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赫克托耳读法国大革命 -- 赫克托尔

也是法国国王夺取的爵位——通过战争和婚姻,同时国王是所有绝嗣贵族的继承者.严格地说，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图瓦伯爵领地一直都存在，只是暂时没有领主，而国王把它给了自己的弟弟。

例如历史上勃艮第公爵独立于英法之间，既庇护过法王也监禁过法王，不幸绝嗣，从此勃艮第公爵成为路易子孙的爵位。

大致上说，国王也不能创设新的爵位。

还是一直没有彻底完成直到革命？

我只是知道路易十四亲政起，开始把贵族圈养在凡尔赛，但具体如何设立制度取消贵族的独立王国，怎么也没搞明白。早期的大贵族可是有司法权甚至造币权的，后来瓦卢瓦王朝时期造币权就全部收归中央了，但我看的经济史书上也只是说收归中央，大家只能使用图尔和巴黎两个国王直辖的造币厂的利弗尔了，怎么收回的还是不清楚，总不会国王下一道敕令，高等法院登记生效，就剥夺贵族原有的权力了吧。

年，奥尔良公爵取代孔代亲王成为首席王室亲王呢？

其实，1626年加斯东·让-巴蒂斯特（1608年—1660年），路易十三的弟弟被封为奥尔良公爵的时候（之前他是安茹公爵），他就比孔代家族更有继承权啊

之后路易十三的儿子，菲利普接任叔叔的爵位（1660-1701），然后是菲利普的儿子菲利普二世（1701-1723），菲利普二世1715年到1723年曾为路易十五的摄政。

1709年是第五任 孔代亲王 亨利（1643年7月29日—1709年4月11日），大孔代的长子去世。大孔代是1686年去世的。当时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一世为什么不能取代孔代家族的位置呢？（非要等到儿子这一代才后来居上？）

从5月初开会，到6月下旬，凡尔赛一直是风暴中心，随着6月23日国王、议会之间图穷匕见，风暴眼迅速转移到首都巴黎。

巴黎人天生喜闹乐乱，来历不明的起义、暴动不计其数，正是为了防止三级会议与巴黎人勾结，路易十六才把会址定在凡尔赛。随着会议的进展，巴黎人密切关注会议进程，随时准备闹腾一番。听说6月23日路易十六企图动武，巴黎人终于动了起来。

三级会议的代表，并非人民直选，而是先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代表。代表们去了凡尔赛，巴黎最能代表民意的就是选举人了。6月25日，身为社会精英的400巴黎选举人，自动集会于巴黎博物院，后来又移到市政厅，其目的在防御贵族之阴谋及与国民议会取密切联系。

6月27日，为了麻痹议会，为调兵镇压议会争取时间，路易十六令和尚、贵族两个等级并入国民议会。王国调兵的消息传来，巴黎的选举人们着手武力对抗王军，拟定组建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的计划大纲。五世奥尔良公爵的私宅——罗亚尔宫(Palais-Royal)，成了露天俱乐部，日夜有人在此聚会，讨论时局，交流情报。

罗亚尔宫原是路易十三朝首席权臣黎塞留红衣主教(Cardinal Richelieu, 1585—1642)的私宅，黎塞留将其捐赠给朝廷，取名为罗亚尔宫(Palais-Royal)，意为王家宫殿，后来被路易十四赐给弟弟一世奥尔良公爵。奥尔良公爵一贯与国王不对付，6月24日带领一批贵族并入国民议会，导致贵族等级总崩溃。于是乎，五世奥尔良与财政大臣内克，成了巴黎人的两大偶像和精神领袖。

巴黎人组织的国民卫队或国民自卫军，由巴黎市民组成，后来成了共和国军队的基干。当时年仅26岁的布律纳(Guillaume Marie-Anne Brune, 1st Comte Brune, 1763—1815)元帅、27岁的儒尔当(Jean-Baptiste Jourdan, 1st Comte Jourdan, 1762—1833)元帅，都是此时入伍的。以儒尔当为例，作为法军士兵参加过北美革命，退役后做了布商，背负行囊沿街叫卖布艺产品，看到要变天了，加入国民自卫军，1804年被拿破仑封为元帅。

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还属于民兵性质，比乌合之众强点有限，用他们对抗正规官军，显然不靠谱。巴黎人迅速策反了法兰西禁卫军团(Gardes Franaises)，狠狠薅了一把国王的羊毛。

