”创造了条件。

南汇县夹塘地区以三三马路横隔截流，南北互不相通。路北片耕地面积12.63万亩，从川沙白龙港引长江水为水源，但路线长、泥沙多、易于淤塞。建国后，先后拓浚了东西方向的新闸港、大沙路港、东六灶港及南北方向的白龙港、随塘河等，向川沙境内的三甲港、五好沟水闸进行引排。1977年开挖大治河，其他河道的疏浚和电灌站等配套工程也相继竣工。1983年8月开始，路北片与塘西片河道沟通无阻，从此，引排自如，为引淡洗盐创造了有利条件，农田灌溉和生活用水均得到较大改善。

塘东路南片，耕地面积为16万亩。昔日长期依赖天然雨水保蓄水源，遇旱则涸，多雨则涝，往往积水成灾。建国后，先后重点整治疏浚了东西方向的人民港、石皮勒港、殷家港、三三马路港及南北方向的随塘河、白龙港，新开挖了五尺沟、勒马河等主要河道，并在人民塘、胜利塘、里护塘、三三马路一线等地建造水闸和翻水站，使路南片的引水、蓄水、灌溉、排涝以及洗盐等水利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路南片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河道浅狭，河底高于路北片30～40厘米。

奉贤县夹塘地区，涉及平安、邵石、洪庙、胡桥等9个乡和五四、燎原、星火等3个市属农场，耕地面积18.3万亩。建国初期，区内水系紊乱，河网不配套，淡水水源不足，只能种植旱熟作物，产量比塘西地区低得多，群众长期饮用咸水。建国后，为了提高夹塘地区引进淡水和排泄咸水的能力，从50年代起，先后挖深奉城东门港以西地区被里护塘(饮公塘)所隔的南北河道，打通焦墩港以西的里护塘和东门港的里护塘，使东门港以西夹塘地区获得来自塘内的淡水。从60年代起，又先后疏浚了浦东运河、东门港、三团港、红卫港、四团港等县乡骨干河道。70年代后期，金汇港和南门港也相继开挖拓宽并建成金汇港水利枢纽工程，提高了向夹塘地区输送淡水的能力，也为治理盐渍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建国以来，川沙、南汇、奉贤三县先后疏浚大小河道1723条(段)，总长2569.8公里，完成土方24032.4万立方米。填没老河道1547条(段)，总长250公里，移填土方316.7万立方米。大量河道经过疏浚以后，初步理顺了水系，引排灌溉水利条件有了明显改善。逐步解决了引淡洗盐，治理盐渍地的问题，改善了内河水质，为当地人民提供了较好的生产、生活用水，为发展交通航运和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2.并港建闸

在整治河网水系的同时，实行并港建闸，兴建一系列的挡潮挡污、引排灌溉的水利工程，以保障沿江地区免受潮汐影响，稳定内河水位，使黄浦江水能引得进、排得出，为引淡洗盐、改造盐渍地创造条件。

川沙县在沿黄浦江各河口先后建设了张家浜(50年代市政兴建)、老黄浦、西沟、洋泾港、东沟、三岔港、高桥港、白莲泾和杨思等9座水闸，与南汇、上海、奉贤等县相配合，成为浦东地区控制工程的重要配套设施。在钦公塘上相继建设了朱家店、施镇、江镇、蔡路、合庆、大码头、庙车路等7座套闸，以控制塘东水位。1984年川杨河钦公塘坝基开通后，这些套闸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前期建造的三甲港涵闸、60年代建造的五好沟水闸以及70年代后期竣工的三甲港水闸，主要功能是自长江引水，以解决打通钦公塘前三三马路以北川沙、南汇两县夹塘地区的淡水水源，增强除涝能力，并为通航创造条件。

