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性 ,种族和谋杀 -- texasredneck

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海婴在回忆鲁迅的书中披露了毛1957年回答说，“要么在牢里还要继续写，要么识大体不做声”。

这段对话与毛传中引用的毛谈鲁迅，是两次不同的谈话。毛传中的对话发生在1957年3月10日的北京；而海婴所述的对话发生在1957年7月7日的上海。海婴记错了对话的性质，把毛和文艺界的座谈误做同乡私聊，引发了广泛质疑。在海婴之后，黄宗英的回忆，应该让我们基本明确确有上述对话。

这段对话的原话是什么？海婴转述罗稷南的介绍说，毛的回答是“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黄宗英的回忆是“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两者的差别在于是否有“识大体”这个词。这个词是否有，也许很关键。因为，这涉及到毛如何看待鲁迅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黄是亲历，海婴是转述，但这个转述与另一个人转述的罗的回忆一致，可以看做两个亲历者不同的记忆了。

3月7日和7月7日两次谈到鲁迅，两次都谈到敢写不敢写的问题，是否两次表达的完全是一个意思呢？只是第二次比第一次回答得简短些，以致导致一部分人的误解？

其实，毛在57年多次谈到“鲁迅如果活着”，还不仅是这两次。原因就是毛推动双百方针，在党内遭到很大阻力，几乎无人响应，孤孤单单。于是，他用鲁迅的骨气来鼓励人说话，也是鼓励自己。

但是，我个人以为7月的谈话与他三月间多次谈鲁迅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其间的大变化，是他5月份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政治的方向已经由双百转向反右了。在7月7日毛谈鲁迅后两天后，毛在上海干部大会发表长篇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还是回到“鲁迅活着会怎么样”的话题，我认为毛在7月7日的回答并不是毛鲁分道扬镳，这个对话本身与3月讲话中毛对鲁的评价是一致的，但是毛3月份希望大家学鲁迅，而7月的时候毛觉得鲁迅不会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站在一起的。

当然了，7月份的这个对话如何理解至今仍是各有看法。我的观点是，毛并未审定修改过座谈会的记录，某句当场交谈有瑕疵或歧义也是难免的。毛在此前后都有对鲁迅各种尊崇，拿一个对话片段评价毛鲁关系，而不是考虑毛鲁间的总体联系和历史背景，并不能得到准确认识。

　记者：我觉得您谈文革这段经历的时候，跟我采访很多人谈文革这段经历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很多人在说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回忆起来都是所说的委屈，都是这些不公平的地方，但您回忆起来的时候，您讲了几件事都是在这个很苦难的过程当中一些，让人觉得很宽慰的事。

　　裘老：当时觉得自己做错的。我自己觉得有骄气，就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我过去要骂人的。

　　记者：过去要骂人的。什么时候您会骂人？

　　裘老：他不注意，拉钩拉得不好，文化大革命批判，我觉得比较好一点，我觉得不大好，这样骂人。

　　记者：文化大革命之后，你才改的这一点。

　　裘老：我这人很严格，他怕我的。

　　为什么文革期间让您认识到了这一点？

　　裘老：经过文化大革命，看了很多很贫困的农民，很多这个年轻病人，很多智慧很不错的，没这个机遇。一个司机一个电工，他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如果有机会做外科医生的话，他照样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

　　裘老：你要想人家尊敬你，你必须要尊敬人家，因此，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应该懂，都懂，没什么家庭背景，都一样的。

　　记者：那时候您是真正地认识到了这个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完全平等的。

　　裘老：完全平等，右派，不敢开刀，我就开刀，好多右派，都是我开刀的。就是农民我也去开刀，他们年轻人这方面差一点点。年轻人比我强，只要我的学生都比我强我就成功了。

美国的种族歧视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双重标准，黑人男性如果对白人女性有什么不恰当的举动，在南方过去就有给吊死在树上的可能（发生过很多）；但是反过来，白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的性关系虽然大家认为有些上不得台面，但却经常发生，绝不会有什么私刑，最出名就是美国国父杰斐逊也好这一口。这个双重标准就有些像网上那些骂外F的人，他们也是只骂女人，不骂男人。