法兰西禁卫军团由查理九世(Charles IX of France, 1550—60～74)于1563年创建，在大革命前，法兰西禁卫军团是最精锐、庞大的王家军队，分为6个营，下面是6个掷弹兵连、24个燧发枪连，共有3600人，负责凡尔赛、巴黎的安保工作，兼有警察职能。此时在法兰西禁卫军团效力的，不乏未来的名人，如共和国早期名将奥什(Louis Lazare Hoche, 1768—97)、1804年的元帅勒费弗尔(Franois Joseph Lefebvre, 1755—1820)。在贵族制度下，平民出身的他们，注定无法成为高级军官，那是贵族的自留地。6月30日，巴黎人采取了第一个军事行动，4000经常到罗亚尔宫走动的人，冲进阿贝义监狱(prisons of the Abbaye)，救出10名抗命的法兰西禁卫军团士兵，肩着他们游行，此举赢得了禁卫军中下层的军心。法兰西禁卫军团的叛离，改变了国王与三级会议的军力对比。

被派往恢复秩序的骠骑兵及龙骑兵，见状高呼“国民万岁！”，不愿攻打群众，巴黎禁卫军团的动向，影响波及在凡尔赛的驻屯的禁卫军团同袍，后者产生了不守纪律的动态。

7月，从边境调回的军队终于来了，包括炮兵铁甲车(trains of artillery)、外籍军团(foreign regiments)。驻巴黎的部队，以练兵场(Champ de Mars)为多。巴黎正在闹饥荒，巴黎人既担心军队到来加剧饥荒，又担心他们会对付巴黎人和凡尔赛的议会。凡尔赛议会会场也被军队团团围住，禁止市民入内围观。

7月2日，罗亚尔宫中有鼓动家提议推翻路易十六，代之以五世奥尔良公爵。巴黎选举人向凡尔赛议会要求撤走军队，巴黎人不向国王请命，而是要国民议会下令，标志着巴黎与凡尔赛建立起正式联系，巴黎听命于议会，并为议会提供武力后盾，双方将在同一条战壕里战斗。

7月8日，米拉波伯爵在议会发表激烈的演说，促使议会通过巴黎的要求，提请国王撤走军队。路易十六答复议会说，军队调来是保护议会自由的，若议会感觉不安，他准备把议会迁到诺雍(Noyon)或苏瓦松(Soissons)去。至于派兵、撤军，国王是唯一能做出最后决定的人，不劳议会操心。路易十六所言，不仅是谎言，也是对议会的嘲弄和恐吓。得到这个答复之后，当晚有100名议员会集在布列塔尼俱乐部，商量对策。

进入7月中旬，巴黎处于大动乱酝酿阶段。议会、巴黎所面临的危险，加之生活必需品匮乏，使全城马上就要发动一场起义。资本家由于切身利害关系和对国家破产的恐惧，开明人士和资产阶级出于爱国精神，平民为生活所迫，都把他们的苦难归咎于特权阶级和宫廷贵族，要求变革。所有这些人，都热烈拥护革命，因此巴黎沉浸在亢奋与狂热的沸腾状态。

出版界进行了宣传鼓动，报纸派专人跟踪报道国民议会的情况。公共场所和广场上，人们对时局议论纷纷。在奥尔良公爵的罗亚尔宫(Palais-Royal)，召开了巴黎议会。公园里经常聚集着人群，经久不散而且不断增加。一张桌子便是讲台，来一位公民便是演说家。有人谈论祖国的危难，有人大声疾呼主张抵抗。

7月11日星期六，宫廷方面认为时机成熟，开始行动，改组内阁班子。已经异化为议会的人的内克，首先被解职，内克在吃午饭时，得到国王的谕令，要他立即离开法国。内克镇定自若，继续用餐，也不把他接到的谕令告诉任何人，然后同内克夫人坐上马车，前往属于西班牙的布鲁塞尔。新内阁班子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首席大臣为著名的保守强硬派布勒德义男爵(Baron de Breteuil, Louis Auguste Le Tonnelier de Breteuil, 1730—1807)；七年战争的老英雄布罗伊元帅(Victor-Franois, 2nd duc de Broglie, 1718—1804)为陆军部长，全盘负责镇压暴乱；巡按使出身的富隆(Joseph Foullon de Doué, 1715—1789)，担任财政大臣。布罗伊元帅派贝桑伐尔男爵(Pierre Victor, baron de Besenval de Brünstatt, 1722—94)为巴黎王军总司令，全盘负责巴黎的平乱。