建国初期，南汇县在人民塘上先后建造排涝涵洞24座，在里护塘上建造滚水坝15座。以后在里护塘一线先后建造东门套闸、盐仓套闸、大团北套闸、祝桥套闸、大团平桥套闸。1957年开始，先后在人民塘、胜利塘建造水晶宫排涝闸、芦潮港排涝挡潮闸、庙港节制闸、黄洼港节制闸、石皮勒套闸，小勒港节制闸、朝阳套闸、汇角排涝挡潮闸和大治河出海闸。1968年起，先后在三三马路一线建造白龙港套闸、随塘河套闸，五尺沟套闸。这些闸涵工程，使南汇夹塘地区的引水、蓄水灌溉、排涝等水利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为了解决三三马路以南夹塘地区淡水水源，60年代初期，沿钦公塘建造了大团翻水站和三墩翻水站，1968年建二墩翻水站，1971年建洪波翻水站，从此每年引进黄浦江淡水进行引淡洗盐，向芦潮港排涝闸排放。大治河开通后，淡水水源更有保证，1980年引淡洗盐，通过芦潮港、汇角两闸排水990.2万立方米，对降低水质含盐度取得了良好效果。据万祥、新港等6个乡、50个测点对引淡洗盐前后水质含盐度情况测定，平均水体含盐度由洗盐前的1.84‰降为1.06‰，降低了42%。但随着季节气候的变化，有时也稍有回升。

奉贤县自1950年起先后兴建各种规格涵洞131座，至1990年已废弃62座，尚在使用的69座。其中邬桥乡39座，五四农场3座，团结塘及新垦区27座。1961年起在夹塘地区先后兴建奉城、四团、星火、集成套闸、星火单闸、二港、红卫港和南门港等桥闸。60年代起，在东门港以东沿里护塘一线，兴建东门、四团、三团和集成(洪庙)4座翻水站，抽取塘内淡水供夹塘地区农田灌溉。并由水闸控制水位保持在2.8米-3.0米。1973年6月在五四农场建成翻水站(又称中港翻水站)，每年冬季将夹塘地区河网咸水翻入杭州湾，由集成、四团翻水站将淡水抽进夹塘地区河网，每年换水1～2次，土壤含盐量明显下降。1977年起，又在沿海先后兴建中港节制闸、金汇港南节制闸、燎原出海闸。1977年中港水闸竣工使用，五四翻水站停用，奉贤夹塘地区有了排泄口门，换水洗盐次数增多，盐渍地得以更快改良。70年代后期兴建的金汇港北水利枢纽工程竣工投入运行后，大大提高了向夹塘地区输送淡水的能力。1985年奉城南门港贯通钦公塘后，塘外水质含盐量明显下降。据测定，原南门港水含盐量，平均为2.4‰，打通后平均为1.34‰，至1986年又下降到平均为0.65‰，已接近达到国家规定的灌溉水0.57‰含盐量限标。

3.改良土壤

新垦盐渍地肥力较低，泡田洗盐后大量养份也随之损耗，农业部门根据传统经验注意种植耐盐绿肥。绿肥具有培养肥力和治盐的双重功能，既可改善土质结构，增加土壤通透性，又可促使土壤淋盐和压制返盐，对土壤熟化起很大的作用。因此，盐渍地区一般都先植绿肥，选择耐盐绿肥品种作为过渡性耕作。冬季种金花菜(苜蓿)、蚕豆、苕子、箭舌豌豆、草木栖等绿肥；夏季种田菁、柽麻等绿肥；也有种紫穗槐、紫花苜蓿等多年生绿肥。待土壤熟化到一定程度后，治理和利用相结合，实行水稻、绿肥轮作，这样既有利于加快淋盐洗咸过程，巩固治理盐渍土的成果，又可为以后水旱轮作打下基础。同时，还广辟肥源，采取养猪积肥，运垃圾、割青草、塘草压泥和桔杆还田等多种方法，增加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取得良好效果。新垦区还可种水稻，水稻田保持一定水层，也有压盐作用。

