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毕福剑事件让我想起了要超毛主席20天娘的彭德怀元帅 -- mcpssx
请不要跳过过程和细节，直接到结论，可以围绕李锐、庐山等关键词搜搜。给大家转载一段回忆，
原中顾委委员周惠：李锐在庐山会议揭发彭德怀
人物介绍：周惠，1918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初，调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等。1959年，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旋涡。1977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8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周惠：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
发生的事。
7月23日主席大会上定性批判，挨批的几个人凑一块儿发发牢骚，没什么大不了的。
直接谈话就好了。。。。
万言书里张闻天的影子似乎比较清晰。一些秀才参与的痕迹也有迹可循。。。。。
所以这事就不是写信那么简单了吧？
彭信本身，讲成绩谈缺点并不算尖锐，至少没那些秀才在毛耳朵边说得厉害。
彭信也不是冲毛去的，据彭随行参谋王承光回忆：
7月12日中午，彭德怀和王承光谈到:“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问题不少，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在这次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问题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两点：1、彭的意见在大会上是少数；2、彭希望主席能表态支持，也就是“借钟馗打鬼”。当然，彭也相信毛会支持的，从58年底开始，毛一直在纠左，彭不会不知道，上山的议题以及上山后和周小舟他们的交流，也支持彭的判断。
彭信印发大会后，真正刺激各路诸侯的，不是信中谈成绩、说缺点的那一部分，而是定性和具体措施。
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诸大员没几人能接受。至于接下来的：
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大家都是江湖上滚过多少遍的了，听不明白吗？“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可能只是让人愤怒，这“系统地总结”、“明辨是非”、“一般地不去追究”恐怕是让人不寒而栗！
对于信的措辞、印发的后果，彭也是有考虑的：
对于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彭德怀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如提不提“左”的错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出现的问题是不是“具有政治性的”等等。彭德怀说:“不明确讲出来就说不清问题，讲了可能会刺伤一些人。”这封信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据《彭德怀年谱》记载:7月15日晚饭后，彭德怀问王承光，毛泽东是否看到了那封信，并对毛泽东看信后的处理作了几个估计:“主席可能找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主席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不过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领导人）作点检讨。”
主席上山前，在原定的议题上加上“团结”，就是担心这“纠左”纠出“党内分裂来”，毕竟当时认同主席纠左的，在党内高层还是少数。
彭这信倒好，不按他的来，你老毛要开神仙会、要下山，不留在山上“系统地总结一下”、让大家“明辨是非”、让“各地作点检讨”，就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
但写信撒谎还“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和“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
这事儿就严重了。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个挺大的帽子，或者说是个挺重的话，也许啊，我没有资料，有印象也许过去路线斗争有人定性是用的这顶帽子。
我是一般的感觉有些话在不同语境里有不同的意思，所也觉得在当时的语境里这句话可能也会有和我们现在一眼看去不同的意思。当然完全是揣测，您包涵。
多数帽子比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更沉，而且彭信把自己也算进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一员。彭信认为庐山会议需要对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做系统总结。
庐山上毛说彭的资产阶级立场几十年不改，这个帽子如何？
刘少奇说彭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这样的帽子如何？现在有些人批彭和刘是同志加兄弟。
啥叫“出现的问题是不是‘具有政治性的’”？政治性问题和工作失误、头脑发热能不能等量齐观？
而且，写在纸上和私下不留记录的交流，也完全不同，李锐就当着毛泽东面说过“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
7月11日晚，毛泽东召来周小舟、周惠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锐三人，开怀畅谈“同乡会”。
李锐建言，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
毛泽东表示同意，“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
李锐写道，“我这时乘机建议，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二周也当即附议。毛泽东于是向我们讲，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尤其小舟大胆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直接批评了毛泽东，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
回去后，李锐未将聚会内容对外透露，“可是后来才知道，小舟随意向人流露了高兴之情，于是有的话就传到柯庆施（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这些人耳朵里去了，他们正在窥测方向。”
“同乡会”次日，周小舟找到彭德怀，直说去年粮食造假，“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现在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也不能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动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他还表示，昨晚已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些，希望彭德怀有机会也去谈谈。