次日，7月12日星期天，下午四时左右，巴黎人得悉内克被秘密罢官并已离境流放国外，随之谣传国家要宣告破产，国王即将武力镇压议会和巴黎人民。

于是，全城震动，银行家们决定关闭交易所，抗议内克离职，富有的资产阶级掏钱收买军队。10000多人涌向罗亚尔宫，人们心怀愤慨，却又不知如何是好。有个名叫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 1760—94)的非常勇敢的青年，他是人群中经常演说的一个。他跳上桌子，拿着手枪，喊道：“公民们，一刻也不能迟延了，内克被免职，这是一次警钟，要发生屠杀爱国者的圣巴托罗缪日事件了！今天晚上，那些瑞士兵和德意志兵就要从练兵场(Champ de Mars)里开出来杀我们！我们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拿起武器！”

德穆兰也是革命早期的风云人物，1794年死于恐怖时代的断头台。圣巴托罗缪日事件发生在1572年8月24日晚，信新教的波旁太祖亨利四世与信天主教的瓦卢瓦朝公主玛戈(Margaret of Valois, 1553—1615)结婚，引发天主教徒的愤怒，圣巴托罗缪日——8月24日晚上，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进行大屠杀。

人群用欢呼声支持他，德穆兰提议众人加戴帽徽，以便于互相识别和自卫。人群回答要绿色！德穆兰走下桌子，在自己帽上贴了一片树叶，大家仿效他；罗亚尔宫的栗子树叶差不多摘光了。至于为何用绿色，米涅说绿色代表希望，马迪厄则说绿色是精神领袖内克的制服颜色。

戴上绿色帽徽的巴黎人，抬出五世奥尔良公爵、内克的胸像——还在胸像上加了黑纱，沿街游行，沿途汇入群众和倾心群众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多，情绪越发高涨。队伍行至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me)，一队王家德意志龙骑兵纵马而来，企图驱散群众，被群众们一顿乱石，打的落荒而逃。群众继续西行到路易十五广场(Place Louis XV)——后更名为革命广场，现在叫协和广场，先前被打散的王家德意志龙骑兵团，早已恭候多时。

王家德意志龙骑兵团(Royal Allemand-Dragoons)，主要由阿尔萨斯、洛林的德意志人组成。阿勒曼人(Allemani)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日耳曼族群之一，另一支日耳曼人法兰克人渡过莱茵河，建立法兰克王国之后，便把还留在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老乡视为大敌，久而之久，法语中的德意志叫阿勒曼。由于该团是德意志人，不受法兰西人革命思想影响，因此该团是国王极为倚重的武装力量。现任王家德意志龙骑兵团团长，是出自洛林家族的朗贝斯克亲王夏尔-欧仁(Charles Eugene, Prince of Lambesc, 1751—1825)。

路易十五广场地形平坦，正适合骑兵冲击，面对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群众们略作抵抗，便被冲散，一个抬胸像像的人和一名法兰西禁卫军团士兵丧生。群众四处逃散，一部分奔向沿岸街，一部分向林荫大道退却，其余的人经过图尔南大桥跑进了杜伊勒里宫。朗贝斯克亲王不依不饶，率领龙骑兵，手执马刀，追赶到杜伊勒里宫，一位老人被砍伤；人们用椅子抵御，有的人占据土墩；人民群情忿激，在杜伊勒里宫，在罗亚尔宫，在城厢内外，到处是“拿起武器”(To arms)的喊声。

此时大部分法兰西禁卫军团，因同情人民，被关在营房里，由60名德意志龙骑兵看守。由于法德世仇和对革命的态度不同，法兰西禁卫军极为仇视德意志龙骑兵，听说一个同伴被杀和龙骑兵在杜伊勒里宫屠杀群众，法兰西禁卫终于出离愤怒，不顾军官的弹压，拿起武器，冲破路障，向龙骑兵们开了一排枪，打死2人，打伤3人，剩下的龙骑兵逃走。