4.田间水利

南汇、奉贤等县在整顿内河水系的同时，每年秋冬季节在沿海新垦地区组织农民修筑渠道，开挖深沟，修理田沟，做到三沟配套，沟渠相通，河渠相连，加快田间排水速度，利用沟渠排水冲盐洗咸。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水旱轮作。而种植水稻，也是引淡洗咸，调节土壤水分，淡化盐土耕作层的有效办法。一般含盐量0.4‰左右的盐渍土，在连续种稻3年之后，1.5米深的土层内，含盐量可下降到0.2‰以下。但是，连续种水稻，也会导致土壤板结，养份流失，肥力下降。因此，盐渍地区在安排作物茬口布局时，不同程度上都实行水旱轮作。水旱作物分片种植，每片田内种同一种作物，在水旱作物交界处开挖深沟，不使出现“水包旱”或“旱包水”的“插花田”，避免与水田毗邻的旱地地下水位升高而引起返盐效应。

浦东夹塘地区盐渍地，通过40年来的认真治理改造，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川沙县原有5000亩盐渍地已全部得到治理。南汇县夹塘地区路北片，建国初期原有的盐渍地12.6万亩，到1990年已显著脱盐的有7.44万亩，占总数的59%。奉贤县建国初期原有盐渍地13万亩，已经治理改良的有12万亩，占92.30%。夹塘地区的盐渍地经过治理以后，随着其他农业条件的改善，有相当数量耕地已经建成水旱轮作的高产稳产农田。但是原有的盐渍地经过治理后，仍然需要继续巩固提高，新围垦的盐渍地需要重新规划治理。

川沙县原先沿黄浦江建造的7座水闸，除杨思水闸外，其余6座水闸都处于黄浦江下游，闸室孔径较小，河道出口引排不畅，特别是随着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工业发展，水质污染日益严重。人民塘以东地区的水质矿化度为3～10克/升，属半咸水。五好沟和三甲港水闸所引的长江水，也经常受到咸潮威胁。南汇县三三马路以南地区河床仍偏高，引排不畅，干旱时期还需依靠翻水站翻水，土质砂性重，土壤含盐量还较高，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奉贤县建国以来新围垦的25万亩盐渍地中，有9.4万亩耕地的土壤含盐度在1‰以上。夹塘地区红卫港以东4个乡和1个农场仍要靠翻水站翻水。

反毛的人动不动就说毛泽东时代吃不饱饭，是私有化解决了吃饱饭问题。单从事实上看，毛泽东时代人口由5亿增加到9亿，人均预期寿命又从35岁增加到65岁。如果吃不饱饭，这额外4亿人，平均额外多活了30年，难道会光合作用不成，会直接转化太阳能？

今天咱们就较个真，认真研究一下吃饱饭的问题。既然要研究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算吃饱饭。人为了生存，平均每天需要热量大约2000卡路里，大约相当于一斤粮食。一年下来，就是180公斤，再考虑粮食加工分配过程中的损耗和分配不均的因素，那么人均粮食消费量大约至少需要250公斤。这可以说是狭义的吃饱饭，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为了维持其人口生存所必需的。

但是，人要生存，不仅需要热量，还必须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没有这些，就会营养不良，就会有饥饿感。为了补充这些其它营养成分所需要的肉类、蛋类、蔬菜可以折合成粮食当量（比如计算用多少粮食可以养一头猪，出多少肉）。

如果是以素食为主的食品结构，保持营养均衡，那么人均直接和间接粮食消费量需要达到400公斤；如果是素肉食搭配的食品结构，需要达到800公斤；如果是肉食为主的食品结构（比如美国），需要达到1500公斤。所以，就广义来说，人均400公斤粮食可以算解决温饱问题，而只有人均800公斤以上才能算小康、吃得“好”（不一定健康，单从口感来说）。

首先，我们承认，“改革开放”时期，温饱问题确实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当然仍有一部分贫困人口没有解决，姑且不论）。但是，说某某解决了中国人民吃饱饭的问题，说得应当是，经过某某或某种社会制度的努力，原来吃不饱饭的，变成吃饱饭了，而不应当是指在前人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吃饱饭问题以后，坐享前人的成果。

查中国历年人均粮食产量，1950年为239公斤，1956年达到五十年代最高点307公斤。所以，在人民公社以前的小农经济时代，依据当时的生产条件，人均粮食产量大体上就是在250-300公斤之间徘徊，勉强解决最低限度吃饭问题，还不能真正实现温饱。