只不过，周小舟这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真是直接批评了毛泽东？这就是李锐的主观猜测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彭是和周交流后才写的信，周告诉他主席要反左，他应当是相信主席会明确支持他，所以，当发现主席只是加个标题未作任何批语就简单印发，他才会略诧。
正确的是无产阶级。
彭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比小资产阶级狂热要严重得多。
所以毛说彭的资产阶级立场不变。
有人说薄是小资产阶级，毛就说不是，左倾机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右倾是资产阶级思想
高岗说过，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裤裆里的鸡巴，时不时硬一下。相对右倾是比较轻的问题。
按这个理解，彭说大跃进中的问题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符合党内语汇的，实际上当时很多人有同感。
彭在信上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如果毛立马就反驳说彭是“资产阶级立场几十年不改”，这个帽子就重多了。
等到8月1号以后，啥7788都曝出来了，这时说的话、定的性，可能不宜和彭信用词直接比较了。要比也只能和其他同志对彭的定性比。
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被卷入到批判当中。最初由彭真提议（注：好人呐），几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注：都是好人，除了那个大魔头），最终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过关。杨尚昆在这期间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注：谦虚地说，我也是好人呐），他给我们简略讲了讲这个情况。
…………
当时，会议除集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火外，那些曾经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彭真就来找我商量，提出要保护“秀才”。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专门找李锐谈话，要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扯宽了（注：具体举措）。我把这个意思向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他们也表示同意。随后毛泽东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批评“秀才”们前一段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同时又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说过两天向会上打个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我到“秀才”们的住地，告诉他们：主席已经要我向各组组长打了招呼，要他们集中精力开好八中全会。不要再提“秀才”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心了。
8月11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作了系统的批判，同时也讲了要“保护秀才”。他说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他还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就正式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保护过了关。（注：究竟是谁在保护秀才？）
但是，庐山会议后。中央根据庐山会议对“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决定对他们立案审查。10月，彭真两次找“秀才”们谈话，核对材料。（注：不是说过了关么？）几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和申辩。10月17日，毛泽东找四位“秀才”谈话，说你们在庐山的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结束（注：再次疑问，究竟是谁在保护秀才？）。
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注：一笑）。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注：因果关系？）。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客观上干扰了主席的纠“左”进程，这一点他自己也有察觉：
我曾经设想过，主席收信后在公开下发前约彭总面谈一次陈清利害，或许事情还有转机。但看过师哲回忆七大期间主席对彭总的评价，郑文翰、王焰、王亚志、王承光等对彭总庐山会议前几年言行的反思，再联系曾希圣衔命来访所提的三个问题，足见毛、彭两人对对方的成见之深，实难调和。算总账，只是时间问题。
彭总、林总，一搀乎政治便不入流。要说政治敏感度，彭更是等而下之，一叹。
从前把彭总推上“为民请命”的神坛，固然是某些人的政治需要，不足取；但现在走向另一个极端，作诛心之论，也令人齿冷。彭总千错万错，被罗织成“反党集团”绝不能反衬主席的伟光正，更不用提后来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里通外国”罪。
为这封信，彭总最终身与名俱裂。性格使然也罢，咎由自取也罢，无论如何，在党的大会上尽党员义务直抒己见还是值得大力褒扬和提倡，否则党内民主从何谈起？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搅屎棍。
但我个人认为彭潜意识里对八大以来格局还是有情绪的。
另外，看庐山，有几个背景很多人有所忽略：
1、开会时情况并不太糟，58年是丰收。真正困难是59年底开始的，而中央知道实情，已经是60年年中了。即便是彭，在批浮夸时，举的例子是：“主席家乡增产实际只有16%”。
在大家普遍认为58年只是“成绩大小、代价高低”问题的情况下，主席从59年底开始的纠左进行得困难一点都不奇怪，大家认识跟不上嘛！
这种情况下，强行反左，很可能分歧激化造成分裂，所以主席上山开的方子是读书（自己打通思想）、团结。
2、国际环境，中苏关系、匈牙利事件、原子弹模型……，全都一块来了，肯定有人联想，但这种莫须有的事儿，没法一时半会儿解释清楚。
3、彭总开的药方子实在不靠谱，还是“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哪一套，在庐山把会多开几天、主席讲讲话，就能“分清是非”、“打通思想”、“各自检讨”？就能“搞好工作”、从此不再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了？
主席去世了，那洋跃进还不是搞的轰轰烈烈的，92年南巡后，一片热闹之后留下大片大片的烂尾楼…………
58年的公社化、大炼钢铁等其实都是经济工作中的操作问题，操作问题还是技术性解决比较好，上纲上线惹翻了一线执行层，反复烙饼，要命得很。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开成功，就是针对当时急务只解决军事问题，路线问题根本不提，时间到了，解决路线问题的火候也就成熟了。
61年广州会议上，搞个公社60条，公社不也就慢慢走上正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