接着禁卫军以进攻步伐，刺刀向前，前进到路易十五广场，停在杜伊勒里宫和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lysées)之间的地方，也就是处于民众与官军之间的地方，整整一夜都保持着这个阵地。练兵场(Champ de Mars)的官军立刻奉命前进，等到他们到达香榭丽舍大街，遭到法兰西禁卫军排枪射击。上级要官军战斗，官军中的瑞士雇佣兵(Petits-Suisses)首先抗命，其他士兵跟着，官军军官们无可奈何，只得下令撤退回到练兵场去。禁卫军团的反叛以及首都外籍军队的抗命，使宫廷方面的计划遭到挫败。

7月12日晚上，人民涌到市政厅，要求敲响警钟，分区集合，武装公民。几位巴黎选举人到市政厅开会，接管市政大权，然而在起义初始的混乱局面中，也不大可能有人听他们的。当时人声鼎沸，乱到极点，每个人都很激动。一些趁火打劫的不良分子，烧毁城门，在街上横冲直撞，抢了几家店铺。7月12日到13日的一夜是在乱哄哄和惴惴不安中度过的。

内克在凡尔赛被撤职，引发首都的暴动，反过头来巴黎暴动更让凡尔赛的议会士气爆棚。议会向国王派出了一个由80人组成的、包括全体巴黎议员在内的代表团，向国王陈述首都和王国面临的危险，要求国王撤走军队、把城防责任交给城市民兵；如果国王接受这些要求，就派代表去巴黎宣布这个令人宽慰的消息，但是代表团不久便带着不能令人满意的答复回来了。

既然国王要死硬到底，议会发布一系列决议：

1. 对内克和其他被撤职的大臣们表示同情，声明它将继续坚持要求撤走军队，建立民兵；

2. 议会宣布债权人的权益必须以法兰西正直精神加以维护，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3. 维持过去通过的一切决议。

4. 因为担心国王在夜间用武力关闭议会的会议厅，强行解散议会，决定昼夜不停地开会，一部分议员夜间出席，另一部分议员清晨前往接班。指定拉法叶侯爵主持夜间会议，至此，拉法叶彻底与议会合流，不再是国王的臣子。

决议作出后，议员们没再继续讨论，而是坐在自己的席位上，默不作声，养精蓄锐，显得沉着而坚定。

7月13日，巴黎的暴动更加规范、严整。一大早，市民们就到市政厅去，把市政厅和所有教堂的警钟都敲响，鼓手们走遍大街小巷召集公民开会。人们在公共广场集合，组成国民自卫军。自卫军唯一的问题是武器缺乏，于是到处搜罗，把可能找到武器的地方都找了；人们把军械修造厂和磨刀铺里的武器拿走，开给一纸收据。人们到巴黎市政厅去索取武器；一直聚集在那里的选举人回答说没有，可是怎么说也没有用；人们不顾一切，非要得到武器不可。于是选举人们把请来巴黎市长弗勒塞尔(Jacques de Flesselles, 1721—89)，因为只有他了解首都的军事情况，而以他的声望，可能在困难情况下有点帮助。他在鼓掌声中到来，他说：“我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父母官；你们会满意的。”在市政厅成立了一个常设革命委员会，处理公安问题。

此时自卫军处于寻找武器的狂热之中，王家储藏库(Garde-Meuble)、军械修造厂都遭到洗劫。格雷弗广场(Place de Grève)上聚集的人群，不断高喊“我们要武器！”约下午1点钟，市长弗勒塞尔宣布从夏尔维尔(Charleville)兵工厂运来的1.2万枝步枪即将到达，另有3万枝随后运到。这个保证使人民的情绪暂时稳定下来，刚刚建立的巴黎革委会更加从容地组织军队，决定在发生新情况以前，巴黎的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人数为4.8万人。号召全体公民报名参军；每个区设一个营，每个营有自己的首领。

革委会请一位公爵担任自卫军司令，这位公爵要求24小时以后答复，答复之前，先任命拉萨尔侯爵(Adrien-Nicolas Piédefer, marquis de La Salle, 1735—1818)为第二司令官。7月12日拟定的绿色徽章，改为红蓝两色徽章，后者是城徽的颜色，现在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的服色，便是红蓝两色，后来在红蓝之间插入象征国王的白色，组成红白蓝三色旗，是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革委会的高效工作，赢得各区、自卫军的一致好评和拥护，法国大革命的政权组织，初步建立并巩固，越来越多的市民，包括僧侣、学生、军队，听命于革命政权，巡逻队组成并开始巡夜。