人民公社初期，由于人民群众缺乏经验，组织混乱，又加上走资派搞浮夸风共产风的破坏。最主要的，人民公社刚刚建立，还来不及对农业的生产条件进行根本改善。恰逢1959-1961年空前的自然灾害，1960年，人均粮食产量降至建国以来最低点217公斤。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尽管遇到了大灾，国家没有发生动荡，也没有发生什么群体性事件，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农业是高度依赖于自然条件的生产部门。农业产量要提高，灌溉、肥料、良种必须成比例提高，缺一不可。而建国初，农田水利建设尚未开展，石油极度短缺（从而没有化肥农药），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需要时间。在基本上是继承了小农经济的技术条件下，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极差，是不奇怪的。

1962年以后，人民公社的组织逐步稳定成熟，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后来为实践证明高度适合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制度。1962年，人均粮食产量恢复到238公斤，1965年，增加到268公斤，1970年，增加到289公斤，1975年，增加到308公斤，1980年，增加到325公斤。1982年，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最后一年（1982年底公布的新宪法废除人民公社），人均粮食产量达到349公斤。可见，1962年以后，中国农业、粮食产量稳步提高，基本上是几年上一个台阶。1962-1982年，人均粮食产量由约240公斤提高到约350公斤，年均提高5.5公斤。按照这样的速度，再有10年左右时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就可以稳步保持在400公斤以上，彻底解决温饱问题。

为什么在人民公社条件下可以实现粮食稳步增产呢？除了采用良种、化肥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中国，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都与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呈高度线形相关。先看世界，1960年，1970年，1980年，灌溉面积比分别为21%，25%，和29%，同期的每公顷粮食产量分别为1.3吨，1.6吨，和2吨。基本上是灌溉面积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每公顷粮食产量可以增加100公斤。

再来看中国，1962年，1970年，1980年，灌溉面积比分别为25%，31%，和38%，同期的每公顷粮食产量分别为1.3吨，2吨，和2.7吨。1960-1980年，世界的灌溉面积比增加了8个百分点，粮食单产增加了700公斤；1962-1980年，中国的灌溉面积比增加了13个百分点，粮食单产增加了1.4吨。如果不是人民公社，靠小农经济、包产到户，能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

无论是用世界平均数据，还是用中国数据，都可以发现，基本上用灌溉面积比乘三分之二，就大致可得每公顷粮食产量；这足以说明，所谓靠小农经济的那点可怜的自私自利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的说法，完全是欺世盗名。

吹嘘包产到户的，一般都会引用如下的数据，1977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298公斤，1984年，人均粮食产量390公斤，所以说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吃饱了饭。大家都知道，农业产量是经常波动的，如果故意挑出一个歉年做起点，再挑一个丰年做终点，都可以制造农业奇迹。事实是，一方面，直至1982年，中国农村还在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而不是包产到户。另一方面，1985年，人均粮食产量就下降到了358公斤。1996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点的412公斤，但是2003年又下降到333公斤。近几年人均粮食产量有所恢复，2010年达到407公斤。

概括来说，在小农经济时代，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大致在250公斤至300公斤之间徘徊，在好年景勉强够吃，谈不上营养，遇到自然灾害就会出现饥荒。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大致在350公斤至400公斤之间徘徊，如果不出内忧外患，基本上可以算是温饱无忧。但是，如果问题是，到底是谁让人民吃饱了饭，或说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那就应该问，是谁或哪种经济制度使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由250-300公斤的台阶上到了350-400公斤的台阶？

这个过程，小农经济没有完成，与小农经济在本质上一致的包产到户也没有完成。与小农经济不同，包产到户可以坐享人民公社建设的水库、化肥工业以及社会主义科技体制培育的良种。中国人均粮食产量由250-300公斤的台阶上到350-400公斤的台阶，几乎全部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完成的（参考附图，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人民公社时期人均粮食产量在波动中上升，而此前此后都是围绕同一水平徘徊）。

所以，有人恬不知耻，说是由他自己让中国人民吃饱了饭，那完全是贪天之功为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