天色将晚，市长弗勒塞尔承诺的枪支还没到。人们害怕官军会发动夜袭，恐慌起来。恰逢一些贴有“炮兵”标签的木箱运到，人们以为枪支到了，骚乱平息，兴高采烈的簇拥着这些木箱走到市政厅。打开一看，却满满地装着旧衣和木块，人们高呼被出卖了，对革委会和市长发出怨言和威胁。市长表示歉意，声明他也被骗了；为了争取时间，或者也许是为了摆脱群众，他叫大家到沙特勒伊(Chartreux)去找武器。可是那里根本没有武器，群众回来时就更加怀疑和忿怒。巴黎革命委员会看到，要武装巴黎和解除人民的疑虑，除了铸造长矛以外，别无他法；于是下令制造五万支长矛。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全城灯火不灭，巡逻队在四面八方加紧巡逻。

奇怪的是，巴黎的王军总司令贝桑伐尔男爵(Pierre Victor, baron de Besenval de Brünstatt, 1722—94)，虽然手握重兵，却在练兵场犹疑不决，按兵不动，坐视巴黎人民造反、设防。

7月14日一早，群众们再度跑到市政厅，向市长和革委会要武器，并表达被骗的愤怒。继而涌向荣誉军人院(Htel des Invalides)，即伤兵养老院，不顾院长的苦苦劝阻，从荣军院的地窖里找到2.8万支步枪和大量刀、剑、火炮，欢天喜地的运走装备自卫军。大炮安装在巴黎的要害位置，防御官军的进攻。

此时巴黎城内还有2处屯集王军的要塞，让革委会和自卫军很不安。一处是练兵场的王军，另一处是巴士底狱(Bastille)。巴士底狱与其说是监狱，不如说是一处坚固的要塞，平时关押些高级犯人，如高深莫测的铁面人。巴士底狱居高临下，墙上装有大炮，是巴黎城最重的武器，对自卫军的威胁很大。

上午，传言王军从巴黎北方的圣丹尼(Saint-Denis)向巴黎开进，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又有情报传来，巴士底狱的大炮正在对准圣安东尼街(Rue Saint Antoine)。革委会一面派人侦察，一面派代表去同巴士底狱要塞司令谈判，要求撤除大炮，并且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这次警报、这个堡垒所引起的恐惧、人们对这个堡垒所保卫的恶势力的憎恨、在起义时占领这个重要据点，及不使它落在敌人手中的必要性等等，把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巴士底狱方面来了。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巴黎全城只有一个口号：到巴士底去！到巴士底去！从各区来的一队队民兵扛着步枪、长矛、大刀向巴士底狱进发。巴士底狱周围的人群已经很多；要塞岗哨密布，吊桥悬起，好象处在战争时期一样。

一位名叫杜里奥德拉罗西埃尔(Jacques-Alexis Thuriot de la Rosière, 1753—1829)的代表，要求同要塞司令德劳内(Bernard René Jourdan, marquis de Launay, 1740—89)谈话。双方晤面之下，他要求司令改变炮口方向，交出武器。司令回答说，大炮是一向安在炮楼上的，他无权把炮卸下来；而且，鉴于巴黎人对此感到不安，他已经叫人把大炮后撤了几步，拉出了炮眼。杜里奥不甘心就这么被忽悠回去，坚持探查要塞的情况，发现有3门大炮对准通向要塞的所有街道，准备消灭进攻要塞的人。约40名瑞士雇佣兵和80名荣誉军人——即伤残军人，守护着大炮。杜里奥以荣誉和祖国的名义敦劝他们和要塞参谋部不要与人民为敌，官兵异口同声地发誓，如果不是遭到攻击，决不使用他们的武器。然后，杜里奥离开巴士底狱，去革委会汇报所见所闻。

但是群众急不可耐，要求堡垒投降。不时可以听到人群中发出这样的喊声：拿下巴士底狱，拿下巴士底狱！有2个积极分子人从人群中走出来，用斧子砍大吊桥的铁链。巴士底狱守军高声叫他们后撤，威胁朝他们开枪；可是他们继续砍，很快就把铁链砍断，放下吊桥，和人群一起冲过桥去。他们进到第二座吊桥，也想把它放倒。守军他们开了一排火枪，把他们驱散。他们又卷土重来，连续好几个小时集中全力攻第二座吊桥，要塞不断开火阻止他们接近。暴怒的群众试图用斧子劈开大门，同时火烧守备队；可是守备部队打了一发开花弹，这对围攻者是致命的一击，杀伤了其中的许多人。众人的士气更加高涨，在于兰(Pierre-Augustin Hulin, 1758—1841)带动下，他们继续坚持包围要塞。

听说巴士底狱发生了激战，革委会忧心忡忡。围攻巴士底狱是革命军队首次真正的战斗，如果失利，必定会涨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练兵场的王军很可能趁机出动，内外夹击镇压革命，目前一片大好的局面，都将付之东流；如果胜利，人民的革命热情会更加高涨，资产阶级精英组成的革委会，恐怕难以驾驭。

自卫军要求革委会供给军火以便继续包围要塞，革委会拿不出来，人们就会说革委会背叛。革委会两次派代表谈判停止敌对行动，并要求要塞司令德劳内把要塞交给公民；但是在一片喧嚷、混乱和火枪声中，代表团无法讲话。革委会派出了第三个代表团，配备了一面旗，一面鼓，使其更易为人辨识，但结果还是不好，双方都不肯听他们的话。革委会的上述举措，反而使民众对它有疑虑。市长弗勒塞尔尤其不得人心。有人说：“今天一天，他就骗了我们好几次。”

就在双方陷入对峙时，法兰西禁卫军团(Gardes Franaises)带着大炮及时出现，要塞已被围攻四个多小时了。正规军一来，局面顿时改观。巴士底狱守军也督促要塞司令德劳内投降，德劳内见情势不妙，手持点燃了的火绳走向炸药，想把堡垒炸毁，守军当然不愿意为国王殉葬，逮捕了他，在炮座上树起白旗，枪口朝天，炮口向下，以示停止抵抗。可是进攻的人继续进攻，高喊着：“放下吊桥！”一个瑞士军官从城墙的枪眼内向外喊话，要求投降，按照两军作战的传统不失体面地离开要塞。人群高喊：“不行！不行！”这个军官被迫让步，提出如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就放下武器。冲在最前面的人回答说：“放下吊桥，保证没有你们的事。”对方得到这个保证以后，就把门打开，放下吊桥，围攻者冲进了巴士底狱。走在群众前头的那些人想把司令、瑞士人和残废军人救出来，以免遭到报复；但是民众高叫：“把他们交给我们，把他们交给我们；他们向自己的公民开火，应该绞死他们！”德劳内、几个瑞士雇佣兵和残废军人，被怒火不平的群众从他们的保护者手里拖出来，残酷的处死了。

市政厅中的革委会还不知道战斗的结局，市政厅里挤满了人，都怒不可遏，威胁着市长和选举人。市长弗勒塞尔脸色苍白，不知所措，成了谴责和威胁的对象。人们强迫他去市国民议会廷接受审判，人们从四面八方高喊：“叫他来，叫他跟我们走！”弗勒塞尔答道：“这可太过分了；既然他们要这么干，就走吧，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可是他刚到议会大厅，群众们听到：“胜利！胜利！自由！”才知道巴士底围攻胜利了。

稍后，巴士底狱的征服者到了，他们步入大厅，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其中最为出众的人被高高举着，戴上桂冠。簇拥着他们的有一千五百多人，眼睛发红，头发蓬乱，佩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互相拥挤，踩得地板咯咯作响。一个人拿着巴士底狱的一串钥匙和一面旗帜，另一个人把巴士底狱的规章挂在刺刀上，还有一个人的样子就更可怕了，他那一只沾了血的手举着要塞司令的领扣。巴士底狱征服者的队伍就是以这种气概，进入了市政厅的大厅——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把广场和河岸挤得水泄不通——向革委会报告他们胜利的消息，并决定其余的俘虏的命运。有几个人想把这些人交给革委会去判决，其他人却喊道：“不要对这些俘虏宽大！不要对这些朝公民开火的人宽大！”经总指挥拉萨尔侯爵(Adrien-Nicolas Piédefer, marquis de La Salle, 1735—1818)等人的苦劝，终于说服群众，同意一概给予赦免。

现在轮到倒霉的弗勒塞尔了，有人说在德劳内身上搜到的一封信，证实了弗勒塞尔有背叛行为，这是人们早就怀疑了的。信中，弗勒塞尔对德劳内说：“我用帽徽和诺言来哄住巴黎人；你要坚持到今天晚上；援军就会到来。”民众挤在办公室周围。最温和的一派主张把他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可是另外一些人反对，说应该把他带到罗亚尔宫去审判。后一种主张成了大家一致的要求，各方面都在喊：“到罗亚尔宫去！到罗亚尔宫去！”弗勒塞尔相当镇静地回答说：“好吧，先生们，到罗亚尔宫区去。”说完这话，他就走下台来，穿过人群，众人让开一条路，跟着他走，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暴烈举动。可是走到一个街道拐角处，一个陌生人迎面走上去，用手枪把他一枪打死，倒在地上。人们将他、德劳内的脑袋砍下来，扎在长矛尖上，游街示众。

1783年，蒙特戈菲埃尔兄弟在弗勒塞尔赞助下，成功地演示了载人的热气球自由飞行，所以热气球早期叫弗勒塞尔气球(Flesselles balloon)，弗勒塞尔与之后被杀的拉瓦锡一样，对人类文明都做出过杰出贡献，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总有葬身其中的，何况从弗勒塞尔的表现看，他的死并不冤枉。

7月14日晚上，在攻克巴士底狱引发的巨大热情支配下，巴黎人民狂热的加入筑街垒、掘战壕、造长矛、造子弹的工作中，妇女们把石块搬到屋顶，以备砸死敌兵；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各自分配了防地，巴黎就象一个巨大的工场，一个宽阔的军营，这一整夜人们是在枕戈待旦、等候战斗中度过的。

巴黎人民节节胜利之际，凡尔赛的国王、宫廷、议会在干什么呢？

就得退位，当然要及早，否则到了议会废黜国王的时候，退也没有用了

再就是出逃，他尝试了，如果出逃成功，基本上能保住性命，但他被抓住了。

在革命的最初阶段，议会只是想剥夺国王的权力，他退位有幼子接班，议会直接成为国家主宰，就不会进一步要杀他的头；而且这以后，他就失掉了作为反革命集团领袖的位置，相对就安全了

但是，双方激烈对峙的时候，想退谈何容易，搞不好宫廷集团会宣布他“发疯"的——和他同时期的英王乔治三世就“发疯”了：

乔治三世统治期间，他曾经有过5次精神错乱，出现了跛足、声音沙哑、剧烈腹部和肢体疼痛、脉搏跳动加快、失眠等症状。相伴而来的是行为古怪异常，他曾经袭击自己的儿子，最终人们不得不给他穿上紧身衣，强行铐在椅子上，强制他服用鸡尾酒药物接受治疗。

1811-1820年间，英国由威尔士亲王（后来的乔治四世）摄政，当时的乔治三世已经处于“永久性精神失常的狀態”

当然乔治三世应该是真的疯了，据说后来检查认为有可能是慢性砷中毒

国王之子又有一个专有名词---Fils de France,法兰西之子.

这二位是国王最大的弟弟,在宫廷里面被成为Monsieur,在大仲马的小说里,被翻译成皇太弟.

二位生活在同一时代,为了区别,叔叔是la Grand Monsieur,侄子是la Petit Monsieur.

但是不管大小,Monsieur本来就比第一亲王更尊贵,完全没有必要替换头衔.

菲利普2不是Monsieur了,他是路易十三的孙子,Petit-fils de France,作为法兰西之孙本来也有个尊号Monseigneur,其实也高于第一亲王.对于菲利普2,换不换也无所谓,但他的后代不再是王子王孙了,第一亲王的头衔还是很值钱的.

正巧,1709年死的那个孔代亲王的继承人是个疯子(新的孔代亲王比父亲多活了一年),登不得大雅之堂,就顺理成章地把手续给办了.

至于继承权,这些Monsieur, Monseigneur一出生就排在孔代家前面,叫第一亲王不说明他们有优先权.

“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密特朗的话，颇有些道理。

套用史书描述李后主的话，路易十六“性宽恕，威令不素著”，也就是本质挺好的，但没啥本事，也推动不了啥事情。这个含着银汤匙出生的王子，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既没有黎塞留、马扎然那样的太傅，也没有孔代四世、提雷纳那样的打手，如果太平时节，没准能做个庸碌天子安度一生，偏偏赶上最风云激荡的年代，只能成为命运的祭品。

还是立宪后才丧失了封爵资格

或者啥时候限制变严了？

这些爵爷起源于罗马帝国崩溃和蛮族入侵。

古罗马只有元老没有贵族，自己躲在罗马享受，把庄园交给“庄头”做代理人。蛮族入侵后中央政府消失，各地的庄头和庄园结合起来成为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单元。蛮族入侵后吸收了这种社会形式，和当地的地头蛇建立联盟关系，给予对方在庄园中的特权以换取对方的军事效忠。这就是最初的封建关系，所以最初的封建主都是地头蛇和定居下来的外来军事入侵者。像公爵、侯爵、伯爵最初都是军事职务，后来才变成世袭头衔。但封地始终都是军事单元，要提供一定比例的军事力量。

封爵以这些地理单元为基础的，所以封地和爵位是一一对应的，有土斯有爵，有爵必有土。像法国国王可以一个一个的合并封地，给自己加上一个又一个的爵位，但却不能把两个封地合成一个。实际上封建并不只限于五等，骑士以上都是封建主，罗马神圣帝国以内有大大小小几千个封建主，就连富农也可以自称封建主。

到了1500年蛮族的军事政府彻底结束，各个封建主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固定下来。这时欧洲基本上已经被大大小小的贵族占满了，整个封-建过程就结束了，这时出现了贵族的清单和世系表。产生新贵族的可能不复存在。封爵在老贵族手里转来转去，象法王就在几个王室之间转，其实原先都是贵族。

中央集权和民族国家的出现压制了贵族。尤其是贵族失去了军事垄断地位后，庄园经济也转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王室法庭压倒了庄园法庭，封建制逐渐失去原有地位，封地被郡县化了。尽管贵族在封底上还有特权，但是国家已经取代了其原有的地位——以前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现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这个时候的贵族，只是国王的弄臣而已。

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消解了庄园，贵族连土地都失去了。近代资产阶级趁机起来夺取老贵族的地位，通过婚姻甚至买卖来攫取爵位。这时的爵位就失去原有意义了。

我们的周初大封建相当于他们罗马那会儿蛮族地头蛇当封建主

他们这里一步步融合，加强中央集权，刚到春秋末期，那些“卿”还有爵位基本丧失地盘，还乱成一锅粥没到秦始皇大一统

我说欧洲为啥没有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啥的，敢情还没进化到那一步呢，怎么也得先有秦始皇呀

就是最后被他们弯道超车了不爽

现在我们超回来

头衔和封地一一对应的。后来的穿袍贵族呢？象巴黎高等法院的主要成员大都是原来的学法律有成的平民买来的法官职务，我想问的问题是：

1 穿袍贵族有和佩剑贵族一样的爵位头衔么，还是仅仅被称为某某爵士（我知道他们的爵位是世袭的，国王除非退还原来收到的钱，否则不得剥夺其职务）

2 以后有大功的军事统帅——对不起我只能举出英国的例子，比如约翰－丘吉尔，1682年被封为男爵，1689年拥戴威廉三世有功，进马尔巴罗伯爵，后来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威震全欧，打垮路易十四的陆军，进马尔巴罗公爵；而神罗皇帝又给他明德海姆亲王的头衔，这些爵位可全是初创的（好像没有相应的封国，但女王赐给他伍德斯托克地区封地数千英亩，赏金50万英镑，为他修建豪华的宫殿－布伦海姆宫，温斯顿丘吉尔的出生地，现在英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此外霍雷肖·纳尔逊是牧师家庭出身，其父亲埃德蒙·纳尔逊牧师（1722年－1802年）为当地的堂区牧师，所以他肯定没有爵位，第一代纳尔逊子爵的爵位也是国王创立的。

我不知道法国有没有同类的例子，但感觉建立不世殊勋的军事统帅还是可以得到国王新创爵位的特殊褒奖的（只是这样的将军特别少罢了）

但是我有一个观点：那就是西方长期处在封建制下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地方自治和民主。主楼所说，其实不只三个等级，还有国王这个重要的一极。中央集权和封建领主、资产阶级互相利用、互相斗争，资产阶级利用中央集权政府来对抗封建领主：领主不给我特许权，我就转向国王要求城市特权；而领主面临自己采邑上领民的反叛，不得不向国王低头。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又利用封建贵族对国王的仇恨推翻了国王专制。

我倒是要向主贴楼主体一个问题，是否国王的统治机器——各级地方官和大小官员，比封建贵族更倾向于国王？就像秦后大乱中的六国贵族。

和马尔罗公爵一起给予的同时有一座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